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補遺二　「金托」

[1] 當政 大衛在登上以色列國王王位之前曾放牧羊群和吹弄笛管。當我們考慮到，幾乎所有半遊牧的以色列人的子孫都牧羊，而且那時治理人民的藝術並不比牧羊複雜得多的時候，他的奇特的經歷就變得容易理解了。然而，從那時以後，社會和統治藝術的複雜性已大大地增加。當〔一個現代的〕帝王〔不得不〕讓位的時候，〔人們不再需要〕在牧人中間尋找他的繼承人。這個微妙的問題是在王朝的自動世襲的基礎上獲得解決的。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不少風雲人物。尤利烏斯·凱撒是權力的自然候選人，他的出身使他成為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寡頭政權中的一員。拿破崙第一併不是這樣的，然而，即便是他，也不像我們時代的主要獨裁者一樣〔是暴發的新貴〕。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出色的軍人〕。至少，〔在這方面〕他〔像尤利烏斯〕凱撒一樣，忠實於同樣的古代〔傳統〕，那就是：一個武士既已表現出在戰場上指揮武裝人員的能力，那他就更有資格用這種能力來統治非武裝的、無防衛能力的平民百姓。〔假拿破崙（一般人這樣稱呼小拿破崙或拿破崙三世）〕並沒有嚴格遵循這一古老的傳統。拿破崙三世是一個完全缺乏軍事天才的人，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一個暴發的新貴。他是，或者被認為是他的〔偉大的〕伯父的侄兒。此外，是那隻飛翔在他頭上的馴服的鷹 [2] 在關鍵時刻〔使他變成了偉人〕。〔作出下面的結論應該說是無情的：〕若不是這隻象徵性的鷹，路易·拿破崙親王的腦袋〔的外邊也會像他的腦袋裡邊一樣地空空如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甚至連拿破崙三世的業績也仿佛成了荒誕無稽的歷史陳跡。民主制度穩固地建立起來——至少在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是如此。它在拉丁美洲國家裡的進展〔與其說是重大的〕，毋寧說是富有教益的；它在亞洲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它喚醒了非洲的人民。立憲制度似乎是文明的人類所能接受的唯一方法和唯一的政府制度。因為文明在繼續發展和擴大，民主制度的未來仿佛是所向無敵的。 俄國在那次戰爭結束時所發生的事情，給這一歷史概念以第一次打擊。在死氣沉沉的狀態和混亂的民主制下度過了8個月之後，布爾什維克的專政來臨了。但是，這畢竟僅僅是革命的「插曲」，而革命本身仿佛只是俄國的落後的產物，是英國在17世紀中葉和法國在18世紀末期所經歷的那些震盪在20世紀的重演。列寧仿佛是莫斯科的克倫威爾或羅伯斯庇爾。這一新的現象至少還能夠加以類比，這一點是聊以告慰的。 〔然後出現〕了「常識神經病」——這是施馬爾豪森給法西斯主義下的定義——它給〔歷史學家出了一道難題〕。在歷史上不容易找出與墨索里尼和11年後的希特勒相同的先例，可以聽見將他們比作凱撒、西格弗里德和卡龐的喃喃低語。〔但，應該承認，這些話是沒有意義的。〕在經歷了長期代議制薰陶的文明的民主國家內，神秘的陌生人突然掌握了政權，他們在年輕時所做的工作幾乎同大衛或約書亞一樣微賤。他們沒有軍事上的英勇武功，他們不曾向全世界宣布任何新的思想，他們背後並沒有立著頭戴三棱帽的偉大祖先的影像。羅馬的「母狼」 [3] 不是墨索里尼的祖母；卐 字不是希特勒家族的徽章，而只是從埃及人和印度人偷來的標誌。自由民主思想〔仍然〕對法西斯之謎束手無策。〔畢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上去都不像天才，然則，他們的令人頭腦暈眩的成功又怎樣解釋？ 〔這兩個法西斯領袖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在這個時代里，這個階級本身不能夠提出獨創的意見，也不能產生有創造性的領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實際上向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進行剽竊和模仿。