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七章　批判之學與批判學家

前面幾章所述的大量工作（文本的復原、文獻出處的研究、可靠文獻的搜集和分類），構成了外證的或批判之學（critical scholarship） [1] 的廣闊領地。 大眾，以他們那種庸俗而又膚淺的標準，對全部批判之學除了蔑視之外，別無其他認識。另一方面，批判之學的某些信徒們又傾向於過度地拔高它。但是，在過了頭的欣賞和蔑視這兩個極端之間，尚有一個折衷的辦法。 有那麼些人，憐憫並鄙視這微不足道的外證分析。他們那些人的粗俗觀點，一點兒也不值得去反駁。這些卑微的博學（erudition）苦工是合法的和高尚的，支持它們只需要一個理由。這個理由是決定性的，即這些苦工是不可或缺的。沒有博學，就沒有歷史。「那些事，不能因小而蔑視」，（Non sunt contemnenda quasi parva）聖傑羅姆（St．Jerome）說，「無之，大事亦難成」。 (1) 另一方面，這一行的專家們滿懷熱忱地要在他們的工作中，證明他們的自豪是正當的，他們並不滿足於堅信批判之學的必要性；他們放縱自己，情不自禁地去誇大批判之學的優點和重要性。批判學家們說：真正的外證方法已把歷史抬升為一門高貴的科學，「一門高貴的精確科學」；對文獻出處的批判性研究「優於任何別的研究，它使得我們獲得了一種對過去諸時代的深刻洞察」；對文本進行批判的習慣，提煉出了乃至賦予了「歷史感」。批判學家們暗地裡假定了：外證是歷史批判的全部，而且除了對文獻的淨化、校訂和分類之外，歷史批判就沒什麼好留下來做的了。這種錯誤觀念，在專業人士中間是十分普遍的，但它是太粗野了，根本不值得去反駁；事實是：歷史批判是一種心理批判，涉及到解釋並研究作者們的真誠性和精確性，而且比起任何別的研究來，歷史批判使得我們能夠得到一種對過去諸時代的深刻洞察，但歷史批判並非外證。 (2) 某位歷史學家若是十分幸運地發現了所有涉及到其研究的文獻，而且這些文獻已經被正確地編輯、分類，同時又批判性地核實了有關文獻出處，那麼該歷史學家將正好處在用這些文獻來書寫歷史的絕佳位置上，就好像他已經獨自完成了所有的預備性工作似的。不管怎麼說，擁有一種完全的歷史感卻未曾拭去——既在切實意義上的，又在象徵意義上的——原始文獻的塵埃，或者說沒有獨自去發現並復原那些原始文獻，這是十分可能的。勒南說：「擁有一種關於歷史及其限度的清晰觀念，並且充分自信了解歷史研究的不同類別，我認為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慣於掌控（Handling ）原始文獻。」 (3) 我們無須在猶太人的或詞源學的意義上來解釋勒南的格言。勒南的話可被理解為只涉及到那種直指原始資料並且僅處理限定性問題的習性。 (4) 無疑，總有那麼一天，所有的與古代歷史相關的文獻都會被編輯並批判地處理了。那時，在歷史研究中，將沒有更多的地方留給文本批判或原始資料研究了；不過如此一來，研究古代通史及專門史的條件，那時將是令人十分滿意的。我們真得不願過多重複了：外證是完全預備性的；它是一種手段，而非一種結果；外證的理想狀態將是它已經被充分踐行了，我們今後也許可以省卻它；它只是一種暫時的必需品。理論上，對於那些希望從事歷史綜合工作的人來說，親自去進行處理他們所用材料的初階工作，這是不必要的；而且，我們有權問——就像常常所發問的那樣——從事歷史綜合工作的人從事外證這類初階工作，是否會有些益處。 (5) 歷史領域內的研究者們應該專門化，這一點難道是不可取的麼？外證或博學的批判，這些吸引人的任務應該移交給某類人（專家們）；其他人釋去了這些重負，將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高階批判工作（整合和建構工作）中。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有言，歷史不能通過手稿來書寫（History cannot be written from manuscripts）。這差不多就是說：「對於一個人而言，文獻必須能為他所用，但要通過那些文獻來書寫歷史是不可能的。」 從前，「批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行當實際上確實是截然兩分的。「歷史學家們」呵護著這一空洞的、華而不實的文學類別——那時它已以「歷史」著稱——從不考慮他們自己應該與批判學家們的工作保持接觸。批判學家則認為，批判性研究界定了歷史應當被書寫但卻是毫不費力就可寫成的種種條件。批判學家們滿意於搜集、校訂歷史文獻並予以分類，但對歷史毫無興趣，並且把過去就理解為他們絕大多數當時人所做的事情。批判學家們工作起來似乎博學本身就是一個目的；而歷史學家們做起事來仿佛通過把純粹的反思力及天賦應用到低等文獻上，歷史學家們就能夠重建起消逝了的事實。那些低等文獻是批判學家們和歷史學家們的共有財產。因此，今天若是完全把博學與歷史分離開來似乎是令人十分困惑的，而且這樣做的的確確是十足有害的。我們並不是說當前鼓吹歷史學勞動分工的人不打算認同上述觀點。人們普遍認為：批判學家們的工作若不應用於歷史學家們的工作中就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於是在歷史學家們的世界和批判學家們的世界之間就必須要建立起密切的聯繫。所有那些話的意思是說：當某些分析工作及全部綜合工作是由同一個人進行的時候，那些工作並不一定就是做得很好；儘管歷史學家和批判學家的諸多特性都可以整合在一起，但把這兩者分離開來並非不合理的；也許這種分離在理論上是合意的，而且在實踐中也常常是必要的。 