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藝 · 第三講　說故事

詞義上的區分應當很受重視才對，因為它也代表了心理上的——以及知識上的區分。不過我們還是感到很遺憾，「詩人」這個字眼早就已經一分為二了。現在一談到詩人這個字眼，我們只會想到吟誦詩詞的文人，只會想到一些文縐縐的詩詞，像「大海在船隻的映照下遠近散落一地，/就像是天空中的星星一樣」（華茲華斯）(1)，或者像「你的聲音如音樂，你聽音樂何以如此悽愴？」(2)不過，古人在談論到詩人的時候——詩人那時有「創造者」（maker）的意思——他們可不只是把詩人當成咬文嚼字的文人騷客，也把他們當成了說故事的人（the teller of a tale）。這些故事在所有人類的敘述形態中都找得到——不只在抒情的作品中，在敘述欲望、抒發愁緒的作品當中，甚至在滿懷英勇忠烈或是充滿希望的敘述中都可以找得到。我這麼說的意思是，我待會兒要演說的是最古老的詩歌形態：也就是史詩。讓我們先來回想一下幾篇史詩。 或許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例子就是安德魯·朗所翻譯的《特洛伊城的故事》（The Tale of Troy），這本書翻譯得相當棒。我們將要檢視古老的說故事方法。我們在第一行里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句子：「繆斯女神，告訴我阿喀琉斯的憤怒吧！」或者像勞斯教授（Professor Rouse）所翻譯的，我想他是這麼翻譯的：「一個憤怒的男人——這就是我的主題。」(3)或許荷馬，或許那個我們稱其為荷馬的人（當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個千古大哉問了）(4)，想的是他在作詩描寫一個憤怒的男人，這樣子就夠我們傷腦筋了。我們想到的憤怒跟拉丁人想到的是一樣的：ira furor brevis——憤怒是短暫的瘋狂，是一段瘋狂狀態。說真的，《伊利亞特》本身的情節並不怎麼吸引人——全書的大綱就是說一個英雄悶悶不樂地待在帳篷內，悻悻然地覺得國王待他不公，接著他的朋友慘遭殺害，他也因為個人私怨而發動戰爭，接下來就是他把在戰場上殺死的敵人屍體賣給敵人的父親。 不過，詩人的目的或許並不那麼重要（我好像以前就說過這樣的話；我確定我說過）。現在看來重要的是，荷馬或許想的是他正在訴說這個故事，他也的確把故事說得非常非常的好：這是一個大英雄的故事，他在攻打一座他永遠都無法征服的城市，而他也知道他在攻下城池之前將會命喪沙場；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更悽慘的故事，這是一位堅守城池的英雄，大家早就知道他的命運了，而這座城池也早就已經烽火連天。我認為這才是《伊利亞特》真正的主題。事實上，很多讀者總是覺得特洛伊人才是故事中真正的英雄。我們想到了維吉爾，不過我們或許也想到斯諾里·斯圖魯松(5)，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寫過奧丁(6)的故事——也就是撒克遜人的奧丁，他們的神明——奧丁是普里阿摩斯國王的兒子，也就是赫克托耳(7)大力士的哥哥。大家總是想要跟打敗仗的特洛伊人攀關係，而不是凱旋歸來的希臘人。或許這是因為在失敗中總有一種特有的尊嚴，而這種尊嚴卻鮮少在勝利者身上找得到。 我們再來談談第二首史詩《奧德賽》。閱讀《奧德賽》的方式或許有兩種。我認為寫下這首史詩的男人會覺得這首史詩事實上有兩個故事（或許是像巴特勒(8)所說的，這個故事其實是女人寫的）：一是尤里西斯的回鄉記，一是在海上的冒險奇遇記。如果我們把《奧德賽》當成是第一個故事的話，我們就會得到回鄉記這樣的主題，也就是說，我們都處於放逐的狀態，我們的家鄉不是在過去就是在天堂，要不就是在天涯某處，反正我們就是回不了家了。當然航海與回鄉的歷程就一定要寫得很有趣。所以故事中也加入了許多的奇聞軼事。因此當我們在閱讀《一千零一夜》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辛巴達七次航海記》其實就是《奧德賽》的阿拉伯文版本，我們會認為這不是個討論回鄉的故事，反而會覺得這是一個冒險故事；我想我們也都是如此閱讀這本書的。閱讀《奧德賽》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是大海的壯闊與神秘；我們在書中體會到的也就是船員所感受到的感覺。比如，奧德修斯就無心於女妖豎琴的天籟，無心於妙齡公主應允的婚事，也無心耽溺於女色淫樂中，對於世界之壯大也無動於衷。他只想到了那條狹長的鹹水河。也因此這兩個故事就合而為一了：我們可以把這個故事當成一出回鄉記，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故事當作一則冒險故事來讀——或許這也是人類所寫過、所吟唱過的冒險故事中最棒的一個。 我們現在還要來討論第三首「詩」，而這首「詩」的光芒也隱約籠罩在這兩首史詩之上：這就是「福音書」(9)。其實「福音書」也可以有兩種閱讀方式。對信徒來說，「福音書」被當成是古人或是神明救贖人類罪孽的奇聞軼事。