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藝 · 第四講　文字—音韻與翻譯

為了能讓各位清楚明了起見，我把我的演講限定在詩歌的翻譯上。這是一個小而焉者的問題，卻也是一個牽連甚廣的問題。這個討論將會把我們帶向文字—音韻的關聯性話題（或者該說是文字—魔力的話題），我們也將討論詩歌中文意與文音（sense and sound）的關聯。 許多人普遍抱持一種迷信，認為所有翻譯的作品都會背棄獨一無二的原著。義大利文中的有個雙關字更是將這種看法表露無遺，「譯者，叛徒也」（Traduttore traditore），意思就是說，有些事情是說不出來的。既然這個雙關字這麼有名，這句話一定也隱藏了真理的精髓與真理的核心。 我們將要進入一個討論，研商詩歌翻譯的可能性，以及翻譯詩歌的成功幾率。依據我個人的習慣，要先從一兩個例子開始著手，因為我不認為有任何一個討論可以在相關例證闕如的情況下進行。而且既然我的記性又不太好，很容易忘東忘西，所以我要挑選一些簡短的例子來作說明。如果要我分析一整個段落、甚至是一整首詩的話，那麼不僅我們的時間不允許，也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我們就從《布南堡之賦》以及丁尼生的翻譯來談起。這首賦於公元十世紀初期完成，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慶祝威塞克斯人成功擊退都柏林維京人、蘇格蘭人以及威爾斯人的盛事。就讓我們著手深入檢查這首賦當中的一兩行吧。在原著中，我們發現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應該是這樣的：「Sunne up æt morgentid mære tungol.」意思就是說，「在早晨時刻中的陽光」或是「在清晨時光中」，接下來是「馳名的星球」或是「巨大的星球」——不過在這裡，把這個字翻譯成「馳名」會是比較好的翻譯（mære tungol）。詩人接著又把太陽稱呼為「上帝手中明亮的蠟燭」（godes candel beorht）。 這首賦先是在丁尼生兒子的手中被改寫成了散文；譯文還在雜誌上刊登過呢(1)。丁尼生的兒子似乎向他老爸解釋了一些古英文詩歌的基本規則——像是節拍、如何使用頭韻而不是押尾韻等等。接著，富有冒險研發精神的丁尼生就著手用現代英文來創作古英文詩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丁尼生的實驗很成功，不過他卻再也沒採用這種方式寫作了。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從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男爵的作品中找尋出古英文詩歌體裁的創作，找到這一首佳作，正是這首《布南堡之賦》，我們就該很心滿意足了。 而原文中這兩句話——「旭陽，那馳名的星球」（the sun, that famous star）以及「太陽，上帝手中明亮的蠟燭」（the sun, the bright candle of God）（godes candel beorht）——在丁尼生的譯筆中變成了這個樣子：「在晨浪中/第一顆巨大的旭陽星體。」（When first the great/Sun-star of morning-tide.）(2)我想，像是「在晨浪中一顆巨大的旭陽星體」這樣的詩句一定是相當令人震撼的翻譯吧。跟原文比較起來，這句話還要更像是撒克遜人講的話，因為這句話裡面就有兩個日耳曼人慣用的複合字：「太陽—星星」（sun-star）以及「清晨—潮汐」（morning-tide）。當然了，雖然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把「清晨—潮汐」理解為「清晨—時光」（morning-time）的意思，不過我們或許也會覺得丁尼生想要暗示我們，他把清晨的意象比喻成天空的流動。所以我們就在這裡讀到一個非常奇怪的句子了：「在晨浪中/第一顆巨大的旭陽星體」。在接下來的句子裡，丁尼生遇到「上帝手中明亮的蠟燭」這樣的句子，而他把這個句子翻譯成「上帝的明燈」（Lamp of the Lord God）。 讓我們再列舉另外一個例子吧。這個句子的翻譯不但無從挑剔，我們還要說這是一個相當好的翻譯呢。這一次要看的是一段由西班牙文翻譯過來的句子。這首偉大的詩叫做《靈魂的暗夜》（Noche oseura del alma；Dark Night of the Soul），這是十六世紀一位名列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所寫的詩——我們甚至可以很放心地說，他是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了——所有用西班牙文創作的詩人當中最偉大的一位。