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學史 · 第二章　三代之書學

（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公元前二五六年計一九五〇年） 第一節　夏朝之書學 （公元前二二〇五年至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計四四〇年） 夏禹時代，洪水之患已平，且承唐虞之澤，日臻文明，書學自當日昌。陳思《書小史》稱禹因九牧貢金，鑄鼎象物，故作鐘鼎書。象鐘鼎篆，此殆鐘鼎文之先河；然鼎已無存，書亦不可考矣。衡山岣嶁峰，有神禹碑，計七十八字，相傳為夏禹所刻，雖韓退之劉禹錫有詩以詠其事，殊不足信；原碑無存，為楊慎升庵摹釋，其字與大篆異，多不可識。馮雲鵬《金石索》尚有「出令聶子星紀齊春其尚乙巳」十二字，系摹自《汝帖》《絳帖》，字近大篆，惟不知所出。楊慎《金石古文》亦載廬山紫霄峰石穴中。禹刻凡七十餘字，可辨者「鴻荒漾余乃檋」六字，余不可識云云：此皆不足信，姑妄聽之耳。 第二節　商朝之書學 （公元前一七六五年至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計六四四年） 商代書學，已甚發達，書法之可得而考者，首推甲骨文。甲骨文，清光緒二十五年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之殷墟，又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侯家莊發掘殷代陵墓，獲大龜七版，更為可貴。考古者競起研究，學書者爭相臨摹，而甲骨文學，幾代碑帖學之席矣。所可惜者，稀世之寶，為外人捆載而去，且著有專書，我國學者尚多借鏡，亦可恥可憾之事也。自甲骨文之發現，於書學之收穫殊多，據《中國藝術論叢》董作賓《殷人之書與契》，及《田野考古報告》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二篇所載，從甲骨上字畫之刻漏處，發見其先書後刻，而刻字則先直後橫；從刻漏之畫，發見朱書與墨書，因得窺見三千年前之真跡，誠幸事也。董氏且證明書寫之工具為毛筆，甲骨文字大者如拇指，小者如蠅頭，非毛筆不能書，董氏之說，自屬可信。且日人編印之《書道全集》附有《中國書道史》，亦有銅器銘乃用毛筆寫而後刻之說：筆墨且流行於三千年之前。則伍緝之《從征記雲》：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制甚古樸，認為孔子之物，亦可信也。甲骨為殷代之卜辭，字先書而後刻，刻後又施朱墨，精心塗飾，使其色澤燦爛，則其力求美觀可知；不然，鐵筆一揮，即可琳琅滿目矣。董氏且將殷代書法分為五期：第一期，自盤庚至武丁，約有百年，書法雄偉，其書家有韋、亘、永、賓；第二期，自祖庚至祖甲，約四十年，書法謹飭，其書家有旅、大、行、即；第三期，自廩辛至康丁，約十四年，書法頹靡，此期書者，皆未署名；第四期，自武乙至文丁，約十七年，書法勁峭，其書家有狄；第五期，自帝乙至帝辛，約八十九年，書法嚴整，其書家有泳、黃。董氏見甲骨文多，故能言之如此。而甲骨文之書籍，出版日眾，自《鐵雲藏龜》以下，指不勝屈。容媛《金石書錄目》，民國二十五年出版，所收亦有四十五種，且印刷之術，後來居上。好書者，道若大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無煩縷述也。 商代鼎彝，以年代較遠，存於今者，當不及周代之多。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其書以紹興十四年刻，所收雖有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漢器四十二：共五百十一器；除夏器不可靠外，商器亦多為周器。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所載商器七十七，周器九十。其餘張廷濟之《清儀閣集古款識》，陳介祺之《東武劉氏款識》，錢坫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容庚之《武英殿彝器圖錄》等所收亦寥寥無幾；況殷器未盡有銘，即有銘，亦多僅一二字。楊慎《金石古文》，曾載商鼎銘雲「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只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只離其咎也」三十五字。比干墓銅銘「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靈，茲焉是寶」十六字，但不知有無實據。故欲研究殷代之書學，仍以甲骨文為康莊，而鐘鼎文輔之也。商周二代之器，最易混淆，鑑別名家，亦每棘手，陳彬龢譯大村西崖著《中國美術史》云：「庚辛癸子孫舉木田中非等字，或為當時帝王之名，或紀年代先後之序；更有立戈、橫戈、禾斧、矢車、兕龍、虎獸之形，及人之持戈戟旂刀乾等之款識，殆為商器之特徵。」又云：「銘文中之人名有祖乙小乙武乙天乙等字者，亦可斷為商器。」然《紹興內府古器評》云：「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為其家廟而作耶？」觀此，則遇有以十干名之器，又當審慎鑑定，勿孟浪認為商器也。 商代書家，除甲骨文中所見之史官外，尚有務光。韋續《墨藪》云：「殷湯時仙人務光，作倒薤書，今薤葉篆是也。」事無可征，姑附於此。 第三節　周朝之書學 （公元前一一二一年至公元前二五六年計八六六年） 周承商之文明，賢聖之君六七作，禮制大備，藝事之進步，自不待言。故周代鐘鼎之製作，較商代為精，而銘文亦漸趨於繁，不若殷代之簡陋矣。鐘鼎之銘，或在其外，或在其內，或在其緣，或在其底，原無一定之位置；而銘文之最長者，當推《毛公鼎》與《散氏盤》。《毛公鼎》文長四百九十七字，《散氏盤》文長三百五十七字，字多完好，誠書學之至寶也。惟周正權《散氏盤銘楚風樓釋文》，認《散氏盤》為商代之物；然銘文之長，於周器中尚不多見，況求之殷代乎？且其書法雄偉無匹，恐非東周以後之器，豈西周之物歟？是盤，吳玉搢《金石存》名之為乙卯鼎，以銘中有「辰在乙卯」之句也。錢大昕《潛揅堂金石跋尾》名之為《西宮槃》，以文中「西宮」二字凡三見也。至《散氏盤》之名，則出於阮元也。《金石古文錄》《齊侯鎛鍾銘》，三百二十三字，《齊侯鍾銘》，三百零二字。黃公渚《周秦金石文選評》，錄《盂鼎》二百九十字，《克鼎》二百八十五字，錄《公鍾》二百五十九字等，亦不為少。其餘如《矢令彝》《齊仲姜鍾》《頌鼎》《齊侯壺》《師虎敦》《召伯虎敦》《虢季子白盤》《宗周鐘》等，在百字以上者，指不勝屈；百字以下者，則誠更僕難數也，是項彝器之記載，向有專書，如吳大澂之《愙齋集古錄》、鄒安之《周金文存》、王國維之《國朝金文著錄表》、鮑鼎之《金文著錄表補遺》及郭沫若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等，所載特詳，可任披覽，茲不復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