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五章　對文獻出處的批判性研究

假如某個人從前對某件事實是一無所知的，現在也是一無所知的，那麼在這個人的文章中去找尋關於該事實的信息，可就真正是荒唐可笑的了。因而，當我們面對著一份文獻的時候，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份文獻來自哪裡？它的作者是誰？它什麼時候被製作的？一份文獻，若是我們對它的製作人、製作地和製作日期完全不知道，則它就是毫無用途的。 那似乎是很初級的真理，但只有在我們的時代方才被充分認清。人天生地缺乏判斷（ákpiía ）。因而，那些首次形成了探究文獻出處（authorship ）的習性的人，有著充分的理由洋洋自得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 絕大多數現代文獻都有著關於它們出處的精確標記。在我們的時代，書籍、報刊文章、官方文件，甚至私人著述，一般來說都有著日期和簽名。相反，許多古代文獻都是佚名的，沒有標明日期，而且沒有任何關於該古代文獻原始出處的充足標記。 若是有那麼些文獻出處標記的話，人類的心靈天生地就傾向信任那些標記。在《懲罰集》（Châtiments ）的封面與序言，署名作者是維克多·雨果；因此，維克多·雨果就是《懲罰集》的作者。 [1] 在某某畫廊中，我們看到一幅未署名的畫；商家在這幅畫的畫框上配了一張有著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名字的標籤；因而就是列奧納多·達·芬奇畫了這幅畫。在M．克萊門特（M．Clément）的《基督教詩人選本》（Extraits des poètes chrétiens ）中，在絕大多數聖波那文圖拉（Saint Bonaventura） [2] 的「作品」輯本中，且在數量驚人的中世紀手稿本中，一首題為《菲洛梅娜》（Philomena ）的詩都被發現放在了聖波那文圖拉的名下；那麼，《菲洛梅娜》就是聖波那文圖拉所作，而且「我們也許從此搜集到了更多關於這位聖人的真正靈魂的寶貴知識」。 (1) 弗蘭—盧卡斯（Vrain-Lucas）售給M．沙勒（M．Chasle）許多維爾琴蓋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克里奧帕特拉（Cleopatra）和聖抹大拉的瑪麗亞（Saint Mary Magdalene）的親筆手稿； [3] 這些手稿簽名得體，花押完整； (2) 因而，M．沙勒認為這些是維爾琴蓋托里克斯、克里奧帕特拉和聖抹大拉的瑪麗亞的親筆手稿了。這種傾向是一種最普遍的、同時也是最難以打破的公眾輕信的形式。 經驗與反思已經表明有必要從方法論上核查這些盲目信仰的直覺衝動。維爾琴蓋托里克斯、克里奧帕特拉和抹大拉的瑪麗亞的手稿是弗蘭——盧卡斯編造的。《菲洛梅娜》被中世紀的抄寫者們歸之於聖波納文圖拉，但今天這首詩被歸於格拉納達的路易斯（Louis of Granada）、約翰·霍夫頓（John Hoveden）、約翰·佩卡姆（John Peckham）等； [4] 也許這首詩不是上述作者中的任何一位所作的，但肯定不是起先的那位所作的。在義大利最負盛名的美術館中，連一丁點證據的影子都沒有，毫無天才光芒的油畫就冒以偉大的列奧納多之名。另一方面，維克多·雨果的的確確是《懲罰集》的作者。因而，結論是：文獻出處的最精確的種種標記，單單靠它們自己是絕對不夠的。這些標記僅僅提供了一種或強或弱的假設；一般來說，凡涉及到現代文獻的，假設都是強有力的，反之涉及到古代文獻的，假設常常是很無力的。錯誤的文獻出處標記是存在著的，有些偷偷混入不重要的著作中以求抬高那些著作的價值，有些附著於有價值的書後以求提升某一特別人士的名望，或者欺惑子孫；人們很容易就想到百來種別的動機，而且一張關於這些動機的列表也已經被擬就了： (3) 代及中世紀「託名偽作（pseudepigraphic）」舉不勝舉。