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六章　對原始資料的批判性分類

讓我們設想一下：分類明確的或者與某一特定主題相關的所有文獻，經過前述的工作，都已經被發現了。則我們知道這些文獻現在哪裡；如果有必要的話，每份文獻的文本都已經被復原，而且每份文獻都被從文獻出處的角度予以批判性核實過了。我們也知道它們來自哪裡。但是，依然要去整合被如此這般核實過的材料，而且還要把這些材料分門別類。這是也許可被稱作高階批判（或內證）及建構的預備性工作的最後一步。 任何要研究某點歷史的人，首先都必須把他的原始資料分門別類。只有被以一種理性的且便利的方法整理過了，那些核實過的資料方才能被充分利用。整理資料是歷史學家這一行中明顯卑微的，但確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已經學會如何進行此項工作的人，因此就搶得了先機。換言之，他們自己幹得少，但所獲多；相反，其他人在浪費著時間和勞力；那些不會整理資料的人，面對著他們自己所累積的大量無序的筆記、摘要、副本和隻言片語，有時候都會窒息的。有些忙碌人士，耗費終生去肩扛那些建築材料，然而卻不知道該把它們放到哪兒去；我們覺得他們那麼做就是在揚起那令人目盲的灰雲。 Ⅰ．我們在此不得不再次坦承：這初始的、天然的衝動並非是最正確的。絕大多數必須要用到大量文本的人，其初始衝動都是從那些文本中摘抄筆記；一條接著一條地摘抄，就為了他們好通過這些筆記來研究那些文本。許多早期學者（我們有他們的文章）靠這套系統工作，而且絕大多數沒有得到預先誡告的初學者們也那麼做；初學者們像早期學者一樣，保存著筆記本，並且不斷地並漸次地添寫著關於他們所感興趣的文本的筆記。這種方法是完全錯誤的。所搜集的材料遲早都必須被分類；否則，當偶爾要分別處理關於某一點歷史的材料時，就必須把一整套筆記本從頭讀到尾，而且倘若要處理些新細節，這一艱辛過程都不得不再次重複。如果那種筆記方法一開始似乎就是吸引人的，那是因為它看起來好像節省了時間。但是，這是一種錯誤的節約措施；最終的結果是大大增加了研究工作的辛苦程度，並且給整合材料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其他充分認識到系統分類優點的人，已經打算儘可能快地搜集材料，並按一張預先排定好的圖表來整理這些材料。為此目的，他們使用了筆記本，這些筆記本的每一頁都首先配有著一行標題。由之，所有的同類條目都被放在了一起。這套系統留下了一些缺憾：因為後加的條目並不總是完全合乎所採用的分類表；而且這張分類表，一旦被採用就是剛性的，要修改是很困難的。許多圖書館學家過去常常按這套方案來擬制他們的編目，但這些編目現在被四處聲討。 還有一種更原始的方法，至多只須略微提及。這就是只把這些文獻記在腦海中，卻不採用書面記錄。這種方法一直都被使用著。有著超凡記憶力並且又很懶散的歷史學家們，縱容了這一時的念頭，結果就是他們的引文和參考文獻絕大多數都是不準確的。人的記憶是一台精密的記錄儀器，但它是一種精確性不算高的機器，所以那種念頭是不可寬恕的。 今天每個人都承認：以單張卡片或小紙條的方式搜集材料是可取的。每份文獻的筆記都被書寫在活頁上，並配有著最精確的可能來源標記。這一技巧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小紙條是可分拆的，這使得我們能以多種多樣的組合方式自由地聚合它們；如果有必要的話，還可以改變它們的位置。比方說，我們可以很方便把同類文本集中在一起，也可以把添補的文本歸併到它們所屬的文獻類型中。有些文獻，從好幾種觀點來看都是令人感興趣的，並且應該出現在好幾類中；對於這些文獻，分幾次把它們登錄在不同的小紙條上就夠了；或者把它們登錄在可能常用的參考書目小紙條上。進而，小紙條這種方法適用於搜集、分類並利用任何規模程度的文獻，它是唯一有可能機械化的方法。統計學家、金融家和文學家，與學者們一樣都注意到了這種方法，並且現在已經發現了這種方法的優越性。 小紙條的方法也並非完美無缺。每一張小紙條都應該配有精確的參考標記，這些標記涉及到所摘錄內容的來源資料；因而，如果一份文獻已經被分解在了五十種不同的小紙條，則同樣的參考標記必須重複五十遍。相應地，要略微增加書寫的數量了。肯定是因為這種無足掛齒的複雜性，某些人頑固地固守著那種低級的筆記系統。再而，小紙條或者活頁由於具有某種特別的可分拆性，則很容易讓人誤入歧途；而且，當一張小紙條丟了的時候，該如何彌補它呢？一開始，沒人會覺察到丟了張小紙條，而發現該小紙條丟了後，唯一的補救措施將會是從頭到尾直接重做一遍所有已做過的工作。