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二章　「輔助科學」

上一章，我們論述了基本檢索工作。我們若是假定這項工作被系統地成功完成了，則某一既定主題的文獻——若非全部，亦是大部分——也應已被發現並可利用了。但在歷史研究邏輯性工作之前，還要進行許多工作，「書目提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其中一種。我們注意到，「書目提要的」研究工作，預設了一個研究前提：即所有這些文獻要麼已經被批判性地整理了，要麼仍保持原貌，二者必居其一。在第一種情況中，凡是被以某種方式精心整理過的文獻，人們須能核查文獻批判工作的精確性。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凡是保持原貌的文獻，研究者必須親自進行批判工作。這兩種情況都要求人們具有關於某類確鑿主題的前提性及輔助性的知識。這些知識，通常被稱作初階及附屬知識（Vorund Hülfskenntnisse）。這些知識和精確推理的習性一樣，是一點也不可缺少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批判性工作中，如果人們因推理失誤而可能犯錯，那麼也可能會由於完全的無知而誤入歧途。學者或歷史學家這一行，在這一點上也類似於所有其他的職業。人們不可能從事這一行，卻不掌握某些專業概念。而沒有這些概念，僅靠天生稟賦甚或方法，誰都不可能把事情干好。那麼，學者或歷史學家的專業學徒期（apprenticeship）是由什麼構成的呢？或者，用一句儘管不甚恰當但卻頗為流行的話來說：除了目錄學知識以外，什麼是歷史的「輔助科學」？我們將努力說明它們。 多努在其《歷史研究講義》中 (1) ，已經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要起筆撰述一部多少有些成功希望的著作」，他說，「哪些學科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將需要學習的，哪些知識是未來的歷史學家應該掌握的？」在他之前，馬布利（Mably）在其《論歷史研究》（Traité de l'étude de l'histoire ）中，也認識到「有些預備性學科，沒有任何歷史學家能夠免去它」。 [1] 但是在這一問題上，馬布利和多努都有著一些在今天看來頗為另類的觀點。區分他們和我們的觀點，分清彼此的實際分歧，這是具有指導性意義的。「首先，」馬布利說，「要研究自然法、公法、道德和政治科學。」多努，這位銘刻和純文學學院（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Belles-Lettres）的終身秘書，是一位判斷力超強的人。1820年左右，從其立場出發，他撰文提出構成「歷史學家學徒期」的相關學科可劃分為三部分——文學的、哲學的、歷史的。他相當詳盡地闡述了「文學」學業。他認為歷史學家從一開始就必須「留心閱讀偉大的典範之作」。哪些典範之作呢？多努「毫不猶豫地」在首行就開列了「多部史詩巨作」；因為「正是這些詩人創造了敘述藝術，任何一個沒有向他們請教它的人，至多只能有點關於它的不完善的知識」。進而，他推薦閱讀現代小說。他認為，「現代小說將教導那種方法：即以一種藝術的方式陳述人物和事件，分攤好細節，然後技巧性地維繫著敘述主線，打斷它又恢復它，不斷地吸引著讀者的注意力並激起他的好奇心」。最後，應該去閱讀優秀的歷史著作。他說：「在希臘人中，有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波利比阿和普魯塔克；在羅馬人中，有愷撒、薩魯斯特、李維和塔西佗；在現代人中，有馬基雅維利、圭恰迪尼、詹農、休謨、羅伯遜、吉本、紅衣主教德·雷斯、韋爾托、伏爾泰、雷納爾和盧利耶爾。這並不是說我將排除掉別的人，而是因為這些人足以提供所有適用歷史的文體，各種不同形式的文體都可在這些作者的著作中遇到。」在第二階段，就進入到了哲學學業。他認為徹底地掌握「意識形態、道德和政治」是必要的。