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

據我們推測，柯巴是在提比里西十一月會議以後隔了一段時期才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會議決定積極參加為召開新的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而正在進行的籌備工作。貝利亞說，柯巴在12月離開巴庫去各地為召開代表大會進行宣傳。我們接受了貝利亞未加說明的論斷，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這件事不是不可能的。當時所有的人都很清楚，黨已經分裂成兩派。在那時候，布爾什維克派的力量已經增加到這樣的程度：它在組織上已經處於比對手孟什維克優勢的地位。在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的時候，柯巴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這一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我們提出柯巴在1904年底已經是布爾什維克派的成員的確鑿的證據，我們就會感到為難。貝利亞甚至從當時發表的傳單上引用了一系列的話，然而他不敢說這些傳單當中有任何一張是柯巴寫的。關於傳單作者的可疑的沉默是比文字更響亮的證據。貝利亞引用柯巴以外的人寫的傳單的目的，不言而喻，是為了填補史達林傳記中出現的明顯的空白。 在此期間，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從黨章的領域轉到革命戰略的領域。1904年秋天，主要由於心慌意亂的沙皇當局過分疏忽以至毫無作為，地方自治局 [1] 人士和其他自由主義者發起的宴會運動 [2] 得到了迅速發展。這個運動明確地提出了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反對派之間的關係問題。孟什維克的方案要求把工人變成一個為自由主義獨唱家伴唱的民主合唱隊。一個體貼入微、謹慎周到的合唱隊，不僅要「避免嚇倒」自由主義者，而且更有甚者，要全心全意提高自由主義者的自信心。列寧立刻發動了攻勢。他嘲笑了這種方案的根本思想——耍弄外交手腕支持一個毫無辦法的反對派，用這種辦法來代替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只有在群眾壓力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只有大膽的社會綱領才能喚醒群眾來採取行動：而這正是自由主義者害怕的。「如果我們考慮他們的驚慌情緒，那我們可真是傻瓜了。」 [3] 在長期沉默以後，列寧在1904年11月發表的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鼓舞了他的同志們的精神，在發展布爾什維主義的策略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否有可能正是這本小冊子把柯巴爭取過來的呢？我們不敢回答說是。在後來一些年代裡，凡是當他有機會自行考慮對自由主義者採取什麼立場的時候，他總是亂碰亂撞地傾向孟什維克的概念，認為「避免嚇倒」自由主義者是很重要的（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中國、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就是例子）。然而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這位平民出身的民主主義者對這種甚至在孟什維克的普通黨員中也激起很大不滿的機會主義方案似乎真正感到憤怒。必須指出，激進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保持鄙視態度的傳統，整個說來，還沒有來得及消除。然而，同樣可能的是，僅僅由於彼得堡的「流血的星期日」 [4] 和接踵而至的席捲全國的罷工浪潮，才把這個謹慎多疑的高加索人推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無論如何，這個轉變的里程碑還沒有載入史冊。 斯托帕尼和列赫曼這兩個老布爾什維克在他們寫的詳盡細緻的回憶錄中列舉了他們在1904年底和1905年初在巴庫和提比里西有機會打過交道的所有革命者的名字，柯巴不在其中。列赫曼舉出了高加索聯盟中「占領導地位」的人，柯巴不是其中之一。斯托帕尼舉出了和孟什維克共同領導1904年12月著名的巴庫罷工的布爾什維克的名字，柯巴仍然不在其中。然而斯托帕尼是罷工委員會的委員，對他寫的材料應當是了解的。兩個作者寫的回憶錄都發表在官方的共產黨歷史雜誌上，兩個人都遠非「人民的敵人」，而是良好的史達林主義者；但是他們的回憶錄是1925年寫的，也就是在根據上級指定，有計劃地進行偽造的做法成為制度以前。前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委員塔拉圖塔在遲至1926年寫的一篇討論「1905年革命前夕的高加索」情況的文章中還絲毫沒有提史達林。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同高加索組織書信集整整50頁的注釋里一處也沒有出現史達林的名字。1904年底和1905年初，根本找不到今天被描繪成高加索布爾什維主義創始人的這個人曾經進行活動的任何痕跡。 這個結論和最近關於史達林曾經和孟什維克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的連篇累牘的斷言並不是背道而馳的。只需要把人進行鬥爭的時間往後推兩年左右就完全可以解決這些矛盾。這樣做並不困難，因為既不需要引用文件也不必害怕反證。另一方面，沒有理由不相信柯巴一旦作出抉擇以後就用最嚴厲、最粗暴、最肆無忌憚的方式進行了反對孟什維克的鬥爭。當他還是正教中學小組的成員、提比里西委員會的宣傳工作者和巴統組織的成員時，已經有人說他喜歡使用偷偷摸摸的陰謀詭計。這種傾向在當前的派別鬥爭中得到了遠為廣泛和大膽的表現。 貝利亞列舉了提比里西、巴統、契圖阿里、庫塔伊西和波季等地，說史達林曾經在這些地方同諾·饒爾丹尼亞、伊拉克利·策烈鐵里、諾阿·拉米施維里和其他孟什維克領袖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和聯邦主義者展開辯論。但是貝利亞對所有日期都敷敷衍衍地含糊放過——這種遺漏絕非出於無意。事實上，貝利亞多少比較明確地談到的第一次辯論發生在1905年5月。從柯巴發表的著作來看，情況完全一樣。他寫的第一部表達布爾什維克觀點的作品，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出版於1905年5月。這本小冊子的題目頗為奇怪，叫做《略論黨內意見分歧》 [5] 。貝利亞認為有必要說明這本小冊子是「1905年初」寫的，然而沒有提出任何根據。這就比任何時候更露骨地暴露了他企圖把兩年差距縮小的做法。有一個記者——顯然就是後來的李維諾夫，他根本不懂喬治亞語——在國外報道，說提比里西出現了一本小冊子，「造成了轟動」。對這種「轟動」只能有一個解釋：喬治亞群眾過去只聽到過孟什維克的意見，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其他的意見。小冊子實質上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學生根據列寧著作寫的一篇摘要。這本小冊子從來沒有再版，這毫不奇怪。貝利亞煞費苦心地從小冊子裡挑出一些引語。一看這些引語就知道作者本人為什麼寧願讓這本小冊子和他在這個時期寫的其他文章同樣湮沒無聞。 1905年8月，史達林重述了列寧寫的《做什麼？》一書中企圖說明自發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階級覺悟的相互關係的一章的內容。按照列寧的說法，工人運動在聽其自然發展的情況下，不可挽救地會傾向於機會主義；革命的階級覺悟是由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的。這兒不是批判這種觀點的地方。這種批判完全屬於列寧傳的範圍，而不屬於史達林傳的範圍。《做什麼？》的作者本人後來承認他的理論帶有偏見性，從而默認了這個理論的錯誤。他是在反對「經濟主義」及其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盲目崇拜的鬥爭中附帶提出這種理論作為鬥爭武器的。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決裂以後，對《做什麼？》進行了為時已晚，然而更激烈的批判。「從外面」向無產階級灌輸革命階級覺悟的問題再次成為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報記載了喬治亞報紙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關於「從外面灌輸階級覺悟問題的絕妙提法」 [6] 。今天，有人把這種讚美當做說明柯巴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理論家的證明。其實這不過是國外中心習慣使用的表示鼓勵的話。無論何時，如果某些省的出版物公開出來保衛自己所屬派別的思想或領袖，照例會得到這種讚美。至於這篇文章的質量，從貝利亞俄文譯本中引用的下面一段話就足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現代的社會生活是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安排的。這裡存在著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它們之間進行著決死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迫使資產階級去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則迫使無產階級去破壞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這兩個階級相適應也就創造出兩種意識：資產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是適合於無產階級的地位的。……但是，如果社會主義意識沒有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它本身又有什麼意義呢？它不過是空話罷了！如果這種意識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情形就會完全不同：無產階級就會認清自己的地位，並用加速的步伐向社會主義生活邁進。……」 [7] 等等。這種文章本來早就會被人置諸腦後的，只是由於作者後來的命運才使它們免於湮沒。然而，事情本身十分清楚，這些文章本身並沒有說明作者的命運；而是相反，使這種命運更加使人費解了。 整個1905年，柯巴根本沒有出現在高加索同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通信的人的名單中，即使在這以前也沒有出現過。3月8日，有一個名叫塔里的人在一封寄自提比里西的信里，用下面這句話綜合了高加索某些孟什維克的反應。他說：「列寧對我們時代的意義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早，而且更清楚。」同一位塔里寫道：「列寧被看成是這些阿爾卡季·尼古拉也維奇中間一個類似巴扎羅夫的人物。」不言而喻，這兒指的是屠格涅夫書中的主角：屬於踏實的現實主義類型的巴扎羅夫和思想主義空談家阿爾卡季·尼古拉也維奇。歷史雜誌的編者在塔里的名字下面寫的註解是「作者不詳」。但是這種明確的文學類比本身就足以說明史達林不可能是這封信的作者。列寧在1905年下半年寫的文章和信裡面——至少是在已經發表的文章和信裡面——提到曾經在俄國工作過的30多個社會民主黨人；其中19個人和列寧的年齡最接近，還有12個人和史達林的年齡最接近。