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新話 · 上卷 讀書散記

我的讀書經驗 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麼什麼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於揩油，一個老裁縫善於偷布，一個老官僚善於刮刷，一個老政客善於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麼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後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只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麼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記得四歲時，先父就叫我讀書。從《大學》《中庸》讀起，一直讀到《綱鑑易知錄》《近思錄》；《詩經》統背過九次，《禮記》《左傳》念過兩遍，只有《爾雅》只念過一遍。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我該是救國志士的老前輩了。那時候，讀經的人並不算少，仍無補於滿清的危亡，終於做勝朝的遺民。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雖說小學裡有讀經的科目，我讀完了《近思錄》，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我仿讀史的成例，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還挨了先父一頓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隻大柜上讀看圖識字，那上面有彩色圖畫；趁先父不在的時候，我就搶過來看。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讀經」「存文」義法看來，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我一想起，總覺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統復辟，我也頗贊成。 先父時常叫我讀《近思錄》，《近思錄》對於他有很多不利之處。他平常讀「四書」，只是用朱注，《近思錄》上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他不能解釋為什麼同是賢人的話，有那樣的大不同；最疑難的，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大不同，不知偏向哪一面為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覺得很驚訝；我從《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說岳飛跋扈不馴的記載，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既不便說朱子說錯，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從杭州買了《王陽明全集》回來，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把朱熹的集注統翻過身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下判斷。翻看的書愈多，疑問之處愈多，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陳洪範，他是以善於幻想善於口辯為人們所愛好，亦以此為人們所嘲笑，說他是「白痞」。他告訴我們：「堯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來的。」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很愛聽；第二天，我特地去問他，他卻又改口否認了。我的另一位同學，姓朱的，他說他的祖先朱××於太平天國亂事初起時，在廣西做知縣；「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還告訴我許多胥吏捏造人證物證的故事。姑夫雖否認孔孟捏造堯舜的話，我卻有點相信。 我帶一肚子疑問到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去讀書，從單不庵師研究一點考證學。我才明白不獨朱熹說錯，王陽明也說錯；不獨明道和伊川之間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與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獨宋人的說法分歧百出，漢、魏、晉、唐各代亦紛紜萬狀；一部經書，可以打數不清的官司。本來想歸依樸學，定於一尊，而吳、皖之學又有不同，段、王之學亦有出入；即使一個極小的問題，也不能依違兩可，非以批判的態度，便無從接受前人的意見。姑夫所幻設的孔孟捏造堯舜的論議，從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找到有力的證據，而岳武穆跋扈不馴的史實，在馬端臨《文獻通考》得了確證。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為斷，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戴東原語）。信古總要上當的。單不庵師讀書之博，見聞之廣，記憶力之強，足夠使我們佩服；他所指示正統派的考證方法和精神，也幫助解決了不少疑難。我對於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滅期畢竟到來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思潮，使我們厭倦於瑣碎的考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帶來實證主義的方法，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討論，帶來廣大的研究對象，文學、哲學、社會等的名著翻譯，帶來新鮮的學術空氣，人人熾燃著知識欲，人人嚮往於西洋文明。在整理國故方面，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也使從前康有為手中帶浪漫氣氛的今文學，變成切切實實的新考證學。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為證明於前，顧頡剛又定讞於後了。這樣，我對於素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點懷疑起來。甚而對於戴東原的信仰也大大動搖，漸漸和章實齋相接近了。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於西湖省立圖書館（民國十六年），這一相處，使我對於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樣淵博，卻又那樣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讀的書很多，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他和鶴見祐輔所舉的亞克敦卿一樣，「螞蟻一般勤劬的學殖，有了那樣的教養，度著那麼具有餘裕的生活，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從他的講義錄里，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他的生涯中，是缺少著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卻並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上面來。」