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宋江得到天下之後李逵的命運如何
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到天下，李逵當然封王封侯，這是普通人的見解。若據我的觀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誅之時。不過宋江之殺李逵，又和漢高祖之殺韓信不同，而有似於唐太宗要殺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高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也。」（《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
李逵是個魯莽的人，有話便說，毫無顧忌。這種人本來不受人家歡迎，除了人家想利用他之外。李逵雖是宋江的心腹，但是他常常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出宋江的秘密。第一次，宋江打破了無為軍，活捉了黃文炳，得意洋洋，坐在聚義廳上面，細述「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的童謠，而李逵竟然跳將起來，說道：「好，哥哥正應著天上的言語，雖然吃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吃我割得快活，放著我們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裡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里。」（《水滸傳》第四十回）第二次，梁山泊和祝家莊交戰，宋江因為扈成牽羊擔酒，前來投降，而李逵殺得高興，竟把扈家的人也殺得乾乾淨淨，不禁勃然大怒，說他違抗將令，李逵應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趕著哥哥要殺，你今卻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要思量阿舅丈人。」（《水滸傳》第四十九回）第三次，晁蓋中箭身死，林沖等議立宋江為梁山泊領袖，宋江因為晁蓋遺囑，不敢接受，後因諸首領力勸，便暫時坐了第一位椅子，這個時候，李逵又在旁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大宋皇帝，你也肯。」（《水滸傳》第五十九回）。第四次，盧俊義活捉了史文恭，宋江請盧俊義為領袖，盧俊義不敢從命，在他們兩人互相推讓的時候，李逵又大叫道：「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假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水滸傳》第六十七回）這種的話，在李逵，固然言之無心，而由宋江聽來，實在不堪。當宋江尚欲利用李逵的時候，固然只有忍耐，一旦宋江得到天下，則狡兔死，走狗烹，李逵的話實可招殺身之禍。
本來由公卿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比較地寬大，漢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由平民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則常殘酷，漢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因為公卿愛講禮貌，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已經有了一種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數都是他的家臣，平日對他，已經「鞠躬如也」，不敢輕視，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後，功臣能夠嚴守朝儀。反之，平民則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邊幅，不講禮貌，他的功臣，大多數都是他的朋友，平時對他，只有友誼，沒有名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後，不但功臣忘記了朝儀，便是皇帝也忘記了朝儀。漢九年，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在群臣之前，竟對太上皇說這種話，太上皇實難為情，而群臣又隨和大笑，可知當時高祖與群臣均忘記了嚴肅的朝儀。因此之故，平民皇帝對付功臣，實在不易，迫到不得已的時候，只有剪除的一法。漢高祖夷戮韓、彭，呂后在高祖身死之後，又想盡誅諸侯，其理由是一樣的。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史記》卷八）
但是不管公卿皇帝也好，或平民皇帝也好，群臣爭功，又是免不了的事。平民的漢高祖得到天下之後，固然「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而公卿的唐太宗，在論功行賞之後，群臣也暗中「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當時情形如次：
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勛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勛行營，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輩何可妄訴。」（《舊唐書》卷六十六）
群臣爭功，有的「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有的「攘袂指天，以手畫地」，這種行動何能保全朝廷的尊嚴，而維持政權的安定？因此，遂有朝儀的必要。漢高祖與群臣爭功之後就命叔孫通制定朝儀，朝儀製成之後，群臣朝見，比以前嚴肅多了。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歡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
中國人喜歡說禮，禮是什麼？用現代話來說，便是政治上的權威。怎樣維持政治上的權威？制定朝儀，當然不失為一個方法，因為嚴肅的朝儀可以使人發生畏懼的情緒。馬基維利（Machiavelli）以為君主與其使臣民親愛，不如使臣民畏懼，而孟德斯鳩（Montesquieu）亦以畏懼為專制政治的指導原理。即不論古今或東西，政治若是專制，畏懼是很必要的，嚴肅是很必要的，朝儀也是很必要的。
君主要保全自己的威嚴，須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須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要使臣下不能忖度君主的意向，以寡言為貴，要使百姓不能接近君主的天威，以深居為貴。唐太宗喜歡與群臣辯駁，劉洎上書諫阻，以為「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舊唐書·卷七十四·劉洎傳》）。漢高祖未得天下以前，要住在秦的宮殿，樊噲、張良都不贊成，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後，蕭何竟然乘高祖東擊韓信之際，「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史記》卷八）。就是劉洎欲其元首寡言，蕭何欲其元首深居，以保全君主的威嚴。
這種寡言深居，用之得法，固然可以保全君主的威嚴，用之不得其法，又容易受人蒙蔽，秦二世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趙高的話，在專制政治之下，確有一部分的真理。君主聰明，已宜深居寡言了；君主愚呆，而又喜歡同群臣說話，同百姓見面，其結果，更容易使人輕視。二世的失敗在於行之過甚，而又信任奸臣。像晉惠帝那樣，愚呆而又裝作聰明，聽見蛤蟆叫，向左右說道：「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聽見天下饑荒，百姓餓死，又說，「何不食肉糜？」實足以啟權臣問鼎輕重之心。天子所居，叫做禁中，就是使百姓可望而不可即，以保全君主的尊嚴。
總而言之，在專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維持政權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嚴，像李逵那樣性質的人，最容易觸犯天威，而損害皇帝的神聖，所以宋江做了皇帝之後，李逵縱不被誅，至少也要同尉遲敬德一樣，受了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