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由祝家村與曾頭市說到中國的軍隊與官僚

官軍累次討伐梁山泊，無不給梁山泊打得落花流水，將官送到山裡做首領，兵卒送到山裡做嘍囉，一言以蔽之，不論將官或兵卒，沒有一個存必死之心，降的降，逃的逃，官軍討伐梁山泊一次，即助長梁山泊的氣焰一分，反之，祝家莊與曾頭市的情形，卻與官軍不同。梁山泊未向他們侵略，他們先向梁山泊挑釁。祝家莊門上貼了兩個標語，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水滸傳》第四十七回，參看第四十六回），而曾頭市則杜撰了幾句軍歌，唱道：「搖動路鐶鈴，神鬼盡皆驚，鐵車並鐵鎖，上下有尖釘。掃蕩梁山清水泊，剿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水滸傳》第五十九回）這種挑釁的態度當然可使梁山泊諸好漢為之一驚。然其結果，在祝家莊，竟使宋江三次動員；在曾頭市，又使晁蓋受傷，因而喪命。雖然此後他們都給梁山泊侵服，祝曾兩家全部殉難，然而他們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實力，實勝過官軍百倍。 何以祝家村及曾頭市的軍隊強過大宋官軍呢？祝家村的軍隊似是部曲，曾頭市的軍隊則為鄉團。按「祝家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宋江引了人馬，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牆鐵壁，把得嚴整」（《水滸傳》第四十七回）。由此可知祝家莊似與魏晉南北朝的塢堡相同，而其軍隊，觀扈三娘捉得王矮虎之時，「眾莊客齊上，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水滸傳》第四十七回），即無異魏晉南北朝的賓客及部曲。曾頭市呢？它是城市，市內三千餘家，其中一家姓曾，有五七千人馬（《水滸傳》第五十九回），即其軍隊與歐洲中世紀自由城市之軍隊相同，而為鄉團。部曲與領主有主奴關係，其關係是封建式的，不是僱傭式的，在鄉團，軍隊大率是該鄉的住民，他們由於愛護鄉土，即他們的祖墓、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妻子均在這個地方，所以在社會紛亂之時，他們不惜犧牲一身，出而當兵。 軍官如何呢？中國兵制是由農兵漸次變為傭兵的。在農兵制度，軍隊由農民組織，無事耕田，有事從軍。在勞動力缺乏的社會，政府要設置軍隊，只有利用這個方法。因為各人既然都有工作可做，試問誰人願意從軍？所以政府利用支給工資的方法，組織軍隊。政府要組織軍隊，只有一個方法，即強制徵召的方法，於是農兵制度便成立了。農民當兵，以古代的武力言，其戰鬥力是最強的。因為農民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曬雨淋，不斷地勞苦工作，所以最能忍受戰爭的苦痛。反之，社會若有過剩的勞動力，不能得到工作機會，而淪為流民，則政府只能採用傭兵制度，即將流民收編為軍隊，使他們有所衣食。倘再徵召農民當兵，一方流民無以餬口，同時農民從軍，田園荒蕪，幸而及瓜而代，而田園已經不能耕耘，因之，農民也將變為流民。唯在傭兵制度之下，兵卒既是流民，他們平日慣於嬉戲，狎於歡樂，聆敵則懾駭奪氣，聞戰則辛酸動容，臨陣不至脫逃，已經可嘉，而欲令其陷陣殺敵，以攘寇患，自屬難能。 三代及秦，採用農兵制度。漢置「正卒」之制，民年二十三皆服兵役，五十六乃免。唐設「府兵」之制，民年二十從軍，六十退役。漢武帝、唐太宗能夠平定四夷，不是偶然的事。但是東漢以後，「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役」，都尉是統兵的官，都試是每歲立秋之日檢閱地方軍隊，課其殿最。即東漢已由農兵改制為傭兵。中葉以後，閹宦秉政，朝綱崩弛，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百姓飢窮，盜賊蜂起，社會經濟完全破壞。百姓流移就谷，變成流民，各地牧守就將他們收編為軍隊，例如，「劉焉為益州牧，初南陽三輔民數十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這就是三國初期軍閥割據的原因。 漢末大亂，兵亂相承，豪族常築塢堡以自衛，而農民則投靠於塢堡之中，在塢主的保護之下，租借田地，從事耕種，而以其剩餘勞動力貢獻給塢主。這樣，塢主事實上便成為擁有民人及土地的領主，而民人亦變成塢主的領民，受其統治。領民分為兩種，一種稱為賓客；另一種稱為部曲，此種情況，經兩晉而至南北朝還是一樣。 北周施行府兵之制，由隋至唐，規模大見充實，但太平日久，「豪富兼併，貧者失業」（《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許多農民均排斥於農村之外，變為流民，單單京師一隅之地，游手已有數千萬家，開元十一年改徵為募，稱為騎。