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衷論 [標點本] · 書經衷論卷三

大學士張英撰 周書 泰誓凡七條 湯、武當革命之初，故其誓師之言，皆首舉天命立君之意。湯之言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後。」武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袒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兩聖人之言，若合符節，既明乎天所以生人之意，又明乎人所以奉君之意，自不以天位為可樂，而以百姓為可憂。聖人作而萬物睹之氣象，於此大可見矣。三代聖人皆真知此理，知天下芸芸萬類，不可一日無元後父母之戴。故堯之皇皇而求舜，舜之皇皇而求禹，湯之不得已而伐夏，武之不得已而伐商，舍天下之至美而不惜，犯天下之不韙而不辭，伊、傅之所以匡君，孔、孟之所以憂世，皆明於天地生民之故，而不敢一日自暇逸也。漢、唐以後，易姓改物，角材而臣，惟力是視而已。高帝入關之言，首曰：「父老苦秦苛政久矣，猶有救民水火之意。」至於作君作師之大義，更有能舉而明之者乎？ 「惟天地萬物父母」一節，分明是太極圖說一篇骨子。「妙合而凝」以上一段，便是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便是惟人萬物之靈。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一段，便是「袒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聖賢立言，皆非無所夲，特在擴而充之耳。西銘一篇，全從此數語衍出，故言雖寬而不覺其泛也。湯誓之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泰誓之言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豈藉口天命，而為此矯誣上帝之語哉？蓋天生聖人之德，以為萬民之主。湯、武既有其德矣，而又居諸侯之位，豈有目擊桀、紂之荼毒其民，而漫無一動念者乎？湯之囚於夏台，文王之囚於羑里，當時必湯、文數諫而逢其怒，又忌二君之得民而欲剪滅之，如書所云「苖之有莠，粟之有秕」也。湯、武之言，皆若有所稟受於帝，承命於天，而為此斷然不可已之詞。聖人之自信，豈偶然哉？ 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者，紀綱法度以整齊之是也。「作之師」者，修身遵禮以化導之是也。唐虞之所謂「於變時雍」，「四方風動，民協於中」，皆是以師道表率之。湯之所謂「表正萬邦，式於九圍」，「建中於民」，亦此義也。三代而後，凡所謂法令科指以求盡乎君道者，概未之備。即有英君誼辟出而經營天下，求詳乎臨御之道者，則有之矣。求如聖人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師道自任者，蓋未之聞焉。程子所謂「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良有味乎其言之也。 人君之所以自托於天下者，天而已矣；所以自信為得天者，民而已矣。泰誓三篇，於天與民之際，獨反覆言之。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又曰：「元後作民父母。」此探本言之也。又曰：「天佑下民，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其二篇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曰：「天其以予乂民。」其數商紂之惡也，亦曰：「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又從而合論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明乎人主無邀天之法，而止有乂民以格天之事，為人君者致思於此，其亦惕然不敢不敬百姓矣。 湯數夏桀之罪無費辭，但曰「夏王率遏眾力，卒割夏邑」而已。至泰誓之數紂，何其辭之盡也。既曰「焚炙忠良」矣，又曰「播棄黎老」，又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殆亦近於復矣。湯誓猶有「非予小子，敢行稱亂」之言，武王直曰「取彼兇殘，我伐用張牧野之師」，其與鳴條之役，氣象蓋大不侔矣。故湯武同以誅伐得天下，而蘇子獨論武而不及湯，有以夫！ 「於湯有光」，朱注但云：「比於湯之伐桀，猶有光焉。」蔡注則云：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其意蓋謂桀無道而成湯放之，紂無道而武王伐之，皆以救天下為心。由武王今日之事觀之，而成湯不得已之心，益顯明於天下而無疑。其說近於委曲回護，且未有伐其人之子孫而反有光於其祖考者，不如朱子之說為顯明平易也。牧誓凡三條。 先儒謂牧誓一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里。