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序言

讀者將會注意到：我對史達林預備階段的發展情況比對他較後的政治活動談的詳細得多。後期的事實是所有識字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各種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我對1923年以來史達林政治態度的批判。這本政治傳記的目的是說明這樣一種人物是如何形成的，說明這種人是如何通過篡奪擔任這樣一個非凡的角色的權力而當權的。因此，在描寫史達林在這個默默無聞或近乎默默無聞的時期的生活和發展情況時，作者對各種孤立的事實和細節以及證人的敘述都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而在評價史達林後期活動的時候，則僅限於綜合說明，假定讀者對事實——至少是主要事實——已經具有足夠的了解。 為克里姆林宮效勞的批評家們，就像他們談到我寫的《俄國革命史》的時候所做的那樣，這次也會說：由於缺乏參考資料，不可能核實作者的論斷。事實上，把汗牛充棟的俄國報紙、雜誌、回憶錄、文集和諸如此類的資料編成一份參考目錄，並不能給具有批判眼光的外國讀者提供多少材料，只會使書的內容累贅不堪。至於俄國批評家，他們擁有蘇聯各檔案館和圖書館的全部資料。如果我的任何著作中存在事實錯誤、引用失實或其他任何資料運用不當的地方，早就會有人指出來了。事實上，我還不知道有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著作曾經在任何地方提到我引用材料失實的任何例證。我不揣冒昧地認為，對外國讀者來說，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我的材料的真實性。 在撰寫《俄國革命史》的時候，我曾經避免利用個人的回憶，而主要依靠已經發表，從而可以核實的資料，其中我自己的敘述僅包括過去已經發表而從來沒有任何人提出駁斥的部分。在寫現在這本傳記時，我大膽地對這種過分嚴格的方法做了一點改變。這本書的敘述的基本脈絡同樣是根據文件、回憶錄和其他客觀來源編成的。但是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作者自己的回憶作為證據的情況下，我認為，我有權根據個人的回憶——其中有許多是從來沒有發表過的——來補充一兩個事例。每次都清楚地表明：在這種場合中，我的身份不僅是作者，而且是證人。除此以外，我寫這本書的方法和寫《俄國革命史》的方法是相同的。 很多反對我的人承認後面這本書是按照學者方式用事實寫成的。誠然，《紐約時報》一位書評家曾經否定這本書，認為它是有偏見的。但是他的文章處處表明，他是對俄國革命感到憤怒而遷怒於為這場革命寫歷史的作者。這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主觀主義者慣有的離奇做法。他們對階級鬥爭的發展總是不斷挑刺找碴。他們對某個歷史過程的結局感到痛心疾首，於是就把揭示這種結局的必然性的科學分析當做發泄憤怒的對象。歸根結底，和對作者的方法的評價比較起來，作者的結論的客觀性是全部還是部分地得到承認是無關宏旨的。而在方法問題上，作者並不害怕批評。這本著作是用事實寫成的，有文件作為堅固基礎；個別地方可能發現局部性的、次要的錯誤，也可能發現強調得不夠適當和解釋略有偏頗的情況，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這本著作里，任何人都不會找到對待事實缺乏光明正大的態度，故意撇開書面證據或僅根據個人偏見武斷地作出結論的情況。作者並沒有忽視對本書主角有利的任何事實、任何文件或任何細微證據。如果辛辛苦苦、尋根究底、嚴肅認真地搜集事實（即使是無關宏旨的事實），用歷史和傳記批判的方法核實證人的敘述，最後並按照本書主角在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採用個人生活中有關的事實——如果所有這一切都不叫客觀，那麼請問：怎樣才叫客觀呢？ 新的時代又帶來了新的政治道德。真是奇怪，「歷史鐘擺的擺動」使我們在許多方面回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其殘酷無情和缺乏人性的廣度和深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又有了政治傭兵隊長，爭權奪利又成了冠冕堂皇的事，鬥爭的任務是幫助某個人攫取權力——一種拋棄〔原來已經形成並且一直被認為必要的一切制約的〕赤裸裸到殘酷程度的權力——從而得到當時可能得到的一切。有一個時期，馬基雅維利 [1] 煞費苦心闡述的政治力學規律曾經被人認為是無恥之尤。馬基雅維利認為，爭權猶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問題，猶如棋手沒有道路問題，會計也沒有道路問題一樣。他的任務是根據曾經在兩個大陸的政治中受過嚴峻考驗的經驗，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奉行什麼政策才最切合實際，並且說明應當怎樣通過赤裸裸的、冷酷無情的方式貫徹實行這個政策。這種態度不僅可以從任務本身，而且可以從提出這種任務的時代性質中得到解釋。這種態度主要是封建主義發展到一定狀況的產物，是由兩個時代——垂死的封建主義和即將呱呱墜地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主宰者爭奪權力的嚴酷鬥爭決定的。 但是在整個19世紀——（如果撇開少數國際和國內戰爭不談）這個世紀是議會政治、自由主義和社會改良的世紀——馬基雅維利已經被認為陳腐不堪。政治野心局限在議會範圍內，這種野心的過分冒險的傾向也同樣受到約束。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某一個人和他的侍從公然搶奪權力的問題，而是在儘可能多的選區里贏得委任的問題。在角逐部長地位的時代，馬基雅維利似乎是一個屬於朦朧而遙遠的往昔的古怪思想家。新時代的來臨已經帶來新的、更高尚的政治道德。但是，奇怪的是，20世紀——19世紀曾經滿懷希望、夢寐以求的新世紀——卻使我們在許多方面回到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方式方法。 對於一個直到昨天還寬慰地相信人類歷史是沿著物質和文化進步方向前進的人來說，重新墮落到最殘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似乎是無法理解的。