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四章　文本批判

讓我們假設我們自己時代的一位作者撰寫了一本書：這位作者把他的手稿寄給印刷商；他親自校訂了清樣，並於其上簽名「付印」。一本在這些條件下刊行的書，會落到我們的手上的。對於一份文獻而言，在我們的手上是一件好事。無論作者會是誰，無論他的情感和意圖是什麼，我們都能肯定——而且，這種肯定是當前唯一涉及到我們的——在我們面前，我們有了一份相當精確的該作者所撰文本的複製件。我們不得不說「相當精確」，因為原始文本的複製件有可能不完善。如果該作者很糟糕地校訂他的清樣，或者如果印刷商對其校訂沒有給予適當的關注，那麼即使是在這種特別令人稱許的情況下，原始文本的複製件也會是不完善的。印刷商常常會竄改某位作者的文本，而這些竄改的東西這位作者要過很久才會注意到。 有時候，複製一本作者已逝的著作以及未能寄給印刷商的手稿，是很有必要的。比方說，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墓畔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 ） [1] 就是這種情況。這本回憶錄講的是名人們日常往來的瑣事。為了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它被匆忙刊行。而且，它的原始手稿亦是很容易損壞的。起初，文本被複製；然後，排版工根據複製的文本排印它，進行二次複製；最終（或者應該）某人代替已故作者（在清樣階段）把這二次複製本與一次複製本相核校。當然，最好是與原件相核校。二次複製本的精確度，肯定要比一次複製本要弱些；因為在原始文本和最終複製本之間，尚有著一個媒介物（手稿複製本）。二次複製本的精確度減弱，也有可能因為任何人（除了作者）都難以辨認原本。事實上，夏多布里昂的回憶錄及身後信函的文本，常常因為多次翻版時所出現的抄寫及標點錯誤而受損。那些錯誤乍一看，還給人留下複製認真的印象。 (1) 現在說說古代文獻。我們問：它們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被保存的。幾乎任何時候，只要原件亡佚下，我們就只能有抄件。這些抄件是直接依據原件製成的麼？不是，它們是抄件的抄件。製作抄件的抄寫者，可並非全都是什麼有才幹的且本著良心辦事的人。抄寫者們常常轉錄文本，但他們根本不理解它，或者他們錯誤地理解了它。而且，像加洛林文藝復興（Carlovingian Renaissance）時期 [2] 那樣把抄件與原件相比較，這也並非總是一貫的做法。 (2) 如果我們的印刷書籍在作者和印刷商的校對員進行了連續修訂之後，仍然只是不完美的複製件，那麼只能認為古代文獻到我們手上時已經滿是錯誤了。許多世紀以來，那些古代文獻被漫不經心地抄錄、再抄錄，而且每一份新抄本都要冒著有所改動的風險。 顯然，要採取一些預防措施了。在使用一份文獻之前，我們必須查明是否該文獻的文本是「可靠的」。換言之，該文獻的文本要儘可能地與作者的原始手稿相一致。而且，當這份文本有「訛誤」時，我們必須修訂它。在使用一份流傳中有所訛誤的文本時，我們有可能會錯誤地把實因複製者造成的訛誤歸之於作者。現實中有很多時候，各種基於流傳中虛假篇章的學說，一旦在真正的文稿被發現或復原後，就迅速破產了。印刷者在複製時所犯下的錯誤和過失並非總是無害的，或者僅僅具有娛樂性的；那些錯誤和過失有時候是險惡的，是會誤導讀者的。 (3) 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歷史學名家們總是把獲得「可靠的」文本作為一條規則；那些「可靠的」文本是這些名家們必須要參考的，而且是被正確地校訂和修復了的。那是一種誤解。長久以來，歷史學家們僅僅使用他們唾手可得的文本，卻不去核校它們的精確度。而且，那些以編輯文本為業的學者們也未曾發現復原文本的藝術。就在不久前，文獻仍常常根據到手的初次複製件被編輯。那些初次複製件，無論好壞，都被隨意地綴合併校正。今天，古代文獻的輯本絕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了。但是，許多中世紀巨著的首度「批判版」出版仍未及30年。而且，某些古代典籍（比如帕薩尼亞斯）的批判文本依然在構想中。 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應該被以一種旨在滿足歷史學家們安全需要的形式出版，但這迄今仍未完全實現；而且，有些歷史學家沒有意識到可疑文本同樣要求小心處理，他們依然在我行我素。不過，可觀的進步還是出現了。隨著幾代學者經驗的累積，一種公認的淨化及復原文本的方法已經演化出來了。沒有任何歷史方法能比它更具有堅實的基礎了，或者更普遍地為人所知了。在幾部流行的語文學著作中，這種方法被清楚地闡釋了。 (4) 有鑒於此，我們在這裡將只概述該方法的基本原則，並指出其結果。 