在實踐中，所發生的是如下情況。無論某人打算研究的是哪部分歷史，都只有三種可能的情況。在第一種中，原始資料已經被校訂並分類；在第二種中，涉及到原始資料的初階工作，僅僅是被部分地完成或根本未做，但不會帶來什麼重大困難；在第三種中，原始資料的情況十分糟糕，要使它們能用就要花費大量的勞力。附帶說一句，我們也許注意到，某一主題的內在重要性與該主題研究前必須完成的初階工作的價值，是天然地不成比例的。像基督教的起源與早期發展史等主題具有極高的價值，但在花上好幾代學者的時間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之前，這類主題是無法被得當地處理的；但是法國革命史這另一類十分重要的主題，關於其原始資料的史料批判卻是要少些麻煩的；在中世紀史中有若干相對不重要的問題，除非是完成了浩繁的外證工作，否則將無法解決。 在前兩種情況中，權宜的分工並沒有產生什麼問題。但是給第三種情況帶來問題了。一個有能力的人會發現：有些文獻，對論述某點歷史來說是必要的，但其情況卻非常糟糕；它們散落四方，被污損了，而且是不可信賴的。這個人必須自己做出選擇：倘若他對那些他知道其必要性的機械工作毫無興趣，則當他預見到這些工作會耗費掉他的全部精力時，他必定會拋棄那一主題；否則，他就會毅然地著手進行那種預備性的批判工作，同時他也絕不會自我隱瞞那種情況，即他完全有可能不會有時間去利用他所核實過的材料，並且他將因此而是在為那些承緒其後的人工作。如果他採納了第二種選擇方案，那麼他似乎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一名職業批判學家。當然，先天的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那些大量搜集文本並刊行批判版的人，為了歷史撰述的目的而去使用他們自己的匯編和輯本。而且我們也看到，事實上有好幾個人已經自己分配了外證這項初階任務和更受尊崇的歷史建構工作：提到魏茨（Waitz）、蒙森和奧雷歐就行了。但是由於好幾個原因，這種結合是很罕見的。首先就是生命的短暫；大規模的編目、輯校和實錄，其工作過程需要大量的機械勞作，最終會耗盡最熱忱的研究者的精力。其次是此一事實，即對許多人來說，批判之學的各項工作並非沒有它們的魅力；幾乎每一個人終究都會在那些工作中發現一種非同尋常的樂趣；從而有些（嚴格說來）渴望著高階工作的人也只從事那些批判工作了。 有些研究者，無論是否自發地，都應只去從事那些批判之學的工作，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麼？毫無疑問，是的。歷史學分工的結果和工業技藝中的是一樣的，而且是很令人滿意的——更充分的、更成功的、更規範化的生產。長期習慣了從事文本復原工作的批判學家們，以無可比擬的靈巧性和安全性來復原文本；那些完全獻身於文獻出處及原始資料研究的人對所從事的研究有著種種直覺，而在其他那些不甚精通這門艱深的、高度專業化的分支學科的人身上卻見不到那些直覺；那些把他們的一生都花費在目錄編排和記錄匯編的人，比常人進行編排及匯編工作要更容易、更快捷且更好些。因此，沒有任何特殊理由要求每一位「歷史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批判之學的積極從業者，而且那些致力於外證工作的批判學家們甚至都是分屬於不同類別的。這好比在一處採石場中，沒有任何工程師同時又是工人，所有的工人也起不了工程師的功能。儘管絕大多數的批判學家迄今仍未嚴格地專業化，而且儘管批判學家因自發地進行不同的批判工作而不斷變更著他們的樂趣，但是，仍可毫不費力地稱呼某些人是提要編目和索引方面的專家（檔案學家、圖書館學家等等），其他人是更特別的「批判學家」（文本的清理者、修補者和輯校者），而另有些人則是傑出的記錄匯編者。「一旦承認博學僅是因其自身的結果而有價值的，科學分工就不會被過度進行」； (6) 而且，各門歷史科學分支的進步是與研究者們越來越窄的專業化相一致的。在不久前，同一個人尚有可能成功地從事所有歷史探究工作，不過那是因為他吸引的是不甚嚴苛的公眾：今天，我們需要有那些精確翔實地、絕對完善地批判文獻的人，那種精確性和完善性暗示了真正的專業技藝。歷史科學現在已經演化到了一個新階段，即主線已溯清、已有重大發現、並且唯有精確的細節論述方可留存下來的階段。我們直覺地感到，任何更深一層的進步都必須借重廣泛的搜集整理工作、深入的分析工作，而這些工作唯有專家才有能力進行。 但是，把研究者們分成「批判學家們」和「歷史學家們」（以及不同外證分支中批判家們的分類）的最佳辯護理由，將在如下事實中被發現：不同的人有著適於不同任務的不同才能。在我們看來，高等歷史教育機構存在的首要理由之一就是給具有辨識力的教師們（想來應是有經驗的人）提供一個機會：讓這些教師在他們的大學教書生涯中，能夠在學生們中間找到適於從事批判之學的某種天才的胚芽，或者根本上就無法勝任批判工作的人，視具體情況而定。 (7) 批判不是人為的，而是天生的。 [2] 對於一個天生不具備某些天資的人而言，一項專門化的博學職業僅僅是註定了的失望事情；因而，當年輕人對於是否進入到那麼一種職業猶豫不定的時候，能給予這些年輕人的最大幫助就是告誡他們那一事實。那些一直以來都致力於那些預備性的批判任務的人，或者是因為他們對這些任務有興趣而先於別的工作選擇了它們，或者是因為他們知道它們是必要的而自覺接受它們。從倫理觀點來看，那些選擇從事它們的人比那些自覺接受它們的人要少些優點的。但儘管如此，選擇從事批判工作的人已經普遍獲得了更好的結果，因為他們進行研究不是因為義務，而是滿心歡喜地全身心地投入。