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新話 · 下卷 蠹話乙錄

《浮生六記》 前天，我看了一本使人作嘔的影片，叫作《浮生六記》，回來就寫了這個題目；W君勸我不要寫，因為有人正在那兒捧這影片的場，說是如何如何和封建意識在鬥爭呢！今晨L君來，談及此片，亦有同感，就讓我把憋著一肚子的話也說一說吧！ 假使沈三白也和這影片裡的蘇三白一樣的「酸」，那部《浮生六記》早該燒掉了。「風雅」是藝術欣賞的境界，賣弄風雅，以作詩賞月、遊山玩水為高，那就酸腐了。「酸」與「雅」，一紙之隔，這是編導者所不曾理會得的。《儒林外史》中，有兩群人物，一種是景蘭江、支劍峰、趙雪齋、蕭金鈴一類的人，「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於是大酸了一通。又一種是杜少卿、杜慎卿那一型人：如少卿那樣，「攜著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著金杯，大笑著，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著，……」風豐不同，有如此者。有一天，杜慎卿邀了幾個友人在園中看牡丹，他們喝了橘酒，談笑甚歡。蕭金鈴道：「今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即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如今詩社裡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得這樣俗，還是清談為妙。」說著，看了鮑廷璽一眼，他便走進房去，拿出一隻笛子來，去了錦套，嗚嗚咽咽，將笛子吹著；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拍著手，唱李太白《清平樂》，真乃穿雲裂石之聲！這便是雅與酸的不同之處。 沈三白乃是杜少卿這一型人物，他是懂得藝術的，他愛好山水泉石之樂，卻並不酸腐。他自謂：「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即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念，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勝而自以為妙者。」這一方面，那兩位編導人，可說是完全不懂，影片中的沈三白，變成了景蘭江一流人，三白有知，真要嘆氣了！ 這影片的編導人，他們對沈三白的了解實在太不夠了。大概他們以為讀書人的頭巾氣，總是這麼重的；並不知道三白並非科場中人，而是一生游幕的。游幕的人，眼光比較遠大，胸襟比較廣闊，有時不免於玩世不恭；就因為他們能夠玩世不恭，才敢在孔夫子神座前翻斤斗，不至於如腐儒那樣迂拘。影片中的沈三白簡直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所以一言一動一舉手一投足，無不可笑。 沈三白的學養，在《閒情記趣》中表現得最為深刻。關於靜美的欣賞，我們的藝術，蓋自佛家靜悟中得之；（唐代畫家張澡論畫，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便是意境。）龔定庵在北平，對戴醇士說：「西山有時渺然隔雲漢外，有時蒼然墮几榻前，不關風雨晴晦也。」這是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的意境。因為他是領會得自然情趣而又表現得心中意境的，所以落筆出言，都不至於那麼酸腐。有一回，他論到自然的情趣，說：「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他胸中自有丘壑，此等處，最宜利用天然景物來表現出來；影片中偏不從這些地方，反映出他的性格學養，整天只在那小房子中打圈子，如何會不失敗呢！ 頭巾氣的腐儒，最大的缺點，便是作偽裝假；三白在這一方面，處處顯出本質性情。他並不諱言游粵時期和船娘那一段浪漫史。（他記他處浪遊，多述山水之勝，此處獨寫和船娘的繾綣之情。）他所歡愛的喜兒，就是一個樸素天真的女孩子。他「偶然獨往，或小酌於平台，或清談於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溫存體恤，一艇怡然」。這是他處男女之間的尺度。這影片寫不出一個天真的三白，那必然要失敗的。 馮友蘭先生有一段論自然境界的話：「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可以說是天真爛漫。所謂天真爛漫，是為他的而不是為自的，亦只能是為他的，而不能是為自的。一個人若自覺他是天真爛漫，他即不是天真爛漫。他不能對於他自己的天真爛漫有覺解。如此有覺解，他即已失去了他的天真爛漫了。常聽見人說：『我是天真爛漫的』，這是一句自有矛盾的話，亦必是一句欺人之談。天真爛漫是一失不可復得的。自然境界，亦是一失不可復得的。」這段話極有道理，凡是說我們是風雅的，那就一定不懂得風雅了。裴衝要把沈三白弄成風雅之士，這就是這部影片失敗的緣故。 寫到這兒，我要申明一下，我也並不附庸風雅，以吳敬梓所寫的杜少卿夫婦的極則，像少卿夫婦也還是標榜著風雅，帶點兒酸氣，不足為訓的。我以為吳敬梓所寫的讀書人，以做裁縫的荊元為第一，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作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為什麼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里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我們要把沈三白看作比荊元不足，比杜少卿有餘的人，這樣才能勾畫出他的真正風格來。 還有一點，現代人對於舊家庭中的男女之愛，不甚了了。腦子裡受了好萊塢 影片，以及五四運動以後談情說愛的風尚的影響，好似前人的卿卿我我，就是這麼肉麻的。雖說「閨房之中，有甚於畫眉者」，可是表現的方式絕不相同。有人受了《紅樓夢》的影響，以為舊式戀愛都是大觀園式的，所以，這一影片中的陳芸和素雲，都變成摩登的林黛玉與史湘雲，也使人看了作嘔的！ 《灰色馬》 我的一生，很少記日記；有幾回，也曾下了決心，開始寫日記了，結果還是空白的多。在那扉頁上，常常引用如次的一段話： 如果「不幸」追到了你，請不要喪失希望，不要讓失望占據了你。你會戰勝那最大的困難的，你會追著「幸運」移轉她的車輪向你走來的。你的事業會「冕」以完全的成功，一個比你所敢預算的更偉大的成功。 這段話是從《灰色馬》上節引過來的。 我所讀的書，翻讀次數最多，算《儒林外史》和《莊子》；不過影響我最大的，卻是一本路卜洵（Ropshin）的《灰色馬》（鄭振鐸譯）。這是一本日記體的小說，三月十四日的日記上，就有如次的兩首詩： 偉大的甜熟的睡眠， 來臨於我的生命里； 睡吧，一切的希望！ 睡吧，一切的幻想！ 我看不見什麼東西， 我失了我的記憶； 一切好的與壞的， 唉！悲痛的歷史呀！ 這詩句，二十年前和今天，在我同樣的清新。這小說的主人公佐治，他是參加了革命的暗殺行為組織的，「我們昨天曾經殺過人，我們今天也要殺人，到了明天，我們還要繼續去做殺人的事」。但是，他明明白白地說：「你不能用水把血消滅掉，你也不能用火把血燒掉了：永遠是血，一直到了墳墓。」 本來，在他們的心頭，殺一個人和殺一個虱子是一樣的；但是，當他把他的愛人的丈夫殺死了，他又覺得殺一個人畢竟不是撳死一個虱子。他的謀殺的槍聲，似乎把他心裡的愛情也打死了。 耶穌說「不要殺人」，而他的徒弟彼得拔了刀去殺人；耶穌說「人應互相親愛」，而猶大賣了他；耶穌說「我之來，不是來裁判世間而是來拯救世間的」，而世間的裁判卻加到他的身上去。兩千年以前，他浴著血，在禱告著，而他的眾徒卻在熟睡。而現在，彼得繼續拔了他的刀。「即使天上樂園的門為我而開，我卻仍然要說：『一切都是空的。』」 也是出乎我們的意想的，譯者鄭振鐸有了引言，瞿秋白、沈雁冰都寫了序文，俞平伯也寫了很長的跋語；照例，序說很多人去欣賞的，在當時，這幾篇序跋就有很大的影響。 《灰色馬》作者路卜洵，原是俄國民粹派（社會革命黨）的實際運動者，那是一個以「恐怖主義」為手段的政黨所造成的人生觀，產生了佐治式的英雄。瞿秋白在序文中對這一派政治手段以及政治氣氛加以嚴厲批評，這種個人主義的英雄，也是要不得的。不過我個人倒不十分對於這類政治上的爭論產生興趣，而是這位革命行動者由於遂行暗殺恐怖行為了解生命的究竟，他提供一個實際的人生問題，便是「死」——「見有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啟示錄》）」「這書不僅僅是文學，這是人生的悲劇，寫他的人對於其中的事跡，一件件都是親身經歷過來的。」 這書實寫生活爭鬥的一場大悲劇。無論烈火一般的燒（恐怖黨的暗殺生涯），醇酒一般的醉（戀愛糾紛），都是枉然的，都是徒勞的，臨了只剩了這一句話，「我的手槍已在我身旁了」，這便是「生」的解決，是最後的唯一的，一了百了的總解決。說到這一點，已非政治家所能了解了，所以，這譯本的序跋雖多，真正能夠理解路卜洵的本意的，只有俞平伯先生，因為他是詩人。 俞先生說：「說老實一點，活著是不能解決生的問題的，要解決它們，除非別活著；必要不活著，方能解決這活著的問題，這原來是不通的笑話。書中佛尼埃不說嗎？『我覺得我之出生似乎是只為死而來的。』如生命萬一有意義可言，其意義也不過如此，豈非等於沒有。是的，誰說有呢？」 作者對於「生」「死」的態度都是矛盾的，他讚美死，卻又詛咒它；既視死為唯一的解決，卻又同時憎惡它。他說：「這匹馬的四蹄無論踏在什麼地方，這個地方的綠草便要枯槁了。」「沒有愛，沒有世界，沒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荊棘之冠。」 「因為沒有一個人來保護我，所以我必須保護我自己；因為我沒有什麼上帝，所以我便要做我自己的上帝。」 「我就是真理，就是大道，就是生命。」 這是一個從實際行動所體味到的人生大道。 冷趣 易實甫《秋懷》詩：「吾詩耽冷趣，白日常冥搜。下筆幽想來，奔赴萬古愁。竹屋一燈青，夜寒吟未休。有時不自主，身被精靈收。無人大荒外，隻影貪清游。借茲空際濤，吹我胸中秋。吟成似初悟，顧影疑浮漚。萬山煙雨深，獨立西天頭。」這是他自言詩境之句，「冷趣」和「幽趣」，乃是他的獨到之境。 昨讀君左詩選，覺得他的詩也和他的父親一樣，才氣奔逸，自是此中能手。（不獨他的詩不錯，他那篇自序所說的詩意，也是不錯；只可惜君左不僅是孤芳自賞，而要提倡那一股酸風，陳和甫的兒子一定要裝得陳和甫的樣兒，又似乎大可不必的。）他說：「藝術精神，首重創造；如何達到？必先有崇高之境界，有炙熱之情感，有豐富之想像，有熟練之技巧，而其意識必歸趨於純正。《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其情之所表現，無論興觀群怨，喜怒哀樂，皆以蘊藉之意緒出之，故《國風》之教，溫柔敦厚，《離騷》之旨，纏綿悱惻，未聞呼號叫囂而稱詩篇，亦未聞阿諛謾罵而成文體。