史達林本人沒有在信中出現過，無論是作為直接的通信者還是作為第三者。因此我們不能不和從前一樣堅持我們已經宣布的結論：史達林關於他在1903年已經收到列寧一封信的說法完全是捏造。 列寧和《火星報》編輯部斷絕關係的時候大約是34歲。在斷絕關係以後，直到他深信自己的追隨者為數較多、自己年輕的威信足夠強大的時候為止，列寧經歷了幾個月的動搖猶豫——這種情況和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使他感到倍加困難。安排召開新的代表大會的工作的勝利結局毋庸置疑地說明了布爾什維克在社會民主黨組織里的優勢。以克拉辛為首的調和派中央委員會終於向「非法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常務局投降，參加了它無法阻止的代表大會。這樣一來，第三次代表大會——1905年4月召開於倫敦，孟什維克故意不出席，而寧願在日內瓦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就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制定綱領的代表大會。24名有投票權的代表和14名僅有發言權的代表，幾乎毫無例外，都是自第二次代表大會造成分裂以來一直忠實於列寧，並且鼓動各地黨委反抗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維拉·查蘇利奇、馬爾托夫和波特列索夫的聯繫權威的布爾什維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在和他過去的老師以及《火星報》時期最親密的合作者進行坦率的鬥爭過程中發表的，關於俄國革命的動力的觀點得到合法地位。從那時起，這個觀點就比和孟什維克共同制定的黨的正式綱領具有更實際的意義。 和日本進行的命運多舛的、丟臉的戰爭加速了沙皇統治的崩潰。在第一陣罷工和遊行示威的大浪潮以後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反映了革命結局即將到來的形勢。列寧在給參加大會的代表作報告時說：「最近一年的全部歷史表明，我們對起義的意義和必然性估計不足。」 [8] 代表大會在土地問題上堅決地往前走了一步，承認有必要支持當時的農民運動，甚至不惜沒收地主士紳的土地。它比以前更具體地概括了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的前景，特別是在臨時革命政府作為內戰組織者的問題上說得比以前具體。用列寧的話來說：「如果我們占領了彼得堡並且絞死了尼古拉，那麼在我們面前就會出現好幾個旺代。」 [9] 代表大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勇敢地著手為起義進行技術準備。列寧說：「關於成立專門的戰鬥小組，可以說，我認為它們是必要的。」 [10] 對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意義越重視，柯巴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事實就越引人注意。到那時為止，他已經擁有將近7年的革命活動歷史，經歷過監禁、流放和逃亡。如果他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具有任何重要性，可以肯定這段歷史將使他至少得到代表候選人的地位。不僅如此，柯巴在整個1905年都可以自由活動。據貝利亞說，他「在組織布爾什維克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工作中起了最積極的作用」。如果真是如此，他就應當是高加索代表團的團長了。那麼，為什麼不是呢？倘若是由於生病或者是任何其他特殊原因使他不能出國，官方的傳記家肯定不會不告訴我們。他們的沉默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他們並沒有掌握可以說明這位「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領袖」為什麼沒有出席那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代表大會的任何令人相信的理由。貝利亞所謂柯巴曾經「最積極」地參加代表大會的組織工作，不過是蘇聯御用歷史學中連篇累牘的言之無物的空話之一。消息靈通的奧西普·皮亞特尼茨基在一篇紀念第三次代表大會30周年的文章里絲毫沒有談到史達林參加大會籌備工作的事；宮廷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斯基也含糊其辭，實質上是說沒有闡明這種意義具體屬於什麼性質。但是，從我們現在已經設法了解到的一切事實來看，情況似乎十分清楚：柯巴經過一段很長的動搖猶豫時期，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前不久才參加布爾什維克；他根本沒有參加高加索十一月會議；他從來都不是這次會議成立的常務局的成員；而作為一個初入門的人，他擔任代表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代表團的成員是加米涅夫、涅夫斯基、齊哈卡雅和查帕里澤；他們才是當時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他們後來的遭遇和我們的敘述並非毫無關係：查帕里澤在1918年被英國人槍決；加米涅夫是18年後被史達林槍決的；涅夫斯基被史達林下令宣布為「人民的敵人」，從此無影無蹤；只有年邁的齊哈卡雅倖存下來，設法比他應當活的時間活得更長。 布爾什維主義權力集中傾向的消極面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開始得到明顯的表現。政治機構的特殊習慣在地下工作時期已經在逐步形成，年輕的革命官僚已經逐漸形成一種類型。一點也不錯，秘密工作的條件為實行選舉、責任制和監督等等民主形式提供的餘地是很少的。但是，委員們無疑也不必要地增加了許多限制；他們對革命工人遠比對他們自己更堅決，更嚴厲，甚至在迫切需要注意傾聽群眾呼聲的時候也寧願獨斷獨行。克魯普斯卡婭指出，代表大會本身和各地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一樣，幾乎沒有工人參加，知識分子占絕大多數。克魯普斯卡婭寫道：「所謂委員通常是一個自信心十足的人；他充分了解委員會的活動對群眾的巨大影響；『委員』照例是不承認任何黨內民主的；對於雷厲風行、大吵大嚷和引起爭端的『國外中心』，『委員』從心裡就瞧不起。他說，『他們應當來嘗嘗俄國的條件，換換空氣。』……同時，他不希望有任何革新。『委員』既不希望也不懂得如何適應變化萬千的條件。」這種含蓄然而十分精闢的描寫對了解柯巴在政治上的心理狀況極有幫助，因為他就是一個最了不起的「委員」。早在1901年剛開始在提比里西參加革命工作的時候，他就反對吸收工人參加他的委員會。作為一個「實踐家」——即政治上的經驗主義者——他對67僑居國外的人、對「國外中心」表示冷淡，後來更表示輕蔑。由於他自己缺乏直接影響群眾的才能，他就加倍頑固地緊緊抓住政治機構。他的宇宙的軸心就是他的委員會——提比里西、巴庫和高加索委員會，最後是中央委員會。他對黨的機構的盲目信仰後來異常有力地發展起來；委員變成了超級機器人、黨的總書記、官僚制度的化身及其舉世無雙的領袖。 在這方面很容易使人作出結論，認為未來的史達林主義當時已經植根於布爾什維克的集中制，說得更概括些是已經植根於職業革命家的地下活動體系。但是一經分析，這種推論就化為粉碎，說明它驚人地缺乏歷史內容。當然，在嚴格挑選思想先進的人，並且把他們團結在一個緊密的集中領導的組織里的過程中是會出現這種或那種危險的。但是在集中制的所謂「原則」中絕對找不到這種危險的根源；根源還是應當從勞動者缺乏一致性和他們的落後性中去找——也就是說，應當從使階級受它的先鋒隊集中領導成為必要的一般社會條件中去找。了解領導機能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機構和黨之間、先鋒隊和階級之間、集中和民主之間實際存在的相互關係。這些相互關係，從它們的性質上說，不可能是先天決定、一成不變的。它們決定於具體歷史條件；它們的不穩定的平衡是通過各種傾向之間的殊死鬥爭加以調節的。各以其極端分子為代表的這些傾向也在政治機器的專制和軟弱無力的空談之間搖擺不定。 我在1904年寫的《我們的政治問題》 [11] 這本小冊子裡對列寧作了不少成熟的、錯誤的批評，但是也為當時那些「已經從集中制『原則』中找到支持，所以不再感到有必要依靠工人」的「委員們」的思想傾向勾畫出頗為準確的形象。第二年，列寧在代表大會上不得不對身踞高位、大權在握的「委員們」進行鬥爭。這場鬥爭充分證明我的批評是公正的。大會代表之一李亞多夫追敘說：「辯論帶上了比較激烈的性質。開始出現了理論家和實踐家、『文人』和委員等明確的小集團。……在爭論過程中，李可夫這個相當年輕的工人嶄露頭角。他成功地把大多數委員都聚集在自己周圍。」李亞多夫是同情李可夫的。列寧在最後發言時大聲指出：「有人說，能勝任委員會委員的工人是沒有的，我聽到這話感到很不安。」 [12] 讓我們回想一下柯巴曾經何等堅決地用挑戰的口吻要提比里西工人——「把手按在心上」——承認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適合擔任屬於教士階級的神聖職務。列寧堅決認為：「問題掛起來了，顯然黨內出了毛病。」 [13] 問題在於政治機構採取的高壓手段，在於開始萌生的官僚主義。 列寧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有必要建立一個集中領導的組織，但是他認為這個組織首先應是提高先進工人活動水平的一個槓桿。把政治機構當做偶像來崇拜的想法不僅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而且使他感到深惡痛絕。他在代表大會上立刻就發現了委員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傾向，並且與這種傾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克魯普斯卡婭證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非常激動。委員們也非常激動。」委員們那次取得了勝利，他們的領袖就是後來繼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李可夫。列寧建議每個委員會裡面工人必須占多數，他提出的決議案沒有通過。委員們還決議把位於國外的編輯部置於中央委員會控制之下，這也是違反列寧的意志的。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列寧寧願分裂也不會同意使黨的指揮工作向俄國中心轉移，因為國內中心常受警察襲擊，所以在組成上是不穩定的。但是現在列寧深信自己已經掌握決定權。他在和我國社會民主黨富有威信的老領導人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成長壯大起來，覺得自己遠比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更有把握，因此也就更為沉著。倘若在辯論中他真像克魯普斯卡婭所說的那樣「激動」，或者毋寧說是似乎很激動，那麼他在組織方面採取的步驟就更顯得謹慎了。他不僅在兩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上默然承認失敗，甚至還幫助李可夫進入中央委員會。他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革命這個偉大的導師在培養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同時，能夠輕而易舉地摧毀黨的政治機構內初步萌生的、尚不穩定的保守思想。 除列寧外，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有工程師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博物學家、醫生兼哲學家亞·亞·波格丹諾夫（兩個人都是列寧的同時代人），有不久以後就拋棄了黨的波斯托洛夫斯基，還有李可夫。