不過在事實上，經驗已經指明了多種特別簡單的預防措施；通過這些措施，這套系統的缺點被化約至最小值。這裡，我們無須詳盡解釋那些措施。推薦使用同一規格的小紙條和剛性的材料，並且一有機會就把小紙條有序地放在包裹或抽屜里，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在這些事情上，每個人都可自由地形成他自己的習慣。但是，最好事先就認識到：這些習慣，因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和實踐的，則對科學工作的結果有著一種直接的影響。勒南說過，「這些關於私立圖書館館長資格的要點，構成了科學工作的大半」。 (1) 這並非太武斷的。一名學者會把他的好名望歸之於他的搜集方法，而另一名學者則會因不會搜集整理資料而（可謂之）名聲掃地。 (2) 在搜集了那些文獻後——無論那些文獻是無刪節地（in extenso）還是節略地抄錄，不管是寫在小紙條上還是活頁上——我們都要給那些文獻分類。以何種方案？按什麼順序？顯然，不同情況必須不同對待；擬定一條完全適用那些文獻的精確公式，這並非合理的。不過，我們也許可以給出一些普遍意見。 Ⅱ．我們區分出兩類歷史學家：為了歷史研究之目的而對核實過的文獻分門別類的歷史學家，以及匯編「實錄」的學者。通過「實錄」和「集成」這兩個詞，我們從方法上認清了歷史文獻的分類搜集。在一套「集成」中，文獻被無刪節地複製；在「實錄」中，文獻被分解記述。 這些匯編的用途就是去幫助研究者們搜集文獻。學者們要親自去進行檢索文獻並予以分類的任務。這項任務只須學者們做一次就夠了。感謝學者們，公眾從此將免於這些苦差。 文獻可以根據它們的日期、來源地、內容和形式而被歸類。 (3) 此處，我們有了時間、地點、種類和形式這四種範疇；那麼，通過疊加我們就得到了範圍更窄的諸種劃分。我們也許贊同這樣來分類：例如，所有具有某種特定形式的、屬於某個特定國家的、且處於兩個特定日期間的文獻（菲力普·奧古斯丁［Philip Augustus］ [1] 治下頒布的法蘭西皇家特許狀）歸為一類；或者所有具有特定形式的文獻（拉丁銘文［Latin inscriptions］）歸為一類；或者屬於某個特定種類的文獻（拉丁聖歌［Latin hymns］）歸為一類；或者屬於某個特定的時代的文獻（古代，中世紀）歸為一類。具體說來，我們也許會記起了如下的著作：《希臘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æcarum ）、《拉丁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拉丁教會作家集成》（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J．F．博默（J．F．Böhmer）及其後繼者們的《帝國實錄》（Regesta Imperii ），P．雅費（P．Jaffé）和A．波特哈斯特（A．Potthast）的《羅馬教皇實錄》（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 ）。無論選擇什麼樣的分類，都有著兩種選擇性方案：在那種劃分中，要麼所列出的文獻是有日期的，要麼沒有。 如果文獻是有日期的——通常都有的——例如王庭頒發的特許狀，則要仔細地在每張小紙條的最前端列上文獻製作的日期（以現代計時方法表示）。由之，沒有什麼事情要比以編年的秩序來聚合起所有的小紙條——換言之，所有的已經被搜集到的文獻——要更容易地了。只要有可能就使用編年分類法，這就是規則。這種方法有一整套實際的規程，而且它只有一點困難。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偶爾仍會有些文獻丟掉了它們的日期；這些日期，匯編者一定要復原，或者至少要盡力復原；為此目的，長期耐心的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一份文獻沒有日期，則必須在按字母順序的、地理位置的和分類體系的次序之間有所選擇。拉丁銘文的《集成》史，見證了這一選擇的困難。「依據日期來排列是不可能的，因為絕大多數銘文是沒有日期的。自斯麥提烏斯（Smetius） [2] 時代以來，普遍的做法是把它們分為不同類別，換言之，進行劃分僅僅取決於銘文的內容，而不考慮它們的來源。在宗教的、墓葬的、軍事的和詩歌的等銘文之間，在那些具有公共特性的銘文以及僅僅涉及私人的銘文之間，人們進行了劃分。儘管伯克（Boeckh） [3] 更喜歡給他的《希臘銘文集成》按地理來排列，但他仍主張按主題來排列。