省立圖書館中還有一位同事——嘉興陸仲襄先生也是這樣的。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點佩服德國大哲人康德（Kant），他能那樣地看了一種書，接受了一個人的見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書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遠不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起牆頭來。那樣博學，又能那樣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真是難能可貴的！ 我讀了三十年，實在沒有什麼經驗可說，若非說不可，那只能這樣： 第一，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 第二，有膽量背叛自己的父師； 第三，組織自我的思想系統。 若要我對青年們說一句經驗之談，也只能這樣： 「愛惜精神，莫讀古書！」 顏李學派之讀書論 ……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 ——顏元《四書正誤》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 ——顏元《朱子語類評》 一 在滬杭車上，新近遇到一位勸人讀書的說教人，他告訴我「開卷有益」的古訓。他勸我熟讀朱熹的《四書集注》。我請教他：焦循、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論語集解》《孟子正義》 比《四書集注》何如？他說他不認得焦循、劉寶楠。他說他自己讀過《詩經集傳》（朱熹）、《（尚）書集傳》（蔡沈），但是他又不認識孫星衍、陳奐。他自己大概是從來不開卷的，可是他愛勸人開卷。後來他和另一車客談起麻將經來，那麼頭頭是道，津津有味，我不禁肅然起敬；他的「有益」，既完全在「中」「發」「白」上頭，自然非把開卷的事交給比他年輕的人不可了。我手邊剛好拈起顏習齋的集子，我心裡想想那位說教人不知除了開卷有益的老話以外，還知道世間另有「開卷有害」的話頭否？因為我不愛對牛彈琴，也就不把顏李學派的道理說給他聽。 我們浙東學派各流派，一向不大看重書本上的知識；北宋王安石，南宋呂祖謙、陳同甫、葉水心都把學問看作解決民生經濟的實際方案，又把學問看作方案實施的歷程報告，離開社會實際問題就無所謂學問。所以王安石行新政，司馬光引經據典那樣君子小人說了一大堆，還經不得王安石「不恤國事，同俗自媚」八個字的批評。由千載後的我們看來，像司馬光那些人，救國不足，誤國有餘，都是那些聖經賢傳害了他們，清初學者，如顧亭林、黃梨洲，也叫大家去注意當前的社會問題，謂：「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顧亭林《與人書》）人總是皮包骨頭，有感情有理智的，生當亂世，要叫大家忘記眼前的痛苦，不關心身邊的問題，事實上本不可能；叫青年從街頭回到書齋，爬到雲端里去做夢，更非情理中應有的事。浙東學派反玄想而主實用，輕書本而重實踐，至少對於現今這社會是一劑對症的藥。 憎恨書本上的呆板知識，把「開卷有害」的話說得最透闢最明快的，莫如顏李學派兩大師——顏元、李塨。顏習齋的一位門生用《中庸》「好學近乎知」那一句話來問習齋，習齋說：「你心中是不是以為多讀書就可以破除愚見？」那人說：「是的。」習齋說：「不然，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李恕谷也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譜》）這是比浙東學派更進一步的說法。 二 所謂孔孟之道，自來被讀書種子當作護衛自己的盾牌，只要他自己有什麼作用，要對青年來說教，便托之於孔孟；兩漢經學家，宋明理學家，以及董仲舒、趙普之類的政客，都玩過這一套手法。宋明理學家從佛教、道教學得一點方法論和形上學的理論，便把它套在儒家的思想上頭，硬派孔孟是「明心見性」一路人；從《禮記》取出《大學》《中庸》，從偽《舜典》取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的心法，硬派作孔孟的哲學體系。「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句話，道問學的程朱和尊德性的陸王在致知方面意見雖不一致，對於「用敬」則完全同調的。而且程朱所謂格物致知，最初主張「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朱子補《大學》）後來一讓步，又把格物的範圍，縮小到「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三項上頭，謂：「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伊川語錄》）宋明理學家教人為學，逃不出聖經賢傳那個小圈子，也脫不了禪家靜悟的法門。顏李學派出來，才明明白白說理學家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那是野和尚，絕不是孔孟之道。顏習齋替孔孟和程朱畫成兩幅圖畫，說： 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反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 《論語》一書，記載孔門師弟問答，其中沒有一句空議論，也沒有一件虛設事；經過習齋這樣對比起來，更可以明白孔門學問的本真，所以顏李學派敢於說這樣的結論：「……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顏元《存學編》）「程朱……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 顏李學派說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別人也以為他們曉得路程，其實他們一步未行，一處未到。這譬喻本來說得很好，不過宋明理學家還不至於空疏到這樣；社會上一般章句陋儒，把書本上的知識當作學問，那才真是讀路程本的人。顏李學派最反對人求紙片上的知識，說：「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風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又說：「……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得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讀書誤人，「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好好青年，在書堆下變成了廢物，這悲哀，顏李學派是看得非常透徹的；顏習齋曾經說過一段最沉痛的話：「……但於途次聞鄉塾群讀書聲，便嘆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嘆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人群，便嘆曰：『可惜許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凡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語類評》）我們假使無意於躲避這現實，我們該同意他們的說法。