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由宋江的家族關係說明中國古代的政治

在宋江尚未落草以前，因為「做吏最難」，「恐怕連累父母，教爺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吾國在秦漢時代，「官」與「吏」未曾區別，經魏晉南北朝之士族政治，而至於隋，「官」與「吏」漸次分途，唐宋均用考試取士，科目雖多，而進士最為矜貴，進士所考者又是文詞詩賦。司馬光說： 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 宋江雖然「刀筆精通」（《水滸傳》第十七回），但吾人觀其在潯陽樓所題的詩詞（《水滸傳》第三十八回），似其文學修養只能與唐代落第秀士的黃巢相比，很難考上進士。其家裡大約頗有財產，「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宋江本人「揮金似土」，「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水滸傳》第十七回）。以此觀之，大率是鄆城縣的殷戶。宋依唐制，戶分九等，上四等給役，餘五等免之。立法之意，本來是許人以錢雇役，即有錢而不欲役者出錢，無錢而願出力者得錢。只因宋之職役太過苛苦，上戶雖欲出錢僱人，而貧者亦不肯就，於是上戶只有自己往役。在各種職役之中，人民認為最難忍受的乃是衙前之役。宋江在鄆城縣做押司（《水滸傳》第十七回）。《文獻通考·卷十二·職役一》云： 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掏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所謂「押錄」之「押」，當指押司。宋代為吏有許多風險，所以宋江須與他的父親脫離關係，各戶另居。到了宋江落草之後，又迎接宋太公上山享福，連弟宋清也做了山上的首領（《水滸傳》第四十一回）。由於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家族制度與政治的關係。 經濟制度可以分做兩種，一是個人主義的，一是社會主義的。前者指團體對於個人的生存，不負責保證；後者指團體對於個人的生存，須負責保證。但是團體對於個人的生存，既然須負責保證，則團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不經營生產，因之，生產手段不能不歸於團體公有，所以這個時候，許多生產常由國營。反之，個人既然自求生存，則個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能沒有生產手段，而生產手段所生產的生產物也不能不歸於個人私有，所以這個時候，許多生產均為私營。其次，團體既能保證個人的生存，則個人對於自己的生存，當然沒有特別顧慮的必要，因之，個人可任意籌劃團體全部的利益，所以這個時候，利他主義是道德上的最高原理。反之，團體不能保證個人的生存，則個人在考慮團體利益之先，不能不謀自己利益的安全，否則由個人的窮苦，勢必引起社會全體的沒落，所以這個時候，在道德上，不能不承認利己主義。 但是從來社會同時存在著這兩個制度，即在社會之內，固然實行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而在家族之內，則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家族與社會的經濟制度既然不同，所以家族與社會的道德原則也互相牴觸，即在家族之內，以利他主義為最高道德原則，在社會之內，卻不能不承認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社會與家族既然實行兩種矛盾的道德原則，那麼，人們要在家族之內，成為良好的父兄，勢不能再在社會之內，成為良好的臣民，因為在道德上既有保證家族生活的義務，則稍稍剝削社會，由社會的道德原則的利己主義看來，並沒有什麼大錯。 這種現象固然不是中國才有的，不過歐洲各國，自工業革命發生之後，一面因手工業的沒落，勞工階級都吸收於工廠之內，同時兼以交通發達，人們容易遷徙，所以大家族制度漸次破壞，而代以小家庭制度。反之，中國則為農業社會，農民束縛於土地之上，本來不喜歡移住，這種性質已經可以發生大家族制度了。何況農業技術極其幼稚，家有數畝的田，就需要許多勞工，不論男女老幼，均須各盡所能，分擔一部分的工作。勞動力既然必要，則家中多一個子弟，無異於增加一個勞動力，因此之故，家長也不許子弟移住別地，中國古代把「九世同居」視為最高道德，是有相當理由的。 在大家族制度之下，祖宗的財產是不許分割的。《禮記》說：「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而《唐律疏議》亦說：「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即不但在道德上，獎勵人們共產，且在法律上，也禁止人們私產。在這樣制度之下，如果一家的人都肯做工，當然和分家異財的，沒有區別。但是家族既然實行共產制度，則家長當然有保證一家生活的義務，因此之故，懶惰的常常偷閒，把一切生計歸於家長負擔。家長既然負擔一家的生計，則只能蠅營狗苟，以謀多得金錢，因之，他出來做官，又將貪邪污濁，刮索民膏。但是不管他怎樣刮索，財產是可以用得完的，最好能夠抓住生財的手段。在生產力幼稚的社會，生財之法不能依靠於經濟手段，只能依靠於政治手段，得了一官半職，就可發一筆大財。官職既然成為生財的手段，那麼，人們若有任免官職的權，當然要援引自己的子侄兄弟出來做官了。最初因家族而貪污，其次因家族而徇私，家族既然享到利益，則家族當然須連帶負責。中國古代有親族緣坐的刑法，《唐律疏議》亦說：「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便是宋江在未落草以前，與父弟脫離關係，到了落草之後，又接父上山享福，迎弟上山做首領的原因。 豈但宋江這樣，以大舜之賢，貴為天子之後，猶封其弟象於有庳，所以萬章很懷疑舜的仁德。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僥倖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象不得暴其民。）（《孟子·萬章章句上》） 大舜這樣，其他可知，武王伐紂，得到天下之後，大封同姓的人，數共五十五，周的子孫，若不狂惑，都可成為諸侯。武王既崩，成王年幼，這個時候，出來攝政的，乃是周公。厲王出奔，太子年幼，這個時候，出來協助治國的，乃是周召二君。漢高祖得到天下之後，因鑒秦孤立而亡，也封同姓為王者九國：弟交為楚王，子肥為齊王，從父兄賈為荊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子如意為趙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恆為代王。就是家族之內若有一人能夠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產業，則一家的人都可封王封侯，所以當時政治可以叫做兄弟政治。但是周封同姓諸侯，而最初出來反抗同室的，是管叔蔡叔。漢封同姓諸侯，到了後來，各王也相繼造反，把政權委託兄弟子侄，而竟禍起蕭牆之內，兄弟政治於茲已經發生破綻了，所以此後少主即位，已經不學武王那樣，使兄弟攝政，而學漢高祖那樣，使太太攝政。在婦人攝政之下，用人以什麼做標準呢？婦女雖然出嫁從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來，總不及娘家的人親密，因此之故，婦人攝政，常常引用外戚，呂后王諸呂就是一個證據。這個時候，夫家兄弟當然失去權勢，反之，娘家兄弟則可大出風頭，所以當時政治可以叫做舅爺政治。但是舅爺政治是很危險的，諸呂為亂，王莽篡漢，可以令人引為殷鑑。當此之時，母壯子少，而朝臣又儘是外戚的人，少主何能相抗。少主想要相抗，絕對無法和相隔頗遠的外臣相謀，只能和日夜接近的宦官暗議，一旦討平外戚，宦官當然得勢，出而干預朝政。