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十一章　歷史建構的一般情況

文獻批判僅僅得出了孤立的事實。為了把那些事實組織成一門科學，有必要進行一系列的綜合工作。對歷史建構過程的研究，構成了方法論的後半部分。 建構的方式，不能按我們所渴望建構的科學的理想計劃來執行；建構工作有賴於我們可自主支配的材料。制定一份其材料將不允許我們去貫徹的計劃，這會是荒誕的；這就好像是打算用石材來建築埃菲爾鐵塔一樣。各種歷史哲學的根本缺陷就是它們忘記了那種實踐必要性。 Ⅰ．讓我們首先思考史料。史料的形式及其本質是什麼？史料與其他科學的材料的區別是什麼？ 歷史事實源自於對文獻的批判性分析。歷史事實在批判分析的過程中產生——形式上，分析簡化了事實，並把事實細分成個別陳述；對於包含著好幾條陳述的單獨一個句子，我們常常接受一些陳述，而拋棄另一些陳述；這些陳述中每一條都代表了一個事實。 各種歷史事實是有著共性的，這些共性已經從文獻中分析得出；但是，各種歷史事實之間依然是差異很大的。 （1）各種歷史事實代表了種種本質十分不同的現象。從同一文獻中，我們可以得出關於書法、語言、風格、學說、風俗、時間的事實。米沙銘文（Mesha inscription）提供了有關摩押人（Moabites）書法和語言、對基抹（Chemosh）神的信仰、與其祭祀有關的實際風尚、摩押人與以色列人之間的戰爭等事實。然而，我們所得到的事實是亂七八糟的，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諸多異質性事實混雜在一起，是歷史不同於其他科學的一個特徵。各門直接觀察科學挑選事實來研究，並且有條不紊地把研究工作限定在對某類單一事實的觀察。與文獻相關的科學，所得到的事實是那些由文獻作者們所觀察到的事實，而文獻作者們所給出的事實卻是雜亂無章的。為了扭轉這種紊亂局面，有必要理清那些事實，並給它們歸類。但是，要理清那些事實，就有必要精確地知道是什麼構成了某類（species）歷史事實；而且，要給它們歸類，我們需要有可應用於它們的分類原則。然而，在這兩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上，歷史學家們至今仍無法成功地給出精確原則。 （2）各種歷史事實——從涉及到所有人並持續了數個世紀的高度概括的事實（制度、風俗、信仰），直至某個人的瞬間活動（一個詞、一個動作）——其本身所呈現出的普遍性是千差萬別的。在這一點上，歷史與直接觀察的科學又有所不同，後者固定地始於特殊事實並在方法上努力把特殊事實凝練為一般事實。要想實現分類，各種事實的普遍性必須被簡化至同種程度，這使得我們必須搞清楚我們能夠並且應該把不同類別的事實的普遍性簡化至何種程度。而這個問題在歷史學家們中間是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 （3）歷史事實是限定性的；每一個都屬於某個既定的時間和某個確定的國家。如果我們去除掉它們所從屬的時間和空間，它們就喪失了其歷史特徵；它們那時就僅僅對普遍人性的知識有所裨益了。關於那些起源不明的民間傳說的事實，通常都是這樣。一般性的科學也是無須準確定位的；準確定位被限定於那些涉及到地理分布和現象演變的描述性科學。這迫使歷史學家去分別研究屬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事實。 （4）已通過批判性分析從文獻中萃取出的事實，其本身就伴有著某種對其可能性的批判性評價。 (1) 無論何時，只要我們無法得到完全的確定性，一切事實都只是可能的——當其是可疑的時候，更是如此。批判提供事實給歷史學家，而事實附有著一張歷史學家無權去除掉的標籤，正是這張標籤防止了該事實被正式獲准進入到科學中。甚至那些與其他事實相比較後最終得以確定的事實，都必須被暫時從科學中排除掉；這就像臨床病例一樣，在它們被充分思考證明可被接受為科學事實之前，也只是積存在各種醫學評論中。 