「至於能從中獲得此類知識的著作，達蓋索（Daguesseau）已經列舉了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格勞秀斯。我應該添上最傑出的古代及現代的道德家們，自上世紀中葉以來出版的論政治經濟學的諸多文章。還應該補上涉及政治科學的各類泛論、精論和應用性著作，它們是由馬基雅維利、波丹、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馬布利和他們那些承教最深的信徒及箋注者們所撰寫的」。在第三階段，撰述歷史之前，「顯然，必須知道這一點」，即「一位作家要給世界提供些關於某主題的新知識，他從一開始就必須了解人們對該主題已經知道些什麼」。未來的歷史學家熟識最好的歷史著作，並且把這些歷史著作作為文體範本加以研究。「再讀一遍這些歷史著作，這對他是有益的，但他更應努力詳盡地掌握它們所涵蓋的全部事實，並且要把它們深深地烙刻在他的心靈上，要讓它們永遠地留存在他的記憶中」。 這些都是「積極的」觀念。在80年前，這些觀念被認為對一般歷史學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不過，那時也有一種混亂的觀念，即認為「要想獲得關於某些特定主題的深奧知識」，還得掌握其他一些有用的研究分支。「歷史學家們所論述的主題」，多努說，「以及他們偶爾發現的細節，都要求具有範圍非常廣泛、類別多種多樣的學識」。進而，他舉例評述道：「關於幾種語言的某類知識，有時候也常得有些物理和數學的概念。」接著，他補充道：「不過，獻身於歷史著述的作家們，若要論述這些主題，我們覺得文人們通常受到的普通教育就足夠了。」 所有的作者，像多努一樣都試圖羅列各項初階知識，以及應具有的道德或智識傾向。這些知識和傾向對於「撰述歷史」都是必要的，但他們要麼說的是陳詞濫調，要麼就把撰述歷史的必要條件設定得極高，讓人難以接受。弗里曼說，歷史學家應該知道每一件事——哲學、法律、財政學、人種學、地理學、人類學、自然科學等等。一位歷史學家，當他研究過去時，難道不會碰上哲學、法律、財政學和別的一連串問題嗎？如果財政科學對一位論述當代財政的作家來說是必要的，那麼對一位聲言要就過去的財政問題發表意見的作家而言，它就不那麼必要麼？「歷史學家」，弗里曼宣稱，「也許附帶地要處理各種主題，不管什麼樣的。他掌握的各種分支知識越多，他為他自己的工作所做的準備就越充分」。當然，所有的人類知識分支，並不都具有同等功用。它們中有的只有在一些罕見場合才會起作用，而且還是偶然性地。「讓歷史學家自己成為一名嫻熟的藥劑師，這樣他在其研究中有時就可讓化學發揮點作用。這條好建議，我們可不會向歷史學家建言的」。但是另有些專業學科與歷史聯繫要緊密些。「例如，地質學和各種地質學相關科學……只要掌握了它們，歷史學家的常規工作明顯會幹得更好……」 (2有個問題也會被問到：) 即是否「歷史是那些過去被稱為靈魂現形（umbratiles） [2] 的研究之一。對此，人們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內心平靜，始終勤勉工作」。人們也會問：歷史學家在坐下來書寫昔日歷史之前，積極投身到動盪的社會生活，推動創造他自己時代的歷史，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情嗎？嗯，還有什麼問題沒有被問到？數不清的筆墨浪費在了這些無甚趣味、不可作答的問題上。圍繞著這些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無效的論戰，這令方法論研究蒙受了許多羞辱。我們的看法是：學徒期的主題是「歷史書寫的藝術」，這是最一般的共識；學徒期內不可能包括上述所有學科，因而任何相關知識都不可添加為學徒期的學習要則；迄今為止，歷史方法諸原則被普遍忽略了。 此外，我們認識到：沒有像多努及其學派所認為的有著「文學的歷史學家」，道德說教的和筆錄謄抄的「歷史學家們」。在此，我們只關心那些打算研討文獻、力求推動或實際從事歷史科學工作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們。