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二章　「職業革命家」

1883年，沙夏四年級的時候，高加索油都巴庫和黑海港口巴統通了鐵路，高加索脊背上除了山脈以外又增加了鐵道。錳礦工業繼石油工業之後開始發展起來。1896年，當沙夏已經開始對柯巴這個名字產生幻想的時候，提比里西鐵路工廠里爆發了第一次罷工。 高加索在思想發展和工業方面都是跟著中俄羅斯走的。在90年代最後5年裡面，從彼得堡開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已經在激進知識分子中占統治地位。當柯巴還在正教中學發霉的神學氣氛中消瘦憔悴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經廣泛展開，洶湧澎湃的罷工浪潮席捲全國。遭受逮捕和放逐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起初不過數百，後來則數以千計。革命運動揭開了新的一章。 1901年，當柯巴成為提比里西委員會 [1] 委員時，外高加索共有9000個企業（不包括手工作坊），僱傭產業工人共約4萬。考慮到這個地區位於二海 [2] 之濱，面積遼闊、物產豐富，這個數字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社會民主主義宣傳的基石已經接近奠定。巴庫泉涌的石油，契圖阿里開始採掘的錳礦，給這個地方平添無限生氣的鐵路的活動，所有這些不僅給工人的罷工運動，而且給喬治亞知識分子的理論思想活動帶來了推動力。 自由主義的報紙《犁溝報》 [3] 用毋寧說是驚訝而不是敵對的口吻記錄了這個新運動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出現的情況。它說：「從1893年以來，代表一種奇異的傾向並鼓吹一種獨特的綱領的青年人，一直在給喬治亞的出版物投稿；他們是經濟唯物主義理論的擁護者。」人們給馬克思主義者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麥撤墨達西」，意思是「第三集團」，以便同前十年占支配地位的進步貴族和自由資產階級有所區別。「麥撒墨達西社」裡面為首的是諾·饒爾丹尼亞 [4] ，高加索孟什維克的未來領袖和曇花一現的喬治亞民主共和國的未來元首。 由於俄國的發展開始極晚，希望逃避警察統治壓迫和擺脫像一堆沒有個性的螞蟻似的舊社會的落後狀態的俄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不超越中間階級。17世紀和18世紀西方革命高舉的基督教和民主的旗幟早已變成保守的理論，自由主義的抽象理論對高加索半靠乞討為生的波希米亞人毫無吸引力，他們對特權階級的仇視已經自然地帶上了社會主義色彩。為了準備迫在眉睫的戰鬥，俄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一種還沒有沾上污點的理論。他們從西方社會主義學說，從這種學說的最高的、科學的表現形式——馬克思主義——找到了這種理論。當時需要解決的已經不是在上帝前平等或法律上平等的問題，而是經濟平等問題。事實上，由於提出了遙遠的社會主義前景，這些知識分子就得到保證，使他們反對沙皇的鬥爭不致過早地受到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經驗所引起的悲觀懷疑情緒的威脅。這些條件和情況決定了俄國，特別是高加索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這種馬克思主義具有極大的局限性，是極為原始的，因為它必須適應落後的地方知識分子的政治需要。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是不現實的，但是它鼓舞了知識分子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從而對這一鬥爭提供了非常現實的幫助。 9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首先把批評的鋒芒指向言之無物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迷信地恐懼資本主義的發展，希望為俄國找到「例外的」特殊歷史道路，因此，為資本主義的進步使命辯護就成為民粹主義的主要論題，他們經常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綱領置於次要地位。諾·饒爾丹尼亞在合法刊物上孜孜不倦地鼓吹「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必須結成反對專制政體的聯盟。這種聯盟思想後來成為孟什維克政策的基石，也是他們最後遭到覆滅的原因。蘇聯御用歷史學家直到今天還在審判饒爾丹尼亞的思想，用各種方式加以描繪，雖然這種思想早已在戰鬥中湮沒無聞。同時，他們閉著眼睛故意不看這個事實：30年後史達林把這種孟什維克政策不僅運用到中國，而且運用到西班牙，甚至運用到法國，而當時的情況比處在沙皇制度鐵蹄下的封建的喬治亞普遍存在的情況為實行這種政策提供的理由要小得無法衡量。 然而就是在那個時候，饒爾丹尼亞的思想也沒有得到普遍承認。1895年，後來成為傑出的左翼宣傳家之一的薩沙·楚魯啟則 [5] 參加了「麥撒墨達西社」。他在1905年29歲的時候死於結核病，身後遺下的報刊著作證明他具有頗為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和文學才能。1897年，拉多·克澤霍越里 [6] 也參加了「麥撒墨達西社」。和柯巴一樣，克澤霍越里在哥里正教小學和提比里西正教中學念過書，但是比柯巴大好幾歲，在柯巴參加革命最初幾個階段里對他起過嚮導作用。1923年，當回憶錄作者還享有足夠自由的時候，葉努基澤追述說：「史達林曾經多次驚嘆地強調已經去世的克澤霍越里同志的非凡的才能，指出他在那個時候就懂得如何按照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正確地提出問題。」這段證詞，特別是裡面提到的「驚嘆」，駁斥了後來編造的所謂柯巴當時已經處於領導地位，而楚魯啟則和克澤霍越里只是他的「助手」的故事。此外，還可以指出：楚魯啟則青年時代寫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比柯巴兩三年以後寫的任何東西高明得多。 克澤霍越里在參加「麥撒墨達西社」左翼以後的第二年，把年輕的朱加施維里也吸收進去。「麥撒墨達西社」當時並不是一個革命組織，而是以合法報紙《犁溝報》為中心結合起來的，由思想接近的人組織的一個小組。1898年，這家報紙從自由主義者手裡轉入以饒爾丹尼亞為首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手裡。 伊雷馬什維利說：「我們暗中經常到《犁溝報》辦公室去訪問。柯巴和我們一齊去過幾次，但是後來卻拿該報編委開玩笑。」當時馬克思主義者營壘中的意見分歧雖然也許只是初露端倪，然而在性質上是十分嚴重的。溫和派並不當真相信革命，更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他們指望的是曠日持久的「進展」，渴望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結成聯盟。另一方面，左派則真誠希望來一個群眾性的革命性變革，因此主張採取比較獨立的政策。從本質上說，左派的成員都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們和「馬克思主義」的半自由主義者天生是互不相容的。由於早年環境的影響和自己的個性，沙夏傾向於左派是出於本能、理所當然的。他是一個以頗為原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有地方局限性的平民民主主義者——他是作為這樣一個民主主義者參加革命運動的；從本質上說，直到最後他仍然是這樣一個民主主義者，雖然他個人的命運經歷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軌道。 在這兩個區別還不很顯著的派別之間，意見分歧暫時集中在宣傳鼓動問題上。有些人主張在人數很少的小組中進行審慎的教育工作；另外一些人主張領導罷工，並通過散發傳單來進行鼓動。當贊成群眾工作的人得到勝利以後，他們的分歧就轉到傳單內容方面。比較審慎的人主張完全從經濟要求出發進行鼓動，堅決「避免嚇倒群眾」。他們從反對者那裡得到「經濟派」這個表示鄙視的稱號。另一方面，左派認為必須毫不遲延地過渡到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鼓動。這是普列漢諾夫在國外僑民中採取的立場。這也是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和他的朋友們在俄國國內採取的立場。 一位先驅者曾經寫道：「提比里西湧現出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小組。早在1896年至1897年期間，這個城市就有了以工人為主要成分的小組。這些小組起初純粹屬於教育性質。……小組數目不斷增加，到1900年已經有好幾十個。每個小組有10至15人。」隨著小組數量的增加，他們的活動也愈來愈大膽。 1898年，柯巴還在正教中學念書的時候，就和工人們建立了聯繫，並且參加了社會民主主義組織。伊雷馬什維利回憶說：「一天晚上，柯巴和我暗地裡從姆塔茨明達的正教中學溜到緊靠懸崖的屬於提比里西鐵路局一個工人的小屋子裡去。後來，其他一些和我們具有共同思想的正教中學學生也偷偷溜來了。和我們一齊開會的還有鐵路工人的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組織。」1926年，史達林在提比里西一次集會上談到這件事。他說： 我想起了1898年，當時我第一次接受一個鐵路工廠工人小組的工作。……我想起了我在司徒盧阿同志的家裡，在季布拉澤（他當時也是我的一個老師）……以及提比里西其他先進工人面前，怎樣受到實際工作的初步教育。……就在這裡，在這些同志中間，我受到了第一次戰鬥的革命洗禮。就在這裡，在這些同志中間，我成了革命事業中的一個學徒。 [7] 1898年至1900年期間，鐵路工廠和提比里西一些工廠爆發了罷工。年輕的社會民主黨人積極地參加了這些罷工，有時在罷工中起著領導作用。一個地下印刷所用手和擦皮靴的刷子印出了宣言，在工人中間散發。運動仍然按照「經濟主義」的精神發展下去。一部分秘密工作落在柯巴肩上；具體是什麼工作現在不容易肯定。但是，他顯然已經進入地下革命活動世界的大門。 1900年，剛剛結束西伯利亞流放生活的列寧懷著創辦一家革命報紙的明確目的到國外去了。他想利用這個報紙把零碎分散的黨組織集中起來，使黨明確地轉上革命鬥爭的軌道。與此同時，一個已經暗中被告知這些計劃的老革命家維克托·庫爾納托夫斯基工程師從西伯利亞到提比里西。和現代的拜占庭帝國歷史學家斷言的不同，使提比里西社會民主黨擺脫「經濟主義」的局限性，並且使它的活動具有比較革命的傾向的並不是柯巴，而是庫爾納托夫斯基。 庫爾納托夫斯基是和恐怖主義的民意黨一起開始革命的。19世紀末葉，在他第三次流放期間，他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列寧和他周圍的人很友好。列寧在國外創辦了《火星報》，他的追隨者開始被人稱為火星派。