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 · 二 興義溯源
春秋時列國大夫聘問，通行賦詩言志，詳見《左傳》。賦詩多半是自唱，有時也教樂工去唱；唱的或是整篇詩，或只選一二章詩。當時人說話也常常引詩為證。所賦所引的詩，大多數在「詩三百」里。賦一章詩的似乎很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說：「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杜預註：「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余取所求焉」也就是《國語》師亥說的「詩所以合意」（《魯語》下）。賦詩只取一二章，並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斷章取義」，引詩也是如此。這些都是借用古詩，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詩人之意」是不問的。最顯著的例是《左傳》成公十二年晉卻至對楚子反的話：
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扦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夭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這四句詩都在《周南·兔罝》篇里，前二句在首章，後二句在三章。那三章詩是復沓的，「赳赳武夫」二句（次章下句作「公侯好仇」），三章句法相同，意思自然一樣。卻至為了自己辯論的方便，硬將這四句說成相反兩義，當然是穿鑿，是附合支離。不過他是引詩為證，不是說詩；主要的是他的論旨，而不是詩的意義。看《左傳》的記載，那時卿大夫對於「詩三百」大約都熟悉，各篇詩的本義，在他們原是明白易曉，正和我們對於皮黃戲一般。他們聽賦詩，聽引詩，只注重賦詩的人引詩的人用意所在；他們對於原詩的了解，是不會跟了賦詩引詩的人而歪曲的。好像後世詩文用典，但求舊典新用，不必與原義盡合；讀者欣賞作者的技巧，可並不會因此誤解原典的意義。不過注這樣詩文的人該舉出原典，以資考信。毛鄭解《詩》卻不如此。「詩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當時義本易明。到了他們手裡，有意深求，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去說解，以斷章之義為全章全篇之義，結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而說比興時尤然。
《左傳》所記賦詩，見於今本《詩經》的，共五十三篇：《國風》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頌》一。引詩共八十四篇：《國風》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頌》十七。重見者均不計。再將兩項合計，再去其重複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國風》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頌》十七，占全詩三分之一強，可見「詩三百」當時流行之盛之廣了。賦詩各篇中《毛傳》定為興詩的二十六，引詩中二十一；兩項合計，去重複，共四十篇，占興詩全數三分之一弱。賦詩顯用喻義的九篇，有七篇興詩。引詩顯用喻義的十篇，有五篇興詩。現在只舉《左傳》明言喻義而與《毛詩》相合的五篇，依《左傳》中次序。先說賦詩。文公四年《傳》云：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按《毛詩·湛露·序》、《傳》云：
《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干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略）
合看《序》、《傳》，正是「天子當陽，諸侯用命」的意思。又襄公十六年《傳》說齊國再伐魯國，魯國派穆叔聘晉，並求援助。他「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註：鳩，集也。）按《鴻雁·序》云：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詩卒章《傳》云：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
「安集」之義，正本《左傳》。又襄公十九年《傳》云：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能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按《黍苗·序》、《傳》云：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
所謂「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也本於《左傳》。
次記引詩。文公七年《傳》云：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