善哉英詩人之言曰：『一首詩不是在於指示，而是在於含蓄。』此詩之所以為詩也。」這話是不錯的，他的作品也正足以副之。（從前詩人，如袁枚的《隨園詩話》，理論不錯，筆下卻差得很遠。） 易氏父子都是足跡遍天下的人，歷史的勝跡，山川的巔奇，大自然的瑰麗，都曾收入眼底，寫入詩篇。可是史事、勝跡，都曾有著一般庸俗的議論；撇開庸俗的看法說法，而自抒其胸懷，那便是易氏所說的「冷趣」與「幽想」了。正如游西湖的，好言十景，其實「西湖十景」都是庸俗不堪的，詩人別有會心，就在平淡中看出新境來，乃是他們冥想所得之境。即如易實甫的《天童山中月夜獨坐》詩：「青山無一塵，青天無一雲；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時聞松聲，此時聞鐘聲，此時聞澗聲，此時聞蟲聲。」即是從平淡中表現出來的冷趣！ 君左的紀游詩，大體都有新境，不落俗套。如《望神女峰》絕句：「十二峰中第一峰，最奇最秀最玲瓏，最高最艷最嫣媚，最是飛霞一抹紅！」也就得自然之趣，和他父親的路數是相同的。其他如《喜遇朱光潛》《登棲霞山》諸詩，都已超過晚清宋詩（同光體）的境界，顯得他是超過他的父親，成為五四運動以後的詩人了。我最愛他的《北泉新唱》： 午睡，甜，美。夢中涼雨瀟瀟，醒來一片江潮；夢中一片江潮，醒來涼雨瀟瀟。 「詩科：不在山川懷抱，不在六朝浮雕，不在峰巔樹梢，不在美人線條，而在小院一盤棋——靜悄悄。」這就超過了五四運動的新詩，成為冥想詩人了。 陳衍《石遺室詩話》稱易實甫的詩：「屢變其面目，為大小謝，為長慶體，為皮陸，為李賀，為盧仝，而風流自賞近於溫李者居多。雖放言自恣，不免為世所訾謷，要亦未易才也。」「放言自恣」，也可說是宋詩的特點；宋詩，吸收著更多的散文成分，體制也是多方面的；在這一方面，君左的詩，比他的父親更進一步；因為，君左畢竟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他有著「揚棄」舊詩窠臼的決心，所以他在運用詩的體式上，也和黃公度那麼自由。而君左的時代，也比實甫更偉大，更艱苦，所以他的詩，也更接近那個從亂離中成熟的杜甫了。君左有一首《訪友》的絕句：「天翻地覆欲何之？此是人生崛起時。離亂九年安史亂，形成千古杜陵詩。」這倒像是他的自白。 君左有一首《謁杜工部草堂》古風，說：「平生心折惟杜陵，其餘紛紛無足稱。有如汪洋大海破浪長風乘，又如摩空嵯峨巨岳誰能登？」「生當國家正多難，流離轉徙苦顛連。詩須徑向窮時煉，一字一句皆桑田。」「學詩三十年，雖無先生之才，竊有先生之志。雖非先生之時，卻同先生之地。」這都表示師法杜詩之意。（其實宋詩，也是從杜詩出來的。）不過，君左的詩，才情外露，和杜詩的鋒芒內蘊，風格上畢竟有些不同；他最能師法杜詩的，倒是他的紀行詩，如前期《留吳集》中的《西湖望月歌》《梅園望月歌》《乾坤雙洞歌》《華山歌》，後期《中興集》的《四十日過巫峽放歌》《青城山歌》，《峨眉集》的《金頂高歌》《大雪放歌》，《西北集》的《平涼曲》《六盤山歌》《宿寧家嶺》，《登棲霞山》以下諸作，都有著老杜紀行詩的味兒。我個人對於舊詩的理解是不深的，恕我說老實話：君左之學杜詩，結果卻落入陸放翁的途徑中去了。君左有一首《登快閣懷放翁》詩：「快閣玲瓏倚鏡湖，亭台花木甚清疏。詩人浩志凌霄漢，勝跡名邦憶故居。春水碧從天上染，斜陽紅向醉中扶。好情好意好詩景，留與千秋作畫圖。」後面那四句，也可說是得放翁之神理呢！（曹雪芹借黛玉指導香菱的話在批評陸放翁的詩，一落入放翁的窠臼就不容易出來了！君左則是學杜不及，而成為放翁的風格，也和力主解放的黃公度十分相近的。） 今天，讀了君左先生自言寫詩的心得。他說：「我自信學詩有一點點心得，而且我有寫詩的靈感和天才。用變幻莫測的思緒和情愫，用美麗的文字和聲音，縱橫或反覆地表達一種高超的意境。」這話，也如陸機《文賦》所說的：「浮天淵以安流，灌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鍊字鍛句，就像釣魚似的，釣出了恰到好處的語句來。釣魚的生活，也可以安得上一個「冷」字，柳蔭獨坐，凝神注視，把全副精神寄在釣竿上，從深潭中釣出鮮活的鯽魚，這也是一種樂趣。 君左用了洪邁《容齋隨筆》所記：「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後圈去，而改為入字，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從詩歌的修辭說，本來要避免那些濫調，獨造自己的境界。（英國文人，也有「第一個說花如美人的是天才，第二個再說花如美人的是呆子，第三個說花如美人的是傻子」之說。）因此，修辭造句，有人立意好奇，有人愛尚冷僻，都是避免庸俗的法門。王荊公所用這個「綠」字，把春日景物寫活了，所以是好的。（正如把「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改作「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個「風」字是「剔空靈活」的。）君左自言：「《自蘭州飛返都門》一首：『淮南烽火紅鴉背，不許斜陽照六朝。』當初是用著見斜陽，怕見斜陽等，最後決定用『不許』，語氣堅定而韻味悠長了。」也就見荊公用「綠改南岸」之意。 君左生當中國文藝的大變動之際，清末詩人，如黃公度的《人境廬詩草》，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啓超、馬君武所提倡的新體詩，以及胡適《嘗試集》所喊的「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都是要走出舊的格局，創造新的風格。君左致力於詩的格式的變化，也和黃公度所說的：「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貌，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至於他們這一斤斗是否翻出了如來佛的手掌，那就難說得很了。 陳衍《石遺室詩話》，評論當代詩風，對於竟陵體並不十分菲薄，一反清代詩家的觀點。他以為「竟陵之詩窘於邊幅則有之，而冷雋可觀，非模擬剽竊者可比」。「鍾、譚好處在可醫庸俗之病。」此語倒可以移以對君左詩的確評呢！ 《雪萊傳》 最近，由於一點小小的因緣，一本好似嫁出去女兒的《雪萊傳》，又回到身邊來了。《雪萊傳》和《狄思雷利傳》《拜倫傳》，可算是莫羅亞的精心結構之作。（我也愛他的其他傳記，如《屠格涅夫傳》及《伏爾泰傳》。）要從三個當代傳記作家之中（在英有斯特雷奇Strachey，在德有路得維希Ludwig，和法國的莫羅亞，均為傳記的大手筆），說出我個人的愛好來，路得維希的深沉，斯特雷奇的精到，莫羅亞的明朗活潑，各有所長，難分甲乙的。我個人對於莫羅亞的傳記，特別愛好些，也只是因為洋溢於字裡行間的人情味，使我們感到十分可親近就是了。 魏華灼先生（《雪萊傳》譯者），他曾說到新舊傳記的同異。過去的傳記，有的只是引證、箋疏、書目等的堆積，過於是紀念的、頌讀的、教訓的；其中所描寫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與成功充分地擴大，內心衝突與失敗儘量地隱匿，結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畫像，全是光明，毫無半點黑影」。現代的傳記，可不相同了。形式上類似小說，引起讀者欣賞的興趣，這就訴之於文藝的筆觸。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生靈。傳記家所寫的傳記結構較富戲劇性，就像製造了一件藝術品。例如斯特雷奇的《女王維多利亞傳》，我們不可說：「這本傳記碰巧是一件藝術品」，我們應當說，「這件藝術品碰巧是《女王維多利亞傳》」。莫羅亞的《雪萊傳》，也是如此，雪萊的生活，也就是一首完美的詩；到了他的筆下，整個傳記，也是一首完整的散文詩呢！啟牖雪萊心靈的是葛德文（Godwin）的《政治正義論》（他最喜歡讀這本書）。葛德文把一切化為簡單，如果世人聽從理性的指示，每日兩小時的工作即足以供給人類一切的需要。愛情自由將代替不合理的婚姻惡習，哲學將剷除迷信的恐怖。但是，「偏見」緊閉住世人的心，不讓真理走入，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雪萊的一生，可以說是代表著反抗傳統追慕自然的精神。他的第一部小說稿子，題名《煉丹術士聖鷗斐》，就充滿了極端破壞的思想，嚇壞了書商斯托克得爾，也嚇壞了他的老父和他們一家人。他寫信向他的好友訴說道：「人都以為我的思想可憎，因而攻擊我，人皆視我為無賴者；天氣預示著可怖的暴風，但是我好像立在燈塔上，欣然地譏誚著底下巨浪的拍擊。我嘗試開導我的父親。說也奇怪，他有一個時候，也竟贊成我的議論；他承認上帝直接的干涉是不可能的。他承認巫道、鬼怪、傳說的奇蹟，是絕對不可信的。但是，當我應用我們所一致贊成的真理的時候，他就驚跳了。於是用一種無理的論辯，『我相信，因為我相信』，使我無話可說。我的母親相信我在往地獄裡去的大道上走著。她以為我將我幾個小姊妹，全變成自然神教的信徒！這是多麼的可笑！」 從他們這一家庭，以及他的論調所激起的反應，我們可以明白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期那五十年間，自然神教（即百科全書派的理性主義），怎樣震撼了他們的時代。這一思潮，激起了法國大革命，這泛濫大陸的狂潮，怎樣嚇住了英國的紳士。他的另一本書《無神論的必然性》在書店的櫥窗上陳列了不過二十分鐘，就把新學院的學術會員嚇得跳起來了。雪萊也就被開除了！他和家庭的關係，也就斷絕了。 （自然神教，一部分來自文藝復興的返於希臘、羅馬的古典精神，一部分則來自東方的道家的老莊放任主義；一方面反對一神教的獨斷的教義，一方面提倡反宗教的懷疑主義，因而進於無神論。） 雪萊的少年期，發揮了堅強的反抗精神，於是他發現了葛德文，偉大的葛德文，《政治的正義論》的作者，婚姻制度的破壞者，上帝的仇人，無神論者，共和主義以及革命家。正如雪萊寫給他的信所說的：「葛德文這個名字，在我的心裡，常常激發崇敬和欽佩的情感。我常以為他是一個發光體，對於他周圍的黑暗，是過於燦爛炫目了。我參與人類活動的舞台，為時尚不久，然而我的情緒與理論已經和你的符合一致。我走的路程雖不長，卻是變故紛紜。我的判斷所以認我的思想為真理的，以我受的迫害為其主因。」 關於雪萊與葛德文之間這一段因緣，正可說是理想與現實的對照。葛德文，這位自然神教大師，他是雪萊的精神上的父親。一八一二年十月間，雪萊夫婦去訪問這位偉大的人物時，印象頗不錯，相處得很好。（在葛德文家中，凡尼和哲恩是以整個晚上來聽雪萊說話，狂喜入迷。她們渴慕他的美，而他的議論在她們看來是穩健難破的。至於雪萊呢，他覺得凡尼溫柔而寡言，哲恩熱血而強烈，在這兩個少年女孩中，他似乎又回到過去的幸福時光里了。）可是，雪萊終於和葛德文的長女瑪利出奔，這位主張打破婚姻的枷鎖的哲學大師，也心碎了。他寫信給他的朋友及約翰·泰羅說：「我有一個最令人傷心的故事告訴你，你已經熟識了雪萊這個名字。