因而，歷史建構必然是以大量互不相干的細微事實、批判得宛如粉末的細節知識來進行。這項工作必須利用到異質的混合材料，而這些材料涉及到不同的主題和地方，其普遍性和確定性的程度是不一的。對於這些材料，沒有任何分類方法是歷史學家們通過實踐得出的；歷史首先是一種文學形式，至今仍只有著最低程度的科學方法。 Ⅱ．在每門科學中，觀察事實之後的下一步，都是依據某些方法體系來系統闡明一系列的問題； (2) 每門科學都是由對一組問題的回答構成的。在所有的直接性觀察科學中，即使所要回答的問題沒有預先寫下，所觀察到的事實仍暗示了那些問題，並且要求精確地系統闡明那些問題。但是，歷史學家們沒有任何這樣的規矩；他們中許多人習慣了模仿藝術家們，甚至都不會想到自問一下在尋找什麼。他們只是從其文獻中找出那些打動他們的部分——常常是因為純粹的個人原因——並且複述它們，換種說法、增補某些浮現於其腦海中的各色反思。 如果歷史不希望失陷於其混亂的材料中，則它必須擬定一條可確保其研究下去的規則，即像其他科學一樣採用問答的形式。 (3) 但是，在一門與其他科學大相徑庭的科學中，所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被挑選出來的呢？這是根本的方法問題。解決該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首先確定歷史事實的基本特點，由之把歷史事實與其他科學的事實區別開來。 各門直接觀察的科學涉及到種種實在，並且是從整體上來理解那些實在的。描述性動物學是一門十分類似於歷史的科學，它通過對某種真實的整隻動物的檢查來進行研究。首先，實際看到這隻動物，並從整體上來觀察它；接著，這種動物被解剖成許多部分；這種解剖是分析的，就分析一詞的原初意義而言（ ，分解成許多部分）。以那種方法可以展示出整體的結構，從而有可能把各個部分再次整合起來；這是一種真實的綜合。以那種方法可以觀察到有機體不同部分的相互運動及反應，從而有可能看見作為器官之功能的種種真實的運動。按這種方法進行研究，就有可能比較種種真實的整體，並且觀察到哪些部分是彼此類似的，從而可根據實際存在的類似之處來給那些部分分類。科學是客觀知識體，奠基於真實的分析、綜合及比較；對被研究事物的實際所見，指引著科學家進行研究，並且規定了科學家所要自問的問題。 在歷史中，沒有任何類似於此的東西。人們常說歷史是過去事件的「所見」，歷史是通過「分析」來進行研究的：但這只是兩個隱喻，如果我們信以為真就會被它們誤導，而那是危險的。 (4) 在歷史中，我們看不到任何真實的事物，唯有記述那些事物的文章——有時候是紀念碑、藝術品或工業產品。在歷史學家面前，沒有任何他能從物理上來進行分析的東西，也沒有什麼他能摧毀或重建的東西。「歷史分析」並不比歷史事實的所見要更真實；歷史分析是一種抽象的過程，一種純粹的智識活動。分析某份文獻，是一種對該文獻中所包含的各類信息進行的心智的探究，其目的是逐個批判那些信息。分析某個事實，主要是一種在心智上區分出該事實不同細節（某個事件的不同片斷、某種制度的各種特徵）的過程，這樣做特別有助於看清依次出現的每一處細節；那正是所謂的核查某一事實的不同「方面」——又一個隱喻。人類的心靈天生是模糊不清的，只能自發地浮現出一些模糊的集體印象；要使這些印象清晰起來，有必要問是什麼樣的個人印象轉變成了一種既定的集體印象，從而使得人們可以通過對那些個人印象的逐個思考而獲得精確認識。這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我們無須誇大它的範圍。它不是一種可得出某類關於真實對象的知識的客觀方法；它僅僅是一種主觀方法，旨在洞察那些構成我們印象的抽象要素。 (5) 從其材料的特殊本質來看，歷史必然是一種主觀的科學。把適合對真實對象進行真實分析的規則擴展至對這類主觀印象的智識分析，這將是不合理的。 因而，歷史必須警惕那種模仿生物科學方法的誘惑。歷史事實是太不同於其他科學的事實了，因而歷史研究要求一種截然不同的方法。 Ⅲ．