史達林評傳 · 第四章　反動時期

地下革命者的個人生活總是被放在次要地位、受到抑制，然而生活繼續存在。和迪耶戈里維拉風景中的棕櫚樹一樣，愛情從沉重的石頭底下掙扎出來，迎向太陽。愛情和革命幾乎總是合為一體的。同樣的思想、同樣的鬥爭、同樣的危險以及與世隔絕的共同處境結成了強有力的紐帶。夫婦們在地下活動中碰在一起，為監獄所分離，在流放中又相互尋找，重新聚首。我們對史達林青年時代的個人生活情況知道得很少，但是由於這一點點情況為我們了解史達林這個人提供了幫助，因此更值得寶貴。 伊雷馬什維利告訴我們：「他是1903年結婚的。據他自己看來，他的婚姻是幸福的。誠然，在他自己的家裡，找不到他所鼓吹的作為新型國家基本婚姻形式的男女平等。但是，和任何其他的人分享平等權利都是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他的婚姻是幸福的，因為他的妻子的平凡的智力趕不上他，而把他當做半仙似的人物看待；而且作為一個喬治亞女人，她是在迫使婦女侍候男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中長大的。」儘管伊雷馬什維利自認為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他卻幾乎像信仰宗教似的贊成實質上使喬治亞婦女成為家庭奴隸的那種傳統。他認為柯巴的妻子和柯巴的母親卡佳具有同樣的特點。他說：「這位地道的喬治亞婦女……全心全意地關懷她丈夫的幸福。無數的夜晚，她都是在虔誠的祈禱中度過的，等待著忙於參加秘密會議的沙夏。她祈禱著，希望柯巴會拋棄得罪上帝的思想，回到勤懇勞動、安分守己的寧靜的家庭生活中來。」 從這些話里，我們不無驚異地知道，在13歲就拒絕宗教的柯巴居然娶了一個天真幼稚、虔信宗教的妻子。如果是在一個穩定的資產階級環境裡，這種情況可能不足為奇。在那種環境中，丈夫自認為是一個不可知論者，或者把參加共濟會儀式當做娛樂，而他的妻子在剛和別人通姦以後可以規規矩矩地跪在懺悔席向神父懺悔。但是在俄國革命者當中，這類事情被看得極其嚴重。他們的革命哲學的核心根本不存在貧血的不可知論，而只有戰鬥的無神論。宗教和他們經常冒著危險與之鬥爭的一切事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們怎麼能夠在個人生活中對宗教表示任何容忍呢？在早婚的勞動人民當中，可能發現不少丈夫結婚以後變成了革命者而妻子仍然固執地抱住舊的信仰不放的例子。但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也會導致戲劇性的衝突。丈夫將會對妻子保守秘密，不讓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會和妻子愈來愈疏遠。還有些例子是丈夫會把妻子爭取過來，使她贊成自己的觀點，離開她的親屬。青年工人經常抱怨，說他們很難找到不受舊的迷信束縛的女孩子。在青年學生中，選擇伴侶要容易得多。一個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個宗教信徒結婚的例子幾乎是不存在的——並不是說，關於這一點有任何規定。但是這種情況和這些人的習慣、思想和感想是不符合的。柯巴無疑是一個罕有的例外。 思想觀點的分歧似乎並沒有導致戲劇性的衝突。「這個精神上處於坐立不安狀態，感覺自己一舉一動都有人窺察，都受到沙皇秘密警察不斷監視的人，只有在自己窮苦的家裡才能找到愛情。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母親以外，他對其他所有人都充滿蔑視。」伊雷馬什維利描繪的這幅田園風味的家庭景象使人們可以得出推論，認為柯巴對自己的親密伴侶的信仰已經容忍到放縱的程度。但是，這種情況和他的專橫的性格是背道而馳的，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容忍，實際上一定是精神上漠不關心。柯巴並不希望在妻子身上找到一個可以分享他的觀點或至少是他的雄心壯志的朋友。他只需要一個百依百順、忠心耿耿的女人就滿意了。在思想觀點上，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感情和精神需要上，他是來自吉第里洛村的奧謝第亞人維佳的兒子。他對妻子的要求並不比他的父親已經從長期受苦受難的卡佳身上得到滿足的要求為多。 伊雷馬什維利在年代方面並非一貫無懈可擊，他在談個人生活時比談政治時記的年代更為可靠，但是他講的史達林結婚的日子有點令人懷疑。他說是1903年，可是柯巴於1902年4月被捕，1904年2月才從流放地回來。婚禮可能是在監獄裡舉行的。這種例子並不罕見，然而婚禮也有可能是1904年初他逃出流放地以後才舉行。如果是這樣，對於一個處於「非法」身份的人來說，在教堂舉行婚禮有一定困難，然而從當時，特別是高加索的原始方式來看，來自警察方面的障礙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柯巴是流放以後結婚的話，就可以部分地說明他在1904年政治上消極的原因。 柯巴的妻子——我們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1] ——死於1907年；據某些報道說，她是患肺炎死的。當時，兩個沙夏之間的關係已經惡化。伊雷馬什維利抱怨說：「他從此把鬥爭的矛頭針對著我們——他過去的朋友。每次開會和討論的時候，他都對我們進行最野蠻、最放肆的攻擊，到處設法散布對我們的惡感和仇恨。如果可能，他一定會用火與劍把我們連根拔掉。……但是喬治亞絕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和我們站在一起。這種情況只有使他更生氣，更惱恨。」然而喬治亞的風俗是難以改變的。儘管政治上有分歧，伊雷馬什維利在柯巴的妻子去世的時候仍然去看他，對他表示安慰。伊雷馬什維利寫道：「他十分鬱鬱不樂，但是用友好的態度接待我，和往昔的情況一樣，這個冷酷的人面容蒼白，反映出他忠實的生活伴侶的死給他帶來的深心的痛楚。他情感上的苦痛……一定很深刻，歷時很久，因為他已無法對外人掩蓋了。」 死者的葬禮是完全按照東正教規定的儀式舉行的，她的親屬堅持要這麼辦，柯巴也沒有反對。伊雷馬什維利告訴我們：「當人數不多的送葬行列到達墓園門口時，柯巴緊緊握住我的手，指著棺材說道，『沙夏，這個人使我的鐵石心腸也變軟了，她死了，而我對整個人類的最後一點溫暖的感情也隨她一起死去了。』他用右手按著心口說，『整個心裡都如此寂寞，說不出的寂寞！』」這些話可能使人感覺悲傷中帶有戲劇性，顯得矯揉造作，然而也可能是真的，因為這裡指的是一個第一次遭受深心痛苦打擊的青年人，而且我們將來還會在史達林身上發現同樣的喜歡故意做出沉痛樣子的傾向——這是性情嚴厲的人當中並不少見的特點。他表達感情的笨拙方式則是正教中學練習講道時遺留下的影響。 柯巴的妻子給他留下了一個漂亮柔弱的小男孩。在1919年至1920年期間，這個男孩在提比里西中學念書，伊雷馬什維利在那所學校當教員。不久以後，他父親就把雅沙轉到莫斯科去了，將來我們在克里姆林宮還會碰到他的。這就是我們知道的關於這次婚姻的全部情況。從時間上說，這次婚姻（1903年至1907年）和第一次革命的時間正好吻合。這種吻合併非偶然：革命者個人生活的節奏總是和偉大事件的節奏十分密切地糾纏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偶然的吻合。 伊雷馬什維利堅決地說：「從埋葬妻子那一天開始，他就失去了最後一點點人的感情，他的心裡充滿了無法描述的惡毒的仇恨——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的殘暴的父親就使他開始產生這種仇恨了。他帶著嘲弄地壓制自己內心的衝動，這種衝動愈來愈少出現。他對自己冷酷無情，對所有的人也都冷酷無情。」這就是他在反動時期的情況。在此期間，反動勢力已在全國展開攻勢。 90年代後半期間開始的群眾罷工意味著革命已經臨近，但是每年罷工人數平均還不到5萬。1905年，這個數字激增到275萬，1906年減少到100萬，1907年減少到75萬，包括重複罷工的數字在內。這就是三年革命期間的數字。世界上過去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罷工浪潮！反動時期開始於1908年，罷工人數立刻下降到17.4萬；1909年減少到6.4萬；1910年更減少到5萬。但是，當無產階級正在迅速緊縮自己的隊伍的時候，被他們喚醒的農民不僅繼續進攻，而且還加強了自己的攻勢。在第一屆杜馬存在的幾個月期間，破壞地主田莊的事件特別普遍，出現了軍隊譁變的浪潮。在1906年7月斯維阿波爾格和喀琅施塔得起義的企圖被鎮壓下去以後，沙皇政府的膽量更壯了。它建立了軍事法庭，並且在參議院幫助下使選舉法歸於無效。但是它並沒有得到它希望得到的結果。第二屆杜馬結果比第一屆杜馬更激進。 1907年2月，列寧用下面這段話說明了俄國政治局勢的特點：「最野蠻最無恥……，選舉法在全歐洲最反動，而最落後國家的人民代表機關的成員卻是歐洲最革命的！」 [2]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發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劇烈更明顯的革命危機。」 [3] 這個結論後來證明是錯誤的。儘管革命還有力量97影響沙皇的冒牌議會制度，但是革命已經支離破碎了。它引起的動盪愈來愈微弱。 社會民主黨也經歷著類似的過程。黨員人數繼續在增加，但是黨對群眾的影響縮小了。一年以前10個社會民主黨人就能領導許多工人走上街頭，現在100個社會民主黨人也帶不動那麼多工人了。作為一個統一的歷史過程——一般來說，作為具有繼續存在價值的演變——的革命運動的各個不同的方面在內容上或行動上並不是一致的，也不是協調的。不僅工人，而且連小資產階級在被沙皇政權打敗以後，也企圖在公開的鬥爭中用投左派的票的辦法來進行報復，但是他們已經不能進行一場新的起義了。失去了蘇維埃的機構並且失去了同群眾的直接聯繫——群眾已經迅速陷入心情黯淡、漠不關心的狀態——比較積極的工人們感覺需要有一個革命的黨。因此，這一次，杜馬的向左轉和社會民主黨的擴大是革命走下坡路的徵兆，而不是革命高漲的徵兆。 毫無疑問，列寧甚至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承認有這種可能性。不過，在經驗最後證明以前，他仍然以革命的預測作為自己政策的基礎，這就是這位戰略家的根本守則。他在1906年10月寫道：「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應當第一個站在最堅決的、最直接的鬥爭道路上，應當最後一個採取較為迂迴的鬥爭方式。」 [4] 直接鬥爭包括遊行示威、罷工、總罷工和警察衝突以及起義。迂迴的方式是利用合法機會，包括議會制度，來動員力量。這種戰略必須意味著這樣的危險：在採取戰鬥性的手段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再具備時，仍舊採取戰鬥性的手段。然而在革命政黨的天平上，戰術上的危險遠小於在戰略上趕不上發展以及看不見革命形勢的危險。 1907年5月在倫敦舉行的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以參加人數之多著稱。在「社會主義的」教堂大廳里，有302名有投票權的代表（每500個黨員選出一個代表），50個左右的有發言權的代表，還有不少客人。在代表當中，90人是布爾什維克，85人是孟什維克，民族代表團站在這兩派的「中間」。在上一次代表大會上，出席的代表是1.3萬個布爾什維克和1.8萬個孟什維克選舉出來的（每300百個黨員選1名代表）。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和倫敦代表大會之間的12個月裡，黨在俄國的黨員從3.1萬人增加到7.7萬人，即增加了一倍半。派別鬥爭愈激烈，數字必須愈誇大。但是，無疑的是，先進工人們在這一年裡的確不斷入黨。與此同時，左翼以比它的對手迅速得多的速度壯大起來。在1905年的蘇維埃里，孟什維克占著優勢，布爾什維克處在微弱的少數地位。1906年初，兩派在聖彼得堡的力量大約不相上下。在第一屆杜馬和第二屆杜馬之間的間歇時期，布爾什維克開始領先。到第二屆杜馬召開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先進工人中取得完全的控制地位。從通過的決議的性質判斷，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是孟什維克的大會，而倫敦代表大會則是布爾什維克的大會。 黨向左轉的趨勢受到當局的密切注意。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警察廳曾經對它的地方機構解釋說：「處在目前這種思想狀況的孟什維克集團所能帶來的危險不像布爾什維克所能帶來的危險那麼嚴重。」關於代表大會的進程，警察廳的一個外國代理人在例行報告中有下列評語：「討論過程中發言為極端革命觀點辯護的有斯坦尼斯拉夫（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波克羅夫斯基（布爾什維克）、提斯科（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為機會主義觀點辯護的有馬爾托夫和普列漢諾夫（孟什維克領袖）。」Okhrana [5] 的這個特務接著說：「情況清楚說明，社會民主黨人正趨向於採取革命的鬥爭手段……由於杜馬而得到發展的孟什維克，當杜馬表現無能的時候就衰落下去，使布爾什維克，或者毋寧說是使極端革命傾向得到充分發展的餘地。」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內部情緒的轉變遠較複雜和不一致。因此，當先鋒隊受到自己的經驗的鼓舞而向左轉的時候，由於失敗而灰心喪氣的群眾卻向右轉了。反動的氣息已經籠罩在代表大會頭上。列寧在5月12日的會議上說：「我們革命正處在困難時期，需要有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政黨那種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才能頂住懷疑、消極、冷淡和不願意鬥爭的情緒。」 [6] 有一個法國傳記家寫道：「史達林在倫敦第一次遇見托洛茨基，但是後者幾乎沒有注意他，彼得堡蘇維埃的領袖不是那種對人一見如故或者不需要真正情投意合就可以混得很熟的那一種人。」無論這種說法是對還是不對，事實上我最初是從蘇瓦里納的書上知道柯巴出席過倫敦代表大會，後來才從正式記錄中得到證實。和在斯德哥爾摩一樣，伊萬諾維奇不是302名擁有投票權的代表之一，而是作為僅有發言權的42名代表之一參加大會的。布爾什維主義在喬治亞的力量還如此薄弱，以至柯巴在整個提比里西還搜羅不到必要的500票！