蓋謂其數商王之罪，但云「惟婦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長信使，俾暴虐於百姓」，未嘗明言商紂之惡，故謂之溫厚。「今予發」以下三節，戒其輕進妄殺、殺降，故謂之嚴肅。愚謂牧誓之言，特泰誓三篇之所未發者，舉而言之耳。泰誓但云「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至此方雲「惟婦言是用」也。泰誓但云「尚迪果毅」，至此乃將戰之時，訓之以步伐止齊之事，究竟與泰誓亦非有差別也。 庸、蜀、羌、髣、微、盧、彭、濮，蔡注謂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大全陳氏謂文王化行江漢，自此而南，故八國皆來助，舉其遠，則近者可知。二說不同。予觀其文?，蓋在「友邦冢君」之外，舉蠻夷小國之君而並及之耳。故於千夫長、「百夫長」之下，而以「及」字連絡之，謂之曰「人」，所以別異於「友君」、「冢君」之稱也。羌、髳、微在西，蜀在周千里之外，恐不可言近；庸、濮在江、漢之南，亦不可謂遠也。 戊午河朔之師，重於數商之罪，蓋以臣伐君，義近於不順，非明於虐我則讎之義，則何以鼓友邦冢君之氣，而堅微、盧、彭、濮之心？故泰誓三章，重在聲罪致討，援天命祖德以告之。至甲子商郊之陳，則師旅之氣奮矣。故略於數商，而謹於自治。步伐止齊之法，一則欲其臨事而知懼，告之以無敢易之心；一則恐其氣奮而輕進多殺，告之以無敢肆之心。泰誓之言，靖暴之義也；牧誓之言，行師之勇，止戈之仁也。觀周書而三者亦可見矣。武成凡八條， 觀商、周革命之際，而知禹、湯之德之盛也。商之初曰：「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周之初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蓋禹、湯之所服行，乃千古不易之道，特其子孫不能守，而隕越顛覆之耳。湯、武之奉若天道，即湯武之率由舊章，雖欲強而易之，不能也。此三代之所以一道同風，而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與？ 武王之數紂也，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跡其行事，大約如後世吳王濞之所為者。紂既為天下主矣，所謂有罪逃匿之人，果何從來哉？愚竊意四方諸侯之臣，有奸邪側媚、貪暴無行，得罪於其國之君民，而皆以紂為淵藪，諸侯莫敢過而問之者，是以為大夫卿士皆時必實有其人，實有其事，而後世無從考也。 武成篇中讀至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台之財，發巨橋之粟，一時取天下氣象，如日星之煥發，啟蒙昧為昭明，時雨之滂沛，變枯槁為潤澤，萬物熙熙然而作睹。讀至「偃武修文，示天下弗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定天下規模如泰山之鞏固，磐石之四維。子孫有所憑藉，以為不拔之業；臣民有所信守，以為久安之計」。只是數語，包括一代大製作，可悟史筆之妙。 九年大統未集。先儒謂文王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武王嗣位，合居喪三年，共為十有三年而伐商。是文王不應稱王而稱王，不應改元而改元，武王應改元而不改元。歐陽子言之詳矣。究竟書所謂九年者，不知何所指歟？通鑑前編謂：「此文王專征之九年也。」文王以己未年賜弓矢專征，至丁卯武王嗣位，是謂九年，故謂大統未集。至泰誓之十有三年，則專指武王之即位十有三年也。其說似較漢儒為長。此歐陽子之說，而今通鑑前編悉從之。 湯之放桀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之伐紂曰：「予小子既?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何其言之合轍也。二君將舉非常之事，犯千古不韙之名，非得賢人君子以為之輔，則上無以取信於天，中無以自決於己，下無以固結於民。故湯得伊尹而興，武王得太公望而王業成。綱目書張良歸漢，諸葛亮從先主，皆以為受命之所自，有以哉！ 人君之失人心，莫大於戕害正人，聚斂民財。二者紂皆為之，民怨亦已深矣。武王初得天下，恩澤未及於商，民急急焉，惟此二者為先務。蓋崇賢禮忠，以快小民是非之正；散財發粟，以救小民剝膚之災。但即紂之所行而反之，彼之所以失，即我之所以得。如秦民最苦苛法，而漢高首除之，關中之基，實定於此。以楚之強，終不能與之爭，得民心故也。究之治天下、守天下之大端，亦不出此數事而已。 愚謹按：武成一篇，前四節總敘其伐商之始終，王若曰以下，皆誥誡諸侯之辭。篇名曰武成，夲非言用兵之事，乃武功既成，而大誥天下也。「王若曰」一節，言國家累世功德，為得天下之本。「底商」三節，皆述其告神之辭，言奉天伐暴，非己之所得私也，正與湯誓「予小子履」一節相似。「恭天成命」一節，言東征之時，民心向應如此，正與「葛伯仇餉」一節相似。「惟爾有神」一節，言伐商之事，見定天下之易，武功之所以成也。「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正與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之語相類。