免得你懸惴不安，我快點告訴你吧！他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卻帶著我的女兒逃走了。我設想不出比這還要更可怖的事件。」在那兩個年輕的人的心頭，也受了一種打擊，他們嘆氣道：「他，如此值得崇敬的人，竟如此虛偽，唉！哲學呵！」（雪萊和瑪利同居，雖然是多災多難，他卻極愉快。他們有同樣的趣味，都把自幼至老的一生看作求知的機會。他們讀同樣的書，常是相偕朗誦。）還有一件近於諷刺的事件，即是凡尼的自殺；葛德文原在《政治的正義論》一書中曾說自殺並非犯罪，但這自殺卻是他自己的女兒，那就十分難堪了。至於雪萊呢，他只是表示了單純的友誼，卻來了這樣的後果。他說：「要了解他人的內心，是如何困難呵！我不知不覺，無心無意就給人造下如此大的痛苦！最深刻的，或最悲傷的情感，朝夕在我的面前。然而我竟無覺察！」對於這位追求自由的人，又是一道最深刻的創痕。 有一回，雪萊在他自己的詩後面，附上了幾句道：「我簡直不忍看自己的詩！這詩所歌頌的人，不是朱諾，只是一片浮雲而已。我以為，人時刻有所鍾情，無論所鍾情為何物；我的錯處，我承認，這是凡是囚於血與肉之中的心靈所不易避免的，是在凡俗的軀體中，探求賦有永久性的形象。」這段話，可以說是他對於他自己的剖解了！ 《魯迅的故家》 周遐壽（作人）的《魯迅的故家》，最近出版了。（原名《百草園》雜記，曾在上海《亦報》連載，此集增加了《園的內外》《魯迅在東京》和《補樹書屋舊事》三部分。）這些雜記中，提供了許多研究魯迅思想生活的重要資料。史家著重直接史料，這才是最可寶貴的直接史料。 我們知道魯迅幼年碰到了家道中落，受著社會的冷淡和他一生的思想有著密切關係。他們的家道何以突然中落呢？他自己只是隱約其詞，只說他一個人在家道中落時，才看到人情的冷暖。他是有一段長時期，從高過他身子一半的櫃檯里的朝奉手中，接了押物的錢，拿到和他身子一樣高的櫃檯上取了藥回家的，他深深地體味到社會的冷酷。後來，魯迅去世了，孫伏園曾在《魯迅的幼年》說到這件事。說魯迅的祖父，為了向江蘇主考通關節，被蘇州知府所發覺，乃逮送北京，拘刑部獄，歷七年之久的。此刻看了周作人的追述，才知道伏園所說，只是輪廓不錯，細節小目，出入卻很大的。「那年鄉試，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錫恩，仿佛又記得副主考是郁昆，但郁是蕭山人，所以是不確定的。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蘇州去拜訪他們，因為都是什麼同年，卻為幾個親戚朋友通關節，隨即將出錢人所開一萬兩銀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個鄉下人，名叫徐福，因為學會打千請安，口說大人小的，以當『二爺』為職業，被雇帶到蘇州去辦事，據說那時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談天，主人收到了信不立即拆看，先擱下了，打發送信的回去，那二爺嚷了起來，說裡邊有錢，怎麼不給收條？這事便發覺了，送到江蘇巡撫那裡，交蘇州府辦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獄司里，一直監候了有七年，至辛丑一月，由刑部尚書薛尤升附片奏請，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獄人犯悉予寬免的例，准許釋放，乃於是年二月回家，住在原來的地方。」周家的錢，就在這監候七年中，慢慢被京中大官敲詐幹了枯了的；這位祖父一出獄，他們這些孩子們，也就過著極貧苦的生活。魯迅自己說過，小時候有一個時期寄食於親戚家，被人說作乞食，這便是癸巳秋後至甲午夏天的事。（親戚家即是魯老太太的母家，那時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兩房舅舅而已。） 有些朋友，一定要替魯迅攀上一個革命的門第，那是錯誤的。魯迅是生長在趙太爺的家裡的，《阿Q正傳》里那個秀才或是假洋鬼子，正是周家的子弟。這一方面，讀過周作人的雜記，格外可以明白了，所以魯迅自己就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瞿秋白有一段話，說得更好：「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餵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俄國的貴族地主之間，也發展了十二月十四日人物，這是英雄的隊伍，他們像羅謨魯斯和萊謨斯似的，是野獸的奶汁餵養大的。） 魯迅筆下的人物，可以說是屬於破落的門庭的，周作人稱之為「台門的敗落」。鄉下所謂台門，意思是說邸第，是士大夫階級的住宅，與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這裡邊的人，無論貧富老少，稱為台門貨，也與普通人有點不同。在家景好的時候，可以坐食，及至中落，無法謀生，只有走向沒落的一路。根據他們的傳統，台門貨的出路是這幾種，其原有資產，可以做地主或開當鋪線店的，當然不在此限。其一是科舉，中了舉人進士，升官發財，或居鄉當紳士。其二是學幕，考試不利，或秀才以上不能進取，改學師爺，稱為佐治。其三是學生意，這也限於當鋪線店，若綢緞布店以次便不屑幹了。可是第一、第二都要多少憑自己的才力，若是書讀得不通，或是知識短缺，也就難於成功；至於第三類，也需要有力的後援，而且失業後不易再得，特別是當鋪的夥計，普通尊稱為朝奉。照這樣情形，低不就，高不湊，結果只是坐吃山空，顯出那些不可思議的生活化，末了台門分散，混入人叢中不可再見了。論他們的質地，即使不能歸田，很可能做個靈巧的工人，或是平店的店伙，可是懶得做或不屑做，這是台門的積習害了他們；其為台門悲劇的人物，原是根本相同的。魯迅深深了解這一群人的悲劇，所以他的筆下，最成功的便是孔乙己。 若干方面，魯迅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最相近。不獨孔乙己就是倪廷璽，即阿Q也是台門中敗落下來的桐生，並非泥土裡打滾的閏土。魯迅的知識是豐富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可是他對於農民的性格了解得並不深；他對於田野間的生活，也沒有直接的經驗！所以，魯迅還只是一個代言人，而不是一個鄉土的農民文學作家。 遊牧情懷 新近從一本小書里，看到了這麼一段話：「不知怎的，我們總想從狹隘的房舍和侷促的世間跑開，投到大自然懷抱中去。那是追求自由的人間性的奔逸，是追尋解放的心靈的飛躍，是遊牧時代，采于山釣於水的散淡人的心情吧！」我想，這也是我們愛看遊記之類的小品文字的心理上的原因吧！ 昨天，從上海寄來幾包舊書中，有小默的《歐遊漫憶》和王搏今的《海外雜筆》《海外二筆》，都是很好的遊記。小默，以寫國際論文著稱，其實他的文藝筆觸，比他的論文還高出一籌。他曾這麼描寫維也納之春：「公園裡，廣場裡，牆頭上開著各色各樣的花，街頭賣著，女人的襟上插著各式各樣的花，玫瑰、石竹、香水花和丁香。我的寓所離多瑙河不遠，晚飯後常趁著微茫的黃昏，踱到河岸散步。南岸的玫瑰薔薇之圃在盛開著，廣袤半畝，綴著紫紅、紫絳、鵝黃、緋白的花朵。待到月上時，這千差萬別的顏色都漸漸改去，只剩著參差繽紛橫斜交織的花枝之影，印在細沙鋪成的小徑上，而幽暗的香氣，更添一點兒清了。有時，踱到更低一層的河干去揀靠近薔薇之叢的椅子坐下，凝視著那瘦媚微顫的花影，呼吸那浮來的暗香，不獨遠處的燈光和身前走過一對一對的遊人沒有覺到，心中且似一無所有。」這是用畫人之筆來寫靜美之境，恬適怡人；而其寫威匿思 之雨，維也納之丁香，都有人與境渾然為一之妙。作者尤善於狀女子之美，如寫匈牙利的靺鞨女人，威匿思國的美人，都能曲曲傳出「天然」的諧和情趣和海波的動的美。而寫維也納舞場一瞥，更是傳神阿堵。他寫道：「音樂轉到華爾茲時，起舞的佳人，修長而有曲線的腿輕慢地移著，懶懶披著的長坎肩在微飄著，小而豐富的乳房在顫動著，豐度有點像瑞典明星嘉寶，但沒像她那麼的頹廢，因而添了一點雍容華貴之態。」可是作者的主旨，並不在寫這些美的畫面，而是寫社會動態時，只是用這些畫面來襯托來渲染就是了。他在歐洲的當日，正是大亂的前夕，他眼見一個充滿著矛盾的合成體，現在和未來在酣戰著呢！ 王禮錫先生（搏今）寫作《海外雜筆》《海外二筆》，正當他的政治生涯失敗以後，以此滿紙牢愁，低回不能自已。《二筆》比較側重社會性的材料，價值亦較高；其中《倫敦速寫》《巴黎懷戀記》《列寧城瑣記》，都是很好的「速寫」。他用新的角度在解剖歐洲的社會，他所見的是這樣的倫敦：「這個一眼看去似乎無規律的懶散的倫敦市，其文化的裝置是很嚴整的。不過這一切嚴整的裝置，都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上。其特性第一是一切裝置都是為了賺錢，甚至於英王二十五周年登極這類的事情，在倫敦商人是極好的做廣告的材料。其第二個特性則是麻醉與欺騙，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以造成戰爭。」「是的，個人主義在這裡發展到了極端，同一個房子裡面，也許地下室有女人和小孩正要餓死，而樓上的夜會決不會因此而暫時停止歡舞，或放輕其開香檳的響聲，這就是倫敦。」 他到莫斯科去的時候，蘇聯的五年計劃已經成功，使他沉入未來的憧憬中。他把倫敦和莫斯科做如次的對照：「在英國住得越久越易感到東和西的差異，在歐洲能聞到一些東方氣息的，那就是俄國。到英國像是真正另一世界，到俄國就像回到了東方一樣，像我一個走馬看花的旅客，一到俄國境內就能這樣感到，若在此久居當然更能體會。要問這點氣息是什麼，可難答覆，也許是友誼吧？英國的人與人間的關係，是機器的一個牙輪，一根鐵條的關係，人與人間的機械連鎖很密切，但是冷的，硬的，禮貌的，離索的，總之是無友誼的。俄國卻不然。原因當然不是由於人種的差異，或地理的差異，而因為英國是資本主義的老巢，俄國則是資本主義沒有浸透就變革了的緣故。」這也可說是深一層的看法。 集中有《巴黎懷戀記》，記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巴黎舉行的國際作家協會，除記載互助館中的熱烈場面以外，還對巴比塞有一段特寫；二文都寫得非常生動。他著筆的當時，巴比塞已在俄都逝世，他懷念這位著作《火線下》的戰士，重述那句有力的呼喊：「我不但不曾放棄我從來堅持的主張，並且要拿起武器來為我的主張服役。這個戰爭的目的，是反對我們的老仇人，不名譽的仇人，默武主義與帝國主義，利劍與長靴。」 王氏的筆致，和劉氏取絕不相同的風格；劉氏長於渲染，使人「感」；王氏長於分析，使人「快」；而同樣地薰染了歐洲的風格，各有所成就，則一也。 《你往何處去》 讀顯克微支（波蘭小說家）的《你往何處去》，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後又看了幾次以這一小說為題材的影片，最近又看了《暴君焚城錄》。 這一影片的中文宣傳小冊子上，問道：「Quo Vadis這一句話，在影片中哪一景出現？」