「六軍宿衛皆市人」，而為社會所不齒，「及祿山之反，皆不能受甲矣」。安史亂後，諸鎮擅地，而農村破壞，社會上流民更多，方鎮盡收之以做私兵，這就是唐末五代大亂的原因。唐末五代的私兵與魏晉南北朝的部曲不同，部曲對其主帥是封建的隸屬關係，私兵對其主帥則只有僱傭關係，誰肯出最高價錢，誰就能收買他們，這又是唐末五代，兵變引起政變的原因。 宋興，仍採用傭兵制度。仁宗以後，承平日久，豪強兼併，而賦役繁重，「民罕上著，或棄田，流徙為閒民」，每遇歲飢，流民更多，方偕對呂夷簡說：「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而實際上確是「百姓多棄農為兵」。「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民急而為兵者日益以眾」，富弼為青州，募流民為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為法。但「所募多市井選，不足以備戰守」。這就是宋代官軍的戰鬥力不如祝家莊的部曲及曾頭市的鄉團的理由。 然而這種募集的兵又不能解散，唐在穆宗初年，蕭與段文昌當國，建銷兵之議，兵無生業，皆聚山林間為盜賊，既而方鎮悉收用之，尾大不掉，地方割據更加甚了。明代亦然，當馬賊高迎祥作亂之時，劉懋「議裁驛站，山陝遊民仰驛糈無所得食，俱從賊」。由此可知自唐中葉以後，軍隊乃是一種社會政策，其禦敵之意義少，而救貧之意義多。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附帶說明中國古代的官僚組織。中國職官，秦漢甚少，東漢以後，漸次增加。固然增加，而因文化的發達，知識階級亦隨之加多，不能全部容納於官僚組織之內。但是中國古代沒有大規模的企業，而知識階級又均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即以「做官」為業。而如袁安所說「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他們得不到職業，變為游士，猶如農民變為流民一樣，何肯坐而待斃。這是政府應該注意的問題。戰國時代諸公子之養士，西漢郎官多至千人，無非收羅那些得不到職業的士人。東漢士人更多，單單太學已有學生三萬多人（《後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傳序》），而私塾亦甚發達，每一宿儒常收門徒數十人至千餘人，郎官雖然增加到兩千餘人，而閹宦秉政，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布列州郡。士人沒有出路，遂依附外戚，而攻擊宦官，發生了黨錮之禍。唐代文化也極發達，貞觀時代，單單京師一地，學生已有八千餘人。文化發達，士人增加，當然不免「仕進路塞」。而唐代考試又復最重進士一科，及第進士有年過七十者。每次禮部考試，單單明經一科，有三千人，據《文獻通考》所載，進士唯開元元年七十一人，平均不過二三十人，諸科只唯神龍二年三十九人，文宗太和二年三十六人，其餘不過數人或十數人。何況及第於禮部，尚須再試於吏部，天寶二年，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第者六十四人。「選人一蹉跎，或十年不得官。」人類均有生存欲望，仕進路塞，自必結為朋黨，攻訐當道，設法引起政黨，以打開一個新局面，幸而成功，在野者固然彈冠相慶，下台者何敢甘心，勢必設法報復，俄而此生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起一仆，仇怨愈深，而唐代就同東漢一樣，發生了牛李黨之爭。但是漢代朋黨是反對宦官的，而唐代朋黨則依附宦官。兼以唐因冗員太多，不能不設法裁員，而裁去之員，方鎮乃競引之，以為謀主，於是朝廷孤立，而方鎮遂橫行無忌了。 宋代文化亦甚發達，每次考試，諸道貢士常在萬人以上，例如太宗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而是年錄取人數只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共計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即十五取一。徽宗大觀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賜第者八百餘人，即十八分取一，其餘皆散在民間。固然宋代職官甚多，據曾鞏言，真宗景德年間一萬餘員，仁宗皇祐年間二萬餘員，英宗治平年間二萬四千餘員（《元豐類稿·卷三十·議經費》）。到了哲宗時代，又增加為二萬八千餘員（《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選舉志四·銓法上》）。而亦無法容納這許多及第之人，於是新舊黨爭又發生了。兼以宋同唐代一樣，兵冗官濫為財政之蠹，吳及請省冗官，仁宗乃「謂祿廩皆有定製，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貨志下一·會計》）。