這些人需要一段專業學徒期。學徒期這個詞我們認為有些什麼意思呢？ 讓我們設想一下，在我們面前，我們有一份書面文獻。如果我們無法閱讀它，我們能用它來做什麼呢？在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 [3] 之前，以象形文字寫就的埃及文獻，毫不誇張地說都是死文字。人們欣然坦承，要研究古代亞述史就必須學會釋讀楔形文字銘刻。同理，在古代史或中世紀史研究中，凡是希望從原始資料出發進行原創性工作的人，只要他是審慎的，他就必須學會釋讀銘文和手稿。希臘和拉丁銘刻學以及中世紀古文書學，是釋讀古代及中世紀手稿和銘刻所必需的各種知識的總匯。所以，這類知識會被認為是歷史的（其實是古代及中世紀歷史研究的）「輔助科學」。這一點我們很清楚。顯然，埃及古物學家不可不懂象形文字的古文書學，中世紀拉丁古文書學是中世紀研究者必備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人們注意到二者有一點不同。所有人都認為從事埃及學需要首先研究相關古文書學。但另一方面，有些人承擔起中世紀地方文獻研究的任務，卻沒有學會給他們的文獻列表大致標明日期，並且正確地讀解它們的縮略語。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中世紀的文字與現代文字具有相似之處，這很可能會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天資和實踐將足以讓他暢行無憂。這種錯覺是危險的。沒有受過任何正規古文書學訓練的學者們，幾乎總會因為他們在讀解時不時犯下的各種嚴重錯誤而被認出來。那些錯誤有時足以徹底毀了後續的批判及詮釋工作。至於那些自修成才的專家們，他們在實踐中掌握了那些技藝，不過，若是他們經過了正統的古文書學培訓，至少他們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太久，漫長的研究時間也可省下來，而且會讓人們少失望些。 假設有一篇文獻被釋讀了。但是，如果它不能首先被讀懂，它如何能被利用呢？伊特魯里亞人（Etruscan） [4] 的銘刻和古代柬埔寨語（language of Cambodia）已經被釋讀了，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理解它們。只要情況沒變化，它們必定依舊無用。顯然，人們若要研究古希臘史，就必然要去查閱些古希臘語文獻，由之也就必然要懂希臘語。讀者們會說，這是蘭克的自明之理（truism）。是的，但許多人搞起研究來，卻似乎從不知道它。年青的學生們僅知道一點膚淺的希臘語和拉丁語，就去專攻古代史。許多從未研習過中世紀法語和拉丁語的人，因為他們本人懂古拉丁語和現代法語，就自認他們懂中世紀法語和拉丁語，然後，他們就要去試圖釋讀那些他們不通字義的文本。那些文本，他們覺得很晦澀，但實際上卻是完全清楚明白的。數不清的歷史錯誤，其起因都在於對這些明晰文本作了種種錯誤的或不準確的解釋。這些錯誤正是那些對古代語言的語法、詞彙或細節不甚熟識的人所犯下的。如果所研究的文獻不是以某種現代語言寫成的，或者不是以某種便於理解的形式寫成的，那麼在任何時候，堅實的語文學研究（邏輯上）都應該先於歷史研究。 設若有一篇文獻是可理解的。如果它的可信性還沒有被無疑義地確立起來，那麼接納它卻不核實它的可信性，這是很不合理的。要核實一篇文獻的可信性或者查清其源流，有兩樣東西是必需的，即推理能力和知識。換句話說，有必要從某些確鑿的資料出發來進行推導。這些資料是此前研究的濃縮成果，不能是臨時搞出來的，必定得是習得的。實際上，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若是他不熟悉某某大法官在法庭某時的實際工作，或者不了解公認的某一特殊類別的全部真實文契的共有特徵的話，那麼要他去辨明文契的真偽，這對他來說也常常會是一樁不可能的任務。他得被迫去做先前學者們所做的：通過比較大批類似文獻，親自確定公認的真實文獻與其他文獻的那些區別性特徵，然後再進行具體判斷。