影片中借著「光」的啟示，主附在納扎羅的身中，說要重回羅馬去，和原來的說法是稍有出入的。原來使徒彼得，耐不住尼羅蒂的迫害，和納扎羅離開了羅馬。途中遇見了基督，彼得進問道：「你往何處去？」主道：「回羅馬去！再上一回十字架去！」這才把這句話的本意說出來了。 一個革命團體，它從戰鬥中成長，原是十分艱苦的。基督教是在血與淚交織的被壓迫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紀元六二年（羅馬紀元八一五年）秋天，羅馬的一個醫生，寫信給他駐紮在敘利亞軍隊的侄兒道：「……數日前，有人請我去給一個名叫保羅的病人治病。他似乎是一個猶太血統的羅馬市民，受過些教育，態度很文雅。據說他到此處來是為一件由我們的該撒利亞或地中海東部的地方法庭上控的案子。人們說他是一個『野蠻強悍』的人，說他做過反對人民與法律的演講。但據我看，他是一個很聰明很誠實的人。從前在小亞細亞的軍隊里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聽說過關於保羅在以弗所城裡宣傳一個異教的新上帝的一些事情。我問過我的病人，這話是否是真的，他是否勸過人民反抗我們所愛的皇帝的意志。保羅回答我說：他所說的王國不在這個世界，他又說了許多離奇的話，我都不明白，這大概是因為他的熱病的緣故。他的人格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我聽說不多幾日以前他在奧司丁路上被殺了，很覺難過。我寫這信給你的意思，是下次你再到耶路撒冷時，你要調查一下關於我的朋友保羅與那位奇怪的猶太先知（這人好像是他的老師）的事情。我們這裡的奴隸對於這位彌賽亞非常熱心，其中有幾人因為公然討論那個新的王國（不論它是什麼意見）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了。我很願意知道這些消息的實在情形。」我們生長在要過復活節的世代，再回看一千九百年的羅馬人的看法，那是有趣的！ 接著，我們不妨再看看那位醫生的侄兒的回信，信中說：「……七八三或七八四年，彼拉多（猶太與撒瑪利亞總督）被調到耶路撒冷來鎮壓暴動。據說有一個青年（拿撒勒的一個木匠的兒子）在計劃對羅馬政府革命。他們在實地調查之後，報告說那個木匠是一個很馴良的市民，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辦他。但據約瑟說，猶太教舊派的領袖們心裡很不安。他們最忌諱的，是他受大批貧窮的希伯來人的歡迎。這個拿撒勒人公然要求不論希臘人、羅馬人或腓利斯丁人，只要他有一個端正的誠實的生活，便與終生研究摩西的古代法律的猶太人無異。彼拉多對於這類話不發生任何感想，但當民眾群集廟前要私自處死耶穌，並要殺盡他所有的門徒時，他決意把這個木匠拘留起來，好救他的性命。他似乎沒有明白這次衝突的真性質。他每次請教猶太的僧侶們解釋他們憤懣的理由，他們總是大聲叫喚『邪豹』『叛徒』，顯得很激動的樣子。這時猶太人受僧侶們的激勵，發了狂，彼拉多為使國家避免內亂起見，結果犧牲了那個行為端正待敵如友的囚犯約書亞。他便在耶路撒冷群眾的笑罵怒號中，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了。」這是一位革命先知真正的經歷。 這一小說中譯本的譯作者徐炳昶、喬大壯二先生，他們只怕讀者為一般傳說所曲解，特在序言提到這一件大事，他們說：這次殺戮，實在是世界上有數的慘劇；基督教人，除了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以外，就以此次殺戮為最重要的事情了。他們說起，那個時候，基督教里可分為兩黨：一黨是聖徒雅各為首領，他是耶穌的兄弟；但是思想淺淡，還像那些老猶太人，覺得猶太人是天的選民，不願意同別的民族說話。另一部分，大約要屬保羅；他沒有國界種界的思想，到處宣傳福音。所得的新教徒非常眾多。這兩黨常常互相排斥。至於彼得全無意見；他一方面思想簡單，不願意同守舊派衝突，一方面因為他的性情慈善，對於別的民族和別教的人絕無蔑視的意思。對於受苦難的人民，拿精神感化他們，使他們信奉基督。所以他雖無黨紀，卻成了中心人物。這麼一說，我們對於劇情的進展，更可以瞭然了。 徐、喬二先生翻譯《你往何處去》，代表初期譯作家的審慎態度與理解的深切。他們只怕讀者不能領會西洋歷史上的人情風俗，在序言曾作進一步的詮釋。他們說：羅馬在希臘文明未到以前，道德觀念極為嚴重，但是很偏狹的。自希臘文明輸入，偏狹的道德一天衰頹一天，新道德又未成立。雖有斯多噶派學者的盡力，而新的蛻變終需時日，社會遂成一種懷疑的狀態。俾東很可以代表羅馬當時的高明社會。他很有學問和聰明，對於一切事物全持懷疑態度。這種薄暮景色，世紀末情調，煩瑣哲學的趨向，正是一種文明成熟以後的必然趨勢。而尼隆 的人生觀與藝術觀，尤足以代表這種情調。 我們看了這小說和影片，一定覺得尼隆的荒淫橫暴，以及羅馬人的喪心病狂到這步田地！徐、喬二先生畢竟是博通中西古今之學的，他們就舉出（齊）高洋與（金）完顏亮的淫暴例子來，其實南朝君臣，以及明正德這類皇帝，也和尼隆相去不遠的。劉宋前廢帝為姊山隆公主置面首三十人，縱糞父陵，稱叔父湘東王為豬王，欲擔付太官屠豬，又令左右逼淫叔祖母楊太妃。後廢帝五六歲能緣漆帳竿而上，欲煮藥酖太后，畫蕭道成（領軍）腹作箭垛，夜至新安寺偷狗烹食。攝入影片，不也是同樣荒唐嗎？據徐先生的解釋：凡文弱的民族多失於淫侈；武健的民族多失於殘暴。如果有一種民族，要從武健蛻變成文弱，那時候他殘酷淫侈，兼收並蓄，一定出了不少新鮮的花樣。羅馬民族，原來是武健嚴酷，等到希臘的文明輸入，已經有向文弱的趨勢，尼隆兼宗這兩民族的罪惡成了世界一個有名的惡魔。不唯真正的羅馬人痛恨他的淫佚，就是希臘人也不能忍受他的殘暴。至於羅馬當時的人民，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羅馬的舊民族，因為他們能統治他們所說的全世界，非常驕傲；一部分為被統治的民族，受種種的壓迫。社會在這種不平常狀態的下面，自然是全受其弊，成了一種病態的社會了。 羅馬衰亡，當然是人類的鏡子；今日美國的文明，尤其表現在好萊塢的藝術中，不也是尼隆人生觀的徵象嗎？ 《李師師》 前天，有一位學生，看了魯迅的《故事新編》，她說看不懂；看不懂是事實。因為，其中包括著本來的故事，以及魯迅借這故事來作諷刺的含意。本事已經很隔膜，諷刺的本意，更不容易領會，而且魯迅的諷刺中，又含有另外的本事，如《理水》篇在那兒諷刺顧頡剛和傅斯年，更非這一代的青年所瞭然的。茅盾也曾寫歷史小說，有《大澤鄉》《豹子頭林沖》和《石碣》三篇，他自己以為《大澤鄉》顯得清切些，我倒歡喜他的《石碣》；不過《石碣》除了運用《水滸》結尾的故事，也還有他所諷刺的對象的，這就涉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家以後的世變了。當時，一些朋友讀了他的歷史小說，也不十分感興趣。 當年，歷史小說寫得最好的，該是劉聖旦先生，他曾寫了《新堰》（清末農民暴動故事）、《白楊堡》（明末饑民騷動故事）、《突圍》（清代白蓮教事件）、《詩獄》（清初呂留良之獄）、《北邙山》（南唐亡國前一幕趣劇）五個短篇，匯為《發掘》一書，不過影響不大，只是開風氣而已。 歷史小說是不容易作的，此中摻不得一個「懶」字，更摻不得一個「粗」字；下筆以前，要和歷史學者一樣做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的工作；也許寫三五千字小說，要翻破十百卷史書也說不定的，此於八斗天才的不平凡作家頗不相宜。而且每件史料，早已注入寫作史料者的主觀色彩，一不小心，我們便被原作者瞞過；寫作之前，要經過一番客觀的審斷工夫，此與但憑直覺伏案冥想的作家也不相宜的。從前福勞貝爾 寫《薩朗波》，顯克微支寫羅馬沒落期生活成為《你往何處去》，其偉大成就皆基於一點一滴的勞作的。 南山燕（馮明之）先生的《李師師》，便是經過一番勞作的成果。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從事史料的發掘、搜羅、比較與整理才動手的，這是歷史小說的正軌。 作者在前記中說：「埋葬在歷史裡的故事，自然是發掘不盡的，這一點微細的工作，也許可以證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那句話，接近了真理。至於應如何看法，那自然，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見地。或者，歷史為警告著人們，不要再那麼樣；但或者歷史也在告訴人們，又要那麼樣了。」歷史小說，本來是這麼在舊瓶裝新酒的。 說到中國以往的歷史小說，起初並不是文人積意經營，蔚為巨製的。南北宋之間，茶館的茶博士，憑著他們的道德觀、人生觀、婦女觀、宇宙觀，把史料穿插起來，又依著聽眾的心理敷衍起來，這便是所有講史小說的起源。茶博士歪曲歷史的事實那是必不可免的；其後有好事的文人（羅貫中、施耐庵），再依據史籍修改一番，用自己的道德觀、人生觀補綴一番，即便成為坊間的講史小說。《三國演義》《列國志》《殘唐五代志》《水滸傳》都是這樣產生的。亦有茶博士，已經造成有力量的輿論，如《三國演義》最重視關雲長，居然成為武聖，種種神異性格和史載絕不相同；文人雖亦明知之，也不敢加以改正了。 這種自然發展的歷史小說，細微處曲曲描寫，事事能引人入勝，乃其長處；取材多錯誤，批判多迂腐，結構多散漫，乃其短處。我們著手寫歷史小說，應該採取另一種手法。即如《三國演義》，當以三國為底本。茶博士的眼光，本不夠了解諸葛孔明的人格，也不能領略曹孟德的襟懷；所以寫諸葛孔明之風流儒雅，寫成了穿八卦衣的道士，寫曹孟德之雄才大略，寫成輕慢狂暴的小丑；寫赤壁之戰把指揮若定的周瑜，寫成因人成事的跑龍套；把老成持重的魯肅，寫成笨拙如牛的傻瓜。那麼妙的題材，我們應該著手重寫的。至於黃巾的動亂和張道陵五斗米道的發展，可以寫出一幅農村社會動盪的偉大局面。黨錮之禍，建安文人生活，正始竹林清談生活以及佛家思想滲入後的出世生活，可以寫成一幅中產士大夫階級的動亂圖案，再穿以政治上種種變動事故，格外可以寫得十分熱鬧了。新的手法的《三國演義》，至少是反映人生的大鏡子，這也是大發掘的工作呢！ 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富有戲劇性的時代：魏晉之際，唐末五代，北宋末年，南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士大夫在死亡線上掙扎，加上外患突來，鬧出了亡國的悲劇。我們生在這個世代，以古為鑑，幾乎每一末代的場面，都有些影子相似的。 南山燕以李師師的一生來貫串北宋末代的興亡慘劫，有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之以李香君為中心，寫南明敗亡之跡，古今同慨！他從許多筆記中找尋李師師的生平事跡，他著眼北宋末年的學生運動，發現了呂將、陳東、朱夢說那些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他覺得在那群人物的身上，深深地蘊藏著今古漢族的不屈的精神。