「列爵惟五」一節，末告以定天下之規模，正與湯誥「凡我造邦，無即匪彝，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同意，俱作誥諸侯之辭，猶覺完備。若依考定，武成以「王若曰」二節作誥諸侯之辭，止於自述先德，末節又以為史臣之辭，文意亦不相連束，且其間缺略多矣。愚意細繹，似不必改移。及觀大全所載之說，朱子亦謂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後之詞，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為之豁然。 一月壬辰既雲初二日，則四月不應有丁未。朱子云：「考歷數，是年當有閏月。」理或然也。日食盡曰食既，既生魄是言其魄之既足，晦日是也。若以為望日，當曰「哉生魄」，而不可言「既生魄」。以為晦日，則前後文義不舛。且由廟而郊，然後受命於周，當時次第或亦當如是也。洪範凡二十條。商自契為堯、舜掌教民之事，傳數百年而生湯，繼世賢聖之君六七作，其臣如伊尹、仲虺、傅說、甘盤，又皆能發明古先王之道，故凡後世所稱道德學問之語，原始於商書者甚多。且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久而不墜，蓋其道法之相傳者久矣。武王定天下，首訪於箕子，而箕子初不以王室之裔、勝國之老，更姓改物，稍以為諱。武王拜手而訪之，箕子拜手而陳之，皆不以為嫌者，蓋斯道在天壤間，如五嶽之撐拄，四瀆之流通，不可以一日廢。道在箕子，而武王不詢之者，非也；箕子不陳之者，亦非也。蓋道者，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所得而私也。箕子能為武王諱哉？厥後微子封於宋，數十傳而生大聖人，迄今宇宙間世族可考者，由契而湯，由湯而微子，由微子而孔子，由孔子而今日，世受爵土與天無極者，惟此一氏一族而已。嗚呼！豈非教思之遺澤獨遠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漢班固、劉歆輩遂謂「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龜背之文，此固斷然知其為誕而不經，不可信矣。歐陽公謂河圖洛書皆由後人之附會，則亦未取盡然也。大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可謂盡無其說，且亦不必謂其無也。愚謂九疇之理，原自涵於大禹之心，特偶因此一端觸發而配之為九類耳。龜書之自一至九者，數也，乃當時天錫之瑞，以啟聖人。洪範之一五行以至九福極者，理也，乃聖人所配之言以答天心。理自理而數自數，不必過為牽合。理因數顯，聖心因天心而發，想河圖衍易亦如是耳。正如孟子所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何必謂其無而辨之哉！大抵大聖人製作之初，觀象於天文、山川、鳥獸者皆是也。河圖列於東序者，後世因河圖為聖世之瑞，故畫之為宗器耳，何可疑哉！ 以洛書之位而言，自一至九而無五，五，虛位也，而皇極居焉。一之五行，四之五紀，七之稽疑，揬皇極之夲於天；二之五事，八之庶征，端皇極之修於已；三之八政，六之三德，九之五福六極，溥皇極之用於天下。一篇之中，言天、言身、言民，三者貫通無間，皆所以成皇極之體用於天下也。 五行有生之序，水、火、木、金、土是也；有生之性，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是也；有用之德，作咸，作苦，作酸，作辛、作甘是也。三者備，而五行之大者具是矣。五事有見之序，貌、言、視、聽、思是也。有秉之德，恭、從、明、聰、睿是也。有發之用，肅、乂、哲、謀、聖是也。三者備，五事之要者具是矣。八政則但言其序，而先後之義已該。五紀則惟詳其數，而大小之序自見。惟皇極無數可紀，而為諸疇之要，故詳其辭。皇極之所以建，無可言也，於五事、三德盡之矣。但以民人之感應歸極與否，驗其極之建與不建而已。蓋人君之德，非但自有諸身之為德，而合諸天下之為德也。「時雍於變」，即堯之德；「從欲風動」，即舜之德。故詩曰：「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脫使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有一人不遵於極，為治之累，即為極之累。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後謂之「建極」也。篇中三言「凡厥庶民」，蓋反覆為此百姓耳。由建極以斂福，由斂福以錫福。有道之君，貌、言、視、聽、思皆全乎恭、從、明、聰、睿之德，而協於雨、暘、寒、燠、風之應。故斂之於身者，有期頤之壽，有豐亨之富，有恬豫之康寧，有上聖之好德，有全歸之考終，此所謂斂福也。由是世路清夷，風俗熙皞，無淫濫之刑，無兵革之禍，無夭扎疵癘之災，而人皆壽而考終矣。無水旱之祲，無橫暴之賦，無盜賊之擾，無侈靡之害財，無螟螣之害稼，而人皆富矣。無力役之勞其形，無憂患之驚其心，而民皆康寧矣。無莠民之誘其耳目，無亂政之眩其視聽，無慆淫匪彝之汨沒其良心，無僭賞濫罰之搖惑其心志，而民皆好德矣。此所謂錫福也。必如此而極始建，天子為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之責始盡。