候補委員是「文人」魯米揚采夫和兩個實踐家：古謝夫和布爾。無須說，根本沒有人想到提議讓柯巴擔任布爾什維克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1934年，喬治亞共產黨代表大會在貝利亞報告的基礎上宣稱：「到現在為止已經寫出的材料都不能反映許多年以來實際領導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鬥爭的史達林同志的真正作用。」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代表大會未予說明。但是所有舊的回憶錄作者和史學家立刻遭到排斥，其中某些人後來被槍決。然後，為了糾正過去的一切罪過，決定成立一個專門的「史達林研究所」。隨即又對所有的故紙堆進行了徹底的清洗，使它們立刻煥然一新。普天之下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大規模的杜撰捏造，但是傳記作者的處境還不是毫無希望的。 〔我們知道，〕柯巴在1904年2月從流放地回到提比里西，一直總是勝利地「領導著布爾什維克的活動」。1904年和1905年，除了短期離開以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提比里西。根據最新的回憶錄的說法，工人們習慣說「柯巴正在活剝孟什維克的皮」。然而喬治亞的孟什維克似乎並沒有因為這種外科手術而受到什麼損害。提比里西的布爾什維克遲至1905年後半年才進入「整頓隊伍時期」，才「考慮」出版報紙的問題。那麼柯巴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和1905年上半年究竟是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呢？倘若他並不是完全置身於工人運動之外（這是不大可能的），那就無論貝利亞對我們說什麼，他一定是孟什維克組織的成員。到1906年初，列寧在提比里西的追隨者已經增加到300人，但是孟什維克有3000人左右。僅從力量對比來說，柯巴在革命發展高潮中註定只能當一名文字上的反對派。 史達林說：「在石油工人中間的兩年（1905年至1907年），革命工作使我堅強起來。」在煞費苦心地經過一再編輯加工的演說辭里，演說者肯定不可能純粹出於偶然地把自己在全國正在經受革命的火的洗禮的那一年以及全國尚處於動亂的痛苦中、對動亂的結局經常感到恐懼的第二年——即1906年——究竟在什麼地方搞混淆了。這種事情是忘記不了的！這使人不能不產生這種印象：史達林故意不提第一次革命是因為他對這次革命根本無話可說。由於用巴庫作為背景比提比里西更容易使人產生英雄的聯想，他就在事後把自己到巴庫去的時間提前了兩年半，雖然他沒有權利這樣做。誠然，他用不著害怕蘇聯歷史學家會表示反對，然而「柯巴在1905年究竟在幹什麼？」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答案。 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槍殺向沙皇請願的遊行工人開始的。柯巴就1月22日事件的呼籲書最後提出了這樣的懇求： 讓我們攜起手來團結在各地黨委員會的周圍吧！我們連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只有黨委員會才能勝任領導我們的工作，只有黨委員會才能指引我們走進那……「樂園」…… [14] 諸如此類。這位「委員」的口氣是多麼自信！就在那幾天裡，碰巧的話或許就在那幾個小時以內，在遙遠的日內瓦，列寧對起義群眾提出了下列懇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這樣一句話： 讓幾百年來受剝削、受苦受難的生活在你們心頭積下的憤怒和仇恨發泄出來吧！ 這句話里完完全全地表現出列寧和群眾一起仇恨，一起反抗。這種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並不要求起義的群眾必須得到「委員會」的批准才能採取行動。在對待從政治上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同一件事的態度上——在對待革命的態度上——這兩個人物的對比不可能表現得更簡明扼要、更鏗鏘有力了。 在柯巴無緣參加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閉幕以後，隔了5個月，蘇維埃就開始建立起來。蘇維埃是孟什維克發起的，但是他們從未夢想到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會導致什麼結果。孟什維克派在蘇維埃裡面處於支配地位。孟什維克普通黨員捲入了革命發展的洪流，領導人對自己這一派陡然向左擺的趨勢感到茫然，沉思起來。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員會對已經擺好陣勢的群眾建立不分黨派的代表機構這種新創造起初感到害怕。但他們找不到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向蘇維埃提出最後通牒：要它立刻通過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否則立刻解散。整個彼得堡蘇維埃，包括參加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工人隊伍，眼皮也不眨地就把這份最後通牒丟在一邊去了。直到11月列寧到達以後，「委員們」對待蘇維埃的政策才發生根本變化。但是那份最後通牒肯定已經削弱了布爾什維克的地位，從而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各省都按照首都的榜樣行事。當時對蘇維埃的歷史意義的估計已經開始出現深刻的意見分歧。孟什維克企圖把蘇維埃說成只是工人代表機構的一種偶然出現的形式——一種「無產階級議會」，一個「革命自治機構」，等等。所有這些說法都極為曖昧，列寧卻恰恰相反，他懂得如何徹底地從旁聆聽彼得堡群眾的意見。群眾把蘇維埃叫做「無產階級的政府」，所以列寧立刻作出評價，認為這種新的組織形式是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槓桿。 柯巴在1905年寫的著作從形式到內容都很貧乏。從這些著作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有關蘇維埃的事情。這不僅因為喬治亞沒有建立任何蘇維埃，而且因為他根本沒有注意蘇維埃，把它們忽略過去了。這豈不令人驚訝？蘇維埃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政治機構的意義本來應當使這位未來的總書記第一眼就會得到深刻印象的，但是他認為蘇維埃是直接代表群眾的、外來的政治機構。蘇維埃不服從委員會的紀律，需要比較複雜、比較靈活的領導方法。在某種意義上說，蘇維埃是委員會的強有力的競爭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間，柯巴對蘇維埃置之不理。從實質上看，他對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仿佛是在和革命生氣似的。 他之所以不愉快是因為他找不到自己的革命道路。莫斯科的傳記家和藝術家總是設法把柯巴說成是這次或那次遊行示威的領導人，「一個靶子」，一個慷慨激昂的演說家，一個民眾保護者。所有這一切都是撒謊。史達林甚至在後期也沒有成為一個演說家；誰也沒有聽見他發表過「慷慨激昂」的演說。在整個1917年，黨的一切鼓動工作者，從列寧開始，都在到處演講，弄得聲嘶力竭。史達林卻從來沒有在任何公共集會上講過話。1905年的情況不可能有什麼不同。高加索有些年輕的革命者，例如克努尼揚茨、朱拉博夫、加米涅夫和策烈鐵里等，是一些平凡的演說家；而柯巴連這樣一個演說家也說不上。在黨的秘密會議上，他對自己已經充分掌握的思想還能夠闡述得比較好，但是他完全缺乏鼓動者的力量。他強迫自己講話，講得十分吃力，既不成調，又無熱情，也無抑揚頓挫。在他的力量的反面，他性格上固有的弱點在於他完全不能感受激情。他只會在枝節問題上嘮嘮叨叨，糾纏不清，不能超過這水平。他不能使自己和聽眾融而為一，息息相通，不能激發聽眾的高尚的情操。他本身就激動不起來，因此也無法使別人激動。單憑狠毒是不足以掌握群眾的心靈的。 1905年把所有封住的嘴都打開了，這個沉默了一千年的國家第一次開始講話了。一切稍微能夠表達自己對官僚制度和沙皇的憎恨的人都找到了毫無倦意的、懷著感激心情的聽眾。柯巴無疑也曾經試過身手，但是和其他能夠當場發表演說的人比較起來，情況對他十分不利。他無法忍受這種情況。柯巴對別人的感情雖然麻木不仁，對自己的感情卻極為敏感，並且非常容易感到不愉快。看來或許令人吃驚，然而他的確鬱悶到喜怒無常的程度。他的反應是原始的，凡是他感到自己被人置之不理或冷淡的時候，他都傾向於撒手不管，對人對事都是如此。他會蜷在一個角落裡鬱悶地抽著菸斗，做著復仇的夢。他在1905年懷著悶氣退入幕後去做一種類似編輯的工作，原因正在於此。 但是柯巴遠非天生的新聞工作者。他思想遲鈍，思路狹隘，風格笨拙單調。當他希望造成強烈效果時，他就使用粗魯的語言。他當時寫的文章是任何稍微有點頭腦、要求比較嚴格的編輯部一篇也不會採用的。一點也不錯，地下出版物通常並不以文字出色著稱，因為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大部分是由不以耍筆桿為職業而是出於必要才使用筆桿的人寫的。無論怎麼說，柯巴並沒有超出這個水平。他的著作說明他試圖有系統地闡述問題；但是這種努力通常表現為圖解式地排列材料，列舉論點，矯揉造作地提出修辭性問題和臃腫重複地大量堆砌說教的詞句。他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獨特的風格，缺乏生動的想像——這一切使他寫的每一行都帶上陳腔濫調的烙印。他是一個從來不暢暢快快發表自己的思想，而是靦靦腆腆地重複別人的思想的作者。用「靦腆」這個詞來形容史達林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是這個詞最恰當地說明了史達林從高加索時期直到今天還在摸索寫作道路的樣子。 當然，認為這樣的文章沒有導致行動就錯了。當時非常需要這種文章，它們滿足了一種迫切需要。它們從這種需要中得到力量，因為它們表達了革命的思想，提出了革命的口號。對於大批讀者來說，這些文章是新鮮的，朝氣蓬勃的，因為他們不可能從資產階級報刊上找到任何類似的東西。但是這些文章是為一部分人寫的，它們轉瞬即逝的影響也僅限於這些人。現在來讀這些乾燥無味、笨拙沉重，有時還文理不通的句子，加上那些令人吃驚的矯揉造作的修飾點綴，不能不令人感到壓抑、混亂、厭煩，有時會由於文章不知不覺造成的滑稽印象而放聲大笑。所以毫不奇怪，甚至當時也沒有人把柯巴當一個新聞工作者看待。1905年10月，在列寧指導下，布爾什維克辦的第一個合法報紙《新生活報》在彼得堡開始出版。布爾什維克的所有作家，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首都的和地方的，都給這家報紙投稿。然而史達林的名字不在其內。以編委身份代表高加索參加這家報紙的是加米涅夫，不是史達林。柯巴既不是天生的作家，也從來沒有成為一個作家。他在1905年比平常更勤快地耍弄筆桿只能說明和群眾通聲息的另一種方法對他是更陌生的。 在各種集會令人應接不暇的時期，在罷工浪潮洶湧的時期，在街頭遊行示威的時期，許多委員都顯出了自己的渺小。革命者必須能夠在大庭廣眾之中高談闊論，大聲疾呼；必須能夠當場作文，一揮而就；必須能夠當機立斷地作出重要的決定。無論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還是第三種才能，都是史達林所缺乏的；他的聲音和他的想像力一樣軟弱無力；倚馬千言的才能對這位頭腦遲鈍的、一直在暗中摸索的思想家是無緣的。在高加索的天穹上，有比他燦爛得多的星辰使他相形見絀。他以驚羨的，幾乎是仇視的眼光注視著革命：這不是他擅長的一行。葉努基澤寫道：「除了出去開會和料理黨的地方支部的許多事務以外，他一直都坐在自己堆滿書報的小房間裡，要不就是坐在布爾什維克報紙的同樣『寬敞』的編輯室里。」