他說：「他們是善良的，痛苦的，他們不斷地處在彷徨之中，不斷地在歷史的長夜裡做著黑暗中的摸索，也正如近百年來飽受災難的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就把李師師這個人物作為中心，寫成一個故事，反映北宋末年整個社會動亂的全貌，表現出宋代的愛國運動、學生運動、農民戰爭與異族戰爭的大畫面。 李師師是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呢？我們也不必去說，她正如賽金花一樣，剛好是串在這一時代圖景中的悲劇人物，她是渲染以綺麗的彩色，使時代格外突出，使我們後人低回不能自已就是了。你想當年秦少游贈李師師的詞句，就有「簪髻你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之語，何況今日呢！ 《海外異聞錄》 石印本《海外異聞錄》，題赤山畸士（原名張赤山，杭州人）輯。正集上下兩卷，續集上下兩卷，共四冊。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正集上卷全系《伊索寓言》的譯本，另有夏劍峰書後，說是：「西泠張君赤山，讀有用書，通中西學，關懷時務，固亦斯世有心人也。……近出《海國妙喻》一冊，以談笑詼諧寓勸懲要旨，……洵為有功世道之作！」我把他的譯本和一八四〇年廣東出版的《意拾蒙引》及一六二五年西安出版的《況義》對照一下，這本庚子後七年的譯本，無論譯筆或見解，並不見比百年前的和三百年前的譯本有什麼進步。 謝懋明《況義》跋云：「……凡立言者，其言粹然，其言凜然，莫不歸之於中。至於各方誘勸，則比之為用居多；是故或和而莊，或寬而密，或罕譬而喻，能使讀之者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後有讀者取其意而悟之，其於先生立言之旨思過半矣。」 他的說教用意，在張赤山的《海外異聞錄》里一樣地保存著。張赤山自序云： ……人聞正言法語，輒奄奄欲睡，聽如不聽，亦人之恆情，曷若以笑語俗言警怵之激勵之，能中其偏私蒙昧貪痴之病，則庶乎知慚改悔，勉為善良矣。 這樣拉長了面孔，好像一書可以興邦，世道人心由我而正，倒是伊索寫寓言的好題材呢！ 前後幾個譯人，都把自己從聖經賢傳所得的概念，硬生生戴在伊索的頭上，派定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臘文人是孔孟的徒黨，拙笨得有點幽默。我從前讀《葡萄味酸》那則故事，亦頗愛好，而張赤山的譯文裡，變成這樣一種貨色： 葡萄味苦 昔有一狐，見葡萄滿架，已經成熟，仰觀萬紫千紅，累累可愛，垂涎久之。奈乏猱升之技，不能任性朵頤。望甚則怨，怨甚則怒，怒甚則誹謗訾誣，無所不至。乃口是心非，勉強自慰曰：「似此葡萄，尚未成熟，絕非貴重之品，罕有之物。況其苦澀異常，我從不下咽，彼庸夫俗子，方以之為食也！」如此世間卑鄙之輩，見人安富尊榮，才德出眾，高不可攀，自顧萬不能到此地步；反謂富貴榮華苦累無限，詆毀交加，滿心妒忌，出口臭硬，假意清高。噫，是謂拂人之性，違心之談！由此推之，此人亦必是幸災樂禍者。 把一節極有意思的寓言，譯成這樣索然無味的東西，天下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 相傳道光年間《意拾蒙引》出版後，風行一時，大家都津津樂道；後來為一個大官所知，他說：「這裡是一定說著我們。」遂令將這部寓言列入違礙書目。現在總算進步了，貓狗對話雖有人認為不妥，《伊索寓言》畢竟不列入違礙書目中了！ 《西廂》話 胡應《甲乙剩言》說安平風俗，男女如廁，皆用瓦礫代紙，非常污穢。安平，晉唐間為博陵縣，正是崔鶯鶯的本鄉。有人為鶯鶯擔憂，那麼一個大家閨秀，若也用瓦礫代紙，似乎太煞風景。胡應引《北齊書》載北齊文宣帝如廁用廁籌，又引《三藏律部》載比丘如廁，亦用廁籌，斷定鶯鶯如廁，也非用瓦礫不可。使風雅者為之廢書三嘆。拭穢的事，馬來人用左手，蒙古人用草繩，農村用樹葉，用稻稈的，和用瓦礫的相去本不甚遠。習俗如此，佳人不能自外，也許張君瑞和辜鴻銘一樣有癖好，反而覺得那樣的「妙處」更妙，亦未可知呢。我常見摩登小姐穿高跟鞋著旗袍，背黃袋上靈隱寺燒香，她們在家裡，自必坐抽水馬桶，用衛生紙拭穢；我覺得她們還是裹小腳用瓦礫拭穢來得相稱些。 談《西廂》的都從「淫」「不淫」上頭立論，歸元恭見金聖歎批《西廂記》，便謂此為誨淫之書，惑人心，壞風俗，其罪不可勝誅。金聖歎則謂《西廂》為天下之至文，誰說《西廂》是淫書，便得入拔舌地獄。許多矮子看戲的評論家，就跟在歸、金後頭說個不清。我卻覺得張君瑞無恥，他又不像歐洲中世紀的武士，憑著自己的寶劍和妖魔、強人或情敵去決鬥，把美人的心贏了過來；只靠自己一位朋友做軍官，寫了一封信討救兵來解了圍；連討救兵都不能自己出馬，要靠燒火和尚打出圍去，真比吉訶德先生都不如，有什麼威風？這是知識分子的典型人物，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是說「才子」要配「佳人」。我若做鶯鶯，寧願給孫飛虎做壓寨夫人，決不跟張君瑞那膿包相愛。自然，鄭恆那公子哥兒更不中用！ 徐增《才子必讀·敘》說金聖歎曾評過《董西廂》，只評了十之四五，尚未成書，這也是怪事。金聖歎評書，膽子很大，可是全無史的眼光，不懂文學流變的過程。北曲作家，關漢卿的地位在王實甫之上，金聖歎偏說《西廂記》王作關續，把關漢卿評得一錢不值。《西廂記》故事，由趙德麟商調鼓子詞一直下來，作者前後沿用，用不著創作。《董西廂》敷衍故事，局面已定，以後用這故事的，決不會到草橋驚夢為止。誰作誰續，明人眼光如豆，乃有許多瞎說。金聖歎既評過《董西廂》，還會說王作關續，所以我覺得是怪事。 即空觀主人《西廂記·凡例》說：「北《西廂》相沿以為王實甫撰。」王元美《後言》則云：「《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甫者，謂至郵亭夢為止。又雲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徐士范《重刻〈西廂〉》則云：「人皆以為關漢卿，而不知有實甫；蓋自草橋夢以前，作於實甫，而其後則漢卿續成之者。」更又不知何據？元人詠《西廂》詞，《煞》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則似謂漢卿翻董彈詞而為此記，實甫止圍棋一折耳，於五本無涉也。又《滿庭芳》云：「王家好忙，沽名釣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又似乎王續關者。蓋當時關之名盛於王也，亦無從考定矣。就元明人的話來看，元人多主關漢卿作，明人則游離其辭；至明末則王作關續之說乃漸固定。顧頡剛《考古史》謂：「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地變遷是怎樣。」有人要看《西廂記》的發展，也得用顧氏的方法。 《夜讀抄》 ……自己覺得文士早已歇業了，現在如要分類，找一個冠冕的名稱，仿佛可以稱作愛智者，此只是說對於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想要知道他的一點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此或者亦正合於聖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話罷。不佞自審日常行動與許多人一樣，並不消極，只是相信空言無補，故少說話耳。大約長沮、桀溺輩亦是如此，他們仍在耕田，與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講學，其與仲尼之同為儒家蓋無疑也。…… ——《與侵君》（頁三一一） 我對於啟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日始；他的每一種散文集必比前一種更醇厚深切，更合我個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但就一般青年講，逐漸逐漸和他的興趣相遠，幾乎不能領悟周先生的襟懷，有人簡直以為啟明先生消極了，會寫信去責備他。周先生說：「實在我的態度還與寫《自己的園地》時差不多是一樣。我仍舊不覺得文字與人心世道有什麼相關。『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周先生自己不肯承認消極，自己說目前的態度還是與寫《自己的園地》時候差不多是一樣；但青年們為什麼不這樣想這樣看呢？我不禁想起周先生說過「常常坐首席，漸漸進祠堂」那句笑話來，因為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勝業，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自然和青年們逐漸相遠了。 提起啟明先生，我就想到鄭康成、鄭漁仲、顧亭林那些人，螞蟻蜜蜂般勤劬作業，「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而謙抑自下，「然若無所有」。周先生常說能有一天做得《顏氏家訓》那麼一篇二篇、一節二節，就夠滿意了；若顏之推生在現代，能不避席自慚嗎？《夜讀抄》大部分是周先生談他讀過的書；周先生讀書，沒有半點冬烘氣，懂得體會得，如故交相敘，一句是一句，兩句是兩句，切切實實地說一番。《夜讀抄》所提到的那幾種書：李元《蠕范》，閒園鞠農《一歲貨聲》，顧祿《清嘉錄》，無名氏編《五老小簡》，西湖花影翁《花鏡》，葉天寥《甲行日注》，謔庵《文飯小品》，王侃《江州筆談》，謝在杭《五雜俎》，錢步曾《百廿蟲吟》，都不是什麼大著作，長長短短，都說到一點；原不是影戤牌頭，藉此裝點自己門面。正如樹蔭底下閒談，說起故交消息，好好壞壞，夾雜批評一點，自覺親切有味。不必如京中人開口不離大人先生厚我厚我，聞聲便作三日嘔。周先生說：「總之，我不想說謊話。……所說的話有的說得清朗，有的說得陰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樣的是我所知道的實話，這是我可以保證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老老實實說實話，此其所以可愛。自來富貴人家，歡喜誇耀富有，把那幾塊破銅爛鐵當作稀世珍寶，內行人乃不覺肚子裡失笑，學周先生夜讀，聽說頗有其人；賈環寫字，裝腔作勢，真為「風雅」二字嘆息！ 中國古書，總是支離破碎，只可用作談助。北朝顏之推最通達人情，周先生說《家訓》「意思平實，文辭簡要和易」，自是不可及處。不過我讀了周先生所舉的《蘭學事始》，覺得中國古書，都是土苴，拉雜摧燒之，也不足惜。我以為東西各國的著作，振刷精神，洗髮情理，無一不在古書之上；抑中揚西，可說是我的小小反動。《蘭學事始》敘述日本維新以前，杉田玄白與前野良澤苦心譯讀荷蘭解剖學的故事（菊池寬曾用此故事寫成小說）。