當然，我所說的就是聖胡安·克魯斯(3)這首詩的第一段是這麼說的： 在一個陰森的夜晚， 激烈的思慕焚燒成愛的熱焰 ——喔，這是多麼愉悅的時刻啊！—— 沒有人看到我從旁經過 在我的房子裡，一片沉默。(4) 這一段詩寫得很棒。不過，如果我們把最後一行從整段詩抽離出來，然後單獨審視這一行詩的話（我可以肯定，我們不會獲准這麼做的），這一行詩頓時就變得平淡無奇：「在我的房子裡，一片沉默」（estando ya mi casa sosegada），「我的房子沉默無聲」（when my house was quiet）。在這行詩的最後兩個字「沉靜的房子」（casa sosegada）我們讀到了三個S的嘶嘶聲。sosegada這個字不太會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字眼。我並不是在貶抑這首詩。我的用意是要指出，如果單獨閱讀這一行詩，並且把這行詩從上下文中抽離出來的話，這行詩其實是相當平淡無奇的。 這首詩在十九世紀末被阿瑟·西蒙斯翻譯成英文。這首詩的翻譯並不算好，不過如果你願意花點心思查閱的話，你可以在濟慈所編著的《牛津現代詩選》（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5)當中找到這首詩。幾年前有一位偉大的蘇格蘭詩人也試過翻譯這首詩，他是位南非裔作家，名字叫做羅伊·坎貝爾(6)，他把這首詩翻譯為《靈魂的暗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我真希望現在手邊就有這本書，這樣我們就可以專注於討論我引述的這一句話了，而且我們也可以看看羅伊·坎貝爾是怎樣處理這首詩的：「在我的房子裡，一片沉默。」他把這一句話翻譯成：「整座房子都噤然無聲。」（When all the house was hushed.）(7)我們在這段翻譯裡頭看到了「整座」（all）這個字眼，這個字帶給這行詩一種空間感，一種廣闊的感覺。接著就是「噤聲」（hushed）這個美麗又可愛的字眼了。「噤聲」這個字無意中帶給我們沉靜時的聽覺感受。 除了這兩個展現翻譯藝術的例子之外，我還要再舉第三個例子。我不會討論這個例子，因為這個例子並不是詩對詩的翻譯，而是把散文提升為韻文，成為詩歌。我們都知道這一句陳腔濫調的拉丁文（這句話當然也是從希臘文過來的），這句話是這麼說的：「藝術永久，人生短暫」（Ars longa, vita brevis.）——我應該要念成wita brewis才對（這樣子念起來鐵定會很難聽）。就讓我們回到vita brevis這樣的念法吧——就像我們要念成「維吉爾」（Virgil），而不是「維吉里烏斯」（Wirgilius），這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句平淡的陳述，一句意見的陳述。這段話相當的平淡，相當的直接。這句話並沒有扣人心弦的震撼。事實上，這句話有點像是預言電報的誕生，或者像是預告文學作品的演進。「藝術恆久，人生苦短。」（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這句陳腔濫調已經反覆傳誦多時。然後，到了十四世紀，「一位翻譯大師」(8)——也就是文學大師喬叟——就需要引用這句話了。喬叟想到的當然不是什麼仙丹；他想到的大概是詩吧。不過，或許他想到的是愛情（不過我身上沒帶這本書，要不我們就有得挑了）。或許他想到的是愛情，而他也想要把他的愛意融入詩行之中。他寫道：「生命如此苦短，而學海卻又如此無涯。」（The life so short, the craft so long to learn.）——或者你也可以想像他會是這麼念這一句話的，「生命苦短兮，學海無涯兮」(9)。不我們從這一句話當中得到了意見的陳述，也從字裡行間聽到了欲望的聲音。我們可以看到詩人不但在苦思藝術創作的艱困與人生的短暫；他也親身感受到了。而這種感覺就藉由一個很明顯能夠聽得見、看得見的關鍵字傳達出來——也就是「如此」（so）這個關鍵字。「生命如此苦短，而學海卻又如此無涯。」 讓我們再重回到一開始的兩個例子：也就是丁尼生翻譯的《布南堡之賦》，以及聖胡安·克魯斯的《靈魂的暗夜》。我們來評價一下我所引述的這兩段翻譯，這兩段翻譯跟原著相比一點都不遜色，不過我們還是覺得原著跟翻譯有所不同。這其中的差異不是翻譯者可以處理的；這反而取決於我們閱讀詩的方式。如果我們回頭看《布南堡之賦》的話，我們知道這首詩是發自於內心深刻的情感。我們都知道撒克遜人曾經多次淪為丹麥人的手下敗將，而他們對此也深感厭惡痛恨。