Ⅰ．我們假設有一篇沒有按批判原則被編輯的文獻。若要輯校出最可能的文本，我們該怎麼做呢？我們會遇到三種情況。 （a）最普通的情況：我們擁有原始文本，即作者的手稿。於是，我們只需絕對精確地複製手稿的文本。 (5) 理論上，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容易的了；但實際上，這一初階工作也要求一種持久的注意力，而這種注意力並非每個人都具有的。如果有人懷疑這一點，可以讓他試一下。即使在學者們中間，從未犯過錯的複製者和注意力始終集中的複製者也都是罕有的。 （b）第二種情況：原件已經亡佚；只知道有一份它的複製件。一定要小心謹慎些，因為很有可能這份複製件有錯誤。 根據某些規則，文本是一代不如一代。在原件和複製件之間，人們注意到有許多差異；人們費了很多心血發現並界定了這些差異的原因和普通形式；從而，人們推論出許多可用於推測性復原的規則。對於某份原件已亡佚的唯一複製件而言，若是在該複製件中有些篇章段落肯定是有訛誤的（因為是莫名其妙的）或者十之八九是這樣的，那麼這些規則也許可用來對那些篇章段落進行推測性復原。 複製件中所出現的與原件不合的地方，即所謂的「傳統的異文（traditional variants）」。這些異文應歸於造假或犯錯。某些複製者會有意地修改或刪除某些篇章段落。 (6) 而且，幾乎所有的複製者都犯過判斷錯誤（errors of judgment）或偶發錯誤（accidental errors）。教育程度不足的和不太聰明的複製者們認為修正他們所不能理解的原件中的篇章段落和語詞是他們的職責；當這些複製者這樣做的時候，判斷錯誤就出現了。 (7) 當複製者在複製時誤讀了，或者耳聽筆錄時誤聽了，抑或他們無意中筆誤的時候，他們就會犯下偶發錯誤。 源自於造假或判斷錯誤的改動，常常是很難被校正的，更遑論被發現了。某份唯一複製件中的某些偶發錯誤（例如，有幾行話漏了）也是無法彌補的。但是，絕大多數的偶發錯誤都能夠被任何一個知曉其普通形式的人發現到。偶發錯誤的普通形式包括：詞義、文字和語詞的混亂，語詞、文字和音符的錯位，重字（文字或音符的無意義的重複），漏字（凡音符或語詞該被書寫兩次的地方，它們都只被寫了一次），語詞間的錯誤劃分，文句的糟糕標點等等。這些不同類型的錯誤，是所有國家和時代的抄寫者們都會犯下的，與原件的筆跡和語言無關。但是，有些字母的混亂頻繁出現在安色爾字體（uncial）原稿的抄本中，另有些出現在小寫字體原稿的抄本中。 [3] 詞彙或讀法當然會隨語言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詞彙或讀法的混亂，可以被解釋為是因為詞彙或讀法的種種類似。推測性校勘（conjectural emendation）的一般理論，可被歸納為我們剛才所述的提綱；對於這門藝術而言，沒有任何普適學徒期。一個人所學到的，不是復原擺在他面前的任何文本，而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比如，希臘文本、拉丁文本、法蘭西文本等等）。因為若要推測性校勘某一文本，不僅要有文本會隨時間推移而不斷退化的一般觀念，還要掌握一些深奧的知識。這些知識包括了：（1）某門特殊語言；（2）某種專門的書寫法；（3）（詞義、文字和語詞的）種種混亂，這些混亂對那些複製文本——以某種書寫文體而寫就的某種語言的文本——的人來說是習以為常的。為了對希臘和拉丁文本的推測性校勘的學徒期有所裨益，人們整理了各種（按字母順序系統排列的）列表，這些列表涉及到：不同的讀法、頻繁發生的混亂和可能的修正。 (8) 的確，這些列表不能取代專家們指導下的實踐工作，但它們對專家們自己也是有極大用處的。 (9) 給出一份悅人心意的校勘表是很容易的。最令人滿意的是那些在古文書學上明顯正確的校勘表。比如，馬茲維對塞涅卡（Seneca） [4] 的書信（89，4）所作的經典校勘。那段古老的文字即：「Philosophia unde dicta sit，pparet；ipso enim nominee fatetur．Quidam et，sapientiam ita quidam finierunt，ut dicerent divinorum et humanorum sapientiam …」——這段話毫無意義。人們過去常常猜測在ita與quidam之間有詞語脫漏了。馬茲維則認為亡佚了的原型文本是用大寫字母寫成的；而且與18世紀之前常見的其他文本一樣，該原型文本中的語詞是不分開來的（連續書寫［scriptio continua ］），句子也是不加標點的。馬茲維自問，是否擁有原稿的那位抄寫者並沒有隨意地劃分詞語，而且那位抄寫者讀到「…ipso enim nominee fatetur quid amet。Sapientiam ita quidam finierunt…」時是毫無困難的？布拉斯、雷納克（Reinach） [5] 、林賽（Lindsay），在本書注中提及的著作中，論及了另幾種精妙而雅致的校勘。