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這種情況，並且為了他的個人興趣和普遍利益，選擇最適合他的專業；這一點是重要的。 我們現在將核查一下那些外證工作中應有的天然傾向和真正該被禁止的不良缺點。由於職業習慣對批判之學工作的特性造成了影響，我們將用幾句話來專門探討這些影響。 Ⅰ．在這些苦工中，要有所成就的首要條件就是喜歡它們。那些特別具有詩人或思想家才華的人——換言之，那些被賦予了創造性力量的人——要想他們自己能從事那種專門性的初階批判工作，是有著很多困難的。他們絕對不是輕視批判工作；相反，他們若是真的聰明是會珍視它的；但是，他們因為害怕這是常言所謂的以卵擊石而畏縮不前，不敢專力於它。巴斯納熱（Basnage）力勸萊布尼茨（Leibnitz） [3] 編纂一套卷軼浩繁的《集成》，該《集成》包括涉及各民族律法的各種未刊文獻。「我不想」，萊布尼茨致書巴斯納熱，「我不想變成抄寫員……你給我的建議，就好像一個人想讓他的朋友去娶一個潑婦似的，這一點你會想不到麼？因為讓一個人去做一件終生的工作，就和給他找個老婆是一樣的」。 (8) 勒南認為那些繁重的初階勞動「已經給高階批判提供了可能性」並且使得歷史建構的嘗試成為可能。勒南說：「（比起那些從事著這些苦差的人來）智識需求更強烈些的人現在應該成功完成了那種自我克制的活動，這些人將成為英雄……」 (9) 儘管勒南指導出版了《閃米特語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 ），萊布尼茨編輯了《布倫瑞克史家文獻集成》（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 ），但是幸運的是，萊布尼茨、勒南等高識之士都沒有英雄般地把他們的高才都奉獻給純粹的批判之學。 在這批高識之士（以及那些不計其數的錯誤認為他們也有那種才智的人）以外，幾乎每一個人最終都能在預備性批判的細枝末節中尋得某種滿意之處。這種情況我們已經說過了。原因就是，這種批判實踐引發並培養了兩種特別廣泛的趣味——搜集和解迷的興趣。無論是搜集各種各樣的異文還是郵票，搜集的快樂都不僅能被兒童而且也能被成年人感受到。猜字謎，解答一些嚴格限定範圍的小問題，都是吸引眾多才智之士的差使。每一次發現都帶來歡樂；而且在博學領域中，無論人們是否以戰勝困難為樂，都有著數不清的發現物可酬答人們；那些發現物有的毫無遮掩地散落在那兒，十分顯眼，有的則被幾乎難以逾越的壁壘守護著。無論什麼樣的學者，都有著各種非凡的搜集及解謎的直覺，而且他們中有些人對這一事實還有著十分清醒的意識。「在我們選擇的道路上，我們遭遇的困難越多」，奧雷歐先生說，「令我們歡悅的事業就越大。這種勞動，即所謂的文獻學［對文獻出處的研究，主要是從託名偽作的角度進行的］，它並不渴求公眾的敬意，但是它對那些獻身於它的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是的，它無疑是一種卑微的研究，但是世間又有多少其他研究在解決研究所遇到的困難時，可常常給予我們放聲高歌我找到了（Eureka）的機會呢」。 (10) 朱利安·哈維特，當他「已經名揚於歐洲的學者們中」的時候，常常「通過明顯瑣屑的小遊戲，比如猜填空字謎或者破譯密碼」，來自己給自己解悶。 (11) 深刻的直覺，具有最高的功用！而且在某些個體身上，那些直覺也許展現出孩子氣的或可笑的反常。歸根結底，那些直覺都是科學精神的形式，儘管是最初級的形式。那些缺少直覺的人，在批判之學的世界中將沒有任何位置。但是那些渴望成為批判學家的人，卻總是很多的。這是因為：解釋、建構和說明的工作，需要極為罕見的天賦；雖然所有那些碰巧從事歷史研究的人，都渴望著在那一行中做些有用的工作，但那些人卻缺少心理機敏感（psychological tact），或者發現寫作是令人厭煩的；所以，那些人總是被初階工作中的簡單而又平靜的快樂迷住。 但是要成功進行批判工作，光喜歡它們是不夠的。有些限定條件是必要的，而且「熱情不能替代它們」。限定條件是什麼？那些問這個問題的人，已經含糊地回答了：「道德的限定條件而非思想規則上的，耐心、思想上誠實……」更精確些是不可能的麼？ 有些年輕的研究者，對於那些外證的苦差並沒有什麼先天的反感，他們甚至有可能還很喜歡那些苦差，然而經驗已經表明：他們完全不能從事那些苦差。如果那些人是識見很低的話，那這種情況就不會令人困惑不已了；否則，這種無能力就將只會是他們普遍弱點的一種表現；如果他們沒有經歷過任何專業學徒期，那麼這種情況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們關注的是那些受過教育的聰明人，有時候這些聰明人還具有特別的才幹，而且他們並不是在上述不利條件下工作的。我們聽說過那種人：「他幹得很差，他天生犯錯。」他們的編目，他們的輯本，他們的實錄，都充斥著缺憾，而且絕對不會讓人產生信任感；即使他們很努力，他們也絕不會達到那種精確。我不是說絕對精確，而是某種程度的精確。那些人患上了「慢性不精確症（chronic inaccuracy）」，即一種以弗勞德（Froude） [4] 為公認典型例證的疾病。弗勞德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他註定了絕不可能寫出任何不會無誤的清白陳述。據說，他不斷地犯錯。比方說，他參觀澳洲的阿德萊德（Adelaide）。「我們看到」，他說，「在我們下方，在一個河流環繞的盆地中是一個有著15萬常住人口的城市，這座城市中沒有一個人曾有或將會有片刻的憂煩，那種憂煩是涉及到他那慣常的一日三餐的」。