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吳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

流氓可以做皇帝，地主也可以做皇帝。知識階級呢？「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在中國歷史上，由流氓而做皇帝的，有劉邦、朱元璋二人，其他開國始祖則大率非出身於公卿之門，即出身於地主。 流氓和地主何以都有做皇帝的資格？因為在中國社會上，最有勢力的，是他們兩個階級。不過流氓要做皇帝，須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須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麼？是禮賢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麼？是豁達豪爽。一方能學地主的禮賢下士，同時又能學流氓的豁達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會的歡迎，而被視為「真命天子」。現在試以劉邦與項羽為例，說明流氓與貴族（地主）的性質。劉邦「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聽到蕭何推薦韓信，就拜信為大將，聽到張良、陳平耳語，就立信為齊王（《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然而「素慢無禮」（蕭何評語，見《淮陰侯列傳》）或「慢而易人」（酈生評語，見《史記·卷九十二·酈生陸賈列傳》），要立韓信，「如呼小兒」（《淮陰侯列傳》），而酈生人見，竟然「倨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陸賈列傳》）。反之，「項羽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淮陰侯列傳》）。即劉邦豁達豪爽，而不能禮賢下士，項羽禮賢下士，而不能豁達豪爽。兩人各有所偏，何以劉邦能夠得到天下？因為豁達豪爽的人容易改過，後來劉邦受了蕭何、張良的教誨，漸由「素慢無禮」變為禮賢下士，所以他聽到蕭何的話，就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淮陰侯列傳》）；聽到酈生的話，就「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陸賈列傳》）。惟其如是，所以他能受全社會的歡迎，得到天下。 但是這還不是重要的原因，中國是「縮小再生產」的國家，貧窮成為一般的現象。在這樣的國家之內，要想得到權力，須以「仗義疏財」為第一要件。流氓有仗義疏財的氣魄，而無仗義疏財的能力，地主有仗義疏財的能力，而無仗義疏財的氣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時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羅人心。史稱：唐太宗「推財養客，群盜大俠莫不願效力」（《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他能夠佐唐高祖統一天下，是應該的。但是獲得物質的條件艱難，養成心裡的條件容易，所以由地主而做皇帝的容易，由流氓而做皇帝的艱難，一部二十四史，由流氓而做皇帝的，只有數人，可知吾言之非偽。商人雖然也有物質條件，但是他們天天較量銖兩，哪裡肯拿出數百萬的現金，收買人心。廉買而貴賣是他們唯一的宗旨，然而商人只知道目前的利益，絕對不肯用現金，以換取不可知的天下。呂不韋雖然有竊取天下的意志，但是他的方法卻很可笑。「奇貨可居」不失為商人口吻，以小老婆交換天下，真是廉買貴賣的極致，其失敗是理之當然的。 流氓做了皇帝之後，其結果如何？他由平民出身，照常理說，應該傾向於平民政治，但是依據過去的歷史所示，又往往加倍專制，這是有相當理由的。他出身於市井之間，朝中功臣儘是昔日嫖賭吃喝的朋友（漢高祖好酒及色載在《史記》之上），怎樣對付功臣，當然不失為一個重大問題。漢高祖使叔孫通制定朝儀，明太祖更定下「廷杖」、「跪對」的法律，其目的無非在於維持皇帝的尊嚴，使功臣不敢因為「老朋友」，而效李逵那樣，亂叫亂喊而已。如果這個方法尚不能制止功臣的無禮，則最後只有剪除一法，漢高祖、明太祖無不虐殺功臣，並不是他們兩人特別狠心，實在因為他們出身於流氓，不這樣，不能使「老朋友」恐怖，而嚴守君臣之分。流氓皇帝一方面雖然這樣專制，但是同時卻能獎勵文化。因為他們出身微賤，恐怕世人看不起，不能不裝作假斯文之狀。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設置學校；明太祖使各地立學，設科取士，察舉賢才，便是其例。 知識階級呢？「秀才人情本來是紙半張」，這樣寒酸氣的人物哪裡配做皇帝，而且他們知識愈高，顧慮愈多，而喪失冒險的精神，我們只看蕭何、曹參，就可知道。 （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何）曹（參）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乃立季為沛公。（《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他們是中間階級，幸福的可以上升為紳士，不幸的則當淪落為游士，他們有特別的氣質，他們中了宋儒的毒，寒酸而不豪爽。他們無法謀生，雖然也想鋌而走險，然而只能攀龍附鳳，做謀臣策士，絕不能獨樹一幟，逐鹿中原。他們的生活稍稍安定，則心滿意足，毫無進取之心，一部二十四史，由知識階級而做皇帝的，恐無一人，梁山泊白衣秀才王倫的失敗，就是由於他們的寒酸氣。梁山泊彈丸之地，有何寶貝，他們拒絕林衝上山，照他之意，「林沖是京師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水滸傳》第十回）。