墨索里尼偷盜布爾什維克和加布里爾·鄧南遮，並向大企業界尋求靈感；希特勒則模仿布爾什維克和墨索里尼。因此，依仗資本主義〔大亨們〕的小資產階級領袖們是典型的二流人物——正好像不管你從上面或從下面來看，小資產階級本身在階級鬥爭中也總是在扮演著一個次要角色。 小資產階級專政在18世紀末仍然是可能的。但就在那時，它也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羅伯斯庇爾被右翼推下了深淵；〔克倫斯基的悲慘的掙扎並不完全由於他個人的無能；連那麼能幹和富有進取心的帕爾欽斯基，也被證明是完全沒有辦法的。克倫斯基僅僅是這種社會軟弱性的更為合適的代表。若不是布爾什維克攫取了政權，在法西斯向羅馬進軍5年之前，世界上就有了一個俄國式的法西斯主義。為什麼俄國不能擺脫20年代初期席捲戰後歐洲的深刻的反動，是本書作者在別處討論的主題。這裡只消談到這一點就夠了：〕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領導下第一個法西斯內閣在義大利的組成，1923年9月13日〔使普里莫·德·里維拉上台〕的西班牙政變，1923年10月15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體會議對46名布爾什維克的宣言的譴責——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同一個時期，〔這絕不是偶然的。時代的這些跡象將會引起認真的思考。〕 然而，在〔他能加以利用的〕歷史可能性的範圍內，墨索里尼已表現出很大的主動性、隨機應變的才能、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寬容的氣度。他繼承了義大利即席而作的悠久的傳統。即席而作的天賦本是這個民族的習性。他是機靈的和不同尋常地野心勃勃的，為了貪得無厭地謀求成功，他拋棄了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事業。他對政黨的憤怒變成了一種動力，他在前進的過程中創立並且破壞理論，他是無恥的個人主義和在自誇掩飾下的怯懦的化身。希特勒表現出瘋狂和唯我獨尊的特性。個人的創傷在他發展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個脫離了本階級而又不肯當工人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正常的工人安分守己地認為自己的地位是正常的，但希特勒是個狂妄的、有病態心理的不安於位的人。他把對猶太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憎恨作為墊腳石而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他拚命地決心爬得更高。在行進的過程中，他為自己確立了充滿無數矛盾和內心保留的一套「理論」——一種德國帝國野心和一個被本階級遺棄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怨氣衝天的白日夢的混合物。在試圖找出與史達林相同的歷史人物時，我們不僅必須把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拿破崙和列寧排除出去，而且也必須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排除出去。當我們想起穆斯塔法·凱末爾帕夏或者波菲里奧·迪亞斯時，[我們]就比較能對史達林有所了解了。在我站起來宣讀左派反對派宣言的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我經常被口哨、喊叫、威脅和咒罵所打斷。我遇到的情況，非常像10年前我在克倫斯基的預備國會開幕那天站起來宣讀布爾什維克宣言時的情況。我記得伏羅希洛夫叫喊：「他的做法就跟他在預備國會裡的做法一樣！」這個說法要比發出叫喊的這個人當時所意識到的更為確切得多。 到了1927年，中央委員會的正式會議變成了真正令人作嘔的奇觀。問題是不經討論的，一切問題都是由在幕後召開的有史達林參加的秘密會議決定的。