由之，弗勞德現在要面對著這些事實了：阿德萊德是在一處高地上；沒有任何河流穿越它；當弗勞德參觀它時，其人口不超過7.5萬，而且當時它正遭受著一場饑荒。類似的錯誤就更多了。 (12) 弗勞德充分意識到了批判的功用，而且在英國，他身列首批把歷史研究奠基於對已刊及未刊的原始文獻進行研究的人之中；但是，他的心理構造使得他完全不適合從事文本校訂工作；是的，無論他什麼時候觸及到那些文本，他都會無意識地謀殺了它們。就像色盲（妨礙一個人正確區分紅色和綠色信號的視覺器官疾病）不能勝任鐵路工作一樣，「慢性不精確症」或者「弗勞德病（Froude's Disease）」應該被視作與批判之學的職業實踐是不相容的。 弗勞德病看來似乎未曾被心理學家們研究過，而且它也沒有被認為是一種單獨的病理事實。每一個人都會「因為粗心」、「因為疏忽」以及其他因素而犯錯誤。所謂的反常指的是儘管做了最堅定的努力以保證精確，但還是犯了諸多錯誤，而且總是在犯這些錯誤。也許這種現象與注意力先天地不集中和過度進行了不自覺的（或下意識的）想像活動有關；這種不自覺的想像是病人的意志，缺乏力度和穩定性，不能被完全控制。這種想像闖入到智識活動中，只會損害到後者；這種想像的作用就是通過推測來填補記憶的溝壑，放大並弱化現實，並且把現實與純粹構想出的東西相混淆。絕大多數的孩童，用這種不準確的想像把每一件事情都變了形，而只有在經過一場艱難的鬥爭之後，他們方才能得到一種嚴謹的精確——換言之，學會主宰他們的想像。就此而言，許多人終其一生，都依然是個孩子。 但是，不管弗勞德病的心理誘因是什麼，另有一點是要我們注意的。即心智最健全的、平衡保持最好的人，倘若沒有給批判工作留出必要時間的話，往往也會把最簡單的批判工作搞砸了。在這些事情上，急躁是無數錯誤的源泉。正確地說，耐心是學者最重要的美德。不要做得太快，干起活來要考慮到總有些事情是要等些時候才能完成的，暫擱做不了的工作而不是把它搞糟。這些箴言說起來十分容易，但是難以在實踐中被所有人遵循，唯有性情和緩的人才能踐行。神經質的、易興奮的人，總是匆忙地完成工作，總是在他們的職業中搜尋變數，總是掛念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和驚奇的事物；這樣的人也許在別的職業中干起活來會令人尊崇；但是如果他們全力從事博學工作，那麼他們註定會積累起大量的臨時性工作，而此種臨時性工作極有可能做起來更有害而非更有益，並且最終肯定會給他們帶來一個又一個的麻煩。真正的學者是冷靜的、節制的、審慎的。在人生動盪之際，無論何種風氣勢如洪流般不可阻遏，真正的學者都絕不會慌張，為什麼他要慌張呢？重要的事情是，他所做的工作應該是紮實的、可靠的、不朽的。「花上幾個星期，仔細琢磨一部20頁的傑作」，以便讓歐洲學者中的二或三人確信某份獨特的特許狀是偽造的，或者花上10年時間去建構關於某份污損文獻的最大可能的文本，這樣的工作比起把數卷精確度一般的逸聞在同一時間段內刊行來要更好些。而那種精確度一般的逸聞，未來的學者們某一天將不得不從頭到尾再度重加磨礪。 無論一個人會選擇批判之學的哪一特殊分支，他都應該是天生審慎的，有著特彆強的注意力和意志，而且他既要有推理才能又要對行動毫無興趣、無甚喜好；因為他必須下定決心為那些遙遠的且不確定的結果而盡力，而且幾乎任何時候，他都是在為別人謀利。此外，對於文本批判和原始資料研究來說，具有解謎的直覺是很有用的。那種直覺換句話說就是一種機敏的、創造性的傾向，這種傾向被種種假說滋養著，能夠迅速地去把握、甚至是猜測事物的各種聯繫。對於描述和匯編（為詳盡目錄和一覽表、《集成》和《實錄》編輯工作作準備的）的任務來說，絕對有必要具有搜集者的直覺，還要加上一種特別的工作欲望、有條不紊的天性、勤奮和堅定。 (13) 這些都是所必要的天資。外證工作令那些缺乏這些天資的人十分不快，而且外證所得到的結果與這些人所耗費的時間相比是十分微小的；因此，一個人若是在進入批判之學這一行前也很了解他的行業，那麼這樣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了。看到那些人，因為缺少合適的明言而迷失了道路，徒勞地把自身精力空耗在那一職業中，這是頗令人同情的；特別是當那些人有絕佳的理由相信他們在其他領域內也許憑他們的才智就可獲得更大的益處的時候，更是如此。 (14) Ⅱ．由於批判性的、預備性的任務顯著地充分合乎眾多德國人的氣質，而且因為在當前的世紀中德國的博學活動已是龐大的，所以我們必須去德國找尋那些心智嬗變（mental deformations）的最佳例證，這些心智嬗變歸根到底都是由於習慣性的外證實踐而產生的。在德國大學及相關領域內，對於批判工作給學者們造成的惡劣影響，幾乎沒有哪一年過去了卻聽不到抱怨的。 在1890年，吉森（Giessen）大學的校長菲利皮先生（Herr Philippi）深深地哀嘆那在預備性批判和普通文化之間敞開著的裂隙，他說：文本批判埋頭於無甚重要的細枝末節中；學者們為了校勘的樂趣而去校勘；無數的預防措施，都被應用在了對毫無價值的文獻進行復原上；因而顯然地，「研究材料，被認為比其智識活動的結果要更具有重要性」。這位吉森的校長，在德國學者們的流行風尚中以及他們苦楚的論戰性著作中，看見了那一習慣的影響。那一習慣指學者們所感染了的「過度專注瑣事」（preoccupation with little things）的習慣。 (15) 同一年，巴勒（Bâle）大學的J．V．普弗琉克·哈東先生說出了同樣的評論。「歷史科學各高階分支被輕視了」，這位作者在其《歷史研究》（Geschichtsbetrachtungen ） (16) 中說道：「所有被認為有價值的，現在只是那些微觀的觀察結果，以及瑣碎細節上的絕對精確。