所以我們也必須想想看，當西撒克遜人在長年的掙扎之後，終於能夠大敗都柏林維京國王奧拉夫（Olaf），以及他們深感痛恨的蘇格蘭人與威爾斯人，想想那種暢快——這場戰役就是布南堡之役，是英國中古時期最慘烈的戰役之一。我們要想像一下他們那時的感受；要想像一下寫這首詩賦的人。他可能是個僧侶。不過事實上他卻沒有感謝上帝的眷顧（像正統宗教儀式中的慣例），反而感謝國王與愛德蒙王子手中的寶劍為他們帶來了勝利。他並沒有說上帝恩賜他們凱旋勝利；他說的是，他們靠著「尖刀利刃」（swordda edgion）贏得了勝利。全詩洋溢著一種粗暴、兇殘的喜悅。他大肆嘲諷手下敗將。對於大敗宿敵一事感到相當的得意。他談到了他的國王與王室成員得以重返他們的威塞克斯——像是丁尼生詩中所描述的，回到了他們自己的「西撒克遜家園」（West-Saxonland）（每個人都「回到他們的西撒克遜家園，歡喜戰爭」）。(10)在那之後，他更是算起了英國歷史的陳年舊賬；他想到曾經攻打英國的朱特人(11)，也就是亨吉思特（Hengist）與霍薩（Horsa）(12)。這種情形很奇怪——我並不認為在中古時期多少人會有歷史觀。所以我們要把這首詩當成是發自內心的深刻的情感。要把這個看成一首偉大的詩該有的熱血沸騰。 接著我們來看丁尼生的版本，我們都很喜歡這首詩（我甚至在接觸到撒克遜原著之前就讀過這首詩了），我們覺得這首詩是一個很成功的實驗，由當代英語大詩人來撰寫古英文詩；也就是說，時代背景已經不一樣了。當然，這當中的差異不應該怪罪到翻譯者身上。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克魯斯與羅伊·坎貝爾的身上：我們或許都會這麼覺得（我想我們大概都會這麼想吧！）——單從文學的角度看來——在文字上，「整座房子都噤然無聲」（When all the house was hushed.）這行詩的確要比原著「在我的房子裡，一片默然」（estando ya mi casa sosegada）還來得好。不過如果要比較西班牙文原著或是英文的翻譯版本的話，這一點就沒有太大的幫助了。在第一個例子裡，我們覺得克魯斯的作品已經臻於化境，他能夠寫出人類靈魂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像是狂喜的經驗，人類靈魂與聖靈融合的體驗，以及與上帝融為一體的體驗。在他親身經歷過這些無法用言語表達的體驗之後，他多少必須要用比喻的方式才能夠表達。之後他覺得他已經可以寫出《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這樣的詩了，接著他把性愛的意象看成是人類與他們的上帝之間神秘聯繫的意象（很多神秘主義者都這麼做過），然後他才動手寫詩。因此，我們就聽見了他發出的每一個聲音——不過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撒克遜的例子裡，我們算是偷聽到了這些聲音。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羅伊·坎貝爾的翻譯。我們覺得他翻譯得很好，不過我們或許還是很容易這麼想：「好吧，畢竟蘇格蘭佬還是把這件事做得不錯。」這當然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翻譯與原著作品之間的差別並不在於文本本身。假設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是原著，哪一個是翻譯的話，我們就可以很公平地評斷了。不過，很不幸，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也因此翻譯者的作品總被認為略遜一籌——或者呢，更糟糕的是，大家都覺得他們會比較遜色——即使翻譯作品在文字的表現上跟原著並駕齊驅也是一樣。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逐字翻譯（literal translation）的問題。當我說「逐字」翻譯的時候，我指的是廣義的比喻。因為如果翻譯的作品在逐字比對下都無法達到忠於原著的標準，那就更不可能做到每個字母都要雷同的程度了。十九世紀時，有一位現在大家都快忘記的希臘哲學家，叫做紐曼的，他就嘗試過要把荷馬的史詩用六步格詩體逐字翻譯。(13)他的目的是要出版一部能跟荷馬「相互抗衡」的翻譯。他採用了像是「潮濕的海浪」（wet waves）、「暗酒色的大海」（wine-dark sea）這樣的句子。馬修·阿諾德自有他自己翻譯荷馬史詩的一套理論。當紐曼先生的翻譯作品問世之後，馬修·阿諾德還為他寫書評。紐曼回應了阿諾德的書評；而阿諾德對紐曼的答覆也有回應。