史達林當時要同右翼集團——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進行政治交易。每屆中央委員會確實至少要舉行兩次正式會議。攻擊反對派的方針是事先準備好的，任務和講話是預先指定的。喜劇上演時，每次都更像酒吧間的下流、暴亂的滑稽戲。誣衊人的語調更加放肆無忌。更加粗暴無禮的委員們，僅僅是由於他們對待反對派的粗暴才能而新近被吸收入中央委員會的向上爬的人，不斷地用翻來覆去的毫無意義毫無根據的指控和聞所未聞的粗話和辱罵，打斷老革命家的講話。所有這一切的導演是史達林。他在主席團的後面走來走去，不時用眼盯著那些被指定發表演說的人。而當辱罵某一反對派成員的話達到完全無恥的程度時，他就毫不掩飾表示他的贊同。會上說出的話是如此下流，出席會議的人是如此粗野，真正使這些蠢人道德敗壞的那個人是如此的令人厭惡，以至很難相信，我們是在出席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提比里西街頭的習慣已經搬到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來了。我們中間的一些人回憶起史達林的老合作者菲利普·馬哈拉澤時，對他的評語：「他簡直是一個『金托』！」 大約在同一時期，史達林的另外一位高加索的老同志布杜·穆吉瓦尼，將他同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內的一次談話告訴了我。穆吉瓦尼企圖說服史達林，有必要同反對派達成某種協議：不然，黨就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震盪。史達林默默地聽著，在室內走來走去，顯然不贊同。他然後煞有介事地以輕盈的步伐走到房間的遠遠的一角，又迴轉身來默默地走向穆吉瓦尼。他肌肉緊張，提起腳跟，舉起一隻手臂，突然停住腳步，用可怕的聲音叫喊：「一定要粉碎他們。」穆吉瓦尼說，他簡直是可怕……據別洛博羅多夫說：「殺死沙皇是史達林的主意。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將王室安置在葉卡特林堡，而史達林怕的是，只要尼古拉二世還活著，他就會引起白衛軍之流的注意。1918年7月12日，史達林已經同斯維爾德洛夫商量好了。7月14日，他使戈洛舍金參與他的計劃。7月15日，戈洛舍金就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的意圖給負責看守王室的政治委員別洛博羅多夫一封密電。7月16日，別洛博羅多夫給莫斯科發一個電報說，葉卡特林堡在3天內將要陷落。戈洛舍金去見斯維爾德洛夫，斯維爾德洛夫去見史達林。史達林將別洛博羅多夫的報告放進口袋內，他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沙皇落到白衛軍的手裡。』這句話等於是死刑判決。」 我的計劃：審判——無線電——文件。 毫無疑問，對人的、肉體上的殘忍，即通常所謂的虐待狂是史達林的特點。當史達林被監禁在巴庫監獄裡的時候，和他同住一間囚室的一個人曾經夢想革命。當時名叫柯巴的史達林出其不意地問他：「你渴望血嗎？」他拿出藏在靴子裡的一把刀子，高高地提起一隻褲腳，在腿上扎了一個深而又長的切口，「這是血，給你。」在他當上蘇維埃的要人以後，他在他鄉下的家裡，以割斷羊的喉嚨或將煤油倒在蟻冢上放火去燒來取樂。這些獨立的旁觀者說出的關於他的故事是很多的。世界上具有這些傾向的人是很少的。這些惡劣的自然本能發展到這種可怕的程度，必須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 他將他的一切創傷、憎恨、怨憤、忌妒和愛慕從一個省的狹小範圍帶到全國廣大範圍內。他對任何事情都沒有遺忘，他的記憶力是最善於記恨的。他制訂了他自己進行報復的五年計劃，甚至十年計劃。 （審判） 赫夫蘇爾族有格鬥的習慣。倘若赫夫蘇爾人想在某人身上報仇雪恨，他就把一隻死貓丟在他敵人的墳墓上。 據齊奈達·奧爾忠尼啟則說，史達林會說：「在死人的墓上躺著一隻死貓。」 史達林同希特勒的聯盟滿足了他的報仇之心。首先，他想羞辱英法政府以報復在張伯倫放棄追求希特勒之前克里姆林宮所受到的侮辱。