只要具體設想一下那個「瘋狂的年頭」天翻地覆的情況，回想當時的悲壯雄偉的氣氛，就可以充分玩味這樣一個孤獨而又抱負不凡的青年人的形象：埋頭躲在一間小房裡——很可能是一間不十分整潔的房間——手裡拿著筆，枉費心機地搜索枯腸，想找到略微符合時代精神的句子。 一連串新的事件接踵而至。柯巴仍然是一個旁觀者，不滿意所有的人，也不滿意自己。一切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包括那些年裡領導高加索的運動的許多人——拉克辛、波斯托洛夫斯基、斯托帕尼、列赫曼、哈爾佩林、加米涅夫、塔拉圖塔等等——都忽視史達林，沒有在回憶錄里提到他，而史達林自己對他們也無話可說。某些人——像庫爾納托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活動中無疑曾經和他有過接觸，其他的人也可能見過他，但是並不認為他和一般「委員們」有何不同。他們誰也沒有把他挑出來說半句讚揚或同情的話，誰也沒有提供絲毫根據，使未來的官方傳記家可以說他們對史達林有過好感。 1926年，官方的黨史委員會發表了有關1905年的原始材料的修訂本——按照列寧逝世後出現的新的傾向修訂的版本。在一百多篇文件中，列寧的文章將近30篇，其他作者的文章在數量上幾乎也不相上下。儘管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已經接近爆發點，屬於正統派的編輯部仍然不能不把我的四篇文章包括在文集裡面。然而全書455頁，沒有一行是史達林的手筆。字母索引表里包括好幾百個名字，把在革命的年代裡稍微有點名望的人全部列舉出來。史達林的名字一次也沒有出現過；僅僅提到伊萬諾維奇，說他是1905年12月黨的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的參加者。值得注意的是，遲至1926年，編輯部對伊萬諾維奇和史達林是同一個人這個事實還一無所知。這些公正不阿的細節比後來所寫的一切歌功頌德的文章要令人信服得多。 史達林和革命的1905年似乎毫不相干。他的「學生時代」是革命前在提比里西、巴統以及後來的監獄和流放地度過的。據他自己聲稱，他在巴庫——即1907年至1908年——成為一個「學徒」。這樣一來，第一次革命時期就被作為這位未來的「工匠」的訓練時期而一筆勾銷。史達林在談起自己的歷史來的時候，從來不提這個偉大的年頭，這個曾經使老一代最出色的革命領袖出現在世界上，使他們得到鍛煉成長的年頭。這一點應當牢牢記在心頭，因為這絕非出於偶然。在他的自傳中，第二個革命年頭——1917年——幾乎和1905年同樣曖昧不明。我們又會發現柯巴（現在叫做史達林）坐在一間簡陋的編輯室里（這次是彼得堡《真理報》的編輯室），不慌不忙地為那些燦爛輝煌的事件寫一些黯淡無光的評論。他是這樣一個革命者：一次真正的群眾革命就會使他失去常態，把他踢在一邊，使他狼狽不堪。他既不是民眾保護人，也不是戰略家，也不是起義的領袖，他從來只是一個革命官僚。因此他註定只能糊糊塗塗地等待時機，直到洶湧的革命浪潮平靜下來才能充分發揮他的特殊才能。 第三次代表大會宣布孟什維克是「黨內已經分裂出去的部分」 [15] ，從而認可了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的分裂，黨當時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1905年秋天事態的發展帶來的有益的壓力，使派別敵對情緒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1905年10月，在盼望已久的從瑞士流亡地回到革命的俄國的前夕，列寧給普列漢諾夫寫了一封熱情的、和解的信，把他這位從前的老師和敵手稱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最優秀的力量」，呼籲他進行合作。列寧說：「革命本身以驚人的速度掃除我們在策略上的意見分歧……」 [16] 事實確是如此，雖然為時不久，因為革命本身並沒有維持多久。 毫無疑問，起初，孟什維克在建立和利用群眾組織方面比布爾什維克更有辦法，但是作為一個政黨，他們只是隨波逐流，幾乎被浪潮淹沒。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對蓬勃的運動適應得比較緩慢，不過人們用自己響亮的口號——這是他們對革命力量作了現實的估計的結果——使運動充實起來。孟什維克在蘇維埃裡面占優勢，然而蘇維埃的政策的總方向基本上是符合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孟什維克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在革命高潮的時候，他們也能夠暫時適應形勢，然而他們既不能在革命高漲時期指導它，也不能在革命退潮時期忠於它的歷史任務。 十月總罷工迫使沙皇頒布了立憲宣言 [17] ，同時也使工人地區產生了樂觀和大膽的情緒。這次總罷工以後，兩個派別內部都出現了不可抗拒的統一趨勢。各種地區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紛紛成立統一委員會或聯合委員會，領袖們也屈服於這種趨勢。作為走向完全合併的一個步驟，兩派分別召開了預備性會議。孟什維克的會是11月底在彼得堡召開的。當時在彼得堡，新標榜的「自由」還受到尊重。但是等到布爾什維克在12月開會的時候，反動氣焰已經十分囂張，所以他們不得不到芬蘭國土上——塔墨爾福斯——舉行秘密會議。 按照最初的想法，布爾什維克是會議本來的黨的一次非常代表大會。但是鐵路工人的罷工、莫斯科的起義和各省出現的一些意料不到的發展使許多代表必須留在當地，所以出席的代表非常缺乏代表性。到達塔墨爾福斯的41位代表來自26個組織，他們投的票總共只代表4000左右的人。對於一個考慮推翻沙皇制度和參加即將成立的革命政府的革命政黨來說，這個數字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這4000人已經懂得如何表達千萬人的意志。儘管如此，代表大會由於人數不足而自動變成一次代表會議。化名為伊萬諾維奇的柯巴和工人捷里亞作為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提比里西當時逐漸出現的令人激動的事件並沒有阻礙柯巴離開自己編輯部的職守。 塔墨爾福斯會議是在莫斯科遭到炮擊時期舉行的，這次會議的討論記錄至今尚未發現，代表們被當時發生的雄偉的事件吸引住，對會議的進程已經不大記得清楚了。克魯普斯卡婭在30年後寫道：「真是可惜，會議的記錄沒有保存下來。這是一次多麼熱烈的聚會！開會的時候正處在革命的頂點，每個同志都躍躍欲試地想顯一顯身手。他們在開會間歇的時候練習射擊。……參加會議的代表誰都忘不了這種情況。有洛佐夫斯基、巴蘭斯基、雅羅斯拉夫斯基，還有其他許多人。我記得這些同志，因為他們關於各地情況的報告非常令人感興趣。」克魯普斯卡婭不曾提到伊萬諾維奇，她不記得他了。在會議主席團成員戈雷夫的回憶錄里有一部分是這樣講的：「代表裡面有斯維爾德洛夫、洛佐夫斯基、史達林、涅夫斯基和其他的人。」這些名字排列的次序不是毫無意義的。現在還知道，發言贊成抵制國家杜馬選舉的伊萬諾維奇被選入有關這個問題的委員會。 當時的浪潮還十分高漲，所以連已經被自己最近所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嚇得膽戰心驚的孟什維克都不敢完全站到前途未卜的議會制度方面去。為了便於進行鼓動工作，他們建議只參加選舉開始階段的活動而不參加杜馬。布爾什維克當中大多數人主張「積極抵制」。在1920年為列寧五十壽辰舉行的簡單樸素的慶祝會上，史達林用他特有的方式談到列寧那時採取的立場。他說： 我想起列寧這個巨人兩次承認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1905年12月在芬蘭塔墨爾福斯舉行的全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關於抵制維特杜馬 [18] 的決定。當時存在著抵制維特杜馬的問題。……於是展開了爭論，地方抵制派……西伯利亞代表、高加索代表都進行攻擊，而當我們講話結束時，列寧起來講話，他說，他原來是贊成參加選舉的，但是現在他發現自己錯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見。這使我們非常驚訝…… 這給了我們一個電擊般的印象。我們大家都向他歡呼致敬。 [19] 其他任何人都沒有提到「電擊」般的印象，也沒有提到50雙手如何「雷鳴般地鼓掌」。儘管如此，史達林關於當時情況的說法可能實際上是正確的。在那些日子裡，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還沒有和策略上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特別是那些既不了解過去也不了解將來的「實踐家」尤其如此。列寧本人可能動搖過；他可能把來自地方抵制派的壓力看成是來自革命分子本身的壓力。但是，不管情況是否如此，會議的決議是「努力破壞這種警察式的杜馬，完全拒絕參加」。唯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直到1920年史達林還認為，列寧起初準備參加選舉是一種「錯誤」；在那裡，列寧本人已經承認他屈服於抵制的主張才是他真正的錯誤。 關於伊萬諾維奇參加抵制杜馬選舉問題的辯論的情況，有一個名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人講過一個繪聲繪色的故事。這個故事似乎純粹是捏造的。他寫道： 史達林起初很激動。這是他第一次在黨的領導集團的會議上講話，也是他第一次在列寧面前講話。但是列寧用充滿興趣的眼光看著他，表示讚許地點著頭，史達林的聲音堅定起來。等他講完話的時候，每個人都表示同意，他的觀點被接受了。 作者和會議毫無關係，他的消息從何而來？德米特里耶夫斯基過去在蘇聯做過外交工作，是一個沙文主義者，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他曾經短期參加史達林派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後來在國外的時候當了逃兵，投入白俄右翼陣營。耐人尋味的是，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甚至作為一個赤裸裸的法西斯活動分子的時候還非常敬佩史達林，憎惡史達林的一切敵手，並且轉述克里姆林宮製造的一切神話。但是現在讓我們聽他把故事講下去吧。在開過討論抵制杜馬的會以後，他說，列寧和史達林「一起走出開會地點——人民宮。天氣很冷，寒風怒號。他們在塔墨爾福斯街道上繼續走了很久。列寧對這個人很感興趣，他曾經聽說這個人是外高加索最堅決、最講究實際的革命者之一。他要貼近地仔細瞧瞧他。他專心致志地、非常詳細地問到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碰見過的人和他讀過的書，問了很久。列寧有時會提出幾點簡單的意見……聲調是滿意的，讚許的。這正是他需要的那種人」。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當時不在塔墨爾福斯，他不可能偷聽到列寧晚間在街上和史達林談的話。從他的書裡面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從來沒有和史達林本人談過話，也沒有把史達林作為消息來源。然而從他這篇故事裡，可以感覺到某種生動而且……熟悉的氣味。經過一番苦苦的回憶，我發現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不過是把我關於我自己和列寧第一次見面和1902年秋天我和列寧在倫敦街頭散步的情況的敘述改頭換面地搬到芬蘭去了。把一個神話人物的輝煌事跡移植到另一個神話人物身上去的做法在民間傳說中是屢見不鮮的，官僚制度在創造自己的神話時也使用了同樣的手法。 當柯巴終於從地方狹小的殼裡脫穎而出，進入全黨這個廣闊的天地的時候，正好是26歲。誠然，他的出現幾乎無人注意，他是在七年以後才成為中央委員的。儘管如此，塔墨爾福斯會議仍然是他生命中一塊重要的里程碑。他訪問了彼得堡，會見了黨的工作幹部，看到了黨的機構，把自己和其他代表進行了比較，參加了討論，被選進一個委員會，並且（如他的官方傳記所說）「和列寧建立了明確的關係」。可惜的是，關於所有這些情況，人們現在知道得很少。 