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一章　家庭和學校

如果我沒有弄錯，第一個把史達林叫做「亞細亞人」的，是已經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師、出色的蘇聯外交家，不過他首先是一個有理性的人。當克拉辛把史達林叫做「亞細亞人」時，他想到的不是有爭議的種族屬性，而是亞洲政治家通常擁有的剽悍果敢、精明幹練、詭計多端和殘酷無情的糅合。布哈林後來簡化了這個名稱，把史達林叫做「成吉思汗」，這顯然是為了使人注意到他近乎野蠻的殘忍。史達林本人在和一個日本記者談話時，一度把自己稱為「亞細亞人」。他使用的不是這個名詞的舊義，而是賦予了新的含義：他想用這種個人托喻來暗示蘇聯和日本在反對帝國主義西方問題上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從科學的觀點考慮這個名詞，我們必須承認，「亞細亞人」用在這裡只能算部分正確。高加索，特別是外高加索，地理上無疑是亞洲的延續，但是喬治亞人和蒙古族的亞塞拜然人截然不同，他們屬於地中海的歐洲種族。因此，史達林把自己叫做亞細亞人是不確切的。不過，問題並不完全決定於地理、人種分布和人類學，歷史的因素似乎更為重要。 數百年來，從亞洲注入歐洲的人類的血液有幾滴濺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來。互不相關的部落和群體在發展過程中似乎凍結在這個地方，把高加索變成一個巨大的人種分布博物館。許多世紀以來，這些人的命運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還處在古老的亞洲文化的範圍之內。儘管戰爭和暴亂的衝擊連綿不絕，這種文化卻仍然設法保持著靜止狀態。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處在來往比較頻繁的位置，人類的這個為數很小的喬治亞旁支——目前共約250萬人——無疑會在歷史的坩堝中熔解得無影無蹤。在高加索山脈的保護下，喬治亞人保持了比較純粹的種族特徵和語言。直到今天，語言學似乎還很難為他們的語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紀，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時，喬治亞就出現了文字，比基羅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紀、11世紀、12世紀和13世紀被認為是喬治亞武功顯赫和文藝鼎盛的時代，後來幾個世紀是停滯和衰微時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對高加索頻繁而血腥的入侵在喬治亞口頭流傳的民族史詩中留下了痕跡。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話，這些入侵也在史達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跡。 18世紀初，喬治亞沙皇承認了莫斯科的宗主權，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護，使他可以不受傳統敵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達到了眼前的目標，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築了必要的戰略通道，對城市進行了局部的整頓，初步建立了學校系統，主要目的是使這些屬於異族的子民俄羅斯化。當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權不可能在兩個世紀的時間裡用它本國也極為缺乏的歐洲文化來代替古老的亞洲的野蠻無知狀態。 喬治亞儘管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卻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它的半封建社會結構建築在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基礎上，因此具有亞洲家長制——包括亞洲的殘忍——特徵。工業幾乎一無所有，農業和房屋建築事實上停留在兩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腳榨出來的，保存在大泥潭裡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過是整個人口的1/6。和所有亞洲城市一樣，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統治的軍事和商業城市，只有少量工業。在基本農民階層頭上興起了一個士紳階層，大部分士紳並不富裕，而且缺乏文化素養。有些士紳和上層農民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們擁有顯赫的頭銜和矯揉造作的風度。由於喬治亞過去曾經擁有小小的「威力」，由於它現在的經濟停滯，由於它和煦普照的太陽和葡萄園，由於它缺乏責任心的習性，由於它擁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紳士，人們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無道理的。 年青一代的貴族敲打著俄羅斯高等學府的大門，他們拋棄了本階級的陳腐傳統（中俄羅斯對這種傳統本來就不怎麼認真看待），而參加到俄羅斯學生的形形色色的激進派集團里去。比較富裕的農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職，成為軍官、律師或教士，也紛紛效法貴族家庭的榜樣。這樣一來，喬治亞的知識分子就多如過江之鯽，他們散布在俄國各地，在各種進步的政治運動和三次革命中都嶄露頭角。 1844年在提比里西擔任師範學院院長的德國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經下了這樣一個結論，認為喬治亞人不但懶惰無能，而且不如其他高加索人聰明；他們在學校里研究科學、學習外文和表達能力等各方面都趕不上亞美尼亞人和韃靼人。雷克呂·埃利塞引用這個十分籠統的意見，作出了完全正確的推論，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可能並不是民族性，而是社會因素——由於喬治亞學生來自落後的鄉村，而亞美尼亞人是城市資產階級的子弟。當然，後來的發展很快就消除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約瑟夫·朱加施維里 [1] 在正教小學二年級念書時，在高加索人口中約占1/8的喬治亞人在學生總數中卻差不多占1/5（俄羅斯人占一半以上，亞美尼亞人約占14%，韃靼人不到3%……）。但是，作為最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喬治亞文的特殊性對學習外語似乎的確是一種障礙，在發音上留下了明顯的標記。然而，這並不是說喬治亞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國的其他民族一樣，在沙皇制度下，他們只能三緘其口。但是在俄國日益「歐洲化」的過程中，喬治亞知識分子為司法界，後來又為議會的講壇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第一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說家。二月革命的領導人當中最能說善辯的大概就是喬治亞人伊拉克利·策烈鐵里。因此，把史達林的民族血統作為他缺乏演說才能的原因是沒有道理的。即使從體格上看，也很難說他是代表喬治亞人的恰當的典型。喬治亞人是以高加索最漂亮的民族聞名於世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喬治亞人的民族性是對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時又缺乏活力和主動精神。