晁蓋等七人上山之時，王倫又說：「非是敝山不納眾位豪傑，奈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眾位麵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水滸傳》第十九回）英雄來投，竟然拒絕，只知保全小小地區，過其安樂生活，這種人何能做出大事？ 知識階級雖然沒有做皇帝的資格，然而地主或流氓想做皇帝，卻非利用知識階級不可。他們讀過了《論語》，知道治國安民的方法；他們讀過了《左傳》，知道國家興亡的原因；他們讀過了孫吳兵書，知道三韜六略。在幼稚的社會，叫知識階級做謀臣策士，確實不錯。劉邦利用蕭何，朱元璋利用劉基，而卒得到天下，就是一個證據。這個時候，知識階級常分裂為兩個集團，一是幫助新皇帝而為謀臣策士，一是幫助舊皇帝而為孤臣孽子，這個分裂是由儒家的思想而來的，因為儒家一面鼓吹「忠君」，同時又贊成「放君」，即主張二重道德。這個二重道德對於中國社會，乃有極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當的能力為前提，像中國從前人民那樣的幼稚，絕對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則欲統治龐大複雜的國家，必須樹立絕對王政，而後才能控制各地，而舉中央集權之實。但是君權過大，又可釀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鞏固的君權，同時又怕君權的濫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則主張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則主張放君的道德，於庶民之中，再擇一位真命天子，自居於謀臣策士，而從新建設一個新皇室，所以知識階級在政治上是能演新陳代謝的作用的。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在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之中，吳用不是「無用」而是最「有用」的。梁山泊一天沒有吳用，一天就不能存在。這樣重要的吳用不但不能坐第一把交椅，並且連第二把交椅也要讓給盧俊義坐。其理由到底在哪裡？ 宋江雖是一位小地主，然其性質和行動是代表流氓的。他喜歡結交朋友，然而他的朋友儘是江湖好漢，卻沒有一位縉紳之士。他揮金似土，濟人之貧，賙人之急，扶人之困（《水滸傳》第十七回），這種性癖當然得到流氓團體的擁戴，而坐第一把交椅。何況草創梁山泊的，雖是晁蓋，而間接幫助梁山泊日益繁盛的，則為宋江。晁蓋死了之後，宋江升為領袖，是理之當然。至於盧俊義，平素對於梁山泊毫無貢獻，而一旦落草之後，就坐在第二把交椅，這果然因為他活捉史文恭（《水滸傳》第六十七回，參看第五十九回），能代晁蓋報仇麼？不是，絕對不是。 梁山泊區區彈丸之地，不是絕對安全的地帶。宋江繼晁蓋而為領袖之後，對於梁山泊此後所應取的政策，當然有相當的計劃。這個時候，梁山泊的政策不外三種：第一保守，仍舊割據梁山泊；第二進攻，出來逐鹿中原；第三招安，收編為正式軍隊。就宋江在潯陽樓所題的反詩（《水滸傳》第三十八回）看來，他「笑黃巢不丈夫」，而欲「遂凌雲之志」，可知他想逐鹿中原，與趙家爭天下的。 但是在中國社會上，有勢力的階級，除了流氓之外，尚有紳士。劉邦所以能夠得到天下，就是因為關中的父老歡迎他，即因為關中的紳士歡迎他。梁山泊只是流氓的團體，雖然有不少的軍官來投降，然其勢力只限於下層階級，至於紳士則仍視梁山泊為草寇。梁山泊得不到紳士的同情，就是表示中國社會上最有勢力的階級不贊成梁山泊，其結果足使梁山泊終為草寇，無法擴張勢力範圍，把「趙記」江山，改作「宋記」江山。因此，怎樣改變紳士的心理，便成為宋江思想的集中點。 恰好當時北京城裡有一位大地主盧俊義，他是「河北三絕，第一等長者」，在北方社會，有相當的名望（《水滸傳》第五十九回）。此人若能落草，當然可以表示梁山泊的勢力已經達到紳士階級之間。不，其對於一般民眾，尚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盧老爺尚肯入伙」，這句話豈但可以證明梁山泊不是普通的草寇，並且還可以增加梁山泊的身價。革命黨才創設的時候，都喜歡拉攏一位舊勢力做招牌，其理由即在於此。 紳士階級的盧老爺入伙之後，當然非坐第二把交椅不可。但是這樣一來，革命黨便不得不與舊勢力妥協了。梁山泊的倫理觀念本來只注重「義」字，所以在晁蓋未死之前，它的會議室始終叫做聚義廳，現在則「忠」字也不能不顧到了，所以在盧俊義將次落草之前，宋江即把聚義廳改作忠義廳（聚義廳改作忠義廳，為第五十九回的事，接著第六十回，宋江就設法使盧俊義入伙）。這個「忠」字，解釋為整個梁山泊須盡忠於「趙官家」，固然可以，解釋為諸好漢須盡忠於宋江，也無不可。不管怎樣解釋，為臣須盡忠，乃是紳士們所視為最重要的道德。董卓弒帝辯，固然被後人罵為亂臣賊子，而誅董卓的呂布也不能引起世人的同情。這是因為什麼理由呢？就是說明不管你所事的是誰，你既食其祿了，就當忠其事。梁山泊掛了「忠」字，深合於紳士們的觀念。然而因此，平等的梁山泊遂變為階級的梁山泊，從前宋江與諸好漢的關係是朋友之誼，現在則為君臣之分。 說了一大堆，對於吳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好像尚未說明，其實字字句句說明盧俊義何以坐第二把交椅，便是說明吳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吳用在梁山泊中，雖然是一位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不是流氓，也不是地主，而只是一個秀才。秀才與流氓地主比較，猶之丘九怕丘八一樣，不能不退避三舍，讓丘八哥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