文獻——這歷史知識的唯一源泉，給出的信息涉及到三類事實： （1）活的東西與物質對象。文獻讓我們熟識了人的存在、物質條件、藝術品及工業製品。任何時候，物理事實在文獻作者面前都是通過物理感知而產生的。但是，在我們面前，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只有智識現象，「通過文獻作者的想像」所見到的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表現文獻作者印象的心智意象——即我們根據該作者心中的意象所類推出的意象。耶路撒冷的神殿是一種人們看到的物質對象，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它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形成一種關於它的心智意象，這種意象類似於那種存在於見到並描述它的那些人的心靈中的意象。 （2）人的活動。文獻記述了往昔數代人的活動（和言語）。這也是文獻作者通過看和聽所知道的物理事實，但對我們來說，那些活動現在只不過是在我們頭腦中復現的文獻作者的記憶、主觀的意象。當愷撒被刺殺的時候，刺客們被看到了，兇手們的話被聽到了；但我們只有心智意象。活動和言語都有這一特點，即活動或言語是屬於某個人的；因而，人們只能在自己內心中想像個體的活動，而且這些想像的個體活動效仿了我們通過直接的物理觀察所觸及的那些。由於這些活動是生活在某一社會中的人們的活動，則絕大多數這些活動是同時被好幾個人做著的，或者指向了某些共同的結果。這樣的活動是集體的活動；但是，在想像中恰如在直接觀察中一樣，它們總是簡化成大量的個體活動。「社會事實」，正如某些社會學家所承認的，是一種哲學上的建構，而不是一種歷史事實。 （3）動機與概念。上述人的活動並不包括人們自己內心中的動因；那些活動是有著種種動機（motives）的。動機這一模糊的詞語，既指明了引發某一活動進行的刺激性因素，又標誌著那一刻在某人心中所產生的關於活動的表象。我們可以想像動機是僅存在於某人的心中，並且是以模糊的內心表象的形式出現的，它們類似於我們所想像的我們自己內心狀態的表象；我們只能通過語詞來表現那些動機，而那些語詞一般都是隱喻性的。這樣，我們就有了心理事實，這類事實一般可稱之為情感和觀念。文獻呈現出3種那類事實：（a）在文獻作者們心中並由他們表達出來的動機和概念；（b）文獻作者們認為他們的同時代人——這些人正進行著文獻作者們所目睹的活動——所持有的動機和概念；（c）我們自己猜測會影響到文獻中所述活動的動機，以及我們自己表達出的動機。 物理事實、人的活動（個體的和集體的）、心理事實——這些構成了歷史知識的對象；它們任何一種都不是可直接觀察到的，它們都是想像的。歷史學家們——幾乎他們所有人都無意識地覺得他們是在觀察著種種實在——只是在致力於各種意象。 Ⅳ．由之，想像那些其存在絕非完全想像出來的事實，這是如何可能的呢？那些事實，當它們存在於歷史學家的心中時，必然是主觀的；那正是拒絕承認歷史是一門科學所給出的理由之一。但是，「主觀的」並非是「不真實的」某個同義詞。某個回憶僅僅是一種意象；但是，它並不因此就是一種幻想，它是某個消失了的實在的表象。以文獻來進行工作的歷史學家，沒有任何他能直接利用的個人回憶，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但是，他效仿他本人的回憶形成了心智意象。他假定：實在（物體、活動、動機）——那現今消失了的，但從前被文獻作者們觀察到了的——類似於他自己時代的那些實在，後者是他本人看到了並留存在其記憶中的。這是所有與文獻有關之科學的公設。如果從前的人性與今日的人性並不類似，那文獻就會是無法理解的了。從這種假定的類似出發，歷史學家們形成了關於昔日歷史事實的某種心智表象，這種表象類似於他自己對其所目睹之事實的回憶。 這種工作當無意識地進行時，卻是歷史中主要的錯誤來源之一。