此外，還有從頭到尾都是偽造的文獻；偽造者當然會給這些贗品文獻打上非常精確的關於它們所謂出處的種種標誌。核校因而是必要的。但是，該如何進行核校呢？若有些文獻打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標記，那我們應儘可能地以某種方法來查清這些文獻的來源；若某份文獻的出處明顯是可疑的，那我們也應以同樣的方法來核校該文獻。這兩種情況的研究過程都是一樣的，因而沒有必要作進一步地區分。 Ⅰ．文獻出處研究所採用的首要工具是對所研究文獻進行的內在分析。使用這種內在分析是為了揭示出所有可用來增補文獻作者及其所在時空的信息的標記。 首先，我們核查文獻的書寫體。聖波納文圖拉生於1221年；如果歸之於他的詩是出現在了11世紀製成的文稿中，那麼我們因此就有了一個證明這種歸屬毫無道理的絕佳證據：沒有任何文獻，其11世紀抄本的書寫體在時間上能晚於11世紀的。接著，我們核查語言。眾所周知，某些語言形式僅在特定的時空中使用。絕大多數的偽造者，因忽視了那一事實而原形畢露；偽造者們會無意中露出現代語詞或短語的馬腳。現在已有可能確定如下事實，即就某條腓尼基語法而言，南美所發現的某些腓尼基語銘文中的語法比一篇專門的學位論文中所研究的要更古老些。有了各種正式工具，我們來核查規則。如果一份文獻號稱是墨洛溫王朝的特許狀（Merovingian charter），但並沒有顯示出正宗的墨洛溫王朝特許狀的普通規則，那麼這份特許狀必定是偽造的。最後，我們關注文獻中所出現的全部實證資料——被提及或暗指的事實。當這些事實是通過偽造者無法掌控的其他渠道資料而被認知了的時候，文獻的真實方才被確定，並且文獻製作日期也大致可確定。這個製作時期是處於作者所述的最近事件和繼而出現的他未提及但倘若他知道就會記下的事件之間。有時文獻中會讚許地提及某些特殊事實，或者表達出某些特殊觀點；這也可能會引發爭議，但這種爭議有助於我們推測性地評估文獻作者的身份、環境和性格。 若細緻地對某份文獻進行了內在分析，一般而言我們都會得到某種關於該文獻出處的頗為精確的觀念。通過在所分析文獻的各種要素與文獻出處已知的類似文獻的相應要素之間建立起一種系統的比較，我們就有可能查驗一個又一個的贗品 (4) ，並且獲得真實文獻製作情況的附加信息。 通過搜集起與所批判文獻相關的全部外在證據，內在分析所得結果得以增補並核實。那些外在證據包括了相關引文、關於該文獻作者的傳記細節等等，可在同一時代或稍後時代的文獻中發現到。有時候，任何那類信息的缺少都是意味深長的：一張所謂的墨洛溫王朝特許狀若是沒有被17世紀以前的任何人引述過，而只被一個17世紀的已被判定犯了欺詐罪的學者看到了，則這一事實暗示著該特許狀想來應該是現代的產物。 Ⅱ．迄今為止，我們只考慮了最簡單的情況，即被核校的文獻僅僅是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但是，許多文獻在不同的時代都得到了增補。假設X是某文本的作者，Y和Z是X所未料到的合作者，則我們不應該把確實屬於Y和Z的東西歸之於X，因而有必要把增補的與原初的文本區分開來。 (5) 有兩種增補（additions）——插補（interpolations）和續補（continuations）。插補，就是在文本中插入作者原稿中沒有的語詞和句子。 (6) 插補通常是偶然性的，可被認為是抄寫者疏忽造成的，而且插補可被解釋為插入到文本中的夾注（interlinear glosses）或旁註（marginal notes）；但是有很多時候，出於補全、修飾或強調的緣故，人們會有意識地把自己想當然的語詞或句子添加到（或替換掉）作者的文本。如果在我們面前，我們有一份已被有意插補了的文獻，那麼增補材料的蛛絲馬跡和刪削部分的痕跡會立刻揭示出插補的情況。但是，最初插補的抄本幾乎總是亡佚的，並且在源自於該插補抄本的諸多抄本中，每次增補或替換的痕跡都消失不見了。沒有必要界定「續補」。眾所周知，許多中世紀的編年史都是由各色作者「續補的」，這些作者中任何人都沒有不怕麻煩地明標出其本人的工作始於或止於何處。 有時候，在復原某份有好幾種抄本的文本的工作中，若這些抄本中碰巧有一些是原汁原味地複製了未被增補前的原本的時候，則插補和續補就能很容易地被區分開來。