這些非常生動而且非常有智慧的文章我們都可以在馬修·阿諾德的散文集當中讀到。 爭議的雙方都有很多的話要說。紐曼認定逐字的翻譯才是最忠實的翻譯。馬修·阿諾德則由一個關於荷馬的理論著手。他認為在荷馬的史詩中可以找到幾項特質——清楚明了（clarity）、尊嚴高貴（nobility）、樸素簡約（simplicity）等等。他認為翻譯者一定都要傳達出這些特質，即使文本中沒有這些條件都得要這麼做。馬修·阿諾德指出，文學作品的翻譯就是要做到風格奇異（oddity）以及文筆典雅（uncouthness）的境界。 比如，在羅曼語系的語言中我們不會說「It is cold」——我們會說「It makes cold」，也就是說：「IL fait froid」，「Fa freddo」，「Hace frío」。不過我卻不認為真的會有人把「天氣很冷」（IL fait froid.）這句話翻譯成「天氣做得很冷」（It makes cold）。我這裡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在英文裡面我們會說「早安」（Good Morning），不過在西班牙文里我們會說「日安」（Buenos días〔Good days〕）。如果把英文的「早安」翻譯成西班牙文後變成了「Buenos mañana」的話，我們會覺得這個翻譯的確是依照字面的意思翻譯出來的，不過這種說法卻不是我們真正使用的語法。 馬修·阿諾德指出，如果完全依照字面的意思來翻譯的話，那麼我們就很容易強調到錯誤的地方。我不曉得伯頓船長(14)在翻譯《一千零一夜》的時候，阿諾德是不是剛好碰到他；也許他太晚才碰到了。因為伯頓船長把Quitab alif laila wa laila翻譯成《一千夜又一夜》（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而不是翻譯成《一千零一夜》（Book of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這樣的翻譯的確是逐字翻譯。真的是依照阿拉伯文一個字一個字地照譯。雖然在阿拉伯文裡頭，「一千夜又一夜」是很正常的說法，不過在英文裡，這麼說就會讓人嚇一跳了。當然了，這一切也並非原著料想得到的。 馬修·阿諾德建議要翻譯荷馬史詩的人最好手邊都有一本《聖經》。他說，英文版《聖經》的翻譯文筆或許可以作為翻譯荷馬史詩的標準。不過如果馬修·阿諾德曾經仔細拜讀他的《聖經》的話，他或許會注意到英文版的《聖經》裡頭充斥著逐字翻譯的例子，而且英文版《聖經》的美有一部分就在於逐字翻譯的美感。 比方說，我們在英文《聖經》里有「力量之塔」（a tower of strength）這麼一句話。這句話大概是路德(15)當初翻譯為「ein feste Burg」的這一句話——意思是「一座巨大（或堅固）的堡壘」（a mighty〔or a firm〕stronghold）。接著我們再來看《歌中之歌》這首詩。我在佛瑞·路易·德里昂的書中讀過，希伯來文並沒有最高級的稱謂，所以他們就不能說「最高之歌」（the highest song）或是「最佳之歌」（the best song）了。他們會說「歌中之歌」，就像他們會把國王稱為「萬王之王」（king of kings），而不會說「帝王」（the emperor）或是「最尊崇的國王」（the highest king）；或是說成「夜中之夜」（the night of nights）而不是最神聖的夜晚。如果我們把英文翻譯的《歌中之歌》跟路德翻譯的德文版本相比，我們會發現路德根本不考慮譯文的美感，他只要求德國的讀者能夠了解文章在講些什麼，所以他把這首詩翻成了《高級抒情詩》（「the high lay」）。所以我們也知道了這兩個逐字翻譯的例子能帶來多少美感了。 事實上，就像馬修·阿諾德曾指出的，也許有人會說逐字翻譯不但可以達到文筆奇異以及風格典雅的效果，也可以做出陌生（strangeness）的效果與美感（beauty）。不過我覺得這完全是見仁見智的；因為如果我們想要閱讀一篇逐字翻譯的外國詩，或許也會期待在詩中找到一些異國風味。不過如果真的找到的話，我們還會覺得失望哩！ 現在我們要讀一篇最好也最有名的英文翻譯。我說的，當然就是費茨傑拉德(16)翻譯自歐瑪爾·哈亞姆(17)的《魯拜集》。這首詩的第一段是這麼說的： 醒過來吧！清晨已經在夜晚的缽碗 丟下一塊石子，也揚起了滿天星斗； 看吧！東方的獵人已經趁著暮光迷亂 攻取了蘇丹王的塔樓。 就我們所知，這首詩是斯溫伯恩與羅塞蒂在一家舊書店找到的。他們都被這首詩的美所懾服。他們對費茨傑拉德的生平一無所知，這位仁兄在藝文界可真是個無名小卒。他曾經翻譯過卡爾德隆（Calderón）以及法里德丁·阿塔爾合著的《百鳥議會》（Parliament of Birds）；這幾本書算不上好書。