過去的事物，在想像中被描繪出來，但它們並不完全類似於我們今日所見到的事物；我們從未看到像愷撒或克洛維那樣的人，我們也從未體驗過和他們一樣的心智狀態。在現有的各門科學中，一個人的確將在另一個人所觀察到的事實上進行工作，由之他必定通過類比來獨自表現這些事實；但是，這些事實是由精確術語界定的，而且那些術語指明了在意象中應該出現的不變要素是什麼。即使在生理學中，所產生的概念亦是十分清晰的，並且概念明確對應於某個詞，而這同一個詞在所有的自然科學家心中，都會喚起關於某個器官或某次運動的類似意象。原因在於：每一個已被定名了的概念，都是通過一種觀察和抽象的方法形成的，而在那種觀察和抽象的過程中，所有屬於該概念的特徵都已經被精準地確定並描述了。 但是，一門知識越是涉及到看不見的內心事實，其概念就變得越混亂，並且其語言精確度也變得更低。甚至最普通的事實——關於人類生活、社會狀況、活動、動機、情感的——都只能由含糊的術語（比如，君主、戰士、戰鬥、選舉）來表示。對於更為複雜的現象，語言是太不明晰了，這使得甚至是現象的基本要素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通過部落、軍隊、工業、市場、革命等詞語，我們要理解什麼？在這一點上，歷史和心理學或社會學等所有人性科學一樣是含糊不清的。而且，歷史通過心智意象來間接進行表現的方法，使得這種含糊性變得更加危險了。因此，我們心中的歷史意象，至少應該復現出在過去事實的直接觀察者心中的意象的基本特性；但是，那些直接觀察者用來表達其心智意象的術語，從未準確地告知我們這些基本要素是什麼。 構成歷史資料數據的事實，是我們見不到的，是以那種使得我們無法在自己心中準確復現它們的語言來描述的。然而，歷史學家必須在其想像中描繪那些事實，並且他應該始終不懈地努力以精確要素來建構他的心智意象，他所做的努力應使得他可以把那些事實想像得和他有可能個人觀察到的一樣。 (6) 但是，要形成某個心智意象，所需的要素比文獻所提供的要更多些。如果缺少記述資料——詳盡程度不論——任何一個人試圖形成關於某次戰役或典禮的心智表象，他都將發現他不得不添加進許多細節。在根據描述復原的歷史遺蹟中（例如，耶路撒冷的神殿），在聲稱是再現了歷史場景的圖畫中，在畫報的插圖中，人們可以親身感受到那種無可避免的情況。 每個歷史意象都包含著大量的想像。歷史學家無法逃避想像，但是他能裁斷出那些可以建構其意象的真實要素，並且只用那些要素來進行建構。為了理解愷撒與阿里奧維斯圖斯（Ariovistus） [1] 之間的戰爭，如果歷史學家覺得有必要形成關於兩支對立軍隊的心智圖景，則他將小心地不去想當然得出任何結論；他將把其推論完全建立在文獻所提供的真實細節上。 Ⅴ．歷史方法的問題，最終也許可陳述如下。依憑我們在文獻中所發現的不同要素，我們形成了心智意象。這些意象中有一些——完全與物理對象相關的——是由記功刻石提供給我們的，它們直接表現了過去事物的某些物理方面。然而，絕大多數意象——包括所有我們形成的關於心理事實的意象——要麼是仿效古代表象建構的，要麼多為模仿我們在自己的經驗中所觀察到的事實建構起來的。因而，過去事物只是部分地類似於現今事物，正是那些差異之處使得歷史令人感興趣。我們該如何獨自表現出那些我們毫無模本的差異性要素呢？我們從未看到過類似法蘭克武士的人，我們個人也從未體驗過克洛維當其開始反抗西哥特人（Visigoths）時的那些情感。我們該如何讓我們對此類事實的想像與實際一致呢？ 實際所發生的如下所述。當讀到某份文獻中某個句子的時候，一種意象立即通過一種不由自主的自發活動在我們心中形成了。這種意象是基於一種表面的類似，通常是很不精確的。任何一個人，搜尋其記憶，也許都會回想起他最初獨自表現過去的人及場景的那種荒謬方式。歷史的任務就是一個接一個地去除掉那些錯誤要素並以真實的要素替代它們，由之逐步地校正那些意象。我們看到了紅髮民族、小圓盾和法蘭克戰斧（或者至少這些對象的圖像）；我們把這些要素集合起來，便可糾正我們起初對法蘭克武士所持有的心智意象。由之，歷史意象以成為某種特徵複合體而結束，而那些特徵是援借自不同的經驗。 