「人之認讀者為學者，固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我們真該：「生存一日，為生民辦事一日。」（《顏元年譜》） 三 再進一步，從聖經賢傳那些紙片上打圈子的，誤了自己，其害尚小，誤了社會國家，其害不可勝說。顏李學派從這一點，對於宋明理學家以及一般章句陋儒有更嚴正的批評。習齋說：「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又說：「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知識分子平日對於國家安危盛衰，不聞不問，以為那是學問以外的閒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藥，也只嘆息幾句了事。習齋詰問宋儒： 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梁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顏元《存學》） 我們覺得句句都是真實的話，清初多爾袞入關，寫信給史可法，說：「挽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鑑。」這豈獨宋明的士大夫如此，自來士大夫無不這樣把國事弄糟了的。 顏李學派不願意知識分子陷溺下去，不願意痛癢相關的社會更糟亂下來，因而鼓勵大家負起責任來，說：「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諸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習齋語）他們所認為真正的學問，並不是讀書而是切實去「習」。習齋說：「孔子則只教人習事。……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扦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李塨也說：「聖學踐形以盡性。……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至於他們所提出的學習範圍，一為《尚書》里的「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二為《周禮》里的「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學問，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實踐，一部分是事業上的實用，絕不是紙上看看口頭說說心頭想想所能交代過去的。顏習齋一生親自耕田，親自趕車，學習琴、騎馬、技擊、醫學，研究兵法及水利，什麼都是親身做去，一毫不鬆弛，其精神大可佩服！ 嗚呼！用一個「嗚呼」來收束罷，現在是大家在說「開卷有益」的時候，這「開卷有害」的顏李學派的主張，怕也會變成逆耳之談呢，然而，習齋說得好：「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我們應該有獨往獨來的精神！ 要通古書再等一百年 我所謂「古書」，指「五經」及「先秦諸子」而言。「通」的限度指「看懂文句，看通義理」。「再等一百年」是一句真實的話，沒有半點誇張的意味。 清代以前，從來沒有讀通過古書，那是事實。西漢今文家把陰陽五行家的外套，穿在儒家身上，把孔子和「五經」連在一起，於是「五經」非本來的「五經」，儒家非本來的儒家，孔子非本來的孔子，董仲舒之流說《春秋》，劉向之流說《洪範》，目的在迎合君王的心理，做升官發財的工具，那樣說經，永遠說不通的，所以今文家雖說了微言大義，古書並未讀通是顯然的。東漢古文家以周公為聖人，以孔子為述而不作，訓詁方面頗為努力；但看他們說《堯典》「粵若稽古」說了二三十萬言，決不會有什麼高明的見解；而且第一流大學者用全副精神去和今文學家鬧意見，意氣之爭太多，把本義拋開了；可見古文家也不曾把古書讀通過。東漢末年，鄭玄融合今古文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可是他除了訓詁以外，理義上的理解力太薄弱，沒有什麼大成就，也算不得讀通古書。古書在魏晉以後，只有《易》《老》《莊》三書，經過清談家的賞識，別有會心；其他部分是冷落下去；今文家的章句也先後亡佚了。唐人的註疏，因為他們重北學輕南學，反而把一些偽學竄了進去，古書的面目全非，更說不上通古書。宋明理學家以《書》學為靈魂，借儒家的屍體復活起來；他們的讀古書，都是借他人杯酒，澆自己的塊壘。如朱熹的《四書集注》，只是朱子的哲學講義，和孔孟的本義有時竟會「風馬牛不相及」。由此路以求通，其終點是印度，和釋迦牟尼站在一起了。加以明代學問家的固陋，古書給他們搗亂得一塌糊塗，其去古書愈遠，愈無從求通了。 整理古書向「通」的路上走，自清初經學家起。顧亭林的參互博證，胡渭、閻若璩的辨別偽書，開了清代考證學的先河；他們努力把前人所加於古書上的葛藤，一一剔挖清楚，恢復古書的本來面目，精神和方法都是科學的實證的。乾嘉以後考證學家努力所得的成績是可驚的。戴東原所謂，「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故有師承，亦有時附會，晉人附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為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直把古人瞎講古書情形一一說出。又謂：「凡仆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也把怎樣求通的態度和方法都說出來了。經過那些考證學家的辨偽、校勘、考證，「五經」才粗粗可通，諸子也漸漸可通。但考證學家所整理的工作，散見那麼龐大的《清經解》《續清經解》里，後人要從那裡去求通，決無此精力，亦無此時間；因此宋明理學家的註解，唐人的註疏，依舊在社會上流行著。現在結總賬的工作已經開始了，《墨子》《莊子》之類都有很好的註解出來，四五十年後，「五經」之類，也會有定本的集注。目前的青年不必性急，讓四五十年後的人去讀古書，也未為遲。 特別要提出的是：光緒二十四五年，殷墟（安陽）發現龜甲那件大事，和中央研究院近年在安陽一帶的發掘工作。龜甲文供給殷周時代的地下史料；有了龜甲文字研究，《尚書》研究方開闢出新天地，王國維的《古史新證》，顧頡剛的《古史講義》，郭沫若的《古代社會研究》出來，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又成為土苴，無足輕重了。中央研究院的地下發掘工作正在積極進行，年年有大量的新發現。關於殷晚期的文化，關於青銅期西歐與東亞的文化交流，關於殷代宮室明堂的制度，關於殷代版築的方法，關於殷周棺槨的制度，關於古車的制度……目前都有新的認識，三五十年後的古史，將不知改變成為怎樣的新面目呢！龜甲文字的研究，必待一百年後方能完成；那時的殷周古史，又不知改變成為怎樣的新面目。在西洋，埃及古史本來也很荒謬；十九世紀後半期，考古學家在荒原上做發掘埃及古代陵墓的工作，在研究室中絞盡腦汁來解釋埃及的文字，居然寫成了埃及史的新頁，十八世紀以前學者所不曾夢見的古史。我們所得的地下史料這樣豐富，也許比埃及史還能寫得完備些。 所以要通古書，切莫性急，請再等一百年，等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研究出來。 無經可讀 「讀經」的話，我聽得很多了。依我這個從國故圈子裡出來的人看來，問題還不在青年該不該讀經，而在有什麼經可以讀，「五經」「九經」「十三經」，我差不多都讀過了；西漢今文家的微言大義，東漢古文家的訓詁，以及唐人的註疏，宋人的義理，清人的考證，我看得也不算少了；我的結論是四個大字——無經可讀。 先從《易經》說起。