《火星報》在高加索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庫爾納托夫斯基。提比里西的老工人回憶說：「在發生爭辯和舉行討論的時候，所有同志總是轉向庫爾納托夫斯基。他作出的結論和判斷總是毫無異議地得到接受。」從這段證詞可以推斷出，這位毫不倦怠的、不屈不撓的革命家對高加索的重要意義。他個人的命運是由兩個因素組成的：英雄的因素和悲劇的因素。 1900年，無疑是根據庫爾納托夫斯基的倡議，建立了社會民主黨提比里西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完全是知識分子。和其他許多人一樣，柯巴顯然很快就被庫爾納托夫斯基的魅力所征服。柯巴當時還不是委員會的成員。附帶說一句，這個委員會也沒有存在多久。從5月直到8月，提比里西企業中發生了罷工的浪潮。在鐵路工廠罷工工人名單中有蘇維埃共和國未來的主席、鎖匠加里寧，和另一個俄國工人、史達林未來的岳父阿利盧耶夫。 在此期間，在大學生的倡議下，北方開始了一系列的街頭示威遊行。1900年，哈爾科夫一次聲勢浩大的五一節遊行使全城大多數工人站立起來，在全國各地引起了驚嘆和歡欣鼓舞的回聲，其他城市也學習它的榜樣。憲兵將軍斯皮里多維奇寫道：「社會民主黨懂得上大街的巨大鼓動意義。從那時起，它就把發動示威遊行視為己任，吸引愈來愈多的工人參加。街頭遊行經常是罷工的結果。」提比里西的平靜沒有保持多久。1901年4月22日——我們不要忘記俄國當時仍通行舊曆——將近8000人參加了為慶祝五一節而在市中心舉行的街頭遊行。在同警察和哥薩克騎兵發生衝突時，14人受傷，50多個參加騷動的人遭到逮捕。《火星報》並沒有忽視提比里西這次遊行的重大象徵意義，「從這一天起，高加索開始了公開的革命運動」 [8] 。 負責籌備工作的庫爾納托夫斯基在3月22日晚上，也就是舉行遊行示威的一個月前，被逮捕起來。同一天晚上，觀象台也被搜查，柯巴在觀象台工作，但是他當時已經外出，所以沒有被抓住。憲兵當局決定「……要找到上述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並對被告進行審訊」。這樣一來，柯巴就轉入「非法狀態」，成為長期的「職業革命家」。他當時22歲，離取得勝利還有16年。 在逃脫逮捕以後，柯巴在提比里西隱藏了幾個星期，設法參加了五一節遊行。貝利亞對這一點說得斬釘截鐵，並且照例加上一句，說史達林「親自」領導了這次遊行。不幸的是，貝利亞的話是不足為憑的。但是伊雷馬什維利也就這個問題提出了證詞。誠然，伊雷馬什維利當時不在提比里西，而是在哥里當教員。他說：「柯巴作為領導人之一而受到搜捕。他在即將被捕以前設法離開市場，隱蔽起來。……他逃回故鄉哥里，但是不能留在他母親的住處，因為這是搜捕他的人首先要去的地方。因此他甚至在哥里也必須藏匿起來。晚上，他經常暗地裡到我的住處看我。」 提比里西的遊行示威給柯巴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印象。伊雷馬什維利「不無驚訝地」注意到，正是這次衝突帶來的流血後果使他的朋友得到了鼓舞。「運動將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壯大起來：按照柯巴的意見，流血鬥爭必須會帶來最迅速的結局」。伊雷馬什維利沒有想到，他的朋友不過是在重複《火星報》鼓吹的意見。 離開哥里以後，柯巴顯然又秘密回到提比里西，因為根據憲兵當局的情報，「朱加施維里於1901年秋天當選為提比里西委員會委員……參加了兩次委員會會議，並且在1901年底被派往巴統進行宣傳活動……」由於憲兵除抓革命黨人以外並不具有其他任何「傾向性」，而且在內部機構的幫助下一般是消息靈通的，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柯巴在1898年至1901年期間並沒有在提比里西起近年來歸到他身上的那種領導作用；在1901年秋天以前，他甚至還不是當地委員會的委員，而只是一個宣傳工作人員，即小組領導人。 1901年底，柯巴從提比里西遷往黑海沿岸靠近土耳其邊境的巴統。這次遷移可以用兩種必要性來解釋——躲避提比里西警察的監視，並在各省開始革命宣傳。但是孟什維克的出版物提出了另外一個理由。據他們說，朱加施維里從開始在工人小組中進行活動的第一天起，就因為陰謀反對提比里西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季布拉澤而受到注意。他不顧警告，繼續散播毀謗性言論，「目的是要中傷這個運動的真正的、得到公認的代表，取得領導地位」。在提交黨內審判時，柯巴被認為犯有進行違反同志關係的毀謗罪，經過一致決定，被開除出這個組織。現在對這種說法幾乎無法加以核實，必須記住，這個說法來自史達林不共戴天的反對者。提比里西憲兵當局的文件——至少是至今已經發表的文件——絲毫沒有談到約瑟夫•朱加施維里被開除出黨的事，相反，倒是談到他被派往巴統「進行宣傳工作」。因此，如果沒有其他證據表明他去巴統是某種不愉快事件的結果，我們或許可以把孟什維克的說法拋在一邊，不再糾纏下去。 描寫高加索勞工運動的最早的，也是最嚴肅認真的歷史學家之一特·阿爾科梅德的書是1910年在日內瓦出版的。他在書中談到1901年秋天提比里西組織在吸收工人選舉的代表參加委員會的問題上爆發的激烈鬥爭。他寫道：「發言表示反對的是一個事事『起勁』、樣樣聰明的年輕的同志。他用地下活動條件、缺乏準備和工人缺乏階級覺悟等作為理由，挺身出來反對讓工人參加委員會。他在結束髮言時轉身對著工人說，『他們在這裡奉承工人。請問你們當中有誰——即使是一兩個也罷——適合當委員呢？把手按在心上，說真話吧？』」但是工人們不理睬這位演說家，投票時仍然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委員會。阿爾科梅德沒有提這位「事事起勁」的青年人的名字，因為當時的環境不容許泄露。1923年蘇聯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時候也沒有透露名字。我們傾向於認為，它這樣做並不是由於疏忽。但是這本書本身提供了一個寶貴的間接的線索。阿爾科梅德接著說：「前面談到的那位年輕同志把他的活動從提比里西轉移到巴統。提比里西工人從巴統得到消息，說他行為不得體，說他受到反對提比里西組織及其工人的敵視和瓦解組織的鼓動。」據這位作者說，這種敵對態度並不是出於以原則作為基礎的動機，而是「出於個人的反覆無常，想奪得獨斷獨行的權力」。所有這一切和我們從伊雷馬什維利那裡聽到的正教中學小組裡的爭吵如出一轍。這個「青年人」的模樣很像柯巴，無疑是指他，因為許多回憶錄證明，提比里西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只有他是1901年11月到巴統去的。因此，他所以改變活動地區可能是因為他在提比里西的處境非常困難，待不下去了。即使不是真的被「開除」，也只是為了使提比里西的氣氛可以更健康一些。另一方面，這就引起了柯巴對提比里西組織的「不正確的態度」和後來的關於他被開除出黨的謠傳。同時，我們要注意引起這場衝突的原因：柯巴是在保護「機構」〔政治機構〕，使它不受來自下層的壓力。 巴統在20世紀開始時擁有將近3萬人口，按照當時的標準是高加索一個重要工業中心，差不多有1.1萬名工廠工人。當時習慣的工作日制度每天超過14小時，而工資少得可憐。所以毫不奇怪，無產階級對革命宣傳的響應是極為強烈的。和在提比里西一樣，柯巴並不需要從頭做起：巴統從1896年以來就存在著非法的小組。柯巴和工人坎傑利亞基合作，擴大了小組網，這些小組在一次除夕集會上統一為單一的組織。但是這個組織並沒有得到委員會的權力，仍然從屬於提比里西，這顯然是造成阿爾科梅德影射的新的摩擦的原因之一。柯巴通常是不能忍受任何人對他發號施令的。 1902年初，巴統的組織設法建立了一個秘密印刷所，設備非常原始。印刷所設在柯巴住處，這種直接違反地下工作規定的做法無疑是物質拮据的結果。「一個擁擠的小房間，裡面點著昏暗的煤油燈。史達林坐在一張小圓桌旁寫稿。他一旁是印刷機，幾個排字工人正在忙著。鉛字擺在火柴匣和香菸盒裡，或者攤在紙上。史達林經常把剛寫好的材料遞給排字工人。」這是一位參加該組織的成員回憶的情景。必須補充一句：宣言的內容差不多和印刷技術處在同樣的水平。後來不久，在亞美尼亞革命者卡莫的協助下，他從提比里西搞到一部類似印刷機的東西、一個現金出納機和一套鉛字。印刷所擴大了，提高了效率，宣言的文字水平卻依然故我。但是這並沒有減少宣言的影響。 1902年2月25日，路特希爾德煤油工廠經理部門貼出通知，開除389名工人。工人們在27日開始罷工，這次騷動也影響到其他工廠。罷工工人和破壞罷工者發生了衝突，警察局長要求總督調兵來支援。3月7日，警察逮捕了32名工人。第二天早晨，路特希爾德工廠將近400名工人在監獄前集合，要求或者是釋放已經逮捕的人，或者是把其他的人全都逮捕起來。警察把他們全都關進流放營。當時，息息相關的感情正使俄國勞苦大眾更緊密地團結起來，這種新的團結在俄國最偏僻荒涼的角落裡每次都得到新的表現；當時離革命爆發的時間已經只有3年了。……就在第二天，3月9日，舉行了一次規模更大的遊行示威。據起訴書說，「一大群工人，由領導者帶頭，一邊唱歌、喊叫和吹著口哨，一邊排著整齊的隊伍前進」，走近了流放營。這群人將近2000。工人希米里揚茨和戈戈貝里澤代表大家發言，要求軍事當局釋放已被監禁的人，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來。法庭後來承認，群眾「情緒是和平的，而且手無寸鐵」，但是當局卻設法破壞他們的和平情緒。士兵們企圖用槍托把他們趕出廣場，工人們就朝士兵扔石頭作為回答。軍隊開始開槍，打死14人，打傷54人。這個事件震動了全國。在20世紀初期，人們的神經對集體屠殺的反應遠比現在敏銳。 柯巴在這次遊行示威裡面擔任了什麼角色呢？頗為難說。蘇聯的編纂人員被兩個互相矛盾的問題弄得左右為難：既要把史達林說成參加過儘可能多的革命事件，同時又要儘可能拉長他坐監和流放的時間。大家知道，宮廷藝術家們在描寫兩樁同時發生的事件時，既要把史達林說成是街頭上的英雄，同時又要把他說成是監獄裡的勇士。1937年4月27日，莫斯科官方出版的《消息報》刊載了美術家葉·胡齊施維里作的一幅畫，把史達林描繪成1902年提比里西鐵路工人罷工的組織者。第二天，編輯部不得不為這個錯誤作檢討。編輯部的聲明說：「從史達林同志的傳記可知，他……從1902年2月直到1903年底都關在巴統和庫塔伊西的監獄裡。因此，史達林同志不可能是1902年提比里西罷工的組織者。當史達林同志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說，從歷史真實性來看，把他描繪成1902年提比里西鐵路罷工的組織者完全是誤解，因為那個時候他還在巴統的監獄裡。」但是，如果史達林真是從2月開始就在監獄裡，那麼「從歷史真實性來看」，他就不可能領導巴統的遊行示威——這次示威發生在3月。但是，這次不僅那位勤快的美術家，而且《消息報》的編輯部都犯了一個大錯，雖然這家報紙引證了原始資料來源。柯巴事實上是在3月而不是在2月被逮捕的。他不可能領導提比里西的罷工並不是因為他已經在坐牢，而是因為他當時身在黑海沿岸，他參加巴統事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需要探討的只是這種參加的性質。 史達林的法文傳記作者巴比塞是嚴格按照克里姆林宮的指示寫作的。他斷言，柯巴走在巴統遊行隊伍的最前面，把自己「當做靶子」。這種阿諛奉承之辭不僅和警察檔案提供的證據，而且和史達林本人的性格相衝突。史達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從來沒有出面充當靶子（附帶說一句，也根本沒有這種必要）。直接處於史達林指揮之下的中央委員會出版社在1937年用整整一本書來描寫巴統的遊行示威，說得更準確些是描寫史達林在遊行示威中起的作用。