伊雷馬什維利寫道：「甚至在柯巴和我的故鄉哥里，連一個布爾什維克也沒有。」在代表大會辯論過程中，柯巴的競爭對手、高加索主要布爾什維克之一和未來的中央委員邵武勉 [7] 證實，孟什維克在高加索處於完全支配地位。他抱怨說：「高加索孟什維克充分利用他們在高加索的壓倒多數和正式的統治地位，盡一切努力阻止布爾什維克當選。」在同一個邵武勉和伊萬諾維奇簽署的聲明中，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高加索的孟什維克組織幾乎全部是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組成的。」在高加索1.8萬名黨員中，工人不超過6000人；但是，甚至大多數工人也追隨孟什維克。 柯巴被指派為一個僅僅具有發言權的代表，這件事還引起一個不是沒有辛辣諷刺意味的插曲。在代表大會輪到列寧擔任主席的時候，他建議不加討論地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決議，這個決議建議給四名代表以發言權，其中包括伊萬諾維奇。毫不倦怠的馬爾托夫在他的座位上喊道：「我希望知道得到發言權的人是誰，這些傢伙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等等。」列寧回答說：「我的確不知道，但是代表大會可以信賴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一致意見。」馬爾托夫可能已經擁有關於伊萬諾維奇的歷史的特殊性質的某些秘密情報——這一點我們以後要比較充分地談到——而且正因為這個原因，列寧才趕忙提到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一致意見，藉以結束這個不祥的暗示。無論如何，馬爾托夫認為，把「這些傢伙」當做微不足道的人是適當的，所以他才問道「他們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等等，而列寧不但沒有反對這種提法，而且證實了它。在1907年，不僅在普通黨員中，甚至在出席代表大會的300名代表中，史達林也還是一個完全不見經傳的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決議是通過了，但許多代表沒有投票。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柯巴一次也沒有利用過給予他的發言權。代表大會開了將近3個星期，討論極為廣泛和充分，發言人數很多，然而伊萬諾維奇的名字一次也沒有出現，他的簽名也只出現過兩次，這是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關於他們和當地孟什維克的衝突的兩個簡短的聲明。甚至在這兩個聲明上，他的簽名也排在第三位。此外，他在代表大會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為了充分了解這種情況的意義，必須了解代表大會幕後活動情況。在正式會議休會期間，各個派別和民族組織都分別開會，制定自己的行動路線和指定自己的發言人。由此可知，在3個星期的辯論中，一切比較令人注意的黨員都參加了辯論，然而布爾什維克派並不覺得應當委託伊萬諾維奇發一次言。 在代表大會最後幾次會議過程中，有一次會快開完的時候，彼得堡一個年輕的代表發言了，所有的人都匆匆離開自己的座位，幾乎沒有人聽他講話，演說者不得不站到椅子上去，以便吸引大家注意。但是，儘管存在這些極為不利的情況，他還是終於設法把愈來愈多的代表吸引到他周圍來，不久以後會場就安靜下來了。這次演說使這個初出茅廬的人成了中央委員會委員。註定只能一語不發的伊萬諾維奇對這位年輕的新來者——季諾維也夫當時只有25歲——的成就可能並不同情，然而決非毫無妒忌的。任何人都絲毫沒有注意到這位沒有利用自己的發言權的雄心勃勃的高加索人。出席代表大會的一個普通代表，屬於布爾什維克的岡杜林在回憶錄中寫道：「休會期間，我們通常都圍住這個或那個重要工作人員，向他提出一大堆問題。」在代表當中，岡杜林提到李維諾夫、伏羅希洛夫、托姆斯基和當時還不大出名的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提到史達林。然而他的回憶錄是1931年寫的，當時，要忘掉史達林比記住他要困難得多。 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有麥什科夫斯基、羅日柯夫、泰奧多羅維奇和諾根。候補委員有列寧、波格丹諾夫、克拉辛、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尚切爾、薩麥爾、列切曾、塔拉圖塔和阿·斯米爾諾夫。這一派最卓越的領導人被選為候補委員是為了把能夠在俄國國內工作的人放在最前線。但是伊萬諾維奇既不是委員也不是候補委員。如果用孟什維克玩弄陰謀詭計作為理由來說明這一點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候選人是各派自行挑選的。選入中央委員會的某些布爾什維克，像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塔拉圖塔和阿·斯米爾諾夫同伊萬諾維奇屬於一代，實際年齡甚至比他還小。 代表大會閉幕以後，布爾什維克派在他們的最後一次會議上選舉了一個秘密的布爾什維克中心，即所謂「B.C.」 [8] ，共有15名委員，其中有當時的以及後來的理論家和「文人」，例如列寧、波格丹諾夫、波克羅夫斯基、羅日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還有最卓越的組織工作者，例如克拉辛、李可夫、杜勃洛文斯基、諾根等等。伊萬諾維奇也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這件事的意義十分清楚。史達林並不是全黨知名的，所以他不可能成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另一個障礙——讓我們暫時承認這一點——在於高加索的孟什維克對他特別仇恨。但是，倘若他在自己派別內部具有任何重要性和影響的話，他一定會成為布爾什維克中心的成員，因為這個中心迫切需要在高加索有一個權威性的代表。伊萬諾維奇本人一定夢想在布爾什維克中心得到一席地位，但是結果並沒有找到任何地位。 從這一切情況來看，柯巴究竟為什麼到倫敦去呢？他既不能以擁有投票權的代表資格舉手，也不需要他來發言。他在布爾什維克派的秘密會議上顯然也沒有起任何作用。如果說他此行完全出於好奇——見見世面——是不可想像的。他一定擔負著另外的任務。究竟是什麼任務呢？ 代表大會於5月19日結束。早在6月1日，斯托雷平首相就對杜馬提出挑戰，要求杜馬立刻開除55名社會民主黨議員，並准予逮捕其中16名。警察不待杜馬授權就在6月2日晚上進行了逮捕。6月3日，杜馬宣布閉會。政府在這次改組的過程中頒布了新的選舉法。全國各地同時發生了經過事先仔細策劃安排的大規模逮捕。被捕入獄的有鐵路工人，這是為了預防總罷工。黑海艦隊和基輔一個團企圖譁變，也以失敗告終，專制政權勝利了。當斯托雷平照鏡子的時候，他看到了聖喬治勝利勳章的影子。 革命的明顯瓦解給黨以及布爾什維克派本身都帶來了幾次新的危機。布爾什維克絕大多數採取了抵制的立場。這幾乎是對政府暴力行為的本能的反應，然而同時也是企圖用激烈的姿態掩飾自己的無能。列寧在開過代表大會以後在芬蘭休息的時候，仔細考慮了這個問題的一切方面，結果決定堅決反對抵制。他在自己派別中的處境變得相當困難了，從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轉入枯燥乏味的平凡工作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馬爾托夫寫道：「除了列寧和羅日柯夫，布爾什維克派的一切卓越代表（波格丹諾夫、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沃爾斯基等等）都贊成抵制。」這段引語令人感興趣的部分原因在於，它不僅把盧那察爾斯基，而且把久已被人遺忘的沃爾斯基都包括在「卓越代表」之內，但是沒有提史達林。1924年，當莫斯科官方歷史雜誌重新發表馬爾托夫的證詞時，編輯部還沒有想到對史達林投票的情況表示什麼興趣。 然而柯巴是屬於抵制派的，誠然，關於這個問題的直接證據來自孟什維克，然而在直接證據以外，還有一點最令人信服的間接證據，關於史達林在第三屆杜馬選舉問題上的立場，現在的官方歷史學家當中沒有任何人說過任何一句話。革命後不久出版了一本題為《關於抵制第三屆杜馬》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裡，列寧是為參加投票辯護的，而加米涅夫則提出了抵制的觀點。由於在1907年任何人都沒有想到要柯巴出面寫文章，因此他更容易隱蔽自己的觀點。老布爾什維克皮里耶科回憶說，抵制派曾經「譴責列寧同志具有孟什維克思想」。柯巴在自己親密的圈子裡也是不落人後的，他會用喬治亞語和俄語說些十分刻薄的話。對這一點沒有理由加以懷疑。至於列寧，他要求自己一派的人敢於而且善於面對現實。「抵制是向舊政權的直接宣戰，是向舊政權的直接衝擊。沒有廣泛的革命高潮……就根本談不上抵制的成功。」 [9] 很久以後，在1920年，列寧寫道，布爾什維克在1906年抵制杜馬「是錯誤的」 [10] 。其所以錯誤是因為十二月起義失敗以後，不可能期望在短時期內發動革命進攻；因此，拒絕利用杜馬的講壇來動員革命隊伍是愚蠢的。 7月間在芬蘭召開的黨的會議上，除列寧外，所有九個布爾什維克代表都贊成抵制。伊萬諾維奇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抵制派以波格丹諾夫作為發言人。在是否參加投票的問題上，決議是肯定的。這個決議，唐恩寫道，是「孟什維克、崩得分子、波蘭代表，一名拉脫維亞代表和一名布爾什維克」聯合投票通過的。這「一名布爾什維克」就是列寧。克魯普斯卡婭追敘說：「在一座避暑的小別墅里，伊里奇熱烈地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克拉辛騎著腳踏車來，在窗口停了一會兒，仔細聽伊里奇講話。然後，他沒有進屋子就若有所思地走開了……」克拉辛離開窗口一去就是十餘年，直到十月革命以後才回到黨內來，而且甚至在那個時候也不是立即回來的。在新的教訓的影響下，布爾什維克逐漸轉到列寧的立場上來，雖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轉過來——我們以後就會知道。柯巴不聲不響地也拒絕了抵制主義，他在高加索發表的贊成抵制的文章和演說都被慷慨地置諸腦後了。 11月1日，第三屆杜馬開始了自己的可恥的活動，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事先就得到可以在杜馬中占多數的保證，接著就開始了「革新後的俄國」的生活中最陰暗的時期。工人組織被解散了，革命報刊遭到扼殺，軍事討伐和軍事法庭接踵而至。但是比外來的打擊更可怕的是內部的反應：脫黨達到很大的規模；知識分子拋棄政治，去研究科學、藝術、宗教和充滿色情的神秘主義。使這種圖景更為刺目的是自殺之風盛極一時。社會對一切事物，首先對革命政黨及其領袖作出了新的評價。情緒的驟變在警察廳的檔案中得到了鮮明的反映。警察廳檢查可疑信件，從而把最令人感興趣的信保存下來，成為歷史檔案。 列寧在日內瓦接到一封彼得堡來信，信上說：「從上到下是一片沉默，但是下面的沉默是有問題的。在這種沉默的外表下面隱藏著將使人們大聲號叫的憤怒，因為他們必須號叫。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也承受了這種憤怒的鋒芒……」有一個名叫札哈羅夫的人給他在敖德薩的朋友寫信說：「我們對我們過去一直非常尊敬的那些人絕對喪失了信心。……請想一想，托洛茨基在1905年底曾經一本正經地說政治革命已經取得輝煌的勝利，接著立刻就要開始社會革命！……布爾什維克鼓吹得天花亂墜的武裝起義策略又怎樣啦？……實在的，我對我們的領袖們和一切所謂革命知識分子完全喪失了信心。」自由派和激進派的報刊對失敗者也毫不容情地加以諷刺。 黨的中央機構再一次轉移到國外，它從地方組織收到的消息同樣令人信服地表明革命已經瓦解。甚至在苦役監獄裡，參加過起義和恐怖行為的男女英雄們也仇恨自己的過去。他們使用「黨」、「同志」和「社會主義」這些字眼的時候完全出於諷刺。 脫黨的不僅是知識分子，以及那些朝秦暮楚、把運動當著暫時歇足的客棧的人，甚至還有許多年來一直是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先進工人。在工人階級的落後部分，信仰宗教以及酗酒、賭博等等傾向日益增加。力圖使自己的個人地位、文化地位和經濟地位超過和自己一夥的工人群眾的個人主義者開始決定上層的風氣。孟什維克從這些人數很少的工人貴族階層中找到了支持。這些工人貴族大多數是五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間階層的工人在革命中養成了閱讀報紙的習慣，他們表現得更穩定。但是，在知識分子領導下進入政治生活以後，現在忽然要獨自行動，他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猶豫不決。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拋棄了革命，誠然，不願意投降的革命者碰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一個秘密組織需要周圍有人同情，需要不斷補充後備力量。在頹廢的氣氛中，遵守秘密工作必需的規定和保持革命聯繫不僅是困難的，而且幾乎不可能。「地下工作若斷若續。1909年，在頓河上的羅斯托夫、莫斯科、秋明、彼得堡，黨的印刷所遭到了襲擊……」遭到襲擊的還有其他地方的印刷所，「彼得堡、別洛斯托克和莫斯科儲藏的宣言傳單，中央委員會在彼得堡的檔案。在所有這些逮捕中，黨都損失了優秀的工作者」。這是退伍憲兵將軍斯皮里多維奇的話。他幾乎是用一種痛苦的口吻講這一段話的。 1909年初，克魯普斯卡婭用隱形墨水給敖德薩寫信說：「我們根本沒有人了，都分散在監獄裡和流放地去了。」憲兵使隱寫的信顯了出來，從而把更多的人投入了監獄。革命隊伍的人數稀少，從而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委員會的水平。由於挑選得不夠，使特務有可能竊據地下組織的領導地位。挑撥者動一動指頭就可以使任何妨礙他往上爬的革命者遭到逮捕。從組織中清除可疑分子的嘗試立刻會引起大規模逮捕。懷疑和互相不信任的氣氛使一切主動性遭到挫折。經過一連串計劃周密的逮捕以後，挑撥者庫庫什金在1910年初成為莫斯科地區組織的領袖。有一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寫道：「沙皇暗探局的理想正在實現。