神明下凡接受苦難的磨練——就像是莎士比亞所說的(10)，他們是為了背負「苦難的十字架」（bitter cross）而死的。我還知道另外一種很奇特的詮釋，這是我在朗格蘭(11)的作品裡發現到的：這一種說法就是，如果上帝想要了解人類面對的所有折磨苦難，而如果他也只是像其他神明一樣，僅止於認知這些苦難，這是不夠的。他要跟人類一樣親自接受這些苦難的折磨，當然也要跟人類一樣受到同樣的局限。不過，只要你不是信徒的話（我們在座很多都是），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一種全然另類的方式來閱讀這些故事。你可以把這當成是一個天才的故事，這個人認為他自己就是上帝，不過最後他才發現自己也不過是一介凡夫而已，而上帝——他的上帝——卻早已經棄他而去。 或許有人會說，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這三個故事——也就是特洛伊城、尤利西斯以及耶穌的故事早就耳熟能詳了。人們一直都在傳誦這幾個故事；這些故事被譜成了樂曲、入了畫。這幾個故事早就已經千古傳誦了，不過，卻還是如此無可限量。你想到的可能是這幾千年、甚至幾萬年間會有人一再改寫這些故事。不過在「福音書」里，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我認為，再也沒有人能夠把耶穌的故事說得更好的了。耶穌的故事早就有很多人說過，不過我覺得我們讀過的幾首詩，比如說耶穌被撒旦誘惑的那幾首好了，光是這幾首詩就比起四大冊的《復樂園》還要強得多。還有人覺得搞不好彌爾頓連耶穌究竟是什麼樣的人都還搞不清楚呢。 好吧，我們都知道這些故事，我們也都知道其實也用不著這麼多的故事。我不認為喬叟曾經想過要發明故事。我不認為古人的創意比起現代人來得遜色。我認為他們覺得只要對這些故事稍加描繪——而且是好好地描繪——就夠了。此外，同樣的事對詩人來說就簡單多了。詩人的讀者或聽眾對於詩人想要說些什麼都已經瞭然於胸。所以若是有不同於傳統的地方他們也都能夠察覺得出來。 我們在史詩當中可以尋找到所有的東西——我們應該把「福音書」當成神聖的史詩。不過，就如同我所說的，詩已經一分為二了。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讀到的是抒情詩與輓歌，不過另一方面，我們有說故事的文體——也就是小說。儘管有約瑟夫·康拉德以及赫爾曼·麥爾維爾等作家的反對，我們還是很容易把小說當成是史詩的退化。因為小說回歸了史詩的威嚴。 想到小說跟史詩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會陷入這樣的思考中，認為這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一個是詩體，而另一個是散文體，一個是用來歌頌，而另外一個是用來陳述事跡。不過，我認為這當中還有更大的差異存在。這兩者的差異在於史詩所描寫的都是英雄人物——而這個英雄也是所有人類的典型象徵。不過，就如門肯所指出的，大部分小說的精髓都在於人物的毀滅，在於角色的墮落。 這種說法又將我們帶入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所認定的快樂是什麼呢？我們又是如何看待失敗與勝利呢？現在當大家談到圓滿大結局的時候，大家想到的只是惑騙大家的結局，或者說是比較商業手法的結局；大家都覺得這很矯揉造作。即使大家的心中總是感到一股挫敗的尊嚴，不過幾個世紀以來，仍然殷切期望快樂凱旋的結局。例如，一旦有人寫到金羊毛的故事（這也是人類最古老的故事之一），讀者與聽眾會打從一開始就覺得，羊毛最後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不過，如果現在開始嘗試冒險的話，我們也知道這些舉動最後都會失敗的。比如說我們讀什麼呢——我來想想一個我喜歡的例子好了——就比如說是《阿斯彭文稿》(12)好了，我們都知道這些紙最後一定都找不到。我們讀到弗蘭茨·卡夫卡的《城堡》的時候，我們也都知道這個人最後還是進不了這座城堡。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真的完全相信快樂與成功的結局。或許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悲哀吧！我想卡夫卡在想到要毀掉這本書的時候一定也是這麼想的吧：他其實是想要寫下一本既快樂又能振奮人心的書，不過他就是覺得辦不到。當然啦，就算他真的寫了這樣的一本書，大家也不會覺得他講的是實話。這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他夢境的真相。 在十八世紀末或是十九世紀初，就這麼假定吧（我們不需要真的去研究確切的日期），人類開始會講故事。或許有人會認為這股風潮是霍桑以及埃德加·愛倫·坡開頭帶動的，不過任何事情總是會有先驅。如魯文·達里奧所指出的，沒有人是文學上的亞當。也正如愛倫·坡提過的，整篇故事應該是為了最後一句話而創作，而整首詩歌也是為了最後一行而寫。