僅僅復現出孤立的人、物和活動是不夠的。人及其活動構成整體的一部分、社會的一部分和演化過程的一部分。因而，獨自表現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活動（民族、政府、法律、戰爭）之間的關係，這是更有必要的。 但是，為了想像各種關係，有必要持有一種集體的或全體的概念，然而文獻僅僅給出了孤立的要素。在這個問題上，歷史學家不得不再次使用一種主觀方法。他想像著一個社會或一種演化過程，並且在這種想像的架構中，排列著文獻所提供的各種要素。因而，有鑒於生物學分類是依據於對物理單位的客觀觀察，歷史分類只能適用於想像中存在著的主觀單位。 過去諸實在是我們無法觀察到的東西，我們只能依據它們與現今諸實在的類似之處來認識。若要認識過去事件所發生的情況，我們就必須觀察今日的人性，找尋現在的類似事件所發生的情況。因此，歷史成為了種種論及人性的描述性科學——描述心理學、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一次應用；但是，所有這些科學都依然是不完善的，它們的缺陷延誤了一門歷史科學的建立。 然而，人類生活的某些情況是太具必然性了，而且是太顯著了，以至於最膚淺的觀察都足以確定它們。有許多情況是全人類所共有的；這些情況不是源自於決定人們物質需要的生理組織，就是源自於決定人們某些行為習慣的心理組織。因此，通過應用一套適用於所有可能出現情況的一般性問題，這些情況可以被確定下來。歷史建構就像歷史批判一樣——直接觀察的不可能性迫使其不得不應用多組預設的問題。 人類的活動構成了歷史的題材；這些活動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中有所差別，恰如各人和各社會之間都彼此相異那般。的確，研究這些差異正是歷史的獨特目的。如果人們總是有著同種形式的政體，或者說著同樣的語言，那麼就沒有必要撰述各種形式的政體的歷史，或者各種語言的歷史了。不過，這些差異都是處於一定限度內的，而這些限度是人類生活的一般狀況所形成的；這些差異只是全人類（至少絕大多數人）都有的存在及行為的不同表現方式。我們不可能先天的就知曉歷史上某一族人的統治方式或語言是什麼；告知我們那是什麼，這是歷史的任務。但是，某一既定民族具有某種語言並有著某種形式的政體，這是我們在任何一種可能的情形中，都有權在核實之前去設定的。 通過擬定一張基本現象——我們也許期望著在每個人和每個民族的生活中發現到——的列表，我們可以自己提出一組一般性問題。這些問題會是概要性的，但仍然足以讓我們把絕大多數歷史事實都納入到某些自然類別中，而每個自然類別都會構成歷史的某一特殊分支。這張一般分類表將提供歷史建構的腳手架。 有鑒於這組一般性問題無法預見到成百上千的地方性或偶然性的事件——那些事件涉及到個人的或民族的生活——則它將只用於持續出現的現象；由之，它將不包括歷史學家們在他們能給出一幅完整的過去圖景之前所必須回答的全部問題。對事實的詳盡研究，將要求使用多種問題表；而這些列表更多地涉及到各種細節，並且根據所研究的事件、人或社會的本質而有所不同。為了擬定這些列表，我們首先寫下僅僅在閱讀文獻後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或細節事宜；但是為了羅列這些問題——常常確實是為了列表齊全的緣故——必定要求助於先天的系統方法。在我們十分熟悉的（要麼來自直接觀察，要麼源自歷史的）各類事實、人或社會中，我們尋找著那些與我們所希望研究的事實、人或社會相類似的東西。通過對那些常見情形的科學論述中所應用的排列方案進行分析，我們將知曉對於我們打算研究的類似情形，什麼問題是應該被問到的。當然，模本必須被聰明地選擇；我們可不要把針對開化民族研究而擬定的問題表應用於某個蒙昧社會，並且在論及封建領土時，不要去問哪些事務官是與我們國家的部長們對應的——就像布塔里克（Boutaric）在其對普瓦捷的阿爾方斯（Alphonse of Poitiers）的施政進行研究中所為那般。 [2] 這種擬定問題表的方法，把所有的歷史建構都奠基於先天的程式之上。倘若歷史真的是一門觀察科學的話，那這種方法將會是令人討厭的了；而且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方法若與自然科學的後天的（a posteriori）方法相比較，將是非常糟糕的。但是，這種方法的合理性是簡單明了的：因為它是唯一有可能使用的方法，事實上是一直在用的唯一方法。歷史學家一旦試圖整理包含在文獻中的事實，他就會用他所具有的（或者他認為他所具有的）人類事務知識來建構起一套排列方案——該方案等價於一張問題表——如果不這樣，他就有可能會採納他的某位前輩以類似方式建構起來的一套方案。但是，當這項工作被無意識地進行的時候，排列方案仍會是不完全的，且是混亂的。因而，問題不在於是否決定以某組先天的問題來進行工作——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以那麼一組問題來進行工作——而是在於進行工作時是選擇無意識地應用一組不完全的、混亂的問題，還是有意識地應用一組精確的、齊全的問題。 Ⅵ．我們現在可以概述歷史建構的計劃了。某種程度上，該計劃將確定一系列建造這座大廈所必要的綜合工作。 對文獻的批判性分析，已經提供了歷史建構的素材——即那依然處於散亂狀態的歷史事實。我們首先按我們所假定的，把那些事實想像為是與現今事實相類似的東西；然後，通過整合取自現實不同方面的要素，我們努力形成一種心智意象，這種意象將儘可能地近似於對過去事件直接觀察後所得的意象。這是第一步工作，在實際工作中與文獻閱讀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在此指出這步工作的本質就夠了， (7) 我們並不專設一章來討論它。 由之，我們依照直接觀察到的大量事實——我們設想它們是類似於被研究的大量過去事實——設計出一張分類表，然後根據這張分類表，把已被想像的事實分類匯總。這是第二步工作；這步工作是通過系統性提問而進行的，其結果將把眾多歷史事實分成各種同質的部分，然後我們把那些事實歸類，直到整個過去的歷史被依照一張一般性列表系統地排列為止。 當我們在這張表中羅列了取自文獻的事實，依然有著諸多裂隙。這些裂隙總是很大的，對於部分文獻不足的歷史而言更是如此。我們盡力通過基於已知事實的推理來填充這些裂隙。這是（或者應該是）第三步工作；這步工作通過運用邏輯來增加歷史知識。 我們依然是一無所獲的，除了並列於分類表中的大量事實。我們必須把那些事實凝練為公式，然後推論出它們的一般特點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係。這是第四步工作；這步工作將得出最終的歷史結論，並勝利完成從科學觀點出發的歷史建構工作。 但是，由於歷史事實在本質上是複雜的且難以處理的，更兼是格外地難以傳達的，則我們依然不得不去尋找闡述歷史結論的適當方法。 Ⅶ．這一系列工作，很容易在心中被構想，但向來都只是被不完美地實行的。這些工作受制於諸多材料上的困難。那些材料上的困難，各種方法理論都未涉及到，但為了發現是否它們歸根到底都是不可逾越的，我們最好正視它們。 歷史研究的工作，無論是從最初的文獻發現還是到最終的結論公式，都是非常繁瑣的，都要求有細緻入微的預防性措施、非常重要的多種天賦和習性，因而沒有一個人能在任何一點上獨自進行所有的工作。歷史，與任何其他科學相比，都絕不能省去分工；但是任何其他科學的勞力分配都是缺憾不多的，而歷史則相反。我們發現批判之學的專家們撰述了各種普遍歷史，他們讓他們的想像引領著他們進行普遍歷史的建構工作； (8) 另一方面，進行建構工作的歷史學家們，為了他們的工作而使用著他們尚未核校其價值的材料。 (9) 原因是：分工暗示著研究者們有著共識，而在歷史中卻不存在那種共識。除了外證的預備性工作之外，每位研究者都隨著其私人靈感而進行工作；他不怕麻煩地重複做著別人做過的工作，他沒有考慮過他的工作是整體的一部分。