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權問題

快活林酒店，果如武松所說，是施恩花錢開設的（《水滸傳》第二十九回），則施恩當然有所有權。所有權受人侵害，照常理說，應該向官廳起訴。但是施恩竟然不用法律手續，而必等到武松來了之後，才假借武松的武力，把酒店奪回（《水滸傳》第二十九回）。這樁事情，由現代人看來，真有一點莫名其妙。 其實，這座酒店乃和普通的酒店不同，他的生意不依靠於買賣，而依靠於壟斷，凡客人、妓女到快活林時，都須先來參見施恩，施恩則把他們分配給各客店、賭坊、兌坊，而各客店、賭坊、兌坊每月則須送錢給施恩，以作報酬（《水滸傳》第二十八回）。試問這種古典的托拉斯是否依仗施恩的財力？不是，第一依仗施恩的武藝，第二依仗營里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水滸傳》第二十八回）。換言之，托拉斯的基礎乃放在強力之上。既然依仗強力，則有一個更強的人來了，這座酒店當然非讓給他不可。 但是施恩乃是施管營的兒子，蔣門神何人？敢來強奪。「不怕官，只怕管」為《水滸傳》諸好漢常說的話，難道蔣門神既不怕官，又不怕管？不，蔣門神背後也有一位官，那便是施管營的上司張團練（《水滸傳》第二十八回及第二十九回）。施恩能夠依仗官勢，開設酒店，壟斷客人，則蔣門神有一個更大的官勢依仗，當然可以奪取酒店。 由於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所有權神聖的觀念，在古代完全沒有。誰有強力，誰便有財產。這裡所謂強力乃包括肉體力和政治力而言。施恩開設酒店，一半由於他的肉體力，一半由於施管營的政治力。蔣門神奪取酒店，也是一半由於他的肉體力，一半由於張團練的政治力。 原始的資本蓄積就是由此而產生的。依各國經濟史所示，在封建末期而至於資本主義初期，資本的蓄積依靠勤儉者少，依靠強力者多，誰有強力，誰便可取得資本。真命天子有最大的強力，所以他富有四海。看吧，武王伐紂，而即帝位之後，不是大封同姓諸侯，姬姓子弟若不狂惑，都可以成為領主，大的百里，中的七十里，小的五十里麼？在中國歷史上，最富的人不是王婆口中所說的鄧通麼（《水滸傳》第二十三回）？然而鄧通的財富從何而來，不是漢文帝賜以蜀岩道銅山，許其鑄錢麼？文帝說：「能富通者在我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傳》）不錯，皇帝有最大的強力，當然他所喜歡的人便可成為富豪。 所有權（Dominium）的觀念起源於羅馬法。羅馬的貴族乃以侵略為最高理想。羅馬每征服一地，就將該地宣布為殖民地，而貴族則在殖民地之上獲得了許多田園，以作私有地。這許多田園當然不是無主的土地，而是被征服者的土地。羅馬帝國由劍戟而建設，同樣Dominium亦由劍戟而設定。所以在羅馬法，「劍戟乃是所有權的象徵」（Das Symbol des Ergentums war Speer）。英語Dominium之含義，一為權力，二為所有權。「所有權」由「權力」而發生，由此可以知道。 所有權既已設定之後，又受政治力的保護，而使事實上的權力關係變成法律上的權利關係。既然變成權利，經過數代之後，就漸次失去暴力的色彩，而帶有神聖的性質。誰敢侵犯這個權利，不但法律上要受刑罰，就是道德上也要受人毀罵。歐洲各國受了羅馬法的影響，學者均視所有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馬基維利（N.Machiavelli）主張君主專制，甚至於謂君主可以不講信誼，而使用一切奸謀詭計；但他又說：「君主絕不可侵害人民的財產。人們死了父親，不久就會忘記；失掉財產，終身不忘。」布丹（J.Bodin）以主權屬於君主，君主既有主權，所以不受法律限制，不但自己公布的法律，便是教皇制定的法律，也無妨束之高閣。但他又謂君主的權力應受自然法的拘束，例如個人的財產權是根據自然法而設置的，所以非經人民同意，不得徵收租稅。學說如斯，其表現於法律之上者，例如英國的《大憲章》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既禁止官吏強取人民的糧食、器具、馬匹、車輛了，而第三十九條又說：「自由民除非領主依法審判，並遵照法律規定之外，不得沒收其財產。」美國的《獨立宣言》雖然只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乃上帝給予吾人的權利，不可讓與。人類設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護這種權利」，而未曾明白提出「財產」及「所有權」的觀念。然獨立時代各邦所發表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權利典章（Bill of Rights）無不宣布財產及所有權為神聖的權利，不可侵犯。例如1777年Vermont的《權利典章》第二條云：「私有財產唯於必要之時，才得供為公共之用；而供為公共之用之時，對於所有主，必須給予賠償金。」1780年Massachusetts的《權利宣言》第十條亦說：「個人的財產非經本人同意，或經人民代表同意，縱是極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須徵收私人財產之時，對於所有主，應給予賠償。」法國的《人權宣言》第十七條云：「所有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並給予適當賠償者，不得侵害之。」自是而後，一直至1918年德國公布《魏瑪憲法》之時為止，列國憲法均有保障所有權的條文。這種條文不是對人民保護個人的所有權，而是對政府保護人民的所有權。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權，所以產業能夠發達，社會能夠進步。 反之，吾國古代以國家為皇帝的私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土地屬於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屬於皇帝，因之人民勞動所得的結果遂亦屬於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權，道德上雖為虐政，法律上無須負責。