但是，如果先前的抄本已經含有了插補和續補，同時所有的抄本都被發現了，那麼就必定要求助於內在分析了。整份文獻的風格是一致的麼？這本書從頭至尾是一氣呵成、渾然一體的麼？在觀念的展開中，沒有矛盾沒有斷裂麼？實際上，當續補者或插補者們是那種個性鮮明、觀點明確的人的時候，分析就像是把剪刀一樣犀利，會把原初文本和添補文本裁剪開來。當整份文獻是被以一種齊平的、中立的風格寫成的時候，分界線就不是那麼容易看見的了；因而，承認事實要比增加假設好得多。 Ⅲ．在某份文獻被精確地或大致地確定了製作的時空後，對文獻出處的批判性研究並不會就結束了，相反還要儘可能多的去獲取有關作者或作者們的信息。 (7) 如果現在有一本書，我們希望能確定該書中所含信息的來源，換言之，希望能夠鑑別出該書的價值；那麼，知道它是1890年在巴黎由某人所寫的，這就夠了麼？也許某人是毫無創意地照錄了一本1850年寫作的更早些的著作，卻沒有提及這一事實。要對所抄錄部分負責的人並不是某人，而是1850年的那位作者。的確，剽竊現在少多了，它被法律所禁止，而且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但在從前，它可是常見的、容許的，而且是不被處罰的。許多以完全原創性面貌出現的歷史文獻，只不過是更早些文獻的未公開承認的副本；歷史學家偶爾地會對文獻間的這種聯繫感到很失望。9世紀編年史家艾因哈德（Eginhard）的書中有某些章節是抄借自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的 [5] ：那些章節和9世紀的歷史毫無瓜葛；如果這一事實沒有被發現，會怎樣呢？某一事件被三位編年史家三次驗證無誤；但是倘若查實這三位編年史家中有二位抄錄了第三位，或者這三份相同的記述都是來自於同一種資料的話，則這三次令人十分驚嘆的一致確證實際上僅僅是一次。中世紀的教皇信函和帝國特許狀，都含有著不必嚴肅對待的虛言段落；那些虛言段落是官方文體的一部分是照錄的法定格式公文用語。 儘可能地找尋文獻作者們所採用的原始資料，是屬於文獻出處研究的一部分。 由之，當前的問題與我們已說過的文本復原問題，是具有某些類似之處的。對這兩類問題，我們都是根據某一假定來進行推理的。那一假定認為同一異文具有共同的來源，換言之，不同的抄寫者在抄錄某份文本時，不會在同一處地方恰恰犯下同樣的錯誤；不同的書寫者在記述同一件事情時，不會恰好從同一種立場出發來思考該事情，而且不同的書寫者也不會用同樣的言語來述說這同一件事情。歷史事件是有著巨大複雜性的，這使得絕對不可能有兩個獨立的觀察者會以同樣的方式來敘述那些事件。我們努力按照給手稿分類的同種方法來把文獻歸合分類。我們最終定能擬制出系譜表來。批改學士學位候選人論文的考官，有時候會注意到兩位彼此座位相鄰的候選人的文章具有著某種家族相似性。如果考官們有心要去查找哪一個是抄襲自對方的，那麼即使抄襲者為了抹掉懷疑的線索而層出不窮地耍著各種小花招（略微修改、擴充、摘要、添補、隱瞞、換置），考官們要找起來仍是毫無困難的。那兩個抄襲犯會因為他們共同的錯誤而完全暴露出來；他們兩個人中更該被譴責的是那位因其本人犯錯而導致抄襲被發現的人；若是犯錯的那人文章中的錯誤都是源於他那樂於助人的朋友的文章中所出現的獨特之處，那麼這個犯錯的人更該被狠狠地譴責了。同樣地，當有兩份正審核的古代文獻的時候，若某份文獻的作者是直接抄錄另一份文獻的，則源流一般來說是容易確定的；剽竊者無論是刪節還是擴充文獻，或遲或早幾乎都會原形畢露的。 (8) 當某類文獻中有三份文獻的時候，那些文獻彼此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是難以詳列出來的。假設有文獻A、B、C。若A是共有的來源：則或許B和C分別抄錄了它；或許C只是通過媒介B才知道A的，又或者B只是通過C才知道它的。如果B和C以不同的方式刪削了這共有的來源，那麼它們明顯是分別獨立的。當B依賴C，或者反過來一樣的時候，我們就有了最簡單的情況（前文已述）。