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辨 · 三 賦比興通釋
《周禮·大師》「教六詩……」鄭玄注云：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詩大序》孔穎達《正義》引此，云：
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
這「賦」字似乎該出於《左傳》的賦詩。《左傳》賦詩是自唱或使樂工唱古詩，前文已詳。但還有別一義。隱公元年傳記鄭莊公與母姜氏「隧而相見」云：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
孔穎達《正義》云：「賦詩，謂自作詩也。」又僖公五年傳云：
（士 ）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杜註：「士 自作詩也。」前者是直鋪陳其事，後者卻以譬喻發端。這許是賦詩的較早一義，也未可知。又《小雅·常棣·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
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造篇」除上舉二例外，還有衛人賦《碩人》篇，許穆夫人賦《載馳》等，鄭人賦《清人》篇，秦人賦《黃鳥》篇等，卻似乎是獻詩一類。就中只《黃鳥》篇各章皆用譬喻發端，其餘三篇多是直鋪陳其事。至於「誦古」，凡聘問賦詩都是的。「誦」也有「歌」意，《詩經·節南山》「家父作誦」，可證。
鄭玄注《周禮》「六詩」，是重義時代的解釋。風、賦、比、興、雅、頌似乎原來都是樂歌的名稱，合言「六詩」，正是以聲為用。《詩大序》改為「六義」，便是以義為用了。但鄭氏訓「賦」為「鋪」，假借為「鋪陳」字，還可見出樂歌的痕跡。《大雅·卷阿》篇有「矢詩不多」一語，據上文「以矢其音」《傳》：「矢，陳也。」《楚辭·九歌·東君》「展詩兮會舞」，王逸訓「展」為「舒」；洪興祖《補註》：「展詩猶陳詩也。」「矢詩」「展詩」也就是「賦詩」，大慨「賦」原來就是合唱。古代多合唱，春秋賦詩才多獨唱，但樂工賦的時候似乎還是合唱的。不過《大雅·烝民》篇有云：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
前章《傳》云：「賦，布也。」下章「賦」字，義當相同。春秋列國大夫聘問。也有「賦命」「賦政」之義，歌詩而稱為「賦」，或與此義有相關處，可以說是借詩「賦命」，也就是借詩言志。果然如此，賦比興的「賦」多少也帶上了政治意味，鄭氏所注「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便不是全然鑿空立說了。
荀子《賦》篇稱「賦」，當也是「自作詩」之義。凡《禮》、《知》、《雲》、《蠶》、《箴》五篇及《佹詩》一篇。前五篇像譬喻，又像謎語，只有《佹詩》多「直陳其事」之語。班固《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王芑孫《讀賦卮言導源》篇合解荀、班云：
曰「佹」，旁出之辭，曰「流」，每下之說。夫既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矣。
這裡說賦是詩的別體或變體，與賦比興的「賦」義便無幹了。
《漢書》三十《藝文志》云：
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演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賦的演變成為兩派。《兩都賦序》又說漢興以來，言語侍從之臣及公卿大臣作賦，「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是「雅頌之亞」。「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賦」。賦雖從《詩》出，這時受了《楚辭》的影響，聲勢大盛，它已離《詩》而自成韻文之一體了。鍾嶸《詩品序》以「寓言寫物」為賦，便指這種賦體而言。但賦的「自作詩」一義還保存著，後世所謂「賦詩」「賦得」都指此。《藝文志》分賦為四類。劉師培說「雜賦十二家」是總集，餘三類都是別集。三類之中，「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緣情托興之作」；「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均聘辭之作」；「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類情之作」。漢以後變而又變，又有齊、梁、唐初「俳體」的賦和唐末及宋「文體」的賦。前者「以鋪張為靡而專於詞」，後者「以議論為便而專於理」。這是所謂「古賦」。唐、宋取士，更有律賦，調平仄，講對仗，限於八韻。這些又是賦體的分化了。
「比」原來大概也是樂歌名，是變舊調唱新辭。《周禮·大師》鄭注云：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