哲宗時呂大防請廢胥吏之半，范百祿以為「廢半則失業者眾」（《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百祿傳》）。蘇轍亦請「闕吏勿補」，使「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蘇轍傳》）。由此可知宋代的官僚組織亦社會政策之一種，治國之意義少，而恤貧之意義多。「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選舉志一·科目上》），國家安有不窮。 明代文化亦甚發達，京師有國學，地方則府有府學，州有州學，縣有縣學。中國士人自古就以干祿為目的，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只是少數人之志趣。嘉靖中，「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勵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士人既以富貴功名相尚，則士人之數應與職官之數保持一定比例。官多士少，則官職曠虛，官少士多，則人才壅滯。人才壅滯，超過一定程度，勢必引起黨爭。證之吾國歷史，至為顯明。明代士人入仕之途甚多，有進士、舉人、監生、雜流數種，進士為殿試及格之人，舉人為鄉試及格之人，監生為國子監學生之通稱，雜流是由吏道出身之人。合此數途，士人人數必超過職官之數。單單監生一途，弘治八年聽選於吏部，至萬餘人，有十餘年不得官者（《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一》）。而考選又不公平，達官子弟往往名列前茅。例如成化弘治之間，萬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考，必令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婿多登第者」（《明史·卷一百六十八·萬安傳》）。正德三年「太監劉瑾錄五十人姓名，以交主司，因廣五十名之額」（《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其子禮闈下第，居正不悅。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次輔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而考場之中又有舞弊，如「賄買鑽營、懷挾倩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窮究。而關節為甚，事屬曖昧。或快恩仇報復，蓋亦有之」（《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明以文字取士，本非擇人之法，而既用文字了，就須以文學為標準，顧乃不視文學優劣，唯視權力大小。而考試及第之後，能否得官，又非倚仗權貴汲引不可。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為執政與之」（《明史·卷二百三十·湯顯祖傳》）。他們「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為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時鼎等傳贊曰》）。兼以明代「士大夫好勝喜爭」，世宗時大禮之爭，神宗初奪情之議，朝臣不識大體，而乃化小事而為大事，這種作風已經可以發生黨派了。而明代又有廷推大臣之制，即大臣有闕，令吏部會同朝臣推舉之（參閱《明會要·卷四十八·廷推》），此乃「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義」（《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孫傳》）。然而黨同伐異，人情之常，他們何能以大公無私之心，品藻人才，勢必引用私人而排斥異己。這樣，又助長了朋黨之爭。顧憲成就是因為吏部廷推閣臣王家屏，神宗特旨任用沈一貫，先後疏爭，而被削籍，乃歸臥無錫，而講學於東林的（《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東林黨議》，萬曆二十二年）。何況仕宦壅塞，退處林野之人唯冀目前有變，不樂政局安定，遇有機會，即借題發揮，攻擊當途。蓋欲引起政變，使得意者退處林野，不得意者彈冠相慶。這種心理更是黨爭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政局之下，最可利用者莫如言官，「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其「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鄒元標傳》）。