對文本和原始資料的批判，已經成為某種競技運動；換言之，遵從這場遊戲的規則就足以確保內行們認可，根本不必去考慮研究所得結果的內在價值，同時若想最低限度地打破這場遊戲的規則，都被認為是不可原諒的。學者們彼此間普遍是粗魯地惡意相對；他們挖了些小丘，卻稱它們是峻岭；他們的虛榮和法蘭克福公民們的自負一樣，是滑稽的。法蘭克福的公民們過去常常沾沾自喜於看到，『所有你能看到的，直至遠方的拱門，都是法蘭克福的領地』。」 (17) 對我們而言，在學者們常常遭受到的三種職業風險——淺薄涉獵（dilettantism）、吹毛求疵和無力從業——之間，我們傾向於有所區別： 首先挑出最後一個無力從業。——批判分析的習慣對某些人的智識造成一種鬆懈性的、麻痹性的影響。天生性情膽怯的人發現：無論他們在批判工作、文獻輯校或整理上花了多少勞力，他們往往都要犯些小錯，而且因為他們所受的批判教育，這些小錯令他們滿心厭惡畏懼。若是校改時間錯過了，卻又在他們完成了的工作中發現大錯，這會使得他們感到劇痛。因為擔憂那些可能的瑕疵，他們最終會陷入一種病態的焦慮和顧慮的狀態。那種焦慮和顧慮阻止了他們做任何事情。他們不斷地進行嚴格的檢討，但這類檢討卻使得他們停了下來。他們把同樣的標準用於其他人的工作成果，最終他們在歷史著作中僅僅看到了典據、注釋和參考文獻。而且在參考文獻中，他們只看到了其中要校正的錯誤。 吹毛求疵。過分批判就和最拙劣的無知一樣，都會導致錯誤。吹毛求疵主要是批判原則被應用在了超出其權限範圍外的各種情況中。吹毛求疵與批判相關，就像咬文嚼字與邏輯相關一樣。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察覺出謎團，即使是在那些毫無困惑的地方。這些人挑取出那些完全清楚明白的文本，然後以除去想像中的文本訛誤為藉口，細究那些文本，最終他們把那些文本搞得疑竇叢生。他們在真實的文獻中發現了偽造的痕跡。一種奇怪的心態！通過堅持不懈地提防著輕信的本能，他們逐漸懷疑起每樣東西。 (18) 人們注意到：當文本批判和原始資料研究取得了積極進步的時候，吹毛求疵的危險隨之就會與日俱增。當所有的歷史資料都被正確地批判了（對於古代史的某些領域，這並非什麼渺茫的期望）的時候，良好的判斷力將喝令停下來。但是批判學家們將拒絕停止；就像他們對校勘絕佳的文本所做的那樣，他們會仔細推敲，但那些反覆推敲的人將無可避免地落入吹毛求疵中。「歷史研究及其輔助性的語文學諸科的特殊性」，勒南說，「就是一旦它們達至其相對完美程度，它們就開始自我毀滅了」。 (19) 吹毛求疵就是這種情況的誘因。 淺薄涉獵。職業的和業餘的批判學家們都有著一種傾向，即把文獻外證當做一種技巧遊戲。他們認為外證是很難的，但從外證規則的複雜變化中會衍生出某種樂趣，而那種樂趣就和下象棋差不多。他們中有些人對更大的問題——實際就是指歷史本身——是漠不關心的。他們為批判而批判，而且在他們看來，無論研究結果會是什麼，研究方法的雅致都比研究結果要更重要些。這些藝術能手們，對於把他們的工作與某些普遍觀念聯繫起來——例如，系統地批判涉及某一問題的全部文獻，以求解答該問題——是毫不關心的；他們不加區別地批判與各色主題相關聯的各種文本，而且這些文本還得是被完全污損了的。他們以批判技能為武器，涉獵了整個歷史領域，並且暫停於任何一處需要他們幫助的棘手問題；若是這個問題被解決了，或者至少研討過了，他們就到別的地方找尋其他問題。他們在死後沒有留下什麼一以貫之的著作，而只是一批駁雜不一的研究報告。這些報告涉及每一個可以想到的主題，正如卡萊爾（Carlyle） [5] 所言，它們就像是一間古董店或一處小島星落的群島。 淺薄的涉獵者們，以貌似十分有理的論點捍衛著他們的淺薄涉獵。首先，他們說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在歷史中，沒有任何文獻沒有它的價值：「沒有任何科學的工作是沒有結果的，任何真相對科學都是有其用處的……在歷史中，沒有任何主題是瑣碎的」；因而，「使得工作有價值的，並非某主題的本質，而是所用的方法」。 (20) 歷史中重要的事情不是「人們積累的種種觀念；而是精神的體操，智識的訓練——簡言之，科學的精神（scientific spirit）」。即使假定了歷史資料的重要性程度不一，也沒有一個人有權先天的就斷言某份文獻是「無用的」。請問在這些問題上效用判斷標準是什麼呢？多少被長期鄙夷的文獻，不是由於人們視角的轉變或有了新的發現，而被突然加以重視了麼？「所有的排除都是輕率的；沒有任何研究，可以被預先打上火印認為是必定無結果的。那種本身就毫無價值的東西，也許作為一種必要的手段會變得有價值」。也許會有那麼一天，科學大廈在某種程度上被完成了，那時微不足道的文獻和事實也許可以被放心地拋開；但是，我們現在並不能把必要的與冗餘的區分開來，而且分界線將肯定絕不會被很容易地找到。這證明了最專門的研究和各方面均無效用的研究都是正當的。而且，如果越來越難以區分的話，那麼即使有些無用的工作，這又有何妨呢？「它是科學的一條法則，也是所有人類活動的一條法則」，而且確實是所有關於自然的工作中的一條法則，「概括地說，工作起來要有廣闊的所謂冗餘空間」。 儘管最大限度地去反駁這些論點是可以辦到的，但我們並不打算這樣做。此外，勒南已經以同等魄力為問題的兩面作了辯護，他以如下言語決定性地終結了論辯：「某些研究占用了一些時間，而這些時間本來最好是花在更嚴肅的問題上，就此而言，也許可以說那些研究是無用的……儘管對一名工匠而言，充分掌握所從事工作的所有知識是不必要的，但是，人們依然希望那些獻身於特殊行當的人對某些一般性因素有所認識。人們認為正是那些一般性因素才使得他們的研究有價值。現代科學把其進步歸之於所有勤勞的工作者們，如果工作者們對於他們所做的工作有一種哲學上的理解，那多少寶貴的時間將被省下來啊！