於是舅爺政治又變為馬弁政治。 晉代封建諸侯，亦屬於兄弟政治，然其結果竟然發生了八王之亂。南渡之後，或為姑爺政治，如王敦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桓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而均秉執朝政，終亦作亂。或為舅爺政治，如庾亮、庾冰均是明帝後庾氏兄弟，而於成康時代，掌握大權。由南北朝而至隋唐，隋文帝、唐高祖均以外戚奪取帝位，而唐代宦官之禍乃比東漢為甚，又轉變為馬弁政治。降至宋代，雖無宗室外戚之秉持朝政，而馬弁之宦官不時尚有大權，如徽宗時的童貫就是一例，而由童貫之弄權，又引起了方臘之亂。由元至明，「太祖初起時，數養他姓為子，攻下郡邑，輒遣之出守，多至二十餘人」（《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傳》），天下既定，又以養子不可信任，復「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明會要·卷四·諸王雜錄》），然其結果又發生了燕王奪位之事。此後固然是「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明史·卷一百二十·諸子傳贊》），而漢唐宦官之禍又重演了，即兄弟政治之弊雖然消滅，而馬弁政治之禍乃凌駕在兄弟政治之上。 總而言之，吾國過去政治不脫出血統之外，其脫出血統關係之外者，又常引起馬弁政治之禍。 朝廷用人注意在親戚關係，私人當然也引用親戚滿布要津，我們不看別的，只看王衍李沖之書，就可知道。 衍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晉書·卷四十三·王衍傳》） 李沖勤志強力，孜孜無怠。……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石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痴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 個人徇私，固所難免，最奇怪的，莫過於宋代竟用法律獎勵朝臣引用兄弟子侄，而稱之為恩蔭制度。據趙翼所說：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文臣自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親，並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為差。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人各一人；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余以是為差。此外又有致仕蔭補，曾任宰執及見仕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蔭一人；余以是為差。此外又有遺表蔭補，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蔭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蔭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余以是為差。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並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猶屬定例，非出於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則並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並及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見《司馬旦傳》），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李沆卒，錄其子宗簡為大理評事，婿蘇昂，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王旦卒，錄其子弟侄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婿並遷官，又官親校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眷加蔭者也。郭遵戰歿，官其四子，並女之為尼者亦賜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也。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三年者，始得蔭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即得蔭矣。閻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離童齔，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給（《職官志》，凡蔭嫡子孫不限年，諸子孫年須過十五，弟侄須過二十，此蓋續定之制）。龔茂良亦疏言，慶壽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蔭即給俸矣。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蔭得服章服矣。熙寧初，詔齊密等十八州及慶渭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蔭官奏補矣。金安節疏，言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為市，則恩蔭並聽其鬻賣矣（以上俱各本傳）。其間雖有稍為限制者，神宗詔，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見《職官志》），又詔，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為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蔭補。又詔，終身任宮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為撙節，然所減捐，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惟開幸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豈國家長計哉。（趙翼撰《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五·宋恩蔭之濫》） 上自皇室，下至朝臣，無不引用子弟親戚，滿布要津，政治安得不腐化，社會安得不紛亂。不過開國始祖引用私人，多在於天下已定之後，在天下未定以前，無不求賢如渴，絕對不肯以私徇公。漢高祖未得天下以前，任用蕭何、張良、韓信等，而對於自己的兄弟子侄，確未曾用過一人。反之，項羽則非諸項或妻之昆弟不用（《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劉邦成功，項羽失敗，是應該的。宋江雖舉宋清為首領，而宋清所負的，不過排設筵宴（《水滸傳》第七十回），宋江尚有知人之明，所以梁山泊諸好漢無不心服。倘若宋江也學王衍那樣，把宋清放在要職，我恐怕部下將要二心，而梁山泊也將滅亡，這是宋江聰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