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王倫何以不配做梁山泊領袖
「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我豈能佩六國相印乎？」這是蘇秦的話。同時張儀呢？
張儀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座之堂下，賜仆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志，子為我陰奉之。」
由他二人的事看來，我們對於士大夫階級，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窮則發奮，舒則苟安。
何以士大夫階級有這種性質呢？士大夫階級是一種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乃對於基本階級而言，在古代，基本階級為貴族與農奴，在今日為資本家與勞動者。中間階級則站在貴族與農奴之間，亦站在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幸運的可以上升為貴族或資本家，不幸的則要下沉為農奴或勞動者。他們的地位是浮動的，所以他們和基本階級不同，沒有一個共同的利害關係足使他們發生階級意識。何況他們又常常猛烈競爭，為了開拓自己的出路，不惜犧牲別人的利益，因此之故，他們更難精誠團結。總而言之，中間階級沒有階級意識，不能精誠團結，而為一種浮動的階級。
士大夫階級就是中間階級的一種，他們在經濟上，站在剝削和被剝削之間，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間。他們可以上升為支配階級，也可以下沉為被支配階級。因此之故，他們常常分裂為小集團，隸屬於各基本階級，成為精神的鬥士，一部分為支配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部分則為被支配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們為了開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數依靠於支配階級，要求支配階級的援助，但是他們一旦知道支配階級不能援助自己，他們又不惜離開支配階級，而投降於被支配階級的革命團體之中。不過他們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間，所以他們的投降又是不可信任的。當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他們的熱血固然也上升到沸點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過了之後，而入於最後的持久的鬥爭，他們又不免動搖起來。里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為士大夫階級有這種性質。
我曾說過：在中國最有勢力的，有兩種人：一是紳士（大地主），一是流氓（沒落的農民），地主可以做皇帝，流氓也可以做皇帝。至於士大夫階級則站在二者之間，自古至今，沒有一人曾做過皇帝（參看《吳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所謂「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須遺臭萬年」，這句話絕對不是士大夫階級所能說的。試看桓溫吧！他祖父名顯，做過郎中，他父名彝，做過太守，當時顯宦如王導、周、謝琨、庾亮、溫嶠等都是他父親的好朋友。桓溫所以名溫，就是因為「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到了桓溫年長就娶晉明帝女南康公主為婦，由他門閥看來，實是一個貴族。後以軍功，官至大司馬。但是溫自負才力，久懷異志，曾「撫枕起曰：『既不能留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跡若是」。所以兵敗枋頭之後，就想篡奪晉祚，廢帝奕，而立簡文帝。僥倖天不亡晉，桓溫得疾而薨（《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晉雖不亡於貴族的桓溫，而卒亡於流氓的劉裕。裕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里所賤。所以由裕的出身看來，確是一個流氓。同時與桓溫齊名的，有一個殷浩，他是江東名士，為風流談論者所宗。簡文帝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拜為建武將軍，參綜朝權，因此，溫浩二人頗相疑貳。「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後浩北征敗績，桓溫上疏彈劾，遂廢為庶人。溫雖怨浩，然尚說：「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所以不久就想「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由他兩人的事看來，可知貴族與士人的胸襟完全不同。貴族不以「位極人臣」為滿足，稍有機會，就想窺窬非望。反之，士人一旦失腳，就不惜降伏於昔日敵人之下，甘為一個尚書令。
王倫本是一個落第秀才，我們固然不能由落第秀才四字，斷定王倫的人物，然卻可由秀才二字，斷定王倫的胸襟。士大夫的秀才最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帝皇。他們不能做帝皇，不是因為他們的才幹不夠，乃是因為他們是中間階級，胸襟不廣，只配幫別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獨立做大事，蕭何幫助流氓的劉邦，范增幫助貴族的項羽，就是一個證據。
士大夫階級只配做人臣，不配做人君。做人君的用人，用人的當能知人，不但不宜妒才，且須愛才，用別人的才，以補自己的拙，這是人君的要件。劉邦不過沛下一個亭長，有什麼才幹，然而他能把政權委託蕭何，把軍權委託韓信，而又任用張良為謀士，所以能夠得到天下。桓溫雖然同殷浩不和，然而後來還想拜浩為尚書令，也是因為他胸襟較大，想做皇帝。反之，為人臣的用於人，用於人的，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勢不能不壓低別人的地位。既要壓低別人的地位，其結果常常嫉賢妒才。龐涓與孫臏的故事，便是一個例子。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惡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由秀才出身的王倫當然也有這種性質。當林衝上山之時，王倫若有大志，理應推心置腹，待以國士之禮。但是王倫竟然因為林沖武藝高強，恐怕他認破自己手段，拒絕上山，到了林沖苦苦哀求，又復以「投名狀」相強；而既許入山之後，又只許林沖坐第四位（《水滸傳》第十回及第十一回）。這種態度，林沖何能心服。且看劉邦吧！他任用韓信，何等痛快。
何（蕭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韓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劉邦）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此後韓信不聽蒯通的話，且說：「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向利背義乎？」是有理由的。
反之，項羽用人，據韓信說：
項王喑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老臣范增也離開項羽而他去，不是沒有原因的。
王倫因落第而竟落草，這可視為「窮則發奮」的證據。然而秀才配做什麼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後，就心滿意足，只求保守，不求進取，連一個林沖還不敢收留，哪裡配收羅天下英才，出來逐鹿中原。這可視為「舒則苟安」的證據。
士大夫階級既然窮則發奮，舒則苟安，則國家對付士大夫的方法，當使他們不至絕望而後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們若有一線希望，寧可守株待兔，不願背城借一。由於這個要求，就產生了科舉制度。中國取士之法，本不適當，試之以辭章，按之以資格，所謂「選賢與能」之意，絕對不能達到。但是雕蟲末技既然成為士大夫進身之道，士大夫當然「棘闈呵手暖，鐵硯研磨穿」。「投至到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十數年」，這種方法只足消磨人們的志氣，何能發展人們的天才。不過志氣消磨對於皇家是有利益的。因為其人既無大志，當然不會發生凱覦帝位之心，何況年年考試，尚可懸士大夫希望之心，今年落第，明年再考，明年落第，後年再考，然而光陰易逝，年復一年，他們年齡已老，意氣全消，這個時候，他們雖不得志，亦只能老死牖下，絕對不能鋌而走險了，這是歷代賢主賢君注重科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