所有的莫斯科組織的領袖都是特務。」彼得堡的情況好不了多少：「領導機構似乎已經完全被擊潰，沒有辦法能夠使它恢復起來。特務的滲入蠶食了我們的要害部門。組織垮台了……」在1909年，俄國還有五六個積極活動的組織；但是，這些組織不久也都無所作為了。1908年底，莫斯科地區組織的成員多達500人，第二年年中就減少到250人，半年後又減少到150人，1910年，這個組織就不再存在了。 前杜馬議員薩莫伊洛夫談到直到不久以前還是相當有影響的、積極活動的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組織在1910年初垮台的情況。緊接著，工會組織也銷聲匿跡，被黑幫集團取而代之。在紡織工廠里，革命前實行的制度逐漸捲土重來。這意味著降低工資、嚴厲的懲罰、開除等等。「保住了飯碗的工人沉默地忍受著。」但是，恢復舊有秩序是不可能的。列寧在國外引用了工人寫來的信，信上談到廠主又在壓迫和迫害工人的情況時說道：「等一等吧，1905年又會到來的！」 [11] 除了來自上面的恐怖以外，還有來自下層的恐怖。已被擊潰的起義者〔的鬥爭〕在長期內以分散的地區性爆炸、游擊隊襲擊、集體和個人恐怖行為等形式時起時伏地繼續著。關於恐怖行為的統計數字很清楚地說明了革命發展的趨勢。1905年有233人被暗殺，1906年有768人，1907年有1231人。受傷的人數在比例上多少有些不同，因為恐怖分子正在成為較好的槍手。恐怖的浪潮在1907年達到頂峰。有一個自由主義的觀察家寫道，「有些日子，除了好幾起重大恐怖行為以外，同時還發生幾十起暗殺和企圖暗殺低級官員的次要事件……所有城市都建立了炸彈工廠，有些不慎的製造者被自己造的炸彈炸死了……」等等。克拉辛的鍊金術 [12] 廣泛地流行起來。 整個說來，從1905年到1907年這3年以恐怖行為和罷工特別著稱。但是，恐怖行為和罷工的統計記錄有顯著的差別：罷工人數逐年迅速下降，而恐怖行為的次數則以同樣的速度上升。很清楚，隨著群眾運動的衰退，個人恐怖行動增加了。然而恐怖行為不可能毫無止境地加強。在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樣，革命帶來的動力必然會消耗掉。的確，1907年還發生了1231起暗殺案，1908年就減少到400起，1909年減少到100起左右。此外，受傷未死者的百分比的增加也說明，現在的槍擊事件是未經訓練的外行乾的，主要是沒有經驗的青年人幹的。 在高加索，攔路搶劫和流血械鬥的浪漫傳統還很盛行，有許多膽大包天的游擊活動老手。在1905年到1907年，即第一次革命時期，僅在外高加索就發生各種恐怖行為1000多起。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戰鬥隊在烏拉爾地區，波蘭社會黨旗幟下的戰鬥隊在波蘭都大肆活動。1906年8月2日，幾十個警察和士兵在華沙和其他波蘭城市街頭被暗殺。根據他們領導人的解釋，這些攻擊的目的是「鼓舞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這些領導人的領袖是約瑟夫·皮爾蘇德斯基，波蘭未來的「解放者」和壓迫者。列寧在評論華沙事件時寫道：「我們建議我們黨所有的大量的戰鬥小組不再無所作為，要採取一系列的游擊活動……」 [13] 斯皮里多維奇將軍的評語是：「儘管〔孟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採取了反對的行動，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這些呼籲不是毫無效果的。」 在恐怖分子和警察的流血衝突中，錢是一個重要問題。錢是一切戰爭賴以支持的東西，包括內戰在內。在1905年立憲宣言發表以前，革命運動主要從自由資產階級和激進知識分子那裡得到資助，布爾什維克的情況也是如此。當時，自由主義反對派認為布爾什維克不過是比較大膽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但是當資產階級把希望轉到未來的杜馬上面去的時候，他們開始把革命者看做是妨礙他們和專制政府取得協議的障礙。陣線的變化使革命在財政方面受到有力的打擊，關廠和失業使來自工人的錢也停止了。在此期間，革命組織已經建立龐大的政治機構，有自己的印刷所、出版社、專業鼓動人員，最後還有不斷需要武器供應的戰鬥小組。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用武力奪取金錢以外，就無法繼續拿資金供給革命。第一步幾乎照例是下面發起的。最初的沒收活動進行得比較和平，沒收者和被沒收的機構的雇員之間常常存在默契。有一個故事說：納傑日達保險公司的辦事員給猶豫不決的沒收者打氣說：「甭發愁，同志們！」但是這個牧歌似的時期沒有繼續多久。繼資產階級之後，知識分子，包括這些銀行辦事員，也離開了革命；警察措施更加嚴峻起來。雙方死傷人數都增加了。「戰鬥組織」失去了支持和同情，迅速煙消雲散，或者同樣迅速地四分五裂了。 前面已經提到的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紡織工人選出的前杜馬議員薩莫伊洛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典型地說明了即使是最有紀律的隊伍也已經墮落變質的情況。原來是「按照黨中央指示」辦事的這支隊伍在1906年下半年開始「做壞事」。這支隊伍從一家工廠里偷到了錢（在這個過程中打死了出納員），只把一部分交給了黨。這時，黨委斷然拒絕接受，並且對戰士提出了譴責。但是為時已晚，戰鬥隊伍迅速蛻化變質，不久以後就墮落到「像最普通的土匪一樣進行搶劫」的程度。經常腰纏巨資的戰士們開始大吃大喝，並常常在大吃大喝時落入警察手中。這樣一來，整個戰鬥隊伍逐漸遭到可恥的結局。不過，薩莫伊洛夫寫道：「我們必須承認，這支隊伍中有不少……忠實於革命事業的真正忠誠的同志，有些人的心是冰清玉潔的……」 戰鬥組織原來的目的是領導起義的群眾，訓練他們使用武器，使他們懂得如何給予敵人以最沉重的打擊。列寧是這方面的主要理論家——如果不是唯一的理論家的話。十二月起義被粉碎以後出現的新問題是：對這些戰鬥組織如何處理？列寧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時帶去了一個決議草案。這個草案一方面對游擊活動作出了應有的評價，認為這種活動是十二月起義的必然繼續，而且是即將到來的對沙皇制度大舉進攻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同時主張「在黨的控制下」進行所謂沒收資金的活動。但是在自己內部分歧的壓力下，布爾什維克撤銷了他們這個決議。孟什維克的決議在20票棄權的情況下以64票對4票的多數得到通過。這個決議完全禁止「沒收」私人和私有機構的財產，同時規定只有在某一地區已經建立革命政府機構的情況下才容許奪取國家財產；這就是說，只有在和群眾起義直接有關的情況下才容許這樣做。棄權或投反對票的24名代表是在布爾什維克派中占半數的毫不妥協的列寧主義者。 列寧在印發的關於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內容廣泛的報告中完全避免提到關於武裝活動的決議，理由是討論時他不在場，「而且，這個問題也不是什麼原則問題」 [14] 。列寧的不在場不大可能出於偶然：他不過是不願意束縛自己的手腳而已。同樣地，在一年以後舉行的倫敦代表大會上，列寧作為主席不能不出席關於沒收問題的討論。但是，儘管孟什維克代表席上提出了狂暴的抗議，他沒有投票。倫敦代表大會的決議完全禁止沒收，並且下令解散黨的「戰鬥組織」。 當然，這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問題。一切階級和一切政黨都不是從聖經戒律的觀點，而是從對它所代表的歷史利益是否有利的角度來看待暗殺問題的。當教皇和他的紅衣主教們為佛朗哥的武力祝福時，沒有任何保守派政治家建議把他們關起來按煽動謀殺治罪。當涉及的暴力是革命暴力時，御用的道學家就會出來反對暴力。相反地，一切真正為反對階級壓迫而鬥爭的人必須承認革命，一切承認革命的人也同時承認內戰。歸根到底，「游擊鬥爭是……國內戰爭中兩『大戰役』間的一段較長的間隔時期內不可避免的一種鬥爭形式」 [15] 。〔列寧〕從階級鬥爭的總原則的觀點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難於駁斥的。分歧來自對具體歷史環境的估計。在內戰中，如果兩次大搏鬥之間有兩三個月的間歇時期，這段間歇時期必然充滿對敵人的游擊鬥爭。但是，如果「間歇時期」長達數年之久，游擊戰就不再是新的戰鬥的準備，而僅僅是失敗後的痙攣。當然，要決定一個分界點是不容易的。 抵制問題和游擊活動問題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抵制代議機構只有在群眾運動強大到足以推翻這些代議機構或可以不予理睬的時候才是可以容許的，但是當群眾正退卻的時候，抵制的策略就失去了革命的意義。列寧比別人更了解這一點，而且闡述得更清楚。早在1906年，他就否定了對杜馬的抵制，1907年6月3日政變 [16] 以後，列寧之所以帶頭對抵制派進行堅決鬥爭，正是因為高潮已經轉入低潮。不言而喻，在甚至有必要利用沙皇的「議會制度」作為戰場為動員群眾進行準備的時候，游擊活動已經變成了純粹的無政府主義。在內戰頂點，游擊活動加強了並促進了群眾運動；在反動時期，游擊活動企圖取代群眾運動的地位，但是事實上僅僅使黨處於狼狽的境地，加速了黨的瓦解。列寧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戰友之一奧里明斯基從蘇維埃時代的觀點對這個時期作了批判性的描繪。他寫道：「不少優秀青年被絞死，另外一些人墮落了，還有一些人對革命失望了。同時，一般人開始把革命者和普通土匪混為一談。後來，當革命的工人運動開始重整旗鼓的時候，在付出的『代表』最多的城市裡，恢復得最慢。（我也許可以拿巴庫和薩拉托夫作為例子。）」讓我們記住：這裡提到了巴庫。 在第一次革命的幾年時間裡，柯巴的革命活動整個加起來似乎也如此微不足道，使人不能不產生疑問：難道就只有這麼多嗎？在把他拋在一邊的事件的旋渦中，他不可能沒有尋找過能夠表現自己的才幹的行動手段。柯巴曾經參加恐怖行為和沒收活動是無可懷疑的。然而，這種參與屬於什麼性質卻難以肯定。 斯皮里多維奇寫道：「戰鬥活動……的主要鼓舞者和總的監督者……是列寧本人，他得到和他很接近的心腹人士的協助。」這些人是誰呢？戰爭爆發後成為揭露布爾什維克的專家的前布爾什維克阿列克辛斯基在國外報刊上寫道，中央委員會內部有一個「小的委員會，其存在不僅瞞過了沙皇警察的眼睛，而且瞞過了黨員的眼睛。由列寧、克拉辛和一個第三者組成的這個小委員會……特別注意黨的財政問題」。阿列克辛斯基所謂注意財政問題是指領導沒收活動。那位沒有指明的「第三者」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博物學家、醫學家、經濟學家兼哲學家波格丹諾夫。阿列克辛斯基沒有理由對史達林參加戰鬥活動的事保持沉默。他對這件事隻字不提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在那些年代裡不僅和布爾什維克中央非常親密，而且和史達林也保持著接觸。這個揭人隱私的人照例總是說的比他知道的更多。 《列寧全集》注釋中關於克拉辛是這樣說的：〔他〕「領導了中央委員會的戰鬥業務局」。克魯普斯卡婭則寫道：「黨員們現在都知道了克拉辛在1905年革命時期在武裝戰鬥人員、監督炸藥的生產等等方面進行的重要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毫不聲張地、秘密地進行的，然而在這個事業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工作，並且從那以後一直很珍視他。」第一次革命時期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沃依廷斯基寫道：「我有一個明確的印象，尼基季奇〔克拉辛〕是布爾什維克組織中受到列寧真正尊敬和完全信任的唯一的人。」誠然，克拉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堡。但是，如果柯巴在高加索領導著類似的活動，克拉辛、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克魯普斯卡婭對史達林在黨的戰鬥活動中的作用絲毫沒有談，雖然她為了表示自己的忠誠，總是儘量設法多提史達林的名字。 1938年7月3日，莫斯科《真理報》十分出人意料地宣布說，1905年「高加索革命運動的空前強大的開展」是和「直接由史達林同志在那裡首創的我們黨最富戰鬥性的組織的領導作用」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關於所謂史達林和「最富戰鬥性的組織」有關的這條唯一的官方消息指的是1905年初的事情，還在沒收問題出現以前，它沒有談到柯巴的實際工作。最後，從事物本身的性質來看，這條消息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在1905年下半年以前，提比里西沒有布爾什維克組織。 讓我們看看伊雷馬什維利對這件事有什麼要說的。他談到恐怖行為、「代價」和這一類事情的時候很憤怒。他說：「柯巴是布爾什維克在喬治亞所犯的有利於反動派的罪行的發起者。」在他的妻子死後，柯巴失卻了「最後一點點人的感情」，他變成了「對王公、牧師和資產階級進行罪惡的有系統的謀殺的……熱烈辯護者和組織者」。我們已經有理由深信伊雷馬什維利離開個人經歷而轉向政治、離開童年和青年時期而轉向比較成熟時期的程度愈深，則他的證詞也愈不可靠。這些青年時期的朋友之間的政治關係在第一次革命開始時就結束了。10月17日，即發表立憲宣言的那一天，伊雷馬什維利在提比里西街上看見——只是看見，然而沒有聽見——柯巴爬在街燈鐵柱上（那一天誰都喜歡往街燈上爬）對一堆人大聲發表演說，他碰見這件事完全出於偶然。作為一個孟什維克，伊雷馬什維利只能輾轉聽到有關柯巴的恐怖活動的消息。因此，他在這方面的證詞顯然不可靠。伊雷馬什維利列舉了兩個例子：著名的1907年提比里西沒收事件（後面我們還有機會來討論這件事）和有名望的喬治亞作家恰夫恰瓦澤親王被殺害的事件。伊雷馬什維利把沒收事件的年代錯誤地搞到1905年去了。關於這個事件，他說：「柯巴那次又瞞過了警察的耳目，警察甚至連懷疑是他發起那次殘酷嘗試的證據都不夠。但是，喬治亞社會民主黨那次正式開除了柯巴……」伊雷馬什維利沒有提供絲毫證據來說明史達林和暗殺恰夫恰瓦澤親王的事件有任何關係，他只是毫無意義地說：「柯巴間接也贊成謀殺，他是一個心裡沸騰著仇恨的鼓動者，是一切罪行的煽動者。」伊雷馬什維利這一部分回憶只有一點令人感興趣：這些回憶說明了柯巴在他的政敵當中的名聲。 