堯舜之世，民皆仁壽，成康之代，刑措不用，非錫極之效乎？不錫之以五福，即錫之以六極矣。極與福相反也，而正相待也，故繼福而言「極」。於「皇極」但言「斂時五福」，而不言「極」，蓋已在其言外矣。人生福德，相因並重，而人君尤甚，故「皇極」言「極」即言「福」。若桀、紂之君，先不能斂福於其身，又安能錫福於庶民乎？故欲錫福，先自斂福始。天保之祝君以福，即天保之祝君以德也。夫 洪範九疇，雖極有界限可尋，而其中言天道，言人事，言君德，言王道，渾淪融貫，不可分其畛域，要當合而觀之。「敷錫厥庶民」，君錫福於民也。「於汝極」，錫汝保極，民又以其福上答於君也。君民共在於福之中，故曰：「斂福錫福，會極歸極。」至治之世無佗，不過君與民如一父之子，一人之身，呼吸相通，海宇近於堂陛，赤子登於衽席而已。至亂之世無佗，不過君與民相視如路人，秦、越休戚不相關而已。故曰：「近天子之光。」皇極之大義如此。 觀武王與箕子篇首問答之意，總在彝倫之攸敘而已。九疇雖該括，而大約以建極錫福為敘。彝倫之夲，五事所以建極也。三德則調劑乎此而已，稽疑、庶征則考驗乎此而已，八政、五福則從此推之耳。聖人不強人以所不能，故曰：「惟厥正人，既富方谷，爾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五福之次曰富，周書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天下未有生計不給而可與為善者。絕世之廉潔，聖人不以律人，故易曰：「苦節不可貞。」古人之慮此至審也。漢詔亦曰：「小吏祿薄，求其無侵漁百姓，難矣。」昔人養其廉，而猶不能禁人之貪，況明啟以貪之路乎？信乎好於而家，乃為政之大節也。 「無偏無陂」一節，乃有韻之語，當是古帝立為敷言，以教天下之人，而箕子特引之以明皇極之義。其下又兩舉極之敷言，以見臣民訓守之篤，以終皇極之義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所以治之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教之也。治之者，抑其有餘；教之者，輔其不及。因天下有過不及之人，而聖人有剛柔之用，其要歸於皇極而已。 威福，人君之所以馭天下；玉食，人君之所以享天下。馭天下者存乎權，享天下者存乎福。人臣而竊其權，覦其福，鮮未有不敗者。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此古今不易之理。而奸雄跋扈之臣，至死而不悔者，何也？人君而至以威福讓於臣下，其能不殆且亡者，幾希矣？人君無所為威福，奉天之威福以施於天下，參之以人，則私矣。人臣無所為威福，奉君之威福以佐於天子，參之以己，則過矣。君臣之事，一天之事，故曰：「時亮天工。」人君且不敢以威福自專，況人臣乎？ 卜筮之用，主於衍忒決疑。至人生當為之事，無疑無忒，其何卜之有？古人之禍福緣是非而定，君子以是非為禍福。後人判是非與禍福為二，以卜筮為趨避之端，則失之遠矣。人謀鬼謀，究竟以人謀為主，非舍卿士、庶民而專聽命於龜筮也。 由貌、言、視、聽、思，而有雨、暘、燠、寒、風之應，古之言災祥徵驗者，始於此。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王與卿士、師尹，皆有天下國家之責，其舉動皆有關於生民之休戚，故其氣所蒸郁，能感召於庶征。非王與卿士、師尹之喜怒足動乎天地，乃生民之休戚有關於天地也。盈天地間者，更無佗物，生民而已。其休戚與天通，如嬰兒之居母腹，呼吸相應者然。乃生民不能自為休戚，上而聽於君，下而聽於卿士，又下而聽於師尹，此君與卿士、師尹所以感動乎天之故也，安得不兢兢哉？ 中庸之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不過從五事庶征推衍之耳。信乎洪範一篇，為聖學之樞要也。猊，水也，故為雨之應。言，火也，故為暘之應。視，木也，故為燠之應。聽，金也，故為寒之應。思，土也，故為風之應。貌潤澤於外，故恭則時雨，狂則恆雨。言宣揚於外，故乂則時暘，僭則恆暘。視散布於外，故哲則時燠，豫則恆燠。聽收斂於中，故謀則時寒，急則恆寒。思不寄於五官，而為主於中，無微不入，無遠不屆，如風之散於四時萬物也，故「聖」則時風，「蒙」則恆風。「狂」與「恭」相反，「恭」則「動容必謹」，「狂」則「瞻顧失度」也。「僭」與「乂」相反，「乂」則「有倫有要」，「僭」則「悖理傷道」也。「豫」與「哲」相反，「哲」則「視遠惟明」，「豫」則怠而為物所蔽也。「謀」與「急」相反，「謀」則「聽德惟聰」，「急」則迫而為小人所中也。「聖」與「蒙」相反，「聖」則「表里洞達」，「蒙」則「憧憧往來」也。五行、五事、庶征，渾而為一，在天者賦於人，在人者感乎天。總之，人處天地間，為天地間之一物，其氣一日不與天地通，則枯槁矣；其心一日不與天地順，則悖逆矣。夲大也而自以為小，夲通也而自以為隔；夲神奇也，而自以為腐朽，亦獨何哉？ 雨眻寒燠風，外咎之徵，有關於一歲之得失者焉，有關於一月之得失者焉，有關於一日之得失者焉。關於一歲者，天子召之；關於一月一日者，卿大夫召之。天子有一統之義，卿大夫有分土之義也。故省之各有小大之差，究之君臣上下同一省也。「俊民用章」，正所謂「拔茅征吉」也。「俊民用微」，正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 盈天地間者，五行而已矣。雨暘寒燠風，天地所發五行之氣也。貌言視聽思，人生所得於天地五行之氣也。