但是洋洋240頁文章把問題攪得更糊塗起來，因為照本宣科的「回憶錄」和過去已經發表的片斷敘述完全碰不上頭。托德里亞恭敬如儀地寫道：「沙夏同志經常在現場指揮中央罷工委員會。」戈戈貝里澤肯定地說：「沙夏同志總是和我們在一起。」巴統的老工人達拉赫維利澤說，沙夏「在像海一樣洶湧咆哮的工人群中直接領導這次運動；他親自把槍擊時手臂受傷的工人格·卡蘭達澤從混亂的人群中帶領出來，把他送回家去」。領袖為搶救一個受傷的人而放棄職守是不大可能的；參加遊行示威的任何普通群眾都能夠盡一個擔架隊員的責任。其他26個作者，誰也沒提這件令人懷疑的逸事。但是歸根結底，這不過是一個細節問題。法庭審判的情況十分清楚地表明，這次遊行示威根本沒有任何領導。這就無可爭辯地駁倒了所謂柯巴直接領導這次遊行示威的說法。儘管檢察官堅決反對，沙皇法庭仍然承認，甚至真正走在隊伍前面的工人戈戈貝里澤和希米里揚茨也不過是參加遊行的普通群眾。整個審訊過程有大批被告和證人出庭，然而絲毫沒有提到朱加施維里的名字。神話不攻自破，柯巴在巴統事件里扮演的角色顯然是黯淡無光的。 據貝利亞說，柯巴在遊行示威以後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寫宣言，組織宣言的印刷和散發，把為3月9日死難者出殯的行列變成「一次轟轟烈烈的政治示威」，等等。不幸的是，這些奉令誇大的說法得不到任何證據的支持。當時警察正在搜捕柯巴。據同一個作者說，他在這以前曾經在遊行示威的群眾、警察、軍隊和旁觀者眾目睽睽下在大街上起過顯著作用。在這個小城裡，他不大可能再進行「巨大的」活動。4月5日晚間，柯巴在黨的領導集團會議上和其他同謀者一齊被捕，關進監獄。令人厭倦的日子開始了。歲月漫長。 已經發表的文件透露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極其有興味的事。柯巴被捕三天以後，在囚犯正規的會客時間裡，有人從窗口把兩張便條丟到監獄院落里去，料想探監的人會拾起來送往指定地點。有一張紙條的內容是，請人去探望哥里的教員沙夏·伊雷馬什維利，告訴他「沙夏·朱加施維里已被逮捕，請他立刻通知他母親。如果憲兵問她『你兒子是什麼時候離開哥里的？』她就可以說『他整個夏天和冬天都在這兒，3月15日才離開』」。第二張紙條是寫給教員葉里薩貝達施維里的，談到需要繼續進行革命活動的問題。兩張紙條都被監獄看守截獲。憲兵騎兵上尉札克利毫不費力就得出結論，知道這些便條的作者是朱加施維里，認為他「在巴統工人鬧事中起了顯著作用」。札克利立刻通知提比里西憲兵隊的頭子，要求搜查伊雷馬什維利的住處，訊問朱加施維里的母親，並且搜查和逮捕葉里薩貝達施維里。結果如何，文件里完全沒有談到。 從一份官方出版物上看到我們已經熟悉的名字沙夏·伊雷馬什維利，使我們如釋重負。誠然，貝利亞已經提到他是正教中學小組的成員，但是對兩個沙夏之間的關係談得很少。然而警察截獲的一張紙條無可爭辯地證明，我們不止一次提到的這位回憶錄作者和柯巴的關係的確很親密。柯巴入獄後給他母親的指示正是托他童年時期的朋友伊雷馬什維利代轉的。同時，這件事證明，伊雷馬什維利也得到卡佳的信任。據他說，在他童年時期，卡佳把他叫做她的「第二個沙夏」。這張便條驅散了關於伊雷馬什維利的非常寶貴的回憶錄是否可信的僅存的疑雲。蘇聯歷史學家對他的回憶錄是完全置之不理的。柯巴本人在審訊中提出的口供證實，他企圖傳遞給母親的指示的目的是欺騙憲兵，使他們弄不清他到達巴庫 [9] 的時間，從而使他不受即將舉行的審判。當然，沒有理由認為，這個企圖有任何陷害人的目的。在被稱為革命陰謀的十分嚴肅的把戲中，欺騙憲兵是習以為常的。然而令人驚訝不已的是，柯巴居然如此漫不經心地使兩個同志陷入危險境地。純粹從政治方面考慮，他這個行動同樣值得注意。對於一個曾經協助籌備遊行示威的革命者，人們自然期望他的遊行示威以悲劇告終以後會希望和普通工人一起坐上犯人席。這樣做並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為了說明事件的政治意義，為了譴責當局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為了利用法庭的講壇來進行革命宣傳。這種機會是千載難逢的！對柯巴缺乏這種願望的唯一解釋是，他目光短淺。十分明顯，他並不了解這次遊行示威的政治意義，他的主要目的是逃避遊行示威引起的後果。 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柯巴真的領導了街頭遊行，走在群眾前面，把自己當做「靶子」，那麼欺騙憲兵的計劃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在那種情況下，不可避免會有幾十個證人認出他來。只有在他參加遊行示威是秘密的、隱姓埋名的情況下，他才有可能不受審判。事實上，只有一個名叫契克納則的警察在初審時作證，說他曾經在監獄前面的「人群中」看見過朱加施維里。但是僅僅一個警察提出的證據是無足輕重的。無論如何，儘管有這個警察作證，儘管截獲了柯巴自己寫的便條，這次遊行示威案件中並沒有對他起訴。審判是1年以後舉行的，歷時9天。法庭辯論的政治方向完全受自由主義律師的隨意擺布。這些律師們的確使21名被告得到的處分減輕到最低限度，然而不得不隨之付出縮小巴統事件的革命意義的代價。 逮捕巴統組織領導人的警察在報告中是這樣描寫柯巴的：「哥里居民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曾為正教中學開除，住在巴統時既無書面證件，又無具體職業，也無自有住處。」關於正教中學開除的說法並無文件價值，因為一個警察個人並無檔案可查，他的書面報告顯然是轉述的傳聞。比這一點遠為重要的是，他提到柯巴一無身份證，二無具體職業，三無住處，這是地下革命者的三個典型特徵。 柯巴在巴統、庫塔伊西，然後又是巴統的年久失修的地方監獄裡度過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當時這是在押等待偵訊和放逐的通常期限。監獄制度和全國的制度一樣，是野蠻和溫情的混合體。和監獄管理當局相安無事，甚至混得很熟的關係可能突然以暴風雨似的抗議告終。囚徒舉起皮靴亂踢牢門，大吵大嚷，吹口哨，摔盤子，毀家具，等到雨過天晴又暫時恢復平靜。洛盧亞簡單談到過庫塔伊西監獄裡爆發的一次抗議的情況——當然，是「史達林倡議和領導的」。柯巴在監獄的衝突中起過顯著作用，在和監獄管理當局打交道時，他善於維護自己和其他的人。對於這一點沒有理由加以懷疑。 35年後，卡蘭達澤寫道：「他在獄中生活很有規律，每天起床很早，做完操就開始學習德文和經濟學的書籍。……他喜歡和同志們討論他對剛讀過的書的看法……」不難想像他讀的是一些什麼書：自然科學通俗讀物，少量的達爾文著作，里別爾特的《文化史》，或許還有70年代翻譯過來的巴克爾和德萊柏的著作，巴甫連科版的《偉人傳記》，俄國西貝爾教授闡述的馬克思經濟學說，關於俄國歷史的某些著作，貝爾托夫（僑居國外的普列漢諾夫在合法刊物上用的筆名）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著名作品，最後還有弗·烏里揚諾夫即未來的尼·列寧在流放地用弗·伊林這個合法筆名寫的考察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著作（出版於1899年）。所有這些書監獄裡大體上都讀得到。這個年輕革命者的理論知識當然還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他在反對宗教教義、自由主義理論，特別是民粹主義偏見方面似乎擁有不壞的武器。 在90年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勝了民粹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和工人運動的成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勝利起了支持作用。然而，工人舉行的罷工和遊行示威促進了鄉村的覺醒，而這種覺醒又使城市知識分子裡的民粹主義思想死灰復燃。因此，20世紀開始的時候，有一種雜拌似的革命傾向頗為迅速地發展起來。這種傾向吸收了一點點馬克思主義，拒絕了「Zemlya：Vola」（「土地與自由」）和NarodnayaVolya（民意黨）等羅曼蒂克的名稱，而給自己起了一個比較歐洲化的名稱：「社會革命黨」〔埃塞爾黨〕 [10] 。1902—1903年冬天，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基本上已經結束。政治鼓動和街頭示威的成功使《火星報》的思想得到十分令人信服的證明。1902年開始，《火星報》用愈來愈多的篇幅攻擊社會革命黨人的折中主義綱領和他們鼓吹的個人恐怖手段。「灰發」和「灰色」 [11] 之間的激烈辯論在全國每一個角落展開，監獄當然包括在內。柯巴不止一次不得不和他的新對手交鋒。可以相信他在交鋒時是頗為成功的，《火星報》為他提供了卓越的論據。 柯巴並沒有在遊行示威案中被起訴和提交審判。對他的法律偵訊是由憲兵進行的。秘密偵訊使用的手段和監獄制度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因地而異。首都的憲兵比較文明，也比較謹慎，而各省的憲兵就比較粗暴。在風俗古老、有殖民地氣息的高加索，憲兵們使用了各種最野蠻的暴力手段，特別是在對付愚昧無知、缺乏經驗和意志薄弱的犯人時尤其如此。 「壓力、威脅、恐怖、拷打，偽造證人供詞，收買假證人，捏造和誇大案情，把特務道聽途說來的報告當做具有決定意義的絕對證據——這就是憲兵處理案件時使用的手段的特點。」 這段話是阿爾科梅德寫的。他說，憲兵拉夫羅夫慣於使用宗教審判的手段來逼取「供詞」，雖然他事先知道這種「供詞」是假的。這種警察訴訟程序一定給史達林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因為他在30年後大規模使用了拉夫羅夫上尉的方法。我們從洛盧亞獄中回憶錄中附帶知道「沙夏同志不喜歡用『您』來稱呼同志」，他說，沙皇的差役在把革命者送上斷頭台去的時候就是用「您」來稱呼他們的。事實上，革命隊伍里特別是高加索習慣用「你」這個稱呼。幾十年以後，柯巴把不少老同志送上了斷頭台。和「沙皇的差役」不同，他和這些人很早以來就用「你」 [12] 相互稱呼。但這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令人驚訝的是，關於柯巴第一次被捕的警察偵訊記錄和關於他以後幾次被捕的全部記錄至今尚未發表。火星派組織一向要求自己的成員拒絕作證。革命者通常是這樣寫的：「我長期以來就信仰社會民主主義，我拒絕並否認對我的控告，我拒絕作證或參與任何秘密偵訊。」只有在法庭公開審判時，火星派才旗幟鮮明地挺身而出。然而當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舉行公開審判。從整個黨的利益來看，拒絕作證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拒絕使被捕者的處境頗為困難。我們前面已經談到，柯巴在1902年4月曾經用使其他的人不得不因此遭受連累的策略，企圖證明他當時不在事件發生的現場。可以設想，他在其他場合也寧願依靠自己的機靈而不願按照對所有人都具有強制性的準則辦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他對警察作的整個一系列口供不是一種非常令人欽羨的——至少不是「英雄的」——記錄。只有這種解釋才能說明史達林的警察偵訊記錄至今未予公布的原因。 絕大多數革命者都受到所謂「行政命令」的處分。