……讓人深以為憾的是人類勞力的浪費是太大了，而這純粹是因為缺乏嚮導，且對所追求的目標沒有一個清晰的意識。」 (21) 淺薄涉獵，與特定水準的精神狀態及特定程度的「道德完善」是不相容的，但是和技術熟練程度是相符的。某些最嫻熟的批判家們純粹是在賣弄他們的技藝，從來沒有反思過目標。對那些目標而言，他們的技藝只是一種手段。然而，不可推論出科學本身毫不畏懼淺薄涉獵。進行批判工作的淺薄涉獵者們，工作起來有若幻想和好奇心在向他們發號施令；吸引他們的那些問題，不是因為它們內在的重要性，而是因為它們的困難程度。淺薄涉獵者們並沒有向歷史學家們（那些人，他們的工作就是整合材料，並且為了各種主要歷史項目而使用那些材料）提供後者最急迫需要的材料，而是供以也許可等些時候才會用到的其他材料。如果這些專家們在外證方面的活動只指向那些其解決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而且如果他們的活動從頭到尾都是有條不紊的、引導性的，那麼外證的成果將更豐富些。 通過某個理性的「勞動組織」來預防淺薄涉獵的危險，這種觀念已經是陳舊的了。50年前，普遍聽到人們在談論著「監管」，即那「把分散力量集中起來」的「監管」；到處都在夢想著仿照那些現代工業建立起「大工場」，在那些工場中，為了科學的利益，預備性的批判工作會被大規模地完成。事實上在我們的時代，在幾乎所有的國家中，政府（通過各種歷史委員會和考察團）、學院和學術團體，為了大宗搜集事業的目的，已經在竭盡全力地集中專業學者們，並且協調這些學者們的工作。這一切像極了舊日各家修會所做的。但是，儘管這種外證專家們的聯合體是出於工作目的而組建的，並且還有著幹練人士的監管，但卻仍呈現出了某些巨大的機械性困難。「科學勞動組織」的問題，依然是處在議事日程上。 (22) Ⅲ．批判學家們經常被指責是傲慢無禮的，而且他們對其同行的工作所給的評價也被認為是過於嚴苛的；我們看到，這些缺點常常被人們歸因於批判學家們過於「專注瑣事」，那些其工作被嚴格評判過的人更是被認為如此。但事實上，謙遜且溫和的批判學家是有的：因而缺點問題是一個性格問題；就此而言，職業的「過度專注瑣事」並不足以改變天生的傾向。「這好心的杜·孔日先生（Ce bon monsieur Du Cange）」，正如本尼迪克特派教士們所言，是謙遜的過了頭。「要想做得更多些，並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是必需的」，杜·孔日在談及他的工作時說，「除了眼睛和手指」，按此原則，他從不責備任何人。「如果我研究它是為了研究的快樂，而且不會給任何別的人帶來痛苦，那麼至多會給我自己帶來點快樂」。 (23) 當然，絕大多數批判學家們確實對於揭露彼此的錯誤毫無內疚，而且人們也真得發現他們那素樸的熱情有時候是以苛刻的、專橫的言語表達出來的。除了這種嚴苛態度之外，那些批判學家們都是十分正確的。像物理學家、化學家和其他學術及科學行業的成員一樣，批判學家們熱切地渴望著明了科學真理的價值，因此，他們認為責問犯錯者是必要的。由之，他們就能夠關上門，不讓那些無能力的人和往昔出沒於他們這一行中的江湖騙子們進入。 在那些打算獻身於歷史研究的年輕人中，有些人的商業氣息和庸俗志向要強過對科學的熱愛。這些人常常自言自語道：「歷史工作，如果它是依據方法原則進行的，那麼就需要無盡的勞動和審慎。但是，難道我們沒有看到那些其作者多多少少嚴重違背這些規則的歷史著作麼？那些作者因為需要無盡的勞動和審慎而思考得更少一些了麼？愛深思熟慮的作者，總是最盡責的作者麼？機敏不能替代知識麼？」如果機敏真的替代了知識，那麼由於做壞的工作要比好的容易些，而且這些人的重要事情都是辦成功了的，他們也許會被誘惑去推斷：無論他們幹得多麼糟糕，只要他們能成功就行。在這塊幹得最好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最優秀的人的領域內，就上述問題而言，為什麼歷史研究不該進展得完全跟他們想的一樣呢？沒錯，這種局面應歸之於批判學家們無情的嚴厲批判。批判學家們指責他們是可鄙的，而且這種算計也是災難性的。 直到第二帝國末期，在法國仍然沒有出現任何關於歷史研究題材的開明輿論。歷史博學工作的糟糕著作被泰然地出版，而且有時候這種糟糕著作的作者甚至還會得到不該得到的獎賞。《文史評論》（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的創辦者們正確地認識到這種情況會令人士氣低落，於是他們擔負起了與之作鬥爭的任務。為此目的，他們主掌了公開懲處那些明顯缺乏良知或方法的批判學家們的權力。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責懲旨在讓那些批判學家們永遠地厭惡博學工作。在歷史研究領域內，他們執行了各式各樣值得注意的判決，但這一切都不是為了判決的快樂，而是在以堅定的決心去確立一種審查制度和一種有益身心的正義性恐懼。此後，糟糕的研究者們沒有得到任何的寬恕；而且，儘管《評論》並沒有對全體公眾施加什麼重大影響，但它的管制活動覆蓋了十分廣泛的領域，以至於給絕大多數的那些認為真誠品質是必要的且尊崇方法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而，在最近的25年里，那股責懲糟糕研究者的衝動，已經出乎預料地擴散開來了。 在諸多與學者們的研究相關聯的事情上，欺騙學術界（或者至少繼續欺騙一段時間）現今都是一樁十分困難的事。在歷史科學領域內，就和各門嚴格意義的科學的情況一樣，現今想發現一處新的錯誤或者質疑某條古老的真理，都是太遲了。