《周易》是戰國末年陰陽五行家所附會的卜筮之書，和文王、周公、孔子絕對沒有關係，畫卦重卦之說，都是前人的謠言，這差不多可以下全稱肯定的結論了。漢人陰陽家化的《易緯》；魏晉間老莊化的王弼注，神仙家化的《參同契》；宋以後道士化的《先天圖》、理學化的伊川《易傳》，誰的話都是主觀的、臆造的，沒有一種是可靠的。近年來容肇祖、李鏡池的研究，方是《周易》研究的正軌，但三五十年內絕無完善的《易經》可讀，誰都明白的，所以我們不能叫青年讀《易經》。 其次說到《尚書》。《尚書》五十八篇中，有二十五篇是魏晉人偽造的；這件公案，早經三百年前學者閻若璩考成定案了；而坊間的《尚書》，還是用真偽雜糅的蔡沈集傳，冬烘先生捧著這樣固陋的集傳來當讀本，其不能理解《尚書》，可以推想而知。可是清人的研究，還只長於真偽的剖辨，文句的校勘，訓詁的考訂，其於整理古史，還差得很遠。自安陽龜甲出土，古史面目煥然一新了，王國維、羅振玉的研究已非閻若璩、孫星衍、魏源所能夢見，近年顧頡剛、李濟的研究，更非清代學者所能及。百年後的《尚書》，一定可以淘汰漢、宋、明、清一切《尚書》的註疏考證，我們研究古史的都可以這樣斷言；可見目前——在古史整理未完善以前——叫青年去讀《尚書》，只是白糟蹋了青年的精神和時間。 說到《詩經》，毛鄭的箋注簡直要不得，朱熹的集傳也一樣的要不得。清代學者考證注釋的功夫做得很多了，如陳奐的《毛詩傳疏》，可說十分完備。若以文學的眼光來看《詩經》，則他們的工作仍是徒勞的。青年要讀《詩經》，一定用不著那些箋注；而以文學的眼光來整理的《詩經》，現在還沒人做過，我們怎可把《詩經》全部介紹給青年？ 《春秋》的糾紛是很多的，古文家要大家去讀《左傳》，今文家要大家去讀《公羊傳》，大家爭辯得口乾唇焦，青年還是瞠目不解所以。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春秋》是一部魯國的斷爛朝報，和孔子全無關係。《左傳》是劉歆采《國語》中的史事，依著年月編排出來的古代編年史，和《春秋》也無連帶關係。我們既不必把那本流水古賬（《春秋》）介紹給青年，而給治古史有興趣的人介紹那部《左傳》，也與讀經無關，讀《左傳》只能算是讀史，不是讀經。 《禮經》在今文家古文家的眼裡，又是一個大糾紛。今文家把《儀禮》看得那樣重要，說《周禮》是偽書；而古文家奉《周禮》為至寶，目今文家為固陋。其實今古文家的說《禮》解《禮》，都是空泛不經的，依民族學、風俗學、社會學來整理《禮經》，如江紹原、周作人、顧頡剛所做的，還僅是開端，離完成還遠得很呢。連第一流大學者對於《禮經》都沒有讀通的把握，叫青年去讀《禮經》，豈非荒天下之大唐？ 此外《孝經》是西漢人所偽造的假書，雜亂無章，開端就說錯；不獨與孔子無關，即與儒家亦無關。那麼蕪雜的書，我們決不願意青年們去讀。又如《爾雅》，是一部漢人的訓詁匯集，本非經書，備研究古書的人檢查之用則可，怎好叫青年拿來誦讀？又如《論語》《孟子》是儒家談論人生問題政治問題的記錄，把它放在哲學史、政治、思想史上自有其價值，但我們怎能勉強青年都去研究哲學和政治？我們怎能把《論語》《孟子》勉強青年們去誦讀呢？我們要請教提倡讀經的人們的有三項： A.你讀過經書嗎？你看過《清經解》《續清經解》嗎？你能分別古文家、今文家、宋學家、漢學家的異同嗎？ B.你下過考證功夫嗎？你懂得理學家的把戲嗎？你懂得陰陽五行的基本理論嗎？ C.你研究過甲骨文字嗎？你知道近三十年來古史研究的進步嗎？你知道「五經」那名詞根本不能成立嗎？ 假使你不能給我一個正確的答覆，你就不配提倡讀經！你自己既莫名其妙，還是免開尊口，不要貽誤青年！ 論著作 一 昨天，從書櫥中翻檢汪中的《述學》，是一部嘉慶年間的原刻本。汪中在乾隆時，負一代盛名，他的遺著直到他死後二十多年才梓刊行世；在他生前，《述學》僅有抄本，流傳於友生間。《述學》刊本上有王念孫序文，謂其治經「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為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從某一方面看，這並非溢美的阿諛。可是和汪中同時的史學家章學誠，卻譏笑《述學》算不得著作，謂： 其人（汪中）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恆得其似，而不得其是。……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為內篇者，……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為內，亦並不可謂之外也。……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擬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立言有本》） 汪中的《述學》算不得著作，那些陳列在我的書櫥里的，可以稱之為著作的豈不少了嗎？而今日坊間出版的書籍，豈不都變成牛溲馬勃，不能入著作之林了嗎？ 古人重視他自己的著作，一生精力貫注在某一種或某幾種研究上面，說是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藏之名山」原不過是這麼一句話，但生前增訂修改，周詳綿密，直到晚年或身後才刊印行世。顧亭林《日知錄》，看是一種讀書隨筆；別人以為他一年可以寫成幾卷，他卻說：「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筆記之類，這樣不苟作；整然的著作，更非「寢饋以之」不可。亭林作《音學五書》，凡經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三次。近人梁啓超作《清代學術概論》，自屬稿至脫稿，僅費十五天工夫，較之古人可謂奇蹟。《清代學術概論》在商務刊成單行本，和《改造》雜誌所載全無不同；卷端公然有「更無餘裕復勘，舛漏當甚多」的自識，古人更當視為怪事。 二 顧亭林《與人書》云：「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凡是有真價值的著作，都是采銅于山的工作。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他躬親考察調查，以事實與記載相對勘，才鑄成《史記》那麼一個大鼎。顧亭林避仇北游，二十餘年間，足跡遍北方諸地，每次出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所至荒山頹阻，有古碑遺蹟，必披榛莽，拭斑蘚讀之。……其成就多在出遊間。」所以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並不是書生空疏之論。 章太炎先生謂：「凡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儒言不勝而取給於氣矜，游豶怒特，蹂稼踐蔬，卒之數篇之中，自為錯忤；古之人無有也。」一種著作，分之則為數篇，合之就只是一篇，自有一個井然的系統。司馬遷《史記》分為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項，以本紀、表為經，以世家、列傳、書為緯，經緯相成，渾然一篇大文章。莊子《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三篇，合觀之，也只是一篇大文章。大文章難於組織，古往今來，配得上著作之稱的，先秦諸子而外，只有王充《論衡》、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那麼寥寥幾種。現代著作界顯得格外貧乏，也可見一般組織能力的薄弱！ 顧亭林自謂平生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古人先我而有，則遂削之」，就是說沒有卓特的見地，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便沒有著作之必要。近人著中國文學史，五花八門，出版了幾十種。我們若要著筆寫文學史，且看別人的文學史整理的成績如何，若是自己的意見和他們全然相同，便不必下筆；若是大部分相同，小部分相異，只要寫「某某文學史箋異」就夠了。