由內務部和司法部四名高級官員組成的彼得堡「特別會議」根據地方憲兵的報告，可以不訊問被告就作出判決，由司法大臣予以批准。1903年7月25日，提比里西總督從彼得堡接到這樣一份判決書，命令他把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置於警察直接監視之下。名單次序習慣是按照罪名輕重或犯人責任大小排列的，為他們指定的西伯利亞具體流放地點也相應有好有壞。名單上列在頭兩位的是庫爾納托夫斯基和弗蘭切斯基，各判處四年。其他14人流放3年，其中第一名是我們已經知道的西爾威斯特·季布拉澤。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在名單上是第十一位，憲兵當局還沒有把他當做一個重要革命家。 11月，柯巴和其他流放犯人一起從巴統監獄被解往伊爾庫茨克省，從一個罪犯中轉站到另一個罪犯中轉站，輾轉走了將近3個月。在此期間，革命正在沸騰高漲，每個人都想儘快逃出。到1904年初，流放制度已經漏洞百出。在多數情況下，逃走並不十分困難：各省都有提供偽造護照、錢和通信地址的秘密「中心」。柯巴在新烏達村待了不過1個月，剛好是進行打聽、找到必要聯繫和擬訂行動計劃必需的時間。史達林第二個妻子的父親阿利盧耶夫說，柯巴第一次企圖逃走時把臉和耳朵都凍傷了，不得不回去找比較暖和的衣服。一個可靠的馬車夫趕著西伯利亞結實的三駕馬車迅速駛過雪封的公路，把他送到最近一個火車站。回來的旅程穿過烏拉爾地區，只用了1個星期左右，不是3個月。 這裡需要把庫爾納托夫斯基的故事講完。這樣做比較恰當，也只有這樣做才是公平合理的。20世紀初期提比里西的革命運動實際上是在他的鼓舞下發展起來的，他在軍事監獄裡關了兩年，然後被流放到雅庫特地區。從雅庫特地區逃走比從伊爾庫茨克省逃走要困難得多。庫爾納托夫斯基途中曾經在雅庫茨克參加流放犯人對當局暴行的武裝反抗，被法庭判處12年苦役。1905年秋天大赦以後，他來到俄日戰爭參戰人員泛濫成災的赤塔。他在赤塔成為工、兵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的主席——所謂「赤塔共和國」的首腦。1906年初，庫爾納托夫斯基再次被捕，並被判處死刑。西伯利亞的鎮壓者倫南坎普特將軍把這個已定死刑的人帶在自己的火車上，使他可以親眼目睹每個車站處決工人的情況。由於第一屆杜馬選舉帶來的新的自由主義傾向，他的死刑減為終生流放西伯利亞。庫爾納托夫斯基設法從涅爾琴斯克逃往日本，然後又到了澳大利亞。他在澳大利亞困窘萬狀，做了伐木工人，積勞成疾。庫爾納托夫斯基病了，感染了耳炎，然後設法到了巴黎。克魯普斯卡婭寫道：「極端顛沛流離的命運終於損害了他的健康。1910年秋天，在他到達以後，伊里奇和我曾經到醫院去探望他。」兩年以後，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已經遷往克拉科夫，庫爾納托夫斯基就與世長辭了。革命踏著許多庫爾納托夫斯基的肩頭，跨過他們的屍體向前邁。 革命向前邁進了。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俄國第一代社會民主主義者是80年代初期開始批判和宣傳活動的。先驅者為數無幾，後來者數以十計。由比普列漢諾夫小14歲的列寧領導的第二代在90年代初期走上政治舞台，社會民主黨人數以百計。第三代成員比列寧年輕10歲左右，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參加革命鬥爭的。這一代人數以千計，其中包括史達林、李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本書作者和其他一些人。 1898年3月，九個地方委員會的代表在省城明斯克開會，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都立即遭到逮捕。當時正在考慮參加社會民主黨的正教中學學生朱加施維里所在的提比里西不大可能很快就收到這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明斯克代表大會是由列寧的同時代人籌備召開的。這次代表大會僅僅宣布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然而還沒有把黨建立起來。黨的聯繫仍然很薄弱，只需要沙皇警察強有力的一擊就足以破壞這些聯繫，使它們長期陷於癱瘓。在後來幾年，這個主要屬於經濟性質的運動在各地生了根，年輕的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只在本地活動，直到遭受逮捕和放逐。黨的工作者在各城市間輾轉奔走的情況比較罕有。為了避免逮捕而轉入地下是幾乎從來不曾有過的事；在這方面，他們既無經驗，又沒有技術，也沒有必要的聯繫。 從1900年起，《火星報》開始建立集中的組織。列寧是這個時期毫無疑問的領袖，他理所當然地使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老頭子」退居次要地位。當時勞工運動已經在無比廣闊的範圍內蓬勃展開，喚醒了新的一代革命者。這一代革命者的人數遠遠超過列寧那一代。建黨工作得到了這個運動的支持。火星派的當前任務是從各地工人中挑選一批精力最旺盛的人，利用他們來創立一個能夠指導全國革命鬥爭的中央機構。火星派的追隨者為數很多，而且不斷增加。但是真正屬於火星派的成員，能夠充當這個位於國外的中心的可靠代表的人，為數必然有限：不超過二三十人。火星派的最大特點就是為了建黨而和自己的本鄉本土脫離關係。在火星派的字典中，「地方主義」是落後、狹隘，甚至倒退的同義語。憲兵司令斯皮里多維奇寫道：「他們結成精幹的職業革命家陰謀團體，到一切設有黨的委員會的地方去，和他們的成員建立聯繫，遞交非法文件，幫助他們建立印刷所和搜集《火星報》需要的情報。他們深入各地委員會，進行反對『經濟主義』的宣傳，剷除思想上的對手，從而使這些委員會處在他們影響之下。」這位退伍憲兵對火星派特點的這種描寫是相當正確的。他們是一個行止無定的機構的成員，位於地方組織之上，把地方組織當做施加影響的陣地。 柯巴沒有參加這種負責工作。他起初是提比里西社會民主黨員，後來是巴統社會民主黨員——換句話說，是一個影響很小的地方革命家。高加索和《火星報》以及中俄羅斯的聯繫是通過克拉辛、庫爾納托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保持的。把各地委員會和小組統一成一個集中領導的黨的整個工作是在沒有柯巴參加的情況下完成的。當時的往來信件、回憶錄和其他文件已經證明這一點，絲毫沒有令人懷疑的餘地。這種情況對估價史達林的政治發展是很重要的；史達林前進得很慢，躊躇不決，還在摸索道路。 1900年6月，克拉辛以一個年輕知名的工程師的身份到達巴庫，擔任負責工作。他寫道：「在一個新的領域中，活動同樣緊張。這指的是巴庫本地和整個高加索——提比里西、庫塔伊西、巴統等地——的社會民主黨地下工作。我不時到這些地方去和當地組織保持聯繫。」克拉辛在巴庫一直住到1904年。由於正式身份的限制，他不能直接參加群眾工作。工人們不了解他的真實身份，後來甚至企圖堅決要求撤銷他電站經理的職務。克拉辛只和組織的上層領導人打交道；他是當地領袖們的領袖。在他有機會直接接觸的革命者中間，他提到葉努基澤兄弟、拉多·克澤霍越里、阿利盧耶夫、謝爾古諾夫、哈爾佩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從1900年到1904年一直在高加索擔任領導工作的這個人一次也沒有提到史達林。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遲至1927年國家出版社印行克拉辛自傳時既無注釋也無更正，完全沒有注意這種遺漏。在那些年代裡，曾經和高加索的運動發生任何關係的其他布爾什維克的回憶錄里，同樣沒有給史達林任何地位。不言而喻，這只是指官方開始修改黨史以前，即1929年以前寫的回憶錄。 1902年2月，代表設在國外的中心的火星派成員原定在基輔召開秘密會議。皮亞特尼茨基寫道：「俄國各地都有代表來參加這次會議。」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受到監視，於是匆匆離開這個城市，朝不同方向而去。但是全體代表都被抓住，有的在基輔，有的在途中。幾個月以後，他們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越獄活動，逃出基輔監獄。當時在巴統工作的柯巴並沒有得到參加基輔會議的邀請，毫無疑問，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柯巴和國外中心的關係，說得更正確些是他和國外中心完全缺乏任何關係的情況，最有啟發意義地說明了他的政治活動的地方性。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國外僑民幾乎一成不變地繼續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占據支配地位。由於遭到沙皇俄國經常不斷的逮捕、流放和處決，由最卓越的理論家、宣傳家和組織者組成的僑民是運動中唯一能夠不斷積極活動的隊伍，因此自然而然地在運動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火星報》編輯部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成為社會民主黨無可爭辯的中心。不僅政治口號，而且具體指示也都來自《火星報》編輯部。每個革命者都熱烈希望能夠儘快到國外去住上一個時候，見見領導人，聽人們談談，鑑定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確，和《火星報》建立永久性聯繫，並且通過《火星報》和俄國本土的地下工作者建立這樣的聯繫。由於國外工作而一度和列寧關係密切的弗·科熱夫尼科娃談到人們如何「從流放地和去流放地途中普遍開始逃向國外，到《火星報》編輯部來……然後回到俄國參加積極的工作」。從許多例子當中舉一個來說，青年工人諾根在1903年4月從流放地逃往國外，他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這樣做是「為了迎頭趕上生活，為了讀書和學習」。幾個月以後，他作為《火星報》代表秘密回到俄國，參加上述基輔越獄事件的10個人（其中包括蘇聯未來的外交家李維諾夫）不久以後都到了國外，後來陸續回到俄國籌備黨的代表大會。關於他們和其他得到信任的代表，克魯普斯卡婭在回憶錄中寫道：《火星報》「和所有這些人都積極保持通信關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仔細閱讀每一封信。我們對《火星報》每一個代表在做什麼了解得極為詳盡，並且和他們討論他們全部活動的每一個方面；我們把已經中斷的聯繫恢復起來，並且把某些人已經被捕和其他類似情況通知他們。」這些代表裡面有列寧的同時代人，也有史達林的同時代人。但是，當時的上層革命者、集中制的傳播者和統一政黨的締造者中間尚不包括柯巴。他仍然是一個「地方工作者」，一個高加索人，一個土包子。 1903年7月，火星派籌備的黨代表大會終於在布魯塞爾開幕。在沙皇外交官和屈服於這些外交官的比利時警察的壓力下，代表大會不得不移到倫敦去舉行。大會採納了普列漢諾夫擬訂的黨綱，通過了關於策略問題的決議。但是在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在大會處於領導地位的火星派本身突然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意見分歧。