在一家德國報紙（曼海姆《人民之聲報》，1932年9月2日）上，有一篇消息靈通的作者（很可能是一個喬治亞的孟什維克）的文章強調指出，朋友和敵人都同樣過分誇大了柯巴的恐怖活動。「史達林在組織這一類進攻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這是真的……但是，在這種事情裡面，他通常執行組織者、鼓舞者和監督者的任務，而不是直接的參加者。」因此，某些傳記作者把史達林描寫成「明火執仗進行最無法無天的冒險活動」的人是十分錯誤的。所謂柯巴曾經參加1906年1月17日暗殺提比里西軍事獨裁者格里亞茲諾夫將軍事件的故事似乎屬於這種捏造之列。「那件事是按照喬治亞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的決議，通過為此目的而特別指定的黨的恐怖分子來執行的。史達林和其他所有布爾什維克一樣，在喬治亞沒有影響，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都沒有參加那件事。」這個無名作者的證詞是值得考慮的。然而從積極方面來說，這些話實際上毫無意義：它承認史達林在沒收和暗殺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但是沒有提出任何材料來證明這種說法。 喬治亞老布爾什維克恐怖分子科特·秦查澤是一個嚴肅可靠的證人。他說，史達林對孟什維克企圖暗殺格里亞茲諾夫將軍的工作的落後性表示不滿，邀請科特幫他組織一個自己的戰鬥小組來實現這個目的，但是，不久以後，孟什維克就設法自行執行了這個任務。同一個科特還回憶說：在1906年，他獨自想到要組織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戰鬥小組去搶劫國家財庫。「我們傑出的同志，特別是柯巴-史達林，都批准我的建議。」這段證詞令人倍感興趣，因為，首先它說明，秦查澤認為柯巴是一個「傑出的同志」——也就是說，是當地一個領導人；其次，它使我們可以自行得出結論，認為柯巴在這些事情裡面僅限於批准別人的建議。 [17] 1906年11月，黨的戰鬥小組不顧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直接反對，在列寧的積極合作下，設法在塔墨爾福斯召開了自己的會議。會議的主要參加者是後來在黨內起過重要作用或值得注意的作用的革命者，如像克拉辛、雅羅斯拉夫斯基、捷姆里雅奇卡、拉拉揚茨、特里利塞爾等等。史達林不在其中，雖然當時他在提比里西是自由的。可以這樣設想：由於秘密工作的考慮，他寧願不冒險在會議上露面。但是當時領導黨的戰鬥活動並且由於自己的名聲而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遇到危險的克拉辛卻在這次會議上起了領導作用。 1918年3月18日——即蘇維埃政權成立幾個月之後——孟什維克領袖尤利烏斯·馬爾托夫在莫斯科他的報紙上寫道：「當時由於有和沒收活動有某種關係而被他的黨組織開除的同一位公民史達林，對高加索布爾什維克迷戀各種屬於沒收性質的大膽事業的情況應當非常熟悉。」史達林認為，有必要在革命法庭控告馬爾托夫。他對法官和擠滿法庭的聽眾說：「有生以來，我從來沒有被我的黨組織提交審判或開除，這是惡毒的毀謗。」但是史達林對沒收活動完全沒有提及。「一個人必須持有文件才有權提出馬爾托夫這種指責，但是，毫無事實根據地僅憑謠言給人抹黑是卑鄙無恥的。」史達林有什麼政治上的原因要這樣憤怒呢？整個布爾什維克和沒收活動都是有牽連的，這不是秘密。列寧曾經在報刊上公開為沒收活動辯護。另一方面，一個布爾什維克，特別是在事情發生10年以後，不大可能認為被一個孟什維克組織開除是一件可恥的事。因此，如果馬爾托夫的「指責」符合事實，史達林沒有任何必要予以否認。此外，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一個足智多謀的對手到法庭上來就有給他機會審判自己的危險。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馬爾托夫的指責是假的呢？總的說來，由於沉醉於自己的新聞記者的氣質和對布爾什維克的憎恨，馬爾托夫曾經不止一次地越過了按照他無疑很高貴的性格本來不應當越過的界限。但是，在這個例子裡，爭論的問題是那次審判，馬爾托夫仍然一口咬定有這件事。他要求傳訊某些證人：「首先是喬治亞社會民主黨的著名公眾人物伊西多爾•拉米施維里，他是肯定史達林曾經參加沒收巴庫輪船『尼古拉第一』號的革命法庭的主席，諾·饒爾丹尼亞、布爾什維克的邵武勉和1907年至1908年期間外高加索地區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其次還有以現任財政委員古科夫斯基為首的一批證人。古科夫斯基曾經主持暗殺工人日阿里諾夫未遂案的審判。日阿里諾夫曾經向黨組織揭露巴庫委員會及其領袖史達林和一件沒收活動的關係。」史達林在答覆中既不談沒收輪船事件，也不談企圖暗殺日阿里諾夫的事。同時，他堅持說：「我從來沒有受過審；如果馬爾托夫這樣說，他就是一個惡毒的毀謗者。」 按照嚴格的法律意義來說，開除「沒收者」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事先已經很周到地自行退黨了，但是可能提出是否讓他們回到黨內來的問題，只有對那些仍然留在黨的隊伍里的煽動者才能直接採取開除的方式。但是看來，對柯巴並沒有提出直接的控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馬爾托夫肯定柯巴曾經被開除可能是對的：「原則上」是開除了的。然而史達林也是對的，作為個人，他從來沒有受到審訊。法庭要把這件事搞個水落石出並不容易，特別是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史達林反對傳訊證人，理由是在那種嚴酷的日子裡和高加索通信非常困難，不可靠。革命法庭沒有深入追究這個案件的本質問題，它宣布毀謗不屬於它的管轄範圍，但是判決馬爾托夫應受「社會譴責」，因為他侮辱了蘇維埃政府（按照孟什維克出版物對這次審判的報道所用的諷刺性說法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政府」）。提到曾經企圖暗殺對沒收活動提出過抗議的工人日阿里諾夫的事，不能不令人躊躇不安。雖然我們對這個插曲一無所知，但是它為未來發生的事投下了不祥的陰影。 1925年，孟什維克唐恩寫道：奧爾忠尼啟則和史達林等高加索沒收者為布爾什維克派提供了資金。這僅僅是重複馬爾托夫已經說過的話，無疑是以同樣的材料來源作為根據的。誰也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具體材料，然而並不缺乏揭開籠罩著柯巴生命中這個浪漫時期的帷幕的企圖。艾米爾·路德維希在克里姆林宮和史達林談話時，曾經以他特有的討人歡喜的靈活性要史達林談談他年輕時代冒險活動的「任何事情」，例如搶劫銀行之類的事。史達林在回答時給這位提出問題的談話對手一本小冊子形式的傳記，大概裡面已經包括「一切」。但是這本傳記對搶劫的事隻字未提。 史達林本人對自己的戰鬥經歷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從來沒有提到過，連一個字也不談。很難說這是由於什麼原因，他在自傳方面從來不是以謙遜著稱的。他認為不便談的，就命令別人談。從他地位扶搖直上的時候開始，他可能是出於對政府「威信」的考慮，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最初幾年，這種考慮和他根本不相干。在史達林還沒有成為歷史回憶錄的授意者和控制者的時期，過去的戰士也沒有提供任何關於這方面的書面材料。他作為戰鬥活動組織者的名聲找不到任何其他文件——無論是警察記錄還是叛徒和變節者的口供——的支持。誠然，史達林嚴格控制著警察記錄。但是，如果憲兵檔案里包括任何說明朱加施維里是沒收者的具體材料，他所受到的懲罰一定會比當時真正受到的懲罰嚴厲得多。 在所有的假設當中，只有一種假設帶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蘇瓦里納寫道：「史達林自己不提也不准別人提到和他的名字有這種或那種關係的恐怖行為，否則必然會清楚地說明，別的人參加了這些行動，而他僅遙遙地加以監督。」同時，他在必要時則利用含蓄和強調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他事實上無權聲稱屬於自己的那些成就算到自己賬上。這是十分可能的，也是符合柯巴性格的。在地下秘密活動的情況下，不可能對他的說法進行核對，因此他對進一步吐露具體情況不感興趣。另一方面，沒收活動的實際參加者和接近他的人不曾在回憶錄中提到柯巴，僅僅是因為他們無話可說。戰鬥是其他的人進行的，史達林遙控監督。 關於倫敦代表大會，伊萬諾維奇在巴庫的他的秘密報紙上寫道： 孟什維克提出的決議，只通過了有關游擊活動的決議，並且是完全偶然通過的，因為布爾什維克這一次沒有應戰。確切些說，布爾什維克不想把戰鬥進行到底，純粹出於一種願望：「就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吧。」 [18] 這個解釋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它顯得荒謬：「就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吧」——這種慈悲為懷的關切態度在列寧的政治習慣中是看不見的。事實上，布爾什維克之所以「沒有應戰」，只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僅遭到孟什維克、崩得分子和拉脫維亞代表的反對，而且遭到他們最親密的盟友波蘭代表的反對。此外，布爾什維克本身在沒收問題上也存在非常尖銳的分歧。但是，如果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信口開河而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動機就錯了。事實上，他發現有必要在戰士眼中貶低代表大會的限制性決議。當然，這絲毫不能改變他的解釋毫無意義的情況。然而這就是史達林的作風：凡是他要掩飾自己的目的時，他就毫不猶豫地採取最露骨的詭計。而他的非常露骨的說法常常起到這種作用，使他不必尋找更深刻的動機。當一個嚴肅認真的黨員讀到列寧為了「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而沒有應戰的說法以後只能憤慨地聳一聳肩，然而頭腦簡單的戰士就會欣然同意，對於反對沒收活動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認真看待。為了進行下一次戰鬥活動，這就夠了。 〔1907年〕6月12日早晨10點45分，在提比里西的葉里溫廣場上，護送運輸鈔票的車輛的哥薩克騎兵隊遭到了特別大膽的武裝進攻。這次行動的進程計算得和鐘錶一樣精確。按照預定計劃輪流投出了好幾枚力量特彆強大的炸彈，槍聲密集，一袋鈔票（34.1萬盧布）隨革命者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警察連一個戰士也沒有抓到。3名護送隊員當場斃命，約有50人受傷，大多數是輕傷。這件冒險行為的主要組織者在軍官制服的掩飾下，在廣場上逛來逛去，觀察到護送隊和戰士的一切行動，同時用巧妙的話使公眾不進入即將發生襲擊的地點，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亡。在緊急關頭，當整個工作似乎已經失敗的時候，這位冒牌軍官以驚人的泰然自若的方式拿到了那一袋鈔票，把它暫時隱藏在屬於觀象台台長的一張躺椅里。這個觀象台就是柯巴年輕時候曾經一度在那裡擔任會計的觀象台。這位領袖就是亞美尼亞戰士，化名為卡莫的彼得羅西揚。 他19世紀末葉來提比里西以後，落到包括柯巴在內的宣傳家的手中。他幾乎完全不懂俄語。有一次，他又問柯巴：「我把這拿卡莫[Kamo，原應當是Komu（卡木）意思是：給誰]？」柯巴開始嘲笑他：「嗨，你說——卡莫，卡莫！……」從這個不禮貌的嘲笑中產生了一個具有歷史價值的革命化名，這是卡莫的寡婦麥德維捷娃告訴我們的。關於這兩個人的關係，她再沒有說任何話，但是她的確談到卡莫對列寧的令人感動的愛慕。他第一次去見列寧是1906年在芬蘭的時候。克魯普斯卡婭寫道：「這位具有無限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力的無畏的戰士同時也是一個極為敏感的人，略微有些天真，是一個溫柔的同志。他對伊里奇、克拉辛和波格丹諾夫熱烈地愛慕著……他和我的母親交朋友，和她談到他的姑母和姊妹。卡莫常常從芬蘭到彼得堡去，隨身總是帶著武器。每一次，母親總是特別小心地把他的左輪槍系在他背後。」這件事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為克魯普斯卡婭的母親是一個沙皇官吏的寡婦，直到年紀很老的時候才拋棄宗教。 在提比里西沒收事件發生以前不久，卡莫再次訪問了芬蘭的工作人員。麥德維捷娃寫道：「卡莫化裝成一個軍官到芬蘭去拜訪了列寧，然後帶著武器和炸藥回到提比里西。」這次旅行不是倫敦代表大會前夕就是大會以後不久的事。炸彈來自克拉辛的實驗室。列昂尼德是學化學的，他在當學生的時候就夢想有一種核桃大小的炸彈。1905年使他有機會擴大這方面的研究。儘管他從來沒有造出那種理想大小的炸彈，但是他管理下的那些小工廠的確生產出破壞力非常強大的炸彈。戰士們現在已並不是第一次在提比里西的廣場上試驗這些炸彈。 沒收事件發生以後，卡莫在柏林出現了。由於在布爾什維克國外組織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挑撥者日托米爾斯基的告發，他在柏林被捕。在逮捕過程中，普魯士的警察搶走了他的手提箱，大概在裡面發現了炸彈和手槍。根據孟什維克的消息（這次調查是由未來的外交家契切林進行的），卡莫的炸藥是準備用來進攻柏林的門德爾森銀行的。消息靈通的布爾什維克皮亞特尼茨基說：「這是假的，炸藥是準備用於高加索的。」讓我們把炸藥的目的地當做懸案放下吧。卡莫在德國一個監獄裡關了一年半以上，按照克拉辛的意見不斷裝瘋作傻，大吵大鬧。作為一個無法醫治的瘋子，他被交給俄國，在提比里西的梅吉赫堡監獄中又關了一年半，受到最嚴酷的考驗。最後，卡莫被宣布為一個毫無希望的瘋子。他被轉到一座神經病院裡去，從那裡逃掉了。「在那以後，他非法地藏匿在一艘船的船艙里，到巴黎去和列寧會談。」這是1911年的事。列寧同波格丹諾夫和克拉辛的分裂使卡莫感到極大的痛苦。克魯普斯卡婭重複地說：「他對三個人都熱烈愛慕。」接著出現了一個抒情的場面：卡莫要人把杏仁給他拿去，坐在兼做飯廳的廚房裡，像在高加索故鄉一樣吃著杏仁，講著那些可怕的年頭的故事。他談到自己在監獄裡如何裝瘋作傻，又如何馴服了一隻燕子。「伊里奇傾聽著他的話，為這位天真稚氣、熱心快腸，隨時準備完成最偉大的業績，而在逃出監獄以後不知道究竟應當做什麼的莽撞而大膽的人深感難過。」 