外此而五味、五色、五音，與夫人之五臟，天之四時，干支生克制化之理，一五行之相為周流而已。故太極圖生陰生陽之後，即繼之曰「五氣順布」，然後知彌綸於天地古今者，莫非此五者之用。故洪範首節曰：「汨陳其五行」，「初一曰五行」，明乎五行，又為洪範之本也。 易之書本於河圖，以陰陽為主；范之書本於洛書，以五行為主。故易之數主於「耦」，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是也；范之數主於奇，九疇、五行、五事、五紀、三德、五福是也。洪範一書，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具於此。蓋皇極者，握大柄之一人，以其位之尊，故謂之「皇」；以其比天之樞紐，如北極然，故謂之「極」。五為九位之中，易之五爻皆言君道，故范之五位，皇極居焉。一人居中，以五行為根抵，以五事、三德為工夫，以五紀、庶征經緯乎天，以八政、五福、六極綱紀乎人，以稽疑契合乎鬼神，錯綜天人，鎔鑄造化，使三才皆入於陶冶之內，而惟吾之所欲為。其言宏闊而精微，堯、舜、禹、湯不言之秘，隱躍其中，信非淺學所能測也。旅獒凡三條。 旅獒中如「不役耳目，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皆極精要之語。「志以道寧」一語，即攝程子四箴。「言以道接」，即伊尹所謂「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覺此一語更為簡括。「不役耳目」，即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之意。此皆聖賢學問源流之旨也。玩物喪志，所包最廣。舉天下凡足以荒我之志者，皆物也。不獨聲色游畋、宮室玩好足以移人之性情，即文詞詩賦之類，躭之不已，亦足以喪志。程子以為當遠之，如淫聲美色，蓋恐靡曼之言足以柔人之正氣，長人之逸志，導人之邪心，而且予小人競進之媒，啟風俗浮薄之漸。故先儒之論，似甚而實非過也。華靡巧麗之文，莫甚於六朝。考其人，如潘岳、陸衡、陸雲、謝靈運之徒，皆失身匪人，不能保厥令終。求其文行並優，為端人正士者，蓋亦少矣，不亦可永鑒哉？ 武王盛德大業，一獒之受，似為無損。召公以細行大德誡之，又以九仞一簣勉之。朱子謂其諄諄誥戒，如教後生小子者。然古人君臣之間，其勤懇固如是乎？金縢凡五條， 周書中惟金縢、洛誥、顧命三篇首尾皆史臣之文，金縢又前後數年之事，而合為一篇者。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惡有死而可以他人代之者？如果有鬼神操生死之權，可以求而免，可以求而代，則凡為人之子若臣，孰不當為君父請命？雖至於耄耋，而可以無死。乃古今如此等事，又不多覯，何也？如謂聖人愛親之心無已，亦但如是以求之而已，其應與否，不可得而必也。武王亦適然而愈末，必鬼神之許周公也。然則或有或不有之事，聖人亦行之乎？愚竊謂生死數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此言人老耋而以壽終，雖孝子順孫，不可得而留也。又見有愚夫愚婦刲股割肝，呼天搶地，而間可以延其父母數歲之命者，聖人雖不以立訓垂世，亦不可謂其事之全無也。武王克商方二年，此天下何等時乎？故周公迫切誠懇，願以身代。此固與尋常禱祠不同，而亦與尋常之考終不同。愚夫愚婦猶可以感格鬼神，況聖人之至誠迫切乎？朱子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亦初不一筆抹殺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子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居東二年為東征。朱子亦曰：「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其注鴟鴞之詩亦曰：「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詩以貽王。」注東山之詩則亦曰：「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則朱子以「居東二年」為「東征」明矣。既以「居東」為「東征」，則所謂「我之弗辟」，其為伸大義誅管蔡也又明矣。蔡注乃謂「居東」為「居國之東」，而其後別有東征三年。夫當王室新造之時，群叔流言之日，正國家安危所系，周公可以避嫌而遜處於外乎？觀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如此等事，周公直是至誠惻怛，亦不以小嫌自避者。天下「避嫌」二字，賢者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平居不為，而況當迫急時為之乎？罪人斯得，明是武庚、管、蔡之既誅，非可雲始知流言之為管、蔡也。朱子亦曰：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世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愚終以孔安國及朱子之言為當也。 讀鴟鴞之詩，其言取子毀室者，何若是之迫也？據蔡注，則以為此時武庚末叛，逮風雷告變之後，周公返國，管、蔡懼罪而後叛，周公始東征之。