魯迅先生在廣州講演《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開場便舉出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說：「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彼詳此略，互相發明，可說是最通達的辦法，此法一行，坊間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學史可以廢其大半了。 前人常為古書作注，註解也是著作。劉孝標註《世說新語》，與臨川原書相為輔翼；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以劉孝標、裴松之之才，豈不能自作一書？乃謹以注文自見；可見著作為天下公物，原不必別張一幟以自高。（如鄭康成編注群經，打破今古文門戶之見；朱熹注《四書》，發揮了許多理學的真見地，註解和著作原有一樣的價值。） 三 近讀方東樹（清桐城人）《書林揚觶》，其中猶引前人評論著述文學，有謂：「著書立論，必出於不得已而有言，而後其言當，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達事理而止，不為敷衍流宕，放言高論，取快一時。」又謂：「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蓋古人把解決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當作著作的唯一目的，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為人生而著作的態度，頗值得我們首肯的。可是這種態度最難於保持：戰國諸子百家各逞己意，說點切實的話；秦始皇以法家統一天下，只留方士神仙之說，先秦儒家最重節操，持論不遠仁義；而西漢儒家，丟開孔孟濟世主張，塗飾陰陽家色彩以干君聽。清初顧、黃、顏、王諸大儒，通經之用，明夷以待訪，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乾嘉文字獄迭興，一般學者，只講訓詁義例，不敢稍談世務。自甲午以來，思想界感受強烈的刺激，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幾度成為討論的中心，這一類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時銷行得很多（光緒二十七、二十八年，民國九、十年，十七、十八年間，坊間都印這一類著作）。現在又轉為四庫珍本《古今圖書集成》的流行期了，蓋「為人生而著作」，無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 著作與纂輯 上海某刊徵求近五十年的百種名著，商務印書館推薦了獨家經售別無分出的百種名著；其中吳增祺的《涵芬樓古今文鈔》，也算是名著。又有數十名家推薦了二百十九種初薦名著，其中有××史料，××索引，××辭書，也算是名著。中國的著作界說，大概是沿襲孔家「述而不作」一脈而來的。 章實齋《答客問》云：「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若夫君臣事跡，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他把一家著述和纂輯之書分得清清楚楚；既說到「著作」，原不該把「比次的」「考索的」一類書都當作一家之言的。至於書的效用，那又是另一問題；纂輯之書有時比一家之言有用得多，如葉聖陶先生所編的《十三經索引》，雖不是著作，在一般書桌上卻少它不得。章實齋也說：「若夫比次之書，……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不可輕議也。」 章實齋《報黃大俞先生》書，說著述與比類兩家相互為用之理，甚好。他說：「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學術為天下公物，自書賈以書籍為商品，而著作日「濫」；自「」之法行，而註疏的成法廢，人人替書賈去寫成部的書，既非著述，又非比類，在白紙上印些黑字，使書賈可以撈錢就是了，「著作」云乎哉！ 纂輯之書，如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周詳有條理，可說是中國外交史長編。左舜生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正續編，就掛一漏萬，不能算是史料長編。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是一編最好的中古文學史料；但他的弟子以此為藍本的《魏晉六朝文學史》都不成話。記注欲其「方以智」，著述欲其「圓以神」。纂輯要有很豐富的材料可以依據，要費很長時期去搜尋整理，如汪輝祖編《史姓韻編》，花了一生精力，左舜生在洋場編書，限以時日，只能編成那樣不倫不類的史料。著述要有深邃的思考力，推陳出新，成一家言，英國哲人斯賓塞，以憎書有名，他幾乎不讀書，但他做了許多偉大的著作。劉師培如把一套好材料交給自己的弟子，也寫不成一本好的中古文學史。司馬遷要把自己的一家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真所謂「甘苦自知」。黃宗羲的《宋元學案》，非全祖望不能竟其功；《學案》告成，快已滿百年了。真的好著作，五十年間，有一二十部已經夠我們滿意了，哪裡來的一百種？ 書的故事 葉德輝，那個湖南的怪人（以大麻子出名），他寫了一本不朽的書《書林清話》，說的是書本的故事。蘇聯有一位伊林，他也寫了一本《書的故事》，風趣環生，引人入勝。伊林的書是寫給小孩子看的，葉德輝的書，那是寫給專家看的，對於我，倒同樣地受到了好處。 拉丁的古諺：「連一本書都是有命運的。」一本書的命運有時候卻比人的命運更加奇怪些。沈復（三白）的《浮生六記》，這五十年間，要算最流行的書了；不僅有了英文譯本，而且拍成了影片，陳芸的命運，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眼淚。這本自傳，作於十八世紀末年，直到十九世紀末年，才由楊引傳在冷攤上發現刊行出來，中間就冷擱了七八十年；而且這發現是偶然的，若非王韜（楊妹婿）交由《申報》來印行，楊刊本也還是很少人去注意的。 和沈復同時的另一位大史學家章學誠（實齋），他的《文史通義》（史學上最偉大的著作），一七八九年成書，直到一九二〇年，浙江圖書館得會稽徐氏抄本《章氏遺書》鉛印行世，才為國人所共知。最完全的《章氏遺書》，那是吳興劉氏嘉業堂本（劉承干所刊），一九二二年出版，也在章氏死後百年了。 和章實齋相先後的另一大史家崔述（東壁），他的名著《考信錄》，花了他一生的心力；幸賴他的弟子陳履和服官雲南，才在昆明有機會刊出來。可是《崔東壁遺書》，為國人所認識，也是最近三十年的事。這和《（王）船山遺書》，成書於十七世紀末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由曾國藩刊印出來，命運是相同的。 胡適博士作《章實齋年譜》，序中說：「他（章氏）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他想不到，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的權威，竟能使他的著作遲至百二十年後方才有完全見天日的機會，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跡埋沒了百二十年無人知道呢！」 到了鉛印時代，由平版機而轉輪機，書的出版，那真便當極了；一本六十四頁的《生活》周刊，上午十時付印，下午四時便裝訂出四百多萬冊來了。 可是，一進入工業社會，書店以營利為目的；如商務那樣的大書店，就不知淹死了多少好的著作。周作人翻譯的《匈奴奇士錄》（匈牙利，利育珂摩可著），那是清宣統元年，由蔡孑民介紹給商務的，直到民國十九年才出版，就在那冷宮中雪藏了二十年。