以列寧為首的「強硬」派和以馬爾托夫為首的「溫和」派雙方起初都認為這些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因此，這些分歧引起的尖銳衝突更令人驚訝。剛剛才統一起來的黨，陡然發現自己已經處在分裂的邊緣。 「早在1903年史達林還在坐牢的時候，他通過參加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回來的同志了解到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發生的十分嚴重的意見分歧，他就堅決站在布爾什維克這一邊。」這是按照史達林本人的命令寫的一本傳記的說法。這本傳記具有給黨內歷史學家的指示的性質。但是過分相信這種指示則未免太不謹慎。有三個高加索代表參加了這次導致分裂的代表大會，柯巴究竟會見了其中哪一個代表呢？當時他關在單獨的牢房裡，又是怎樣會見這位代表的呢？他是怎樣、是通過什麼方式表達自己和布爾什維克團結一致的呢？史達林的說法的唯一證明來自伊雷馬什維利。他寫道：「一貫熱烈支持列寧主義的暴力手段的柯巴當然立刻站到布爾什維主義一邊，成為這種主義在喬治亞的最熱烈的辯護者和喬治亞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但是，這段話雖然說得十分肯定，在時間上卻鑄成大錯。在代表大會以前，任何人，包括列寧本人在內，都沒有提倡過「列寧主義的暴力手段」，和後來成為孟什維主義領袖的編輯部成員主張的手段相對抗。代表大會本身爭論的不是革命手段問題；策略上的意見分歧當時還沒有出現。伊雷馬什維利顯然搞錯了。這也不奇怪，因為整個1903年柯巴都關在監獄裡，伊雷馬什維利不可能對他有任何直接的印象。一般說來，雖然他的心理觀察和具體事件的回憶相當令人信服，而且幾乎總是得到證實，他對政治方面的意見卻不那麼可靠。看來，他在了解互相衝突的革命傾向的演變方面缺乏必要的本能和素養；在這方面，他為我們提供的是根據他後來的觀點作出的事後猜測。 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爭論事實上是在黨員資格問題上爆發出來的；問題是黨應當僅僅包括參加秘密組織的成員，還是應當包括一切有系統地參加各地委員會領導的革命鬥爭的人。在討論過程中，列寧說：「我決不認為我們的意見分歧是決定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們決不至於因為黨章有一條不好的條文而滅亡！」 [13] 在代表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火星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的人選問題也引起了爭論。意見分歧一次也沒有超出這些狹小的範圍：列寧企圖使黨具有尖銳明確的界限，使編輯部的組成十分精幹，並且要有嚴格的紀律；馬爾托夫和他的朋友們則寧願有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更接近一個家庭的類型。但是雙方都只是在摸索前進，雖然衝突很尖銳，然而還沒有人認為這些意見分歧「十分嚴重」。按照列寧事後提出的明確的說法，代表大會上的鬥爭屬於「預兆」性質。 蘇聯教育界的第一位領袖盧那察爾斯基後來寫道： 那次鬥爭的最大困難在於：使黨陷入分裂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還沒有探測出以馬爾托夫主義者為一方和以列寧主義者為另一方的深刻分歧的真正癥結。當時這些分歧似乎還是圍繞黨章上的一段話和編輯部人選問題產生的。許多人感到惶然，不知道為什麼這種雞毛蒜皮的事會導致分裂。 皮亞特尼茨基後來在共產國際擔任過顯要的職務，但在當時還是一個青年工人。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無法了解為什麼由於細微的分歧我們就不能在一起工作。」在那些年代裡，非常接近列寧，後來曾經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人的克爾日札諾夫斯基工程師回憶說：「對我個人說來，關於馬爾托夫同志的機會主義的想法特別顯得牽強附會。」這樣的話還有許許多多。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都表示抗議和哀嘆，誰都不願承認火星派在代表大會上出現的分裂。分道揚鑣是後來發生的事，過程很緩慢，不可避免地有東搖西擺的情況。第一批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繼續共事、相安無事的情況並不少見。 高加索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狀況都很落後，所以在高加索甚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難理解代表大會上出現的問題。誠然，參加倫敦大會的三個高加索代表在熱情衝動中都站在多數人的一邊。但值得深思的是三個人後來都成了孟什維克：托普里則在代表大會結束時已經脫離了多數派；朱拉博夫和克努尼揚茨在後來幾年裡面也投奔孟什維克了。布爾什維克傾向占優勢的著名的高加索秘密印刷所在1904年還繼續翻印形式上仍為黨中央機關報而實質上已受孟什維克控制的《火星報》。葉努基澤寫道：「我們的意見分歧絕對沒有反映到我們的工作中。」只是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後，也就是說，不早於1905年年中，印刷所才轉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之手。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所謂關在遙遠偏僻的監獄裡的柯巴立刻就把分歧估計得「十分嚴重」的說法。他從來就缺乏先見之明。而且，即使是一個不像他那麼謹慎多疑的青年革命者，如果在動身去西伯利亞以前沒有對黨內鬥爭表明立場，也是很難予以責備的。 柯巴從西伯利亞直接回到提比里西，這個事實不能不使人驚訝。稍微有點名氣的逃亡者也很少有回到自己的老窩去的，因為在老窩裡最容易被日夜警惕著的警察發現，特別是在提比里西這樣的小省城，而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但是年輕的朱加施維里還沒有割斷他和高加索的臍帶；喬治亞語仍然是他進行宣傳工作時使用的幾乎唯一的語言。此外，他並不感覺自己是警察注意的焦點。他還沒有下定到中俄羅斯去一試身手的決心。他在國外是一個無名小卒，也不想到國外去。看來還有一種比較屬於個人的原因使他留在提比里西：如果伊雷馬什維利沒有把年代搞混的話，柯巴當時已經結婚。他在坐牢和流放期間把年輕的妻子留在提比里西。 1904年1月爆發的日俄戰爭起初使工人運動受到削弱，但是到該年年底卻使它得到空前的推動。沙皇政府的軍事敗績迅速驅散了自由主義者和一部分學生在戰爭開始時感染的愛國情緒。不僅在革命群眾中間，甚至在資產階級反對派中間，失敗主義日益嚴重，雖然表現程度有所不同。儘管情況如此，在大動盪即將來臨的前夜，社會民主黨卻一連幾個月處在停滯和內部失調的狀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歧尚未明朗化，所以更令人焦慮。這些分歧開始徐徐滲出黨的總部的狹小範圍，後來逐漸擴大到整個革命戰略問題。 史達林的御用傳記家說：「史達林在1904年至1905年期間是在和孟什維克進行激烈鬥爭的旗幟下工作的。」葉努基澤在最近經過修改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實際上把從1904年開始到1908年結束的和高加索孟什維克進行的整個鬥爭的主要擔子挑在自己肩上。」貝利亞斷言：史達林從流放地逃走以後，「組織並領導了對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以後，史達林同志不在期間變得特別活躍的孟什維克的鬥爭」。這些作者希望證明的事太多了。如果大家相信史達林早在1901年至1903年已經在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內起領導用，相信他早在1903年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並且相信他從1904年2月起就開始和孟什維主義進行鬥爭，那麼所有這一切努力產生的如此可憐的效果——1905年革命前夕，喬治亞布爾什維克的人數實際上還寥寥無幾——不能不使大家驚奇莫名，相對無言。貝利亞說，孟什維克「在史達林不在的期間」特別活躍，這句話聽起來像是諷刺。任何人在也好，不在也好，小資產階級的喬治亞，包括提比里西在內，20年來一直是孟什維主義的堡壘。在1905年革命中，喬治亞的工人和農民一致擁護孟什維克派；參加四屆杜馬 [14] 的喬治亞代表都是孟什維克；1917年2月革命期間，喬治亞孟什維克派為俄國各地提供了全國水平的領導人——策烈鐵里、齊赫澤等等。最後，甚至在喬治亞已經建立蘇維埃政府以後，孟什維主義仍然產生很大影響，這種影響後來在1924年的起義中得到表現。「整個喬治亞必須犁平碾碎！」這是史達林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在他「和孟什維主義展開激烈鬥爭」的20年以後，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結喬治亞起義的教訓時說的話。因此，比較正確而且對史達林也比較公正的辦法，還是不要誇大柯巴在20世紀初期所起的作用。 柯巴從流放地回來時是高加索委員會 [15] 委員。他是在坐牢期間在外高加索組織的一次會議上缺席當選的。在1904年開始的時候，8個委員中的大多數可能已經同情倫敦代表大會中的多數派；但是僅僅這個事實並不能說明柯巴自己同情哪一方面。高加索的地方組織顯然傾向於孟什維克。由克拉辛領導的黨的調和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當時是反對列寧的，《火星報》完全掌握在孟什維克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具有布爾什維克傾向的高加索委員會仿佛懸在半空中。但是柯巴寧願腳踏實地，他對機構比對思想更為重視。 關於柯巴在1904年的活動，官方提供的消息特別簡單，而且不可靠。他在提比里西是否有任何活動？如果有活動，又是屬於什麼性質的活動？對這些問題現在還一無所知。一個從西伯利亞逃回來的人不大可能在有許多人認識他的工人小組中出頭露面。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柯巴在6月間就搬到巴庫去了。關於他在巴庫的活動，我們聽到的消息是老一套：「他領導了巴庫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他揭露了孟什維克」。沒有任何事實，沒有任何具體的回憶！如果柯巴在那幾個月里寫過任何東西，現在也扣下未予發表，這可能並不僅僅是出於疏忽。 另一方面，後來想把史達林說成是巴庫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的企圖是毫無根據的。在這座煙霧瀰漫、陰鬱悽慘，被韃靼人和亞美尼亞人之間的世仇弄得烏煙瘴氣的城市裡，早在1896年就出現了第一批工人小組。3年以後，阿維爾·葉努基澤和幾個從莫斯科驅逐出來的工人為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組織奠定了基礎。