雷克呂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們的愉快、和藹和直爽。這的確是和喬治亞人進行個人交往時首先就會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屬性。但是史達林的性格和這些屬性很少有共同之處。住在巴黎的喬治亞僑民曾經十分肯定地對法文《史達林傳》的作者蘇瓦里納說，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母親不是喬治亞人，而是奧謝梯亞人，史達林的血管中摻雜著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馬什維利的人（我們以後還有機會提到他的）斷言，史達林的母親是純粹的喬治亞血統，而他的父親是奧謝梯亞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奧謝梯亞人一樣」。要想核實這些說法是很難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為了說明史達林的道德品質也沒有核實這些說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國、巴爾幹、義大利和西班牙，除開既懶惰無能又烈如火的所謂南方型性格，還可以碰到淡漠中糅雜著倔強和詭譎的冷酷性格。第一種類型是主要的，第二種類型是極少，起著烘托作用。看來每個民族集團似乎都擁有自己應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陽光下，這些因素卻不如在北方的陽光下分布得那麼理想。話說回來，我們還是不要在民族這個形上學無法得出結果的領域裡冒險跑得太遠吧。 哥里縣城位於庫拉河畔，景色優美，距提比里西76公里，在外高加索鐵路線上。哥里是喬治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著一段極富戲劇性的歷史。根據傳統的說法，哥里城是公元12世紀為了躲避土耳其人而逃來的亞美尼亞人建立的。這座小城後來多次遭到襲擊，因為當時的亞美尼亞人已經形成一個從事商業的城市階級，以家資萬貫聞名，是掠奪者垂涎的對象。和所有亞洲城市一樣，哥里是一點一滴擴充起來的，逐漸把來自喬治亞和韃靼鄉村的移民吸收進來。約莫在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鞋匠從故鄉吉里洛村搬到哥里的時候，這座小城已經擁有6000左右的人口，各族人民雜居在一起，還有好幾座教堂，許多商店和更多的供鄰近地區農民留宿的客店，一所設有韃靼系的師範學校，一所女子古文預備學校和一所初級中學。 提比里西省的農奴制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未來的總書記約瑟夫誕生前14年才廢除的，社會關係和風俗習慣仍然可以反映出農奴制的影響。史達林的父母是否能夠讀書寫字尚可懷疑。誠然，外高加索當時出版五種喬治亞文的日報，但是它們的發行量總共不到4000份，農民的生活仍然不見經傳。 雜亂無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樹園——這一切使哥里看起來像一座散亂的村落。至少可以這麼說：城市貧民的住宅和農民的房舍幾乎毫無區別。朱加施維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磚砌的，頂上蓋著沙土，風雨通行無阻。約瑟夫過去的同班同學德·戈戈希亞在描寫朱加施維里家的房子時是這樣寫的：「他們的房間不過八尺見方，隔壁就是廚房。門直接從院落通到房裡，連一坎台階也沒有。地上鋪著磚。一扇小窗幾乎完全不透光。房間的擺設是一張小桌子、一條凳子，還有一張上面鋪著『契洛皮亞』——草墊子——的有點像木板床的寬大的睡榻。」此外，後來又增加了他母親的一部陳舊的、聲音嘈雜的縫紉機。 關於朱加施維里一家和約瑟夫的童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表任何確鑿的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們的環境文化水平極為原始，沒有生活方面的記載。隨著時光的流逝，生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直到史達林本人已經50多歲以後，才開始出現追敘他父親家庭情況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滿懷仇恨或一貫嚴肅認真的敵人，而是按照官方黨史委員會的建議——差不多可以說是命令——寫作的十分勉強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命題作文，照本宣科。要想從這兩種歪曲之間用折中的辦法找到真理當然過分簡單化。但是，如果把兩種材料加以排列對比，既考慮到它們故意沉默掩飾之處，也考慮到它們誇大之處，藉助於後來的發展情況，用批判性眼光來衡量敘述本身內在的脈絡，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並不想牽強附會地描繪出完整的畫面，在寫作過程中，我將努力為讀者提供我的推測或結論所根據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內容。 前面提到過的〔約瑟夫·〕伊雷馬什維利的回憶錄包括的細節最具體豐富。這本回憶錄是1932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的，書名是《Stalin und die Tragōdie Georgiens》（《史達林和喬治亞的悲劇》）。由於作者過去是孟什維克，後來又跡近國社黨人，他的政治記錄不能使人深信不疑。但是也不能把他的文章完全撇開不管。這本書的很多內容具有十分明顯的說服力，使人沒有懷疑的餘地。甚至有些初看起來值得懷疑的事情也在幾年以後發表的官方回憶錄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證明。我還要作點兒也許不是不恰當的補充：我根據蘇聯出版物故意保持沉默或閃爍其詞的地方作出的某些猜測，從伊雷馬什維利的書里得到了證實（我直到最後一分鐘才有機會讀到這本書）。如果認為，作為一個流亡者和政敵的伊雷馬什維利力圖貶損史達林的形象或者是把他描寫得一團漆黑，那就想錯了。情況剛好相反，他對史達林的才幹幾乎是津津樂道，而且明顯地給他加油添醋；他承認史達林隨時準備為理想而犧牲個人利益；他多次強調史達林對母親的依戀，並且用最扣人心弦的筆觸描繪史達林初婚的情況。進一步研究一下這位原提比里西中學教師的回憶錄，就會使人感到這是一本由幾層不同內容組成的文件，它的基礎無疑是遙遠童年的回憶。但是這個基本內容必然經過記憶和想像的事後加工，受到史達林後來的命運和作者自己政治見解的影響，而且必須指出：回憶錄里有些細節描寫是曖昧不清的（雖然從本質上說這是無足輕重的），其原因應當歸諸某一類型的回憶錄作者經常會有的缺陷——就是企圖使他們的敘述達到「藝術上的」完整。在事前提出以上警告以後，我認為，我在寫作過程中完全可以用伊雷馬什維利的回憶錄作為一種依據。 早期的傳記材料總是說史達林是一個來自吉第里洛村的農民的兒子。史達林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提到自己是一個工人的兒子。但是這個矛盾很表面化，實際上並不存在：和俄國大部分工人一樣，朱加施維里父親的護照仍然把他寫成農民。然而困難並沒到此為止，人們總是把這位父親說成是：「提比里西阿利哈諾夫製鞋工廠的工人」。可是他的家庭住在哥里，而不是住在高加索的首府。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父親和家庭是分開住的呢？如果家庭仍然留在鄉村，這種假設可能說得通。然而家庭和養活家庭的人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卻是極不可能的。此外，史達林在正教小學的同伴，和他住在同一個院落里的戈戈希亞以及經常拜訪史達林的伊雷馬什維利都肯定無疑地說，維薩里昂在鄰近的教堂街上一座漏雨的泥屋裡做工。