上卷記述當日事實道： 次日集於良澤家，互語前日之事，乃共對Tafel Anatomia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於大海，茫洋無可倚托，但覺茫然而已。唯良澤對於此道向曾留意，遠赴長崎，略知蘭語並章句語脈間事，年長於予者十歲，乃定為盟主，亦即奉為先生。……譯述此書應如何下手，先加以討論。……其時對於de het als welk等諸詞，雖略有記誦，然不能仔細辨解，故常讀之不解所謂。如眉者生於目上之毛也一句，盡春天的長晝終未明了，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視，僅只一二寸的文章終於一行不能解。……然語有之，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勞思，辛勤從事，每月凡六七會，每會必集，一無倦怠，相聚譯讀，所謂不昧者心，凡歷一年余，譯語漸增，對於彼國事情亦漸自了解，其後如章句疏朗處一日可讀十行以上，別無勞苦而能通其意義矣。 這種求智先驅者的悲壯言行，對於因循苟且浮誇自大的國人，該有什麼感觸！福澤諭吉序云：「書中紀事字字皆辛苦，……我輩讀之，察先人之苦心，驚其剛勇，感其誠摯，未嘗不感極而泣！」我那天心中就有這麼冥冥躍動不可解的情緒。常讀玄奘求經譯經故事，那艱苦的歷程使人不覺振發，想到近百年來民族精神的萎靡，真是可怕得很；周先生說：「從這裡看來，中國在學問上求知識的活動上早已經戰敗了，直在乾嘉時代，不必等到光緒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現今說這話，恐怕還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這是多麼深的感慨！ 周先生歡喜長沮、桀溺，長沮、桀溺耕田不講學，當然「並不消極」。吳敬梓寫《儒林外史》，末後殿以四個人物：一個會寫字的，一個賣火紙筒的，一個開茶館的，一個做裁縫的，都是切切實實自食其力，不樂與士人往還的。但理想只是理想，連到長沮、桀溺的牛都從農村趕到都市裡來，「辟人之士」固無法可從，「辟世之士」更無法可從了。以我對於周先生的敬慕，但我目前絕不敢信長沮、桀溺仍在耕田的事在「此刻當今」還是可能的！ 苦茶 朱自清先生說周作人先生的讀書記最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學識，就沒有他那通達的見地，而胸中通達的，又缺少學識；兩者難得如周先生那樣兼全的。」周先生最珍重顏之推的《家訓》，以時代環境、文章風格、處世態度論，兩人亦最相近。盧文弨序《顏氏家訓》，謂之「委曲近情，纖悉周備，立身之要，處世之宜，為學之方，蓋莫善於是書」。移以評周氏諸作，也很得當。 讀書最難；讀書是把別人的思想歷程重新走過一遍，不知不覺會成為別人思想的俘虜。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成一堵牆頭，把自己關在裡面；這樣的書痴子，他就永世不會寫一篇像樣的文章。周作人先生讀了別人的書，經歷了別人的思想歷程，又能把別人的思想歷程排遣掉，組成自己的思想系統，所以那麼明白事理，通達人情。他的讀書記，如《偉大的捕風》、《體罰》（《看雲集》），如《榮光之王》（《永日集》），如《顏氏學記》、《蘭學事始》（《夜讀抄》），如《楊柳》、《關於孟母》（《苦茶隨筆》），說來頭頭是道，全不費力，掩卷細想，自有深味。唐宋文人亦愛作讀書記，如韓退之的《張中丞傳後序》《讀荀子》，曾子固的《戰國策序》也頗作得好，總嫌做作得太厲害，回味就差得多。（明末袁中郎裝腔談禪，即可作嘔。）學問深到自知淺陋時，不會冒不知以為知，方可談學問。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新集《苦茶隨筆》最近在北新出版；這回雖因受了上海方面一點刺激，時常夾些牢騷語，仍不失其雋永風格，和《夜讀抄》一樣可愛。 不過從書卷中出的，脫不了有書卷氣。如《關於苦茶》一則就不甚正確。苦丁茶系山中野茶，葉較龍井一類青茶都厚大得多。不宜濃喝，宜取三五片泡山泉坐松樹中喝之，較龍井更有回味。此種生活宜實際體驗，即如周先生之淵博，翻破五車書亦無用。山居墾荒農人喝苦丁茶，並不求風雅，也不必「袁中郎」為下贊語也。 《故事新編》 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出版以後，好多人談論過。最初談論那篇刊在《海燕》上的《出關》。後來《理水》《採薇》《非攻》那幾篇有很多人在議論。前幾天，看見一封魯迅先生的原信，他說，他寫文章並不一定拿某一個人做模型，加以諷刺，常是東取一枝，西取一節，湊合攏來，成這樣一個對象，不能說是指某某人而言的（大意如此）。我覺得他的話，倒是作歷史小品的人所要十分注意；拿歷史上的故事重新渲染一過，使他具有現代性，我們寫歷史小說或歷史小品的大概都這樣做。古今人的性格，因為環境不同，自有其差別，我們把人物放在本來環境中去觀察，看他的個性是怎樣形成的。但人類亦有其共通的性格，某一類人物，我們可以借鏡於現代的某一種人，用某一種人做底子，再來著筆，大致不會很差的。 即以「吃盧布」這類謠傳為例，先前在民國十三四年間是指說徐謙、顧孟余、李石曾那些人，近十年來，又轉換了一些人，這情形也仿佛終古不變。推想起來，古代未始沒有這種情形。魯迅先生就把這寫入《採薇》的故事中，伯夷、叔齊已經在首陽山餓死了，縮作一團，死在山背後的石洞裡，死的時候已經瘦得很了。關於他們的死，有人說是老死，有人說是病死，有人說是給搶羊皮袍子的強盜殺死，又有人說其實是故意餓死的。可是小丙君府上的鴉頭阿金姐卻說： 老天爺的心腸是頂好的，他看見他們的撒賴，快要餓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餵他們。您瞧，這不是頂好的福氣嗎？用不著種地，用不著砍柴，只要坐著，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裡來。可是賊骨頭不識抬舉，那老三，他叫什麼呀，得步進步，喝鹿奶還不夠了。他喝著鹿奶，心裡想，「這鹿有這麼胖，殺它來吃，味道一定是不壞的。」一面就慢慢地伸開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靈的東西，它已經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煙逃走了。老天爺也討厭他們的貪嘴，叫母鹿從此不要去，您瞧，他們還不只好餓死嗎？ 拿散布吃盧布傳說的人的卑劣心理做底子，就可以寫成一個很像樣的阿金姐，而阿金姐是活在三千年前的時代中的，就她的環境再去想像她的措辭，所以魯迅先生筆下的阿金姐又活在我們眼前了。 前幾年，我從朋友處聽到福建事變中幾個賣友的故事，忽然想起清初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的作者）和李光地間的糾紛，我就寫了一篇《陳夢雷》。用史事來述說今事；前後相隔三百年，可是彼此情節太相像了。昨翻《資治通鑑》，看見單固、楊康的故事，他們二人同為令狐愚的心腹。楊康自己應司徒辟，至洛陽，就向司馬懿告發令狐愚的隱事，牽連單固，全家被逮。楊康自以為邀賞可得封侯，司馬懿因為他亦有嫌疑，一同付斬。上法場的時候，單固罵楊康道：「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這情形，不獨和李光地賣友求榮的故事完全相同，也和二千年後福建事變的故事若合符節。我只要寫一段楊康賣友的歷史小品，也就等於用陳夢雷故事，或福建事變中某故事做題材了。楊康這類人並不曾死，我們只要把眼前的人做底子，也就可以寫出一個活的楊康了。 此之謂「故事新編」。 《平屋雜文》 夏丏尊先生的文章，和他的為人一樣，屬於「淡遠」一路。 我真正認識夏先生之為人，遠在做他的學生之後。民國十五年的冬天，北伐軍攻克九江的消息，對於我們做小黨員的是怎樣一種興奮劑，許多沮喪絕望的青年都振作起來，要去參加革命工作。友人吳亮，那時正在彷徨不決之中；他想加入國民黨，投考黃埔軍官學校，又捨不得他那白髮蕭蕭的老父。夏先生往暨南上課，照例在吳君處休息，吳君又和我商量了好幾回，決定和夏先生談談，請夏先生指導一條出路。吳君告訴我，照夏先生的意思，若沒有深切的認識，確定的信仰，還以不入黨為是。還有很多的話，吳君不十分領會，據我推測：夏先生是說對於革命不能期望太大，熱烈的期望，會得到極端的失望。吳君後來還是向他所認為光明的去處去，流轉於廣州、漢口、南昌之間，一年有餘。當他在南昌時，已由國民黨員變為共產黨員；一直行蹤不明，相傳已死於廣州市醫院，身上中了好多槍。他雖不走夏先生所指導的路，但夏先生的話對於他有間接的影響，他果然殉他自己的信仰而死。 在革命狂潮中，夏先生不叫我們盲從、投機，他自己也不盲從、投機；比之古人，可以說是東漢郭泰、申屠蟠一流人。國民革命事業的失敗，原因當然很多，給盲從投機的分子誤了大事，也是主因之一。像我們那樣聞攻占九江的消息，喜而不寐，笑夏先生的沒有熱情，現在想來，卻正是夏先生的不可及。我以這樣的心眼來讀夏先生的《平屋雜文》，也許有會心之處。 《平屋雜文》那三十多個短篇，大半是寫中年人感傷的零星故實，這氣氛和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極相似，不過看夏先生的，如吸水煙，很少辣味了。夏先生的態度並不消極，當然也不積極；正如他在《命相家》篇所說： 我對他說「就快交運」「向西北方走」……是給他一種希望。人沒有希望，活著很是苦痛，現社會到處使人絕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們這裡來，花一兩塊錢來買一個希望，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究竟比沒有希望好。 夏先生認識知識階級的本身，意外的戰鬥力那麼薄弱。「他們上層的大概右傾，下層的大概左傾，右傾的不必說，左傾的也無實力。他們決不能與任何階級反抗，只好獻媚於別的階級，把秋波向左送，或右送，以苟延其殘喘而已。」他看穿了知識分子在不一定準確可靠的希望上掙紮下去，這就看穿了他自己的命運，因此「感傷」就為他的文章中的主要情調了。 《怯弱者》《貓》和《長閒》那幾個短篇，都寫得很好。《怯弱者》的主人公，他自己的親兄弟病得極危險了，心裡覺得非去看一看不可；又怕傳染什麼，不敢去，打了百個主意，還是沒有著落。老四批評他：「世間有你這樣的人，還說是讀書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這樣黏纏。」這是一針見血的話。老五不久果然死了，他又覺得錯過了兄弟的最後一會兒，於心總有些不安。當他攜了香燭到斜橋紹興會館去吊那死去了的老五，在棺前「不禁在心裡默呼了一聲，鞠下躬去，泫然得要落下淚來，滿想對棺禱訴，終於不敢久立，就飛步地跑了出來」。這都寫得非常曲折動人。尤其寫他離會館時心內要說的那幾句話：「老五，對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現在應更知道我了。」更畫出知識分子的靈魂來。 