20世紀剛開始時，正是這位葉努基澤和拉多•克澤霍越里合作，組織了傾向火星派的巴庫委員會；1903年，由於和克拉辛關係密切的葉努基澤兄弟的努力，在巴庫建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地下印刷所。這個印刷所在為第一次革命準備基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直到1905年年中，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在同一個印刷廠並肩工作，融洽無間。曾經多年擔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的阿維爾·葉努基澤年邁時失寵於史達林。1935年，他被迫對自己在1923年寫的回憶錄進行修訂，刪去早經確認的事實，而代之以無憑無據的空話，說沙夏曾經在高加索，特別是在巴庫起了鼓舞和領導作用。葉努基澤的屈服既沒有使他自己免於毀滅，也沒有給史達林傳增加任何生動的筆觸。 1904年6月柯巴第一次出現在巴庫地平線上的時候，當地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已經擁有8年革命活動的記錄。在此以前，這座「黑色的城」曾經在工人運動中起過特別重要的作用。春天給巴庫帶來了總罷工，結果在整個南俄引起了勢如雪崩山倒的罷工和遊行示威的浪潮。維拉·查蘇利奇是第一個認為這些新出現的現象意味著革命已經開始的人。巴庫的無產階級性較強，特別是比提比里西強，所以布爾什維克得以在巴庫比在高加索49其他地方更早地獲得一個更鞏固的立足點。曾經用「金托」這個提比里西名詞來形容史達林的那位馬哈拉澤說，1904年秋天，「在沙夏直接領導下，一個在落後的石油工人、韃靼人、亞塞拜然人和波斯人中間進行革命工作的特殊組織」在巴庫建立起來。如果馬哈拉澤在他的回憶錄的初版而不是在10年以後才說這段話，可能比較令人信服。10年後，他在貝利亞的驅策下重新改寫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的全部歷史。他一步步接近官方規定的「真相」，每次改寫都要大罵前面一版，把它說成是魔鬼的產物，並且停止發行。 柯巴從西伯利亞回來以後，無疑會見了加米涅夫 [16] 。加米涅夫生於提比里西，是列寧在提比里西的最早的青年信徒之一。幫助柯巴轉向布爾什維主義的可能正是剛從國外回來不久的加米涅夫。但是在加米涅夫由於一個異想天開的罪名而被槍決的前幾年，他的名字已經從黨史上被一筆勾銷。無論如何，高加索布爾什維主義的真正歷史是1904年秋天而不是柯巴從流放地回來以後才開始的。這個日期已經得到各方面的證實，甚至官方作者在不需要具體提到史達林的時候也是這樣說。1904年11月，提比里西舉行了一次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有來自高加索各地組織——大多數是微不足道的小組——的15位代表參加。會議通過決議，贊成召開新的黨代表大會。這個舉動不僅對孟什維克，而且對調和主義的中央委員會都等於公開宣戰。如果柯巴曾經參加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代表會議的話，貝利亞和其他歷史學家一定會說，這次會議是「在史達林同志倡議和領導下」舉行的。在這個問題上完全保持沉默意味著當時身在高加索的柯巴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布爾什維克組織派他當代表。會議選出一個常務局，柯巴並沒有成為這個重要機構的成員。如果他在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當中享有任何比較突出的地位，這一切就是無法想像的。 代表巴統參加這次會議的維克托·塔拉圖塔後來成為黨的中央委員。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明確的無可爭辯的暗示，說明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當時的領袖究竟是誰。他寫道：「在1904年底或1905年初舉行的高加索地區會議上……我還第一次見到以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領袖身份出現的列夫·鮑里索維奇·加米涅夫同志。在地區會議上，加米涅夫同志被選為赴各地遊說的宣傳者，派往全國各地為召開新的黨代表大會進行廣泛的鼓動。同時，他還得到委託，要他訪問全國各地的委員會，並且和我們當時在國外的中心取得聯繫。」這位富有權威性的證人絲毫沒有談到柯巴參加這種活動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任何理由要把柯巴包括到全俄布爾什維克中心「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常務局」裡面去。常務局有17名成員，目的是召開代表大會，加米涅夫作為高加索的代表成為常務局委員。在後來成為蘇聯著名領導人的常務局委員中，我們可以找到李可夫和李維諾夫的名字。再說一句也許不是不適當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都比史達林年輕兩三歲。整個說來，常務局是由「第三」代的代表組成的。 柯巴在1904年12月，即提比里西布爾什維克會議舉行以後不久，再次來到巴庫。在他到達前夕，油田和工廠工人爆發了一次總罷工，使整個俄國都感到意外，黨組織顯然還不能理解群眾想造反的情緒的性質。由於戰爭 [17] 第一年的情況，這種情緒更加激烈起來。1905年1月22日，工人們在加邦牧師的率領下向冬宮發動了悲劇性的進軍，這就是著名的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巴庫的罷工正在這次事件發生以前。有一本在1935年捏造的「回憶錄」含糊其辭地提到史達林曾經領導巴庫罷工委員會，並且說一切都是在他領導下進行的。但是根據同一個作者的說法，柯巴是罷工開始以後才到達巴庫的，而且在這個城市裡總共只住了10天。事實上，他到巴庫來負有特殊任務，可能和籌備代表大會有些關係。當時他可能已經選擇了布爾什維主義。 史達林自己曾企圖倒填他參加布爾什維克的日期。對於他在獄中得到釋放以前就成為布爾什維克的說法，他感覺不滿意，所以在1924年克里姆林軍校學生一次紀念會上宣稱，他早在第一次流放期間就和列寧開始取得聯繫。他說：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1903年。固然，這次認識並不是經過會面，而是經過互相通信。但是這次認識給我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黨內工作的整個時期中，這個印象始終沒有消失過。那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得知列寧從19世紀90年代末，特別是從1901年以後，在《火星報》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的時候，我就深信列寧是一個非凡的人物。當時我認為，他不是我們黨的一個普通的領導者，而是我們黨實際上的創建人，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才了解我們黨的內部實質和迫切的需要。當我拿列寧和我們黨的其他領導者比較的時候，我總覺得列寧的戰友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裡羅得等人都遠不如列寧，列寧和他們比起來不單單是一個領導者，而且是一個最高典型的領導者。他是一隻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為何物，大膽地引導我們黨沿著前人未曾走過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道路前進。這個印象竟這樣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靈，使我感到必須寫封信給一個僑居國外的好友，把這個印象告訴他，要他評論一下。過了不久，當我已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時候——這是1903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熱情的答覆，以及列寧的一封簡短而內容豐富的信，原來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給列寧看過了。列寧的這封信雖然比較短，但是它對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作了大膽無畏的批評，並對我們黨在最近時期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非常明確扼要的說明。只有列寧才善於把最複雜的事情描寫得這樣簡單和明確，這樣扼要和大膽——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顆子彈。這封簡單而大膽的簡訊使我更加確信列寧是我們黨的山鷹。可惜我按過去地下工作者的習慣，把列寧的這封信同其他許多信一樣燒掉了，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 從那時起，我就和列寧認識了。 [18] 這篇故事從心理狀況和風格上說都是幼稚的，很能代表史達林的特點。倒填時序絕不是這篇故事僅有的錯誤。柯巴在1904年1月才到達流放地，因此他不可能在1903年在流放地收到他所說的那封信。不僅如此，他究竟在什麼地方、通過什麼方式寫信「給一位僑居國外的好友」的，也是一筆糊塗賬，因為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以前在監獄裡已經蹲了一年半了。被流放的人從來無法事先知道自己會流放到什麼地方去；因此柯巴不能把他在西伯利亞的通信地址事先通知國外的朋友；而且柯巴在流放地只度過1個月，這段時間肯定不夠他從流放地寄出信去又從國外收到回信。按照史達林自己的說法，列寧的信不是屬於私信性質，而是綱領性的。這類信的副本照例由克魯普斯卡婭經手寄到一些地點去，而原件則保存在黨在國外的檔案里。為一個不知名的年輕的高加索人而出現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外是極不可能的。然而，檔案里沒有這封被柯巴「按過去一個老的秘密工作者的習慣」燒掉副本的信的原件（當時柯巴整整24歲）。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史達林絲毫沒有提到他給列寧的回信。從他自稱敬若神明的領袖那裡收到一封信以後，柯巴按理是會立刻覆信的。然而史達林對這一點保持沉默。這種沉默不是偶然的：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的檔案里沒有柯巴的覆信。當然，覆信可能被警察中途截獲。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警察部門案卷里應當保存一份副本，並且早就會複製出來刊載在蘇聯報紙上了。而且這種關係不會僅限於一封信。一個年青社會民主黨人必然認為和黨的領袖、黨的「山鷹」保持永久聯繫是最寶貴的。