他自己以下面的做法得到最大的樂趣：暗地裡同納粹談判，而表面上卻同英法的友好代表團公開談判以欺騙倫敦和巴黎，然後出乎意料地把他同希特勒締結的條約突然公布出來。他是個悲劇性的小人。 如果將全能的和不忠實的神話即對社會主義及革命的強烈憎恨除掉是可能的話，如果說，關於大裁判官的詩——關於復仇主義的悲劇的詩——能夠用世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話，……墮落的概念——要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15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以基督默默地吻大裁判官的嘴唇而結束——基督教官僚主義的後裔之一的告別。列寧儘管是謹慎的，也要向他臉上吐唾沫。 雅羅斯拉夫斯基主義。 老人蘇爾茨——市儈主義的狹隘性。 莫羅茨——黨的良心，只是沒有良心。 希克爾雅托夫——一個被壓服的、順從的和稍帶醉意的工人。矮小的希克爾雅托夫會對列寧說：「走開，別打攪我們，不然我們要燒死你！」 亞歷山大和弗拉基米爾——俄國知識階層的精華。在亞歷山大的身上，表現出知識階層結束了它的可悲的過去；在弗拉基米爾的身上表現出知識階層建造了通向未來的橋樑。 領袖不是天生的，正好像罪人不是天生的一樣。德施塔爾夫人認為，緩慢的、然而不間斷地趨於完美的過程，可以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看得到。 可以這樣說，所有歷史上的天才人物、一切創造者、一切首創者，在他一生的前25年或30年間，都說出了他所要說的話的精髓，隨後而來的只是它的發展、深化和應用。在史達林一生的早期，我們除了聽他用粗俗的言語重複現成的老一套的話外，沒有聽到他說過別的東西。 史達林只是於官僚機構在它自己的總書記的領導下完全消滅了列寧的全部工作人員後，才上升到天才的地位的。一個在任何時候任何論題上都沒有發表過片言隻字的人，在他年齡遠遠超過40以後，自動地升到他的官僚機構的頂峰——這個人不能被認為是一個天才。這是完全用不著證明的。 據尼古拉也夫斯基說，布哈林把史達林說成是「一點一滴實現陰謀的天才」（apportioner of genius）。這是一個確切的說法，只是他並沒有「天才」。這是我第一次從加米涅夫那聽來的，他指的是史達林一點一滴地、在一個分期計劃的基礎上實現他的陰謀的才能。要使陰謀的實現成為可能，就需要一個強大的、集中的政治機器。一點一滴實現陰謀的工作包括逐漸地順著迂迴的道路鑽進機器內部，然後控制這個國家的輿論。如果加速這個過程，一下子將這一變化全部擺在人們面前，就會引起驚懼、憤怒和抵抗。 在基督的12個門徒中，只有猶大是一個叛徒。可是，倘若他大權在握，他會將其他11個門徒以及所有的次要門徒（路加說，耶穌有70個次要門徒）都說成是叛徒。 1924年11月19日，史達林在工會布爾什維克黨團全會上說： 聽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話，會使人以為布爾什維克黨在3月到10月的整個準備時期只是躊躇不決，被內部的矛盾所腐蝕，百般阻撓列寧。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會有怎樣的結局。聽了托洛茨基同志關於黨的這些奇怪言論，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為他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工具是黨。」 [4] 我當然沒有說過關於黨特別是它的中央委員會的不能勝任或沒有價值的話，我只說明了內部傾軋的性質。但真正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個黨的中央委員會，其2/3的委員由人民的敵人和帝國主義的特務組成，又怎能贏得勝利？我們還沒聽見過對這個神秘的謎的解釋。自1918年開始，奸細們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內占絕大多數。換句話說，在革命的關鍵年代裡，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完完全全是由奸細們決定的。不用說，在1924年，史達林不能預見到，在15年內，他的方法的邏輯會使他走向可悲的極其荒謬的地步。