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殺豬的鄭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稱霸
「男耕女織」為中國經濟的特徵，所以中國人很崇敬牛郎織女，而牛郎織女確實不愧為中國的經濟神，更確實可以表示中國農民的生活。牛郎日夜耕田，織女日夜織布，他們為了中國的經濟問題，終日勞苦，工作之餘，身體已覺疲倦，哪裡尚有工夫，講到夫妻愛情，因此，每年只能於農事完了的秋天（七月七日）相會一次。在他們相會的時候，家家均享以太牢，就是報答他們的辛苦。
上面的話可以證明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但是中國農業乃放在水利上面，風雨災旱對於中國的農業，都有很大的關係，而使中國人不能不時時刻刻留心到天氣的轉變。不宜下雨而下雨，不宜吹風而吹風，都可以破壞中國的經濟，而使數百萬的人填於溝壑。因此之故，中國人遂養成了一種關心氣候轉變的習慣，終則問人氣候好壞竟然成為一種「寒暄」的話。
中國農業不但放在水利上面，且又放在牛力上面。用牛耕田，數千年來，已經成為中國唯一的技術了。中國耕田，既然依靠牛力，則牛的缺乏，當然可以引起中國農業的破壞。怎樣防止牛力的缺乏，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當然沒有辦法，唯一的辦法只有「戒殺」，由於這個要求，又使中國人養成了不吃牛肉的習慣。
但是中國農業既然放在水利和牛力上面，當然可以證明中國農業的幼稚。何以中國農業這樣幼稚呢？因為自古以來，中國就有過剩的勞動力。勞動力的過剩常表現為勞動力價值的低廉。裝置高價的機器，比之雇用廉價的勞動力，還不合算，因此，就阻害了技術的改良。技術既然不能改良，則在大農制度之下，不能不雇用許多傭農，然而土地既然不屬於傭農，生產物又不歸傭農所有，傭農當然濫用地力，不肯深耕，土地日漸荒蕪，農業日漸衰落。漢代提倡限田，這也許是原因之一。
在限田制度之下，當然不會發生大農，但是中國雖然不實行限田，而大農制度也可由諸子平分的繼承法，漸至破壞。那麼，在小農制度之下，中國農業可以發展嗎？小農乃自己耕作自己的土地，而把自己勞動的結果，收歸自己的手裡，所以他們比較傭農，必當勤懇許多。然而同時也有各種缺點，如分工，如機器，如科學的管理，在小農制度之下，均難實行。中國農業既是必然地變為小農制度，則中國農業不能發達，又是勢之必然了。
在小農制度之下，技術既然無法改良，其結果，農民單單耕田，就不能維持一家的生計，而須經營種種副業，終則健壯的男人均出外做工，土地的耕種則一委於老弱的婦女。農業漸次離開商品生產的領域，而變為家計的一部。換句話說，農業不以販賣為目的，而以生產自己所必要的食糧為使命，於是農業的生產力愈益降低，而中國農村也漸次破壞。
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的生活當然困苦，萬一歲歉不收，則一家的生計就無法維持，只有向財主借債，等到豐年的時候，再把債務償清。但是財主所有的，不是貨物，而是貨幣，農民所借的，也不是貨物，而是貨幣，即他們把借來的貨幣購買生活資料，以維持一家的生計。這樣一來，則是農民乃於貨幣的價值最便宜的時候，借了貨幣，而於貨物的價格最昂貴的時候，買了貨物；更於貨幣的價值最昂貴的時候，還了貨幣，而於貨物的價格最便宜的時候，賣了貨物。所以農民愈見貧窮，弄到結果，竟然不能償清債務，只有把自己的土地抵押於高利貸，向高利貸借了貨幣，以償清債務。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經濟神的牛郎織女便失去權威，代此出來支配中國的，則為代表高利貸的財神。
在高利貸的支配之下，中國農業更沒有發展的可能。何以呢？利上加利，豈但土地的所有權，在實質上，已歸屬於高利貸，並且年年所得的收穫又須把很大的部分，送給高利貸做利息。農民自己沒有蓄積，那麼，當然只能實行「單純再生產」，不能實行「擴張再生產」。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穫是遞減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做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減少到最後程度的時候，農民耕田，不但不能養活一家，而且連完糧和納稅，都感覺不夠。但是同時農民又因負債之故，受了高利貸的監視，把自己的身體束縛於土地之上。他們不能拋棄土地，只能逃出土地，逃出壓迫勢力的範圍外，走到不法的方面去。
