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十萬貫生辰綱之社會學的意義
闊人過生髮財，窮人過生花錢。闊人過生，固然是恭喜的事，窮人過生，則甚煩惱。請客麼？沒有錢。不請客麼？客來了，面子不好看。逃避麼？逃到哪裡？闊人的過生，則不然了。他們請客，固然也要花錢，但是他們所得的賀禮，比之他們請客所花的金錢，其價值往往大過十倍或數千倍。我們只看蔡京的生辰，單單其女婿梁世傑所送的賀禮，已有十萬貫，便可知道闊人喜歡過生的理由了。
十萬貫生辰綱，由蔡京方面說，是他應得的利息，由梁世傑方面說，也應該看做投資。因為是投資，所以用經濟學上的術語來說，叫做「生產的消費」，能夠生產利息。梁世傑花了十萬貫的金錢，收買金珠寶貝，送給蔡京慶壽（《水滸傳》第二十回），蔡京收到之後，當然要另眼看待梁世傑，於是梁世傑的地位安穩了，不，還可以步步高升。這個時候，當然有人像梁世傑巴結蔡京那樣，來巴結梁世傑，於梁世傑的生辰，也送來十萬貫金珠寶貝。這不是利息而何？何況梁世傑既然保得住地位，當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刮索民膏呢？於此，我們尚可以得到一種教訓，就是官位愈高，愈不必直接刮索民膏，自然有不少的人，用他們刮索的所得，拿來孝敬他，直接刮索民膏，乃是縣長老爺的職務，巨吏而尚直接刮索民膏，只足證明他是蠢家貨而已。
古代中國的官俸是很微薄的，單單依靠官俸，絕對不能維持身份相等的生活。這個事情，由政府方面說，固然可以減少國家財政的負擔，然其結果，實無異於默認做官的貪污。在中國，貪污成為普通的現象，不，而且成為原則的現象。如果你做官之後，而尚兩袖清風，一定有人罵你蠢，反之，你能買地皮、築洋樓、討小老婆，則你最少必可得到「能幹」的聲名。固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不少的清官，受了後人無限的崇拜。其實做官要做事，單單清廉，有什麼可貴？人人感覺其可貴，就是反證貪污成為普遍的現象。天下烏鴉都是一樣黑，有了一隻白色的烏鴉，當然人人看做奇怪。哪裡知道在法治森嚴的國家，清官只是遼東白豕呢？
在中國，讀書的人都想做官，這不但因為中國產業不發達，知識分子除了做官之外，沒有別的謀生方法，並且因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齊家」出發的，而結局則歸於「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職務，而在社會尚未發達、民智尚未進步的時候，人們要用自己的才幹，以實行「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必須做官，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取得政權。孔孟棲棲季世，猶復遊說諸侯，教以王道，到了言不能行，才退而從事著作，由此可知孔孟本人怎樣注意於取得政權了。儒家的思想既以「治國平天下」為其最後目的，而孔孟的行動又欲取得政權，那麼，讀了孔孟的書的知識分子自然也想做官了。這個時候，如果除了孔孟的書之外，尚有其他學問，則讀書的人固然不能指其全部都想做官，但是中國從前教育乃專教「四書五經」，即專教孔孟的學說，所以中國教育方針，不在於啟發民智，而在於製造政治家。這樣一來，不但知識階級都想做官，便是一般民眾也以做官為知識階級的特權了。這個「讀書做官治國」的思想既然成為知識階級的心理，到了後來，知識階級又忘卻了「讀書」的最後目的的「治國」，而只知道「治國」的中間手段的「做官」。「讀書」和「做官」合為一體，由是教育方針又與「治國」脫離關係，而唯成為知識階級「做官」的工具。
但是不管怎樣，做官的本來手段總是讀書，做官的本來目的總是治國。讀書乃所以養成才幹，治國乃所以發揮才幹，即人們用才幹得到官爵，又利用官爵的地位，發揮才幹，這乃是做官的本來意義，所以做官的公式可定為：
才——官——才
但是不久，這個公式就非變更不可，何以呢？自商品生產發達之後，商業成為儲財的重要方法，官爵的地位可以刮索民膏，換言之，可以儲財，因此人們做官就不以發揮才幹為目的，而以儲財為目的。官爵既然成為儲財的工具，那麼政府——有官爵任免權的人——要想儲財，亦只有變成商人，變成提供本錢最便宜的商品的商人，把官爵賣給出價最高的人。這個事實最初發現於中國歷史之上的，則為漢代。秦時已有鬻爵之制，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承秦制，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文帝時晁錯又提議鬻爵，並予以合理的說明，文帝從錯之言，鬻爵遂成為確定的制度。
晁錯復說上曰：
「方今之務莫如使人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人民買爵不但是名譽而已。凡爵至第九級之五大夫，可免徭役，而犯罪之時又得以爵贖罪，而減免罪刑，上述惠帝元年之詔即其明證。因此之故，人民無不願意買爵。武帝時又賣武功爵。爵十七級，凡至第七級之「千夫」，如文爵之「五大夫」可免徭役。兵革屢動，爵可以蠲免徭役，所以人民買爵者甚多。有錢的人能夠買爵的都已買爵了，爵的銷路停止，於是武帝又發售不花本錢的商品，即賣官。
令吏得入谷補官，郎至六百石。補註引沈欽韓曰前此鬻爵，高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
賣官制度於是乎開始。魏晉以後，吏部掌選舉，因之，吏部尚書常常賣官，如在南朝，「庾炳之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甚至吏部郎，例如劉孝綽在職，頗通贓貨。又如北朝，「元暉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明在嚴嵩時代，「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嚴嵩用事》，嘉靖三十二年楊繼盛疏言）。蓋文選歸吏部，武選歸兵部之故。當然嚴嵩本身更以貪污為事，而如楊繼盛所說：「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腹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政治腐化，做官的手段不是依靠才幹，而是依靠貨財。做官的目的在於儲財，做官的手段利用貨財，所以上述做官的公式也應該改作：
