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沙子的旅人 · 社會新聞奇觀

一位少女被一隻北極熊撕得血肉模糊，這個畫面出現在一場名為「社會新聞」（Le fait pers，民俗藝術博物館，巴黎）的展覽的宣傳海報上。這場展覽的看點在於，它並非以新聞歷史的視角，而是以民俗的現代形式將這些聳人聽聞的新聞呈現給觀眾。 北極熊的圖片出自1893年的《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報道了一起「法蘭克福自殺事件」。報紙簡要地寫道，這起自殺事件不同尋常，還附上了許多無疑能抓住人們眼球的可怕細節：一個年輕的女僕因遇人不淑而陷入絕望，來到動物園，脫光衣服，唱著歌走入野獸的牢籠，野獸自然是向她撲去。 展覽的許多內容都來自《小日報》的畫報副刊，其精彩的彩色圖片將成為《周日晚郵報》日後學習的榜樣（不過要時隔三十多年，《小日報》創刊於1863年，《周日晚郵報》則創刊於1899年）。我們可以看到老虎和大象從馬戲團逃脫，發生在巴黎下水道里的但丁式悲劇，發生在肉鋪的激情殺人案，墳墓里的自殺，用自己搭建的絞刑架自殺，以及一個頭戴禮帽、留著絡腮鬍的男人全身赤裸跑進高級場所，羞得所有女士都捂住了眼睛。《小日報》是一份開創先河的報紙，率先將新聞圖像化（儘管這些圖片的畫面均由繪圖人根據想像重構），由此為紀錄片和電視指引了方向，而且也在語言和觀念上標新立異，事實上，「社會新聞」一詞的首次登場就是在《小日報》上。 然而展覽所涵蓋的歷史要比《小日報》更為久遠，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在集市上出售的文字粗糙的小報，登載的均為土匪和罪犯的故事。這類小報（名叫canard，字面意思是「鴨子」，引申義為「虛虛實實的新聞」，這一引申義在法語中已經沿用好幾個世紀，但沒人知道它的緣起：有些人說是因為那些在集市上賣小報的人總是用小喇叭吸引別人的注意，聽起來和鴨子的叫聲很像，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證實）在整個19世紀都很流行。18和19世紀的小報一直延續到20世紀，傳布著關於時事的一些打油詩評論，其印刷技術並沒有多少長進。比如在1909年，墨西拿地震的報道就配上了羅馬神廟倒塌，將人們壓在底下的圖片。 這些報道的主角當然都是些違法亂紀之徒：從19世紀起開始出沒的鄉間土匪，到大都市裡有組織的犯罪團伙，再到那些獨來獨往的殺人犯，有的為了錢財，有的天生嗜血，還有的腦袋不正常。我們從展覽中得知，如今在法語裡意指司機的「chauffeur」一詞，曾在18和19世紀擁有非常可怕的意義：所謂chauffeur，就是那些在鄉村打家劫舍的強盜，他們會用火燒人的腳，逼他們交代藏匿錢財的地方。 在那個年代，犯罪還沒有演變為一個產業，所以法外之徒總是予人以無限的想像，體現在當時許多以強盜和殺人犯為主角的明信片上：比如巴黎黑幫為爭奪綽號「金盔」（Casque d'Or，在20世紀50年代拍攝成一部電影佳作）的金髮美人而展開的血腥屠殺，就在1907年製成了一系列明信片，宛若一部精彩的圖像小說。與它相似的是，在1913年，波諾大盜的肖像也出現在明信片上。 激起人們好奇心的不僅僅是案件之殘忍，更有懲罰之殘酷。斷頭台向來是民間圖像或歌謠的一個重要符號；展覽中一系列明信片上的黑白照片向我們展現了監獄的全貌：各式刑具、斷頭台的半圓木質頭托和放置頭顱的籃子，以及放置斷頭台的倉庫：20世紀初官僚技術最壓抑的一面都被記錄在這裡。 從前，劊子手會把絞繩當作護身符賣給別人，這一可怕的傳統在斷頭台的時代延續了下來。在展覽中，我們可以隔著玻璃，看到卡塞里奧（該無政府主義者在1894年刺殺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四任總統卡諾）在行刑前最後一次整理面容時被剪下的毛衣和襯衣的衣領。[最近在巴黎上映的由瓦伊達（Wajda）執導的電影《丹東》（Dandon），就講述了法國大革命期間行刑前整理面容的細節。] 謀殺和聖徒就義一樣都會留下遺物：朗德呂家的家具在1923年出現在拍賣場上，拍出最高價的當然是那個燒柴爐，因為朗德呂「未婚妻們」的遺骸全部都在其中銷毀。