按《葛藟·序》、《傳》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綿綿，長不絕之貌。水崖曰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所謂「棄其九族」、「兄弟之道已相遠」，都本於《左傳》。陳奐云：「此詩因葛藟而興，又以葛藟為比，故《毛傳》以為興，《左傳》則以為比。」《左傳》的「比」只是譬喻，與《毛傳》的興兼包「發端」一義者不同，陳說甚確。但他下文又說：「蓋言興而比已寓焉矣」，那卻糊塗了。又襄公三十一年《傳》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迋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用）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按《桑柔》五章《傳》云：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毖，慎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誰能執熱」二句《傳》幾乎全與《左傳》同。《桑柔》是興詩，但這兩句卻是《大序》所謂「比」。以上五例，一方面看出斷章取義或詩以合意的情形，一方面可看出《毛詩》比興受到了《左傳》的影響。但春秋時賦詩引詩，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對的背景之下，儘管斷章取義，還是親切易曉。《毛詩》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卻沒了那背景，所以有時便令人覺得無中生有了。《鄭箋》力求系統化，力求泯去斷章的痕跡，但根據態度與《毛傳》同，所以也還不免無中生有的毛病。
《詩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風》《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兩共一百五十七，占《風》《雅》詩全數百分之五十九強。其中興詩六十七，美詩六，刺詩六十一，占興詩全數百分之五十八弱。美刺並不限於比興，只一般的是詩的作用，所謂「詩言志」最初的意義是諷與頌，就是後來美刺的意思。古代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詩經》說到作詩之意的有十二篇，都不外乎諷與頌。不過這十二篇只有兩篇《風》詩，其餘全在大小《雅》里。《風》詩大概不出於民間↑③↑，但與《小雅》的一部分都非「獻詩」，是可無疑的。劉安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多少說著了這部分詩的性質與作用。這是歌謠，可是貴族的歌謠。春秋用《風》詩比較的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引用《曹風·候人》，這是開始。勞孝輿《春秋詩話》二云：
春秋至僖公二十四年為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國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可知《風》詩皆隨時所作，如《碩人》、《清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抵《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
賦《風》詩卻以文公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篇為始見。勞氏因此推想「《風》詩皆隨時所作」，舉《碩人》、《清人》等篇為例。但作詩時代，《左傳》有記載的只有《碩人》、《清人》、《載馳》、《黃鳥》四篇。據這四篇而推論其餘的一百五十六篇《風》詩皆春秋中葉後隨時所作，實難徵信。大約《風》詩（和《小雅》一部分）入樂較晚，而當時詩以聲為用，入樂以後，才得廣傳，因此引的賦的也便晚了。不過勞氏說，「《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卻是重要的意見。原來自從僖公二十四年以後，引《風》詩賦《風》詩的都很不少。《雅》《頌》本多諷頌之作，斷章取義與原義不致相去太遠；《風》詩卻少諷頌之作，斷章取義往往與原義差得很遠。這在當時是無妨的。後來《毛詩》卻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說解，在《風》詩（及《小雅》的一部分）便更覺支離傅會了。而譬喻的句子（比興）尤其是這樣。
「美刺」之稱實在本於《春秋》家。公羊、穀梁解經多用「褒貶」字，也用「美惡」字。《公羊》隱公七年《傳》云：
「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又如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云：
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踴（何休注，豫也。）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於齊，則昌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這都是「美惡」並言，是實字，是名詞。「美惡」是當時成語，有時也用為形容詞和副詞。又《穀梁》僖公元年《傳》云：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政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又如僖公九年《傳》云：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日）也。
這是專說「美」的，「美」字虛用，是動詞。「惡」字如此虛用的例，兩傳中未見。卻有「刺」字，只《穀梁傳》中一見。莊公四年《傳》云：
「冬，公及齊人狩於郜。」「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不復仇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這裡「美」和「刺」該就是《毛詩》所本。但兩傳所稱「美惡」「美刺」，都不免穿鑿之嫌，毛鄭大概也受到了影響。《詩經》中可也一見「美刺」的「刺」字。《魏風·葛屨》篇末述作詩之意云：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這是刺詩的內證，足為美刺說張目。按美，善也，《詩序》中也偶用「嘉」字。刺，責也，《詩序》中也偶用「責」「誘」「規」「誨」等字，更常用「戒」字。如《秦風·終南序》雲，「戒襄公也。」首章「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傳》也說，「宜以戒不宜也。」《序》、《傳》相合顯然。可是《詩序》據獻詩諷頌的史跡，卻採用了《春秋》家的名稱，似乎也不是無因的。《孟子·滕文公》下云：