並不是只有希臘學家們和拉丁學家們擅長校勘；同樣傑出的校勘也可以在東方學家、羅曼學家和日耳曼學家的著作中找到。今天，那些東方諸國語言的、羅曼語的和日耳曼語的文本已經被逐字逐句地予以了批判。我們也早已指出：即使現代文獻是在最佳印刷條件下複製的，也有可能要進行學術上的校正。 在我們的時代，也許沒有一個人在推測性校勘這門藝術上可與馬茲維媲美。但是馬茲維本人並沒有什麼關於現代學術研究的高明觀點。馬茲維認為16和17世紀的人文主義者們，在校勘上要比現代學者們訓練得更好些。事實上，對希臘和拉丁文本的推測性校勘，是一項體育運動。要想取得這項體育運動的成功，不僅要有天賦和古文書學的直覺，而且還要正確、快速、細緻地鑑別出古典語言的細微差異。今天看來，早期的學者們無疑是太大膽了，但是他們比我們現代的學者們要更精通古典語言。 然而毫無疑問地，存留下的大批文本——污損形態的、唯一抄本的——都在（並將繼續）抵抗著批判的種種努力。經常出現的是：批判查實了文本已被改動，澄清了詞義所指為何，但卻謹慎地停了下來；這是因為原文段落中每個地方仍是晦澀不明的；而這種晦澀不明是由於那些成功的校正和根本無法解決的錯誤糾結在一起而造成的。獻身於推測性校勘這一迷人追求的學者們，本著他們的熱情，常常會懷疑起那些完全清白的文字，並且對於根本無望的段落還常會提出一些冒險性的臆測。他們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定下了一條規則：在他們的校勘本中，要把原稿中所見文字與他們自己的復原文字清晰地區分開來。 （c）第三種情況：我們有好幾種原本已亡佚的某文獻的複製件，而這些複製件是彼此不同的。對於這種情況，現代學者們顯然要優於他們的前輩。因為除了學識更加廣博之外，現代學者們能更成系統地對這些複製件進行比較。和前述情況一樣，目標仍是儘可能精確地重構原本。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有一種很自然的、該被譴責的衝動，即採用手邊的第一份複製件，無論該複製件的品性碰巧會是什麼樣的。早期的學者們不得不去和這種衝動作鬥爭。現今的初學者們亦是如此。還有一種衝動也好不到哪去，那就是從好幾種不同時期的複製本中選擇使用最古舊的本子。理論上（實踐中亦常是）各種抄本的相對年代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一份16世紀的稿本，若是轉錄了一份已亡佚的11世紀的優良抄本，則比起在12或13世紀製成的一份不完善的且潤飾過的抄本來，這份稿本要更有價值些。第三種衝動依然遠非良善的；這種衝動是要去清點核驗過的文字，然後由絕大多數人來決定。設想一下，這兒有20份某一文本的抄本；文字A被認可為真18次，文字B是2次。把認可次數多少作為選擇A的理由，是在毫無根據地假設所有的稿本都有著同樣的權威性。這是一個判斷錯誤；因為如果接受文字A的18份稿本中有17份是複製自第18份，那麼文字A實際上僅僅有1次被確證為真的；唯一的問題是文字A是否在本質上就比文字B要更好些或更壞些。 人們已經認識到，唯一理性的程序是從確定複製本之間的關係開始的。為此目標，我們把一條無可爭議的公理作為我們的出發點。這條公理就是：在同一段落中含有同樣錯誤的所有複製本，要麼是彼此相互抄錄的，要麼就全都源自於某份包含這些錯誤的複製本。幾位抄寫者分別獨立地抄錄一份沒有錯誤的原本，卻都犯下了完全相同的錯誤，這種情況是難以想像的；錯誤的同一性證明了來源的一致性。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拋棄掉所有源於某一現存手稿的抄本。顯然，這些抄本除了來源一致外，沒有任何價值；如果這些抄本是與原本不同的，那只能是因為這些抄本犯了新的錯誤；研究這些抄本的種種異文，將會是浪費時間的。排除掉這類抄本，我們面前將只會出現獨立抄本了，那些獨立抄本系直接依據原本或者原件已亡佚的副本（secondary copies，一種直接采自原本的抄本）製成的。副本應該被歸合分類（families），每一類都將表現出實為同一傳統的內容。為了把副本歸合分類，我們再一次求助於對各種錯誤的比較。一般來說，通過這種方法，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擬定出一張現存抄本的完整系譜表（stemma codicum），而這張系譜表將很清晰地揭示出那些抄本的相對重要性。有時候，由於亡佚的媒介文本數量過多，或者古代的抄寫者們武斷地把不同傳統的文本綴合在一起，從而使得擬定系譜表的工作變得極其勞心費力，甚或是無法實行的，對於上述種種困難情況，我們在這裡不予討論。此外，在這些極端情況下都沒有涉及到任何新方法。因而，相應篇章段落的比較仍是一件強有力的工具，但這件工具是批判為此任務而可自由支配的唯一的一件工具。 若手稿的系譜樹繪製完成，我們就應努力通過比較不同的傳統來復原原始文本。如果這些傳統彼此一致並且所給出的文本是令人滿意的，那麼復原工作就是沒有任何困難的。