財——官——財
從而上面所說的「讀書做官治國」那句話，也變作「讀書做官發財」。
既然利用貨財，以取得官爵，又複利用官爵，以取得貨財，則投下的貨財比之收回的貨財，必其價值較多，而後才有意義。但是怎樣才能使收回的貨財比較投下的貨財為多呢？中國古代的官俸是很薄的，單單依靠官俸，當然不行，唯一的方法只有刮索民膏。於是蔡京收到十萬貫的賀禮了，梁世傑花去十萬貫的賀禮，也向民間取償了。其結果，當然官吏發財，百姓遭殃。草創梁山泊的是晁蓋、吳用等七人，而晁蓋、吳用等七人所以必須落草，則由於劫取生辰綱。這個事實指示什麼呢？乃所以證明強迫人民做土匪、做強盜的，是由於官吏的貪污。
做官可以發財，固然是古今一樣，但是古人做官發財遠不及今人厲害，這是有理由的。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第二是經濟上的理由。在專制政治之下，國家是君主的私產，君主要謀自己地位的安固，不能不討人民的歡心，君主要討人民的歡心，不能不禁止官吏的貪污。因為官吏太過刮索民膏，勢必引起人民的反抗，而使皇室陷於危險的地位。因此，在君主專制時代，雖然百事都壞，而官吏的刮索卻有一定的限度，即限於不致引起人民反抗而間接害到皇室安全的程度之內。超過這個程度之上，君主一定出來干涉，用「抄家」的方法，向人民謝罪。反之，在民主政治之下，國家是人民的國家，這句話說來很好聽，其實任誰都是國家的主人翁，其結果往往變成任誰都不是國家的主人翁，即任誰對於國家的安危，都不負責。從前貪污因為有君主的干涉，不敢太過厲害。現在呢？彼此都是相識，念到自己失腳時候的危險，誰肯過問別人的貪污呢？
政治上的理由既然可以造成官吏貪污的機會，而經濟上的理由則可使官吏貪污，愈益便利。在自然經濟之下，官吏向人民征取的捐稅，儘是貨物，牛乳羊肉既然容易腐敗，而綢緞珠寶多取亦無用處，所以在自然經濟之下，苛捐雜稅常有一定限度。到了貨幣發生之後，形勢乃復一變。貨幣可以保存，不會腐爛，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使用，因此官吏遂發生了剝削人民的野心。但是貨幣若是現金，則金滿箱，銀滿箱，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不但運輸不易，並且慢藏誨盜，很容易引起盜賊的窺窬，而致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險，所以當時的剝削也有一定的限界。現在呢？現在是信用經濟時代，數千萬的巨款能夠同孫悟空的金箍棒一樣，變成一張匯票，塞在耳朵裡面，哪怕半途被強盜搶去？因此之故，現在人的貪污遂超過古人數萬倍。
梁世傑用十萬貫金錢，收買金珠寶貝，送給蔡京慶壽，半途給強盜搶去，這種事情在現代不會發生。固然宋代有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最初只是匯票。
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齎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
其後益州人民以鐵錢重，書紙代錢，以便市易，稱之為交子，於是會子的匯票又進化為交子的紙幣。據《宋史》所載：
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
益州……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
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
既然變為紙幣，政府便負發行之責，一交一緡。今日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必有準備金。宋初，亦有本錢，即如李光所說：「有錢則交子可行……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紙幣一經發行，除了破裂之外，無須限期收回，交子則以三年為界。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
又者今日貨幣乃通行於全國，錢幣如此，紙幣亦然。宋因錢重難運，因之錢幣不能統一，這與漢的五銖已經不同了。楮幣雖輕，乃同錢幣一樣，各地交子各自印造，而致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馬端臨說：
（宋）自中興以來，轉而用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原注，承平時，解鹽場四貫八百售一鈔，請鹽二百斤），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原注，如顆鹽鈔只可行於陝西，末鹽鈔只可行於江淮之類），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到了國家財政困難，就如濫發紙幣一樣，濫發會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逐致有弊。」神宗時已有這種現象。
自用兵取湟廓西寧，籍其法（會子）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
徽宗時，會子更見跌價，一緡當錢十數。
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而引一緡當錢十數。
這是北宋的情況，南渡以後，會子之制更濫，不但政府濫發交子，而民間偽造交子又充斥於市場之上。
紙幣既不可信用，而宋因為乏銅之故，又鑄鐵錢，然而幣制不立，盜鑄之風甚熾，銅鐵二錢不斷跌價，於是錢幣也和楮券一樣，人多不用。這便是梁世傑須收買金珠寶貝，以作禮物的原因。現代呢？打了一封電報，便是千萬貫金錢，也可委託銀行送往。倘若梁世傑生在今日社會，不但賀禮不會給別人搶去，並且連奉送賀禮一事，也將無人知道。經濟制度的進步不能增加生產力，反而助長奸官污吏之收取紅包，誰能想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