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由五台山文殊院說到佛教流行的原因
魯達三拳打死鎮關西鄭屠之後，逃到代州雁門縣，又因官廳行文捕捉，便由趙員外的介紹，入五台山文殊院，剃髮為僧（《水滸傳》第三回）。文殊院能夠收容犯人，本來不足為奇，因為人們既然寸草不留，就是表示六根清淨，與世無爭，他們是化外的人，當然不受王法制裁。不過我們所視為奇怪的，則為文殊院的經濟力，文殊院的僧人有五七百人，他們念經拜佛，毫不勞動，而乃有很大的財產。挑擔賣酒的漢子對魯達說：「我們見關著本寺的本錢，見住著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吃？」酒店老闆也對魯達說：「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錢也是寺里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里僧人吃了，便是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由此可知在文殊院周圍數十里之內，不但土地和房屋屬於文殊院，便是經商的人的本錢也出自文殊院。文殊院既然有這樣巨大的經濟力，那麼當然可以支配鄰近的老百姓。現在試來研究文殊院何以有這樣豐富的財產。
佛教傳入中國，在漢明帝時代，三國鼎立，爭戰不已。晉雖統一中國，而僅僅十年，又發生八王大亂，引起五胡亂華。人民終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不但因為沒有組織，不能作革命運動，且又因為苦難的來源在於政權分裂，引起兵爭，倘再加以革命，則亂上加亂，人民何能忍受。據中外歷史所示，政權腐化，固然可用革命，以推翻腐化的政權。政權分裂，只有訴諸武力，用武力以統一分裂的政權。既然需要武力，則兵爭之禍又何可免。
在五胡亂華時代，蠻族酋長本來只信武力，不信宗教，既見沙門「化金銷玉，行符敕火，奇方妙術，萬等千候」，遂認為神異，而去皈依。例如石勒之崇拜佛圖佛，呂光之崇拜鳩摩羅什，絕不是由於佛教的理論，而是由於沙門的道術。
經東晉而至南北朝，佛教思想，尤其三世因果之說，似已深入人心。宋武帝令褚淡之進毒藥於零陵王（晉恭帝），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宋文帝慮彭城王義康為亂，遣嚴龍齎藥賜死，王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觀此可知當時的人如何崇信佛教。
現在試來研究佛教何以流行？南北朝是中國最紛亂的時代，軍閥互相火併，一旦得到帝位，便屠殺前朝子孫，「宋受晉終，司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北齊文宣踐極，也屠殺魏的子孫。其尤甚者，一家骨肉自相誅夷，宋孝武帝殘殺文帝的子孫，明帝又殘殺孝武帝的子孫，齊明帝殘殺高帝及武帝的子孫，凶忍慘毒，唯恐不盡，致令皇族有不願復生王家之言。
帝（宋廢帝子業）素疾子鸞有寵……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
他們稍有天良，何能不因悔而疑，因疑而懼，因懼而思懺悔之法。高允曾言：「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恰好佛教專講因果報應，他們聽了之後，怕自己墮入地獄，怕子孫食其惡果，於是遂向慈悲的佛，求其憐憫，這便是佛教流行於上層階級的原因。吾人只看南齊巴陵王子倫之言，可知因果報應之說已經深入人心。
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
我們再看齊明帝殘殺骨肉，往往先燒香火，又可知道當時的人必以果報之權操之於佛。
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眾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
所以人們一旦想到果報，慘毒之事亦常為之小止。
明帝所為慘毒之事，周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
上層階級既信奉佛教，所以常將財產捐於佛寺，南朝的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北朝的魏孝文、齊文宣、周文帝均曾舍其宮苑，以造佛寺。其中最可令人注意者，南齊的明帝殘殺高武子孫，忍心害理，自古未有，而乃用百姓賣兒貼婦錢，以起佛寺。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穢，鴆殺孝明，而亦喜建浮圖，其造永寧佛寺之時，且不惜減少百官的祿。人主篤好佛理，天下便從風而化。
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
世宗篤好佛理……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眾。
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
南朝豪貴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梁書·卷三十七·何敬容傳》）。至於以金錢貨寶田地捐給佛寺者為數尤多，梁武帝三次捨身同泰寺，公卿大臣以錢一億萬奉贖，這是讀史者共知的事。佛寺財產年年增加，在北朝，魏孝文遷都洛陽之後，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屬於佛寺。
自遷都以來，年逾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侵奪細民，廣占田宅。