伯克認為那些主題迄今仍在被使用，按主題來排列是某種拉丁《集成》唯一可能的排列方法……」［在法國，甚至那些提出按地理來排列的人都］「希望把與某國通史相關的文本作為例外，至少帝國肯定是個例外；1845年，聰普特（Zumpt） [4] 捍衛了一種特別複雜的、折衷的、屬於該種方法的系統。在1847年，蒙森（Mommsen）仍然抵制著按地理來排列（地方性銘刻除外），而且在1852年，當他刊行有關那不勒斯王國的銘文時，他也沒有完全改變他的觀點。隨著《拉丁銘文集成》的出版，柏林學會（Academy of Berlin）的責難也絡繹不絕。唯有在這種情況下，蒙森的經驗智慧日漸累積，漸漸地連埃熱（Egger） [5] 就某外省通史而言的例外都拋棄了，而且認為完全信守按地理來排列的方法是他的職責」。 (4) 考慮到碑銘文獻的本質，這種按地域來排列的方法是唯一理性的那種。這種方法現今已經被充分證明超過50年了；但是昔日在不同方向上嘗試性努力了兩個世紀之後，銘刻的搜集者們才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拉丁銘刻搜集進行了兩個世紀，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根據主題來聚集銘刻，這就和刊行某版西塞羅著作幾乎完全一樣。在那版西塞羅著作中，西塞羅的演說、文章和信函都被割裂開來而碎成各種片段，那些片段被按著它們的主題一一排列開來」；而且，「碑銘文獻，當並排擺開的時候是屬於彼此間可相互說明的同一領域」；最後，「十萬件銘刻幾乎全都屬於不同範疇，要把它們按主題來排列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按地理來排列的次序中，每件文獻都唯有一個位置，而那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位置」。 (5) 當編年的和地理的排列方法是不適合的時候，按字母順序來排列就是非常便利的了。像中世紀的布道詞、聖歌和民謠之類的文獻，都是沒有準確日期和定位的。這類文獻被排列起來，系依據它們起始語（incipit ）——換言之，它們由之開篇的語詞——的字母順序。 (6) 那種分類體系的次序，或者說按主題來排列的方法，並不被推薦來匯編《集成》或《實錄》。這種體系性分類常常是武斷的，並且會引致無可避免的重複和混亂。此外，假設藏品根據編年的、地理的或字母的順序排列好了，那些藏品也只不過是一張完善的目錄表的附著物。要使得這些藏品能為各方所用，那張目錄表就要按某種系統分類法來排列了。編纂《集成》和《實錄》的技藝，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技藝，其在19世紀下半葉就已經發展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 (7) 這種技藝的首要原則就是： (8) 無論藏品是採用何種分類法搜集起來的，都要給這些藏品配備上多種多樣的圖表和各式索引，以便能有效利用它們。比方說，在按編年排列的實錄中，有適用於那種論述的起始語表；在按起始語順序排列的實錄中，是姓名和日期索引等等。 《集成》和《實錄》的編纂者們，為他人應用之便而搜集文獻並予以分類。他們對於所有的文獻——至少對所搜集的文獻——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興趣，而是專注於搜集分類這項苦差。另一方面，普通研究人員，僅僅為了他們的個人研究之用才去搜集材料並予以分類。因而，某些差異出現了。例如，按主題來排列的方法是根據某種預定的分類體系來的，這種方法極少被推薦用於大宗藏品，而是常常提供給那些正在單槍匹馬地構思專論的人，並且還附帶有一張優於他表的分類表。但是，培養那些機械的習慣總是好的，職業匯編者們已經從經驗中認識到了那些機械習慣的價值：無論如何，只要有必要就應在每張小紙條的前端寫下文獻的日期和標題；增加相互參照條目（cross-references）和索引；在一批單獨的小紙條上，保存好所有可用原始資料的記錄，以便於避開不得不二度翻檢已處理過的材料的危險。有序地遵守這些準則，將大大有助於歷史科學的工作變得更容易、更牢靠。B．奧雷歐先生擁有一批雖然不甚完善但卻排列得當的小紙條，這使得他直至其生命的暮年，對於他所研究的那類特殊歷史問題，仍能展現出一種無可否認的精通。 (9) 注釋 (1) Renan，Peuilles detaches ，p．