因此我們推測，這位父親在提比里西的工作是臨時性的，可能他的家庭當時仍然住在鄉村。但是在哥里的時候，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已經不是鞋廠工人——縣城裡根本沒有工廠——而是一個獨立的小手藝匠。在這一點上故意含糊其辭，無疑是為了避免削弱關於史達林的「無產階級」血統的印象。 和喬治亞大多數婦女一樣，葉卡特林娜·朱加施維里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做了母親，最初生的三個孩子都在襁褓時期夭折。在1879年12月21日第四個孩子誕生的時候，她還不過20歲。史達林7歲時患過天花。這場病為他的餘生留下了痕跡，證明他出身於平民家庭和環境的痕跡。法文《史達林傳》作者蘇瓦里納說，他除臉上有麻子以外，左臂還有惡病質。據他說，這種病和兩個腳趾長在一起的情況證明，史達林受到父親嗜酒的遺傳影響。一般地說，鞋匠，至少是中俄羅斯的鞋匠，是以酗酒著名的，所以「醉得像鞋匠」成了一句諺語。蘇瓦里納從「各種人士」（極可能是孟什維克僑民）那裡知道的關於遺傳的種種推測有多大真實性是很難判斷的。沙皇憲兵在列舉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明顯特徵」的時候，並沒有提到萎縮了的手臂，倒是並連的腳趾曾經一度在1903年被沙貝爾斯基上校提到過。可能憲兵檔案和其他所有文件一樣，曾經在發表以前經過檢查官不夠徹底的刪削。但是不能不指出：史達林後來甚至在政治局開會的時候也習慣在左手上戴一隻溫暖的手套。當時一般認為，這是因為史達林有風濕病。不過歸根結底，無論是真是假，這種次要的身體特徵現在來談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遠比這重要的，是分析他的父母的真正性格和他的家庭氣氛。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官方搜集的回憶錄很少提到維薩里昂，或對他的情況幾乎保持完全沉默，然而同時卻用同情的語調大談葉卡特林娜從事家務勞動的艱苦生活。戈戈希亞說：「約瑟夫的母親為哥里有錢人家洗衣服或烤麵包，收入非常微薄。她每月得付1.5盧布房錢。然而她並不是總能省下1.5盧布的。」我們因此知道付房租的責任落在母親而不是落在父親頭上。此外，「貧窮和母親辛苦勞碌的生活都在約瑟夫的性格里留下了印記……」——仿佛他的父親根本不是家庭的一部分。只是到後來，作者才附帶捎上這句話：「約瑟夫的父親維薩里昂整天做工，縫補鞋子。」但是父親的工作並不是和家庭生活或家庭謀生問題聯繫起來談的。這樣就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提到父親完全只是為了避免留下空白。 史達林的正教小學的另一個同學格盧爾吉澤完全沒有提到他父親。他寫道，約瑟夫的母親「靠剪裁和縫洗內衣為生」。這種並非無意的沉默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為這個民族的風俗並不認為婦女是家庭的主角。相反地，按照因循守舊的山民極端頑固的古老的喬治亞傳統，婦女一貫屈居於家庭奴隸的地位，幾乎完全不准在她的威嚴的老爺兼主人的面前出現，對家庭事務毫無置喙餘地，連自己的兒子都不敢責罰。甚至在教堂里，母親、妻子和姊妹都得坐在父親、丈夫和兄弟的後面。回憶錄的作者們把母親放在通常應由父親占據的地位上，只是因為他們希望完全避免談到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的性格，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舊俄羅斯百科全書在評論喬治亞極端節約糧食的情況時補充說：「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民族像喬治亞人喝那麼多的酒。」誠然，維薩里昂遷往哥里以後，很少可能獨自維持一片葡萄園。但是作為補償，城裡街頭巷尾到處都有dukhans（小酒店），店裡出售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同樣吃香。 在這一點上，伊雷馬什維利提出的事實特別令人信服，和其他回憶錄作者一樣，然而比他們早5年，他在描寫葉卡特林娜的性格時是滿懷同情的。葉卡特林娜對自己的獨養兒子表現了偉大的母愛，對和他一起玩耍和念書的同伴也和藹可親。卡佳（人家都這樣叫她）是地道的喬治亞婦女，虔誠信教。她勞碌一生，為牛為馬，從未間斷：為上帝服務，為丈夫服務，為兒子服務。由於經常在光線黯淡的屋子裡做針線活，她的目力衰退，很早就戴上眼鏡。不過當時喬治亞所有年逾三十的已婚婦女都被人看成和老太婆差不多。她的生活變得如此艱苦，使鄰居們對她更為同情。據伊雷馬什維利說，作為一家之長的維佳（維薩里昂），性情嚴厲，是一個毫無心肝的酒瘋子。他把自己賺的一點點錢大部分都喝光了，所以付房租和養活家庭的雙重負擔都落在母親頭上。她束手無策地、悲哀地看著維佳虐待兒子，「從他內心驅走上帝和人的愛，使他充滿對自己的父親的憎恨」，「無緣無故的痛打使孩子變得和父親一樣冷酷無情」。約瑟夫在苦痛中開始思索永恆的人生之謎。父親的早死並沒有使他傷心，只是使他感到更為自由。據伊雷馬什維利推斷，這個孩子很小就開始把他對父親的滿腔怒火和渴望報復的心情擴大到一切對他擁有或可能擁有任何支配權的人身上去了。「從青年時代開始，實行復仇計劃就成了支配他的一切努力的目標。」即使承認這句話是根據事後的評價說的，也絲毫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 1930年，葉卡特林娜已經71歲。當時她住在原提比里西總督府幾間普普通通的下房裡。她在通過翻譯答記者問的時候說：「沙夏（約瑟夫）一向是一個好孩子。……我從來沒有機會處罰他。他刻苦學習，不是念書就是討論，什麼都想了解……沙夏是我唯一的兒子。當然，我很寶貴他。……他父親維薩里昂希望沙夏成為一個能幹的鞋匠。但是沙夏11歲的時候，他父親就去世了。……我不想讓他做鞋匠。我只有一個希望——他會成為教士。」蘇瓦里納從住在巴黎的喬治亞人當中搜集來的消息的確完全不同：「他們認識沙夏的時候，他已經非常冷酷，毫無感情，對母親缺乏尊敬。他們還提出一些『微妙的』事實，來證明自己記得不錯。」但是這位傳記作者自己也說，他的消息來自史達林的政敵。這批人當中還流傳著不少傳奇性故事，只是內容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伊雷馬什維利在談到沙夏對母親的熱烈依戀的時候是非常堅定不移的。當然，孩子對家庭的女恩人和在他父親面前維護他的女保護人不可能有別樣的感情。 我們時代的宮廷人物畫家、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在克里姆林宮又找到一次機會來運用他的啟發性提問方式。這種方式把較好的心理洞察力和政治敏感結合在一起。墨索里尼先生，你愛好大自然嗎？馬薩里克博士 [2] ，你對叔本華 [3] 有什麼看法？羅斯福先生，你相信將來會比現在好嗎？在類似這樣的詢問中，史達林在這位鼎鼎大名的外國人面前顯得局促不安，不停地用顏色鉛筆畫小花小船。至少路德維希是這樣說的。這位作家曾經根據威廉。霍亨索倫的萎縮的手臂，用心理分析方法為這位前德皇寫了一篇連老弗洛伊德都冷嘲地感到難以理解的傳記。路德維希沒注意史達林的萎縮的手臂，更不必說他並生在一起的腳趾。但是他企圖從史達林幼年遭受父親痛打這件事上找出克里姆林宮主人的革命生涯的起因。在熟悉伊雷馬什維利的回憶錄以後，不難了解路德維希這種想法是怎樣得來的。「是什麼激起了你的反抗行為？也許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 [4] 如果認為這些話具有任何文件價值就未免有些輕率，因為不僅史達林的肯定和否定回答——正如我們經常會看到的那樣——容易毫不費力地發生變化，而且在類似情況下，任何其他的人也可能採取同樣的做法。無論如何，人們不能責備史達林拒絕公開抱怨他早已去世的父親；令人驚訝的倒是這位恭謹的作家的缺乏體貼。 但是，痛苦的家庭生活並不是形成這個孩子嚴厲、任性和復仇心很重的個性的唯一因素，廣泛得多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也促進了這種性格的形成。