要不是周作人出了名，成為了不得的作家，這部書是不會見天日的。我的朋友高君，他花了五年多工夫，編了一本《二十四史人名大辭典》；商務已經把這部稿本買下去了，他們所以買這部稿子，就因為商務已經出了《人名大辭典》，凡是同一類的辭典，就不願意別家書店再出版同樣的書。他們收買同類的稿本，即是保障營業的一種法門；至於編著人的心力，那就不在他們考慮之中了。諸如此類，死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部中的稿子，總有一千種以上呢！ 這類戕害著作的黑色故事，說起來還多得很。友人呂叔湘，他花了半年多工夫才譯好路威的《文明與野蠻》，其後便在好幾家書店的編輯部旅行了很久，差不多一年光景，又回到他的抽屜中去了。又過了半年，才由一家背時的書店拿去付印，差不多又過了一年光景，寫信去問印出沒有，說是已經排好，兩個月可以出版。兩個月之後再去問，說是市面不景氣，暫緩些時就印。再過兩個月去問，連回信也沒有了。又托人去商量，說是可以把稿子退還呢，不過要譯者付排版費二百五十元。後來還是請了律師打了官司，花了錢才把這部譯稿拿回的。直到這部名著在生活書店出版，已經整整三年了。 以我所知，每個作家，都碰到過這樣倒霉的事呢！ 上面，我說了商務、中華那幾家大書店的勢利眼，只重衣衫不重人，埋沒了許多好書。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要不是國共分了家，創造社一些人已經決定清算商務的舊賬了。不過，大樹下好遮陰，許多書，全靠商務才得救的。因為，文人辦書店，能像生活、開明那樣有頭有尾，實在太少了。新月社那群人，以胡適為首，梁實秋、潘光旦等教授輔之，辦了《新月》雜誌，又辦了新月書店；後來新月畢竟關門了，胡適的著作，也都移到商務去了。 汪原放辦亞東圖書館，要算最認真而且很穩健的一個，可是亞東關了門，胡適的《留學日記》轉入了商務，那幾部《文存》及編選最精明的《胡適文選》，畢竟還沒有著落呢！北新書局，與開明、生活鼎足而三，新書的健將；北新老闆李小峰，可說是依靠著魯迅、周作人兄弟起家的，而今北新差不多完了，魯迅的書，要不是那個出版委員會另行出版，也幾乎絕了版呢。 陳銘樞拿出二十萬元資本，叫王禮錫辦神州國光社，一開頭也是很熱鬧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就是神州國光社的本子。後來，這部名著，要不是由商務接了去，也會絕版的。其他朋友們辦的書店，誠所謂曇花一現的很多。天馬書店，出了許多名家自選集，到了今天，只有形形色色的《魯迅自選集》滿街飛，其他都不見了。 十多年前，良友圖書公司的畫報、雜誌、專著，內容印刷都很考究；而今良友的書也都散落無餘，要到地攤上去搜索了。今日的上海棋盤街，又經過了一陣颱風，打得七零八落，商務、中華告退，而新華、三聯抬頭，於是昔日風行一時的名著，也論斤論擔在拍賣了！梁啓超、胡適的時代，也就這麼過去了。 一部書的命運，真比一個人的命運還更離奇呢！ 書的命運 水、火、蟲和刀兵，為書籍的四大厄運，董卓的兵進了長安，就把皇宮的捲軸，當腰帶纏，當墊子攤；蘇聯的兵，進了長春，也把清宮的書籍，當作引火的柴草。自古迄今，經過一次戰爭，書籍就碰上一次大劫，不在話下。六國典籍，到了秦宮，給項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也是一次最有名的火劫。明末清初，錢氏（錢謙益）絳雲樓藏書，天下知名，也是葬送在一把火之中的。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就是擔憂到火警的，所以那八十間房子，全系磚石砌成，沒有一根木頭的。卻又怕水潮霉濕，磚下放了木炭，吸盡水氣。乾隆建閣藏書，就採用這一體制。范氏又怕後世子孫盜賣藏書，分二十四房管理，一房一鎖；哪知後代敗類就勾通了匪徒，挖壁偷書，到了民國初年，好一點的版本都已失去了。 古人以書籍傳家，認為比良田美產好得多；可是，子孫不賢，偷了宋本《孟子》換糖吃，也和賣屋換雀相差不遠。（絳雲樓有幾部宋本書，都是故紙店找來的。）清末有一位理學名師朱一新（浙江義烏人，曾在廣州廣雅書院做過山長），所有藏書，兩子分家，每一種書切成一半；有上無下，有下無上，大家都看不成。到了孫子手裡，論擔出賣，片頁不存。書家子弟，也不見得怎樣高明。 魯迅翻譯了果戈理的《死魂靈》，譯筆、印刷與裝訂均精，相得益彰，孟十還居然在上海的舊書店中看到了那部有名的《死魂靈一百圖》。（據里斯珂夫說，《死魂靈》有名的插圖共有三種，而最正確和完備的是阿庚的百圖。）這插圖，就算是在蘇俄，也只能在圖書館中相遇，何況在中國？據魯迅推測，這大約是十月革命之際，俄國人帶了逃出國外來的；他該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把守了十六年，終於只好拿它來換衣食之資了。 亂世談書，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可為痛哭長嘆息也！ 我在旅行時期，總是帶著幾本書走的。帶些什麼書呢？大概是一本詩集，杜甫的或是陸放翁的，一部《老子》或《莊子》，再加上一本《史記》或是《聊齋》之類的。老實說，我的看書，看電影，有如別人抽香菸，只是消閒，教訓意味太重的，就受不了。 我們在都市住慣了的，老以為印刷技術進了步，出版得很快，買書這件事，一定很容易的。哪知，一離開大城市，就算在東南文物之邦打圈子，也還是什麼都買不到的。我上面說的這幾部頂簡單的書，第二級城市裡，已經覓不到了，只能自己帶著走的。那些城市中，頂容易買到的，還是昔時賢文，《幼學瓊林》《百家姓》《千家詩》之類。江西樂平，也算是交通便利的城市，《百家姓》《千家詩》的銷量，僅次於小學教科書，難怪到了福建的浦城，《莊子》也變成外國書了。有一天，一位憲兵問我：「《莊子》是一部什麼書？」我說：「有一首題壁詩，你看過沒有？那詩上說：『我有一首詩，天下無人知；有人來問我，連我也不知！』這就是《莊子》。」他想了老半天還是不懂。我說：「你不懂也罷！懂就是不懂，不懂就是懂。」 旅行中帶舊書，還有點便利處；在這個步步荊棘的世界，線裝書比較少些麻煩（此時此地，當然又作別論）。一則，有前人替我們做了保鏢，不至於有革命的色彩。二則，他們腦子裡的反動派，都是近五十年間出來的，舊的總是正統派道理，想不到《老子》《莊子》也曾被前人看作是洪水猛獸的。 因為這樣，有幾部書，就變成了我的血和肉了；心緒一不好，就抽出來看看讀讀，過過癮；古人所謂「不厭百回讀」，就是這個意思吧！ 從溫州的書店裡，買到了胡適的《藏暉室札記》（原由亞東出版，後來改由商務出版，稱《胡適留學日記》），真是喜出望外。這部書，照理民國十二三年就該出版了，可一直到二十八年才出版，姍姍來遲，大家望穿秋水了。這部書，早十五年前出版的話，至少可以銷幾萬部，到了抗戰第二年才出版，不僅一般人的情緒有了變化，運銷條件也受了限制。除了溫州，我走了那麼多的城市，沒見過第二次。 如著者自己所說的，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七年中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菸；記他時時痛責自己吸紙菸，時時戒菸而終於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衝動，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記他在一個時期里常常發奮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做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訪過女友；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辯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作為一個五四運動的文化導師，這部札記，引人入勝之處甚多。其中選集了一些漫畫，顯得他的藝術修養之深。 這部書，就跟著我走了天南地北，許多朋友看了都愛不釋手。