至於列寧，他把和俄國的一切聯繫都看得很寶貴，對每一封信都詳詳細細地回答，然而近年來並沒有發現列寧和柯巴來往的信件。這段故事的一切方面都令人費解——一切方面，故事的意圖在外。 1904年或許是列寧一生當中除最後生病的幾年以外最困難的年頭。違反他自己的意願並且出於他自己意料地，他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切卓越的領導人斷絕了關係，後來很長一個時期都找不到可以代替他原來的戰友的人。布爾什維克招募文人的工作進行得很慢，很費勁。新補充進來的人也趕不上《火星報》編輯的水平。當時最活躍的布爾什維克之一，1904年和列寧一起住在日內瓦的利亞多夫在20年後回憶說：「奧里明斯基來了，沃羅夫斯基來了，波格丹諾夫來了……我們在等待盧那察爾斯基，波格丹諾夫保證他一到就會參加我們的行列。」這些人都是從流放地回來的。他們人還未到，名已先行，人們期待著他們。但是在為布爾什維克派的報紙調集編輯人員的時候，誰也沒有提出柯巴作為可能的人選。而現在柯巴卻被描繪成那個時期的一個卓越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12月22日，《前進報》第一期終於在日內瓦出版，這是布爾什維克派生命中一個重大事件。可是柯巴和這個事件毫無關係，他甚至和報紙的編輯毫無接觸。報紙上既沒有他的文章，也沒有他的新聞報道。如果他當時是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的一個領導人，這種情況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我們根據旁證作出的結論還得到直接的文件證據的支持。提比里西秘密警察廳的頭子卡爾波夫在1911年寫了一篇關於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包羅甚廣而且極有趣味的材料。在這篇材料中，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 從1902年以來，他就在社會民主黨組織里很活躍，起初是一個孟什維克，後來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就我們所知，卡爾波夫的報告是明確指出史達林在分裂以後某一段時間曾經是一個孟什維克的唯一文件。提比里西出版的《東方曙光報》粗枝大葉到如此程度，居然在1925年12月23日的一期發表了這個文件。不是沒有想到就是沒有辦法提供任何解釋。為了這個錯誤，這位主編後來無疑受到殘酷的懲罰。最耐人尋味的，是連史達林本人也感覺不便否認這個說法。後來再也沒有任何黨的御用傳記家或歷史學家提到這個重要文件，而同時他們卻永無休止地轉載、輾轉引用和照相複製大量無足輕重的材料。我們暫且假設提比里西憲兵（他們在這方面無論如何應當是消息最靈通的）提供的情報是不正確的，那麼立刻就產生了一個附帶的問題：怎麼可能出現這樣一個錯誤呢？如果柯巴真是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秘密警察廳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對某些剛入門的新手或某些三等角色，它才可能在描寫他們的政治特點時犯這樣露骨的錯誤，對一個「領袖」是絕不可能的。因此，這個出於偶然得到發表的文件一下子就把官方嘔心瀝血經營的神話粉碎無遺了。而現在還保存在防火的保險庫里，或者剛剛相反地已被迫不及待付之一炬的類似文件還多得很哩！ 看來，我們為了證明一個細微的結論似乎浪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柯巴究竟是在1903年年中還是在1905年前夕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難道真有什麼不一樣？然而，這個問題除了附帶使我們了解克里姆林宮史學和偶像學是怎樣在工作以外體現的，這個細微的結論對正確理解史達林的政治品質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數寫文章談到史達林的人都接受這樣一種說法，認為他轉向布爾什維主義是他的性格先天決定的，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但是這種看法肯定是片面的。誠然，一個人必須堅定果斷才能接受布爾什維主義，不過這些特點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中有許多性格堅強的人；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當中性格軟弱的人也並不十分罕見。布爾什維主義，按照它的性質來說，不只是心理狀態和性格的問題。布爾什維主義首先是一種歷史哲學，一種政治概念。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工人們是被他們所處的那個類型的整個社會環境推上布爾什維主義道路的。個人的性格是堅強還是軟弱，對這一點幾乎不發生影響。在布爾什維主義還只是一種歷史預言的日子裡，一個知識分子需要在政治上具有非凡的直接洞察力，在理論方面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對歷史的辯證發展過程和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具有異乎尋常的信心，才能夠嚴肅認真地、堅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布爾什維克黨聯結在一起。絕大多數在布爾什維主義革命興起時期參加這個黨的知識分子後來都拋棄了它。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對柯巴來說是比較困難的，然而脫離這個黨對他也同樣比較困難，因為他既沒有理論的想像力，也沒有直覺的歷史洞察力，也沒有先見之明，而從另一方面來看他也不是一個輕率冒失的人。他的智力一直遠遜於他的意志力，碰到錯綜複雜的情況需要作某些新的考慮時，柯巴寧願等待時機，保持安靜，或者退卻。凡是有必要在思想和政治機構之間作出抉擇的時候，他總是傾向於選擇機構。必須先建立一套執行綱領的機構，然後才可能使柯巴對這種綱領表示任何尊重。他的本性是建立在對群眾、對個人都缺乏信任的基礎上的，他的經驗主義經常迫使他選擇抵抗力最小的道路。這就說明，這個目光短淺的革命家為什麼在歷史上一切偉大的轉折點總是採取機會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使他和孟什維克極為接近，有時比孟什維克更右。與此同時，在解決他已經熟悉的問題時，他總是傾向於贊成採取最堅決的行動。照他看來，在一切情況下，組織得很好的暴力是達到目標的最迅速的捷徑。這裡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作一種類比。俄國的恐怖主義者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然而他們極為堅決大膽。馬克思主義者習慣把他們叫做「玩弄炸彈的自由主義者」。史達林過去一直是，現在也仍然是一個在政治上採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猶豫地採取最極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戰略上，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在戰術上，他是一個「革命家」。他是一種玩弄炸彈的機會主義者。 柯巴離開正教中學不久就到提比里西觀象台擔任類似會計性質的工作。 伊雷馬什維利告訴我們：儘管「薪俸微薄」，柯巴仍然喜歡他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使他有許多餘暇可以進行革命活動。「他最不在乎自己個人的福利，對生活毫無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他的品質相當完美，能夠為理想作出犧牲。」所有參加地下革命活動的青年人都悶聲不響、毫不張揚地作過保持貧困的誓言。柯巴是忠於這個誓言的。此外，和其他許多起誓的人不同，他從小就不習慣享受。任何人也無法代替的沙夏第二 [19] 說：「我曾經到米哈伊洛夫斯克街他住的那間狹隘骯髒、陳設簡陋的屋子裡去拜訪過他幾次。他每天穿的是一件樸素的俄國黑上衣，打著當時已經成為所有社會民主黨人特徵的紅領帶；冬天他加上一件舊的褐色的短披肩；頭上從來只戴俄國式的鴨舌帽。雖然柯巴在離開正教中學的時候和學校里大多數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關係遠非友好，但是這些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仍不時湊些錢幫他解決最迫切的需要。」巴比塞告訴我們，1900年，也就是約瑟夫離開正教中學的第二年，他發現自己已經一文莫名，「靠同志們的幫助，他才有可能得到食物」。警察文件表明，柯巴在觀象台一直工作到1901年3月他不得不隱匿起來的時候為止。正如我們已經聽到的那樣，他的職業很難使他維持生活。「……他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保持衣冠端正，」伊雷馬什維利接著說，「然而他的確也沒有做任何努力使自己的衣服至少保持整潔。他總是一件髒外衣，一雙沒擦過油的鞋子，從來沒有看見他穿過別的。他打從心底里討厭任何使他想到資產階級的東西。」髒外衣、不擦油的靴子、蓬鬆的頭髮也是所有青年革命者，特別是各省的青年革命者的普遍特點。 柯巴在1901年3月轉入地下，成為職業革命家。從那時起，他使用過許多名字，因此也就沒有一個真正的名字。在不同時期，有時在同一時期，他被叫做「達維德」、「柯巴」、「尼扎拉澤」、「契日柯夫」、「伊萬諾維奇」、「史達林」。同樣地，憲兵們也給他起了各種綽號，其中用得最久的一個綽號是「里雅博依」 [20] ，影射他臉上長著麻子。柯巴從此只有在監獄和流放地，即兩個地下活動時期之間的間歇，才恢複合法地位。 葉努基澤在經過糾正的回憶錄中寫到年輕的史達林的時候說：「他一貫目標專一。」葉努基澤又說：「他的一切行動、衝突和友誼都是為了一個確定的目的。……史達林從來不追求個人聲譽」，這樣就把他的聯繫限制在「先進工人和職業革命者」的圈子裡。許多官方回憶錄一再重複這種限制，目的是想說明史達林在掌握權力以前為什麼在全國群眾當中，甚至在一般黨員當中一直默默無聞。但是，說他不追求聲譽是不真實的。他非常貪圖聲譽，只是得不到，缺乏眾望的事實從一開始就刺痛了他的心。正是由於無法通過正面攻擊取得榮譽，才驅使這個性情激烈的人採取曲折隱蔽的手段。 柯巴從年紀很輕的時候起就一直追求駕馭別人的權力，認為大多數人都比他軟弱。然而他既不比別人聰明，也不比別人受的教育多，也不比別人更善於辭令：他不具備任何引人同情的屬性。但是，他在頑強冷酷方面超過別人，具有比別人豐富的切合實際的常識。他不受感情衝動的影響；相反地，他懂得如何使衝動的感情服從自己的打算。這個特點在他還是一個學童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格盧爾基澤寫道：「約瑟夫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一般是從容不迫的。