這樣的寫作原則最後可能會落入在故事中耍花樣的模式，而且十九、二十世紀的作家也幾乎早就已經開發出了所有的故事情節了。這些情節有的相當精彩。如果只單單就說故事而言，這些情節比起史詩的情節還要精彩呢！不過，我們總是會覺得這些情節還是矯揉造作了些——或者這麼說吧，這些情節總是比較微不足道。舉兩個例子來比較——就讓我們拿《化身博士》以及《精神病患者》這兩個故事來比較吧——或許《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比較精彩，不過我們還是會覺得斯蒂文森的變身怪醫比較令人意猶未盡。 想一下我在演講一開始就說過的，故事的情節只有少數幾種類型：也許我們應該講的是，這些故事之所以有趣在於故事情節之間的轉換與改寫，而不在於故事情節本身。我想到的是像《一千零一夜》以及《瘋狂的羅蘭》（Orlando Furioso）(13)這樣子的書。或許有人會加上邪惡的寶藏等等的情節，於是我們就得到了像是《佛桑加傳奇》(14)這樣的故事，或是《貝奧武甫》最後一段的情節——就是尋獲的寶藏反而會讓找到寶藏的人變得邪惡。這裡我們又可以回到我在上一場演講中所提出的觀念，也就是隱喻的觀念——所有的故事情節其實都出自於少數幾個模式而已。當然了，當代的作家想出了許許多多點子，我們說不定還會被他們蒙蔽呢。發明的激情也許會靈光乍現，不過我們隨即又會發現，這許許多多的故事情節其實不過是少數幾個基本模式的表象而已。而這就不是我所要討論的了。 還有一點要提醒大家：有的時候，詩人似乎也忘了，故事的述說才是最基本的部分，而說故事跟吟詩誦詞這兩者之間其實也並非涇渭分明。人可以說故事，也可以把故事唱出來，而聽眾並不會認為他是一心二用，反而會認為他所做的事情是一體的兩面。或許讀者不認為這件事是一體兩面，不過也會把這整件事當成一個完整的整體。 現在來看看我們身處的年代，會發現這個時代正陷於一個奇怪的處境之中：我們已經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了，不過竟然還沒有史詩來描述這兩次大戰——或許《智慧七柱》(15)算得上是史詩吧！我在《智慧七柱》裡頭發現許多史詩的特質。不過這本書的英雄人物偏偏正好是故事的敘述者，這多少給我們帶來一些困擾。故事主角有時候必須要低調行事，他必須要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凡人，也要希望自己的事跡能夠取信於人。事實上，他也落入了小說家的圈套當中了。 我還讀過一本現在大家都已經遺忘的書，我想我是在一九一五年讀到這本書的吧！——書名叫做《炮火》，是亨利·巴比塞(16)寫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位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者；這是一本反戰的書。不過史詩的元素卻貫穿全書（我記得有人曾經指責過這本書描寫戰爭的場面太多了）。另外一位有史詩意識的作家就是吉卜林。我們可以從《紳士的戰爭》（A Sahib’s War）這一篇優異的故事中看出來。同樣的，吉卜林從來都沒有嘗試寫過十四行詩，因為他認為寫十四行詩會拉大他跟讀者之間的距離。雖然他可能寫過史詩，可是卻從沒有寫完過。我又想到了切斯特頓，以及他寫過的《白馬之歌》（The Ballad of the White Horse），這是一首描述阿爾弗雷德大帝(17)大戰丹麥人的作品。我們在這首詩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很奇怪的比喻（我在想為什麼上次的演講忘了引用這個例子）——比如說「如明月般堅硬的大理石」（marble like solid moonlight）以及「如凍結烈火的金子」（gold like frozen fire），在這兩個例子裡頭，大理石以及金子都被比喻成另外兩個更為基本的東西了。(18)他們被比喻為月光以及烈火——而且不光只是火而已，是魔幻般凍結的火焰。 從某方面說來，人們對於史詩的盼望相當饑渴。我覺得史詩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之一。走遍世界各地，也只有好萊塢能夠把史詩般的題材粉飾一番，然後再推銷給全世界（雖然這樣說來有點虎頭蛇尾，不過事實就是如此）。在世界各地都一樣，當人們在觀賞西部片的時候——請注意到對牛仔、沙漠、正義公理、地方警官，以及射擊對決等種種的迷思——不管他們有沒有意識到，我想觀眾從這樣的場面中還是得到了閱讀史詩的感覺。畢竟，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感覺並不是很重要。 我並不是要跟各位預言些什麼事情，因為這樣做是很危險的（雖然有時候這些預言的事情在很久以後會成真），不過，我認為如果敘述故事跟吟詩誦詞這兩者能夠再度合而為一的話，這麼一來就有很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了。或許這樣的事情會在美國發生——因為，就如各位所知，美國在判斷一件事情的時候向來就有從道德上判斷是非的觀念。