如果這些傳統彼此相異，那麼我們對它們就得有所取捨。如果這些傳統偶然地都給出了一份有缺憾的文本，那麼我們就得求助於推測性校勘，這樣做似乎我們就只有一份抄本似的。 理論上，某一亡佚原稿若有好幾種獨立的抄本，則復原工作肯定要好過只有一種獨立抄本的情況。因為對於有些推測性批判無法解決的費解問題，對不同文字的單純機械性比較常常就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然而，當給稿本歸合分類的工作被落下未做或做得很糟糕的時候，稿本多了也是一樁尷尬事，而非一種幫助；沒有什麼能比武斷的和雜亂的復原要更加令人不滿意了。在各種彼此關係及與原本的關係都沒有先確定下來的抄本中，我們常常能見到那類武斷的和雜亂的復原。此外，理性方法的應用有時候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勞力。有些存留下來的著作，有著成百上千的彼此完全相異的抄本；有時候（比如福音書），某一中等規模文本的異文是數以千計；若是打算出版某些中世紀傳奇文學的批判版，肯定要進行好幾年的勤勉工作。而且，在進行了所有這類工作（校勘和比較）之後，如果只有二三種稿本發揮了作用，那麼我們能保證（比如傳奇文學的）文本就明顯好於原本麼？我們無法保證。某些批判版，由於用於進行批判工作的材料是明顯豐富的，則只要求一種機械的努力，而這種努力與作為其酬勞的積極結果是完全脫節的。 「批判版」是以亡佚原本的若干種抄本為基礎的。「批判版」應該為大眾提供校驗編者所擬「版本系統表（stemma codicum）」的手段，並且應當在注釋中給出棄置的異文。通過這種方式，有能力的讀者們肯定會有所收穫，即使所得不是最有可能的善本，至少也是建構善本的材料。 (10) Ⅱ．文本批判的結果是一種滌清了的和修訂了的文本，但這種文本是完全消極的。對於原本已經亡佚了的文獻，我們通過推測或者把推測與比較結合起來，不一定就能夠建構出好的文本，但可以建構出可能的最好文本。因而，我們所做的就是去除掉那些訛誤和極易造成錯誤的衍生文字，並且鑑別出同樣可疑的篇章段落。但顯然，這種方法不會增補進任何新的信息。某份文獻的文本，即使是付出無限辛苦方才復原出來的，也沒有原本就存留著的文獻的價值高；相反，復原文本的價值比存留原本的價值還要少些。如果《埃涅阿斯紀》（Æneid） [6] 的手稿沒有被毀掉，那麼數個世紀的整理和推測就將被省下來，而且《埃涅阿斯紀》的文本將比它現在的樣子要好得多。有些人擅長「校勘遊戲（emendation game）」， (11) 並由之而喜好上了這種遊戲，而且真得會為沒有機會玩這種遊戲而難過；對於這些人來說，有原本存留於世是老天故意的。 Ⅲ．然而，只要我們沒有歷史文獻的精確文本，文本批判就將有充分的活動空間。就科學現狀而言，沒有什麼工作要比發現新文本或改善已知文本的那些工作要更有用了。按照批判原則來刊行未編輯的或曾糟糕編輯的文本，是對歷史研究的一種實際貢獻。各國都有許多學會把它們絕大部分的資源和活動都奉獻給了這項重要的工作。但是，待批判文本是浩如煙海， (12) 而且文字考訂工作也要求謹小慎微； (13) 因而，出版及復原工作不可能是大躍進式的，而只能是一步一步地緩慢前進。在對中世紀及現代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的所有文本被從技術上編輯或重新編輯之前，即使假定近些年相對快些的工作會進一步加速，漫長的時間也必定流逝掉了。 (14) 注釋 (1) 法國人文科學學會（Société des humanistes français，1894年於巴黎創建）的一名會員，在學會的《通報》（Bulletin ）上，自我解嘲般地指出：眾多身後著作（特別是《墓畔回憶錄》）的不同輯本中所出現的某些錯誤，都可經文字批判而得以修訂。他認為，通過在古代文本復原工作中所用到的同種方法，最現代的文獻中的種種不明之處都有可能被去除掉。 (2) 正是因為那些中世紀複製者們有這類習慣，絕大多數的古代文獻著作才能經由這些中間代理人傳承給我們，參見W．瓦騰巴赫（W．Wattenbach）搜集的評註，Das Schriftwesenim Mittelalter ，3rd ed．（Berlin，1896，8vo）。 (3) 例如，參見A．托馬斯（A．Thomas）搜集的Coquilles lexicographiques ，載Romania，ⅩⅩ．（1891），pp．464以下。 (4) 參見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2nd ed.，pp．341-354．也參考F．布拉斯（F．Blass），載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I．von Müller編輯，I.，2nd ed．（1892），pp．249-289（附有一份詳盡的參考書目）；A．托布勒（A．