史達林傳記作者之一曾談到無比顯赫的阿米拉赫維里親王不時騎著高頭大馬到這個窮鞋匠家來修他剛在狩獵中扯破的靴子；也談到鞋匠的兒子，一頭蓬鬆的頭髮覆蓋著低矮的額頭，緊握小手，如何用利劍似的充滿仇恨的 眼光瞪視著親王。我們認為，這個寫得活靈活現的場面本身屬於幻想的領域。然而他的貧苦環境和喬治亞最後一個封建主相對奢侈豪華的對比，不能不在孩子心靈中留下尖銳持久的印象。 哥里市民本身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高踞在下層居民頭上的是以沙皇和他的高加索總督戈利津親王——一個普遍受到罪有應得的憎恨的陰險毒辣的酷吏——的名義進行統治的縣吏。土地所有者和亞美尼亞商人同縣政當局狼狽為奸。居民中的基本群眾是平民，雖然他們大家的地位都很卑微——一部分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也分裂成森嚴的等級壁壘。一切曾經略微出人頭地的人都兢兢業業，唯恐有失自己的身份。吉第里洛村的農民對城市的疑慮在哥里就變成了窮手藝人對卡佳不得不為他們縫縫洗洗的比較興旺的家庭的敵視。社會等級在學校里表現得同樣露骨：教士、小紳士和官僚的子弟不止一次讓約瑟夫顯著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低人一等。從戈戈希亞的故事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個鞋匠的兒子很小就開始感到——而且是尖銳地感到——社會地位不平等的屈辱。「他不喜歡拜訪生活優裕的人。儘管我一天去看他好幾次，他卻很少來看我，因為按照當時的標準，我的叔父生活很闊綽。」這就是社會抗議的最初源泉。當時抗議仍然出於本能，後來，在國家政治動盪的氣氛中，這種抗議就把這位正教中學學生改造成為一個革命家。 在小資產階級最底層的人們的心目中，他們天賦不凡的兒子或獨生子只有兩種高尚的職業：文官或教士。希特勒的母親夢想自己的兒子會成為牧師。在她以前大約10年，在一個比她還要卑微的環境中，葉卡特林娜·朱加施維里也懷著同樣愚蠢的夢想，希望看見兒子穿上教士法衣。附帶也說明鞋匠維佳家庭里的「無產階級精神」是多麼稀薄。他們心目中的美好的未來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是和自己的階級斷絕關係的結果。 儘管正教教士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低，但是他們可以不服兵役，不繳人頭稅，……不挨皮鞭。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屬於特權階級的。只是在廢除農奴制度以後，農民才有可能進入教士階層。然而這個特權受到警察當局規定的限制：農民的兒子必須得到總督特許才能得到教會的職務。 未來的教士是在幾十所正教中學裡培養出來的，正教小學是預備階段。在政府教育系統中，正教中學的地位相當於普通中學，不同的是正教中學裡的世俗課程按說只是神學的一根細弱支柱。在舊俄時期，大名鼎鼎的boorsy（神學校）以野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習俗、中世紀的教育學和暴力統治法則而臭名遠揚，更不用說其中的齷齪和挨餓受凍的情況。聖經譴責的一切罪惡在這些虔敬的溫床上得到繁榮的發展。作家波米亞洛夫斯基作為無情揭露真相的《神學校隨筆》〔《Ocherki　boorsy》，1862年出版〕的著者而在俄羅斯文學中得到永垂不朽的地位。這裡不能不直接引用《波米亞洛夫斯基傳》的著者在談到波米亞洛夫斯基本人時說的一句話：「這個時期的學校生活在他身上造成了懷疑、弄虛作假的習慣，敵對情緒和對周圍環境的憎恨。」誠然，亞歷山大第二統治時期進行的改革給宗教教育最腐臭霉亂的角落也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改進。然而遲至19世紀最後10年期間，正教小學——特別是位於遙遠的外高加索的正教小學——仍然是俄國「文化」地圖上最黑暗的污點。 很久以前，沙皇政府已經通過並非不流血的手段摧毀了喬治亞教會的獨立性，使它從屬於彼得堡宗教會議的統治。但是在喬治亞的下層教士中，對使他們俄羅斯化的人的敵對情緒仍然在隱隱燃燒。對他們的教會的奴役動搖了喬治亞人傳統的宗教虔誠，在城市和鄉村都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鋪平了道路。正教小學裡的惡劣氣氛尤為顯著，因為這些學校的任務不僅是使學員俄羅斯化，而且要培養他們為教會充當靈魂警察的意識。師生關係充滿尖銳的敵對。講授用的是俄文，喬治亞文一星期只教兩次，而且經常遭到輕視，被認為是一個劣等種族的語言。 1890年，顯然是在他父親去世不久以後，11歲的沙夏就夾著洋布書包進入正教小學。 [5] 按照他的同學的說法，這個孩子在學習教義答問和祈禱中表現了巨大的熱情。戈戈希亞說，由於「他具有非凡的記憶力」，沙夏從教師的講授中就能把功課記住，不需要複習。事實上，史達林的記憶力——至少是對理論的記憶力——是非常平凡的。但是無論怎麼說，要當堂記住功課必須格外專心。毫無疑問，僧侶的職務當時是沙夏本人的最大野心，決心對穎悟和記憶力起了促進作用。另一個同學卡帕納則證明說：在他13年的學習和以後35年充當教師的整個時期，他從來沒有「遇見過（像約瑟夫·朱加施維里）這樣具有天賦和才幹的學生」。甚至在柏林而不是在提比里西寫書的伊雷馬什維利也認為，沙夏是正教小學裡最優秀的學生。但是，其他人提供的證據為這投下了許多陰影。格盧爾吉澤說：「最初幾年，在預備班的時候，約瑟夫成績很好，隨著時間推移，他顯示了愈來愈燦爛的才華，成為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一切跡象表明，這是奉命寫的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在這樣一篇文章里出現「最優秀之一」這種謹慎說法，這就十分明顯地說明，約瑟夫並不是最優秀的，並不比全班同學高明，並不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另外一個同學葉里薩貝達施維里的回憶具有同樣的性質，他說，約瑟夫「是最貧苦、最有天賦的人裡面的一個」。換句話說，約瑟夫並不是最有天賦的。因此我們不得不這樣猜測：要不就是他在不同班級的成績水平有所不同，要不就是某些本身學習成績就很落後的回憶錄作者在挑選最優秀的學生時缺乏眼光。 戈戈希亞沒有明確說明約瑟夫在班上的具體名次。他說，約瑟夫在發展上和知識上都「大大超過他的同學」。沙夏閱讀學校圖書館裡可以得到的一切書籍，包括喬治亞和俄羅斯的古典著作。當然，這些書籍是經過當局仔細篩選的。畢業考試以後，約瑟夫得到了獎狀。這份獎狀在「當時是一個不平常的成就，因為他的父親不是牧師，只是一個鞋匠」。真是畫龍點睛！ 整個說來，在提比里西寫的關於「領袖的青年時代」的回憶錄是相當枯燥無味的。「沙夏把我們拖進合唱隊，用他那嘹亮愉快的歌喉領我們唱心愛的民族歌曲」；在打球的時候，「約瑟夫懂得如何挑選最優秀的球員，所以我們的球隊總是打勝仗」；「約瑟夫學會了繪畫，畫得好極了」。但是所有這些特點一個也沒有發展成一種才能：約瑟夫既沒有成為歌手，也沒有成為運動員，也沒有成為藝術家。像下面這一類報道聽起來更難令人信服：「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具有驚人的謙遜，他是一個和藹可親、多情善感的同伴。」——「他從來不讓任何人覺得他高人一頭」，等等。倘若這些話都是真的，那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時光流轉，約瑟夫變成了一個和自己原來的情況完全相反的人。 伊雷馬什維利的回憶錄更生動，而且更接近真實情況，是其他回憶錄望塵莫及的。他把和他同名的人 [6] 描繪成一個身材瘦長、肌肉發達和滿臉雀斑的孩子，非常頑固，難於接近和任性。無論是指揮遊伴，還是扔石子或爬山，他總是能夠達到自己既定的目標。沙夏顯然是大自然的熱烈愛好者，不過他對自然界的生物卻缺乏同情，對人或動物的憐憫是和他格格不入的。「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哭過。」——「沙夏對於同伴的喜怒哀樂只會挖苦嘲弄。」