在某次拙劣的化學實驗或某份草率的輯本被同樣認出來之前，也許要花上幾個月，甚至有可能要好幾年；儘管不精確的結果會被有所保留地暫時接受，但謬誤或遲或早——一般來說會很快——總會被發現、譴責並去除掉。外證工作的理論現在被令人非常滿意地建立起來了，完全精通這些理論的專家們的數量，在每個國家都是非常多的。因而極少例外地，只要各種文獻的提要編目、輯本、《實錄》、論著等問世，它們就會被專家們細核、剖析並鑑定。今後，若是冒險出版一本博學著作，卻沒有首先完成那些可能令之無懈可擊的事情，那這將是輕率至極的；否則，該著作將被迅速地（或者稍稍延遲些）攻訐並打倒在地。某些好心人不知道這一點，仍然不時地拋頭露面，他們這些人完全夠被列入準備不足的批判之學的列表中了；他們滿懷期望是有所作為的，並且顯然確信在歷史領域中和在政治及其他領域一樣，有可能通過即興的和近似的方法而非任何「專門知識」來進行研究。他們日後感到懊悔了。若是知道這一點，那些好心人就不會去承擔這項冒險任務了；因為他們若是意識到這項苦活是意義重大的，但榮譽是一般的，而且這一領域是被卓越的專家們全神關注著的，那麼批判之學的任務對他們就毫無吸引力了。這些專家們對入侵者們是沒有太多好感的。那些好心人清楚地看到歷史領域並沒有給他們這些人留出什麼地盤來。因而，批判學家們那率直的、堅定的真誠性，驅逐走了某類不受歡迎的同行，而後者是嚴格意義的「歷史學家們」至今仍偶爾要遷就的。 糟糕的研究者們，正在尋找著一塊比批判學家們的批判要少些嚴密性的地方；事實上，他們是非常樂意避難到歷史解說中去。方法規則在歷史解說中並非一目了然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並非人人皆知的。文本及原始資料批判現在已經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但與此同時，歷史綜合工作仍在被隨意地進行著。精神錯亂、無知、疏忽——在批判之學的諸種工作中，都是非常顯眼的缺點——在歷史工作中，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被文學技巧掩蓋了；而且在此方面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全體公眾對這些缺點是毫無警覺的。 (24) 簡言之，在這一學科內，逃避懲罰依然有著一定的機會。不過，這種機會在逐漸減少。終有一天，做了錯誤綜合的淺薄作者們，將和現今那些在預備性批判方面顯得肆無忌憚或毫無章法的人所得到的待遇一樣，不會再被款待備至了。那一天不會太久了。19世紀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是奧古斯丁·梯也里、蘭克、弗斯泰爾·德·古朗治、泰納等人，他們雖恍若昨日方逝，但他們的著作卻已經被抨擊得體無完膚。他們方法上的缺憾，已經被看見、界定並處以了判決。 人們已反思到：那個可以糟糕地進行工作但卻不會因之而獲罪的時代，現在已經結束了，或者說幾乎結束了。那些對其他考慮事項無動於衷的人，應該因這種反思而在歷史工作中變得真誠起來。 注釋 (1) 這一觀點很容易被展開，而且常常被人擴充，近來J．貝迪耶先生對它有所發揮，載Revue des Deux Mondes ，February 15，1894，pp．932以下。 有些人欣然地承認博學這類苦差是有用的，但卻又不耐煩地發問是否「某份文本的輯校」或「對哥特語羊皮書的釋讀」是「人類心靈的至高成就」，是否外證實踐所內蘊的那種智識能力證明了或沒有證明「所有這些小事——它們改變了那些擁有那種智識能力的人」——都是正當的。這個問題顯然沒有什麼重要性，但一場論戰在布呂內蒂埃先生（M．Brunetière）和布舍里先生（M．Boucherie）之間展開了。布呂內蒂埃先生勸告學者們要謙遜持中，而布舍里先生則堅持認為學者們有理由自豪，有關文章載Revue des langues romanes ，1880，vols．Ⅰ and Ⅱ． (2) 在只涉及到外證的地方，有許多人是第一流的批判家，但是他們從未形成高階批判的概念，或者一種對歷史的真正理解。 (3) Renan，Essais de morale et de critique ，p．36． (4) 「如果它只是為了嚴格的精神科學（mental discipline）著想，那我就不該看重那從未（至少在其一生中某段時間未曾）致力於闡述某些特殊要點的哲學家」（L'Avenir de la science ，p．136）。 (5) 是否「所有的須親自進行的初階發掘工作」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必要的，對此問題，參較J．M．Robertson，「Buckle and His Critics」（London，1895，8vo），p．299。 (6) 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 ，p．230． (7) 對於那些令人氣餒的和鼓舞人心的職業而言，大學教授是處在美妙的天堂中；但是，「魏茨在某次學術講演中正確地指出，學生們通過個人的努力必定可以實現目標（批判技能）；教師在這項工作中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Revue Critique ，1874，Ⅱ．p．232）。 (8) 轉引自Fr．X．von Wegel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istoriographie （München，1885，8vo），p．