武庚、管、蔡既未叛，則詩中所云「取子毀室」者，何所謂也？細讀「罪人斯得」，確是誅管、蔡、武庚後語難雲，知罪之在二叔也。金縢前段言周公禱於三王，請以身代，而武王果瘳。後段言周公居東，成王未能明周公之心，而致風雷之異。兩事皆極神奇，合為一書，以見聖人之心，無時不與天地相通也。蓋嘗論之，天下惟至誠可以格鬼神，惟滯結足以致災異。以周公之忠誠，而猶不能見白於兄弟之間，明言於君臣之際，天下有滯結焉如是者乎？古以一愚夫婦之冤，而猶足致三年之旱、六月之霜者，況大聖人乎？由後風雷之警，以啟金縢之書，而遂有反風禾起之異，則前此周公植璧秉圭之時，精誠上格，其為鬼神所孚依，又可知矣。故兩事合為一書，正以前後相驗也。大誥凡三條。 大誥一篇，首二節言國家當降割之時，而望臣工之助，己不敢閉於天降威用，乃一篇之旨也。「寧王遺我大寶龜」以下，言武庚之當伐，征諸卜而可信。當時臣工有言卜之當違者，不知寧王以卜而受命，天以卜而相民，如是其不可違也。王曰：爾惟舊人以下，言寧王之事，不可不圖，而前寧人之功，亦不可棄，所以警動舊人之子若孫也。「王曰嗚呼」以下，又言天命祖功之不可棄，而末歸重於卜也。篇中詞句古奧，而大義則朗如指掌。其孜孜以卜為言者，周室新造，嗣王新立，而忽從事於興師動眾之事，人情所難。且當時武庚以勝國之餘，憑二叔王室之親，其?之盛，有不可遏者，非援天命以神之，何以使人心奮而祛其疑畏也。周公之反覆其詞，有以哉！周公當武庚二叔之畔，王室既搖，此時率眾往征，聲罪致討，義何容辭？與盤庚當日遷都，時?緩急迥異。而周公諄諄誥誡，通篇皆以卜吉為言，但惕之以舊人，愧之以民獻，絕不動之以威，驅之以?，與盤庚三篇同一纏緜愷切之意。固知聖賢舉事，絕無有強人情而為之者也。 大誥但言「殷小腆」，而一語不及二叔，其隱躍之詞，亦不過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而已。甚矣，周公親親之心，初不忍斥言之也。微子之命凡三條， 武王代殷，即封紂子武庚。迨成王時，武庚叛，既誅，即封微子於宋。竊謂封武庚於伐商之後易，封微子於定亂之後難。況微子親則殷王之元子，而且舊有令聞，非如武庚、祿父比。其時多方未靖，殷頑未殄，小腆初平，王室多故，乃封以東夏之土，建以上公之爵，略無嫌疑顧忌之心，足見成王、周公之至公無我，與後世取人家國而傷殘其後裔者，其秉心蓋天壤也。聖人不以虞詐而廢忠厚長者之道，究何損於卜世、卜年之歷也哉！ 封國者稱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舉故爵，示不臣也。篇中惟稱湯之德與微子之賢，及與國咸休之意，絕無一語及商紂之事，溫厚惻怛，和平正大，可謂得詞命之體矣。 篇首稱「殷王元子」，又曰「作賓於王家」，古人於前代子孫，其崇禮之如此，正因其取天下之至公，而不存嫌疑之跡。後世篡奪於婦人孺子之手，惟恐天下有起而議之者，必至剪滅其子孫而後已。此仁與暴之分，實公與私之異也。康誥凡五條， 「明德」、「新民」出康誥。「止至善」，出「安汝止」，「欽厥止」之兩言，遂為大學一書之綱領。可悟古人讀經之法，博綜而得其要領，遂可自為一書。竊謂大學中庸皆出於尚書者，此也。 「敬明乃罰」一節，不外虞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而文字繁簡不同，則古今之異也。亦見古人定律，但制其大略，而輕重出入，則付之執法之人。後世任法而不任人，詳審於故誤之間者，蓋亦鮮矣。 武王以大君錫命，康叔以介弟受封，當開國之初，處尊親之位，最懼者驕淫，最易者滿假。又治殷之故墟，犯法罹罪者多，故篇中誥戒之詞，極言民社之艱難，如「恫瘝乃身，若有疾爽，惟天其罰殛我」等語，兢兢然若疾痛困苦之加於其身，尚何驕逸之敢作乎？人能常以此為念，自無貴而忘賤，尊而忘卑，視民草菅之患。篇中言用罰獨詳，其矜慎欽恤之意，蓋與呂刑之言相表里也。從「凡民自得罪」，是言寇攘奸宄之當刑，所謂元惡大憝也。進此則「不友不弟」之刑，所以重人紀也。進此則有「弗念弗庸瘝厥君」之刑，所以勵臣工也。然君身者，臣民之表帥，故又有「惟君惟長」一段，所以重身教也。其立言之序如此。 「明德謹罰」，乃一篇之綱領。篇中言慎罰之事詳，而言明德之事簡。蓋明德之事可以一言盡之，其大要在於法古，故「紹聞衣德言」數語盡之矣。慎罰之事不可以一言盡，其難在於得人情，故「敬明乃罰」以下十二節，反覆而不已，其委曲詳審，莫如「汝陳時臬事」一節，其切要莫如文王之「敬忌」一言。敬則欽恤之本，忌則哀矜之實，祥刑之道，未有能逾斯語者。自「爽惟民」以下，又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告汝德之說於罰之行」，皆專重德而不重罰，則二者雖並舉，而武王之意更可見矣。酒誥凡四條， 商紂之惡大約成於酒，所謂「紂據笪姬作長夜之飲」是也。觀無逸之戒亦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可見飲酒之失，在當時為一大害。小雅宴樂之詩，多言飲酒，然每當宴飲之時，亦必曰「莫不令德」，「莫不令儀」，而抑戒一篇則專以此為訓，可見古人之重以沉湎為慮矣。嘗讀鄭氏家訓，男子非三十，酒不入唇，其嚴也如此，故累世為孝義之門。又嘗讀漢詔，酒醪以縻谷者多，故古人重酒稅，以其縻谷而抑之也。凶年禁民無得釀酒，亦愛惜物力之一端歟？ 人生嗜欲多端，必欲禁止痛絕之，逆而不順，反致橫流矣。