和激流衝擊過的石塊一樣，所有這一切可能經過記憶加潤飾，然而並非虛構。 伊雷馬什維利說，約瑟夫的反叛行為早在哥里念書時就已經開始。他無疑是犯了一個錯誤。據說，沙夏因為領導學童抗議，特別是用噓叫起鬨來反對「令人痛恨的督學布蒂斯基」，所以幾乎每天都要受處分。然而官方回憶錄的作者們——這次並沒有任何預定的目的——卻說約瑟夫在整個這些年代甚至在態度上都是一個足資楷模的學生。戈戈希亞寫道：「他一般是嚴肅認真、堅持不懈的，不喜歡胡作非為和惡作劇。他一做完作業就趕忙回家。人們總是看見他在埋頭讀書。」據同一位戈戈希亞說，學校每個月都給約瑟夫發津貼。如果對上級，特別是對「令人痛恨的督學布蒂斯基」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這種津貼是十分不可能的。其他所有回憶錄作者都認為，約瑟夫的反叛氣質是他在提比里西正教中學念書時期形成的。然而就是在這個時期，也沒有人提到他參加激烈的抗議風暴的任何事例。伊雷馬什維利和其他某些人對個別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間記憶錯誤，顯然是因為所有的當事人都認為提比里西正教中學是正教小學的直接繼續。除伊雷馬什維利以外，任何人都沒提到約瑟夫領導噓叫起鬨的事。這一點較難解釋，這純粹是記憶的偏差嗎？是否約瑟夫的確曾經在某些「音樂會」上起過一種隱蔽的，只有少數人知道的作用呢？這種做法和這位未來陰謀家的性格也是毫不矛盾的。 約瑟夫是什麼時候和他父親一輩的信仰斷絕關係的，現在還無法確定。據同一位伊雷馬什維利說，沙夏暑假期間和另外兩個學童喜歡在鄉村教堂里唱歌，雖然當時——即在學校高年級的時候——他已經超過虔信宗教的年齡。另一方面，根據格盧爾吉澤的回憶，13歲的約瑟夫有一次曾經對他說：「你知道，他們是在欺騙我們。上帝是不存在的——」約瑟夫暗示他曾經讀過一本書，從中清楚看出「關於上帝的談論完全是胡扯」。這是什麼書呢？「達爾文。你一定得讀讀這本書。」提到達爾文就使這件軼事帶上了令人懷疑的陰影。生長在一座落後城鎮裡的一個13歲的孩子不大可能讀到達爾文的書並從中得出無神論的信念。根據史達林自己的說法，他是15歲走上革命思想的道路的。這就是說，他已經到了提比里西。誠然，他可能在此以前就和宗教脫離了關係。但是同樣可能的是，和史達林同樣從正教小學升入正教中學的格盧爾吉澤把日期搞錯了，提前了幾年。對學童的殘暴行為是以上帝的名義干出來的，否定上帝的存在無疑並不困難，無論如何，把教員和整個當局的道德依據從他們腳下抽掉，就使為否定上帝所必需的內在力量得到了報酬。從此以後，他們就不能僅僅因為他們力氣大就橫施殘暴。無論這次談話發生在什麼地點和時間，是在哥里還是一兩年後的提比里西，沙夏的生動的說法——「他們是在欺騙我們」——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內心世界。 至於約瑟夫何時考入正教中學，各種官方出版物提出了三種不同說法：1892年、1893年和1894年。他在正教中學念了多久呢？《共產黨人曆書》的回答是6年，史達林的秘書為他寫的傳略說是5年，他過去的同學戈戈希亞斷然說是4年。從正教中學原址的一張照片可以依稀辨認出來，那裡有一塊紀念牌上寫著「偉大的史達林」在這座房裡念書的時間是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7月21日；也就是5年。是否有這種可能：官方傳記避免提到後述日期，是因為這個日期說明朱加施維里已經遠遠超過正教中學學生應有的年齡？無論如何，我們寧願依據紀念牌，因為紀念牌上的日期很可能是以正教中學本身的文件作為基礎的。 書包里夾著哥里學校頒發的品行良好的證件，15歲的約瑟夫在1894年秋天首次來到喬治亞歷代帝王的古都提比里西。這座大城市必然使他感到驚異不已。如果說這座半亞洲、半歐洲式的城市給年輕的約瑟夫造成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這種說法不算誇大。提比里西在它將近1500年的歷史裡曾經多次淪於敵人統治之下，遭受過15次摧毀，幾次被夷為平地。用武力一路殺入提比里西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對當地的建築和人民風俗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痕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俄羅斯征服喬治亞以後，原來的首都成為外高加索地區的省會和行政中心，這座城市的歐洲部分得到了發展。在約瑟夫進正教中學的那一年，提比里西的居民已經超過15萬。占人口1/4的俄羅斯人不是外高加索為數頗多被放逐的異教徒，就是軍人和文官。工商業自古以來就集中在人數最多（占38%）而且最富裕的亞美尼亞人手裡。和鄉村聯繫在一起的喬治亞人，與俄羅斯人一樣，約占人口的1/4。他們屬於由手藝人、小商小販、低級職員和軍官組成的下等階層。1901年出版的一篇描寫這座城市的文章說：「除了具有現代歐洲風味的大街以外……還有錯綜複雜、令人辨不出方向的狹窄、彎曲而骯髒的純粹亞洲式的胡同、小廣場和市場，周圍是東方式的門面完全敞開的鋪子、小攤子、咖啡室和理髮店，到處是腳夫、運水工人、信差、騎者，成群結隊的騾驢馱子和駱駝商隊等等，摩肩接踵，喧鬧不堪。」缺乏污水排泄系統，供水不足，夏季酷熱，街道上灰塵嗆人，無孔不入，市中心用煤油燈照明，偏僻街道則一片漆黑——這就是20世紀開始時，外高加索的行政文化中心的特點。 和約瑟夫一同到達提比里西的戈戈希亞說：「我們得到許可，搬進一棟四層樓房，搬到我們宿舍可以容納二三十人的大房間裡去。這座建築物就是提比里西正教中學。」由於在哥里正教小學畢業時成績優異，約瑟夫·朱加施維里被正教中學錄取，並且得到包括衣服、鞋子和課本在內的全部資助。必須再次指出，如果他曾經表現出反叛性格的話，這些待遇都是絕對不可能得到的。誰知道呢，或許當局對他可能成為喬治亞教會的裝飾品這一點是寄予厚望的吧？和預備學校一樣，正教中學也用俄文授課。大多數教員從民族上說是俄羅斯人，從職務上說是俄羅斯化的執行者。只有表現加倍熱心的喬治亞人才能擔任教員。校長赫蒙格尼斯教士是俄羅斯人；督學阿巴希澤教士是喬治亞人，也是正教中學裡最陰險最可惡的人。最早談到正教中學的情況，而且談得最全面的伊雷馬什維利回憶說： 學校生活既悲慘又單調。晝夜鎖在兵營似的屋子裡，我們感覺自己像絲毫沒有觸犯刑法卻得坐幾年牢的囚徒。我們大家都垂頭喪氣，愁眉苦臉。青年的歡樂受到把我們和外界隔絕起來的房間和走廊的窒息，幾乎從來得不到表現，青年人的氣質偶爾衝破樊籠，也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長的壓制。沙皇政府對學校的監督禁止我們閱讀喬治亞文學和報紙。……他們害怕我們受到我國自由獨立的思想的鼓舞，擔心我們年輕的靈魂會受新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感染。甚至世俗當局允許我們閱讀的少數文學作品，也受到教會當局的禁止，因為我們是未來的教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都是我們難以到手的。 正教中學的日子過得和監獄或兵營里一樣。學校生活從早晨7點開始，祈禱，喝茶，上課，然後又是祈禱；除課間休息以外，講課一直繼續到午後2點，然後是祈禱，晚餐，食物又壞又少。只有3—5點的間歇時間才准離開正教中學監獄的大門；5點以後門都上了鎖；點名；8點吃茶，準備功課；10點鐘——在再次祈禱以後——全體上床就寢。戈戈希亞證實：「我們感覺自己仿佛陷進了一座石牢。」在星期天和假日的宗教儀式中，學生們一連得站三四個鐘頭，而且總是站在教堂地面的同一塊石板上，一隻腳站麻木了就換另一隻，不斷受到教士們的監視。「在這種永無休止的儀式的影響下，甚至最虔誠的信徒也會被弄得不知如何祈禱是好。我們裝出一副虔誠的鬼臉，不讓值班的教士發覺我們的思想。」 虔誠的精神照例與警察鎮壓的精神密切結合在一起。滿懷敵意、疑心重重的阿巴希澤督學監視著寄宿生，注意他們的思想狀態和消磨時間的方式。學生們吃罷晚飯回到房間不止一次發現，當他們不在的時候房間有曾經遭受搜查的痕跡。教士們還經常搜查正教中學學生的身體。懲罰的方式包括粗暴的斥責、坐黑房（黑房很少有空閒的時候）、扣操行分數（從而可能使一切希望盡成泡影），最後就是把學生從這個聖中至聖的地方開除出去。體弱的學生直接從正教中學進入墳墓，得救的道路可真是崎嶇難行，充滿荊棘！ 