於是明代每次掀起政潮都是出於御史及給事中，而各派亦利用御史及給事中排斥異己，而朋黨遂形成了。 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眾，附者眾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己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眾，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己異也。同異之見歧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日眾，而為禍熾矣。（《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魏允貞等傳贊曰》） 弄到結果，明代又同唐代一樣，發生了宦官之禍，更由宦官之禍而助長了朋黨之爭。 在這裡，我們尚欲附帶說幾句話：黨爭發生之後，君子常為小人所打倒，這叫做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則（Gresham’s Law），因為君子有所顧忌，而小人則不擇手段，不惜與宦官勾結。且看明代吧，在劉瑾得勢的時候，有許多士大夫依附劉瑾，焦芳「每遇瑾，言必稱千歲，自稱為門下」。李憲「時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劉公所遺也」。張彩的行為比較巧妙，「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見。彩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眾人，眾以是益畏彩」（以上見《明史·卷三百六·閹黨》）。在魏忠賢得勢的時候，又有許多士大夫拜忠賢為假父，忠賢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賢傳》）。比方崔呈秀，他因為貪污，受了高攀龍、趙南星的彈劾，乃「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復叩頭涕泣，乞為養子」。又如曹欽程，因事忤忠賢意，忠賢怒，「削其籍，瀕行尤頓首忠賢前曰：『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絮泣而去」。而黃運泰之建忠賢祠，迎忠賢像，更不惜「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己詣像前，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拔擢，又稽首謝，還就班，復稽首如初禮」（以上見《明史·卷三百六·閹黨》）。這種行為，君子安能做到。君子既然不能做到，則君子與小人鬥爭，當然君子失敗。但是我們須知上面所引的人，都是由進士出身呢！他們讀了聖賢的書，而竟諂事宦官，士大夫的道德，實可令人懷疑。所以孟稱舜在其劇本《英雄成敗》上，有數句話，把士大夫罵得體無完膚： 你們做秀才呵，讀詩書也學著孔宣王口喳喳幾句頭巾話。做官呵，講法律也曾把蕭相國，嘴巴巴依樣葫蘆畫。說別人呵，將那盧杞李林甫一個個恣吹彈，指定名兒罵。到輪著自己身上呵，卻把他幾個劣樣兒，一樁樁做了印本花兒拓。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知識階級的過剩固然可以發生黨爭，但是人口的過剩如果只限於知識階級，則黨爭尚不至變成內亂，萬一流氓階級也感覺人口過剩，不能全部編入軍隊，則黨爭必會引起內亂。因為文縐縐的士大夫沒有能力作亂，能夠作亂的，只有流氓，然而流氓作亂的時候，若有一部分士大夫跑到流氓方面去，擁戴一個真命天子，自居為謀臣策士，則他們固然可借革命的進行，把政權抓在自己的手上，使革命運動不能化為民眾運動，而只見新王朝的成立，然而同時，內亂在某程度內，尚可有秩序地進行。反之，士大夫不跑到流氓方面去，則流氓的內亂勢必變為流寇的擄掠，而使中國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之中。看吧！明季的士大夫中了八股的毒，已經不配做謀臣策士，所以李自成、張獻忠終為流寇，而收拾殘局，只有依靠外來勢力，由是清朝政府就入關統治中國了。 閒話愈多，離題愈遠了。其實不然，句句說明官和兵的腐敗，便是句句說明官兵打不過梁山泊的理由，並反證祝家莊和曾頭市所以有優越的戰鬥力的理由。總而言之，官僚組織與軍隊制度雖然不失為一個社會政策，然卻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須由別種政策，反之，由治國和保國的方面著想，則非改造官僚組織與軍隊制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