釋「比」是演述《詩大序》「主文而譎諫」之意。朱子釋《大序》此語，以為「主於文詞而托之以諫」；「主文」疑即指比興。鄭氏釋興當也是根據《論語》「興於詩」「詩可以興」二語。他又引鄭司農（眾）云：
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
《毛詩正義》解「司農」語云：
「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
「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鄭玄以美刺分釋興比，但他箋興詩，仍多是刺意。他自己先不能一致，自難教人相信。《毛詩正義》說：「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也是不信的意思。這一說可以不論。鄭眾說太簡，難以詳考；孔穎達所解，可供參考而已。他以「興」為「取譬引類」，甚是，但沒有確定「發端」一義，還是纏夾不清的。以「諸言『如』者」為「比」，當本於六朝經說，《文心雕龍·比興》篇所舉「比」的例可見。如此釋「比」，界劃井然，可是又太狹了。按《詩經》「諸言『如』者」約一百四十多句，不言「如」，又非興句，而可知為譬喻者，約一百四十多聯（間有單句）——《小雅》中為多。照孔《疏》，這一百四十多聯便成了比興間的甌脫地，兩邊都管不著了。這些到底是什麼呢？也許孔氏的意見和陳奐一樣，將這些聯的譬喻都算作「興」。陳氏曾立了三條例。一是「實興而《傳》不言興者」，這是根據《鄭志》答張逸的話，前已引。許多在篇首的喻聯，便這樣被算作興了。二是諸章「各自為興」。如《齊風·南山》篇，《小雅·白華》篇，除首章為興外，他說其餘諸章「各自為興」。這樣，許多在章首的喻聯也就被算作興了。三是一章之中，「多用興體」，如《秦風·蒹葭》篇以及《邶風·匏有苦葉》篇，《小雅·伐木》篇都是的。至如《小雅·鶴鳴》篇，是「全詩皆興」。那麼，許多在章中的喻聯又被算作興了。
他這三條例也有相當的根據。第一例根據《箋》言興而《傳》不言興的詩，前已論及。但這是《傳》疏而《箋》密，後來居上之故。鄭氏不願公然改《傳》，所以答張逸說「文義自解，〔《傳》〕故不言之」，那是飾詞，實不足憑。陳氏卻因鄭氏說相信那些詩「實興」，恐怕不是毛氏本意。第二條根據「首章言興以晐下章」的通例。但那通例實在通不過去。因為好些興詩都夾著幾章賦，而《雅》中興詩尤多如此，這是沒法賅括的。第三例沒有明顯的根據，也許只因為《傳》、《箋》說解這些喻聯，與說解興句的方法和態度是一樣的。那確是一樣的。這些喻聯不常有《傳》，但如《桑柔》五章中「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解為禮以救亂，見前引。又《鶴鳴》首章末「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傳》云：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序》，誨宣王也。）
又《匏有苦葉》篇次章之首「有彌濟盈，有鷕雉鳴」《傳》云：
彌，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雉鳴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又《伐柯》篇首章《傳》云：
伐柯如何？匪斧弗克。（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前兩例是隱喻，末一例是顯喻。《箋》例太多，從略。這樣「以意逆志」，這樣穿鑿傅會，確與說興詩一樣。可是孔《疏》所謂「比」，《傳》《箋》也還是用這種方法與態度說解。現在且還是只引《傳》。如《簡兮》篇次章之首「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云：
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又《大明》篇七章之首「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傳》云：
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這不也是一樣的「以意逆志」，穿鑿傅會嗎？與陳氏（和孔氏？）所謂「興」有什麼區別呢？他那三條例看來還是白費的。那一百四十多聯譬喻，和那一百四十多「如」字句，實在是《大序》所謂「比」。那些喻聯實在太像興了，後世總將「比」「興」連稱，也並非全無道理的。「比」，類也，例也。但這個「比」義也當從《左傳》來；前引文公七年《傳》「君子以〔葛藟〕為比」，便是它的老家。「比」字有樂歌背景、經典根據和政教意味，便跟只是「取也（他）物而以明之」（《墨子·小取》）的「譬」不同。
「興」似乎也本是樂歌名，疑是合樂開始的新歌。王逸《楚辭章句》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所謂「依《詩》取興」，當是依「思無邪」之旨而取喻；《楚辭》體制與《詩經》不同，不分章，不能有「興也」的「興」。朱子《楚辭集注》說：「《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他所舉的興句如《九歌·湘夫人》中的：