103． (2) 偉大的學者們，特別是那些長期承擔著搜集和分類任務的學者們，都有著種種工作方法；了解他們的工作方法是很令人感興趣的。在他們的論文中，偶爾在他們的通信中，我們可以發現某些關於此類方法的信息。關於杜·孔日（Du Cange）的方法，參見L．Fengère 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Cange （Paris，1858，8vo），pp．62以下。 (3) 參見J．G．Droysen，Grundriss der Historik ，p．19：「批判性分類並不是只採納編年的觀點……用來聚合材料的批判性觀點越多樣，通過會聚各條探究線路所得到的結果就越可靠。」 從前，人們很認真地把文獻分門別類歸入「集成」或「實錄」中，但因為這樣搜集起的文獻有著未經編輯這一共同的特點——或者有可能是因為恰恰相反的原因——這種分類系統現在已經被拋棄了。曾經，文集（Analecta ）、遺著（Reliquiœ ）、手稿（manuscriptorum）、「逸聞集錦（treasuries of anecdota ）」、拾遺（spicilegia ）等等的編輯者們，常常出版某一特定類型的全部文獻，而這些文獻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未經編輯的且是看來似乎吸引了他們的；另一方面，喬治奇（Georgisch）的《外交編年實錄》（Regesta Chronologico-diplomatica ）、布勒基尼（Bréquigny）的《有關法國歷史的特許狀和憑證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diplômes，chartes et act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France ）、沃特爾（Wauters）的《有關比利時歷史的特許狀和憑證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chartes et diplôm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Belgique ）已經搜集齊了某一特定類型的全部文獻，而這些文獻都有著未被刊行的共同特點。 (4) J．P．Waltzing，Recueil general des inscriptions latines （Louvain，1892，8vo），p．41． (5) 同上。當地理次序被採用的時候，有個困難因如下事實而產生了：特定文獻的源頭是未知的；保存在博物館中的許多銘文，沒有一個人知道是從何處帶到這兒來的。這個困難類似於編年「實錄」中某些文獻沒有日期所帶來的後果。 (6) 若文獻起始語亡佚了的話，那唯一的困難就出現了。在18世紀，塞吉耶（Séguier）花了大半生的精力來編制一份拉丁銘文目錄。這份目錄按起始語字母順序排列，當時已出版部分就有50000條目之多。他查閱了差不多12000份文獻。這部卷帙浩繁的匯編至今仍未完成出版，而且是毫無用處的。在承擔那類大工程之前，最好先確定該工程是按一項理性的計劃展開的，而且勞動——那艱辛的、吃力不討好的勞動——將不會被浪費。 (7) 參見G．Waitz，Ueber die Herausgabe und Bearbeitung von Regesten ，載Historische Zeitschrift ，Ⅺ．（1878），pp．280-295。 (8) 當缺少一種預定好的邏輯次序時，並且編年次序也是不適合時，有時候臨時把文獻（換言之，小紙條）按被選為標題（Schlagwörter ）之單詞的字母順序來分類排列，這是很可取的。這就是所謂的「字典分類體系（dictionary system）」。 (9) 參見Langlois，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Ⅰ．p．88。 ———————————————————— [1] 菲力普·奧古斯丁，即法王菲利浦二世（1180—1223）。 [2] 斯麥提烏斯（1525—1578），德國銘文學者，於1545—1551年在羅馬從事野外考古調查，其注重區分，根據銘文內容排列文獻。 [3] 伯克（1785—1867），德國古典學家。 [4] 聰普特（1815—1877），德國古典學家，精於拉丁銘文。 [5] 埃熱（1813—1885），法國古典學家，語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