653。 (9) Renan，同上，p．125。 (10) B．Hauréau，Notices et extraits de quelques manuscrit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Ⅰ．（Paris，1890，8vo），p．v． (11)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1896，p．88．比較一下在那部令人感興趣的思想傳記中的類似特點，該傳記是關於希臘學家、古文書學家和文獻學家夏爾·格羅的，E．Lavisse著（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 ，Paris，1885，18mo，pp．265以下）。 (12) 參見H．A．L．費希爾（H．A．L．Fisher）的文章，載Fortnightly Review ，Dec．1894，p．815。 (13) 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有著從事批判之學的獨特才華；他們這些人既有著解決問題的能力，又有著搜集的嗜好。然而，很容易把他們劃為兩類人：一方面可根據他們對文本批判及文獻出處研究所表現出的明顯偏好，另一方面可依據他們對更吸引人的但智識性差些的搜集工作所表現出的明顯喜愛。J．哈維特是一位博學問題研究的大師，但他總是拒絕從事廣泛搜集莫洛溫王朝皇家特許狀的工作，而那是一項他的仰慕者們期待著他去做的工作。就此而言，他欣然承認他「缺乏進行長期技術性活動的興趣」（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896，p．222）。 (14) 普遍聽聞的是此種論斷的反面，即：批判之學這苦差（外證），在歷史領域中勝過其他工作；所有這些工作都是處在平均能力範圍內的，而且，智識最平庸的人在經過某種適當的初階訓練之後，也許都能有效地從事它們。沒有任何思維水準或思考能力的人，的的確確都能在批判領域中從事各種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具有某些特別的才能。錯誤觀點是：每一個人只要是善意的且經過了某種特殊訓練，無一例外地都適合從事外證工作。在那些不能勝任這些工作的人和那些適合它們的人中，既有明理之士，亦有呆瓜白痴。 (15) A．Philippi，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en philologischen Unterricht ，Giessen，1890，4to．比較Revue Critique ，1892，Ⅰ．p．25． (16) J．von Pflugk-Harttung，Geschichtsbetrachtungen ，Gotha，1890，8vo． (17) 同上，p．21。 (18) 比較前文，p．99。 (19) 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 ，p．ⅩⅣ． (20) Revue historique ，1 ⅩⅢ．（1897），p．320． (21) Renan，同上，pp．122，243．E．拉維斯（E．Lavisse）在其致巴黎學生的演說中曾以其他言語表述了同樣的思想，但勒南的表述遠勝過拉維斯（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pp．14，86，&c．）。 (22) 我們中的一位（朗格諾瓦先生）提出：應另擇機會詳盡闡述一下，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研究組織在過去300年里（特別是19世紀）所有已做過的工作。J．富蘭克林·詹姆遜（J．Franklin Jameson）已經搜集了一些關於該主題的資料，「The Expenditure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in behalf of History」，載「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1891」，pp．38-61． (23) L．Feugère 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 Cange，pp．55，58． (24) 儘管外證專家們對相關批判工作是判斷力敏銳的，但是當他們沒有在方法上先天地輕視所有綜合的時候，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會和其他人一樣，很容易就被各類錯誤的綜合、「一般觀念」的呈現或種種文學技巧弄得不知所措。 ———————————————————— [1] 亦可譯作批判歷史學或校勘學。 [2] 語出荷蘭古典學家魯恩肯（1723—1798）。 [3] 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著名哲學家；巴斯納熱（1653—1723），法國教士，萊布尼茨的朋友。 [4] 弗勞德（1818—1894），英國歷史學家和作家，卡萊爾的友人和學生，也是卡萊爾遺囑指定的處理其文學遺著者之一。 [5] 卡萊爾（1795—1881），英國著名散文家和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