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義矜式 · 書義矜式卷二

元王充耘撰夏書禹貢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 表紀州而不言域，以示京畿之尊；論治水而先導河，又詳其施功之序。此禹之受命治水，必始於帝都也，而況河水之患，在所當先治者乎？則因其勢而順治之者，亦各有其序矣。冀州三面距河，而此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師也，所以示王者之無外也。禹之受命治水，固必始於此矣。「既載壺口」以疏河勢，「治梁及岐」，以開河道，則導河之功，是所當先也。「太原」則既修矣，而「至於岳陽」焉。「覃懷」則底績矣，而「至於衡漳」焉。則汾、漳皆入於河也。是非因其勢而順治之乎？然則表京畿之域，不得不異於余州，紀治水所當先，因有以明施功之序。觀史臣序述之法，而可見禹之功矣。云云。嘗謂禹之別州，若兗之濟、河，則以二水別之也；青之海、岱，則以山水別之也。若荊及衡陽為荊州，則又專以山別之矣。余州所至，或以山，或以水，太抵皆有所限也。至於冀州，獨不以限言者，豈京畿之地，非他州所可例乎？禹之治水也，當其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非止冀州而已也。而受命治水之始於此，豈不以三面距河，而當在所先乎？然人徒知其不以限言者，帝都之無外，而不知自余州所至而觀之，則帝都之疆境以明。人徒知先於帝都者，受命之始，而不知九州之水莫甚於河患，則其施功固有序。讀禹貢之書，求禹貢之序，宜亦詳於冀州之域矣。而禹別冀州，乃獨不以疆域言也。若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亦可矣。禹別九州，乃以疆域論也，亦豈無其故哉？蓋曰八州之域，皆以疆界言矣，則冀州之不言者，豈不可以余州所至而見乎？況京師為四海之朝宗，則又豈可以疆域言而同於他州也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則又豈可必以疆域限而外於他州哉？禹之受命治水，必於是焉始，而河之為患，蓋在於是焉。壺口為冀州之山，而當河水之下流也。梁、岐亦冀州之山，而亦河水之所經也。謂之「既載」，則經始治之，而有以疏殺河勢也。曰「治」曰「及」，又以見其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及岐也。昔也河流激盪，震動天地，今則治之及之，而有以開其河道矣。河勢既殺，河道既開，則導河之功，非所當先者乎？太原乃廣平之地，而岳陽又冀州之山鎮，一則曰「既修」，非因鯀之功而修之乎？汾水出於太原者，必經於太岳，乃東入于海，則必至於岳陽，而後汾水得以入河也。覃乃河內之平地，衡漳又清濁之異流，一則曰底績，非以平地致功為尤難乎？然漳水東北至於阜城，乃入於北河，則必至於衡漳，而後漳水入於河也。然則?汾、漳以入河者，又何莫非因其勢而順治之哉？於是而冀州之域始定。冀州之水皆治，施之天下，皆以為準矣。故自冀而東，兗則疏河之下流也，青則疏濟之下流也，徐則淮之下流也，揚又江、漢之下流也。由冀而西，則雍為河之上流，梁為江、漢之上流。下流則殺其汗漫之勢，上流鑿其齟齬之沖，豈非皆視冀州以為之准，而天下之水無不可治者矣。嗟夫！帝王之京畿，雖不皆在冀州之境，而後之建都，無不賴禹之功。故「洪水茫茫，而敷下土方」者，商人之頌其先王也。「灃水東注，維禹之績」，周人之詠其先王也。夫追稱其先王，而必述夫禹，則天下之可為京畿者，孰不賴禹之功哉？則當時東漸西被，固可以見王者無外之意。而四海會同之後，則小水之入河，河流之入海，而天下寧有不治之水哉？嗚呼！盛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地勢極於卑，故上之取於民者輕。地利極於美，故下之奉其君者重。蓋地之所出有定等，不可強取其所無；地之所產有定名，不可不供其所有。九州之域，揚州最為多水，其土之性，則塗泥也，其田之等，則下下也。是論乎地勢，則極於卑，故其賦之所出，止於下上上錯，則其所取者輕矣。論夫地利，則極於美，故其貢之所入，金而三品，則其所供之重可知矣。則壤成賦，因其輕而輕；任土作貢，因其重而重。此聖人之意也，亦自然之理也。禹貢揚州云云。嘗謂賦出於田，貢出於土。出於田者，因人力之所為；出於土者，皆天地自然之氣凝會蘊結之所鍾，非人力之所及也。作於人力者不可常，生於天地者不可變。惟其作於人力而不可常，故上之所取者，度其所有，恤其所無，而不可過。惟其生於天地而不可變，故下之所供者，雖至美而不敢不因所有也。何也？揚州之盛，極於東南。語其境，則淮海也；語其浸，則江漢也；語其水之所瀦，則震澤、彭蠡也。懷襄甫定，其土則沮洳而塗泥；耕作方興，其田則滲漏而下下。特以人力之勝，致地力之優，故其歲入之賦稍升于田。然人力有不齊，地力有不一，或而下上，或而中下，又不可較數歲以為常。聖人定賦之等，寧以其輕者為正，而以浮出者為雜，不忍盡民之力故也。