直到1906年4月才有可能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統一代表大會 [20] 。在那個時候，彼得堡蘇維埃的人已經遭到逮捕，莫斯科的起義已經被粉碎，鎮壓的炮車轔轔碾遍全國，孟什維克向右翼潰退了。普列漢諾夫用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表達了他們的思想狀況，他說：「我們本來不應當動用武器的！」布爾什維克繼續忠實地堅持起義的道路。在革命的屍骸上，沙皇召開了第一屆杜馬。從這屆杜馬選舉一開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主義者將戰勝赤裸裸的反動保皇黨人。幾個星期以前還主張對杜馬採取半抵制手段的孟什維克，現在把自己的希望從革命鬥爭轉到用憲法手段取勝的道路上來。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期間，他們認為爭取自由主義者支持是社會民主黨的最重要的任務。布爾什維克則等待農民起義的進一步發展，期望這種發展會幫助無產階級的鬥爭，使它重新展開攻勢，同時把沙皇的杜馬拋在一邊。和孟什維克相反，他們繼續支持抵制。就如失敗後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意見的分歧立刻就帶有激烈的性質。統一代表大會就是在這種惡兆下開幕的。 參加代表大會的擁有投票權的代表共計113名，其中孟什維克占62名，布爾什維克占42名。從理論上說，每300個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可以選舉1名代表，所以可以說全黨大約共有3.4萬名黨員，其中1.9萬名是孟什維克，1.4萬名是布爾什維克。考慮到競選的激烈程度，這些數字無疑有很多誇大的成分。無論如何，在代表大會召開時，黨已經不是在增長，而是在縮小。在113名代表中，提比里西占11名，其中10名是孟什維克，1名是布爾什維克。這個唯一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化名伊萬諾維奇的柯巴。力量的對比在這裡用簡單的算術數字準確地表現出來了。而貝利亞卻膽敢說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在史達林領導下」，使孟什維克在群眾中陷於孤立。這些數字不能證明他說的話。此外，組織緊密的高加索孟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他們自己那一支派中間起了巨大的作用。 伊萬諾維奇相當積極地參加了代表大會的工作，這一點在記錄上有案可查。但是，人們在讀這份記錄的時候如果不知道伊萬諾維奇就是史達林，那就絲毫也不會注意到他的講話和評論，遲至10年以前也還沒有人引用過這些講話，甚至黨的歷史學家也沒有注意到伊萬諾維奇和黨的總書記是同一個人。伊萬諾維奇被放在為審查大會代表選舉資格而成立的一個技術性委員會裡。這件任命儘管微不足道，然而具有象徵性意義：柯巴對機械性的技術問題是十分在行的。順帶說一句，孟什維克曾經兩次指責他在報告過程中說謊。現在無法證明，提出指責的人本身是否客觀。同樣地，現在也不能不再次注意到這個事實：這種事件總是和柯巴的名字發生聯繫。 代表大會討論的中心是土地問題，農民運動的發展幾乎完全出乎黨的意料之外。舊的土地綱領幾乎完全不侵犯大地主的土地，這個綱領根本垮台了，沒收地主的土地成了當務之急。孟什維克為「市有化」綱領而鬥爭——也就是說，把土地轉交給地方自治的民主機構。列寧主張在一切權力交歸人民的條件下實行國有化。孟什維克的主要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提出：不能信賴未來的中央政府，不能用國家的土地基金使它武裝起來。他說：「列寧夢想的那種共和國，一旦建立起來，也不會永遠維持下去。我們不能在俄國不久就會建立和瑞士、英國或美國同樣的民主秩序這個基礎上辦事。考慮到復辟的危險，國有化是危險的。……」這就說明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的期望是多麼謹慎，多麼有限！他認為，只有在國家本身屬於工人的情況下才能把土地轉為國家所有。普列漢諾夫說：「……我們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就必須奪取政權。但是，既然即將發生的革命只能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我們有義務拒絕奪取政權。」普列漢諾夫使爭取政權的問題——這是他的整個教條主義戰略中的致命弱點——從屬於預先為革命作出的社會學定義，說得更準確些則是從屬於革命這個術語，而不是從屬於革命固有的力量之間真正的相互關係。 列寧主張由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奪取地主的土地，並由立憲會議通過國有化法律來批准這種剝奪。他在文章中和講話時都指出：我的土地綱領「完完全全是農民起義和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 [21] 。在基本論點上，他仍然和普列漢諾夫是一致的：革命自始至終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布爾什維克的這位領袖不僅認為俄國不能單獨建立社會主義——在1924年以前，甚至任何人都還沒有想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相信如果西方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甚至連那將取得的民主性質的勝利也無法保持。正是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列寧最明確地表達了這個觀點。他說：「俄國革命可以單靠自己的力量來取得勝利，但是它絕對不可能單靠自己的一雙手來保持和鞏固自己的勝利果實。只要西方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就不可能做到這一步。」 [22] 如果按照史達林後來的解釋，認為列寧考慮的是外來軍事干涉的危險，那就錯了。不，他談的是內部復辟的必然性，因為在土地革命後，作為小業主的農民會回過頭來反對革命。列寧堅持說：「無論實行地方公有也好，國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復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小業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復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勝利以後，小業主必然會掉過頭來反對無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和小業主的一切共同的敵人……被推翻得愈快，他們掉過頭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情形也就來得愈快。我們的民主共和國除了西方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以外，沒有任何後備軍。」 [23] 列寧認為，俄國民主主義的命運直接隨歐洲社會主義的命運而轉移。但是對於他說來，所謂「最後目的」和民主革命之間並不是隔著一個漫無邊際的歷史時期。早在爭取民主的鬥爭時期，他就渴望帶領支援的尖兵以最迅速的方式朝社會主義目標推進。土地國有化的意義在於，它打開了通向未來的窗戶。他說，在民主革命和農民起義時代，不能僅限於沒收地主的土地；必須比這走得更遠——要給土地私有制度以致命的打擊，為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清除障礙。 伊萬諾維奇在這個革命關鍵問題上和列寧有不同的意見，他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表示堅決反對國有化，主張把沒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關於這次意見分歧，記錄裡面已有充分的記載，然而直到今天，蘇聯幾乎沒有人知道這次分歧，因為誰也不准引用或評論伊萬諾維奇在辯論土地綱領時的發言。但是，這篇發言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史達林說：「既然我們和戰鬥的農民結成暫時的革命聯盟，既然我們因此不能不考慮這些農民的要求，那麼我們就應當支持這些要求。只要這些要求大體上不和經濟發展趨向及革命進程相牴觸就行了。農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並不和上述現象相牴觸，這就是說，我們應當支持完全沒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辦法。從這個觀點看來，土地國有和土地市有都是不能採納的。」 [24] 〔若干年以後，〕史達林〔又說〕，列寧在塔墨爾福斯就土地問題發表了極為精彩的演說，引起了普遍的熱情，〔而不說明〕他不僅發言反對列寧的土地綱領，而且宣布這個綱領和普列漢諾夫的綱領「都」是不能採納的。〔不僅如此，他在1924年還冒充在1906年就從這個綱領得到了強烈的印象。〕 首先，列寧在土地問題上的權威被認為是特別不可輕侮的，而一個對俄國情況一竅不通的高加索青年居然膽敢在土地問題上毫不妥協地出面反對自己一派的領袖，這個事實不能不引起驚訝。生性謹慎的柯巴照例既不喜歡在不熟悉的問題上冒險從事，也不喜歡居於少數地位。他通常只有在感覺大多數人都支持他的時候，或者像若干年以後的情況那樣，無論多數意見如何，他掌握的機構都保證他可以得到勝利的時候，才參加辯論。因此，他這次發言支持並不十分受人歡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強有力的、使他不能不這樣做的動機。按照現在，也就是隔了30多年以後所能作出的解釋，史達林的動機有兩個，都是很能說明他的性格的。 柯巴參加革命時是一個平民民主主義者、一個土包子、一個經驗主義者。列寧關於革命的國際性的思想於他是不著邊際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證」，對個人土地所有制的嚮往在喬治亞農民身上比在俄羅斯農民身上顯得更強烈，而且得到遠為自發的表現，因為喬治亞農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經驗。因此，這位來自吉第里洛村的農民的兒子肯定認為使這些小財產所有者得到一份額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境況下，「分配主義」並不是一種教條主義的信念——說實在的，他對從學說中得來的信念會毫不在乎地加以拒絕——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氣質、他的教養、他的社會環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統的綱領。事實上，20年後，我們還會在他身上發現這種「分配主義」故態復萌的現象。 柯巴的第二種動機似乎也是同樣明白無疑的。在他看來，十二月起義的失敗肯定使列寧的威信降低，他一向認為事實比思想更重要。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處於少數地位，柯巴和列寧站在一邊不可能取勝，僅僅這個事實就大大減少了他對國有化綱領的興趣。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認為和對方的綱領比較，分配土地的害處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後決定時，代表大會中的多數會就危害較小的方案達成協議。這樣一來，激進民主主義者天生的氣質就和陰謀家的策略考慮合而為一。但是柯巴的算盤打錯了，孟什維克擁有很大的多數，所以當他們寧願採取危害較大的方案時，不必選擇危害較小的方案。 