《平屋雜文》中有一部分小論文，如《聞歌有感》《對了米萊的晚鐘》，不獨主張非常積極，風格也稍微有點不同，夏先生畢竟是五四運動過來的人，對於社會問題的看法，對於舊倫理道德的看法，經過一度揚棄，前進的意識是很明顯的。我們在夏先生的《婦女運動觀》中，看到如次的結論： 愛與勞動的一致融合，真是希望的。男女都應以此為理想，我希望有這麼一天：女性能物質地不做男性的奴隸，在兩性的愛上，划去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實現男女協同的生產與文化。 這當然是非常可喜的。 夏先生在《中年的寂寞》中說：「一到中年，常不禁會感覺到難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覺得難堪的，是知友的逐漸減少和疏遠，缺乏交際上的溫暖的慰藉。」我們懂得這個，就可以懂得他為什麼念念不忘那白馬湖的平屋了。讀書人大概都有「得一小樓，清閒幽寂，可以讀書」的小小願望，我所親知的師友中，就有好幾個自名其書齋為「平屋」「白屋」這樣的樸素名號的，這也許亦是一種寂寞吧！ 羊頭村 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炭畫》，批評家勃蘭兌思（Brandes）許為上乘的作品。（有周作人先生譯本，初在文明書局出版，後來在北新書局重印。）作者以輕妙詼諧之筆，寫民間疾苦，使我們格外覺得悲痛；我沒有看見過比這更深刻的小說。 書中寫羊頭村村會書記淑什克，他憑藉那優越的地位來愚弄村民來服夫婦，在那個小圈子裡，淑什克自然是最博學有智慧的代表人物，他念念不忘那樸野的木匠來服的妻子瑪利薩；他的靈魂為瑪利薩的美貌所攝，他要占有她。適值上峰來了徵兵令，村長盧肥的長子，姓氏在兵役冊中，按例要服兵役。淑什克以為機會到來了，他到來服家裡去威懾瑪利薩，說來服已經列名兵役冊，只要她肯和他接吻，他可以設法免役。瑪利薩嚴拒不允，淑什克剛要強迫她服從，他的後股又為來服家的猛犬所咬傷，只得狼狽而退。淑什克在病榻上，決定報復的計劃，他把來服補入兵役冊來代替村長長子的名額；又和村長計誘來服去酗酒，在狂醉中使來服在一張代人役兵的契約上籤了字。淑什克一面報了私怨，一面得了村長的酬金，心中十分得意。那位老實的木匠來服，醒後知道被淑什克所賣，精神錯亂，成為狂人，天天酗酒不已。那位美貌的瑪利薩，為她的丈夫到處呼冤，訴之於村會法庭，村會反而判她的丈夫拘役二日，罰金兩個半盧布；訴之於她自己的地主，那地主說他久已不管閒事；訴之於城裡的長官，她連衙門都找不到；找到了長官，又期期艾艾半句話也說不出來。那質樸的心，畢竟沒人理會她；無可奈何，她聽了酒店老闆式穆爾的指示，唯有淑什克可以救助她的丈夫，她為著拯救自己的丈夫，只好讓淑什克滿足他的欲望。等到她從淑什克的家裡出來，她的丈夫來服已經準備著利斧，叫她禱告了，再橫在利斧的底下，這樣就完結了。這樣描寫愚夫愚婦的黑暗命運，描寫鄉村自治團體裡——自官吏、議員以至於乞丐的種種罪惡，雖是極平常的人間事，並不加以半點誇張，而讀者無不悽然淚下，真是感動人呀。 周作人先生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正當清朝政府要用立憲政體來牢籠人民，消弭革命勢力的時候。那時各地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團體，其情形和《炭畫》里所說大致差不多。我們讀了《炭畫》，並不覺得那是波蘭的農村，而是中國農村的真實寫照，天下烏鴉真是一般黑呢。 民族詩人 波蘭顯克微支所作最著名的短篇小說《燈台守》里，寫一個做燈台守者的老人，在荒島中讀了密茨凱維支的詩篇，愛國情緒突然亢進。我最近翻讀黃公度的《人境廬詩草》，也有同一的感想。每當內憂外患時，我總抽出《人境廬詩草》來，讀了又讀，讓它來替我宣洩一點胸頭的悲憤。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十分相同，只是眼前的局面，比那時更要急些。我推想他一生的情緒，沒有一天平靜過，時而恐慌，時而激昂，時而沮喪絕望，他的詩能夠攝時代的情緒，可以和屈原《離騷》，杜甫「三吏」「三別」，同垂不朽。 黃遵憲幼年時，他的家鄉嘉應州曾經兩次經過太平軍的戰亂，《送女弟》詩云：「吾家本富饒，頻歲遭亂離。累葉積珠翠，歷劫無一遺。」《二十初度》云：「我生遂多事，臣壯不如人。離亂艱難際，窮愁現在身。……」是當時的實情，他所遭遇的喪亂環境和杜甫遭逢天寶之亂極相似，但黃遵憲所感受外交失敗的刺激，比亂離的刺激重得多，民族興亡的感慨，比身世浮沉的感慨深得多。英法聯軍入北京，訂立城下之盟，日本攻取琉球，收為沖繩縣，法攻安南，占安南為屬地；這重重國恥，燃起他的愛國狂熱，使他成為愛國詩人。我們試讀「豈欲珠崖棄，其如城下盟！帆檣通萬國，壁壘逼三城。」（《香港感懷》）「六州誰鑄錯？一慟失燕脂！」（《香港感懷》）「天地忽跼蹐，人鬼共咀嚼。皇華與大漢，第供異族虐。不如黑奴蠢，隨處安渾噩！……倒傾四海水，此恥難洗濯！」（《逐客篇》）那些詩句，想起老大民族的窮蹙運命，帝國主義的侵迫勢焰，也不禁隨著作者一同呼號悲鳴了！ 到了黃遵憲的壯年，國難日深，他親眼看見十萬大兵，平壤一戰，便鳥飛獸散，潰不成軍；又見十數年國家所經營的北洋海軍，一敗於東溝，再敗於旅順，最後在威海衛全軍覆沒。當時的文臣，空談誤國，當時的武將，怯懦畏敵；還有吳大澄一類丑角，串演免死牌一類喜劇。在黃遵憲筆下，有《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那一串淚盡以血的敘事詩。乙未在馬關簽訂了辱國條約，公然割讓了台灣，我們的詩人悲憤極了，他呼號道： 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 但是國家的情勢，甲午以後，更嚴重了。有人以為在均勢之下，可以偷安一時，明眼的人，早知道亡國滅種的大禍便在眼前了。黃遵憲《感憤》詩云： 一自珠崖棄，紛紛各效尤。瓜分唯客聽，薪盡向予求。 秦楚縱橫日，幽燕十六州。未聞南北海，處處扼咽喉。 弱肉供強食，人人虎口危。無邊畫甌脫，有地盡華離。 爭問三分鼎，橫張十字旗。波蘭與天竺，後患更誰知。 這是他對於中國國運的預言。 帝國主義者的聯合壓迫，以庚子聯軍為總結穴，國人以赤手空拳的精神文明來抵抗西洋人兵艦大炮的物質文明的迷夢，也以庚子變亂為總結穴。黃遵憲痛心於戊戌政變，閉門遠禍，變成「三年緘口諱維新」的人。關於庚子變亂，他以啼笑俱非的態度，寫了許多紀實的詩，無句不是血淚。如《寄懷邱仲閼》詩：「哀弦怕聽家山破，醇酒還愁來日難！」《感事又寄邱仲閼》詩：「石破莫驚天壓己，陸沉可有地埋憂？」《述聞》第七首：「揖盜開門終自誤，虐臣釁鼓果何心。當時變政翻新案，早使憂臣淚滿襟！」沉哀深痛，躍然紙上。又如《聶將軍歌》，抒寫聶士成奮勇殺敵，終以「外有虎豹內豺狼」，兵敗身亡，「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的呼號，便是全民族的呼號，他的血淚，便是全民族的血淚，黃遵憲，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詩人！ 張孝若的遺著 張孝若被他家中的老僕槍殺了，烜赫一時的四公子之一，落到這樣不幸的遭遇。他一生的事業似乎值得注意的很少，他的著作也僅僅有一部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這部傳記有胡適的序，序中說孝若作先傳，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一、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愛的工作；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萌芽的時代，受了近代學者的影響，知道做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知道愛先人莫過於說真話；三、他這回決定用白話作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方法。張孝若也說：「我寫這篇傳記，很取法於胡適之先生所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我認為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思想主張行事的地方，在他的著作內，都擇要摘錄出來。」張季直，胡適許為失敗的英雄，他的生平，和中國幾十年的政治社會都有密切關係。張孝若以最適當的做傳人來作這傳記，應該有很好的成就。 全傳搜羅材料非常豐富；每個大事件連起來，他的父親怎樣的地位，貢獻了什麼意見，什麼計劃，後來那事件的結局怎樣，原原本本都有詳盡的記載，這使讀者能一目了然於他父親的人格才能，的確是一部好傳記。我在十年前，由於《晶報》的介紹，特地去買袁寒雲的《洹上家乘》來看，以寒雲的才情，處公子的優越地位，寫那麼一個時代中心人物——袁世凱，會那麼窳陋無聊，以《洹上家乘》來比《張季直傳記》，我們更該滿意於張孝若的手筆了。張孝若年紀很輕，行文很多嚕囌，而且愛發議論，有許多幼稚可笑的地方。傳記所引「詩文」太多，他既編了《張季子九錄》，徵引原文就不必那麼多。間或引用一段，下面註明出處，就很夠了。如第三編第九章所附的輓聯，占四面地位，並沒有什麼意義。又如第三編第十章第十一章，占一百面地位，更是累贅。作史難於剪裁，這傳記在剪裁上大可斟酌。 其次，年譜和年表二項可以合併為一。依我的私見，傳記正文上那些小標題，可刪去，把年表中政局大事中材料，分別排在頂格，使讀者可以參看，最為便利。 《雅舍小品》 現代散文作家中，王了一、梁實秋二先生都有其清新的風格。他們懂得幽默的風趣，在最尋常的人生百態中體味到人世間最深沉的悲哀。王先生在他的《龍蟲並雕齋瑣語》序文中說：「不管雕得好不好，在這大時代，男兒不能上馬殺賊，下馬做露布，而偏有閒工夫去雕蟲，恐怕總不免一種罪名。所謂『輕鬆』，所謂『軟性』，和標語口號的性質太相反了。不過，關於這點，不管是不是強詞奪理，我們總得為自己辯護幾句。世間盡有描紅式的標語和雙簧式的口號，也盡有血淚寫成的軟性文章。瀟湘館的鸚鵡雖會唱兩句葬花詩，畢竟它的傷心是假的；倒反是『滿紙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著了明眼人，還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淚』來！」他們有時也熱嘲一番，大體都是「隱諷」——所謂隱諷，其妙在隱，要使你不知道這是諷，才可以收潛移默化之功。 梁實秋的小品，初期刊載於《新月》，已經晶瑩可喜；後來在《星期評論》連續刊載，題名《雅舍小品》，寫大西南都市的社會相，風趣環生。後來在《世紀評論》也連刊了許多篇，作風還是相同的。他之所以自稱為「雅舍」，其實只是一間陋室。「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雅舍所有，毫無新奇，但一物一事安排布置，俱不從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室雅何須大」，「縱然不能蔽風雨，『雅舍』還是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他的《雅舍小品》，也和王先生《瑣語》一般，乃是有其個性而可愛的作品。 