故酒誥之言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此於其知識未開，即謹以父兄之教，易所謂「童牛之牿」也。若既長矣，先王必又有法以防範之，而不遽絕之，告之以孝子，告之以忠臣，告之以悌弟。天下有為忠臣、孝子、悌弟之人，而猶沉湎於酒以喪身敗德者乎？且曰：「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又曰：「不惟不敢，亦不暇。」人能終日奮勉，謹於職業，則皇皇孜孜之不給，而尚有沉湎於酒者乎？此絕之以其道，易所謂「豶豕之牙」是也。聖人教人之法，大約不出此兩端而已。 人家祖父，未有不訓誡其子孫者，其如年少之人，侮厥耆舊，袖如充耳何？惟知愛惜土物，則其心質樸，其氣謙和，其知識未雕，其良心未漓，一聞父祖之言，則順而易入，故曰聰聽也。周家以農事開基，故其言稼穡艱難之事，獨親切而有味如此。夫 天下懲忿窒欲之事，柔弱者不能勝，惟剛德足以制之。故酒誥之終篇，告之以禁止之法曰：「矧汝剛制於酒。」蓋剛明之氣，足以懾服群私，如一將當關，而賊自退避，稍一寬假，則向時熟徑，又不覺失足於其間矣。天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樂於因循，憚於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獨戒飲云爾乎？梓材凡三條。諸侯有土之尊，下有臣民，上有天子，而身處乎上下之間者也。既處乎上下之間，貴有以連屬而貫通之。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而一國之情通矣。以厥臣達王，而天下之情通矣。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四海於房闈，通萬國如指臂者，此道得也。 篇中前後文義難通。蔡氏以謂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事，疑為錯簡。愚觀章首「王曰」，中又曰「王啟監」，第四節有「惟曰」，第五節「今王惟曰」，文意非不相屬。所謂先王者，指文王而言，正稽田作室梓材之人也。「勤用明德，懷為夾」，先王以明德通天下之情也。亦既用明德，後式典集庶邦丕享，以終畝丹雘之事望後人也。「皇天」二節，言先王受命之隆，與後王纘服之大，亦未必非戒侯國之辭。「已若茲監」，終篇叮嚀之辭，意若曰其可已，而不以此為鑑乎？康叔之子孫，即惟王之子孫也。「永保封域，以毗王室，為國懿親，為國支庶，偕至萬年」，即康誥「乃以殷民世享」之意。大約篇中語多難解，則有之矣。若以為絕不相類，另為一篇，則未必然也。按此篇本今文，出於伏生口授。伏生當書未殘缺之時，未應此篇遂有錯簡。姑錄於此，以俟定論。 此篇前段言有國者貴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王啟監」一節，言諸侯以養民為職，引養引恬，啟監之意如此，而終之以「監罔攸辟」，即康誥慎罰之意也。惟「曰若稽田」一節，本是引起下文，若詩經之有興體。先王既勤用明德，後王亦惟德用，康叔兼子臣之道，其可不以祖與君為法，而思終朕畝乎？此即康誥明德之旨也。觀此益瞭然，可無錯簡之疑矣已。「若監」一節，兼承上慎罰、明德二端，而望其保世之永也。作一章看，亦自渾融。召誥凡五條， 自乙未告廟，以至於甲子用書。周公、召公之營洛，止三十日耳。中間行道之日月，祭告之禮儀，大而都邑之規模，小而卜筮之詳密，無不備具。固周、召趨事之勤敏，亦可見成周之制度猶崇朴近古，不似秦漢以來宮室之侈大繁重，經數載而後成也。嘗觀殷世五遷其都，而國未甚病，使如後世宮殿、宗廟、城郭之高大，而一遷再遷，民何以堪，國何以支乎？由此言之，商、周之際，猶不改虞、夏以來土階茅茨之風。今讀公劉之詩曰：「削屢平平」，是以土築牆，只如今庶民家耳，猶曰此草昧之初。讀斯干、靈台之詩，其規模亦大略可見，但止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而已。至秦、楚時，始有章華、驪山之巨麗，漢、唐以來，漸就華侈耳。古人尚有「峻宇雕牆」之戒，何後人之日增月盛而未有已也？ 召誥首言：「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此言天命之不可恃也。下即舉夏、商而暢言之，歸重於顧畏民岩，末乃結之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以?民為永命之本，示以天人合一之理也。?民之道若何？曰：「不可不敬德，王其疾敬德。」又曰「知今我初服」，此又以敬德為?民永命之本也。言似疊出，而意則一貫，勤勤懇懇，如往如復，老臣誡主之誠如此。人主沖齡即位，易近群小而疏遠老成，此正初服之當謹者，故召公告之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蓋欲其尊禮耆艾，以養成其德，不為左右便嬖佞諛喜事之人所遷惑，亦可謂端本澄源之論矣。 召誥、洛誥之文，周、召告君之言也，纏緜愷切，蘊蓄湥至，特其文古奧，非熟讀靜味，則古人之精神不出。若能於熟誦之後，往復再四，遂覺古人微氣湥息，皆拂拂從言外遇之，真絕世文字也。召誥中言「敬」者七，言「祈天永命」者三，始終以此意組織成文。又其中言「墜厥命」者四，曰「民岩」，曰「讎民」，言天命民心之可畏如此，真老臣誡主之言。古人忠愛之忱，無時不然，因卜洛之初而偶發之耳。