為了將來參考，必須指出：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期間，史達林效法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暫時性」的，也就是說，僅限於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務。他連想也沒有想到應當指出，處於這種地位的農民將來有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20年後，對農民的這種「不信任」將被宣布為「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邪說。當然，20年後，許多事情都將改頭換面重新出現。史達林曾經在1906年宣布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土地綱領「都是不能採納的」，認為分配土地「並不和經濟發展趨向相牴觸」。他心目中想到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向。當時他對迫在眉睫的社會主義革命絲毫沒有認真考慮。他十分肯定地認為，還得過幾十年才有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而在此期間，資本主義的自然法則將執行使農村經濟結構集中和無產階級化的任務。柯巴在他的傳單 [25] 中用聖經上的字眼「樂園」來形容遙遠的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沒有理由的。 代表主張分配土地的人作主要報告的當然不是實際上不見經傳的伊萬諾維奇，而是較有權威的布爾什維克蘇沃羅夫。蘇沃羅夫相當詳盡地發揮了這一派的觀點。他爭辯說：「據說這是資產階級措施，然而農民運動本身就是小資產階級性質的。如果我們能夠給農民什麼支持，也只有按照這個方向才有可能。和農奴制比較起來，農民的獨立經濟是進了一步，然而進一步的發展將會超過它。」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超過」——即摧毀和剝奪——資產階級革命造成的獨立農民以後，才能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當然，土地分配綱領的原作者並不是蘇沃羅夫，而是革命前不久參加布爾什維克的激進派歷史學家羅日柯夫。他之所以沒有以報告人身份出現在代表大會上，只是因為當時他還在監獄裡。羅日柯夫的觀點在和本書作者論戰時有了發展，按照這種觀點，不僅俄國，甚至最先進的國家也遠沒有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還可以起進步作用，這種作用何時完成則還遙遙無期。為了推翻一切資本主義制度中最落後的俄國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無產階級必須以分配土地作為代價和農民結成聯盟。然後，資本主義就會逐步使土地集中在更強大、更進步的地主手中，從而一舉摧毀平均地權之類的幻想。列寧把這種直接鼓吹依靠農業資本家的綱領的支持者按照他們的領袖的名字叫做「羅日柯夫派」 [26] 。指出下面這一點來不能說是多餘的：對理論問題採取嚴肅態度的羅日柯夫本人在反動的年代裡投奔到孟什維克那一邊去了。 列寧在第一次投票時加入了分配派，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是為了不致分散反對土地公有的票數。他認為，分配土地的綱領危害性較小。但是他接著指出，雖然分配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防止地主和沙皇復辟，不幸的是它也可能為波拿巴式的專制奠定基礎。他指責主張分配土地的人「片面地看待農民運動，只考慮到過去和現在，沒有注意到將來」 [27] ，沒有注意到社會主義。所謂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任何人的」，這種農民觀點十分混亂，而且用神秘的外衣掩蓋著濃厚的個人主義；然而這種觀點也包含一種進步傾向，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抓住這個傾向，利用它來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秩序。土地分配派對此一無所知。「實際工作者將會把現在的綱領庸俗化……他們將會把小錯鑄成大錯。他們會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屬於任何人而屬於上帝、屬於國家財產的農民群眾證明分配的優越性，他們這樣就會玷辱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 [28] 列寧所說的「實踐家」在這裡指的是眼界狹隘的革命家，只會按照短小精悍的公式進行宣傳的人。當我們考慮到下述情況，這種批判就顯得更為中肯了：在後來25年里，史達林驕傲地把自己專門稱為「實踐家」，以別於「文人」和「僑民」。只是在政治機構保證他實際上可以取得勝利、使他不會受到批評的時候，他才把自己稱為理論家。 普列漢諾夫認為，土地問題和政權問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種看法當然是對的，但是列寧也了解這種聯繫的性質，而且大概還比普列漢諾夫了解得更為深刻。根據他的提法，為了使國有化成為可能，革命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他對這種專政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作了嚴格的區別。和普列漢諾夫不同，列寧認為土地革命將由老百姓來完成，而不是由自由主義者來完成，否則就根本不能完成。但是，他鼓吹的「民主專政」還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據列寧說，如果小業主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占了統治地位——在20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不大可能發生這種情況——那麼這個政府就有成為反動勢力的工具的危險。然而如果接受無產階級在土地革命以後必須會接管政府的論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就沒有什麼界限了，因為一個革命會自然而然地轉為另一個革命，這就成了「不斷」革命了。列寧對這種論點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不用說，柯巴這個「實踐家」和「分配派」對不斷革命的前景是極端蔑視的。 在和孟什維克辯論和維護革命的農民委員會是奪取地主土地的工具這一論點時，伊萬諾維奇說：「如果說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那麼農民的解放也只能是農民自己的事情。」 [29] 事實上，這個四平八穩的公式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淺薄的模仿。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小資產階級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言而喻，如果沒有農民以武裝分遣隊、地方委員會等等形式積極參加，是不可能進行農民革命的。然而農民革命的命運不決定於鄉村，而是決定於城市。農民階級在現代社會中是缺乏定型的中世紀的殘餘，它不可能有獨立的政策；它需要外來的領袖。兩個新興的階級在奪取對農民的領導權：如果農民跟著自由資產階級走，革命就會半途而廢，結果還會倒退；如果農民以無產階級作為領袖，革命就會不可避免地超出資產階級的範圍。不斷革命的前景正是建立在歷史發展比較落後的資產階級社會裡這種特殊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礎上的。 儘管如此，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沒有人為這種前景辯護，我在彼得堡監獄裡的時候，曾經再次企圖闡明這種前景。當時，起義已經被打退，革命在退卻中。孟什維克渴望和自由主義者結成聯盟，布爾什維克處於少數地位，而且已經分裂。不斷革命的前景似乎受到了損害，必須等待11年才能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代表大會在62票贊成、42票反對和7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了孟什維克的市有化綱領，這個事實對未來事件的發展沒有發生任何作用。農民仍然不理睬這個綱領，自由主義者則敵視它。1917年，農民接受了蘇維埃政府和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同樣也接受了土地國有化。 伊萬諾維奇在代表大會上的另外兩次發言僅僅是扼要轉述了列寧的演說和文章。在總的政治形勢問題上，他理直氣壯地攻擊了孟什維克努力使群眾運動適應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治路線，從而削弱群眾運動的行為。他重申了人所共知的公式：「或者是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或者是民主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這就是黨內存在著的一個問題，這就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所在。」 [30] 但是這個演說家遠沒有了解這種選擇的全部歷史含義。「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意味著無產階級對全國一切革命力量，首先是對農民握有無上的政治權力。在革命徹底勝利的情況下，這種「領導權」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專政所包含的一切後果。然而伊萬諾維奇堅決保持這樣一種看法，認為俄國革命只能為資產階級政權掃清道路，此外就不能起什麼作用。他以某種令人無法理解的方式，把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和農民奉行獨立政策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認為農民可以用把土地分成小塊的辦法使自己得到解放。 這次所謂「統一」代表大會的確使黨內兩個主要派別以及民族組織——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和猶太崩得派——統一起來，因此代表大會是名副其實的。但是代表大會的真正意義，如列寧所說，倒在於：它「大大幫助了我們更清楚地劃分社會民主黨右翼和左翼的界限」 [31] 。如果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分裂不過是一種「預測」，後來就得到克服，那麼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的「統一」則只是通向6年以後徹底分裂的道路上的一塊里程碑。然而在代表大會過程中，列寧遠沒有想到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05年幾個月動亂的經驗和孟什維克當時急驟向左轉的情況記憶猶新。儘管他們後來，就像克魯普斯卡婭寫的那樣，「十分清楚地把牌攤了出來」，據她說，列寧仍然希望「革命浪潮的新高漲——他對這種高漲是毫不懷疑的——將會壓倒他們，使他們接受布爾什維克的路線」。但是，革命的新高潮並未到來。 列寧在代表大會閉幕以後，立即寫了一份給黨的呼籲書，對通過的決議進行了較為克制的然而毫不含糊的批評。