如果現在有了先前學者們已得出的一整套的原則、成批積累的資料、系統性結論，那麼這位邏輯學家被迫從事的任務會被大大簡化嗎？這套原則、資料和結論，系先前的學者們多次重複得出的，並且他們細緻地核查過、比較過它們。它們是用來輔助對現存公文和文契的批判的；這就是所謂的古抄本學。因而，我們將認定古抄本學、銘刻學、古文書學和語文學是歷史研究的輔助學科。 銘刻學、古文書學、語文學和古抄本學及其附屬學科（專業的年代學和印章學），並不是唯一的有助於歷史研究的研究性學科。假設有份書面文獻至今尚未被批判處理過，但其同類文獻早已有些人批判研究過，那麼打算批判研究該文獻卻不熟悉那些人的研究結論，這將會是極其不明智的。所有那些人的研究結論構成所謂著作史 (3) 的一部分。建築、雕刻和繪畫作品、各種物品（武器、服裝、器械、鑄幣、獎章、紋章等等）是所謂的實物文獻。對實物文獻的批判性研究要求十分熟悉各種規則和資料。這些規則和資料構成了所謂的嚴格意義的考古學及其分支——錢幣學和紋章學。 我們現在多少能澄清「歷史的輔助科學」這個短語所表達的模糊意義了。我們也聽說過「從屬科學（ancillary sciences）」和法語所謂的「附庸科學（sciences satellites）」等說法。但所有這些說法沒有一個是真正令人滿意的。 首先，所謂「輔助科學」並不都屬於科學。例如，古抄本學和著作史有助於批判方法應用於尚未整理的文獻，但這兩門學科僅僅是系統地匯集了通過批判所得到的各種事實。另一方面，語文學是一門組織化的科學，這門科學有著它自己的法則。 其次，在各門輔助性知識分支中我們必須有所區別。嚴格地說，這些知識分支不是輔助歷史學的，而是輔助歷史研究的。在歷史研究領域中，我們應該區分出哪些輔助性知識是每位研究者都應該掌握的，哪些是研究者偶爾要用到的，後一種知識他只需知道怎麼找到就行了。我們也應該區分出為人之本的知識和知道點就夠了的知識。一位中世紀研究者應該知道如何閱讀並理解中世紀文本；記住大量的特殊事實，並不能讓他比別的研究者強多少。這裡講的特殊事實，匯集在著作史和古抄本學中，在編排有序的參考書中都可一一找到。 最後，沒有任何知識分支是一定要輔助歷史學的（乃至歷史研究的）——換言之，一切知識對所有研究者都是有用的，無須考慮這些研究者所研究的是那一特殊部分的歷史。 (4) 因而，對於本章開始所提出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什麼公認的答案。學者或歷史學家的專業學徒期應該由什麼構成？它實際由什麼構成？這得視情況而定。專業學徒期的構成取決於歷史學家所打算研究的那部分歷史。古文書學知識對於法國革命史研究是毫無用處的，希臘語知識對於某個中世紀法國史問題也是沒用的。 (5) 但是我們也許可以說：每一個希望從事原創性歷史研究的人，其初始裝備除了「普通教育」（換言之，多努所謂的一般文化）之外，還應該包括那種有助於文獻的發現、理解和批判的知識。那種知識究竟是什麼，這因研究者們的研究領域不同而變化不一。對於那些專攻現代及當代史的人而言，專業學徒期是相對較短和容易的，而對於那些致力於古代及中世紀史的人來說，專業學徒期是漫長的和勤苦的。 這是一次對歷史學家專業學徒期的革新。這次革新是新近發生的事情，它用真正有助於歷史研究的實際知識取代了對文學的和哲學的「諸種典範（great models）」的研究。在本世紀絕大部分時間裡，法國的歷史研究者們所接受的是一種遵循多努模式的文學教育。幾乎他們所有人都對那麼一種預備性教育表示滿意，他們從沒反思過這種教育，只有極少數的人認識到他們早期訓練的不足。這極少數人為此十分懊喪，但這已是太遲了，沒法補救。除了個別傑出人士之外，他們中最好的也只不過是個知名作家，根本不具有任何科學工作能力。那時，沒有任何教授「輔助科學」和檢索技術的組織。不過若是說道法國中世紀史，倒是有一所專門學校，即文獻學校（École des chartes）。這一簡單事實，確保了這所學校明顯領先其他法國（乃至外國）高等教育機構達50年之久。當別的地方的人討論著一些無聊問題的時候，優秀的研究者們在文獻學校接受培訓。正是那些研究者得出了許多新的結論。 (6) 直到今天，依然只有在文獻學校里，中世紀的研究者們方有機會以最好最完善的方式完成他們的專業學徒期。他們要感謝涵蓋了羅曼語系語文學、古文書學、考古學、歷史編纂學和中世紀律法的3年進階綜合教程。當然，「輔助科學」現今在各地都有教授了，所教的那些輔助科學多多少少尚足稱用。這些輔助科學也已經被引入了大學教程。另外，各種關於銘刻學、古文書學、古抄本學等的研究手冊，在最近25年內有所增加。25年前，人們若要講授這些知識，根本找不到一本可滿足講課需要的好書；自從教授職席設立以來，「各種手冊」紛紛面世 (7) 。若非講課以實踐訓練為依據，有著些特殊價值，這些手冊幾乎就讓講課成為多餘。無論研究者是否享受到在高等教育機構中進行正規訓練的好處，此後他都沒有任何藉口繼續無視那些他在從事史學工作前就應該知道的事情。事實上，這種無視現今要比過去少些了。在這一點上，上述各種「手冊」與接踵而來的其他手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8) 因而，我們認為未來的歷史學家應該掌握初階知識。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忽視了初階知識，那麼他將不知所措或者不斷犯錯。未來的歷史學家應掌握關於文獻的書寫及語言的完備知識，並且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本批判所獲得的種種結論，我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他不犯下那數不勝數的錯誤。換言之，他要有一種毫無缺憾的認知的和察識的知識（cognitio cogniti et cognoscendi）。當然，我們承認這是一種十分樂觀的假想。我們也很清楚：接受某種正規的「輔助科學」教育，或者認真閱讀文獻學、古文書學、語文學等方面的專論，乃至通過實踐獲得某些個人經驗，這些都不足以確保一個人總是學識淵博的，更何況要確保他絕對正確了。首先，有些長期研究某一既定類型的或某一既定時代的文獻的人，對其所研究文獻有一種莫可言表的知識（incommunicable knowledge），這些人憑著這種知識能夠比旁人更好地研究他們所遇到的同一類型或同一時代的新文獻。這就是說，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替代「專業學識」，這種學識是專家們辛勤工作的酬勞。 (9) 其次，專家們也會犯錯。古文書學家一直小心謹慎地，唯恐錯誤釋讀。公允地說，有哪位語文學家沒有犯過錯？學識淵博的學者們常常會把已刊文獻當做未輯校的文獻予以刊行，而且他們也會忽視那些他們本該知道的文獻。學者們正確地認識到「輔助」知識是無法完善的，但他們不斷地去完善它，他們的生命都耗費在了這樁事情上。但是，所有的這些並不妨礙我們堅持我們的假想。在我們獲得對所有「輔助知識分支」的絕對掌控權之前，我們絕不應冒險開始研究文獻。不過，有一點要明白：在實踐中，我們沒有推遲過文獻研究工作。 一個人若成功地完成了初階學徒期，他還要知道如何研究文獻。 注釋 (1) 多努，《歷史研究講義》，vii．p．228以下。 (2) E．A．Freeman，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London，1885，8vo），p．45。在法國，地理學長期被認為是一門與歷史學關係密切的科學。中學及大學教師資格考試（Agrégation ），今天繼續把歷史和地理放在一起來考。而且在高中，歷史和地理是被同一批老師教授著。許多人堅持認為歷史與地理這兩個分支是因許多本質聯繫而結合的，把它們放在一起是合理的。甚至當有人提議把這兩個合在一起的知識分支分開來的時候，那些人還會發火動怒。有那麼一種觀點認為：一位歷史學教授或一位歷史學家，對地理學、海洋學、氣候學和相關地理科學知道得越多，他就越優秀。但是要證明這一觀點，卻很難找到些好的理由或者經驗事實。事實上，歷史專業的學生們對於上地理課是很不耐煩的。這些課程是他們的教學大綱強加給他們的，而且不會產生任何直接的收益。