在南朝，例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所以政府每於財政困難之際，向僧尼借債，只此一端，可知佛寺財產之多。
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家資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
下層階級何以也歡迎佛教？現世的苦痛，他們是經驗過的。他們受了苦難的壓迫，當然想到苦難的來源及解脫苦難的方法。恰好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過去當今未來，人為善惡，必有報應」。他們遂謂今生的苦難由於前生作孽，那麼，要使來生不受苦難，只有皈依三寶，修煉今生，這是佛教能夠得到下層階級信仰的原因。兼以南北朝時代，內亂外戰造成了無數貧民，貧民的賑恤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時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竟然毫無措置。反之，佛教是以慈悲為本，佛寺財產不少，而僧尼的生活又不可太過奢侈。他們的收入既然超過於他們的消費，他們就把剩餘物資充為救濟貧民之用。佛寺既然負擔了這個責任，結果，個人或政府的慈善事業也委託佛寺辦理。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
靈太后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
後主武平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民濟其性命。
而北朝且許人民輸粟於佛寺。輸者，戶為僧祗戶，粟為僧祗粟。又許犯人及官奴投靠於佛寺，稱之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兼營田輸粟，於是佛寺更有財產，藉以控制貧民，到了大部分貧民淪為無產者之時，佛寺在民間愈有勢力。但是佛寺又不是專講布施，而不謀自己利益的，佛寺既有財產，所以常常利用財產，放債取息。
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賣錢。後贖苧還，於苧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
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萬，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征。
而令政府不能不下令取締。例如：
永平四年夏詔曰：「僧祗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當時徭役繁重，而佛教又大開方便之門，凡人出俗入佛，均有免役的權利。如在北朝：
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
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
南朝固然沒有明文可稽，但是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的詔既說：
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
而齊虞玩之又以「生不長發，便謂為道，填街塞巷，是處皆然」。為人民弄巧逃役的現象，是則南朝人民亦多寄身佛寺，以避徭役了。人民憚役甚於憚稅，供役於佛寺者不過掃灑耕種，供役於國家者，乃至「老稚服戎，空戶從役」，所以人民逃匿於佛寺，猶如投靠於豪族一樣，日益增加。北朝「民多絕戶，而為沙門」，「正光已後，所在編民相與入道，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南朝「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而真偽混居，往來紛雜，「生不長發，便謂為道，填街塞巷，是處皆然」。人民出家，財政上減少了國家的稅收，軍事上減少了國家的兵隊，於是國家和佛寺便發生了鬥爭，而有魏太武帝及周武帝滅佛之事。
滅佛運動不在信仰之不同，而在利害的衝突，即如顏之推所說：
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
郭祖深說：
時帝（梁武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
人民出家入佛乃有其社會的原因。朝廷滅佛的財政政策與人民信佛的經濟動機（求免課役），本來不能相容。朝廷不務其本，而謀其末，所以滅佛運動無不失敗。到了人民厭棄佛教，而新的神之觀念尚未發生之時，世上又傳布一種消息：「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佛而降世。」這種傳說到了隋煬帝時代又表現為「釋迦佛衰謝，彌勒佛出世」之言。天上權威已經變更，地上皇朝也應更換，於是李唐代興，而有貞觀開元之治。
但是唐代沙門亦有免課的權利。武后時狄仁傑說：「逃丁避罪並集沙門。」德宗時，彭偃亦說：「況今出家者皆是……苟避征徭。」文宗時，李訓復說：「天下浮屠避徭役。」
沙門分為兩種，一是受度出家，二是受度而不出家。前者是化外人民，自古就不必負擔國家的課役，後者得到度牒之後，也可以免除徭賦。