這種情形在其他的國家也有，不過我不認為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會像我在美國看到的如此明顯。如果我們可以達到這個境界，如果我們果真能夠回歸史詩，那麼我們就可以完成一些真的很偉大的事情。當切斯特頓寫下《白馬之歌》的時候，這首詩獲得了相當好的評價，不過讀者對這首詩卻不太喜歡。事實上，當我們想到切斯特頓的時候，想到的是他的布朗神父傳奇(19)，而不是他這首詩。 我其實是在年紀相當大的時候才開始想到這個問題的；此外，我不覺得我自己可以嘗試寫史詩（雖然我寫過短短的兩三行史詩）。這是給年輕人做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他們能夠著手去做，因為我們也都深切地感受到小說多少已經在崩解了。想一想本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吧——假設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好了。我們讀到了幾千件關於這兩個主角的事情，不過我們卻不認識這兩個人。我們對但丁或是莎士比亞作品中的角色知道得還比較多，而這些角色——還有他們生老病死的故事——卻只在短短几句話裡頭就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並不知道關於他們上千件的瑣事，不過卻好像跟他們很熟。當然了，這比較重要。 我認為小說正在崩解。所有在小說上大膽有趣的實驗——例如時間轉換的觀念、從不同角色口中來敘述的觀念——雖然所有的種種都朝向我們現在的時代演進，不過我們卻也感覺到小說已不復與我們同在了。 不過，有件關於傳奇故事的現象將會永遠持續下去。我不相信人們對於說故事或是聽故事會覺得厭煩。在聽故事的愉悅之餘，如果我們還能夠體驗到詩歌尊嚴高貴的喜悅，那麼有些重要的事情即將發生。或許我是十九世紀的老古板，不過卻是相當樂觀的，我有的是希望；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還有很多——就好像所有的事情在未來都可能發生一樣——我認為史詩將會再度大行其道。我相信詩人將再度成為創造者。我的意思是，詩人除了會說故事之外，也會把故事吟唱出來。而且我們再也不會把這當成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就如同我們不會覺得這兩件事在荷馬和維吉爾的史詩當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 * * (1)　威廉·華茲華斯，「With Ships the Sea Was Sprinkled Far and High」，收錄於《詩選》（Poems），1815。——原編者注 (2)　莎士比亞，第八首十四行詩。——原編者注 (3)　荷馬，《伊利亞特》（Illiad：The Story of Achillês），trans. William H. D. Rouse（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64）。——原編者注 (4)　荷馬，《伊利亞特》與《奧德賽》的作者或是編者——亦可能是一群詩人，他的生存時代極難稽考，一般說法出生於公元前八五〇年，此外的事跡，便不甚可考。希臘有七個城市，都爭說是荷馬的出生地，但都不可考。到了十八世紀末，荷馬是否真的存在，忽然成了問題。有學者提出科學的論據，懷疑荷馬曾作過這兩部史詩。其後學者眾說紛紜，迄今尚無定論。 (5)　參閱博爾赫斯《比喻複合詞》（Las kenningar），《永恆的歷史》（La historia de la eternidad；The History of Eternity）（Buenos Aires: Emecé，1936），該專文特別討論斯諾里·斯圖魯松（Snorri Sturluson，1179—1241），他是寫下冰島詩集的大師。博爾赫斯有首向他致敬的詩如下： You, who bequeathed a mythology Of ice and fire to filial recall， Who chronicled the violent glory Of your defiant Germanic stock， Discovered in amazement one night Of swords that your untrustworthy flesh Trembled. On that night without sequel You realized you were a coward... In the darkness of Iceland the salt Wind moves the mounting sea. Your house is Surrounded. You have drunk to the dregs Unforgettable dishonor. On Your head, your sickly face, falls the sword， As it fell so often in your book.