在呼籲書上簽名的是紙面上已經解散的「前布爾什維克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參加代表大會的42個布爾什維克裡面，只有26個人在呼籲書上籤了名，伊萬諾維奇不在其中，正如他這個集團的領袖蘇沃羅夫沒有簽一樣。主張分配土地的人顯然認為他們和列寧集團的意見分歧如此重要，所以儘管呼籲書在土地問題上措辭十分謹慎，他們仍然拒絕和列寧集團聯名出現在黨的面前。在今天的黨的官方出版物上尋找對這件事的評論是枉費心機的。然而，列寧在他印發的關於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內容包羅很廣的報告中也根本沒有提到伊萬諾維奇的任何演說，雖然他在報告中詳細介紹了辯論的情況，提到了既包括孟什維克也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一切重要發言人。列寧顯然並不認為伊萬諾維奇的演說對辯論具有30年後人們企圖賦予的那種重要意義。史達林在黨內的地位——至少從表面上看——沒有改變，沒有人提出讓他擔任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包括七個孟什維克，三個布爾什維克：克拉辛、李可夫和傑斯尼茨基。和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以前一樣，柯巴在會後仍然只是「高加索範圍」的一個黨的工作者。 在革命年代的最後兩個月里，高加索處在翻滾沸騰的狀態中。1905年12月，已經取得外高加索鐵路和電信管理權的罷工委員會開始調整提比里西的運輸活動和經濟生活，郊區掌握在武裝工人手中，不過為時不久。擁有武裝的當局迅速擊退了他們的敵人。提比里西省宣布戒嚴，庫塔伊西、契圖阿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發生了激烈的武裝衝突。喬治亞西部在苦痛中孕育著農民起義。12月10日，高加索警察局長希林金向彼得堡主管部門負責人報告說：「庫塔伊西省處於緊急狀態。……憲兵已被解除武裝，叛亂分子已經占領鐵路西段，自行賣票和維持公共秩序。……我尚未收到來自庫塔伊西的報告。憲兵已經撤離鐵路線，集中在提比里西。傳遞報告的信使遭到革命分子的搜查，文件遭到沒收；那裡的局勢是不能容忍的。……總督由於思慮過度，業已病倒。……詳細情況將郵寄上，如不可能，則派信使送上……」 所有這一切並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覺悟過來的群眾的集體能動性當然是主要原因，而每走一步，這種集體能動性必須以某些個人作為它的代表、組織者、領袖。柯巴不在其列，他是在事件明朗化以後才不慌不忙地加以評論。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有可能在最激動人心的時刻離開當地到塔墨爾福斯去。他離開了沒有人注意，他回來了也沒有人注意。 莫斯科起義遭到鎮壓使危機達到頂點。那時候，彼得堡的工人被前些日子的戰鬥和停工關廠事件弄得精疲力竭，已經處於消極狀態。在莫斯科起義被壓制下去以後，外高加索、外波羅的海地區和西伯利亞的革命也相繼遭到鎮壓。反動派開始恢復常態。雖然周圍整個潮水已在涌退，後起的浪頭卻仍在湧進，所以布爾什維克更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所有的革命政黨都堅決相信最大的浪頭即將涌至。列寧有些缺乏信心的追隨者對他暗示，反動可能已經開始。他答覆說：「我將是最後一個承認這一點的！」俄國革命的脈搏繼續從工人罷工中得到最有力的表現。罷工一直是動員群眾的基本方法。1905年，罷工人數達到275萬；1906年也將近100萬人。這個數字本身是巨大的，然而也說明罷工人數已急驟減少。 根據柯巴的解釋，無產階級的失敗屬於插曲的性質。這種失敗，「首先因為人民沒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樣覺悟，赤手空拳是擋不住槍彈的！」 [32] 這種解釋顯然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用赤手空拳「擋住」槍彈自然是很困難的，但是失敗還有更深刻的原因：農民並沒有全部起來鬥爭，俄國中部起義的農民比邊遠地區少；軍隊只有一部分被爭取過來，無產階級還沒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力量，也沒有真正了解敵手的力量。1905年是作為「總排演」的一年而載入史冊的——它的無可估量的意義正在於此。但是列寧也是在事後才能指出這一點來。在1906年，他自己也在等待迅速攤牌。是年1月，柯巴用他照例是過分簡單化的方式轉述了列寧的意思。他寫道：「我們的任務是消除任何動搖，反對任何猶豫，堅決執行進攻政策……一句話，團結的黨、黨所組織的起義和進攻的政策，這就是我們今天保證起義勝利所需要的條件。」 [33] 甚至連孟什維克都還不敢明目張胆地說革命已經完結。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伊萬諾維奇得到機會可以無須害怕駁斥地宣稱：「總之，我們是處在新爆發的前夜……在這一點上大家是一致的。」 [34]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爆發」已經是過去的事了。「進攻的政策」越來越變成進行游擊衝突和零散打擊的政策。全國各地到處出現所謂「沒收」的洪流——武裝搶劫銀行、財庫和其他儲金機構。 革命的瓦解正在失去進攻的主動權，主動權正在轉到政府手中去。當時，政府正在設法彌補自己已經受到打擊的神經。在秋冬兩季，革命政黨開始從地下轉入公開，戈矛未停而面盔已去。沙皇的警察代理人可以直接看到敵人的面孔了——所有的敵人和其中每一個人。1905年12月3日，隨著彼得堡蘇維埃成員的被捕，恐怖統治時期開始了。一切曾經使自己遭到懷疑、而又沒有設法隱藏起來的人都一一被捕。杜巴索夫海軍上將戰勝了莫斯科的戰士。這只是使當時的鎮壓行為更顯得險惡。從1905年1月到1906年到4月27日〔舊曆5月10日〕召開第一屆杜馬時為止，根據大略估計，沙皇政府屠殺了1.4萬多人，處決了1000多人，打傷了2萬人，並且逮捕、流放和監禁了大約3萬人。犧牲者主要是在1905年12月和1906年最初幾個月遭到殺害的。柯巴並沒有挺身而出，把自己「當做靶子」。他既沒有受傷，也沒有流放，也沒有被捕，他甚至不需要躲起來。和從前一樣，他仍然留在提比里西。這絕對無法用他個人辦法高明或幸運的巧合來解釋。他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去參加塔墨爾福斯會議是可能的，但是偷偷摸摸地領導1905年的群眾運動卻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小小的提比里西，任何「幸運的巧合」也無法保護一個活躍的革命家。事實上，柯巴對重要的事件採取了如此超然的態度，以至警察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在1906年年中，他仍然在一家合法的布爾什維克報紙的編輯室里過著悠閒的生活。 與此同時，列寧隱匿在芬蘭的考卡拉，和彼得堡以及全國各地都保持著經常的聯繫，布爾什維克中央的其他成員也在那兒。各地秘密組織被割斷的聯繫就在這個地方重新連接起來，經過重新組織。克魯普斯卡婭寫道：「我們和來自俄國每個角落的同志討論了我們的工作。」她提到一些名字，其中包括在烏拉爾地區「擁有很大影響」的斯維爾德洛夫，她附帶還提到伏羅希洛夫和其他的人。但是，儘管官方的批評進行了不祥的譴責，她在這個時期一次也沒有提到史達林。而這並不是因為她避免提史達林的名字；相反地，只要有任何微小的事實根據，她總是努力突出史達林。她在記憶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 1906年7月8日，第一屆杜馬被解散。左翼政黨呼籲的抗議罷工沒有實現：工人們已經懂得單靠一次罷工是不夠的，而他們現在還沒有進行比罷工更進一層的任何鬥爭的餘力。革命者阻止動員新兵的企圖遭到慘敗。斯維阿波爾格堡壘的起義有布爾什維克參與其事，結果證明只是一次孤立的發動，迅速遭到了鎮壓。反動勢力增強了，黨愈來愈深地轉入秘密狀態。克魯普斯卡婭寫道：「伊里奇事實上從考卡拉指導布爾什維克的全部活動。」她又提到一些名字和軼事，但是沒有提到史達林。他在談到黨在11月間在帖里奧基召開的討論第二屆杜馬選舉問題的會議時，也沒有提到他。柯巴沒有到考卡拉去。據說，他和列寧在1906年通過信，但是現在一絲痕跡也沒有保存下來。他們儘管在塔墨爾福斯見過面，然而並沒有建立個人聯繫。斯德哥爾摩的第二次會晤也沒有使他們有任何進一步的接近。克魯普斯卡婭談到在瑞典首都的一次散步，參加者有列寧、李可夫、斯特羅耶夫、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其中沒有提到史達林。還有一種可能情況是，由於土地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個人關係幾乎從一開始就已經變得緊張起來：伊萬諾維奇沒有在呼籲書上簽名，所以列寧在報告中也沒提到伊萬諾維奇。 按照塔墨爾福斯和斯德哥爾摩通過的決議，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統一起來了，不過柯巴沒有成為統一區委員會的委員。但是，如果貝利亞的話值得相信，那麼他的確成了1906年暗中和黨的正式委員會平行存在的高加索布爾什維克常務局的委員。然而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說明常務局的活動以及柯巴在其中起過什麼作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提比里西—巴統時期的「委員」對組織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如果不是實質上，至少是表現形式上有了變化。柯巴再也不敢要求工人承認他們還不夠成熟，還不夠資格擔任委員。蘇維埃和工會使革命工人處於最重要的地位，他們往往證明比大多數地下工作知識分子更能領導群眾。正如列寧預見到的情況一樣，「委員們」不得不頗為突然地改變自己的看法，至少是改變自己的論點。現在柯巴在報紙上為黨需要民主進行辯護；不僅如此，他還主張實行由「群眾自行決定問題、自行採取行動」的民主。僅僅通過選舉實行民主是不夠的：「拿破崙第三是普選產生的；然而誰不知道這位選舉出來的皇帝是人民的最大的奴役者呢？」倘若貝索什維里（這是柯巴當時的筆名）能夠預見到自己的未來，他是不會提到波拿巴式的公民投票的。但是有許多事情他都沒有預見到。他的預見的才能只適用於很短的距離。我們以後將會知道，這一點不僅是他的弱點，而且是他的優點——至少在某個時代是如此。 無產階級的失敗迫使馬克思主義退居防守地位，在雨驟風暴的幾個月里沉默下去的敵人和反對派重新抬頭了。左翼和右翼都認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應當為反動派的猖獗負責。站在右邊的是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民粹黨人，站在左邊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對1905年的運動沒有起任何作用。彼得堡蘇維埃裡面只有三派——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在蘇維埃垮台以後的悲觀失望的氣氛中得到了更響亮的共鳴。這次退潮在落後的高加索也留下了印記。高加索許多方面的條件比俄國其他地方更有利於無政府主義的發展。作為維護當時已經受到攻擊的馬克思主義陣地的作用的一部分，柯巴用自己故鄉喬治亞的文字在報紙上就「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問題寫了一系列文章。 [35] 這些文章證明，作者用意是良好的，然而並不值得轉述，因為它們本身不過是別人作品的轉述。要從這些文章里尋章摘句也殊非易事，因為它們都是平鋪直敘，淺露板直；而要想挑選任何帶有個性的句子則更為困難。他的這部作品從來沒有再版，指出這一點已經夠了。 喬治亞的孟什維克仍然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右邊出現了聯邦主義者的政黨——一個部分地模仿社會革命黨、部分地模仿立憲民主黨的地方組織。