鄭屠便是高利貸的變相，而且還是最兇惡的高利貸。高利貸的利潤乃產生於少借而多還，他們最喜歡的，則為不借出一點本錢，能夠由別人那裡，取回許多利息。鄭屠就是利用這個方法。他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娶了金家女兒為妾，未及三個月，又把金家女兒趕打出去，追還原典身錢三千貫，金家父女不敢和他爭執，只有每日到酒樓上唱曲，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水滸傳》第二回）。諸君！不出一文，竟能拐騙一個處女，玩了三個月之後，又能夠把她趕打出外，而追還當初未出一文的三千貫。世上有這樣便宜的事沒有！高利貸的面目，於此已可看出。鄭屠當然是一個高利貸，他可利用金錢的力量，支配許多流氓，而恐嚇很多貧民，金老說他「有錢有勢」，的確不錯。他在延安府稱霸，其勢力的基礎，就是築在高利貸的剝削上面。
鄭屠的橫行便是高利貸橫行的一例。他欺詐取財，而又拐騙良家女兒，罪大惡極，何以官廳不敢過問。要明白這個問題，必須知道高利貸在中國的勢力。在中國，生財之道不依靠於經濟手段，而依靠於政治手段，貪官污吏用政治手段，剝削民膏，而剝削之後，又因中國產業的幼稚，無處投資，只能放債取息，所以中國的官僚同時又是高利貸，孟嘗君就是一例。
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余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史記·卷七十五·孟嘗君列傳》）
官僚既然同時就是高利貸，官僚袒護高利貸，是理之當然的。
官僚袒護高利貸，不但因為官僚本身便是高利貸，並且因為官僚本身有時也受高利貸的支配。古代中國的官俸是很薄的，清官，薄俸不足開銷，只有向高利貸乞憐。貪官，雖然「外快」不少，然其開銷亦大，在剛剛接任的時候，一面錢糧尚未到手，同時又需要各種應酬費，倘若家無儲蓄，也只有向高利貸伸手。因此，高利貸便支配了官僚。《閱微草堂筆記》有一則說：
靳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靳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檐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為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並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所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第四章）
一個州令受了高利貸的壓迫，竟然無法抵抗，高利貸的權威，在這裡已可看出。鄭屠能在延安府橫行，社會不敢制裁，官廳不肯過問，其理由即在於此。
農民受了高利貸的剝削，須把大部分的生產物，獻給高利貸做利息。農民生產的東西，對於自己，沒有利益，只增加高利貸的財產。他們絕望了，他們憤怒了，然而他們卻不能出來革命，他們最多只能夠暴動。因為革命事業是一種重大艱難的工作，革命群眾須有相當的組織，而又須有相當的餘暇和能力，致力於革命運動。農民雖是一個階級，但是他們乃散處各地，沒有階級意識，他們不能團結，並且他們每天從事於過勞的工作，既無餘暇以修養自己的心身，又無餘暇以致力於革命運動。他們無法推翻現在的社會，他們只想脫離現在的社會，投身於土匪之中，他們不斷地擴大土匪的人數。土匪的人數既然增加，農村愈益破壞，於是農民暴動了，漢的赤眉、黃巾，唐的黃巢，明的李自成、張獻忠，無不引率農民暴動，其結果，初則群雄割據，次則朝代更迭。
魯智深便是反抗高利貸的好漢，他不說情理，也不要求官廳制裁，只依靠自己的腕力，三拳打死了高利貸。然而因此，卒剃髮為僧，落草為盜，我們在《水滸傳》中，除了林沖、武松之外，最歡迎花和尚魯智深，就是因為他不惜生命，出來反抗高利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