Tobler），載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I．（1888），pp．253-263；H．保羅（H．Paul），載Grundriss de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 ，I.，2nd ed．（1896），pp．184-196．法文的參閱Critique des textes 部分，載Minerva，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classiques scolaires grecs et latins，by J．Gow and S．Reinach （Paris，1890，16mo），pp．50-65．J．泰勒（J．Tayor）的著作，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 （Liverpool，1889，16mo），毫無價值。 (5) 這條規則並非絕對的。如果編者把事實告訴給了公眾，那麼一般來說編者會被授予統一某份手稿文獻的拼寫法的權利；無論在什麼樣的文獻中，即使在最現代的文獻中，作者的各種正字法的奇想都不具有語文學的趣味。參見Instructions pour la publication des texts historiques ，載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de Belgique ，5th series，Ⅵ．（1896）；以及Grundsätze für die Herausgube von Actenstücken zur neueren Geschichte ，1894年和1895年，在德國歷史學家第二屆和第三屆大會上，該問題被熱烈討論了，載德文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Ⅺ．p．200，Ⅻ．p．364．在熱那亞（1893）和羅馬（1895）召開的最近兩屆義大利歷史學家大會上，這一問題也被討論了，但沒有什麼結論。在複製手稿文本時，可合法採用的自由權是什麼？這個問題比那些非專業人士所想像的要更難些。 (6) 在第三章參考此處 ，篡改將被論及。 (7) 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的書吏，以及嚴格意義上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抄寫者，都竭力提供清晰的文本。因而，這些書吏和抄寫者們修正了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每一樣東西。好幾種古代著作，被以這種方式無可挽回地毀壞了。 (8) 就古典語言而言，這些知識中最重要的，除了上文提及的布拉斯（Blass）（前述，p．74注）的著作之外，就是馬茲維（Madvig）的Adversaria critica （Copenhagen，1871—1874，3vols．8vo）了。至於希臘語，備受稱讚的是F．J．巴斯特（F．J．Bast）的Commentatio palœographica 和科貝特（Cobet）的Variœ lectiones （Leiden，1874，8vo）；巴斯特的文章是作為語法學家科林斯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Corinth ）著作輯本（Leipzig，1811，8vo）的一篇附錄刊行的。至於拉丁語，有H．Hagen，Gradus ad criticen （Leipzig，1879，8vo），和W．M．Lindsay，「An Introduction to Latin Textual Emendation based on the Text of Plautus」（London，1896，16mo）。在《法國人文科學學會通報》（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humanistes français）上，一位撰稿人表示希望關於現代法國的類似收藏會被匯編起來。 (9) 比較Revue Critique ，1895，Ⅱ．p．358。 (10) 近來，我們的學者們常常忽視了這種初階的預防措施；他們老是說為了避開一種「炫學的氣氛（air of pedantry）」。B．奧雷歐先生（M．B．Hauréau），在他的Notices et extraits de quelques manuscrit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Ⅵ．p．310）中刊行了一首韻詩（rhythmic verse），「De presbytero et logico」。