沅有茝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朱子的「興」是「托物興詞，初不取義」的，與《毛傳》不一樣。王氏也說茝蘭異於眾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這裡雖用了《毛傳》的「興」字，其實倒是不遠人情的譬喻。《楚辭》其實無所謂「興」。王氏注可也受了「思無邪」一意的影響，自然也不免傅會之處，但與《史記·屈原傳》尚合，大體不至於支離太甚。所以直到現在，一般還可接受他的解釋。
《楚辭》的「引類譬諭」實際上形成了後世「比」的意念。後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遊仙，艷情，詠物。詠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創始的人。《詩品》上說他「得諷諭之致」。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第二卷》評張景陽《詠史》云：
詠史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櫽栝本傳，不如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自攄胸臆，乃又其變。
遊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創始的人。《詩品》中說他「辭多慷慨，乖遠玄宗。……乃是坎 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李善《文選注》二十一也說：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兼）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艷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所謂遇不遇之感。中唐如張籍《節婦吟》，王建《新嫁娘》，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都是眾口傳誦的。而晚唐李商隱「無題」諸篇，更為煊赫，只可惜喻義不盡可明罷了。詠物之作以物比人，起於六朝。如鮑照《贈傅都曹別》述惜別之懷，全篇以雁為比。又韓愈《鳴雁》述貧苦之情，全篇也以雁為比。這四體的源頭都在王注《楚辭》里。只就《離騷》看罷：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這不是以古比今麼？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這不是以仙比俗麼？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這不是以男女比君臣麼？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這不是以物比人麼？《九章》的《橘頌》更是全篇以物比人的好例。《詩經》中雖也有比體，如《碩鼠》、《鴟鴞》、《鶴鳴》等篇，但是太少，影響不顯著。後世所謂「比」，通義是譬喻，別義就是比體詩，卻並不指《詩大序》中的「比」。不過談到《詩經》，以及一些用毛、鄭的方法說詩的人，卻當別論。說比體詩只是「比」的別義，因為這四類詩，無寓意的固然只能算是別體，有寓意而作得太工了就免不了小氣，尤其是後兩類，所以也還只能算是別體；而且數量究竟不多。
後世多連稱「比興」，「興」往往就是「譬喻」或「比體」的「比」，用毛、鄭義的絕無僅有。不過「興」也有兩個變義。《劉禹錫集》二十三《董武陵集序》云：
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
這可以代表唐人的一種詩論。大約是莊子「得意忘言」和禪家「離言」的影響。所謂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劉氏卻沒有解釋。宋儒提倡道學，也受著道家禪家的影響。他們也說讀書只曉得文義是不行的，「必優遊涵詠，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近思錄》十四《聖賢氣象門》論曾子云：
曾子傳聖人學。……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只看氣象」當也是「造微」的一個意思。又朱子論韋應物詩「直是自在，氣象近道」。氣象是道的表現，也是修養工夫的表現。這意念可見是從「興於詩」「詩可以興」來，不過加以擴充罷了。讀詩而只看氣象，結果便有兩種情形。如黃魯直《登快閣詩》云：「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明周季鳳作《山谷先生別傳》說：「木落江澄，本根獨在，有顏子克復之功。」這不是斷章取義嗎？又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云：