卡莫在俄國再次被捕，被判處死刑。1913年為紀念羅曼諾夫王朝300周年而頒布的宣言使他意外地得到減刑，改判終身苦役，而不是上絞刑台。4年以後，二月革命使他意外地得到解放。十月革命使布爾什維克掌握了政權，但卻使卡莫很不習慣，他像一條被拋到岸上的大魚。內戰時期，我曾經試圖使他對敵後游擊戰感興趣，但是戰場上的工作顯然不合他的口味。此外，他曾歷經的可怕的年代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卡莫感到窒息。他使自己和其他的人冒過幾十次生命危險並不是為了飛黃騰達。另一個傳奇人物科特·秦查澤被史達林放逐以後死於肺病。卡莫如果不是1922年夏天在提比里西街上意外地被汽車軋死，無疑也會落到類似的下場。汽車裡面坐的很可能就是一個新貴，當時卡莫騎著一輛蹩腳的腳踏車在黑暗中走著，他並沒有飛黃騰達。他死的方式本身是有象徵意義的。 關於卡莫，蘇瓦里納以毫無根據的、目中無人的態度寫到和先進國家的理性主義背道而馳的「違反時代潮流的神秘主義」。事實上，對「西方文明」國家絕非已經毫無用處的，具有革命性質的「神秘主義」只有少量痕跡在卡莫身上得到有限的表現。歐洲工人運動由於革命精神不夠，已經使法西斯主義在一些國家中得到勝利。在這些國家裡，「違反時代潮流的神秘主義」——這個字眼用在此處才是恰當的！——得到了最醜惡的表現。反對法西斯主義專制暴虐的鬥爭無疑會使西方革命戰士發揮出卡莫身上所擁有的，使無恥的市儈目瞪口呆的一切特點。傑克·倫敦在他的《鐵蹄》一書中預言，美國將出現一整代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卡莫式的人物。歷史過程遠比膚淺的理性主義者願意相信的複雜得多。 在黨員圈子裡，柯巴曾經親自參加提比里西沒收事件的事早已被認為是無可懷疑的。蘇聯外交官別謝多夫斯基在第二流和第三流官僚的沙龍里聽到過多種多樣的故事。他說，史達林「根據列寧的指示」沒有直接參加沒收活動，但是他本人大概「後來曾經吹過牛，說行動計劃直到最小的細節都是他擬訂的，並且說第一枚炸彈是他從蘇姆巴托夫親王的屋頂上扔下去的」。現在很難弄清楚，究竟是史達林真正吹噓過參加沒收活動的事，抑或是別謝多夫斯基僅僅在誇耀自己消息靈通。無論如何，在蘇維埃時代，史達林既沒有證實過也沒有否認過這些謠傳。十分明顯，他毫不反對青年人心目中把沒收活動這種悲劇性的浪漫主義和他的名字聯繫起來。在1932年，我對史達林在葉里溫廣場武裝襲擊事件中的領導作用仍然沒有懷疑，並且在我寫的一篇文章中附帶提到這一點。但是，對當時的情況進一步加以研究，使我不能不修改我對傳統說法的意見。 在《列寧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這個日期下面，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提比里西沒收事件（34.1萬盧布），是由卡莫-彼得羅西揚組織的。」就只有這一句話。在一本獻給克拉辛的文集裡，關於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黨的軍事活動談得很多，一次也沒有提到史達林。有一位對那個時期的活動很熟悉的老戰士寫道：「後者〔卡莫〕組織的在克維里利和杜舍特辦事處以及葉里溫廣場進行的一切沒收活動的計劃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斟酌的。」一個字也沒有提史達林。還有一個前戰士說：「像提比里西和其他地方進行的這種沒收活動是在列昂尼德·鮑里索維奇〔克拉辛〕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對史達林又是隻字未提。比比奈施維里的書敘述了準備和執行沒收活動的一切細節，而對史達林連一次也沒有提。從這些闕筆來看，無疑可以得出結論：柯巴和戰鬥隊的成員沒有直接的接觸，也沒有給他們指示，因此從真正意義上說，他並不是這個行動的組織者，更不用說是直接的參加者。 倫敦代表大會於5月19日閉幕。提比里西沒收事件發生於6月12日〔新曆25日〕，即1個月以後。 [19] 從史達林回國到發生沒收事件那一天，他都來不及監督這樣一個複雜的冒險行動的準備工作。比較可能的是，那些戰士是從以前幾次大膽冒險行動中選拔出來編在一起的。在代表大會通過決定以前，他們可能在等待時機。他們當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懷疑，不知道列寧對沒收活動有什麼看法，戰士們在等待信號，史達林可能給他們帶來了這個信號。但是，他參加的程度是否超過這一點呢？ 關於卡莫和柯巴的關係，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卡莫喜歡依戀別人，然而沒有人說他依戀柯巴。對他們之間的關係的沉默使人認為不存在依戀，倒是存在著衝突。衝突的原因可能是柯巴企圖對卡莫發號施令，或者是擅自居功。比比奈施維里在他寫的關於卡莫的書里說道：在喬治亞受蘇維埃管轄以後，那裡出現了「一個神秘的陌生人」，以偽造的藉口拿走了卡莫的信件和其他寶貴材料。誰需要這些材料呢？有什麼目的呢？這些文件和卷帶這些文件潛逃的人都無影無蹤了。如果認為是史達林通過一個代理人從卡莫那裡搶走了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使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證據，這種設想是否過分倉猝呢？當然，那並不排除他們在1907年6月曾經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不承認在擬訂提比里西「事件」的最後細節時，柯巴可能是卡莫的顧問，而他們的關係可能是在那以後惡化的。此外，這位顧問可能在國外極力渲染自己所起的作用。歸根到底，自命為一次沒收事件的領袖的確比自命為十月革命的領袖容易。然而即使就十月革命來說，史達林也會毫不猶豫地自命為領袖的。 巴比塞說：1907年，柯巴到柏林去住了一段時間，「和列寧談話」，什麼性質的談話作者並不知道。巴比塞的書的內容大部分是錯誤的，但是，史達林在和路德維希談話時也提到他在1907年曾經到過柏林，所以這裡提到去柏林的旅行更令我們注意。如果列寧為這次會晤專程到德國首都去，那麼無論如何不是為了進行理論性的「談話」。這次會晤可能是代表大會前夕的事，更可能是緊接著代表大會以後的事，幾乎無疑是為了討論即將發生的沒收行動、轉運鈔票方式等等問題。為什麼要在柏林而不是在倫敦談判呢？很可能列寧認為在倫敦和伊萬諾維奇會面是輕率的，因為在倫敦，他處在其他代表和大會吸引來的大批沙皇特務及其他特務眾目睽睽之下；也可能有一個與代表大會無關的第三者預定要參加這些會談。 柯巴從柏林回到提比里西，但是不久以後就搬到巴庫去了。據巴比塞說，從巴庫那裡，「他再次出國和列寧見面」。（巴比塞曾經到過高加索，並且在那裡按照貝利亞的安排寫下了一些故事。）顯然有一個心腹的高加索人曾經談到史達林兩次在國外會見列寧的事，目的是強調他們的親密關係。這兩次見面的時間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一次在沒收事件以前，另一次緊接著在沒收事件以後。這就足以肯定會見的目的。第二次會晤非常可能與這個問題有關：是繼續干還是就此結束？ 伊雷馬什維利寫道：「柯巴—史達林和列寧的友誼從此開始了。」很清楚，「友誼」這個字眼用得不恰當。這兩個人之間的距離使他們不可能產生個人的友誼。但是很可能，他們大約正是在那個時候開始互相認識的。如果列寧事前曾和柯巴安排提比里西沒收行動計劃這個假設是有根據的，那麼十分自然，他對他所認為的這次奇襲的組織者會充滿敬佩。當他看到電報，知道戰利品的奪得沒有犧牲任何革命的生命的時候，列寧可能會暗自叫道：「出色的喬治亞人！」他也可能對克魯普斯卡婭這樣說過。我們從他寫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這些字眼。對表現堅決的人或僅僅是成功地完成了指定行動的人的熱誠是列寧直到去世時還保持著的一個突出特點。他尤其珍視實幹的人。列寧根據柯巴在高加索沒收活動中已被誇大的記錄來判斷柯巴，顯然開始把他當做一個目光敏銳、能夠毫不退縮地領導別人的人。他肯定這個「出色的喬治亞人」是有用的。 提比里西的戰利品並沒有帶來好結果。全部的錢都是500盧布一張的鈔票，票面價值這樣大的鈔票是無法流通的。在葉里溫廣場的不幸的衝突得到有害的宣傳以後，到任何俄國銀行去兌換這些鈔票都是愚蠢的。兌換活動轉移到國外去了，但是挑撥者日托米爾斯基參加了兌換活動的組織工作，他很快就把這件事通知了警察，未來的外交委員李維諾夫在巴黎試圖兌換鈔票時被捕，後來成為季諾維也夫妻子的奧爾加·拉維奇在斯德哥爾摩落在警察手中，未來的衛生人民委員謝馬什柯顯然出於偶然而在日內瓦被捕，他寫道：「我是當時原則上反對沒收活動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兌換活動帶來的災難大大增加了這一類布爾什維克的數目。克魯普斯卡婭說：「一般瑞士人嚇得要死，他們整天談論著俄國沒收者。在伊里奇和我搭夥的公寓裡，他們恐怖地談論著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最近的「清洗」中，奧爾加·拉維奇和謝馬什柯都失蹤了。 絕對不能把提比里西沒收事件看成是內戰中兩次搏鬥之間的一次游擊性戰鬥，列寧不能不看到革命已經被推至朦朧的將來。就列寧來說，這次的問題不過是利用敵人的錢來充實黨的經費的一次簡單的嘗試，目的是為即將到來的動搖不定的時期作準備。列寧沒有能夠抗拒利用有利機會來一次愉快的「例外」的誘惑。從這個意義上看，必須坦率地說，提比里西沒收事件的想法中包含相當大的冒險主義的因素，而這種因素和列寧的政治思想一向是格格不入的。至於史達林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廣泛的歷史考慮在他心目中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倫敦代表大會的決議不過是一張令人討厭的廢紙，只要玩點簡單的手腕就可以使它徒勞無效。只要得到成功，冒險是可以的。蘇瓦里納爭辯說，把責任從派別的領袖身上推卸到一個次要角色身上是不公平的。這裡不存在推卸責任的問題。當時布爾什維克派的大多數人在沒收問題上都反對列寧。和戰鬥小組保持直接聯繫的那些布爾什維克有極為令人信服的親身的觀察，而再度僑居國外的列寧是不了解這些情況的。沒有來自下層的糾正，最有天才的領袖也必然會犯嚴重的錯誤。事實上，史達林並不屬於那些懂得在革命退卻時期不容許進行游擊活動的人。而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對於他來說，黨首先是一個機構，機構需要經費才能存在。經費可以藉助於和生活以及群眾鬥爭無關的另一個機構來取得。史達林在這方面是很在行的。 這件悲劇性的冒險行動結束了黨的生活的整整一個方面，它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關於提比里西沒收問題的鬥爭後來長期損害了黨內和布爾什維克派內部的關係。從那時起，列寧就轉移了陣地，比任何時候都更堅決地反對沒收政策。有一段時間，這種政策變成了布爾什維克當中的「左」翼的遺產。1910年1月，由於孟什維克的堅持，黨的中央委員會最後一次正式審查了提比里西「事件」。決議尖銳地譴責沒收活動，認為這是對黨的紀律的不能容許的違反，同時承認參加活動的人並非有意使工人運動受到損害，而「只是受到對黨的利益的錯誤理解的指導」。沒有開除任何人，也沒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因此，柯巴就和其他的人一起作為受到「對黨的利益的錯誤理解」指導的人而得到寬恕。 在此期間，革命組織迅速瓦解。早在1907年10月，孟什維克「文人」波特列索夫就寫信給阿克雪裡羅得說：「我們正在經歷完全瓦解和士氣徹底渙散的過程……不僅沒有組織，連組織的基本因素也不存在了。而這種不存在甚至被當做原則來歌頌……」把瓦解當做原則歌頌，不久就成了包括波特列索夫本人在內的大多數孟什維克領袖的任務。他們宣布秘密的黨已經一去不復返地取消了，並且說恢復秘密黨的目的是一種反動的空想。馬爾托夫堅持認為，正是由於「兌換提比里西鈔票這一類醜事」才迫使「最忠實的政黨和工人階級最積極的分子」避免和秘密政治機構發生任何關係。現在以取消派知名的孟什維克從挑撥活動的可怕發展中看到了「必須」放棄有害的地下工作的另一個令人信服的論據。他們穩坐在工會、教育俱樂部和保險組織里，以文化宣傳者而不是革命者的身份進行工作。為了保持自己在合法組織中的職業，工人出身的官員們開始使用保護色。他們避免罷工鬥爭，以免危害本來就很難得到容忍的工會。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合法性實際上就是斷然拒絕革命手段。 在最悲慘的年代裡，取消派最活躍。奧里明斯基寫道：「他們受到的警察迫害較少。他們擁有許多作家、相當多的演說者，並且整個說來，還擁有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飛揚跋扈，並且以此為榮。」布爾什維克派的隊伍不斷縮小，他們保存秘密機構的企圖由於敵對的環境而到處碰壁。布爾什維主義似乎肯定完蛋了。馬爾托夫寫道：「目前的一切發展使組織任何持久的黨派的努力成為可悲的反動的空想。」在這個帶根本性的預測中，馬爾托夫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整個俄國孟什維克也和他一起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事實證明，取消派的希望和他們的口號才真是反動的空想。在六三政權的統治下根本沒有公開的工黨存在的餘地，甚至自由派的政黨也得不到承認。列寧寫道：「取消派擺脫了秘密的黨，但是他們也沒有執行成立合法黨的義務。」布爾什維主義正是因為在革命衰退時期仍然忠實於革命的任務，才為自己在革命重新高漲的年代裡空前蓬勃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在此期間，在和取消派相反的另一極端，布爾什維克派的左翼裡面形成了一個極端分子的集團。他們頑固地拒絕承認已經改變的形勢，繼續主張採取直接行動的策略。選舉結束以後，在抵制杜馬問題上產生的意見分歧導致了召回派的形成。他們要求從杜馬裡面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召回派和取消派無疑是相輔相成的。孟什維克隨時隨地，即使是在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壓力下，都認為，必須參加任何「議會」，即使是純粹由沙皇任意規定的議會也行。另一方面，召回派則認為，對由於革命失敗才得以建立的議會的抵制可以掀起新的群眾壓力。