貝索什維里十分有理地譴責了這個黨喜歡玩弄懦弱的手段和妥協的傾向，但是這樣做的時候，他使用了相當大膽的形象性的語言。他寫道：「大家都很知道，每一種動物都具有明確的顏色。但是變色蜥蜴的性格對這一點感到不滿足：和獅子在一起它就帶上獅子的顏色，和狼在一起它就帶上狼的顏色，和青蛙在一起它就帶上青蛙的顏色，視什麼顏色對它最有利而定……」對變色蜥蜴的這種污衊，動物學家可能會提出抗議。但是，既然這位布爾什維克批評家基本上是正確的，作為一個沒有當成鄉村牧師的人，他的文筆是可以原諒的。 柯巴—伊萬諾維奇—貝索什維里在第一次革命時期的活動，這裡已經全部談到了。即使純粹從數量上說，也是不多的。然而作者已經作了很大努力，避免遺漏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問題在於柯巴缺乏想像力，智慧並不十分豐富。腦力勞動的鍛煉對他是格格不入的。只有無法抗拒的個人動機才能促使他對一件工作鍥而不捨，持之以恆。革命把他撇在一邊了，他沒有從這次革命中找到使他奮發的動機。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對革命的貢獻和革命使他個人得到的利益比較起來顯得少得可憐。 * * * [1] 地方自治局——由地主士紳監督管理，表面上為公眾謀福利的半官方地方自治機構，主要設在中俄羅斯各省（俄羅斯西部各省、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各省、哥薩克地區、高加索、土爾克斯坦和西伯利亞都沒有地方自治局）。這個機構是沙皇——解放者亞歷山大第二（1964年1月1日的通令）解放農奴以後不久建立起來的，使專制警察統治有所放鬆，朝立憲制度進了一步。從一開始，地方自治局就沒有真正的政治權力，而是依靠各省總督和沙皇專制制度指定的其他官員的善意。在亞歷山大第三的統治下，1889年設立了由貴族擔任的地政官，作為管理農民的法官，加強對地方自治局管理地方事務的行政權的控制，從而使地方自治局受到進一步限制。除了這些重要限制以外，地方自治局表面上類似縣政會議，管理道路修建、公共衛生、火災保險、貧民救濟、公共教育及其他文化經濟事務。同時，地方自治局還以極其有限的、相當畏首畏尾的方式起了反映自由主義政治情緒的講壇的作用。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地方自治局的領袖們一直對沙皇保持忠誠。他們主張在俄國實行立憲政體。沙皇利用地方自治局作為專制統治的工具；而革命者在反對專制的鬥爭中有時也利用地方自治局的個別成員，至少是把他們當做一支輔助力量。地方自治局的醫生、工程師、統計員、文書及其他雇員越來越多地成為革命者，或者成為革命政黨的同情者。——原編者注 [2] 據《蘇聯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頁），當時是所謂「自由派的春天」，自由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可以在宴會上高談立憲。——譯者注 [3] 《地方自治派的運動和〈火星報〉的計劃》。《列寧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64—65頁。——譯者注 [4] 1905年1月22日（在俄國，一般叫做1月9日），忠實的、手無寸鐵的彼得堡工人在加邦牧師率領下，列隊去向沙皇呈遞陳述疾苦、要求申冤的請願書。沙皇尼古拉二世用排槍對付請願群眾，打死數百人。這個日子從此以「流血的星期日」載入俄國史冊。這種驚人的殘暴行為比其他任何一個因素都更徹底地摧毀了俄國老百姓對他們的「小父親」的善良意圖的信心，驅使大批俄國工人成群結隊地加入革命政黨。這一天標誌著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的開始。——原編者注 [5] 《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79頁。——譯者注 [6] 這是列寧在《無產者報》上關於史達林這篇論文的提法。見《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70頁注46。——譯者注 [7]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144—145頁。——譯者注 [8] 《就武裝起義問題所作的發言》。《列寧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09頁。——譯者注 [9] 《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32頁。旺代是法國一個省，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這裡爆發了落後反動的農民反對革命的國民公會的暴動。暴動是在宗教的口號下進行的。領導暴動的是反革命的教士和貴族。——譯者注 [10] 《就武裝起義問題所作的發言》。《列寧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12頁。——譯者注 [11] 原文如此，疑為《我們的政治任務》。——譯者注 [12] 《在討論關於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的幾個決議草案時的三次發言》。《列寧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69頁。——譯者注 [13] 《在討論關於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的幾個決議草案時的三次發言》。《列寧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69頁。——譯者注 [14] 《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復仇的時候了！》。《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頁。——譯者注 [15]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2頁。——譯者注 [16] 《致格·瓦·普列漢諾夫》。《列寧全集》第45卷，中文第2版第129—131頁。——譯者注 [17] 指1905年10月7日宣言。這個宣言表面上答應實行「保證公民自由的堅固不移的原則：切實保障個人身體不可侵犯，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同時答應召集立法杜馬。——譯者注 [18] 1905年10月30日，沙皇政府根據斯·伊·維特的建議發表了一個宣言（一般按照舊曆稱為「十月十七日宣言」）。這個宣言除形式上答應舉行民主選舉和尊重基本人權以外，還宣布了俄國今後不經杜馬同意不得頒布任何法律的原則。專制政府實際上等於宣布投降。這是在維特慫恿下採取的一個策略，其目的是把自由主義集團爭取到政府這邊來，取得他們的支持，藉以阻止迫在眉睫的革命。維特被任命為首相，並且得到甚至可以從反對派集團中挑選內閣閣員的特權。第一屆杜馬的選舉就是在1906年3月維特執政期間舉行的。專制政府在投票時遭到毀滅性失敗，因為政府黨只得到極少數席位，在杜馬中占大多數的是反對派的代表。杜馬裡面勢力最強大的是以地方自治派著名領袖伊·伊·彼得隆凱維奇為首的立憲民主黨人。因此，沙皇撤除了維特的職務，用反動的、唯命是從的戈雷米金代替他。沙皇在5月10日宣布第一屆杜馬開幕，7月21日下令解散杜馬。當時政府和反對黨爭論的主要關鍵是土地問題。激烈的辯論是圍繞立憲民主黨人提出的一個法案展開的。這個法案規定要徵用大莊園，為莊園主提供補償，把徵用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在迎合貴族要求、解散杜馬以後，尼古拉第二對自由派也作了讓步，解除了戈雷米金的職務，任命斯托雷平擔任首相。所以「維特杜馬」是指由維特發起而他自己卻沒有機會領導或操縱的第一屆杜馬。 各個社會主義政黨沒有抵制第二屆杜馬的選舉。在這屆杜馬里，反對黨的力量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時期更強大，其中左派的力量也增加了（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共有180名社會主義者，而第一屆杜馬只有85名溫和派工黨人士）。反對黨和政府的衝突甚至比第一屆杜馬時期更尖銳。這個衝突的頂點就是政府指控55名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陰謀反對沙皇。於是，在1907年6月15日，沙皇宣布解散第二屆杜馬。這屆杜馬是3月5日開幕的，總共存在了3個月。 第三屆杜馬開幕於1907年11月14日。在這以前，政府修改了選舉法，使反動和保守派的代表在杜馬中占多數，自由派和社會黨人處於少數地位。這屆杜馬度完了法律規定的任期，於1912年結束。同年，第四屆杜馬成立，一直繼續到1917年。——原編者注 [19] 參看《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慶祝弗·伊·列寧五十壽辰大會上的演說》。《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80—281頁。——譯者注 [20] 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旨在把黨內兩派統一起來，故稱「統一」代表大會。——譯者注 [21]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0頁。——譯者注 [2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327頁。——譯者注 [23]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327頁。——譯者注 [24] 《論修改土地綱領》。《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6頁。中間的問號是引者加的。——譯者注 [25] 指史達林寫的《高加索的工人們，是復仇的時候了！》。這篇文章原來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用傳單形式印發的。見《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7—70頁。——譯者注 [26]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4頁。——譯者注 [27]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5—26頁。——譯者注 [28]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5—26頁。——譯者注 [29] 《論修改土地綱領》。《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7頁。——譯者注 [30] 《論目前形勢》。《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20頁。——譯者注 [31] 《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60頁。——譯者注 [32] 《目前形勢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47頁。——譯者注 [33] 參看《兩次搏鬥》。《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185頁。——譯者注 [34] 《論目前形勢》。《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9頁。——譯者注 [35] 參看《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63—337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