但是假如C的作者整合了A和B，同時B也已使用過A：則系譜開始變得複雜了。當某類文獻中有四份、五份或更多份文獻的時候，情況還會更加複雜，因為可能的組合數量以極快的速度在增加。不過，如果眾多的中間鏈環沒有失去，那麼通過持續而又巧妙地運用反覆比較這種方法，批判將成功地解開這種種關聯。現代的學者們（例如克魯施［Krusch］ [6] ，他已經開出了墨洛溫王朝聖徒傳［Merovingian hagiography］的專業方向），通過運用這種方法，近來已經建構起了最牢靠的精確係譜。 (9) 對文獻出處進行批判性研究的結果，當應用於文獻源流考辨時具有雙重意義。首先，亡佚文獻得以重構。設想一下有兩位編年史家B和C，每一個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使用了現今已亡佚了的某份共有資料X。通過比較存留下來的某份亡佚文獻的幾種殘缺抄本，我們會對這份亡佚文獻有所認識；同樣地，通過把深嵌在B和C中的X的諸多片斷拼合起來，我們也許會形成一種關於X的觀念。另一方面，批判摧毀了大批「可靠的」文獻（即沒有一點偽造嫌疑的文獻）的權威；通過批判，我們認識到那些「可靠的」文獻是衍生的，這類文獻的價值僅僅是它們的來源資料所可能有的，而且當這類文獻以想像的細節和華麗的言辭來修飾它們的來源資料的時候，這類文獻就連那一丁點價值都沒有了。在德國和英國，文獻編輯者們已經引入了一套卓越的體制：以小號字體刊印抄借段落，以大號字體刊印來源未知的原始段落。感謝這套體制，這使得有可能一眼就看出常常被（非常錯誤地）引述的備受讚譽的編年史僅僅是匯編的：因此，託名威斯敏斯特的馬太（Matthew of Westminster）的《歷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 ），儘管也許是英國中世紀編年史中最流行的了，但可以認定幾乎是完全取自溫多弗（Wendover）和巴黎的帕里斯（Matthew of Paris）的原稿。 (10) Ⅳ．對文獻出處的批判性研究讓歷史學家們免於鑄成大錯。這種批判性研究的結果是引人注目的。通過汰除掉偽造的文獻，探查出錯誤的歸屬，確定那已被時間磨損了的文獻的製作情況，並且把那些文獻和它們的來源資料聯繫起來， (11) 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多種服務。那些服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以至於今天批判性研究被認為使用「批判（criticism）」一詞是名至實歸。當某位歷史學家忽視了區分不同文獻的時候，或者從未懷疑過文獻的傳統歸屬的時候，或者唯恐失去任何一點信息似地認可其所得到的全部信息片斷（古代或現代的、好的或壞的，不知從哪裡搞來的）的時候，人們常常說這位歷史學家是「批判不足」。 (12) 這種觀點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我們不應滿足於這類批判，而且我們也不應當濫用這類批判。 我們不應當濫用這類批判。在批判問題上，極端的懷疑幾乎和極端的輕信一樣都是有害的。阿杜安神父（Père Hardouin）把維吉爾（Vergil）和賀拉斯（Horace）的作品歸之於中世紀僧侶，他這樣做完全和弗蘭——盧卡斯的犧牲品一樣滑稽可笑。 [7] 就為了這類批判所帶來的純粹享受而隨意地使用這類批判方法，那也是一種濫用。現在仍有人在這麼幹。許多愚笨之士使用這類批判給完全真實的文獻——比如赫羅斯維塔（Hroswitha）的作品、《利格里努斯》（Ligurinus ）和教皇一聖教諭（bull Unam Sanctam） (13) ——打上贗品的火印，或者僅靠某些表面跡象就敢在某些年代紀之間建立起想像中的源流；從前倘若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今天這樣做可就是在敗壞批判的名譽了。質疑那些從未對某份文獻的出處產生懷疑的人，這肯定是值得讚揚的；但是，只去研究歷史的某些時代，但這些時代卻都是要依賴那些出處不明的文獻的，則這又是反應過頭了。