「它並非未被編輯過，」奧雷歐說，「托馬斯·賴特（Thomas Wright）已經發表過它了……但是賴特這一版是很有缺憾的；文本偶爾是十分難以理解的。因而，我們花大力氣校訂了它；為此目的，充分利用了兩份抄本；不過必須承認，這兩份抄本都並非完美無缺的……」奧雷歐這版，未附任何異文，是沒法去核對的。 (11) 「由於缺乏也許可被稱作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the game）的知識，文本校勘常常無效」（WM．Lindsay，p．v．載前述提及著作）。 (12) 人們常常問：是否所有的（all）文本都得忍受這種「定本（establishing）」刊行的麻煩。「在我們的古代文本中，」J．貝迪耶先生（M．J．Bédier）談及法國中世紀文學時說，「我們應該出版哪一種？每一種。但是人們要問了，我們不是已經在文獻的重壓下搖搖欲墜了麼？……下述即是為什麼出版應該無一遺漏的原因。只要我們面對著大量未知的且難解的手稿，這些手稿就仿佛包含了所有謎團的答案一樣吸引著我們；每一顆公正的心，在開始探究之旅時，都會為它們所累。只要能擺脫它們並且在今後工作中能當它們似乎是不存在的，出版它們就是值得的……」（Revue des Deux Mondes ，February 15，1894，p．910）。我們已經指出（p．31），所有的文獻都應該被編目，這樣研究者們才會減輕那種害怕，即害怕也許有些文獻對他們的目標來說是有用的，但他們卻一無所知。但是在任何情況，只要關於某種文獻的概要性分析能夠提供充分揭示該文獻的內容，而且該文獻的形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趣味，那麼無刪節地（in extenso ）出版該文獻不會得到任何東西。我們無須自我負擔過重。總有一天，所有文獻都會被分析，但是許多文獻將絕不會被出版。 (13) 文本的編輯者們以詮釋文本為藉口，承擔起了額外的注釋職責，這常常把他們的任務搞得比編輯本身所需要的時間還要長，而且還更難做。他們自己應卸下這重苦工，並且略去所有不屬於正當「研究材料（apparatus criticus）」的註解，這樣做將給他們帶來益處。這個問題可參見T．Lindner，Ueber die Herausgabe von geschichtlichen Quelle ，載Mitth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ⅩⅥ，1895，pp．501以下。 (14) 意識到這一點，就足以把最積極的社團——諸如德意志史料集成學會和義大利歷史研究所（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迄今所已做了的，與依然留待它們去做的相比較。更大宗的古老文獻和難以復原的文獻長期壓榨著學者們的聰明才智，現在這些文獻的情況相對令人滿意。但是，大量的機械工作仍然要去進行。 ———————————————————— [1]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國早期浪漫主義代表作家。6卷本《墓畔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tombe ）系作者最重要作品之一，出版於1848年。 [2] 加洛林文藝復興是發生在公元8世紀前後歐洲中世紀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也被稱為是「歐洲的第一次覺醒」。當時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後，希望恢復昔日羅馬的繁盛，在文化上恢復羅馬的傳統，為此他召集了一批文人學者在首都阿琛搜集整理古籍，讓藝術家依照古典樣式進行創作，以其宮廷為中心形成了復興古典文化的潮流，史稱加洛林文藝復興。 [3] 安色爾字體，公元4至8世紀希臘和拉丁手稿中常用的一種大圓字體。小書寫體（Minuscule），一種在公元7世紀至9世紀間從安色爾字體發展而來的小的手寫字體，常用於中世紀時的書寫。 [4] 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新斯多葛派主義者。 [5] 雷納克（1858—1932），法國考古學家，地中海及近東考古成就顯著。 [6] 古羅馬作家維吉爾的史詩巨著，作於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9年。共十二卷，約一萬二千行。描寫特洛伊被希臘軍攻陷後，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出逃義大利，建羅馬城的故事。詩人遺囑將詩稿焚毀，但屋大維下令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