無論什麼時候，如果他的答案的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據，他就回答；否則他多少要磨蹭一個短時間再回答。」完全拋開所謂他的回答「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據」的誇大之辭不談，這段話裡面提到史達林年輕時代一個相當帶根本性的特點。這個特點使他在大多數胸襟開闊、性情急躁而幼稚無知的青年革命者當中有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 甚至在這樣早的時期，柯巴就毫不躊躇地挑撥他的對手相互火併，誣衊他們，並且對在任何方面似乎比他優越，或者似乎對他是一種絆腳石的每一個人施加陰謀。青年史達林這種完全不顧道德的做法造成了對他疑心重重的氣氛，引起了許多關於他的惡毒的謠言，許多他沒有犯的罪名也開始歸到他頭上來。和史達林在監獄裡有過密切接觸的社會革命黨人維列沙克1928年在僑民的報紙上談到，可能是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已被正教中學開除以後，校長從他那兒收到一份告發他的革命小組中一個原來的同志的材料。當約瑟夫不得不在提比里西組織面前就這件事加以說明時，據說他不僅承認自己是告發材料的作者，甚至還認為這樣做是一種功勞。據說他是這樣考慮的：這樣一來，那些被開除的人就不得不成為革命者，而不致被改造成教士和教員。某些容易上當的傳記家一下就抓住這一點不放。然而整個故事帶有明顯的捏造痕跡。一個革命組織只有對任何帶有絲毫告發、挑撥或出賣的氣味的事予以無情的嚴格處理才可能繼續存在，在這方面表示絲毫寬容都意味著這個組織已經開始腐爛。如果沙夏已經證明膽敢採取這種1/3屬於陰謀、2/3屬於出賣性質的手段，而黨在這以後還容忍他留在自己隊伍里是完全說不過去的。當時和柯巴在正教中學屬於同一個圈子的伊雷馬什維利絲毫不知道這件事，他本人順利地從正教中學畢業出來當了教員。然而這樣惡毒的捏造和史達林的名字連在一起並非偶然。對其他所有的老革命家，從來不曾出現任何類似的謠言。 蘇瓦里納寫的《史達林傳》是最有文件根據的。他企圖用史達林屬於「職業革命家」這種危險人物之列的事實來說明他的道德品質。在這方面，和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蘇瓦里納的概括極為膚淺。一個職業革命家是一個在非法的、被迫進行隱秘活動的條件下完全獻身於工人運動的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無論如何，品質最惡劣的人是做不到的。文明世界的工人運動出現過許多職業官僚和職業政客；這個階層絕大多數以保守、自私和思想褊狹著稱，他們不是為運動而生活著，而是靠犧牲運動的利益生活的。和歐洲或美國的一般工人官僚比較起來，俄國的一般職業革命家要比他們具有大得無法比擬的吸引力。 這一代革命者的青年時期和工人運動的青年時期是一致的，這是18歲至30歲的人的時代。超過這個年齡的革命者為數很少，看起來都像老頭子了。運動在當時還絲毫沒有職業性，它是依靠對未來的信心和自我犧牲精神而存在的。當時還不存在常規，沒有確定不變的公式，沒有戲劇性的姿態，也沒有現成的演說伎倆。從性質上說，這種鬥爭充滿悲愴動人的事件，行動起來還有些膽怯，笨手笨腳。「委員會」和「黨」這些字眼本身在當時還是嶄新的，還帶有清新的氣息，使年輕人聽起來像一首既令人不安，又令人著迷的樂曲。參加一個組織的人，誰都知道不出幾個月他就可能坐班房，繼之以流放。雄心壯志的準繩是：在被捕以前要儘可能長期地堅持工作，在憲兵面前要堅定不移，要儘可能改善同志們的處境，在監獄裡的時候要儘可能多念些書，儘快地從流放地逃往國外，在國外要增加智慧，然後回俄國進行革命活動。 職業革命者對自己鼓吹的東西非常信仰，他們選擇耶穌受難的道路不可能出於其他的動機。在迫害面前保持團結不是一句空話；對懦夫和背叛行為的鄙視更增加了這種團結。葉夫根尼婭·列維茨卡婭在描寫1901年至1907年的敖德薩地下活動情況時寫道：「我對我有機會遇見的大批同志反覆思考，我回想不出任何值得非難的、可鄙的行為，任何欺騙或說謊的事例。摩擦是有的，派別之間的意見分歧是有的，但僅止於此。每個人都注意自己的道德品質，在這個融洽的家庭里，越變越好，越變越親切。」當然，敖德薩並不是例外。把自己全部獻給革命運動而不要求任何報酬的青年男女決不是他們這一代人的最惡劣的代表。和任何其他社會集團比較起來，「職業革命家」這一批人決不會相形見絀。 約瑟夫·朱加施維里是這批人里的一個，也具有他們的許多特點，許多，但不是全部。他認為，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推翻當權者。在他的靈魂中，對當局的憎恨遠比對受壓迫者的愛來得活躍。監獄、流放、犧牲和艱苦生活並沒有嚇倒他，他懂得如何面對危險，毫無懼色。與此同時，他對自己智力遲鈍、缺乏才華以及自己儀表和精神面貌的平凡黯淡等等特點非常敏感。他的狂妄的抱負帶有嫉妒和惡意的色彩，他的頑強堅定和打擊報復心理糾纏在一起，他那閃爍著猜忌的眼神使敏感的人無法不予注意。早在他還是一個學童的時候，他就表現出善於抓住人們的弱點，無情地、喋喋不休地加以數落。事實證明，高加索的環境對滋長他天性中這些基本特點是極為有利的。和狂熱者在一起的時候他沒有隨波逐流，和忽冷忽熱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他也沒有沖昏頭腦；他從小就懂得冷靜大膽、謹慎小心，特別是精明伶俐這些優點的可貴。而在他身上，這種精明伶俐已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詭譎狡猾。特殊的歷史環境將使這些基本上是次要的屬性具有首要的意義。 * * * [1] 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列寧火星派提比里西第一屆委員會。見《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82頁。——譯者注 [2] 指黑海和裏海。——譯者注 [3] 《犁溝報》是喬治亞文周報，自由民族主義派的機關刊物，一度成為「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傳聲筒，後來又成為喬治亞孟什維克的機關報，1904年被政府封閉。——譯者注 [4] 諾伊·尼古拉耶維奇·饒爾丹尼亞，又名安恩、柯斯特羅夫等等，1907年後擔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屬於護國派，後來擔任喬治亞第一共和國（1918年至1921年）第一任總統。在紅軍攻入這個國家以後逃往法國。——原編者注 [5] 亞歷山大·格里戈里耶維奇·楚魯啟則（1876年—1905年），死於1905年6月10日。——原編者注 [6] 弗拉基米爾·查哈里也維奇·克澤霍越里（1877—1903年），1903年8月17日被監獄看守槍殺。——原編者注 [7] 參看《對提比里西鐵路總工廠工人歡迎詞的答詞》。《史達林全集》第8卷，中文版第155頁。——譯者注 [8] 引自1901年7月第六號《火星報》。見《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71頁注22。——譯者注 [9] 疑為巴統之誤。——譯者注 [10] 埃塞爾（Essar）是社會革命黨英文譯名Socialist-Revolutionists縮寫字母S—R的音譯。俄文社會革命黨人Coциaл—PeBoлюциoHep 的縮寫C—P的音譯亦同。——譯者注 [11] 「灰發」的俄文是Sedoy ，「灰色「的俄文是Sery 。把兩個字每個音節的第一個字母拼在一起就是S—d和S—r，分別代表Social—Democrat （社會民主黨人）和Socialist—Revolutionists （社會革命黨人）的縮寫。——原編者注 [12] 同法語和其他許多語言一樣，俄語第二人稱多數的「vy「（相當於漢語的「您」。——譯者注）用於比較客氣的談話中，可直譯為英語的「you」。俄語第二人稱單數的「ty「（相當於漢語的「你」。——譯者注），是一種比較親密的稱呼，在對僕人、動物和下級講話時，一般也用「ty」，可直譯為英語的「thou」。——原編者注 [13]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文獻15·在討論黨章時的發言》。《列寧全集》第7卷，中文第2版第269頁。——譯者注 [14] 前兩屆杜馬是根據1905年12月24日（舊曆11日）選舉法選舉出來的。第一屆杜馬從1906年5月10日（舊曆4月27日）開到7月22日（舊曆9日），第二屆杜馬從1907年3月5日（舊曆2月20日）到6月15日（舊曆2日）。最後兩屆杜馬是根據1907年6月16日（舊曆3日）頒布的限制性更大的選舉法產生的。第三屆杜馬度完了自己任期，從1907年11月14日（舊曆1日）到1912年6月22日（舊曆9日）。第四屆杜馬也差不多度完任期，從1912年11月28日（舊曆15日）到1917年3月10日（舊曆2月25日）。——原編者注 [15] 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譯者注 [16] 列夫·鮑里索維奇·加米涅夫，1883年7月31日（舊曆18日）生於莫斯科。但是他和提比里西斷斷續續有過10年左右的聯繫。1865年，加米涅夫的父親在外高加索鐵路局找到差事，全家遷往提比里西。年輕的列·鮑·加米涅夫從維爾諾中學轉到提比里西第二中學，1901年畢業。他在提比里西中學的最後兩年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畢業以後被禁止上任何俄國大學或工程學校。他向當時的國民教育大臣鮑戈列波夫請願，最後終於得到批准，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他在大學裡繼續「為非作歹」，先後坐過布蒂克和塔千卡的監獄。他被剝奪了回去上大學的權利，在警察監視下被送回提比里西。作為一個活躍的火星派，他在提比里西一個鐵路工人小組和一個製鞋工人小組裡做過教育工作，直到1902年秋天他去巴黎時為止。他在巴黎會見了火星派的許多領導人，並且為《火星報》寫關於學生運動的文章。幾個月以後，列寧從倫敦到巴黎來演講。加米涅夫會見了列寧，為他的魅力所征服。當列寧從倫敦遷往日內瓦時，年輕的加米涅夫也從巴黎搬到日內瓦去住，在列寧指導下研究馬克思主義，並且在和馬爾托夫辯論時第一次以演說家的面貌出現——當時馬爾托夫正拿著加米涅夫的護照在歐洲旅行。加米涅夫在巴黎認識了托洛茨基的姐妹奧爾加，後來和她結婚。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以後，列寧立即派加米涅夫回提比里西擔任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者。他在提比里西還參加了外高加索鐵路工人一次罷工的組織工作。1904年1月18日和19日，警察搜查了他的寓所，他不得不再次離開提比里西。他在莫斯科坐了5個月牢，於1904年7月28日被送回提比里西。他除了因組織工作到過外地，一直在提比里西住到1905年春天作為代表去倫敦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為止。——原編者注 [17] 指日俄戰爭。——譯者注 [18] 參看《論列寧》。《史達林選集》上卷，中文版第174—175頁。——譯者注 [19] 指伊雷馬什維利。——譯者注 [20] 俄文pябой 有「麻臉「的意思。——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