以三第之，亦終於下而已。是則上之所取，又曷嘗強其所無而必取盈哉？上之所取者，信不可以強其所無，下之所供，又豈可專其所有而不以奉於上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而況土地所生，天下之所極貴者，豈得不先於君乎？此揚州三品之金，不得不為首貢也。夫青州之鉛亦金也，然非若揚州金之美者也。梁之鐵銀亦金也，然非有揚州金、銀、銅三者之備也。荊之三品雖曰不殊，然九州之貢美者為先。揚州之貢莫先金，則又金之至美者也。悉供於上，不敢自有，固臣子之至情。於以見水土既平，聲教四達。揚州去冀都為冣遠，而其貢獻不敢後於他州，聖化之所以無外也歟。嗟夫！田之有賦，出於人力之所成；土之有貢，出於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者不可常，而上之所取者亦不常，愛民之深也。天地之所生者不可變，而下所供者亦不可變，敬君之至也。雖然，輕於取民，固所以愛民，若地之所有，聖人未嘗私其有。重於奉君者，固所以敬君，若地之所無，聖人未嘗責其無。揚、豫之賦，以其等之輕於錯者為正。冀、梁之賦，則以其等之輕於正者為錯。雍州之田，以人力之廢，而其賦之等極降。荊州之田，以人功之修，其賦之等極升。信矣，其作於人力者不可常也。西北之地常高，然兗、雍、梁、豫之貢，每不及於東南。東南之地常下，然青、徐、揚、荊之貢，每過於西北。信矣，其出於天地者，不可變也。以是知聖人之所以愛民者，不惟揚州為然，而民之敬君者，又豈惟揚州為然哉？此聖人之疆理天下，所以大一統而無私也。吾讀禹貢之書，於其田之所賦，知聖人之所以因乎人；於其土之所貢，知聖人之所以因乎天。?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于海。 謹按：此為禹貢導山之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蓋諸山之勢，原於西北，而導山之敘，亦先於西北也。 「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此記其自西北而東也；「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此記其自東折而南也；「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此記其自南轉而東也；「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于海」，此記其自北而歸於東也。岍也、岐也、荊也，此雍州山也。壺口以下，皆冀州山也。昔者河水未平，懷山襄陵，大河北境諸山，其費疏鑿之功不少矣。今而水患既平，崇山巨川皆可表識，則聖人安得不詳記之？夫以山之經理，已各附於各州之下，於此又條列之，則山之經緯可見矣。是故「荊岐既旅」，二者，雍州已言之矣，而岍山則未之及也，於此則表而言之。既載壺口，則所以殺河勢。「至於岳陽」，所以導汾水矣，而碣石所以記島夷入貢之道。三者冀州已言之矣，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則皆未之及也，於此則列而言之。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各有條理，其見於各州者，乃表其疆域之限；其見於九州之後者，乃陳其經理之敘也。且治水之初，而必先於導山，何也？九州茫茫，而區域不辨，平地皆水，而可見惟山。禹於此時，未可遽施夫濬治之功，故必隨山刊木，以通蔽障，以觀形勢，然後大者可以加濬鑿之功，小者可以致疏決之力，使平地之水得以下流，而懷襄之勢得以少殺。於是禹也，乃假四載之乘，不畏胼胝之苦，遂始於雍州，首從岍山，次導岐山，又從而至荊山。其數山之相距甚遠也，豈無山川限隔而可以表之者哉？特取其山之高大可名者記之也。謂之「逾於河」者，逾於河而知諸山之勢，皆可以導之於河矣。乃至冀州，自壺口、雷首而至於太岳，自底柱、析城而至於王屋，自太行、恆山而至於碣石。其諸山之相去非近也，豈無眾山連亘而可以並錄者哉？特取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者，謹而書之也。謂之「入于海」者，禹至碣石，而知諸山之水勢，又可以悉入于海矣。夫「至於」者，禹跡之所至也；「逾於河」者，禹跡之所逾也；「入于海」者，小水合大水而入也。禹跡之所至者，其間濬鑿疏決之功雖不言，而因其表記所至諸山之名，又不可以想見其施功之次第也。非其施功之有次第，安能致水之入于海乎？大抵天下之勢，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蓋欲因山勢之崇卑，而欲決乎水勢之就下也。方其「隨山刊木」，神禹導山之初也。「奠高山大川」，神禹導山之時也。愚想夫「暨益奏庶鮮食」者，必此時，使掌火烈山澤而焚之者，必此時，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者，又此時也。