洛誥凡八條， 古人文字博奧，立乎百世之下，以己意注之，安能盡合？亦惟斷之於理而已。如「復子明辟」，漢儒乃謂「還政復辟」。夫「明辟」何名，而謂可以取、可以復乎？伊尹當日亦不過曰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而已。周公以冢宰攝政，豈有侈然自為天子之理？況下節又言「其基作民明辟」，只是當日稱謂如此耳。後世因漢儒之注，遂有周公復辟明農之語。至明英宗亦稱「復辟」，不知此「復」字不過奉命營洛，反命於王之辭，得宋儒之論定，遂一正從前之誤。周公因洛邑初成，將歸政於成王，而告之以為治之道，不外「明作」、「敦大」二語。蓋不明作則無以振勵治功，而鼓天下之氣；不惇大則無以寬裕政體而養天下之福。然明作妨於惇大，聰明用而易入於苛細也；惇大妨於明作，意度廣而易至於弛廢也。真明作者必惇大，宏綱舉則眾目斯張，必無毛舉鷙擊之弊。真惇大者必明作，王度恢而群工就理，必無叢脞屍位之憂。二者兼而治道之大，不外是矣。 周治畿內，其事簡。當日之務，莫大於御諸侯。故周公特舉之曰：「汝其敬識百辟亨。」蓋三代之盛衰，全繫於諸侯之叛服。享王之典，關於治道者最巨。惟敬以識之，而不在責其多儀。斯四海之廣，聯於指臂，王室有磐石之固矣。 周公歸政，而有明農之請者，寵利不居之哲也。因王之留，而終任誕保之責者，乃心王室之忠也。以秬鬯而明禋休享者，尊賢之義也。不敢宿而禋於文王、武王者，寧親之孝也。一篇之中，君臣之道備矣。 古人文字，有不可強解者，如「伻向即有僚旁作」「穆穆迓衡」諸語，或系當時方言，必欲逐字詮之，則鑿而反失之遠耳。 周公以君道望成王，曰「作周恭先」，蓋人君之道，莫大於恭，欲成王以恭為後人之法也。以臣道自任，曰「作周孚先」，蓋人臣之道，莫大於信，周公欲與當時之臣工，以忠為後人之法也。責難於君，自任者重，兼有之矣。 全篇記周公卜洛之後，而獻其言，與留後治洛之事，故曰洛誥。「復子明辟」以下，獻卜之言也。「王拜手稽首」一節，成王答公之言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告成王以治洛之道，首因祀於新邑而告之整齊百工，核實功載，治內之道也。後又教以御諸侯，養萬民，治外之道也。末言己退休之意以終之。「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稱周公德業之盛，反覆言之，不聽其去也。「王命予來」以下，是周公許王之留，而告以君臣之道也。「伻來毖殷」以下，是周公受成王秬鬯之禮，不敢自居，而禋於先王，並致其禱王之辭也。戊辰以下，是史臣記成王告廟之禮，所以重周公之留後也。末一節，是史臣記周公治洛之始終也。合此與金縢並觀，則周公之純忠篤孝，乃心王室也至矣。 「以功作元祀」，乃周家報勸大臣之禮，如後世之所謂從祀配享也。故成王曰：「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報功之禮尚未行也。「秬鬯二卣，曰明禋」，正所以定元祀之禮，而以神明奉之，非周公之盛德，其能當之不愧乎？多士凡五條。 多士發端曰：「用告商王士。」又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古聖人於勝國之遺民，詞命之間，有體如此，所以柔其怨忿不平之氣，而使之奔走臣順於我也。首則曰：「旻天大降喪於殷」，又曰：「惟天明畏」，皆以天命臨之，而使之不敢二耳。 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祿父之叛，類必舉君臣大義以為言，故周公之告多士，屢舉成湯為詞。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惟爾知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嗚呼！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其亦深懼於此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猶不免於此，況後世之僭竊人國，暗干天命者乎？ 周公於殷多士，可謂告之諄復，而至於費辭矣。末復示以不忍重罰之意，而勉之以干年土田之樂，子孫百世之計。詞煩而不殺，意懇而不窮，古人忠厚惻怛之意，蓋可見矣。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此二語最有味。蓋天心仁愛人君，作德日休，天未有不引之於安逸之地者。如崇高富厚之樂，豐亨豫大之象，天下臣民之所共戴，百世子孫之所常守，皆上帝之引逸也。乃昏暴之主，不知自愛，本安也，而自趨於危。本榮也，而自招其侮。本天下之愛戴也，忽轉而為天下之仇讎；本萬姓之共主也，忽變而為四海之獨夫。此所謂不適逸也。譬如慈父母之於子，湥欲其安享成業，傳之無窮。乃子孫自底於不肖之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父母雖愛子，則亦如之何哉？此三季之君之所同也。「毖殷頑民，遷於洛邑。比事臣我宗，多遜。」此周公化導殷民之德意，蓋亦鑒於武庚、祿父之叛，而為此收拾人心之具也。後世徙豪傑以實關中，亦師此意，但所以安輯化導之者，不及古人耳。 書經衷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