興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趙岐註：「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又《離婁》下云：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焦循《孟子正義》說：「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是確切的解釋。所謂「義」是什麼呢？偽孫奭《疏》云：
蓋《春秋》以義斷之，……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
在史是褒貶，在詩就是諷頌。孟子似乎是說，獻詩的事已經衰廢了，孔子寓諷頌之意於史，作《春秋》，賞善罰惡，以垂教於天下後世，所以「亂臣賊子懼」。《詩》與《春秋》在《孟子》書中，相關既如此之密切，那麼，序《詩》的人參照詩文，採用「美刺」的名稱，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孔子時賦詩不行，雅樂敗壞，詩和樂漸漸分家。所以他論詩便側重義一方面。他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論語集解》引包咸曰：「歸於正」。按「思無邪」見《魯頌·駉》篇末章，下句是「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牧馬使可走行。」全詩詠牧馬事。陳奐於首章說云：「思，詞也。斯，猶其也。『無疆』『無期』，頌禱之詞。『無斁』『無邪』，又有勸戒之義焉。『思』皆為語助。」「無邪」只是專心致志的意思，孔子當是斷章取義。他又說：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又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陽貨》）
這都是從「無邪」一義推演出來的。孔子以「無邪」論詩，影響後世極大。《詩大序》所謂「正得失」，所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都是「無邪」一語的註腳。《毛詩》、《鄭箋》的基石，可以說便是這個意念。至於《傳》、《箋》的方法，卻受於孟子為主，但曲解了孟子。孟子時雅樂衰亡，新聲大作，詩樂完全分家，詩更重義一方面。他說詩雖然還不免有斷章取義之處，但他開始注重全篇的說解了。《萬章（上）》，咸丘蒙問道：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答道：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這是論《小雅·北山》詩。全詩主旨在咸丘蒙所舉四句之下的「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二句，孟子的意見是對的。咸丘蒙是斷章取義，孟子卻就全篇說解。這是一個新態度。春秋賦詩，雖有全篇，所重在聲，取義甚少。引詩卻有說全篇意義的。如《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杜注云：「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但只此一例，出於偶然。到了孟子，才有意的注重全篇之義；他和咸丘蒙論《北山》詩，和公孫丑論《小弁》、《凱風》的怨親不怨親（《告子（下）》），都是就全篇而論。而在對咸丘蒙的一段話里，更明顯的表示他的主張。「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便指斷章取義而言，他反對那樣的說詩。「以意逆志」趙注云：
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
《說文》二下《辵部》：「逆，迎也。」《周禮·天官·司會》「以逆都鄙官府之志」，《司書》「以逆群吏之徵令」，鄭玄都注云：「逆受而鉤考之。」又《地官·鄉師》「以逆其役事」，鄭注也道：「逆猶鉤考也。」以己之意「迎受」詩人之志而加以「鉤考」，與「詩所以合意」正相反。如何以己之意「鉤考」詩人之志呢？趙氏舉出「人情不遠」之說，是很好的。但還得加一句，逆志必得靠文辭。文辭就是字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固然不成，但離開字句而猜全篇的意義也是不成的。孟子論《北山》等三詩，似乎只靠文辭說解詩義；他並不曾指出這些是何時何人的詩。到此為止的「以意逆志」是沒有什麼流弊的。但孟子還說了一番話：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上）論古之人。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
這一段只重在「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與「知人論世」各是一事，並不包含「誦詩」「讀書」必得「知人論世」才能了解的意思。《毛詩》、《鄭箋》跟著孟子注重全篇的說解，自是正路。但他們曲解「知人論世」，並死守著「思無邪」一義膠柱鼓瑟的「以意逆志」，於是乎就不是說詩而是證史了。斷章取義而以「思無邪」論詩，是無妨的。根據「文辭」「以意逆志」，或「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也可以多少得著「作詩者之意」，因為人情是不相遠的。他們卻據「思無邪」一義先給「作詩者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詩證史，人情自然顧不到，結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固然《傳》、《箋》以詩證史，也自有他們的客觀標準，便是《詩經》中的國別與篇次；鄭氏根據了這些，系統的附合史料，便成了他的《詩譜》。但國別與篇次都是在詩外的不確切的標準，與詩義相關極少，不足為據。就在這種附合支離的局面下，產生了賦比興的解釋；而比興義去常情更遠，最為纏夾，可也最受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