不過他後來又出版了這一本書，這書現在是本名著，已經成為經典了。 羅塞蒂跟斯溫伯恩都感受到了這個翻譯作品的美感，不過我卻很懷疑，如果費茨傑拉德介紹給大家的是這本書的原文，而不是翻譯作品的話（其實這本書有一部分還真的是原文），那麼他們兩人是否還會覺得這首詩很美？他們還會容許費茨傑拉德這樣翻譯這首詩嗎？「醒過來吧！清晨已經在夜晚的缽碗/丟下一塊石子，也揚起了滿天星斗」（這首詩的第二行有一個附錄，解釋說把石頭丟到碗裡是要離開酒館的象徵）。我很懷疑費茨傑拉德會不會在自己的詩中寫出「光之圈套」（noose of light）或是「蘇丹王的塔樓」（sultan’s turret）這樣的句子。 我覺得我們可以很放心地來討論——這個句子在詩中的另外一個段落也可以找得到： 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 我聽到了酒館傳來的叫吼， 「叫醒我的小老弟，然後斟滿杯觥 在酒杯里的生命瓊漿枯竭之前趕快裝妥。」 我們就來討論這第一句話吧：「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當然了，這句話的關鍵字就是「左」這個字。如果改用了其他的形容詞，這一行詩便會完全失去意義。不過「左手」通常會讓我們聯想到一些奇異、邪惡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右手（right hand）會讓人聯想到「正確」（right）——換句話說，也就是會讓人聯想到「正義」（righteousness）、想到「正直」（direct）等種種感覺——不過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左」這一個不吉祥的字眼。我們想到西班牙的一句俗諺：「朝左刺就可以刺穿心臟」（lanzada de modo izquierdo que atraviese el corazón）——這句話多少讓我們有種不吉祥的感覺。我們感覺到「拂曉的左手」這個地方就是有點不對勁。如果波斯人在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個夢，這個夢很可能隨時都會變成一個噩夢。不過我們卻不太感覺得到；我們不需要只拘泥在「左邊」這個字眼上。因為「左邊」這個字眼會讓整個句子變得很不一樣——詩歌的藝術就是這麼精緻、這麼神秘。我們會接受「拂曉的左手還在天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這樣的句子，因為我們假定這個句子裡有波斯人的典故。就我所知，歐瑪爾·哈亞姆的詩句裡頭並沒有費茨傑拉德個人的意思。這就點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了：逐字翻譯的作品也能夠開創出獨特的美感。 我總是在想，逐字翻譯的起源是什麼時候。我們現在對逐字翻譯都很著迷；事實上，很多人只接受逐字翻譯的作品，因為我們都想很公平地處理每個人的作品。這在過去的翻譯家眼中或許還會是一種罪過呢。他們想到的是一些更為重要的事情。他們要證明，本國語言也能夠跟原著作品的語言一樣，寫出第一流的詩篇。我覺得唐·胡安·德·豪雷吉（Don Juan de Jáuregui）在把盧卡(18)的作品翻譯成西班牙文的時候，一定也是這麼想的。我不認為任何一個蒲柏(19)時代的讀者會把蒲柏跟荷馬相提並論。我認為讀者所考慮的都只是詩的本身而已，即使是最刁鑽的讀者也一樣。他們或許對《伊利亞特》或是《奧德賽》有興趣，不過對文字上的一點小爭議卻一點興趣也沒有。整個中古時期的人們都不是用逐字翻譯的角度來看待翻譯作品的，而是認為翻譯也是某種程度的重新創作。像是詩人在閱讀過原著作品之後，多少會從他自己身上發展出一點東西，從他自己的才氣中，也從他使用的語言中發展出一些可能性。 逐字翻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不認為這種風氣是從學術界開始的；我不認為這是在躊躇支吾當中衍生的產物。我覺得逐字翻譯的風氣有種神學方面的起源。因為即使世人都認定荷馬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大家還是認為荷馬也只是個塵世凡人。（於是也就有了「我為此大感不平，因為即使優秀一如荷馬，有時候也得點頭認錯」等等這樣的話。）(20)也因此他們都可以把荷馬的文字改頭換面一番。不過談到翻譯《聖經》的話，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因為《聖經》據傳是由聖靈所寫的。