史達林的典型特點是他抹殺關於往事的回憶——除了個人的宿怨和得寸進尺的報復欲以外的本領。 1936年到1938年，史達林已經設法使一個專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發展。能不能根據1936年到1938年而對1924年作出結論呢？1924年，他還只是在為奪取權力而鬥爭，史達林在當時是否能進行這一陰謀呢？有關他的履歷的全部材料使我們不能不作出肯定的答覆。從提比里西正教中學起，他就留下了最惡毒的懷疑和指控他人的記錄。在他看來，墨水和白報紙在政治鬥爭中似乎是無足輕重的，只有死人才不會再醒過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史達林決裂後，都將信件存放在一個可靠的地方：「倘使我們突然喪命了，那麼，要知道，這是史達林乾的。」 他們勸我照樣做。加米涅夫對我說，「你認為史達林在忙著答覆你的論點？沒有的事。他在盤算著怎樣把你除掉而又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你記得1923年前韃靼人民委員會主席蘇丹-加里也夫被逮捕的事嗎？」加米涅夫繼續說，「這是在史達林的倡議下第一次逮捕一位重要黨員。不幸，季諾維也夫和我同意逮捕，這是史達林第一次嘗到血的味道。我們一同他決裂，就寫下遺囑性質的東西。我們在其中警告說，倘若我們『意外地』死去，史達林應對其負責。這個文件存放在可靠的地方，我勸你同樣做。你要料想到那個亞細亞人會做出任何事情來的。」 季諾維也夫又說：「倘使他不是怕報復——害怕青年人的恐怖行動，他早在1924年就能把你弄死。這就說明為什麼，史達林決定第一步先消滅反對派幹部和推遲殺死你，直到他有把握能殺死你而不受懲罰。他痛恨我們，特別是加米涅夫，主要是因為，關於他的事我們知道的太多了。可是，他現在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來殺死我們。」這不是猜測之詞，在三人統治的蜜月期間，他們相互間是交談得相當坦率的。 史達林的不間斷的勝利開始於1923年，那時，他逐漸越來越深信歷史的進程是可以藐視的。莫斯科審判是這一欺騙和暴力政策的頂峰。同時，史達林開始憂慮地覺察到，他腳下的地在崩陷和垮下去。每一新的欺騙需要加倍的欺騙來支持它，每一暴行擴大了需要支持這一暴行的新的暴行的規模。一個明顯的衰退時期開始了。在此時期，全世界與其說對他的力量、意志、深仇死怨感到驚訝，毋寧說對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驚訝。 史達林的狡詐本質上是非常粗糙的，是適合於原始人的頭腦的。例如，倘若我們研究一下莫斯科審判的全部情況，我們就看得出，它們的設計和執行的粗糙程度是令人吃驚的。 1925年4月，我被解除軍事人民委員的職務。我的繼承人伏龍芝是個在西伯利亞做多年苦工的老革命家。他命中注定不能長久擔任此職——只有〔7個〕月。1925年11月，他死在外科醫生的刀下。在他任職的幾個月中，伏龍芝在保衛紅軍不受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督問題上，表現出了過多的獨立性；這就是使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在12年後喪命的那種罪過。巴讓諾夫曾說，伏龍芝是一個軍事陰謀的中心人物，這是荒唐的胡說。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史達林的衝突中，伏龍芝反對史達林。對於獨裁者來說，這位新任軍事人民委員的反對，是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的。才智有限而馴服的伏羅希洛夫對他似乎是一個更為可靠的工具。黨內流傳的謠言說，伏龍芝的死是因為史達林的需要。 根據可用的材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伏龍芝患了胃潰瘍；他的私人醫生認為，他的心臟受不了哥羅芳麻醉劑；伏龍芝於是堅決反對動手術。史達林派了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醫生——他的心腹特務——召集了一個挑選出來的醫生小組，這個小組建議動手術；政治局批准了這一決定；伏龍芝不得不服從，就是說，不得不接受死於麻醉的結局。