正教中學的教學方法具有耶穌教徒為了鉗制兒童的靈魂而創造的方法的一切特點，然而採取的形式更原始，更粗暴，因此更無效果。但是主要的問題在於當時國內的情況很難培養忍氣吞聲的馴服精神。在俄國幾乎全部60所正教中學裡面，都有些學生——多數是在大學生影響下——甚至還沒有機會穿上教士法衣就拒絕充當教士。他們對經院哲學充滿蔑視，閱讀富有教育意義的小說、俄國激進報刊和闡述達爾文和馬克思學說的通俗讀物。在提比里西正教中學，從民族主義和一般政治源泉得到滋養的革命激情已經具有一定的傳統。這種激情過去曾經通過和教員發生尖銳衝突、公開表示憤怒，甚至打死校長的形式爆發出來。在史達林進正教中學的10年前，西爾威斯特·季布拉澤曾經毆打教員，因為這個教員用輕蔑的口吻談到喬治亞的語言。季布拉澤後來成為高加索社會民主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也是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老師之一。 1885年，提比里西出現了第一批社會主義小組。正教中學的畢業生在這些小組中立刻取得了領導地位。除西爾威斯特·季布拉澤以外，還有喬治亞孟什維克未來的領袖諾·饒爾丹尼亞，未來的杜馬代表，1917年2月革命期間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尼古拉·齊赫澤和註定後來要在高加索和全國的政治運動中起顯著作用的其他一些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還處於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的階段。正教中學所以成為高加索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溫床，純粹是因為提比里西沒有大學。在喬治亞這一類落後的非工業地區，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即使不能說是學究式的，也是極為抽象的。正教中學的學生至少受過某種邏輯推理的訓練。但是，促使人們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因當然還是對社會和民族狀況的深刻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迫使豪放不羈的青年人沿著革命的道路尋找出路。 約瑟夫根本沒有機會在提比里西開闢新的道路，雖然蘇聯的歷史大師們企圖把事情說成這樣。季布拉澤打出的一拳在正教中學校園內還可以聽到它的餘響。正教中學過去的學生當時已經是左翼輿論的領袖，他們和自己的後娘——正教中學——並沒有失去聯繫。對於那些只需要一聲號召就會醒悟過來的心懷不滿、滿腔激憤的驕傲的年輕人，任何機會、一次個人會晤或極為輕微的推動，都足以使他們自然而然地走上革命的軌道。走上這條道路的第一個階段必然是棄絕宗教。如果這個孩子有可能從哥裡帶來殘餘的信仰的話，那麼一到正教中學，這種信仰無疑就消滅殆盡了。從此以後，約瑟夫對神學肯定毫無興趣了。 伊雷馬什維利寫道：「他的野心已經達到如此高度，所以他的成績遠遠超過我們。」倘若真是如此，這句話也只適用於一個很短的時期。格盧爾吉澤說，在正教中學的課程中，「約瑟夫愛好普通歷史和邏輯學」，對其他課程的研究只求考試及格。他對聖經的感情冷淡下來以後，就對凡間的文學、自然科學和社會問題發生了興趣。他得到高年級學生的幫助。戈戈希亞說：「他們發現了能幹而且勤學好問的約瑟夫·朱加施維里，開始和他交談，並為他提供書籍雜誌。」格盧爾吉澤也說：「書籍是約瑟夫形影不離的朋友，他甚至吃飯時也手不釋卷。」一般說來，如饑似渴地讀書是萌芽時期的顯著特點。等到晚間最後一次檢查結束、教士們熄燈以後，這些年輕的陰謀家就拿出暗藏的蠟燭，在搖曳的燭光下把整個心靈浸沉在書里。約瑟夫熬夜讀書的時間很長，開始露出病容和睡眠不足的樣子。伊雷馬什維利說：「當他開始咳嗽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奪過他的書來，把他的蠟燭吹熄。」格盧爾吉澤曾經追述正教中學學生暗中狼吞虎咽似的閱讀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亞、雪萊，里別爾特的《文化史》，俄國激進主義宣傳家皮薩列夫……的情況，「有時我們在教堂做禮拜時也躲在椅子後面讀書」。 喬治亞民族文學作品當時給沙夏的印象極為強烈，伊雷馬什維利曾經描寫過這種革命氣質最初爆發的情況。在這種氣質里，清新的理想主義糅雜著陡然覺醒的野心。伊雷馬什維利追憶說：「沙夏和我經常談論喬治亞的悲慘命運，我們被詩人肖塔·魯斯塔維利的作品弄得如醉如痴……」《卡茲別克》的喬治亞作者寫了一篇傳奇故事《努奴》，這篇故事的男主角柯巴成了沙夏模仿的對象——受壓迫的山民在反對沙皇當局的鬥爭中由於叛徒出賣而失敗，喪失了他們僅剩的一點自由；山民起義的領袖為祖國、為妻子努奴犧牲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從那時起，柯巴「就被沙夏視若神祇……他希望成為另一個柯巴，一個和『柯巴』同樣聞名的戰士和英雄……」約瑟夫把這位山民領袖的名字當做自己的名字，不願意別人用任何其他名字叫他。「當我們把他叫做柯巴的時候，他臉上容光煥發，充滿自豪和快樂。沙夏把這個名字保持了許多年，他開始為黨寫文章和進行宣傳時用的第一個筆名也是柯巴 [7] ……甚至現在，喬治亞所有的人還把他叫做柯巴或柯巴-史達林。」官方傳記作者絲毫沒有提到年輕的約瑟夫對喬治亞民族問題的熱烈興趣。在他們的著作中，史達林一出現就是一個爐火純青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初期那種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裡面，模糊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柯巴」這種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浪漫主義和平共處是不難理解的。 據戈戈希亞說，約瑟夫在這一年裡已經發展成熟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他在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成為正教中學一群同志的領袖。如果相信貝利亞 [8] 這個最正統的歷史學家的話，「史達林在1896年至1897年期間，在提比里西正教中學領導了兩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史達林本人從來沒有受過任何人的領導。伊雷馬什維利的故事可能比這個說法真實得多。據他說，包括沙夏朱加施維里在內的10個正教中學學生組織了一個秘密的社會主義小組，「年齡最大的學生傑夫里亞尼被選為領袖，工作態度極為嚴肅」。他擬訂了——毋寧說是從校外的推動者那裡拿到了——一個綱領，按照這個綱領，小組成員必須在6年以內把自己訓練成成熟的社會民主主義領袖。這個綱領從開天闢地說起，一直談到共產主義社會。秘密的小組會上要宣讀論文並熱烈地交換意見。戈戈希亞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們，小組的工作並不限於進行口頭宣傳。約瑟夫「創辦和編輯了」一份手寫的、供大家傳閱的喬治亞文半月刊。十分警覺的阿巴希澤督學有一次曾經在約瑟夫身上搜出「一個筆記本，上面有一篇為我們的手抄雜誌寫的文章」。類似這種刊物，無論內容如何，不僅在神學校，甚至在普通學校也是嚴加禁止的。阿巴希澤的發現結果只帶來一次「警告」和扣操行分數的處分。因此我們不能不得出結論，認為這份雜誌是無傷大雅的。值得注意的是：對一切事情都講得很詳細的伊雷馬什維利對這份雜誌居然隻字不提。 約瑟夫在正教中學一定比在預備學校更尖銳地感到自己的窮困。戈戈希亞有次附帶提到「……他囊空如洗，而我們可以收到父親寄來的包裹和零用錢」。在學校準許外出的兩個鐘頭里，境遇較好的家庭的子弟可以買的東西約瑟夫一樣也買不起。這使他對未來的幻想和打算更加荒唐，對他處理同學關係的本能的影響也更加顯著。 伊雷馬什維利說：「在童年和青年時代，他是一切接受他專橫跋扈的意志支配的人的好朋友。」