與此同時，那些真正嘗到了地理學滋味的學生，會很高興地把歷史拋到九霄雲外。在法國，歷史與地理被人為地合在一起可以回溯到某一時代。當時，地理學是一門界定不明、建制無序的學科，被所有人認為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研究分支。歷史與地理合而為一，這是古老歲月的遺物，我們應該立刻拋棄它。 (3) 「歷史編纂學」是「著作史」的一個分支，也是批判家們所得結論的總匯。迄今為止，批判家們已經研究了年代紀、回憶錄、編年史、傳記等各種古代歷史著作。 (4) 這只是在有所保留的情況下才是真的；對所有的歷史學家、所有的學生來說，無論他們專攻什麼主題，檢索工具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歷史與絕大多數其他科學還有一點相同的，即所有從事原創性研究的人——無論什麼樣的研究——都需要懂得幾種尚在使用中的語言。那些語言是人們思想和工作的國家的語言，那些國家從科學的視角來看是處在當代文明前沿。 在我們的時代，各門科學的進步，並不限定在某個國家，抑或歐洲。它是國際性的。所有的問題、同樣的問題同時在各地被研究著。今天，很難找到某個不用參考外語著作的研究主題，而到了明天，這樣的主題更是不可能有的了。對於古代史（希臘的和羅馬的），德語知識今後將和希臘語和拉丁語知識一樣是必不可少的。嚴格意義的地方史，是那些不通外語的人仍可方便進入的唯一領域。那些不通外語的人除了他們自己的著作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語言寫就的論及有關問題的著作，就因為這個不幸且可笑的理由，有些大問題他們就無法研究。 許多語言（德語、英語、法語、義大利語）今天已經是科學的常規手段。若是完全不懂這些語言，靠年齡是無法彌補的。任何科學職業的候選人至少能一口三舌（trilinguis）——換句話說，除了母語之外，他得毫不費力地掌握另兩種語言——這種要求並非是太過嚴苛的。這是一項必要條件。從前，當拉丁語仍是知識人的共同語時，學者們不必屈從這項條件；但是現代科學工作的狀況此後日益迫使著每個國家的學者都得接受這項條件。 有些法國學者不懂德文和英文，因而和他們那些在法國及海外受到更好教育的同事們相比，他們永遠是二流的；無論他們有什麼優點，他們的工作都被斥責為資料手段不充分，幹得很糟糕。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傾盡全力地掩蓋他們的缺點，似乎頗以為恥。有時候，他們也會犬儒般地誇耀這一缺點，並對這一缺點自吹自擂。但是我們很容易就看出來，這種吹噓只是以另類的方式表現羞辱。無須過分強調如下事實：實用的外語知識一般來說對科學工作具有頭等的輔助性，這也適用於所有的歷史工作。 (5) 當「輔助科學」被首次添加入法國大學課程的時候，人們注意到：某些專攻法國革命的學生和對中世紀毫無興趣的學生，把古文書學作為了一門「輔助科學」；而且某些絕不會對古物感興趣的地理學學生，把銘刻學選為「輔助科學」。顯然，他們不明白推薦「輔助科學」研究，不是因為「輔助科學」本身，而是因為「輔助科學」對於那些獻身於某些專門學科的人具有實際的功用。參見Revue universitaire ，1895，Ⅱ．p．123。 (6) 關於這一點，注意T．馮·西克爾（T．von Sickel）和J．哈維特的觀點，引自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 ，1896，p．87。在1854年，「奧地利歷史研究學院（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按照法蘭西文獻學校的模式被建立起來。另一個同樣類型的學院後來在佛羅倫薩以「高等研究院（Istituto di studi superiori）」的名義被創建。在英國，我們閱悉「在這個國家沒有任何類似於文獻學校的學院，這樣的怨言」「我們已經習慣了」（Quarterly Review ，July 1896，p．122）。 (7) 此處適合列舉出最近25年出版的主要「手冊」。