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César Rennert, in Jorge Luis Borges, Selected Poems，1923—1967（bilingual edition），ed.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New York: Delacorte，1972），163.——原編者注 (6)　Odin，古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的主神之一。 (7)　據希臘神話，他是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和皇后赫卡柏的長子，他是安德洛瑪刻的丈夫和特洛伊軍隊的主要戰士，阿喀琉斯刺死赫克托耳之後，普里阿摩斯說服阿喀琉斯送還遺體，然後隆重安葬了他。赫克托耳在特洛伊，在底比斯以東的塔納格拉備受崇拜。 (8)　See Samuel Butler, The Authoress of the「Odyssey」，Where and When She Wrote，Who She Was，the Use She Made of the「Illiad，」and How the Poem Grew under Her Hands, ed. David Gren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原編者注 (9)　The four Gospels為《聖經·新約》的四卷。記述耶穌基督的生平和受難。此四篇福音即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據說分別由馬太、馬可、路加、約翰撰寫。四卷排在新約之首，約占全書之一半。 (10)　莎士比亞，《亨利四世》（King Henry the Fourth，Part I，Act I，scene I，lines 25—27）：「在一千四百年之前，基督蒙受祝福的雙足曾在那塊神聖的土地上行走過，它們是為了我們的幸福之故而被釘上了那苦難的十字架。」（「those blessed feet/Which fourteen hundred years ago were nail』d\For our advantage on the bitter cross.」）——原編者注 (11)　William Langland（約1330—1400），The Vision of Piers the Plowman， ed. Kate M. Warren（London: T. Fisher Unwin，1895）.——原編者注 (12)　Henry James, The Aspern Papers（London: Martin Secker，1919）.——原編者注 (13)　阿里奧斯托（Lodovico Ariesto，1474—1533）的敘事詩，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作品，描寫基督教武士與異教武士之間的惡鬥。 (14)　Völsunga Saga：The Story of the Volsungs and Niblungs, ed. H. Halliday Sparling, Translated from the Icelandic by Eiríkr Magnússon and William Morris（London: W. Scott，1870）.——原編者注 (15)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A Triumph（London: J. Cape，1935）.——原編者注 (16)　Henri Barbusse, Le Feu：Journal d』une escouade（Paris: Flammarion，1915）.——原編者注 (17)　King Alfred（849—899），英格蘭西南部撒克遜人的威塞克斯王朝國王。曾率軍多次抵抗丹麥人入侵。自修拉丁文，並將拉丁文著作譯成英文。 (18)　G. K. Chesterton，「The Ballads of the White Horse，」（1911），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G. K. Chesterton（London: Cecil Palmer，1927），225.這是一首長詩，全詩共約有五百三十個詩段。博爾赫斯引用的是第三冊，第22詩段。——原編者注 (19)　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傳奇（the Father Brown Saga，1911—1935）是由五部小說組成的連續小說，描寫貌不驚人的布朗神父如何用其敏銳的直覺，緊緊抓住蛛絲馬跡，深入推理，偵破懸案。布朗神父的形象也成為英國小說史上有名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