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護人民財產的條文，然其所保護者乃是禁止個人侵害個人的財產，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財產。換言之，人民對於政府不能主張權利，政府要怎麼樣，人民就須怎麼樣。宋時，「徽宗頗垂意花石……政和中……舳艫相接於淮汴，號花石綱……朱緬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同時在學說之上又有「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言。這固然因為古代官僚往往利用「政治的手段」，刮索民膏，而致引起社會對於財富的反感。然而既有斯言，則人們唯勤唯儉，由自己勞力，正當獲得的財富，遂亦掛上了不仁之名。白圭「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勤苦如此，倘若斥之為不仁，那麼，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個人的所有權，他方觀念上社會又認財富為不仁的結果。財產不安定，資本無法蓄積，從而各種產業就不能作「擴張再生產」。生產規模一仍舊貫，而人口增加不已，社會消費力超過於社會生產力，貧窮成為普遍的現象。這個時候，若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則人民受了生活壓迫，勢必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稱帝稱王，小則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亂了。 好了，好了，中外的典故不必再引了。說來說去，不過證明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權，由於施恩的先占應該屬於施恩罷了，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去，施恩不向官廳起訴，這不是證明中國古來重王道，輕霸道，凡用強力得來的東西，都不受法律保護麼？不是，絕對不是。羅馬立國，約有一千餘年，歷史既長，貴族的Dominium當然失去劫掠的性質，而變成法律上的權利。反之，中國則朝代變更，不絕於史。周代傳祚雖長，然而又因為實行農奴制度，農人對於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至於大地主的諸侯又復兼併不已。他們的財產顯然有劫掠的色彩，所以不會發生神聖的觀念。周亡之後，中國雖然破壞了農奴制度，許農民有土地所有權，然而內亂不已，朝代常常變更，農民或死於兵災，或失去田契。所有主既然時時變更，而一般皇朝新貴又往往恃其功勞，橫奪民產，則保護所有權的法律，當然也沒有發達的機會。宋承五代之後，五代大亂歷半世紀，當時官吏怎樣劫奪財富，只看下面所引的文字，便可知道。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儔為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輜重妓妾奴僕甚眾，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殺威而取之。筠弟籛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宗兵起，籛即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即位，誅宦者，延嗣亡命，籛又盡得他貲，由是筠籛兄弟皆擁貲巨萬（《筠傳》）。馬全節敗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而後就刑。」全節懼，遂殺之（《全節傳》）。高允權為延州令，其妻劉景岩孫女也，景岩家於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權心利之，乃誣景岩反而殺之（《允權傳》）。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彥和等為亂，時劫貲無算，乃又殺而奪之（《金全傳》）。張彥澤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孫維翰，悉取其貲（《彥澤傳》）。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擄，其牙將祕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為齊州防禦使，道出於魏，范延光伏兵殺之，以戍卒誤殺聞。後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歸河陽，楊光遠使子承勛推之墮水死，盡取其貲（《延光傳》）。楊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故吏悉取其寶貨名姬善馬，獻李守貞（《光遠傳》）。歐史謂瓊殺溫其，取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延光又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為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荅。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啟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之而去（《再榮傳》）。