既然放電現象和雷鳴是相伴而行的，這些「不妥協分子」就企圖通過人為的雷鳴引起放電現象。 炸藥工廠時期對克拉辛仍然有強烈的影響，這位精明的、頭腦清醒的人一度參加過召回派，結果在後來許多年裡拋棄了革命。在布爾什維克秘密的三巨頭當中，列寧的另一個最親密的合作者波格丹諾夫也轉到了左翼。隨著秘密三巨頭的分裂，布爾什維克派原有的最高級領導機構也垮台了，但是列寧毫不動搖。在1907年夏天，這一派的大多數人都主張抵制。到1908年春天，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經只占少數，列寧的優勢已經無可懷疑。柯巴很快就了解到這種情況，他在土地綱領問題上公開反對列寧的倒霉的經驗使他更謹慎起來。他不聲不響地、不惹人注意地拋棄了他的抵制派的朋友。從那時起，在每一個轉變時刻，他的經常的做法是：偷偷摸摸地、悶聲不響地改變立場。 黨不斷分裂成很小的集團，在真空狀態下進行殘酷的戰鬥。這種情況使各種派別產生了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和解、協議和團結的渴望。正是在這個時期，「托洛茨基主義」的另一方面又突出起來：不是不斷革命論，而是「調和」黨的主張。這一點必須討論一下，即使是很簡單地討論一下也好，以便理解後來發生的史達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衝突。在1904年——也就是從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性質產生意見分歧的時候起——我就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少數派〔孟什維克〕脫離了關係。在後來13年里，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在黨內鬥爭中的立場可以歸結為這樣一點：只要革命知識分子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當中都還占統治地位，只要兩派都不準備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那麼他們之間就沒有理由需要分裂；在新的革命中，在勞動群眾的壓力下，兩派無論如何是不能不採取同樣的革命立場的，就像他們在1905年所做的那樣。直到今天，還有某些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家認為，我過去的調和主義是智慧的聲音。但是調和主義的深刻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早已得到證明。不同派別的簡單調和只有按照某種「中間」路線才可能辦到。但是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這條人為地畫出的對角線符合客觀發展需要呢？科學的政治學的任務是根據對階級鬥爭的分析，而不是根據政治派別這種次要的、暫時的力量的〔不斷變化的〕平行四邊形來擬訂綱領和策略。誠然，反動力量的地位使整個黨的政治活動局限在極端狹隘的範圍里。在當時看來，意見上的分歧可能似乎是無關宏旨的，是被僑居國外的領袖們人為地誇大了。然而正是在反動時期里，革命政黨如果沒有一個重大的遠景就不能訓練自己的幹部。為明天進行準備是今天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調和政策希望事件發展過程本身將會提供必要的策略，它是在這種希望的基礎上繁盛發展起來的。但是這種宿命論的樂觀主義實際上不僅意味著反對派別鬥爭，而且意味著反對黨這個概念本身，因為如果「事件發展過程」能夠直接為群眾提供正確的政策，那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任何特殊統一、綱領的擬訂，領袖的選擇以及紀律性的培養又有何用處呢？ 後來，在1911年，列寧指出，調和主義和黨在反革命年代的歷史任務的根本性質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他寫道：「在這個時期，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從各種非常不同的前提出發，『陷入了』調和主義。托洛茨基所表現出來的調和主義比任何人都徹底，幾乎唯獨他一個人企圖給這個派別建立理論基礎。」 [20] 正因為調和主義在那些年代裡盛極一時，所以列寧認為它對革命政黨的發展是最大的威脅。他很清楚，調和派自稱有「各種非常不同的前提」，既有機會主義的前提，也有革命的前提。但是在討伐這種危險傾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有權利根本不去區分調和主義的主觀前提。相反地，他對那些基本立場最接近布爾什維主義的調和派分子進行了加倍猛烈的攻擊。為了避免和布爾什維克派本身的調和主義集團發生公開衝突，列寧寧願把他論戰的鋒芒指向「托洛茨基主義」，特別是因為我——如前所說——企圖為調和主義提供「理論基礎」。從這次激烈論戰中摘引出來的話後來為史達林幫了忙，雖然這肯定不是原來的意圖。 列寧在反動年代的著述——在具體細節上是細緻入微，在思想的概括性上則是大膽無畏——對於革命訓練來說永遠是偉大的一課。列寧在1909年7月寫道：「我們在革命時期學會了『講法語』，就是說……加強群眾直接鬥爭的威力……現在，在出現停滯、反動和瓦解的時候，我們必須學會『講德語』，就是說，學會緩慢地……一點一點地爭取勝利。」 [21] 孟什維克領袖馬爾托夫在1911年寫道：「兩三年以前公開運動〔即取消派〕的領袖們僅僅在原則上承認的東西——有必要『用德語』來建立黨——……現在已經得到普遍承認，並且認為現在正是開始具體實現這個任務的時候。」雖然從表面上看，列寧和馬爾托夫都已經開始「講德語」，事實上他們講的是不同的語言。對於馬爾托夫來說，「講德語」意味著使自己適應俄國的半專制主義，希望逐漸使它「歐洲化」。對於列寧來說，同樣的字眼意味著，在秘密黨的幫助下利用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來準備新的革命。德國社會民主黨後來墮落到機會主義的事實表明，孟什維克在政治上更真實地反映了「德語」的精神。但是，列寧對德國以及俄國客觀發展道路的理解要正確得多：和平改良時代正為大變動時代所代替。 至於柯巴，他既不懂「法語」也不懂「德語」，然而他的整個傾向使他接近列寧的立場。他不像孟什維克派那些演說家和新聞記者那樣尋找公開的戰場，因為公開的戰場會暴露他的弱點，而不是顯示他的優點。他首先需要一個集中控制的機構，但是在反革命統治條件下，這個機構只能是秘密的。雖然柯巴缺乏歷史預見性，但是他具有非凡的毅力。在反動的年代裡，他不屬於數以萬計的脫黨分子之列，而是不顧一切始終忠實於黨的區區幾百個人裡面的一個。 倫敦代表大會以後不久，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年輕的季諾維也夫以及已成為布爾什維克中央成員的年輕的加米涅夫都搬到國外去了，但是柯巴仍然留在俄國，他後來把這當成自己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工作地點和工作性質的選擇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決於個人自己的選擇，如果中央委員會認為柯巴是一個能夠到國外擔負更高級的工作的理論家和宣傳家，毫無疑問，他會接到遷往國外的命令，而他是既不能也不願加以拒絕的，但是誰也沒有召他到國外去。從黨的上層領導開始知道他的時候起，他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實踐家」，也就是一個主要在地方組織活動中起作用的普通革命者。而柯巴本人曾經在塔墨爾福斯、斯德哥爾摩和倫敦幾次代表大會上檢驗過自己的能力，不大會願意參加僑民的行列。在僑民當中，他就會屈居三等地位。後來，在列寧去世以後，必要性被說成是德性，「僑民」這個字眼在新官僚的嘴上和在沙皇時代的保守派的嘴上，意思非常接近。 列寧在恢複流亡生活以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感覺自己好像正在走進墳墓。1909年秋天，他在巴黎寫道：「我們這兒現在和一切事物都可怕地隔絕起來……這些年頭真是困難得要命……」俄國資產階級報刊上開始出現誣衊僑居國外者的文章，據說，僑居國外是為有教養者所不齒的已經失敗的革命的縮影。1912年，列寧在回答彼得堡報紙對布爾什維克的這些毀謗時說：「是的，僑民是有很多苦衷的。……他們比其他人更艱苦，更貧困。在他們中間，自殺的比重特別大……」 [22] 但是，「在災難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們中間，而且只能是在他們中間，提出了整個俄國民主運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則問題」 [23] 。1917年革命的主導思想就是在僑民小組進行的艱苦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戰鬥過程中醞釀出來的。柯巴根本沒有參加這方面的工作。 從1907年秋天至1908年3月，柯巴在巴庫繼續進行革命活動。現在不可能肯定他是哪一天到巴庫去的。他可能正是在卡莫裝最後一個炸彈時離開提比里西的；柯巴的勇氣的主要特點是謹慎。巴庫是一個多民族的城市，在20世紀開始時已經擁有10萬以上的人口，而且繼續迅速增加，把亞塞拜然的韃靼人大批吸引到石油工業中來。沙皇當局唆使韃靼人反對比較先進的亞美尼亞人，藉以對付1905年的革命運動。這種做法不是毫無效果的。但是，革命甚至把落後的亞塞拜然人也抓住了。他們大批地參加了1907年的罷工，雖然和其他各地比較，他們參加得較晚。 柯巴在這座「黑色的城」里住了大約8個月，其中應當減去他到柏林去的時間。不算過分捏造的貝利亞寫道：「在史達林同志領導下，巴庫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成長壯大起來，並且在反對孟什維克的鬥爭中得到了鍛煉。」柯巴被派往對方力量特彆強大的地區，「在史達林同志領導下，布爾什維克粉碎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如此這般。我們從阿利盧耶夫那裡也了解不到更多情況。據他說，經過警察殘酷破壞以後，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是「在史達林同志直接領導和積極參加下〔聚集起來的〕……他的組織能力、真誠的革命熱情、無窮無盡的精力、堅強的意志和布爾什維克的百折不撓的精神……」等等。不幸的是，史達林的岳父的回憶錄寫於1937年。「直接領導和積極參加」這個公式毫無疑義地揭穿了貝利亞的標榜。同一時期在巴庫很活躍的，用政敵的眼光觀察柯巴的社會革命黨人維列沙克在他身上看到了非凡的組織能力，但是完全否認他在工人當中擁有任何個人影響。他寫道：「他的性格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不好的，柯巴也考慮到這一點，他從來不在群眾大會上公開講話……柯巴到這個或那個工人地區去永遠是一件秘密的事，只能從布爾什維克的活動突然活躍起來這個事實中加以猜測。」這似乎比較接近真實情況。我們以後還有機會和維列沙克見面。 根據布爾什維克們在極權時代以前寫的回憶錄，巴庫組織中占首位的不是柯巴，而是邵武勉和查帕里澤 [24] 。這兩個卓越的革命家是在英國占領外高加索時期於1918年9月20日被英國人殺害的。《邵武勉傳》的作者卡里尼安寫道：「在巴庫的老同志當中，阿·葉努基澤、柯巴（史達林）、季莫費（斯潘達良）、阿廖沙（查帕里澤）等同志當時很活躍。布爾什維克組織……在石油工人工會中擁有廣泛的活動基礎。一切工會工作的真正組織者和書記是阿廖沙（查帕里澤）。」葉努基澤是在柯巴之前提到的；主要角色交給了查帕里澤。他還說：「他們兩人（邵武勉和查帕里澤）是巴庫無產階級最受人愛戴的領袖。」在1924年寫這本書的時候，卡里尼安還沒有想到把柯巴放在「最受人愛戴的領袖」之列。 巴庫的布爾什維克斯托帕尼談到他在1907年如何熱衷於工會工作——「當時巴庫最迫切的任務」。工會處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在工會裡，「誰也代表不了阿廖沙·查帕里澤所起的主要作用，柯巴（朱加施維里）同志起著較小的作用。柯巴的大部分力量主要放在他負責的黨的工作上……」斯托帕尼沒有具體說明，除了領導工會這個「最迫切的任務」以外，「黨的工作」還包括什麼，但是他無意中的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關於巴庫的布爾什維克的分歧的說明。巴庫的布爾什維克都同意有必要從組織上「鞏固」黨在工會裡的影響，但是「關於鞏固的程度和方式，我們自己也有分歧，我們有自己的『左翼』（柯巴—史達林）和『右翼』（阿廖沙·查帕里澤和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產生分歧不是根本問題，而是策略或建立聯繫的方法問題」。斯托帕尼故意含糊其辭——史達林當時已經擁有很大的權力——使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想像到實際人物的部署。姍姍來遲的罷工運動的浪潮，使工會已經處於最重要的地位。工會領袖自然是那些懂得如何和群眾談話和如何領導群眾的人：查帕里澤和邵武勉。再次被推入次要地位的柯巴盤踞在地下的委員會裡。對於柯巴來說，黨爭取影響工會的鬥爭意味著群眾的領袖——查帕里澤和邵武勉——應當服從他的指揮。從斯托帕尼的話中可以清楚看出，在這場為「鞏固」他的個人權力而進行的鬥爭中，柯巴引起了所有占領導地位的布爾什維克的反對。群眾活動對陰謀家的計劃是不利的。 柯巴和邵武勉之間的競爭特別激烈，情況變得如此惡劣，根據喬治亞孟什維克的說法，在邵武勉被捕以後，工人們懷疑是柯巴把他的對手交給警察的，要求由黨的法庭來審判他。只是由於柯巴自己也被捕了，他們的運動才結束。控告者不大可能有什麼確切的證據，他們的懷疑可能是許多情況的巧合引起的，但是只要說明這一點就夠了：柯巴的黨內同志認為，他在野心遭受挫折時可能變成告密者。關於其他任何人，從來沒有人講過這種話！ 在柯巴參加巴庫委員會期間這個委員會如何取得經費的問題上，有一些關於武裝「沒收」、通過處死或燒毀油井的威脅強迫工業家捐款、製造和使用偽鈔等等的旁證，但是這些旁證絕不是無可懷疑的。這些行為的確發生過。然而究竟是早在那樣遙遠的年代就已經有把這些行為歸諸柯巴的倡議，抑或是很久以後才第一次把這些行為的大部分和柯巴的名字聯繫起來，現在很難肯定。無論如何，柯巴不可能直接參加過這種冒險活動，否則必然會透露出來的。他很可能是從旁指導軍事活動的，正如他曾經企圖從旁指導工會一樣。