伏龍芝死的情況在文學著作〔鮑里斯·皮爾尼亞克的《不隕落的月亮的故事》〕中以歪曲的形式反映了出來。史達林立即沒收了這本書，並使作者喪失了官方的寵信。〔皮爾尼亞克〕後來不得不公開地、而且非常謙卑地「悔過」。史達林認為，有必要緊跟著發表一些間接證明他無辜的文件。很難說事實真相到底是怎樣的，但是，這種懷疑的性質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它說明，到1925年底，史達林的權力已經如此強大，以至他能夠依靠一個馴服的，用哥羅芳和外科醫生的刀子武裝起來的醫生小組。然而，那時知道他的名字的人還不到全國人口的1/10。 巴讓諾夫在提到我於1929年2月被放逐到土耳其一事時寫道： 這僅僅是手段的一半。我不認得我的史達林……自從凱撒•波爾吉亞的時代以來，我們已取得了一些進步。當時，人們機敏地在法萊納斯—阿傑爾 [5] 酒杯里投放一種速效的藥粉，或者是敵人咬了一口蘋果就死去。最新的科學成就啟發了今天的行動措施。科施桿菌的培養液摻在食物內，經常給人吃下去，可以逐漸使人患奔馬性肺結核而遽然死去。……不明白……史達林為什麼不用這種辦法，因為這在他的習性和特點中占有很大地位。 當巴讓諾夫的書於1930年出版時，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文字上的練習。莫斯科審判之後，我比較認真地看待這本書了。誰曾使這個年輕人作出這種推測呢？這一切的根源何在呢？巴讓諾夫曾在史達林的會客室里受過訓練。在那裡，早在1926年，即巴讓諾夫離開史達林的秘書處那一年，科施細菌和波爾吉亞施毒的方法顯然就被討論過了。兩年後他逃出國，隨後變成一個反動的亡命徒。 當葉若夫充任國家政治保安部的領導時，他改變了施用毒藥的方法。天公地道地講，雅戈達必須被承認是這種方法的創始人，可是，他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在1938年2月的審判里，雅戈達的秘書布拉諾夫的被控罪名之一就是施毒，他因此而被槍決。布拉諾夫得到過史達林的信任可以由下列一事得到證明：他是受令押送我和我的妻子流放到中亞細亞而後流放到土耳其的那個人。為了大力營救我以前的兩個秘書塞爾穆克和波茲南斯基，我要求將他們同我一起送出國。布拉諾夫害怕在土耳其邊境遇到難堪的張揚並希望將一切事情安排得平平靜靜的，就同莫斯科打了直通電報。半個鐘頭後，他將克里姆林宮答應把波茲南斯基和塞爾穆克在我之後立即送出來的電報紙帶給我看。我不相信，我對布拉諾夫說：「你總會使我受騙的。」 「那麼你可以叫我無賴。」 「那對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告慰的。」我回嘴說。 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作證說，雅戈達對他說：「有必要減少高爾基的活動，因為他妨礙了『高級領導人』。」關於「高級領導人」的這個說法被重複了好幾次。在法庭上這個提法被解釋為指李可夫、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而言。但這顯然是荒謬的，因為那時他們是最下賤的人和國家政治保安部的犧牲品。「高級領導人」是克里姆林宮主子們的別名，主要是指史達林。讓我們回憶一下，高爾基正是在季諾維也夫受審的前夕死去的。 史達林沒有預見到第一次審判的後果。他希望把問題限制在消滅他最痛恨的幾個敵人的範圍內——主要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已計劃了用10年工夫去消滅他們，可是他打錯了算盤：官僚機構害怕了，恐懼了。官僚機構第一次看到史達林不是地位平等的人當中的領袖，而是一個亞細亞的暴君，一個專制君王，成吉思汗——布哈林曾這樣稱呼他。史達林開始害怕他會喪失他的權威地位並且對蘇維埃官僚機構老資格人士失去號召力。他無法使他們忘掉他的過去，不能使我們對他自封為駕乎他們之上的仲裁者佯作不知。懼怕和恐怖隨著危及人的生命和利益的事例的增加而迅速地增長著，沒有一個老革命者相信這種控告。後果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他不得不超出他的原定計劃的範圍。 