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趙翼撰《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二·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宋承五代之後，人們天天所看見的，只是劫掠與奪取，所以施恩強占快活林，蔣門神奪取快活林，時人並不奇怪。 讀過民法的人當能知道「占有」須有兩種要素：一是心的要素（Animns），即占有的意思；二是物的要素（Corpus），即占有的實力。有占有的意思和實力，而占有之後，又經過一定期間，則該物便成為占有者的所有物——紀元485年，魏李安世上疏求均田，且說：「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這就是說凡用強力所奪的田，經過一定期間之後，悉歸現所有主。在這裡，「經過一定期間」，值得我們注意。區區一件東西，占有尚須過一定期間，而後才有所有權，則以天下之大，當然非占有百餘年不可。唐奪隋的天下，宋奪周的天下，讀史者不以為怪，而王莽奪取西漢、曹操奪取東漢，竟被後人唾罵，就是因為唐宋二代傳祚數百年，而王莽不及身而亡，曹魏雖然傳祚五世，然僅四十六年而亡，並且又只能占據北方數州，即其實力尚不能占有天下，所以只能視為篡奪。所謂「正統」和「篡奪」只是法律上的名詞，不是道德上的名詞，只唯利用物權法上的法律觀念，加以解釋，而後才能夠說明出來。由此可知朝代更迭愈頻繁，天下是誰的天下，即誰人對於天下有所有權，愈不明了，所以當時的人常缺乏「忠」的觀念。唐亡之後五代僅五十三年，而五易國，八易姓，有十三君，傳祚這樣短促，所以馮道歷事五朝八姓十一君，時人不但不以為異，且稱之為寬宏長者。這不是因為士風凋敝，不知節義為何物，乃是因為朝代短促，任誰對於天下，都不能因占有而有所有權，故人也沒有尊重所有權的必要，從而更沒有「忠」的必要。 資本的蓄積乃是經濟繁榮的條件。在歐洲，由重農，而重商，而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組織數千年來，一仍舊貫。這是為什麼呢？歐洲在重商主義末期，發生了大發現時代，發現美洲，發現印度航線，市場擴大了，紡織品的輸出大大增加了，需要超過於供給，有大量生產的必要，自1730年Wyatt（瓦特）發明Roller Spinning（紡織機）之後，紡織方面陸續有新機器的發明，一直到了1781年，瓦特又發明蒸汽機，而於1785年應用於紡織工業之上，而開始「蒸汽時代」。由於蒸汽機器之應用，紡織方面又有新的發明，而至於1841年Bullough發明Improved Power Loom（改進動力織機）為止。按機器的發明乃由於社會的需要，沒有需要，縱有發明，人們不但不採用，而且視之為異端。1529年Anton Mürler已經發明紡織機，只因當時手工紡織已可供給社會的需要，所以世人群起攻擊Mürler，而Mürler竟因是而死於刑獄。吾國古代雖然侵服四夷，而四夷儘是遊牧民族，他們不需要中國生產物，尤其紡織品，即如中行說（姓中行，名說）所說：「匈奴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褲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而中國自古以來，商業發達之後，常常依著「以末得之，以本守之」的原則，向農村兼併土地，農民驅出農村之外，淪為流民，勞動力遂感覺過剩。社會已貧窮了，消費力已經減低，勞動力又復過剩，倘若採用機器，則過剩的勞動力更沒有工作的機會，所以禮有「作奇技奇器以疑眾，殺」（《禮記·王制》）。諸葛亮發明木牛流馬以運糧，乃因蜀國人口不過九十餘萬（《通典·卷七·歷代盛衰戶口》）之故。 在中國，資本的蓄積不能由封建的農業經濟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貧窮日益增加，生產日益減少，於是中國遂以節儉為一種最高的道德原理，不但聖賢教人節儉，就是皇帝也以節儉治天下。這種情形若和歐洲封建末期的各國王室崇尚奢侈比較一下，實有天壤之別。當然他們的奢侈生活也有特別的用意，封建末期正是資本主義方才萌芽，封建諸侯將次沒落的時代，而貴族的奢侈則對於產業發展和中央集權都有利益。何以呢？貴族奢侈，不但可以增加商業的利潤，並且可使貴族破產，使他們在經濟上，隸屬於國王的財政和商人的借債。因此，當時商人和國王無不極力鼓吹奢侈，有時且示以實例。這樣一來，在第十五世紀時代，遂發生了一種現象，即宮廷若不奢侈，則君主的統治不能維持。無限的奢侈必要求無限的金錢，到了最後，君主自己的財政也發生了破綻，須向商人求助，於是商人遂以納稅問題，與君主衝突，終則設置議會，監督君主的財政，這便是代議制度發生的原因。我說這話，不是要說明民主政治與奢侈的關係，乃是要說明歐洲和中國雖然都有資本的蓄積，然而在歐洲，資本的蓄積能夠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不怕奢侈，反之，在中國，資本的蓄積只能剝削農村，而減少消費力，致資本主義無從產生，所以不能不崇尚節儉。 在資本主義尚未發生以前，要想儲財，須用殘酷的方法，其最有力的，則為政治的剝削和高利貸的刮索。這種情形當然可以引起人們反感，終而嫉視儲財本身。「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為中國古代的名訓。這個名訓的確不錯。到了資本主義發生之後，儲財才失去赤裸裸的殘酷的色彩，而視為勤儉所致。「原始的資本蓄積」這句話，由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歐洲人看來，或者莫名其妙，而由我們中國人看來，則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證明。看吧！施恩用武力開設酒店，蔣門神用武力奪取酒店，這便是「原始的資本蓄積」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