然後蔽障以通，道路以開，治水之功由是而施。其胼手胝足，八年於外，禹之成功甚勞矣。是以於此而表記其所至，詳記其所經，而山之經緯瞭然在目。或者不察，乃謂導山之條為推尋其山脈，何其謬也！神禹治水之後，不過錄其所至之諸山耳，豈暇推其脈賂之所自來，如今之葬法所言也哉。吁！ 「九州攸同，四墺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觀天下之水土無不平，則知聖人之成功為甚大。蓋當水土平治之初，正聖人治定功成之日也。苟一土之未平，一水之未治，又何足以為聖人之功哉？昔者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私意小智之可為哉？其施功於九州，雖有次第，而及其成功則一。其所謂「攸同」者，蓋言其所同如此也。四海之墺，水涯之地，已可奠居，而既無彼此之間矣。九州之山，拔木通道，已可祭告，而亦無遠近之殊焉。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俱無壅遏之害。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悉無決潢之患。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所以為聖人之極功也歟！禹貢之書曰云雲，其意以為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浩浩滔天，下民昏墊，無所安息。鯀湮洪水，而五行因之以汨亂。及禹嗣興，惟能順水之性，而盡力乎溝洫。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是以帝舜惟美其功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由是觀之，禹平水土之功，蓋與天地相為無窮者也，豈特九州之攸同，而見於一時之盛哉？禹無吾間然矣。夫以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九州之所謂攸同者，禹之功蓋可見也。天下之山水，載於禹貢者多矣，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大者既道，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傳曰：「芒芒禹跡，奄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此之謂也。是故以言其四海之墺，則水涯之地，悉為耕食之塲矣，塗泥之鄉，已為奠居之所矣。以言夫九州之山，隨山刊木，而險阻既可逾矣；禱爾神祗，而道路既可通矣。以言其九州之川，則決九川而距海，濬畎澮以距川，導滌之功既至，而壅遏之患悉平矣。以言九州之澤，則既瀦而有陂障以為之防，底定而無決潰以為之害矣。夫水於天地間為物最大，而況于海之尤大者乎？四海之水，至於「無不會同」，而各得其所歸之順，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水土之無不平治，蓋可知矣。始言九州之攸同，終言四海之會同者，豈有他哉？蓋言此以總結上文之意耳。考之上文，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也。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兗、雍，故此以墺既宅總之。「既旅旅平」，惟見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文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水之所趨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然下文之言「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聖人成功之大，又孰有加於此哉？然此亦其跡之粗者耳。至其「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之語，史臣方謹以繼之，則禹之精神心術，終始以保其成功，儼然常在人耳目之間者，初不可以今昔異觀也。噫！禹貢一書，地理、貨殖之書耳，而其紀載之法乃如此。後世之山經、水志、貨殖之書有矣，而於致治之紀要，曾謂有是哉！是雖史臣一時之言，實萬世不刊之聖經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地介乎內外之間，故治亦有內外之異。夫聖人豈不欲內外之治如一，弛其武衛而專尚乎文教哉？顧其勢有所不可也。勢之所為，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昔在大禹，謂綏服五百里之廣，內而侯伯，中國之地，外而要服，漸非中國之地矣。