但是我們在伯倫漢《教程》第206頁以下已經看到了一張手冊列表，該列表止於1894年。我們將僅提及現今仍在出版中的重要「語文學」（在廣義的德文「Philologie」的意義上，該詞囊括了語言學、文學、銘刻學、古文書學等所有文本批判學科的歷史）「手冊」：the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edited by G．Béhler；the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edited by W．Geiger and E．Kuhn；the Handbuch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edited by I．von Müller；the Grundriss der ermanischen Philologie ，edited by H．Paul，該書第二版於1896年始問世；the 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edited by G．Gröber。在這大批的書目中，人們將可找到直接和間接的完整的參考書目提要，這些參考書目提要都有著簡短的主題說明。 (8) 普魯（Prou）先生（古文書學）、吉里（Giry）先生（古抄本學）、卡尼亞（Cagnat）先生（拉丁銘刻學）等人的法文「手冊」，把輔助研究學科的觀念和知識在大眾中廣為普及。新版本使得（將使得）這些手冊能緊跟時代。——儘管絕大多數這類學科現在已經大體定型，但它們每天都在被發展著，並變得更精確。因而，編寫手冊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比較前述，p．38。 (9) 我們所說的這種「莫可言表的知識」，該如何準確理解呢？一位專家若是十分熟悉某一既定類型或時代的文獻，各種觀念的多重組合就會在他的大腦中成形；當他查驗同種類型或種類的某件新文獻的時候，種種類似之處會彌補他的經驗不足，從而令他豁然開朗。不管怎麼做，他也許都會令人滿意地給出最完美的書目。當然，並非所有的文獻特徵都可被區別出來；有一些文獻，任何聰明人都無法分類，因而也不可能出現在任何列表中。但是人類的記憶在好的時候會記住這些特徵，甚至一次軟弱無力、相隔甚遠的刺激都足以喚醒對這些特徵的記憶。 ———————————————————— [1] 馬布利（C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哲學家孔狄亞克的長兄和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達朗貝爾的堂兄。《論歷史研究》（Traité de l'étude de l'histoire ），大概是1767年為波旁王朝的帕爾姆的費迪南親王而寫，概述世界古代及近代歷史，認為人民的困難是統治者濫用權力造成的，並確信不研究過去，不重視歷史經驗是無法治理國家的。1775年另著《論修史方法》，主張通過文獻來研究歷史，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 [2] 靈魂現形，或稱鬼現形，一般指在降神會或是召喚靈法會上，所被召喚而來的亡靈、鬼魂開始現形出來，讓大家用肉眼也看得到，同時，這鬼魂好像會從靈體的身上，或是周遭的人及物體吸收能量，形象漸漸變得更明顯，有時，還可以用手來碰觸得到。 [3] 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法國歷史學家、語言學家。第一個根據羅塞塔石碑銘文於1821年譯解了埃及象形文字。 [4] 公元前10世紀左右出現在義大利中南部的一支民族，一般認為，他們來自小亞細亞，主要居住在第伯河與阿諾河之間的伊特魯利亞平原上。從語言學的角度看，他們並非屬於印歐語系。其文化程度較高，曾對羅馬早期歷史發展產生過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