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為僧，每人納二絹，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為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資產。今蒜山度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即當失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最初度牒大約不由朝廷販賣，所以中宗時魏元忠說：「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行本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到了安史作亂，軍費增加，國家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就把度牒收歸國家販賣，其數之多，「不可勝計」。
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肅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但是這個方法只能救一時之窮，接著而來者則為丁口減少，徭賦乏匱，中宗時，已經發生問題。李嶠說：
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
何況國家既許官僚沙門免除課役，那麼，人民當然想盡方法，求官買職，其不能得到官職者，亦必托足沙門。
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
安史亂後，又繼之以藩鎮之亂，干戈雲擾，人民更設法逃避兵役。德宗時，楊炎曾言：
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貧人所無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盪為浮人，鄉居地著，百不四五。
敬宗時，李德裕亦說：
泗川……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只唯富人才有擔稅的能力，又只唯富人才有逋稅的資格，辛替否說：
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為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
為官而免除課役，為僧又免除課役，唐代賦稅雖以戶口為基礎，其實，在整個戶口之中，不課者卻占極大部分。試看天寶中的情形吧！
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
肅宗時代，不課戶反多過課戶。
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
課戶減少，賦役便落到貧民身上，貧民受了賦役的壓迫，只有破產。
富戶倖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眾。
於是他們也復逃亡，逃出本鄉，變成不著戶籍的浮浪戶。唐代租賦以田、身為主，浮浪戶無田，又不著籍，當然無法令其繳納租稅。其有田而又著籍者，官僚可以免課，沙門也可以免課。國家非取消官僚與沙門的特權，財政上毫無辦法。然而官僚為自己利益打算，哪肯放棄權利。因之國家所能壓迫者只有沙門，於是就發生了武宗滅佛之事。合北朝之二武，史家稱之為三武滅佛。然而武宗崩後，宣宗即位，又「修復廢寺，度僧幾及其舊」。滅佛以增加租收的目的並未達到。
唐亡，經五代而至於宋，情況還是一樣，不但官戶可以免役免稅，沙門亦得免役免稅，人民爭相出家，國家不能不加限制，然諸路每歲所度人數乃逐漸增加，由三百人度一人，增至一百人度一人。於是特許出家遂成為政府財源之一。凡欲出家者須購買政府所發行之度牒。寧宗時，度牒每道為錢一千貫，後增至一千五百貫，此時金每兩為錢四十貫。度牒變成鈔票，可以用之為本錢，可以用之易米谷，可以用之充賜予，可以用之助經費。度牒之販賣只能救一時之急，結果則丁口減少，徭賦乏匱，而國家財政愈益困難。政府為彌縫赤字預算，只有向小民儘量榨取。於是宗教問題又轉變為社會問題。
宋代佛寺大概也和南北朝的佛寺一樣，常常放債取息。看吧！「不要貪酒」為佛家五戒之一，文殊院固然禁止本院僧人喝酒，然而又把金錢借給酒家做本錢，把房屋借給別人開酒店（《水滸傳》第三回），這樣一來，佛寺的財產當然天天增加。以上所說佛寺「救濟貧民」和「放債取息」的話，並不是我杜撰的，也不是我單看《水滸傳》而說，在正史上，亦有確實的證據。北魏宣武帝曾於永平四年（511年），下詔說：
僧祗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這不是國家委託佛寺救濟貧民，而佛寺竟然放債取息的證據麼？佛寺有財產的原因在此，五台山文殊院有巨大經濟力的原因亦在此。
一切宗教無不產生於民眾受難最苦的時代，但是宗教乃不能拯救民眾的苦難，反而民眾的苦難卻因宗教的麻醉而愈益延長。因為宗教常把樂園建設在幻想的世界，民眾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現世的苦痛，其結果，常常不想改造現實的社會，而只想離開現實社會，由是民眾漸次失去革命性，苦難也因之而延長。在各種宗教之中，最可使人失去革命性的，莫如佛教，南北朝人民深中了佛教的毒，所以當時政治雖然非常腐化，而在歷史上，我們只看見軍閥們的「苦迭打」（coup d′état）（政變），卻不見民眾們的暴動，甚至於中央政府也不鞏固。隋室雖然統一了南北朝，然而不及三十年而即亡，天下又復分裂。繼此出來收拾殘局的，雖然是唐，然而唐能統一天下，乃有恃於突厥的援助，唐高祖且不惜向突厥稱臣（僥倖這種國恥，由唐太宗報復了），由此可知當時人民因中佛教的毒，失去政治的能力了。所以民眾不先打倒宗教，絕對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反抗高利貸的魯達因逃命而入空門，一旦為了實行革命，又不能不逃出空門，跳上梁山，我們看到這裡，當能知道宗教與政治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