現代及當代史的文獻，比起那些古代及中世紀早期歷史的文獻來，為什麼不是更令人感興趣的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在現代及當代史文獻的表面的和實際的出處之間，人們幾乎總能一一對實。這種一致性沒有給那些棘手的歸屬問題留出地盤，而批判的藝術能手們習慣於在這些棘手問題上顯示他們的技藝。 (14) 我們也必定不滿足於這類批判。對文獻出處的批判性研究，像文本批判一樣都是預備性的，而且其結果也是消極性的。它的最終目標和最高成就，是去除掉那些不是文獻的文獻以及會誤導我們的文獻；僅此而已。「它教導我們不要使用壞的文獻；它並沒有教誨我們如何利用好的文獻。」 (15) 它不是「歷史批判」的全部；它只是大廈的一塊基石。 (16) 注釋 (1) R．De Gourmont，Le Latin mystique （Paris，1891，8vo），p．258． (2) 這些所謂的親筆手稿，可參閱Bibliothèque nationale ，nouv．acq．fr.，No．709。 (3) F．布拉斯已經羅列了古代託名偽作的那些主要動機（pp．269以下，載於已徵引之著作）。 (4) E．伯倫漢（Lehrbuch ，pp．243以下）給出了一張略顯冗長的現今已確認的贗品文獻表。這足以讓我們回想起一些知名的騙局：桑楚尼亞松（Sarchoniathon）、克洛蒂爾德·德·敘維爾（Clotilde de Surville）、奧西安（Ossian）。自從伯倫漢的書出版以來，好幾種迄今都未被懷疑的備受讚譽的文獻，被從權威表單中去掉了。特別參見A．Piaget，La Chronique des chanoines de Neuchâtel （Neuchâtel，1896，8vo）。 (5) 當原始文本的修改是作者本人所作的時候，那些修改是「改動（alterations）」。內在分析以及不同版本間的比較，能夠揭示出它們。 (6) 參見F．布拉斯，同上，pp．254以下。 (7) 通常，是否發現作者的名字為何，這是關係不大的。然而，我們在《法國文學史》（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ⅩⅩⅥ．p．388）中讀到：「我們已經忽略掉了無名氏的說教：這類信手塗來的作品，若其作者籍籍無名，則對文學史來說是毫無意義的。」當我們知道作者們的名字的時候，這類作品還具有重要性麼？ (8) 若核查剽竊者錯誤的條件尚可，即使要確定書寫體的風格、剽竊規模和來源稿件分布類型也都是有可能的。原始資料研究的推理過程，像文本批判的那樣，有時候是得到堅實的古文書學結論支持的。 (9) 朱利安·哈維特的研究（Questions mérovingiennes ，Paris，1896，8vo ）被當做典範。非常困難的問題在他那裡被以毫無缺憾的典雅風格解決了。閱讀L．德利勒先生已經討論過其源流問題的回憶錄，那也是很值得的。在對這些問題的論述中，最嫻熟的學者們贏得了他們的勝利。 (10) 參見H．R．盧亞德（H．R．Luard）的版本（vol ．Ⅰ.，London ，1890，8vo ），載Rerum Britannicarum medii œvi scriptores ．巴黎的馬修的《大編年史》（Chronica majora ）現在已免遭責難了，但威斯敏斯特的馬太的《歷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 ）卻因為抄借了《大編年史》中若干段落而被列入了羅馬的「索引（Index）」中。 (11) 擬定一張歷史名著表將會是具有指導意義的。比方說，這張表里可以包括奧古斯丁·梯也里的《諾曼人征服英國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 ）。當然，在《諾曼人征服英國史》的原始資料出處被研究之後，該書的權威性已經被徹底摧毀了。