如果我們想到了聖靈，想到了上帝的大智大慧被記錄成一本文學作品，就絕對不會認為他的作品還有任何純屬巧合的成分——或是任何一點點信步所至的成分。不可能的——如果上帝真的寫了一本書，如果上帝真的化身到了一本書上，那麼就像是麥加信徒所宣稱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字母，一定都是上帝深思熟慮過的。如果要篡改一本擁有永恆大智慧的書，這會是一種褻瀆。 因此，我認為逐字翻譯的觀念就是由《聖經》的翻譯衍生而來的。這純粹只是我個人的臆測，不過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很高的（我也假定如果我說錯了，此處的許多位學者也一定都會惠與賜教的）。當閱讀優秀的《聖經》翻譯版本的時候，人們都會發覺，都會開始感覺到，這種異國風味的表現方式也有種美感。現在大家都很喜歡逐字翻譯的作品，因為逐字翻譯的作品總是能夠帶給我們所期待的意外悸動。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我們已經不需要原著作品了。或許在以後，翻譯作品本身就會被認為是了不起的作品。我們可以想一想伊利莎白·巴蕾特·勃朗寧這本《葡萄牙十四行詩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就知道了。 有的時候我會嘗試一些大膽的比喻，不過也總會想到，如果我說這些東西是我寫的，大概就沒有人能夠接受了（我也只不過是一個當代的作家而已）。所以我只好說這些比喻都是一些早已作古的波斯或是挪威作家所寫的。我的朋友都跟我說我運用的比喻相當不錯；當然啦，我從來都沒有跟他們說過這些比喻其實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使用比喻。畢竟，波斯作家或是挪威作家或許也都發明了這些比喻，或許還是更好的比喻呢！ 因此，我們就回頭討論我一開始所說的重點吧：也就是說，翻譯作品的好壞從來都不是從文字使用的優劣來衡量的。翻譯的優劣其實應該由文字的使用來衡量，不過情形卻從來都不是如此。比如說（希望我這麼說不會讓你們覺得我在褻瀆），我很仔細地看過波德萊爾的《惡之花》（Fleurs du mal）以及格奧爾格(21)的《藝術之頁》（Blumen des Bösen）（不過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能夠解釋這個年輕氣盛的過錯）。我認為波德萊爾這位詩人鐵定比起格奧爾格來得優秀，不過格奧爾格更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工匠。我想如果逐行比對他們兩人作品的話，我們應該會發覺格奧爾格的《頌歌》（Umdichtung）這一本書（這個德文字用得相當棒，因為這個字的意思不是指一首從外國文字翻譯過來的詩，而是詩之間相互交錯的意思；德文裡頭也有Nachdichtung這個字，意思是「詩後詩」〔after poem〕，也就是翻譯的意思，以及Übersetzung這個字，意思就只是翻譯而已。）——我會覺得或許格奧爾格的翻譯作品比起波德萊爾的原著還要來得好。當然了，這對格奧爾格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凡是對波德萊爾有興趣的人——像我對波德萊爾就很有興趣——都會覺得格奧爾格的文字都是來自波德萊爾；也就是說，大家只會想到把波德萊爾的作品放到他的生平背景來看。不過，如果是格奧爾格的話，我們就看到了一位才能有餘，不過卻自命不凡的二十世紀詩人，把波德萊爾的文字一一轉換成外國語言，翻譯成德文。 我所講的是現在的情形。我們身上都擔負了歷史觀，而且是負擔過度了。我們不可能像中古時期或是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是十八世紀的人一樣，用同樣的角度觀看這些古老的作品。我們現在苦於作家創作時的當代環境；我們很想確切得知在荷馬寫下「暗酒色的大海時」，他心裡想的究竟是什麼（如果「暗酒色的大海」這樣的翻譯對的話；不過我不知道對不對）。如果我們真有歷史觀的話，我們或許也應該知道，總有一天，人們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對歷史還這麼敏感。總有一天，人們不會在乎歷史事件。也不會在乎美的歷史背景；他們關心的應該是美的事物的本身。或許，他們根本就不應該關心詩人的名諱或是他們的生平事跡。 如果我們想到整個國家都這麼想的話，這樣子對大家都好。例如說，我就不認為印度人會有歷史觀。歐洲人在撰寫印度哲學史的時候總是覺得芒刺在背，因為印度人認為所有的哲學都是當代的思考。也就是說，他們比較關心自身的問題，而不是哲學家的生平事跡或是真實的歷史年序。