可是，過了七年，抗戰勝利了，商務本出來了，一般青年，由於社會環境的劇變，反應得非常淡漠，這種倒變成中年人愛看的書了。據商務中人告訴我：這種書，只銷了二千部；比我們所預想的，不及二十分之一了。 《胡適文存》一集是權威的書，《胡適文選》是銷行的書，《藏暉室札記》，變成了落寞的書，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買書 最近，接到一封家信，信中有一番苦口婆心勸我莫再買書的話。她說：「南方既非我們久居之地，搬起家來，書籍最是粘手，舍又不得，不舍又累贅；還是少買一些書吧！」回想起來，買書成癖，有時也真好笑；有一回，我買了一部官堆紙局本《兩漢書》，花掉了半個月伙食費，拿了書以後，卻又偷偷摸摸地幾乎不敢抱回家中去，那時的心境，連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大概戒賭、戒菸的朋友，也該有同樣的心境吧！這幾個月，我自己警誡自己，商務、中華都是「害人精」，最好過門而不入；可是走過大道中，接近了那一段，總有些使人戀戀不捨似的。幸而上海不時有書寄來，買書的狂熱欲望，可以從郵局取書那一刻獲得滿足。 我的買書，有些小小的怪癖：甲，書面上要人題簽的不買；乙，開頭排列許多名人序文的不買；丙，標明為「必讀書」的不買；丁，裝上花里斑斕封面的不買。這些不成文法，連我自己也攪不十分清楚。好似我的第八覺，透過那書本，嗅得出那本書的氣味的。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還逃不出我的雙眼。有一回，在真如車站等車，從南新書店買到了房龍的《人類的故事》，這部書，一直就從真如看到了上海北站，又從北站看到了家中，從黃昏看到了天明，看完了才睡覺。這是我認識房龍之始，一直便成為這位自由主義者的信徒！這件小事，對於我的一生，影響非常之大；本來我立志要做康德，後來一變而有志於成為房龍了！ 從商務印書館廉價部，買到了福利德爾（E.Friedell）的《現代文化史》，在我也是一件大事。那書前頁上，題著如次的話：「假如有任何人奇怪，為什麼在許多歷史家已經寫過以後，我仍浮起了再寫一次的觀念，請他先把以前所寫的全看一遍然後再看我的；如此而仍要奇怪，那就是他的自由了。」（F.Arricnos）這樣，這部書，就成為我手頭最好的朋友了。一部書，也和一位領袖，一個英雄，一個名人，或是一個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須我心甘情願，愛好了它，這才可以抓住了我呢！ 積數十年之經驗，對於買書成熟了一直覺的觀念：一部好書，必定是樸素的；有如浣紗溪上的西子，布裙荊釵，毫無脂粉氣的！ 賣書 經過了「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慘痛的「書劫」，便指天為誓，不再買書了；而架子上的書本，又從誓語中偷偷地溜了進來。其間，只有一些小變化：從前見有所愛好的必買，後來縮小視野，只買文史部分的書，而以史學專著為主。可是書架逐漸增加，斗室逐漸縮小，又被封鎖在書城之中了。上海解放前後，發下天大宏願，要出賣舊書了；就像出賣兒女那樣下了決心。首先想把灶披間那幾架舊雜誌開刀再說；一看那整份整份的是《世界知識》《中學生》、《國文》月刊、《觀察》周刊、《文摘》《時與潮》《新中華》……理得齊齊整整的，怎麼捨得出賣呢！好了，總算把一些不相干的定期刊物清理出來，連著一捆剪報的材料，可以交代了。書架上的書，它們鼓著眼珠看我，等我分出哪些是親生骨肉，哪些是乾兒子，狠心到什麼程度。花了三五天時間，總算理出五大捆來；那時把心一橫，賣掉也就算了。 有一天，經過卡德路舊書店，「高價收買舊書」的大字，引誘我去找那胖胖凸著肚子的老闆。第二天下午，他果然到我們家中來了，肩上背著一把大秤子，我才知道他所說的高價，是論斤秤賣的。當時他拋出高價是人民幣二千元一斤（合港幣四角）。這樣，那幾捆舊書，又擱在角上發霉了。幾乎一家人，從老到小，為了出賣舊書而動員；進進出出，先後來了幾十個收爛東西的，出的價錢，比舊報紙還低些。他們的理論是這樣：「包起花生米、油氽黃豆來，三十二開本的書頁實在太小，雜貨店老闆都不歡迎的。」從經濟觀點說，他們是不錯的。不管嚴復譯著有多少價值，萬有文庫本的嚴譯叢書，還賣不到一千五百元一斤呢！ 嗚呼！買書難，賣書更難。倒還是那一捆剔除出來的舊雜誌，開頁比較大，向雜貨店調換得一些草紙、肥皂、火柴來。這個動亂的世界，最好是心如枯木，百念不生；否則，愛書成癖，也就成為丟不掉的大包袱了。前幾天，在葉靈鳳兄家中看見了那麼幾房子的書，羨慕不止；轉念一想，我又如阿Q似的，獲得了精神上的勝利，無書豈不是更輕快些嗎？這個世代，什麼事都只有「今日」，沒有「明天」的，什麼理想，什麼計劃都是空的；連我這樣的人，都不得不「今朝有酒今朝醉」了，世運之趨向，蓋可知矣！ 丁超五的書 前天有人說到了丁超五先生，我忽記起了我的書架上，有過一本丁超五的書；不是他所著的，而是屬於他的書。那本書，是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中冊（商務版）。一九四一年秋間，福州克復的第二天，我隨軍向那兒推進，從地攤上買來的，花了三元法幣。這本書上，至少印了三十多顆邵武丁超五的圖章，長方的，方的，圓的，橢圓的，正楷的，篆體的都有，圖章既不高明，印泥也很壞。我總想不明白，在這樣一部平常的書上面，為什麼要印這麼多的印子？印了這麼多的印子，結果還是流落到我的書架上來；這個動亂的世代，身外之物，遷變無常，連自己都不知明年又在何處？更何有於書？丁先生似乎太執著了吧？有一回，丁先生到了贛州，我本來想送還給他，使物能歸原主，恰好我在大學先修班講近代中國史，得用這書作參考，也就不慷慨奉還了。 這些小節目上，每每流露著各人的性格。有的愛買書，保護得很周全，不要說勤於拂拭，不使染塵灰，也吝於借給別人。有的愛拖別人的書，一借便不還，張三李四的書，拖了一大堆，他自己也弄不清，別人來討債了，他就要皺眉頭，怪那位主人不大量。有的愛收藏珍本，「百宋」「千元」，成為收藏家；收藏家既講究版本，又講究圖章，講究印泥，可是每本書上，只打上一處二處印子便夠了，並不像丁先生那麼濫而不精的。我和丁先生正相反，把藏書印子擱在抽屜里，懶得去用它；偶爾買了新書，隨便簽個名，免得和別人的混在一堆也就算了。生平也積過三次書，都在二萬冊以上；第一回，毀於「一·二八」戰役，第二回毀於浙東戰役。現在看得很穿了，聚散本無常，緣盡即散，決不留戀。上海解放以後，索性把八部比較名貴的本子，隨手送人，免得多所牽掛。——書籍有如子女，封建社會，以多子為福；到了工業社會，大家都在節育，反有「無子一身輕」的念頭呢。 書呆子 王了一先生有一篇寫「書呆子」的好文字，我見獵心喜，也來談他一下。不久以前，一位朋友，他是第一次看《儒林外史》，這一看，那可不得了，滿眼都是書呆子。誰是權勿用，誰是馬二先生，誰是周進，邊說邊笑；只有他自己不是，因為他不是書呆子。吳敬梓是照了鏡，連他自己也寫進去的，就是杜少卿夫婦，也是雅中帶酸的。 王先生說，普通總把喜歡念書而又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叫作書呆子。他說：「在這廣泛的定義之下，書呆子又可分為許多種類，甚至於有性質恰恰相反的。據我所知，有不治家人生產的書呆子，同時也有視財如命的書呆子；有不近女色的書呆子，同時也有『沙蒂主義』的書呆子。」《儒林外史》把書呆子寫成三類：一類是頭巾氣的書呆子，馬二先生、匡超人都屬於這一類；一類則是慕風雅的書呆子，牛布衣、權勿用那一串朋友都是；這兩類都是吳敬梓所看不起的。在那個時代，這二類都是在功名圈子裡打斤斗的，那幾位吟風弄月的雅士，也是戀戀於後世之名，和科舉中人爭一日之長的。吳敬梓所敬佩的，乃是視富貴如浮雲、高尚其志的人，他寫了許多典型的隱士，而且是正義感極強的人。 我們就看杜少卿的一生，他這位大少爺、大好老是要一個人獨自來做的；這一點，連他的兄弟杜慎卿也看得很清楚了。他那份財產，就是那麼一頂炭簍子接上一頂炭簍子送光了的，最後，那位僕人看準了沒有油水，也就放開牛，逃之夭夭了！他的真摯處，就在他能夠一笑置之。杜少卿的最可愛處，還在他把書讀通了，能夠翻出孔夫子的神廟，自己有個見解了。他和其他書呆子不同之處，他只是不懂人情世故，對於「書」卻是貫通了，比那些捧高頭講章句的腐儒高了一招了。 王了一先生說到書呆子的自得其樂頗為有趣。