就在準備1936年大規模清洗的期間，史達林建議起草「世界上最民主的」新憲法。所有瓦爾特·杜蘭特和路易斯·費舍斯之流對新世紀的民主倍加讚揚。對史達林憲法的這一切無恥的叫嚷，其目的是在於爭取全世界民主輿論的贊同，然後在這個可慶可喜的背景之下，將史達林的一切反對派作為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而加以粉碎。這是史達林智力上近視的典型，他對私人報複比對抵擋法西斯對蘇聯和全世界工人的威脅更加關懷。在準備「最民主的憲法」的同時，官僚機構忙於舉行一系列的宴會，宴會上大談特談「幸福的新生活」。在每一次宴會上，給史達林拍了照——被男女工人圍繞著，膝上坐著笑容可掬的兒童等。他的自疚的內心不得不服用這種鎮痛劑。我說：「很明顯，某種可怕的事情正在策劃中。」被引進克里姆林宮機構里的別的人也對史達林的過度的仁慈和寬厚心存疑懼。 某種類型的莫斯科記者重複說，蘇聯在清洗之後比以前更加團結一致了。這些大人先生們甚至在清洗之前就對史達林主義的磐石般的團結大加讚許。但很難理解，任何頭腦健全的人能夠相信，很多最重要的政府、黨、外交和軍隊的代表人物能被證實為外國代理人，卻又不是一個政權存在著深刻的內部不滿的標誌。清洗是一種嚴重病症的表現，消除症候很難說就是治好病症。我們有沙皇政府專制政權的先例。這個政府在戰爭時期以叛國罪逮捕了國防大臣蘇霍米爾諾夫。協約國的外交官對薩宗諾夫說，「你們的政府是個強大的政府，竟敢在戰爭時期逮捕它自己的國防大臣。」事實上，那個強大的政府當時正處在崩潰的邊緣。蘇聯政府不但逮捕了和處死了它的現任國防部長圖哈切夫斯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它消滅了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全部高級指揮人員。史達林宣傳機器在通情的駐莫斯科外國記者的幫助下，有計劃地就蘇聯的實際情況欺騙了世界輿論。所謂固若磐石的史達林政府是一個神話。 史達林用他的罪惡審判證實了比他想要證實的更多的東西，或者不如說，他沒有能夠證實他想要證實的東西，他僅僅暴露了他的秘密試驗室。他強迫150人供認他們從來沒有犯過的罪行，但是，這些供認的總和構成了史達林自己的供狀。 史達林在一兩年內處死了伏羅希洛夫的所有副職人員和同僚，他的親密的合作者，他的最可靠的人。這該怎樣去理解呢？是不是伏羅希洛夫在他對史達林的態度上開始有獨立的表現呢？更加可能的是，伏羅希洛夫被他親近的人所慫恿。軍事機器是非常貪得無厭的，不輕易忍受文職人員加之於它的限制。史達林預見到，他同那個強大的機器有可能發生衝突，於是決定在伏羅希洛夫變得不能控制之前，就使他安分守己。史達林通過國家政治安全部，即通過葉若夫，背著伏羅希洛夫進行了消滅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的準備工作，而在最後一個時刻內使他面臨一個必須抉擇的局面。這樣，伏羅希洛夫既已落進了史達林的預謀和不忠不義的圈套，只得默默地同史達林合作，消滅了指揮人員的精華。此後，他命中注定只能充當一個絲毫不能反對史達林的可憐而無力的人物。不靠贏得一個人的欽佩，而靠迫使他參與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來使一個人依附於自己——在這方面，史達林是個老手。這些人就是築成以史達林為頂峰的金字塔的磚石。 「朕即國家」這句話比起史達林的集權政權的實際情況來說，幾乎是一句自由主義的格言。路易十四隻把自己與國家等同起來；羅馬教皇把他們自己同國家和教會等同起來——但也只是在教皇統治俗世的時代。集權國家遠遠超過凱撒-天主教。因為它還干預國家的全部經濟。史達林不像太陽國王 [6] ，他可以正確地說：「朕即社會。」 * * * [1] 金托（Kinto），喬治亞語，意即無賴。——譯者注 [2] 指法蘭西的軍旗，意即他得到軍隊的支持用武力發動政變。——譯者注 [3] 相傳羅馬為狼所建。——譯者注 [4] 參看《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7頁。——譯者注 [5] 義大利一種葡萄酒。——譯者注 [6] 指路易十四。——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