所有種種有關大師的姓名、他們的生平背景、他們的師出傳承等等——所有種種對他們而言完全不重要。他們關心的是宇宙間的謎。我認為，在未來的時代里（而我也希望這個時代儘早來臨），人們關心的重點將只有美，而不是美的外在背景。屆時我們擁有的翻譯作品水平，將會跟查普曼翻譯的荷馬史詩，厄克特(22)翻譯的拉伯雷以及蒲柏翻譯的《奧德賽》(23)一樣的優秀（我們現在已經有這麼好的翻譯作品了），知名度也會跟這些經典並駕齊驅。我衷心地期許能夠達成這樣的境界。 * * * (1)　這段散文的翻譯被刊登在《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London），November 1876。——原編者注 (2)　丁尼生，《布南堡之賦》（Ode of Brunanburh）出自於《丁尼生詩選全集》（The Completed Poetical Works of Tennys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8），485（stanza 3，lines 6—7）。——原編者注 (3)　聖胡安·克魯斯；聖十字架的約翰（San Juan de la Cruz；St. 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西班牙詩人、神學家。 (4)　本段是《靈魂的暗夜》（「Noche oscura del alma」；「Dark Night of the soul」）八個詩段當中第一個詩段，或是像西班牙古王國黃金時代所說的：「Canciones de el alma que se goza de aver llegado al alto estado de la perfectión, que es la unión con Dios, por el camino de la negación espiritual.」E. Allison Peers是這麼翻譯的： Upon a darksome night， Kindling with love in flame of yearning keen —O moment of delight！— I went by all unseen， New-hush』d to rest in the house where I had been. Saint 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The Spiritual Canticle and Poems, Trans. E. Allison Peers（London: Burns and Oates，1935），441. Willis Barnstone是這麼翻譯這首詩的： On a black night， starving for love and dark in flames， Oh lucky turn and flight！ unseen I slipped away， my house at last was calm and safe.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The Poems of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trans. Willis Barnstone（New York: New Directions，1972），39.——原編者注 (5)　西蒙斯把這首詩翻譯成《心靈的暗夜》（The Obscure Night of the Soul）。參閱William Butler Yeats, ed. 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1892—193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77—78。——原編者注 (6)　Roy Campbell（1901—1957），英國詩人，譯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作家的作品。 (7)　Roy Campbell, Collected Poems（London: Bodley Head，1949；rpt. 1955），164—165。坎貝爾引用西班牙原文的第一句當作他翻譯的標題：「En una noche oscura」。——原編者注 (8)　「翻譯大師」（grand translateur）這個稱謂是喬叟同時期的法國作家德尚（Eustache Deschamps）在一首歌謠當中給他的稱讚。