他說：「依我們看來，『呆』的意義範圍盡可以看得更大些。凡是喜歡讀書做文章，而不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和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業，去博取安富尊榮者，都可認為書呆子。依著這樣說法，世間的書呆子似乎不少；但若仔細觀察，卻又不像始料的那樣多。世間只有極少數人能像教徒殉道一般地殉呆，至死而不變，強哉矯。這種人可以稱為『呆之聖者也』。又有頗少數的人，為饑寒所迫，不能不稍稍犧牲他們的興趣，然而大體上還不至於失了平日的操守。這種人可以稱為『呆之賢者也』。我們對於前者，固然願意買絲繡之；對於後者，也並不忍苛責。波特萊爾的詩有云：『飢腸轆轆佯為飽，熱淚汪汪強作歡。沿戶違心歌下里，媚人無奈博三餐。』我們將為此種人痛哭之不暇，還能忍心苛責他們嗎？」 照吳敬梓的寫詩，開頭的王冕和結尾的荊元，才是呆之聖者也。至於楊執中夫婦，除夕晚上，既無柴，又無米，兩老相對，點了一支蠟燭，把那隻心愛的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也算得「呆之賢者也」了。我們朋友之中書呆子這一型人物，並不算少；誰是聖？誰是賢？也還得寫到《儒林新史》中再說。今日的問題，還在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沿戶違心歌下里」，媚人還不足以博三餐，那就不知怎麼待下去才是了。莫羅亞說到那位希臘的哲人，他獨身住在木桶子裡，還可以傲王侯而輕視富貴的，假如帶了三四個兒女住在今日的大都市中，難乎其為「呆之仙」了。我們這一群人，都是帶著住調景嶺的命運到海外來的，比莫羅亞所提出的問題更不容易作答案了。吳敬梓在三百年前，看到了書呆子的末運；而替書呆子作最真實的寫照，則是魯迅的《孔乙己》，孔乙己雖說君子固窮，結果還是打折了腳以致餓死的呢。 今天看了藏園的《偷書賊的故事》，也覺得很有趣。那位英國散文家吉生，有一次衣袋裡有六便士，想買一本海涅的《檯布拉斯》，又想買些東西來充飢，遲疑不決，在書鋪門前巡來巡去，最後才下了決心進去把書買了，回到家裡，一面啃黑麵包干，喝冷水，一面看書，真是呆之聖者也！就是那位為了搶買海內孤本上斷頭台去的唐雲仙，不嘆惜自己的死亡，卻惋惜他所拼著命去爭的書，並非海內孤本，也算得呆之賢者也！我們中國的書呆子，本來有兩句自己騙自己的話，叫作「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不過，書本的確是我們的「曼依帕」（心靈的天堂），賞心樂事太多，盡有足夠使我流連忘返的！前幾天，我買了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差不多使我整整兩晚睡晚覺，連四更天都恍恍惚惚混過去了，弄得那兩天六神不安。偏是隔鄰的程先生，他就半夜裡來拿了去；他嘴裡是說：「明天我有四堂課，今晚翻一翻就算了！」一翻也就看到四更天，第二天早晨，一見面，就說：「你害人不淺！你害人不淺！」叫我不知怎麼說才是！昨天，還有一位小書呆子打電話給我，說：「那天，從你那兒拿去的那些書，看不完怎麼辦？」書，真是我們的愛人，實在捨不得拋開的！ 王了一先生從抗戰的實際生活，嘆息時勢艱難，做書呆子實在不容易了。若是王先生今日投荒海外，不在中南區做行政委員，怕是他的嘆息，比往日更為深長吧！我們所以不能永遠安貧樂道下去，兒啼女哭，開門七件事的壓力實在太重了，那是不待說了。楊執中雖可以和老妻摩摩香爐過日子，他那兒子，就非盛一碗白飯，泡點雞湯吃飽來不可了。王先生說：「若真要做一世的書呆子，而不中途失節，古井興波，至少須得找一個女書呆子來做太太。」時至今日，小楊要向楊執中清算一番，他們那隻香爐能否保留下去，那就成大問題呢！ 內山書店 內山完造，成為我們的朋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曾寫過一本《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開明譯本），對於中國的社會文化，尤其對於人情味，頗能體會。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那內山書店，尤其使我們留戀不忍去。他那書店中，人手很少，顧客隨手翻書，甚至整天坐在那兒看，他也不厭惡的。這和我們進了中華書局的店堂，就有小夥計在後面盯梢那樣惡劣的市儈作風，實在相差得太遠了。有沒有人偷書呢？有的，我的一位朋友，就偷過內山書店的一本辭典。內山也明知道有人偷書的，但是他對我說：「愛偷書的人，他一有了錢，一定愛買書的。現在被偷，就等於放了賬。」他又說：「多用幾個職員來看顧書架，不僅使人印象不佳；而且書被偷的損失，也不見得比多用職員更花錢些。」他真是通達人情的人。 他的書店，很快成為我們這一群朋友打尖的好去處；他總是煮茶招待我們，有時也備一點兒點心。有些熟人，也在那兒可以碰到。那時候，有些成了問題的朋友，就在那兒作通信地點。魯迅和郭沫若兩人，生前沒見過面，但他們都是內山的朋友。一個書店的老闆，像他那樣，才算少一分市儈氣；倒因為這樣，他的書業比其他書店還發達些。我在商務、內山都是有欠賬的摺子的，商務是滿了三百元，便前賬未清，免開尊口的；內山書店是逢季必有賬單，可是，舊欠未清，新欠還是照樣掛起來。這麼一來，在我倒反多買了一些書了。 在那一時期，正當中日的關係惡化之際，而我是屬於抗日分子的特種人物的，和一個日本人往來，本來不十分適宜的。但是，我們都擔心得很，覺得和內山做朋友，在內山書店進出，並無足以疚心之處，也從來沒有人以為我們是親日的。 有一回，魯迅先生問他：「老闆，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內山說：「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於是魯迅先生就哈哈大笑起來了。 內山完造的《憶魯迅先生》中，曾說起了一件有趣味的故事。有一回，周先生曾在商務印書館的西書部預訂了一本德文書。某一日，來了通知，說是預定的書籍已來，可以帶四塊五角錢去領取。他以為那大概是運費，加上書錢，總要五六十元。他就準備了這些錢去領取。夥計把預訂的書拿出來了，要他付四塊五角錢。他問這是什麼錢？他說：「這就是書錢。」於是周先生就對他說：「沒有那樣的事情，這書無論如何也要四十多塊錢，請你再細查一番。」但那夥計還是說：「不，四塊五角就夠了。」他又對他說：「這的確不對，這是四十馬克的書籍，我想中國錢無論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還是請你查查看。」但那位夥計先生卻說：「麻煩透了！你可以不必那麼囉唆，你如果要，就付四塊五角錢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他就付了四塊五角錢，把它拿回來了。商務印書館當然虧了本了。 這便是上海書業的寫照。所謂科學管理的商務印書館，便是如此。當然較之官辦的正中書局高明一點，但比之內山書店，只不過較正中少了一些官僚腔而已，夥計的敷衍了事，大抵如斯。內山書店的成功，就在於老闆與夥計打成一片，而書店與讀者的合作，雙方彼此信任，更是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以後，我回到了上海，依舊在北四川路底找到內山老闆，閒談了好幾回；後來，他搬到了乍浦路集中管理區去，又見了幾回面。他還是把他的書店當作事業來經營的。現在，他在日本；他的思想，還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加上他那日本人的氣氛就是了。他的內山書店，一部分給王造時先生的前方書店接收了，儘管王先生是我們的熟人，書店的生意也還不錯。但書店是書店，顧客是顧客，老闆是老闆，夥計是夥計，內山書店那份溫暖的空氣已經消失掉了。 魯迅先生晚年印了幾種精本的書，如《死魂靈一百圖》《海上述林》《鐵流》《毀滅》，都是內山書店代為發行的，內容形式都很不錯。內山完造，可說是懂得文化的書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