因而，不同於現有各門科學的做法，任何歷史學家在採納旁人的研究結論時都不會認為可以完全放心，因為他不知道是否這些結論是通過值得信賴的方法所獲得的。最嚴謹的人，甚至會什麼都不認可，除非他們自己再次研究了文獻。這是弗斯泰爾·德·古朗治所採用的態度。有些知之不詳的時代，其相關文獻局限於少量卷冊中，對於這樣的時代，這條嚴苛的標準也許勉強可以達成；然而，有些人竟然堅持那一教條，即沒有任何歷史學家應該間接地從事工作。 (10) 的確，當文獻對一位歷史學家而言是太多了以至於無法完全閱悉它們的時候，他不得不去間接從事工作；但是為了避免流言蜚語，他不會那麼說的。 老老實實地承認真理，這是最好的了。像歷史這樣複雜的科學，在有可能公式化結論之前，通常必須大量地聚積各種事實，因而這類科學不能根據不斷地重新開始這條原則來建立。歷史建構不是有了文獻就能做好的工作，歷史不可能是「由手稿寫成的」，而且歷史建構須間接從事還有著與其他科學同樣的理由——時間不足。為了科學有所進步，有必要把成百上千的細節探究的結果整合起來。 絕大多數探究都是被種種方法引導的，而這些方法如果不是有所欠缺的，至少也是值得懷疑的，有鑒於這一事實，我們該如何繼續研究呢？確實，普遍的信任會導致錯誤，普遍的不信任同樣也不可能帶來進步。至少，一條有用的規則也許可被陳述如下：閱讀歷史學家的著作時，應該有文獻閱讀時所遵循的同樣的批判性預防措施。天然的本能，促使我們主要去尋找結論，並把那些結論視作完全確定了的真理；相反，我們應該繼續應用分析，我們應該尋找事實，種種證據、文獻殘篇——簡言之，材料。我們將再做一次文獻作者的工作，但是我們會比他做得更快，因為要花時間去做的是材料的搜集與整合；而且，我們應該不接受任何結論，除非那些結論我們認為已經被證明了。 注釋 (1) 參見上文，p．194。 (2) 在經驗科學中，一種假說就是一種伴有著某個暫時答案的問題形式。 (3) 弗斯泰爾·德·古朗治看到了此點的必要性。在其《若干歷史問題的研究》（Paris，1885，8vo）的序言中，他宣稱，他打算提呈他的研究，「以我所有著作都具有的那種形式，換言之，以我自己發問的形式，並且我盡力闡明那些問題」。 (4) 弗斯泰爾·德·古朗治本人似乎已經被它們誤導了：「歷史是一門科學；它並不想像，它僅僅觀察。」（Monarchie franque ，p．1）「歷史，像所有科學一樣，是一套辨明事實、分析事實、比較事實的程式，再沒有什麼和它們相關的了……歷史學家……尋求事實並且通過對文本的細緻觀察獲得它們，這就像化學家在細緻而精確進行的實驗過程中發現到他的事實一樣」（同上，p．39）。 (5) 歷史的主觀特性已經被哲學家G．齊美爾（G．Simmel）鮮明地挑了出來，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Leipzig，1892，8vo）。 (6) 這已經被卡萊爾和米什萊（Michelet）雄辯地提出了。它也是蘭克（Ranke）那句名言的主旨：「我希望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 (7) 參較pp．219-223。 (8) 庫爾提烏斯在其《希臘史》中，蒙森在其《羅馬史》（羅馬帝國之前）中，蘭普勒希特（Lamprecht）在其《德國史》中。 (9) 提及奧古斯丁·梯也里、米什萊和卡萊爾，這就夠了。 (10) 對於某些很有見地的論及該主題的觀察，參見P．Guiraud，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1896，12mo），p．164。 ———————————————————— [1] 阿里奧維斯圖斯，日耳曼人的領袖，愷撒的強大對手。 [2] 布塔里克（1830—1877），法國歷史學家；普瓦捷的阿爾方斯（1220—1271），法王路易八世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