這一段重複句是這麼說的：「翻譯大師，尊貴的傑弗利·喬叟。」 (9)　這是喬叟的《萬禽議會》（Parlement of Fowles）開頭的第一句話。——原編者注。 (10)　丁尼生，《布南堡之賦》（The Battle of Brunanburh），收錄於《丁尼生詩選全集》（The Completed Poetical Works），486（stanza 13，lines 4—5）。——原編者注 (11)　Jute，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故鄉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地區（也許是德蘭半島）。五世紀時與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一起侵入不列顛，後來定居在肯特郡、懷特島和漢普郡一帶。 (12)　根據傳說典故，亨吉思特（Hengist）與霍薩（Horsa）是五世紀中葉領導朱特人入侵英國的領袖，並建立了肯特王國。——原編者注 (13)　弗朗西斯·威廉·紐曼（Francis William Newman，1805—1897）不只是一位研究古典時期的學者，也在宗教、政治、哲學、經濟、道德，以及其他社會學科領域上有廣泛的著作。他所翻譯的《伊利亞特》於一八五六年出版（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原編者注 (14)　Richard Burton（1821—1890），英國冒險家，在語言與文學上亦有造詣，譯有《一千零一夜》全本共十六卷。 (15)　Martin Luther（1483—1546），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人，新教創始人。將希臘文原文翻譯成德文，亦邀來梅蘭希頓共同參與翻譯。德譯《新約》於一五二二年出版，根據希伯來文翻譯的《舊約》亦於一五三四年出版。路德拘守《聖經》詞句，強調耶穌的話應該照字面解釋，原原本本地翻譯。 (16)　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國作家，以所譯之《魯拜集》聞名，經他加工之後，此書已經成為一部英國文學名著，英國詩人經常引用其中的詩句。為使英國讀者易於理解，他採用完全意譯的手法，常用自己的詞句反映詩人思想的實質。 (17)　歐瑪爾·哈亞姆（Omar Khayyám，1048？—1122）的《魯拜集》（Rubáiyát）由愛德華·費茨傑拉德翻譯，ed. Carl J. Weber（Waterville, Maine: Colby College Press，1959），費茨傑拉德翻譯的版本於一八五九年於倫敦出版發行。——原編者注 (18)　Lucan（39—65），西班牙詩人，《內戰記》是唯一僅存的詩，是中世紀最受歡迎的詩人。一般評論家並不認為盧卡是偉大的詩人，不過卻是了不起的修辭學家。 (19)　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十八世紀最重要的諷刺詩人。翻譯作品有荷馬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其譯本並不確切，也未反映出原作精神，但成了當代人所理解的英雄史詩典範。蒲柏譯本的措詞莊嚴，並認為荷馬如果出生在十八世紀英國的話，也會同意使用這種風格的寫作方式。 (20)　本行取自賀拉斯（Horace）的《詩藝》（Ars poetica），359：「像荷馬這般優秀的人都會犯錯，我對此大感不平。」（「Indignor quandoque bonus dormitat Homerus.」）——原編者注 (21)　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國抒情詩人，對十九世紀末德國詩歌的復興有促進作用，《惡之花》德譯本的譯者。 (22)　Thomas Urquhart（約1611—1660），英國翻譯家，其譯文富有獨創性，生動活潑，語言與技巧獨特。譯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先生的作品》共三卷。 (23)　喬治·查普曼翻譯的《伊利亞特》於一六一四年出版發行；他翻譯的《奧德賽》則於一六一四至一六一五年間發行。厄克特翻譯了拉伯雷五冊的著作，於一六五三年至一六九四年間出版發行。亞歷山大·蒲柏翻譯的《奧德賽》則是在一七二五年至一七二七年間發行。——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