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柯巴在巴庫的這一段生活很少為人所知。最無關宏旨的插曲，只要它們可能提高「領袖的」威望，也都被記錄下來，然而對他的革命活動卻只是最籠統地提到，壓制消息的程度很難說是偶然的。 1909年，年紀還很輕的社會革命黨人維列沙克被關進巴庫的所謂拜洛夫監獄，在那裡蹲了三年半。之前被捕的柯巴在這座監獄裡蹲了一年半，從監獄轉到流放地，在流放地住了9個月，然後又秘密回到巴庫，於1910年3月再次被捕，並再次被關入拜洛夫監獄。他在這座監獄裡和維列沙克一起關了將近6個月。1912年這兩個難友又在西伯利亞的納賴姆碰頭了。最後，在二月革命以後，作為提比里西守衛部隊的代表，維列沙克在彼得格勒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又碰見了他的老相識。 在史達林的政治前途吉星高照以後，維列沙克在僑民報刊上詳細敘述了他們在監獄中的共同生活。他的故事或許不完全可靠，他的判斷也不是盡都令人信服。例如，維列沙克斷言，柯巴本人曾經承認「由於革命的理由」而出賣過正教中學的某些同志；這無疑是以道聽途說作為根據的。關於這個故事的不可能性已經指出過了。這位屬於民粹派的作者在討論柯巴的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是極為幼稚的。但是維列沙克有一個寶貴的有利條件：他能夠在文明共處的習慣和條件——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已經退化的環境中觀察柯巴。巴庫監獄原來只能容納400人，當時卻關了1500多人。囚犯們睡在擁擠不堪的牢房裡、走廊里、樓梯上。在這樣過分擁擠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任何隔離。除了懲罰性牢房的門以外，所有的門都大敞著，刑事犯和政治犯在牢房之間、房屋之間以及院落里自由地走來走去，「要想坐下來或躺下來而不壓住別人的腳是不可能的」。在這種環境中，人們相互之間，許多人對自己，都有了十分意想不到的看法，甚至連冷冰冰的、沉默寡言的人也露出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能夠設法隱藏的性格特點。 維列沙克寫道：「柯巴是一個極端片面的人。他沒有一般原則，也沒有受過適當的教育。他在本性上一直是一個缺乏教養的人、一個粗野的人。在他身上，這一切都和一種特殊的、故意裝出的調皮結合在一起，使觀察力最敏銳的人第一眼也看不出這種調皮背後隱藏著的其他特點。」作者所說的「一般原則」，似乎是指道德原則：作為一個民粹黨人，他是「倫理的」社會主義學派的信徒。維列沙克對柯巴的精力感到驚訝。這座監獄裡有一種殘忍的把戲，目的是盡一切辦法使自己的對手發狂；這種把戲叫做「逐入夢境」。維列沙克說：「從來都不可能使柯巴失去鎮靜……無論怎麼做也不能激怒他……」 和當局玩弄的把戲比較起來，這種把戲還算是十分天真的。監獄裡有剛被判處死刑的人，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等待自己命運的結束，死囚和其他人吃住都在一起。晚上，他們在囚徒眾目睽睽下被帶到監獄院落里絞死，所以在牢房裡「聽得見被絞死者的哭喊和呻吟」，所有犯人都感到神經緊張。維列沙克說：「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是安安靜靜地念世界語（他深信世界語是未來的國際語言）。」如果認為柯巴對處決漠不關心那未免太傻了，但是他的神經很堅強，他對別人的事不像對自己的事那樣敏感，這樣的神經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財產。 儘管存在著混亂、絞決以及黨和個人的衝突，巴庫監獄仍然是一座重要的革命學校。柯巴是一個突出的馬克思主義領袖，他不曾參加個人之間的討論，寧願上公共講壇，這個跡象肯定說明柯巴在教育和經驗上比大多數難友高明。「柯巴的外表和他在辯論中表現的粗野使他的表現總是令人不愉快的。他的演說缺乏機智，形式上枯燥刻板。」維列沙克追敘了一次「土地問題討論」的情況，在這次討論中，柯巴的同志奧爾忠尼啟則「打了共同報告人、社會革命黨的伊利亞·卡策瓦澤的耳光，因此受到其他社會革命黨人的毒打」。這件事不是捏造的，性情非常暴躁的奧爾忠尼啟則甚至在成為蘇維埃的著名的大官以後還保持著以力服人的嗜好，列寧有一次甚至因此建議把他開除出黨。 維列沙克對柯巴的「機械的記憶力」驚異不止。據說，柯巴「前額並不發達」的小腦袋把馬克思的《資本論》整個裝進去了。「馬克思主義是他的本行，在這方面，他是不可戰勝的。……他懂得如何利用引自馬克思的適當的公式來證明任何論點。這個人給對政治矇昧無知的年輕的黨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維列沙克本人屬於「矇昧無知者」之列，對於這個在土生土長的俄國純文學的社會學的教育下長大的青年民粹黨人，柯巴的馬克思主義的包袱看來一定是極端使他讚佩的。事實上，這個包袱是夠小的了。柯巴既對理論不感興趣，又不能鍥而不捨地學習，又缺乏思想鍛煉。說他具有「機械的記憶力」是不怎么正確的。這種記憶力是狹隘的，從經驗中產生的、實用的；但是，儘管經過正教中學的訓練，這種記憶力絕不是機械的。這是一種屬於農民的記憶力，缺乏概括和綜合的能力，然而堅定頑強，特別是在仇恨方面。說柯巴腦袋裡裝滿了適用於生活一切方面的現成的引語是完全不真實的，柯巴從來不是一個書蠹，也不是一個學者。他通過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揀到一些關於階級鬥爭和思想從屬於物質因素的最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儘管他使這些論點過分簡單化了，他仍然能夠利用它們戰勝民粹黨人，正如一個手持最蹩腳的手槍的人能夠戰勝一個手持木製武器的人一樣。然而整個說來，柯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上是滿不在乎的。 我們記得，當柯巴關在巴統和庫塔伊西監獄裡的時候，他曾經企圖鑽研德語的奧秘。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對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極為強大，然而柯巴在學習馬克思的語言比學習他的理論更不成功。在巴庫監獄中，他開始研究作為「未來語言」的世界語，這一點最有啟發性地揭露了柯巴的智力修養的性質。在學問方面，他總是尋找抵抗力最小的路線。儘管他在監獄和流放地住了8年，他從來不曾學會任何一種外語，他的生不逢辰的世界語也不例外。 一般來說，政治犯總是努力避免和刑事犯混在一起，柯巴則正好相反，「總是被人看到和惡棍、敲詐犯以及持槍搶劫犯搞在一堆」。他感覺自己和他們處在平等的地位。「他對從事真正『事業』的人一向有深刻的印象。而他認為政治是一種『事業』，在這方面應當懂得如何『干』，並且懂得如何『幹得更好』」。這個意見非常恰當。正是這個意見比其他任何事物更有力地駁斥了關於柯巴具有「機械的記憶力」和裝滿現成引語的說法。和智力方面趣味較高的人在一起是使柯巴苦惱的。在列寧時期的政治局裡，他幾乎總是沉默寡言、陰鬱焦躁地坐著。相反地，在和智力魯鈍、絲毫不受任何思想傾向約束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比較喜歡交際，比較平心靜氣，也比較近人情。在內戰時期，當某些部隊，通常是騎兵部隊不聽駕馭、沉湎於暴力和酗酒的時候，列寧慣於說：「我們最好是把史達林派到那兒去吧，他懂得怎樣和這類人講話。」 柯巴在監獄裡不是抗議和示威活動的倡議者，但是他總是支持倡議者的。「這使他在一般囚犯眼中成為一個好同志」，這個意見也是恰當的。柯巴無論在什麼問題上，無論在什麼地方，從來都不是一個倡議者。但是他十分善於利用別人的主動性，把倡議者推著往前走，而自己則保持選擇的自由。這並不是說柯巴缺乏勇氣，他不過是希望把勇氣用得合算一些。監獄的管理制度是散漫和殘暴的混合體，犯人們在監獄牆壁之內享受著相當大的自由，但是，一旦超越了一個難以捉摸的界限，管理當局就會使用武力。維列沙克談到1909年（他顯然是指1908年）復活節的第一天，薩利亞團的一連士兵對所有政治犯毫無例外地進行了毆打，迫使他們通過等在兩旁毆打他們的行列。「柯巴手上捧著一本書，昂著頭，從槍托的打擊下走過去。到了自由活動的時間，柯巴不顧刺刀的威脅，用一個髒水桶撞開了牢房的門。」這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確，在罕有的場合里——也會暴跳如雷。 莫斯科的「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斯基是這樣轉述維列沙克的話的：「史達林走過士兵的行列，遭受來自兩面的夾擊，一面讀著馬克思……」在這裡把馬克思的名字拖進來和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聖母瑪利亞的手中是出於同樣的理由——蘇聯全部歷史學都是由這種玫瑰花組成的。柯巴在槍托毆打下手裡還持著「馬克思」的書已經成為蘇聯學術研究、散文和詩歌的主題。然而，這種態度並沒有任何不平常之處。在監獄裡挨打和監獄裡的英雄主義當時都是家常便飯。皮亞特尼茨基談到1902年他在維爾諾被捕以後，警察曾經建議把他（當時他還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工人）送到以打人著名的地區警官那兒去，以便迫使他招供。但是那位年紀較大的警察回答說：「在那兒他也不會說任何東西的，他屬於火星派的組織。」甚至在那樣早的時候，列寧派的革命者就以堅定不屈知名。為了查明卡莫是否真的像別人說的那樣失去了感覺，醫生曾經把針刺進他的指甲，只是因為卡莫毫不動搖地忍受了幾年這樣的考驗，他才終於被宣布為無法治療的瘋子。和這比較起來，挨幾下槍托又有什麼了不起呢？低估柯巴的勇氣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必須對這種勇氣加以時間和地點的限制。 由於監獄的條件，維列沙克可以毫不困難地觀察到柯巴的某種使他能夠長期不為人所知的特點，「這就是他善於不聲不響地煽動別人，而自己則躲在一邊。」然後維列沙克舉了兩個例子。有一次，在「政治」犯屋子的走廊里，一個年輕的喬治亞人遭到毆打，滿屋都響起了「挑撥者」這個不祥的字眼，只有警衛的士兵才能使這場懲戒停止下來，他的鮮血淋漓的身體被放在擔架上抬到市立醫院去了。他是一個挑撥者嗎？如果是的話，那麼為什麼他沒有被打死？「在拜洛夫監獄裡，已經證明的挑撥者通常是被打死的」，維列沙克附帶地說明：「誰都毫不知情，也搞不清是怎麼回事。只是隔了很久我們才知道這個謠言出自柯巴。」那個被打的人究竟是不是挑撥者始終沒有弄清楚，是否可能他只是反對沒收活動或指責柯巴是出賣邵武勉的工人之一？ 另一個例子。有一個被稱為「希臘人」的犯人在通往「政治」犯屋子的樓梯上刺死了一個剛關進這座監獄不久的青年工人。這個希臘人認為，那個被他殺死的人是一個密探，雖然他過去從來沒有見過他。這場血腥事件自然轟動了整個監獄，長期成為一個疑案。最後，這個希臘人開始吐露真相，說他顯然受到了毫無道理的「欺騙」：錯誤的消息來自柯巴。 高加索人很容易發火，很容易動刀子，頭腦冷靜、長於算計的柯巴懂得這些人的語言和習慣，他發現使這些人相互火併易如反掌，兩個例子無疑都是為了報復。教唆的人不需要讓受難者知道他們的不幸是誰造成的。柯巴不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感情，甚至復仇後的快樂也不願和別人共享，他寧願單獨地暗自享受這種樂趣。這兩個插曲雖然很卑鄙，然而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後來發生的事件使它們看起來有一種內在的真實性。……在拜洛夫監獄裡，為未來事件進行的準備在繼續著。柯巴獲得了經驗，柯巴成長壯大了，柯巴成熟了。這個臉上長著麻點的前正教中學學生的灰暗的身形拋下了比以前更邪惡的影子。 維列沙克還提到——這一次顯然是道聽途說來的——柯巴在巴庫活動時期的各種冒險行為：組織偽鈔製造者、搶劫國家財庫等等。「他從來沒有因為這些事情中間的任何一項而出庭受審，雖然那些偽鈔製造者和沒收者和他一起關在監獄裡。」如果他們了解他所起的作用，其中必然會有人出賣他的。「柯巴善於不動聲色地利用別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同時使自己不受人注意。這使他成為一個不擇手段的、可以不必公開作出解釋和公開承擔責任的狡猾的陰謀家。」 這樣一來，我們對柯巴在監獄裡的生活就比對他在監獄外的活動了解得更多了。但是無論是在監獄內還是在監獄外，他都仍然保持著自己的本色。在和民粹派討論以及和攔路搶劫犯閒聊之間，他並沒有忘掉自己的革命組織。貝利亞告訴我們：柯巴在監獄裡和巴庫委員會建立了經常的聯繫。這是非常可能的，在政治犯和刑事犯以及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間並不隔離的地方，和外界割斷聯繫是不可能的。有一期秘密報紙就完全是在監獄裡準備的。革命的脈搏雖然已經比以前微弱得多，但是仍然在跳動，監獄可能不曾促進柯巴對理論的興趣，但是監獄也沒有摧毀他的戰鬥精神。 9月20日，柯巴被送往沃洛果達省北部的索里維切果茨克。這是特別優待的流放：時間只有兩年；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亞，而是俄國的歐洲部分；不是一個村莊，而是擁有兩千居民的小鎮，有很好的潛逃機會。由此可知，憲兵們甚至連比較有分量的不利於柯巴的證據也沒有搞到。由於那些邊遠地區的生活費用很低，流放者依靠政府每月發給他們的幾個盧布維持生活並不困難，為了滿足額外的需要，他們還得到朋友們和革命的紅十字會的接濟。柯巴是如何在索里維切果茨克度過9個月的，他干過什麼，他研究過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沒有發表過任何文件：他的文章、日記、信件都沒有發表。在當地警察關於「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案」的卷宗里，在「態度」這項標題下記載著這樣一句話：「粗暴，魯莽，不尊敬上級。」「不尊敬」是一切革命者共有的特點，「粗暴」是他獨有的特點。 1909年春天，已經在彼得堡的阿利盧耶夫接到當時已被流放的柯巴的來信，要他把地址告訴柯巴。「同年夏末，史達林從流放地逃到彼得堡。我在彼得堡利齊堯區的一條街上偶然碰見了他。」原來史達林在阿利盧耶夫家裡和工作地點都沒有找到他，不得不在街上逛了好久，無處藏身。「當我在街上偶然碰見他的時候，他已極為疲倦。」阿利盧耶夫把柯巴安排在一個警衛團的同情革命的看門人的家裡住著。「史達林在這裡安靜地住了一個短時期，見到參加第三屆杜馬的布爾什維克派的幾個成員，後來往南去，到了巴庫。」 