但是僅限於這些人。在教師面前愈有必要約束自己，在小組同志當中就愈加任性地作威作福。和整個世界完全隔絕的秘密小組成為約瑟夫考驗自己的力量和其他人的耐心的天賜的場所。伊雷馬什維利寫道：「他認為由任何其他同學擔任小組的領袖和組織者都是不合情理的……因為大部分論文都是他宣讀的。」無論是誰，只要膽敢駁斥他，甚至只要嘗試對他做什麼解釋，就會立刻引起他「無情的仇視」。約瑟夫懂得如何迫害人，如何進行報復，他懂得如何打擊弱點。在這種情況下，小組開始時的團結不可能長期保持下去。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柯巴的「剛愎冷酷、惡毒嘲弄在他的朋友當中引起了個人糾紛」。對柯巴的「惡毒嘲弄」、粗暴和喜歡報復的性情的這一類指責，在他的一生中是司空見慣、不勝枚舉的。 在埃薩德貝寫的一本多少有些捕風捉影的傳記中，據說年輕的約瑟夫在提比里西的時候（大概是進正教中學以前）曾經和「金托」——街頭英雄、碎嘴子、歌者和無賴漢——廝混在一起，過著流浪生活，並且從他們那裡學到粗暴的習氣和滿嘴粗話。這一切顯然是捏造。約瑟夫一離開正教小學就直接進正教中學，因此中間根本沒有時間使他可以過流浪生活。不過問題在於，「金托」這個綽號在高加索字典中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字眼。它的意思是一個善於出謀劃策的、憤世嫉俗的，能夠進行最卑鄙的陰謀的人。我第一次聽見有人拿這個名字來指史達林是在1923年秋天，說這句話的人是喬治亞的老布爾什維克菲利普·馬哈拉澤。約瑟夫或許是在更年輕的時候得到這個稱號的，因此後來引起了他曾經在街頭流浪的傳說。這種情況是否不可能呢？ 同一位傳記作者談到「沉重的拳頭」，大概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在和平手段失效時曾經利用「沉重的拳頭」取得勝利，這一點也很難令人置信。按照史達林的性格，他從來不會冒險採取「直接行動」；即使在早年，他十之八九也不會這麼幹。碰到需要真刀真槍的時候，他寧願而且善於驅使別人去干，他自己則即使不是完全躲在幕後，也只是暗中行事。伊雷馬什維利說：「人們是因為害怕他的粗暴的怒火和刻毒的諷刺才追隨他的。他的黨徒覺得受他控制就可以相安無事，因此他們服從他的領導。……只有精神空虛而又好勇鬥狠的人才能和他交朋友……」不久以後出現了不可避免的結果。有些人離開了小組，還有些人對討論愈來愈缺乏興趣。「不過幾年就形成了兩派，一派支持柯巴，另一派反對柯巴；為一種事業進行的鬥爭變成了令人作嘔的個人之間的勾心鬥角……」這是約瑟夫生活道路中發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鉤心鬥角」，然而並不是最後一次，這種情況後來還發生過許多次。 這裡不能不提到下面這件事，雖然這件事發生在很久以後。當時已經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就各地黨委當中滋生的個人明爭暗鬥的情況描繪成一幅令人沮喪的圖畫，然後出人意料地插出這麼一句話：「但是，這些爭執也有它們積極的一面，因為它們能夠使領導像磐石般地團結起來。」聽眾驚訝得面面相覷，而演說家卻不動聲色地繼續作他的報告。即使在他的青年時代，他所謂的「磐石般的團結」從本質上說也是名不符實的。伊雷馬什維利說：「他關心的並不是發現真理，作出判斷；他可以對自己過去肯定過的東西表示反對，也可以為自己過去譴責過的東西進行辯護。對他來說，勝利比這一切都寶貴得多。」 約瑟夫當時的看法屬於什麼性質現在已無法考證，因為這些看法並沒有形諸筆墨。據和他同名的伊雷馬什維利說，沙夏主張採取最強有力的行動，並且主張「少數人專政」。這裡，回憶中顯然故意摻雜了想像：在19世紀末期，根本還不存在「專政」的問題。伊雷馬什維利接著說：「柯巴的極端看法並不是『客觀研究』的結果，而是支配著他整個身心的個人權力欲和殘酷無情的野心的自然產物。」這位過去的孟什維克的判斷無疑是帶有偏見的，人們必須懂得如何從這種偏見後面找出真實的核心。在史達林的精神生活中，個人的實際目標永遠比理論上的真理重要，意志比理智起著無可估量的更大的作用。 伊雷馬什維利還對約瑟夫的心理狀況提出了雖然帶有事後評價性質的、然而非常貼切的看法。他說，約瑟夫「隨時隨地只看到消極的、壞的一面，根本不相信人們有理想主義的動機或屬性」。青年時代對整個世界的看法一般總還蒙著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是這種觀點在約瑟夫的青年時代已經表現出來，後來更成為貫穿他整個生活的中心思想。正因為如此，儘管他的性格還有其他顯著特點，在歷史進步時期，當群眾的大公無私和英雄主義等最優秀的品質被喚醒的時候，史達林總是默默無聞的。相反地，在自私自利、背信棄義等品質得到體現的反動時代，史達林的冷眼看人的、多疑的性格和他善於迎合人們最惡劣的天性的特殊能耐就得到了充分施展的餘地。 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不但沒有像他母親夢想的那樣成為教士，而且連一張可以為他敲開某些省立大學的大門的文憑也沒有拿到。關於這種情況發生的經過和原因，現在有幾種難以調和的說法。顯然是為了消除自己在1923年寫的回憶錄造成的不利印象，阿維爾·葉努基不澤在1929年寫的回憶錄中寫道，約瑟夫在正教中學的時候開始閱讀具有不良傾向的禁書。他的違法行為沒有逃脫督學的目光，所以這個危險學生「逃離了正教中學」。官方的高加索歷史學家貝利亞告訴我們，史達林是「因為不可靠而被開除」的。當然，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類似原因開除的情況並不罕見。看來奇怪的是正教中學關於這個問題的文件至今尚未發表。前面提到的紀念牌至少是一種跡象，對文件的命運絕口不提則是更顯著的證明，說明這些文件既沒有焚於火警，也沒有在革命年代的風暴中散失。把文件扣壓起來不予發表是因為這些文件包含不幸的事實，還是因為它們會駁倒後來製造的某些傳說呢？ 最常見的說法是，朱加施維里因為領導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小組而遭到開除。史達林在正教中學的同學，一位不很可靠的證人葉里薩貝達施維里告訴我們，「在史達林指示和領導下組織起來的」社會民主主義小組有「100名到120名」正教中學學生參加。如果這種說法指的是洪水遍野，整個當局已經完全倉皇失措的1905年和1906年，也許還是可信的，但是就1899年的情況來說，這個數字完全是想入非非。如果這個組織真擁有這麼多的成員，問題就不可能僅限於開除，憲兵的干涉將很難避免。然而約瑟夫不僅沒有立即被捕，而且在離開正教中學以後還保持了將近3年的自由。因此，對所謂史達林被開除是因為組織了社會民主主義小組的說法必須斷然予以拒絕。 一向注意不和事實基礎距離太遠的戈戈希亞對這個問題的提法謹慎得多。他寫道：「約瑟夫不再注意功課，只求分數及格，考試過關。性情暴戾的阿巴希澤教士猜測到天賦聰穎、智力成熟而又具有難以置信的良好記憶力的朱加施維里只求分數及格的原因……設法使當局作出決定，把他開除出正教中學。」至於教士究竟猜測到什麼，現在只能再加猜測。從戈戈希亞的話里得出的必然的結論是，約瑟夫和神學的超級智慧脫離關係以後，學習成績不及格，因此被正教中學開除。從卡帕納則關於這種「脫離關係」的敘述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脫離關係」發生在正教中學時期。卡帕納則說：「他不像從前那樣用心讀書了。」值得注意的是卡帕納則、格盧爾吉澤和葉里薩貝達施維里對約瑟夫在正教中學遭到開除的問題完全避而不提。 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史達林的母親晚年——當御用歷史學家和新聞記者開始對她感興趣的時候——曾經矢口否認開除的事。據她說，當這個15歲的孩子進正教中學的時候，身體十分健壯，但是他讀書非常用心，身體消耗過度，以致醫生們說他可能患了結核病。葉卡特林娜接著說，她的兒子不願意離開正教中學，是她硬把他「領」出來的。這種說法聽起來不很真實。由於健康不佳而暫時停學是可能的，但是由於這個原因而完全離開學校並且使一個母親完全放棄她為兒子安排的如此誘人的前途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在1899年，約瑟夫已經20歲，他不是以馴服出名的人，他的母親不大可能這麼輕而易舉地決定了他的命運。