在贗品文獻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理論，沒有什麼比看見一位歷史學家宣判這樣做是有罪的要更能娛樂大眾了。把根本不是文獻的文獻當真了，這是一種錯誤；沒有什麼比發現某位歷史學家陷入到這種錯誤中要更會令該歷史學家慌張失措的了。 (12) 最粗糙的（且最普通的）的「非批判方法（uncritical method）」之一是：認為正使用著的材料似乎就是文獻，並且把現代作者們關於此類文獻的意見當做文獻一樣看待。現代作者們的作品中含有著增補到原始資料的和取自原始資料的東西，但新手們無法完全區分出這二者。 (13) 參見伯倫漢《教程》中的實例表，pp．283，289。 (14) 因為就文獻出處而言，中世紀及古代史的文獻必須受到最徹底的批判，所以古代及中世紀研究被認為是比現代研究要更「科學的」。真相是：古代及中世紀研究僅受到更初始的困難的擎制。 (15) Revue philosophique ，1887，Ⅱ．p．170。 (16) 對文獻出處進行批判性研究的理論，現在被確立起來了，是不可變更的；這種理論具體闡發於伯倫漢的《教程》，pp．242—340。因此，我們毫無躊躇地就以一篇簡短的概要形式打發掉它了。在法國，G．摩諾德先生（M．G．Monod）為其《墨洛溫王朝歷史資料批判研究》（Études sur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rovingienne ）（Paris，1872，8vo）所作的序言包含了關於這一主題的基本事項。參校Revue Critique ，1873，Ⅰ．p．308。 ———————————————————— [1] 《懲罰集》（Châtiments）系維克多·雨果在1853年出版的政治諷刺詩集，包括1851年12月霧月政變後至1852年10月間所寫的98首詩。 [2] 聖波那文圖拉（1221—1274），中世紀著名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同時代人，方濟各會領袖。 [3] 弗蘭—盧卡斯（1818—1880），法國極有名的以牟利為目的的歷史文獻偽造者；米歇爾·沙勒（1793—1880），或譯夏斯萊，法國數學家；維爾琴蓋托里克斯（公元前72—公元46），高盧人反抗羅馬統治大起義的首領；克里奧帕特拉（公元前51—公元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有名的埃及豔后；聖抹大拉的瑪麗亞，《聖經·新約》中人物，據說耶穌曾逐出她身上的惡魔，她同時也是為耶穌洗足的懺悔的妓女。 [4] 格拉納達的路易斯（1505—1588），西班牙多明我會神學家，作家，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思想和文學語言深受其影響，著有《祈禱與沉思錄》、《罪人的指南》等；約翰·霍夫頓，英國亨利三世王后普羅旺斯的埃莉諾的私人牧師，創作了大量四行韻詩；約翰·佩卡姆（1230—1292），方濟各會成員，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在巴黎隨波那文圖拉學習。 [5] 艾因哈德（770—840），中世紀法國史家，《查理大帝傳》作者；蘇維托尼烏斯，公元2世紀羅馬史家，著有《羅馬十二帝王傳》等。 [6] 克魯施，19世紀德國中世紀史家，曾校注《法蘭克人史》，參編《德意志史料集成》。 [7] 阿杜安神父（1646—1729），法國古典學家，耶穌會士；維吉爾（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羅馬文學「黃金時代」主要詩人之一，著有史詩《埃涅阿斯紀》等；賀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古羅馬詩人、文藝理論家，其詩歌與維吉爾齊名，文藝理論與朗吉弩斯並稱，著有《詩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