我們從展覽得知，「一位義大利人用4萬里拉將其購得」。（那它可能還在義大利？我們是否應該將它當作義大利的文化遺產保護起來？） 審判將殺戮和懲罰集結在同一時刻，而社會新聞也是從審判著手，才激發起民眾的情感。於是乎，許多展品都圍繞著「著名的審判」，也並非出於偶然。自《法庭公報》（La Gazette des Tribunaux）在1825年創刊起，審判案例就在新聞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領域，不僅給偉大的作家（從司湯達到巴爾扎克再到歐仁·蘇[28]），也給系列小說作者帶來靈感。 關於犯罪和死刑的「黑色幽默」不僅在那些冷血的人中間蔚然成風，而且在大眾媒體上也拋頭露面：我們發現一份《殺人犯期刊》（Assassin's Journal）在1884年公然發行，註冊機構為「殺人者聯盟」（「訂購者的集合地點和時間為街角午夜時分」）。不過不知道第一期之後，它還有沒有繼續發行下去。 「血腥客棧」（老闆將熟睡中的客人殺死，將屍體拋入火爐中燒掉）是從19世紀法國犯罪新聞傳遞到文學和戲劇的另一類主題[最新近的例子是加繆的《誤會》（Le Malentendu）]。最臭名昭著的「血腥客棧」要數佩爾貝耶客棧，客棧老闆馬丁夫婦和綽號「穆拉托」的管家羅謝特讓很多人一夜間消失，具體數目到現在仍舊不得而知。最終他們於1833年在客棧被就地處死。從此以後，這間客棧就變成了著名的旅遊景點，還有很多相關的明信片和紀念品。 這些血腥故事還為大眾文學（它也確實緊跟犯罪報道，只要花上10生丁就能買到分期連載的臭名昭著的犯罪故事）提供了數不勝數的素材。劇院也對其趨之若鶩，個別專演犯罪作品的劇院甚至使其所在的街道獲得了犯罪大道（Boulevard du Crime）的名聲[馬賽爾·卡爾內（Marcel Carné）在電影《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里將它搬上了大銀幕]。格雷萬蠟像館以及後來的電影產業也從犯罪故事中汲取靈感：這個全新的想像世界是法國為現代世界的集體神話所做的一大貢獻。 [義大利也不乏原始素材：只需想想幾年前由里佐利出版社出版的埃內斯托·費雷羅（Ernesto Ferrero）作品《壞義大利》（La mala Italia）。只不過我們並不具備相應的文學文化（或者說相應的想像力）能夠將這些素材完美地呈現出來。] 然而，這場巴黎展覽所呈現的「社會新聞」並不只有犯罪新聞（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只有義大利才區分「犯罪新聞」和「非犯罪新聞」），還包括英雄主義、隱忍克制、見義勇為（尤其是救人於危難之中）的新聞。在大革命前夕的1787年，法國發行了一套歌頌「人民美德」的宣傳冊：在這些社會新聞中，不起眼的人物登上了中心舞台，充分證明了盧梭關於人性本善的主張。 登上報紙的不只有人類極端的善與惡，就連脫離常規的事物都能成為「社會新聞」：1827年，第一隻長頸鹿登陸巴黎，此後的許多年裡，這件事將反覆出現在木刻版畫、平版印刷畫、曆書、錫釉陶碟子以及銅鍋上。 此外還有所謂的「生命奇蹟」，他們自古以來就帶有預言的光環、神靈的跡象。展覽中倒沒有太多關於怪物、美人魚、侏儒、巨人和「暹羅雙胞胎」的內容，卻有一個肯定不是你每天都能見到的東西：一位長鬍須的女性的「天然半身像」（年代約為一個世紀前），也就是說，這可不是雕塑作品，是為了科學研究而在其死後做防腐處理的貨真價實的女人頭顱。防腐師既懷抱藝術的追求，又有著紳士的謹慎，給她的脖子圍上了刺繡花邊的領子。 各種各樣的事故無疑也是新聞的一部分，越是新奇少見，就越是受人追捧。所以我們在展覽里看到了最早的交通事故：一輛小轎車撞上了一列火車（這起事故發生在美國，圖片的背景里有著嶙峋的山巒和異國的植被）。 《小日報》的頭版常常會展現那些懸在半空或自由落體的人物形象：從劇場包間跌落下來的觀眾，從熱氣球上掉下來的駕駛員，飛出窗外的長裙婦人（「瘋狂的鬧劇」），以及同樣飛出窗外的渾身披滿羽毛的「新伊卡洛斯」。 暴力和犯罪的場景總是充斥揮舞著匕首和小刀的手臂。這些打亂萬物自然順序的事件總是游離於時間之外，在轉瞬即逝中被定格為永恆。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