最後，約瑟夫離開正教中學以後，如果真是患病，最合乎情理的做法應該是回哥里去享受母親的照顧。但是他沒有回哥里，而是留在提比里西，一無職業，二無錢財。年邁的卡佳和記者談話時並沒有完全講真話。可以設想的情況是：他的母親當時認為兒子被開除是一種莫大的恥辱，由於這件事發生在提比里西，所以她對哥里的鄰居們說她的兒子並不是被學校開除的，而是因為身體不好而自動退學。此外，這位老婦人一定認為，年輕的時候曾經被學校開除這件事對國家的「領袖」來說是不光彩的。幾乎不必再尋找其他更深奧的理由來說明卡佳為什麼一再堅持說「他不是開除的，是我自己把他領出來的」。 但是，也許從嚴格意義上說，約瑟夫的確不是被開除出校的。這種說法來自伊雷馬什維利，可能最符合實際情況。據他說，學校當局在失望之餘，開始對約瑟夫愈來愈不喜歡，經常挑他的錯。「柯巴深信認真學習是毫無好處的，所以逐漸成為正教中學最壞的學生。教師如果責備，他就用惡毒的、蔑視的眼光瞪著教師。」學校當局在他從第六班升到最後一班去的時候給他的證書寫得非常不佳，所以柯巴自己決定在畢業前一年離開正教中學。為什麼葉努基澤說他「逃離了正教中學」，而避免使用「被開除出校」或「離開了正教中學」等比較明確的說法；為什麼約瑟夫的大多數同學都絕口不提他正教中學生活中這個重要時刻；為什麼文件都沒有發表；最後，他的母親雖然給這件軼事塗上了一層不同的色彩，把責任從兒子身上轉移到自己身上，但是為什麼她感覺自己有權利說她的兒子並沒有被開除呢？考慮到伊雷馬什維利的解釋，所有問題就立刻清楚了。從描繪史達林個人的性格或為他寫政治傳記的觀點來說，他和正教中學脫離關係的細節幾乎毫無意義。但是這些細節很好地說明了集權主義的歷史學甚至在這種次要問題上也給研究工作造成了許多困難。 約瑟夫是1890年，在他11歲的時候進正教預備小學的。4年後，他進入正教中學，1899年離開這個學校。因此，他在正教學校總共住了9年。喬治亞人成熟得很早。戈戈希亞寫道：約瑟夫離開正教中學時已經成年，「沒有文憑，但是對生活已經具有明確而堅定的看法」。研究神學的9年對作為一個人的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他的性格、思想方式和作風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影響。 朱加施維里一家和他們周圍的人都說喬治亞語。他的母親甚至到老還不懂俄語，他父親的情況不大可能有什麼兩樣。兒子只有在學校的時候才念俄語，而學校里大多數學生又都是喬治亞人。俄語的精神、自由奔放的特性和內在的節奏是約瑟夫從來沒有學到的。此外，他是在正教學校那種矯揉造作的氣氛中被迫學習這種異族語言來代替自己本民族的語言的。他把俄語的表現方法和經院哲學的信條一同吸收進去。俄語本身他是學會了，但是對他說來，這種語言並不是用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精神上的器官，而是用來表達屬於異族的、令人憎惡的神秘主義的一種人為的、外來的工具。在後來的生活中，他對這種語言更不可能熟悉起來或融會貫通，準確地運用這種語言或加以發揮，因為他習慣於用語言掩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俄語對他來說不僅永遠是一種夾生的、當做權宜手段使用的語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覺到的還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 不難理解，約瑟夫從內心和宗教斷絕關係時起就感覺學習講道和祈禱是無法忍受的痛苦。難於理解的是，他怎麼能夠在這樣長一段時間裡過著雙重生活。如果我們相信沙夏早在13歲的時候就曾經用達爾文的學說反對聖經這個故事，我們就不能不得出結論，從那時起整整7年期間，他研究神學的耐心是很大的，雖然熱情愈來愈低。史達林本人認為，他是15歲或16歲開始具有革命世界觀的。他拋棄宗教的時間完全可能比他轉向社會主義的時間早兩三年。然而即使我們承認兩種變化發生在同時，我們仍將看到，這位青年無神論者對正教的神秘觀點的鑽研整整繼續了5年。 誠然，沙皇的教育機構中有許多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被迫過著雙重生活。但是這主要是指大學，而大學的管理制度是以頗為放任自由出名的，官方的偽善已經減少到禮儀需要的最低限度。在中學裡，這種表里不一的生活更難忍受，但通常只是在青年們已經看到具有相對的學術自由的大學的門的時候，為時不過一兩年的事。年輕的朱加施維里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在世俗學校里，學生每天只有一部分時間受到監視，所謂「宗教」實際上是一門次要課程。但是他念的不是世俗學校，而是一所閉關自守，整個生活必須服從教會的要求，一舉一動都受到教士監視的學校。對這種制度忍受7年，即使是5年，也需要超人的謹慎和異乎尋常的弄虛作假的能力。當他在正教中學念書的幾年裡，誰也沒見過他提出任何公開的抗議或者有過任何大膽表示憤怒的行為。約瑟夫在背後嘲笑教師，當面從來不冒昧行事。他從來沒有像季布拉澤那樣打過任何發表沙文主義言論的教師的耳光；他最多不過用「蔑視的眼光瞪著」他們。他的仇視是有節制的、秘密的、小心謹慎的。我們聽說，波米亞洛夫斯基在正教中學做學生的時候「對周圍的人」充滿「猜忌、鬼祟、敵視和憎恨」。伊雷馬什維利說，柯巴幾乎具有所有這些特點，甚至表現得更尖銳。他說：「1809年，他離開正教中學的時候，對學校當局、對資產階級、對這個國家裡存在的一切體現沙皇制度的事物，懷著惡毒的、刻骨的仇恨，對一切權威都表示憎恨。」 * * * [1] 這是史達林原來的姓名。全名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施維里。——譯者注 [2] 托馬斯·加里古德·馬薩里克（Tomas Garrigud Masaryk）（1850—1937），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共和國總統。——譯者注 [3] 叔本華（Schopenhauer）（1788—1860），德國悲觀哲學家。——譯者注 [4] 《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史達林選集》下卷，中文版第305頁。——譯者注 [5] 按《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79頁）和《史達林傳略》（1949年莫斯科版第5頁）說法，史達林是1888年進哥里四年制正教小學讀書，1894年畢業的。——譯者注 [6] 指史達林。伊雷馬什維利和史達林的名字都叫約瑟夫。——譯者注 [7] 《史達林全集》中第一次出現「柯巴」這個筆名是1906年7月13日《新生活報》刊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起義》一文的署名。在這以前，史達林用過「依·貝索什維里」的筆名。見《史達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3—225頁。——譯者注 [8] 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蘇聯政治警察頭子，曾經多年擔任喬治亞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首腦。過去大家只知道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肅反委員會分子。在《關於外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歷史問題》講話發表以後，他陡然獲得歷史學家的聲譽。這個講話原來是在1935年7月21日和22日的兩次會上對提比里西共產黨積極分子發表的。在講話中，他為史達林創造了一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早期革命生涯的故事。貝利亞是史達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