梁先生說了許多受洋罪的有意味的故事，如萬愚節，如握手，反映著西方文化在東方的變質，說給我們這些住在香港的朋友聽，更有會心一笑之處。他有一篇《論臉譜》，說：「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們不能不嘆服人類創造者的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竅，但是部位配合，變化無窮，比七巧板複雜多了。……不要以為一個人只有一張臉。女人不必說，常常上帝給她一張臉，她自己另造了一張。不塗脂粉的男人的臉，也有『捲簾』一格，雙面擺著一副面孔，在適當的時候呱嗒一聲，如帘子一般捲起，另露出一副面孔。」人情看冷暖，我們閉目一想，這一類人的嘴臉不就夠瞧了嗎？ 王先生曾有一段最沉痛的話：「芭蕉不捲丁香結，強將笑臉向人間；東風無力百花殘，勉駐春光於筆下。竹枝空唱，蓮花誰憐，這只是『吊月秋蟲，偎欄自熱』的心情。我輩寫小品雜文的，就是這般的心情呢！」 嚴范孫詩 前年（一九四八年）秋初，余於杭州地攤舊肆中搜集文獻，偶得嚴范孫古近體詩存稿。余以患瘧臥床披讀竟卷，心殊喜之。嚴先生為當代教育界名家，曾主北洋大學校政，初不知其工詩也。他曾和王守恂先生談及詩的風格，謂：「今人尚新體詩，曾見有工新體者，謂我詩頗與新體近之，是何說也？」守恂答曰：「此無他，公之詩情真，理真，事真，不牽強，不假借，不模糊，不塗飾，如道家常，質地光明，精神爽朗，能造此境，又何新舊之殊，與古今之異！」這番論調，和當時新體詩的主張，如黃遵憲、梁啓超諸人所謂「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完全相合；換言之，這便是時代的氣息，道雖不同而同趨於一個方向。嚴先生有《自題》絕句：「五十為詩已最遲，況將六十始言詩；此生此事知無分，聊學盲人打鼓詞。」他的口吻，又和後來「五四」時代所倡導的「白話詩」相合了。 嚴老篤行君子，而詩多風趣，雜以俳諧。其《游義大利邦淠古城》詩：「平生不入平康里，人笑拘墟太索然；今日逢場初破戒，美人去已二千年。」末句出人意表，讀完不覺失笑。（邦淠城中有二千年前之妓院在焉。）他到底喝過墨水，吃過麵包，呼吸過歐風美雨的，敢於攝取新意境，遣使新詞語，運用新語法，不受舊詩律的拘牽與舊意境的束縛，敢於逃出如來佛的掌心翻斤斗。如《榛苓謠》《鐵血吟》《入美雜詩》，所用現代術語及美國人名地名之多，並不在後來著名的《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之下。王守恂引楊萬里《序范石湖詩》謂：「公之詩，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他說范老「詣力於典章之沿革，政治之設施，經訓之純疵，詞章之同異，筆札之工拙，及夫義理之淺深，人倫之鑑別，莫不融會貫通，蘊蓄涵含，適有感觸，偶然發露，自抒胸臆，不假安排。」誠如楊萬里所謂「猝然談笑而道之，非若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意也」。清末詩風，受宋詩的影響甚深；而新詩體諸家，也與楊萬里、范石湖最相近，王守恂以楊萬里之說論定嚴老之詩，也可見嚴詩所受宋詩的影響。 我對於新舊詩都是門外漢，愛讀的詩，也未必合乎詩家的標準，不過詩總以「蘊藉含蓄」為高，因此嚴詩八百餘首，我最愛好如次的一首： 東風作意助花開，柯葉鮮新若剪裁。不問園亭誰是主，紛紛蜂蝶過牆來！（《南滿道中》） 《紅樓夢人物論》 王崑崙的《紅樓夢人物論》出來，紅學研究才進入新的階段，可以稱之為「新紅學」，這既不是王夢阮、蔡元培的猜謎式的紅學，也不是胡適之、顧頡剛式的《紅樓夢》考據，而是從新的社會觀點來批判那一群人物的意識形態的「新紅學」。雷電華先生說他「不單是了解了賈府上上下下每一個人兒的風情，甚至連和他（她）們擺龍門陣，乃至談情說愛，打情罵俏，都夠資格」，確乎不錯。（此書曾以散篇見於重慶出版的《現代婦女》，今由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為近年來暢銷書之一。） 賈寶玉的性格，若干方面頗似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從這面鏡子中，也可以照見我們（連王先生也在內）的靈魂深處。他論賈寶玉的直感生活，說：「從沒落的貴族群中發現了彗星式的人物，一時光芒奪目，頗為驚人，但是昨夜的彗星究竟沒有變成明晨的旭日；他除去靈感、貞情、正義，並不具有從現實世界中創造新時代的力量。作者說那塊石頭經過鍛煉，不過是些私生活的情感磨折；作者說那石頭上被鐫刻了字跡，不過是些女人的名字，於此，他曉諭了我們，凡專憑直感反對現實的人物畢竟是不能改造現實的，只有懷抱『無才補天』『枉入紅塵』的悲痛以歸幻滅而已。」這可以說是曹雪芹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說是我們知識分子這一階層的解剖；章太炎、梁啓超、章士釗、胡適諸氏，也逃不了這幾句考語的。 曹雪芹的文藝修養很深，《紅樓夢》中時常插入有趣的「文字遊戲」；所以王、蔡諸氏用猜謎的方式來附會，不能說毫無因由；不過附會得越深，離題也就愈遠了。王崑崙先生也懂得這一份道理。他說：「賈家四姊妹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性格與際遇，但結局都同樣不好；她們的名字『元』『迎』『探』『惜』是可以讀作『原應嘆息』的。」這也是一種附會，但九九不離經，合得上曹雪芹原著中所用「萬艷同杯（悲）、千芳一窟（哭）」的尺度。我們且慢說王先生的詩文，單就這部書說，是可以不朽的了。 《約翰生傳》 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家麥皋萊說：「如果荷馬是第一英雄詩人，莎士比亞是第一戲劇家，德摩西尼士是第一演說家，那麼，鮑士偉爾（James Boswell）毫無疑問是第一位大傳記家。」鮑士偉爾，便是《約翰生傳》的作者。麥氏還下了一句有趣的評語：「鮑士偉爾原來是一個大傻瓜，只有這樣的大傻瓜，才能寫出這樣的大著作。」 近代的傳記文學，有一大進步，即是把聖賢、英雄、領袖，去其神奇部分，當作一個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來描寫，每一個人都有其缺點，凡間並無「聖人」，正如一切白璧都有其瘢疵；每個人的下意識庫藏中，也都有其不可告人的陰影，儘管打扮著「正人君子」的模樣出現，撒旦還是和他同住在一塊兒。鮑氏的《約翰生傳》在這一方面，它是屬於近代性的傳記，最真實、最成功的開山之作。 約翰生是十八世紀的一個「怪傑」。在鮑士偉爾筆下，這「怪傑」的怪相，寫得窮形極相，使你捧腹大笑。十八世紀的英國紳士，最講究儀表風度，處處要顯出「雅」來；約翰生的容貌、舉止、談吐，正相反，一點兒也不「雅」。他「中等身材，滿臉瘢疤，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吃起東西來，狼吞虎咽，活像一隻人熊」。鮑氏寫道：「我從來沒見過人家歡喜好吃的東西，像約翰生那樣子的。吃東西的時候，他的全副精神貫注在這東西上面。他的眼睛盯著盤子。除非有貴賓在座，總是一言不發，至於人家談什麼，也不理會。這樣，一直要等到他的食慾滿足了才罷。他的食慾有如饕餮，食量大極了；一面吃著，一面額角上青筋暴了起來，一顆顆汗珠也落下來了。」我是二十年前讀這部《約翰生傳》的簡本的，直到今天，想起了他的吃相，還覺得好笑。 英國人是懂得幽默的，鮑氏寫這本《約翰生傳》，不時也嘲笑了自己，有一晚上，他向約翰生訴說他想像中的痛苦。約翰生聽得發厭了。剛巧一隻小蟲子繞著燭光飛舞，結果投在火上死了。約翰生便板著面孔對鮑士偉爾說：「這小動物真是自討苦吃，我相信它的名字，叫作鮑士偉爾！」他就這麼老老實實地寫在傳記中去；不獨約翰生是個怪人，鮑士偉爾也怪得有趣。約翰生曾經說：「傳記唯一的條件是真實。」鮑氏替他老師的話實踐了。 等到路得維希、莫羅亞、史特萊出來，傳記文學進入新的高峰，但要超過鮑士偉爾的《約翰生傳》，也還不可能呢。 《維多利亞女王傳》 《維多利亞女王傳》，我說的不是這部正在上演的影片，而是那部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寫的偉大的傳記（商務譯本）。當代三大傳記作家路得維希（德）、莫羅亞（法）和斯特雷奇（英），都是我所愛好的人，路氏綿密，莫氏明快，斯氏深刻，各以所長，自成一家言。 傳記的藝術是不容易的，斯氏說：「傳記家要保持一種恰當的簡潔，就是說，要把一切重沓泛濫的材料完全刪去，而沒有刪掉一點兒重要的材料，這毫無疑問是傳記家第一個任務。至於第二個任務，那也同樣沒有問題，就是傳記家要保持他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任務不在恭維人家，而在把種種有關係的事實，依照他所能了解的，揭露出來，既不偏袒，也不帶別的用意。」（傳記家要有超脫的態度，要與他的對象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他對他的傳既要能「入乎其內」，又要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內」，就是設身處地，「出乎其外」，就是置身事外。能「入乎其內」，於是能對傳主表同情，能與傳主共愛樂；能「出乎其外」，於是能觀察他，衡量他，描寫他，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斯特雷奇筆下的維多利亞女王，是活在我們眼前的，誠如華爾芙夫人所說的：「斯特雷奇的維多利亞女王將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女王，好比鮑士偉爾的約翰生博士是我們心目中的約翰生博士。」這是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形象；她讓斯氏進入她的下意識中，使我們明白，她如何愛上了亞爾培（配王），又為什麼跟他鬧彆扭，後來為什麼又和好起來。至於那些首相們，她歡喜狄士萊利與梅爾本勳爵，不歡喜格蘭斯敦與柏默斯敦；他就從她的心靈深處，發掘出她為什麼歡喜這個而不歡喜那個的緣由。這是他對於這個女王心靈園地的探險，找到了她朋友們所沒有知道的秘密。而且他對於這位女王，並不作過分的同情。「他的筆端始終帶著精緻的諧謔與輕微的諷刺。她的虛偽、浮淺、惡俗、怪誕，沒有一樣能跳過他尖銳的筆頭。他是活了二百多歲的服爾太 （Voltaire），他有服爾太那種冷靜分析的頭腦，雖則他的感覺，他的想像是現代的產物。」 假如你看了那部影片，覺得滿意的話，你看了斯氏的傳記，會覺得更滿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