於是乎揆度文教於內三百焉，奮張武衛於外二百焉。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豈非地介乎內外之間，而治亦有內外之異乎？云云。嘗謂一視同仁，舉天下之大，而納之吾教化之中，此固聖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嗚呼！聖人之心未嘗有內外之異也，其勢則然耳。譬猶天無不復幬也，地無不持載也，然而溫厚之氣常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常盛於西北，豈天地覆載生成之有偏哉？亦天下之地勢然也。聖人之治亦由是已。夫綏服者，漸遠王畿之地，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謂之綏者，不過撫安之而已。內取王城千里，外取方服千里，非其地之介於內外之間者乎？純以甸侯之法治之固不可也，純以要荒之法治之又不可也。純以甸侯之法治之，則一乎文教而無事乎武衛矣，得無意外之患乎？純以要荒之法治之，則不惟略乎文教，而並亦不復致詳於武衛矣，彼獨非吾民乎？聖人嚴華夏之辨，於是定為治內治外之制焉。內三百里則為之揆文教，詩書禮樂、冠帶俎豆之風，未嘗一日而不舉也；外二百里則為之奮武衛，旌旗車馬、弓矢戈兵之備，未嘗一日而不張也。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也。雖然，聖人豈不欲三百里之外，亦揆之以文教，而無事乎武衛哉？地近要荒，其勢不容於不然也。吾故曰：勢之所為，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者，此也。然嘗論之，二百里之武衛，雖不能如三百里之文教，然武衛而曰奮，亦不過激振厲，使之無致於廢弛矣。聖人不忘武焉，未嘗黷武也。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豈以綏服三百里之外，而文教遽不及乎？特地勢之所為，有不容不以武衛為之主耳。然乎？否乎？「甘誓胤征，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後惟明明。君能修省，而臣又皆效其職焉，則君德益以昭著矣。」夫君德之昭明，貴乎有內外交修之道，苟有是君而無是臣，又安能使其德之昭著乎？昔者夏之先王，既能謹天戒而盡修省之實矣，為人臣者，又能守常憲而能盡諫諍之益焉。下至百官，亦莫不修其職以輔其君，此所以內無失德，而外無失政，君德明而又明，為不可及也。然則人臣者，所以輔君者也。為羲和而昏迷於天道，是失為臣之職矣。征討之加，果可以免乎？嘗謂有天下者，孰不欲為明明之君？然而天變之來，乃或玩之以為常；災異之見，乃或忽之而不戒，則為之君者，怠荒安肆，將無所不至矣。法令非不嚴也，乃廢格而不由；憲章非不具也，力怠棄而不欽。則為臣者逾禮越法，亦將相帥以成風，逢迎容悅以為常，尸位素餐以自便。如是而欲政治修明，紀綱振舉，君之德有以顯聞於天下，不可得矣。先王惟知乎此也，故君則畏天，臣則畏法，其警戒之意無往而不存，故其治教之休明，為不可及也。仲康征羲和而拳拳及此，亦可謂知戒者矣。且夫天心仁愛人君非大無道，未嘗不欲全安而扶持之。故夫日月之薄蝕，風雨之不時，皆天所以警戒夫人君者也。然庸君世主，往往忽之而不顧，克謹之者，其惟有夏之先王乎？先王之心，寧不思謫見於天，由於德政之不修，而轉禍為祥，在於側身以修行。是以戒慎恐懼，圖以消其變；戰兢惕厲，思以弭其災。先王之克謹天戒如此。為之臣者，竭忠宣力，無敢怠惰，以速官刑；奉法守職，無敢昏迷，以千國紀，亦可謂「克有常憲」矣。彼百官之眾，其位雖有尊卑，至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不以尊卑而有殊；其職雖有大小，至於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則不以大小而有間。百官之修輔若此，則為之君者，當如何哉？吾見其出入起居之無有不欽也，發號施令之罔有不臧也，顯顯令德，灼於四方，主宰乎萬民之上，而仰之如神明，君臨乎天下之廣，而愛之如父母者，非幸也，宜也。噫！先王因天戒而益明其德，固有賴於人臣之效職；後王亦以天戒而修省，獨不賴於人臣之效職乎？今也有「辰弗集於房」之戒，嗇夫庶人且奔走之不暇。羲和世守歷數之官，當日蝕之變，顧乃昏迷天象，若罔聞知，是廢國家之常憲甚矣！寧不干先王后時之誅乎？胤侯之徵，固有所不容貸也。嘗因是論之，「洚水警予」，此舜所以謹天戒。當是時也，有禹以盡力溝洫，有稷、契以佐其成功，其所以克謹常憲，其所以修職輔君，蓋無所不至也。此所以地平天成，而當世賴其賜，後世仰其明，而帝舜之功，卓乎其不可及也。證以有虞之事，豈不信而有徵哉！ 書義矜式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