又到巴庫去啦！他不大可能是出於對鄉土的懷戀而被吸引到巴庫的。比較準確的設想是：柯巴在彼得堡並不出名，杜馬的議員們對他沒有表示任何興趣，誰也沒有請他留下，也沒有為他提供秘密居住必不可少的幫助。「回到巴庫，他又努力工作起來，進一步加強布爾什維克的組織。……1909年10月，他來到提比里西，組織了並且領導了提比里西布爾什維克組織反對孟什維克-取消派的鬥爭。」讀者無疑會認出這是貝利亞的風格。 柯巴在秘密報刊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這些文章之所以令人感興趣，只是因為它們是未來的史達林寫的。由於沒有其他任何更值得注意的東西，現在對1909年12月柯巴為黨在國外的報紙寫的通訊賦予了非凡的意義。他寫的《高加索來信》拿巴庫這個活躍的工業中心和充滿文官、商人和手藝人的停滯的提比里西作了對比，很正確地用社會結構說明了孟什維克在提比里西占統治地位的原因。接著就與喬治亞社會民主黨多年來的領袖饒爾丹尼亞展開了論戰。饒爾丹尼亞再次宣稱有必要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他爭辯說，工人們必須放棄自己的不調和政策，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愈微弱，資產階級……就愈能勝利……」柯巴對此提出了一個針鋒相對的論點：「革命愈是依靠領導貧農反對地主和自由資產者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這個革命的勝利就愈是徹底。」 [25] 所有這一切本質上都十分正確，但是毫無新意；從1905年春天開始，這種論戰已經重複過無數次了。如果這種通信對列寧有任何價值的話，不是因為它像學生作文一樣重複了他本人的思想，而是因為它是在大多數類似的聲音已經消沉的時期來自俄國的活生生的聲音。可是在1937年，這篇《高加索來信》被說成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策略的典型例證」。有一個屬於這類的歌頌者寫道：「我們的著作和我們一切教導都不足以說明這篇文章的非凡的深度、豐富的含義及歷史意義。」最慷慨的做法是不去理它。 同一位歷史學家（一個名叫拉比切夫的人）告訴我們：「1910年3月和4月，終於有可能成立中央委員會的俄國局了。史達林是這個局的工作人員。但是在俄國局開始工作以前，它的成員就被逮捕起來。」如果這段話是真的，那麼柯巴至少從形式上說是1910年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的。這是他的傳記中多麼重要的里程碑！但是，這不是真的。比拉比切夫早15年，老布爾什維克格爾曼諾夫（弗魯姆金）就講了如下這段話：「在本文筆者和諾根舉行會議時，決定建議中央委員會批准下列五人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俄國部分的成員，諾根、杜勃洛文斯基、馬林諾夫斯基、史達林和米柳亭。」由此可知，這裡考慮的並不是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決議，而僅僅是兩個布爾什維克的計劃。格爾曼諾夫繼續說：「我們兩人都認識史達林，知道他是最優秀的、最積極的巴庫工作者之一。諾根到巴庫去和他討論這個問題；但是由於各種理由，史達林不能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格爾曼諾夫沒有說明造成困難的確切原因。兩年後，諾根自己寫到他的巴庫之行，他說：「……史達林（柯巴）處在極為秘密的狀態。當時他在高加索很著名，不得不隱藏在巴拉漢內油田區。」從諾根的報道來看，他甚至沒有見到柯巴。 對史達林不能參加中央委員會的俄國局的理由保持沉默的情況使人可以作某些有趣的推測。1910年是運動最徹底瓦解的一年，也是調和主義傾向泛濫得最廣泛的一年，中央委員會1月份在巴黎舉行全會，調和派在會上取得了很不鞏固的勝利。會議決定恢復俄國國內的中央委員會，並且讓取消派參加。諾根和格爾曼諾夫是布爾什維克的調和派，恢復「俄國」委員會——也就是在俄國國內秘密活動的委員會——是諾根的任務。由於缺乏著名人物，曾經幾度試圖把地方性的人物吸收進來，其中有諾根和格爾曼諾夫認識的「最優秀的巴庫工作者之一」，即柯巴。但是這個想法毫無結果。我們前邊已經提到的那篇德國文章的消息靈通的作者說：儘管「布爾什維克官方傳記家企圖把〔他〕參加沒收活動和開除出黨說成是從來不曾發生過的事……然而，布爾什維克本身在任命柯巴擔任比較重要的任何領導職務時也是躊躇不決的」。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認為，諾根的使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柯巴最近參加過「戰鬥活動」。巴黎全會曾經指責沒收者是受「對黨的利益的錯誤理解」的指導的人，正在為取得合法地位而鬥爭的孟什維克絕不可能同意和沒收活動的直言不諱的領導者合作。看來，諾根是在和高加索孟什維克領袖談判的過程中才了解這一點。沒有成立有柯巴參加的委員會。應當指出，作為史達林的保護人的兩個調和主義者中間，格爾曼諾夫現在屬於完全失蹤者之列；至於諾根，僅僅由於他在1924年已經早死才避免遭到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格爾曼諾夫和他的其他最親密的朋友同樣的命運。 無論柯巴在巴庫扮演的是第一流、第二流還是第三流角色，他在巴庫的活動無疑比在提比里西成功。但是所謂巴庫組織是布爾什維主義唯一的不可戰勝的堡壘的想法是一個神話。1911年底，列寧本人無意間為這個神話奠定了基礎。當時，他把巴庫組織和基輔組織並列為「1910年和1911年在俄國具有模範和進步作用」的組織——這裡指的是黨完全瓦解和開始重整旗鼓的年代。《列寧全集》第15卷有一條腳註：「巴庫組織在困難的反動年代一直存在，毫無間斷，並且在工人運動的一切表現中起了最積極的作用。」現在人們把這兩個意見和柯巴的活動緊密地聯繫起來。但是調查證明，這兩個意見都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巴庫在復興以後曾經和國內其他工業中心一樣經歷過同樣的下降階段——的確，它的下降階段出現得較晚，但是下降的程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劇烈。 斯托帕尼在回憶錄中寫道：「從1910年開始，巴庫的黨和工會的生活都完全停頓了。」零碎分散的、殘餘的工會組織還繼續存在了一個時期，但是，甚至這些組織的存在也是由於孟什維克起了主要作用。「由於逮捕、缺乏積極的工作者以及總的混亂狀態導致了不斷的失敗，不久以後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就幾乎完全偃旗息鼓了。」1911年的局勢更為惡劣。1912年3月，當全國的浪潮又開始明顯地上升的時候，奧爾忠尼啟則訪問了巴庫。他給國外寫信說：「昨天我終於設法召集到幾個工人……沒有組織，也就是說，沒有地方中心；因此我們不能不滿足於私下會談……」這兩段證詞已經夠了。此外，讓我們回想一下前面已經引用過的奧里明斯基的證詞：「在付出的『代價』最多的城市裡，恢復得最慢（我也許可以拿巴庫和薩拉托夫作為例子）。」列寧對巴庫組織的估計錯誤是一個流亡者的普通錯誤。作為流亡者，他不得不根據片面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其中可能有柯巴自己提供的過分樂觀的情報——從遙遠的地方作出判斷。 這樣勾出的總的畫面是足夠清楚的。柯巴並沒有積極參加作為當時主要鬥爭場合的工會運動（卡里尼安和斯托帕尼）；他不曾在工人集會上講話（維克沙克），而是處在「極為秘密」的狀態（諾根）。「由於各種理由」，他沒有能夠參加中央委員會的俄國局（格爾曼諾夫）。在巴庫，付出的「代價」比其他地方多（奧里明斯基），而且個人恐怖行為也較多（維列沙克）。柯巴直接領導了巴庫的「戰鬥活動」（維列沙克、馬爾托夫和其他人），這種活動無疑需要離開群眾，轉入「極為秘密」的狀態。有一個時期，秘密組織的存在是依靠掠奪錢財而人為地維持的。因此，反動的影響更加強大，重整旗鼓的工作開始得更晚。這個結論不僅在傳記中而且在理論上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有助於說明群眾運動的某些一般規律。 1910年3月24日，憲兵上校馬爾丁諾夫說：他抓到了身為巴庫委員會委員、「一個占領導地位的最活躍的黨的工作者」、化名為「柯巴」的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不妨認為這個文件沒有經過貝利亞的篡改）。關於這次逮捕，另一個憲兵按照自己的責任提出報告說：「鑒於〔朱加施維里〕堅持參加」革命活動並「兩次逃走」，他——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謹建議予以最嚴厲的懲辦」。但是不必以為這裡指的是處決，按照行政命令實行的「最嚴厲的懲辦」意味著送到屬於西伯利亞的遼遠的地方去流放5年。 在此期間，柯巴住在他已經很熟悉的巴庫監獄裡。在過去一年半時間裡，國內政治局勢和監獄管理制度都發生了深刻變化，1910年已經破曉，反動勢力正在取得全線勝利。不僅群眾運動，甚至連沒收活動、恐怖活動，以及個人的絕望行為都降到新的低潮。監獄裡更嚴格、更安靜了，甚至連集體討論都無從談起。柯巴有足夠的閒暇來研究世界語，如果他對這種未來的語言還沒有感到失望的話。8月27日，高加索總督下令5年內禁止朱加施維里在外高加索居住。但是，顯然未能提出任何嚴重罪名的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的建議沒有得到彼得堡的理睬。柯巴再次被送往沃洛果達省去繼續度完他尚未滿期的兩年流放期。十分明顯，彼得堡當局還沒有把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看成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 * * [1] 葉卡捷琳娜·斯瓦尼則，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同志的姊妹。這個同志後來成為蘇聯外貿銀行行長。——原編者注 [2] 《第二屆杜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列寧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384、385頁。——譯者注 [3] 《第二屆杜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列寧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384、385頁。——譯者注 [4] 《社會民主黨和選舉協議》。《列寧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73頁。——譯者注 [5] Okhrana是Okhrannoyeotdyelyeniye（保安部）的簡寫，是屬於帝國警察廳的一個政治特務組織，從1881年以來一直是內務部最重要的機構。在這個機構成立前50年里，它的職能屬於帝國法庭第三科。因此，Okhrana、Okhranka、第三科、政治警察、警察廳這幾個名詞可以通用，都是指沙皇政府針對革命者進行的特務活動。Okhrana根據所用偵察方法不同而分為外務局和內務局兩個部分。前者由偵稽隊組成，後者由安插在革命組織內部的密探和挑撥者組成。0khrana在活動中得到警察廳所屬另一部門即特種憲兵隊的協助。除在俄國各重要城市設有分局以外，Okhrana還在國外俄國革命者聚居的一切地方設有國外代理機構。——原編者注（Okhrana一般譯為沙皇暗探局。——譯者注） [6]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15卷，中文第2版第338頁。——譯者注 [7] 斯捷潘·格奧爾基也維奇·邵武勉（1878—1918年）。——原編者注 [8] B.C.是布爾什維克中心（B0lshevik Centre）的縮寫。——譯者注 [9] 《反對抵制》。《列寧全集》第16卷，中文第2版第9頁。——譯者注 [10] 參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39卷，中文第2版第42頁。——譯者注 [11] 參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4頁。——譯者注 [12] 指製造炸彈。——譯者注 [13] 《談最近的事件》。《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363頁。——譯者注 [14]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版第53頁。——譯者注 [15] 《游擊戰爭》。《列寧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7頁。——譯者注 [16] 指沙皇解散第二屆杜馬。——譯者注 [17] 1931年，科特·秦查澤死於流放地。他是被「傑出的同志柯巴—史達林」判處流放的。——譯者注 [18]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一個代表的札記）》。《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54頁。——譯者注 [19] 倫敦代表大會舉行於1907年5月13日至6月1日（舊曆4月30日至5月19日）。因此，從大會閉幕到提比里西沒收事件之間相差還不到1個月。——原編者注 [20] 《論調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新派別》。《列寧全集》第20卷，中文版第335頁——譯者注 [21] 《取消取消主義》。《列寧全集》第19卷，中文第2版第47—48頁。——譯者注 [22]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進攻》。《列寧全集》第22卷，中文第2版第98頁。——譯者注 [23] 《向民主派的又一次進攻》。《列寧全集》第22卷，中文第2版第98頁。——譯者注 [24] 普羅科菲·阿普拉西奧諾維奇·查帕里澤（1880—1918年）。——原編者注 [25] 《高加索來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83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