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後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斯為得之。董子曰：「詩無達詁」，此物此志也。
照沈氏說，詩愛怎麼理會就可怎麼理會，這不是無中生有嗎？又如周濟《宋四家詞選序》云：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遊絲之 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可謂能出矣。
「能入」是能為人所感，「能出」是能感人。他說善於觸類引申的人，讀古人詞，久而久之，便領會得其中喻義，無所往而不通，而皆合古人之意。這種人自己作詞，也能因物喻志，教讀者惝恍迷離，只跟著他笑啼喜怒。他說的是詞中的情理，悲者讀之而亦悲，喜者讀之而亦喜，所謂合於古人者在此。至於悲喜的對象，則讀者見仁見智，不妨各有會心。這較沈氏說為密，而大旨略同。後來譚獻在《周氏詞辯》中評語有「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的話，那卻是就悲喜的對象說了。但這裡的斷章取義，無中生有，究竟和《毛詩》不大一樣。觸類引申的結果還不至於離開人情太遠了。而且《近思錄》和沈、周兩家，差不多明說所注重的是讀者的受用而不是詩篇的了解，這也就沒什麼毛病了。以上種種都說的是「言外之義」，我們可以叫作「興象」。
漢末至晉代，常以形似語「題目」人，如《世說》一郭林宗（泰）曰：「叔度（黃憲）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後來又用以論詩文，如《詩品》上引李充《翰林論》，論潘岳「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穀」。到了唐末，司空圖以味喻詩，以為所貴者當在咸酸之外，所謂味外味。又作《二十四詩品》，集形似語之大成。南宋敖陶孫《詩評》，也專用形似語評歷代詩家。到了借禪喻詩的嚴羽又提出「興趣」一義。《滄浪詩話·詩辯》云：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其《詩評》中又云：
詩有辭、理、意興。南朝人尚辭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跡可求。
所謂「別趣」「意興」「興趣」，都可以說是象外之境。這種象外之境，讀者也可觸類引申，各有所得；所得的是感覺的境界，和前一義之為氣象情理者不同。但也當以「人情不遠」為標準。清代金聖歎的批評頗用「興趣」這一義。但如他評《西廂記》第一本《張君瑞鬧道場第四折》一節話（金本題為《鬧齋》），卻是極端的例子。這一折第一曲《雙調新水令》，張生唱云：
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煙籠罩。香菸雲蓋結，諷咒海波潮，幡影飄颻，諸檀越盡來到。
金氏在曲前評云：
吾友斲山先生嘗謂吾言：「匡盧真天下之奇也。江行連日，初不在意。忽然于晴空中劈插翠嶂，平分其中，倒掛匹練。舟人驚告，此即所謂廬山也者。而殊未得至廬山也。更行兩日而漸乃不見，則反已至廬山矣！」吾聞而甚樂之，便欲往觀之，而遷延未得也。……然中心則殊無一日曾置不念，以至夜必形諸夢寐。常不一日二日必夢見江行如駛，仰睹青芙蓉上插空中，一一如斲山言。寤而自覺，遍身皆暢然焉。
後適有人自西江來，把袖急叩之。則曰「無有是也」。吾怒曰：「被傖固不解也！」後又有人自西江來，又把袖急叩之。又曰「無有是也」。吾怒曰：「此又一傖也！」既而人苟自西江來，皆叩之。則言「然」「不然」各半焉。吾疑，復問斲山。斲山啞然失笑，言：「吾亦未嘗親見。昔者多有人自西江來，或言如是雲，或亦言不如是雲。然吾於言如是者即信之；言不如是者，置不足道焉。何則？夫使廬山而誠如是，則是吾之信其人之言為真不虛也。設苟廬山而不如是，則天地之過也。誠以天地之大力，天地之大慧，天地之大學問，天地之大遊戲，即亦何難設此一奇以樂我後人，而顧吝不出此乎哉！」
吾聞而又樂之。中心忻忻，直至於今。不惟必夢之，蓋日亦往往遇之。吾於讀《左傳》往往遇之，吾於讀《孟子》往往遇之，吾於讀《史記》、《漢書》往往遇之。吾今於讀《西廂》亦往往遇之。何謂於讀《西廂》亦往往遇之？如此篇之初，《新水令》之第一句云：「梵王宮殿月輪高」，不過七字也。然吾以為真乃「江行初不在意」也，真乃「晴空劈插奇翠」也，真乃「殊未至於廬山」也，真乃「至廬山即反不見」也！真「大力」也，真「大慧」也，真「大遊戲」也，真「大學問」也！蓋吾友斲山之所教也。吾此生亦己不必真至西江也，吾此生雖然終亦不到西江，而吾之熟睹廬山，亦未厭也！廬山真天下之奇也！
他在曲後又評，說這一句是寫張生原定次早借上殿拈香看鶯鶯，但他心急如火，頭一晚就去殿邊等著了。不過原文張生唱前有白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請拈香，須索走一遭」，明是早上。曲文下句「碧琉璃瑞煙籠罩」，明說有了香菸。再下語意更明。「月輪高」只是月還未落，以見其早，並非晚上。金氏說的真可算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