〔當然，沒有什麼比他們的想法更遠離真理。這在今天已經是十分清楚的事，無須多費唇舌加以證明。但是，無論我們提出什麼保留或異議，在這個〕問題上，我想現在我們大家都可以說：過去從來沒有什麼時代像我們的時代這樣殘酷，這樣無情，這樣無恥。和文藝復興時代甚至更遙遠的時代的標準比較起來，從政治上說，道德狀況絲毫沒有改進。〔沒有任何社會制度是在度完自己有用的日子的時候安安靜靜、心甘情願地死去的。一切過渡性時代都是不受傳統道德約束的、激烈的社會鬥爭的時代，都是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時代。〕文藝復興時代是兩個世界鬥爭的時代。社會敵對極為劇烈，因此政治鬥爭也是劇烈的。 到19世紀後半期，政治道德所以能夠代替唯物主義（至少在某些政客想像中是如此），只是因為社會敵對暫時有所緩和，政治鬥爭已經微不足道。產生這種情況的基礎是整個民族的福利普遍提高，工人階級上層人物的狀況有所改進。但是我們所處的時期，我們的時代，在下述意義上和文藝復興時代有其相似之處：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的邊緣——一個是正在受臨死的劇痛折磨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世界，一個是即將代替它的新世界。社會矛盾重新達到非常尖銳的程度。 政治權力，和道德一樣，並不像19世紀末和20世紀最初10年期間人們想像的那樣毫無波折地日趨完美。政治和道德都苦難重重，必須沿著非常複雜曲折的軌道前進。和道德一樣，政治直接從屬於階級鬥爭。作為一般規律，可以說：階級鬥爭愈尖銳，愈激烈，社會危機愈深刻，政治性愈強烈，國家權力也就愈集中，愈殘酷，而且愈加率直不諱地〔擯棄道德的外衣〕。 有些朋友認為，這本書提到材料來源的地方和我對這些來源的批判占去太多篇幅。我完全了解這種闡述方法的呆板滯澀。但是我別無選擇。任何人都沒有義務深信不疑地接受像我這樣一個作者，一個和他不得不為之立傳的人關係如此密切而鬥爭又如此直接的作者的論斷。我們的時代首先是一個撒謊的時代。我這樣說，並不是暗示人類歷史上其他時代的特點是比較真誠。撒謊是矛盾的產物，是鬥爭的產物，是階級衝突的產物，是壓制個性的產物，是社會秩序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來講，它是一切人類歷史的屬性。有些時候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撒謊的程度就會超過一般水平，就會成為社會矛盾尖銳性本身的屬性。我們的時代就是如此。我認為，整個人類歷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宮在史達林領導下組織起來的規模龐大的謊言製造工廠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這座工廠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為史達林製造一部新傳記。……有些來源是史達林本人捏造的。……不批判日積月累地偽造事實的細節，就不可能使讀者對莫斯科審判這一類現象有所準備。…… 希特勒特彆強調栩栩如生的口才，認為這是領袖的唯一標誌。據他說，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說那樣影響群眾，至少是不能使領袖和他的千百萬信徒結成鞏固的、有血有肉的紐帶。毫無疑問，希特勒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他不會寫作。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從來不依靠演說的藝術，就得到了千百萬追隨者。誠然，他們是經過多年努力才產生影響的。歸根結底，寫作是一種較高的藝術，因為它可以使深度和高度完美的形式結合起來。除擅長演說以外，一無所長的政治領袖總是膚淺的。一位雄辯家並不能造成著作家。相反地，一位偉大的著作家卻可能激勵千百個雄辯家。當然，為了和群眾保持直接聯繫，生動的口才的確是不可缺少的。列寧在有機會和群眾面對面講話以前，就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具有廣泛影響的黨的領袖。1905年，他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露面也沒有引人注意。在1917年以前，作為群眾演說家的列寧並沒有出場，就是在1917年也只出現了一個很短的時期（4月、5月和7月）。列寧首先是作為一個著作家，作為宣傳家的指導者，而不是作為演說家而取得權力的。這些宣傳為他培養了幹部，其中包括擅長演說的幹部。 在這方面，史達林是一個完全例外的現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說家。當舉行凱旋式的隊伍通過紅場時，群眾還不能在人群中認出他的形象，而這時他已經取得權力。史達林並不是依靠個人才能，而是依靠一個與人無關的機構取得權力的。而且並不是他創造了機構，而是機構創造了他。機構以及它擁有的力量和權威是布爾什維克黨長期英勇鬥爭的產物，黨本身又是思想的產物。這個機構本來是思想的體現，後來機構本身卻成了目的。史達林割斷了機構和思想之間的臍帶，使機構成為獨立存在之物。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是這個機構的首腦。列寧通過經常聯繫群眾的辦法創造了這個機構——如果不是直接地、通過話語保持聯繫，就是以他的信徒作為媒介，通過印好的文字保持聯繫。史達林並沒有創造，而是占有了這個機構。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這不是歷史創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說家的才能。機構是從思想中產生的。史達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視思想。思想已經……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閱讀暗殺者帶來的一份手稿的時候，暗殺者用鶴嘴鋤給了他致命的一擊，打在腦後，使他腦漿迸裂。因此，本書這一部分和其他某些部分沒有寫完。〕 * * * [1] 馬基雅維利（1469—1527），佛羅倫薩共和國政治家，以玩弄權術、不擇手段著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