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第一章　文獻檢索

歷史學家靠文獻來進行研究。文獻是歷代人士思想與活動所留下的痕跡。然而，這些思想和活動卻很少能留下些可見的痕跡。而且這些痕跡，若有一些，卻也是極少能長久存留的。一次偶然事件就足以抹掉這些痕跡。現而今，每一次的思想以及每一次的活動，若沒有留下什麼可見的痕跡，或者自結束之後什麼也沒留下，則其就是失落在歷史中了，仿佛從未發生過。因為文獻的匱乏，人類過去諸多時代的歷史至今依舊無可知曉。文獻是無可替代的。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 為了從文獻中合法地推論出它所能推論出的事實，眾多預防措施是必須要有的。這些措施將在後面被概述。但是，很明顯，在任何對文獻進行批判性核查或詮釋之前，得先問一個問題，即是否肯定有那麼些文獻，有多少，且它們在哪裡。如果我打算論述某點歷史， (1) 無論這點歷史具有何種性質，我的第一步都將會是確定文獻的一處或多處所在。這些文獻對於論述此點歷史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那些文獻存在著，那它們是會被找到的。因而，文獻的檢索和搜集是歷史學家技藝的一部分，在邏輯上是第一步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德國，它已經獲得了合宜的名稱，簡稱材料搜集（Heuristik ）。有必要證明窮究法（Heuristic）的頭等重要性麼？毫無疑問，不用。顯然，如果它被忽略了，如果研究者在其開始研究某點歷史之前他自己沒有獲得全部可得到的資料，那麼他要冒著在資料不足基礎上進行研究的風險。即使諸事齊備，那也並非是小的風險。一旦人們冒險行事，這些不充分的資料基本上肯定不會再有所增加，那麼根據最準確的方法原則建構起來的學術工作或歷史研究，就會因那種偶然情況而被損害，甚或是變得毫無價值。因為在那種情況下，研究者對那些文獻是一無所知的。而有了那些文獻，他鼎力而為並頗為滿意的工作或研究，也許早就被輔以佐證、增補內容，或者名譽掃地了。今日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們所做的工作，在諸多其他方面與他們幾個世紀前的先輩們依然一般無二。唯獨因為他們有能力掌握更為充足的資料搜集方法，他們就能夠勝過他們的先輩。 (2) 事實上，今天，窮究法比它過去用起來要容易得多，雖然最誠懇的瓦格納（Wagner）依舊有著充分的理由可以說： 那追溯本源的方法， 多麼不易探求！ (3) 儘管在本世紀有了些進步，但為什麼文獻的搜集，曾經是那麼地勞心費力，而今卻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這不斷的進步過程中，基本操作又是如何不斷被簡化的？讓我們努力來說明一下。 Ⅰ．那些最早打算根據現場資料來撰述歷史的人，發現他們自己處在一個令人尷尬的境地。他們要述說的事件是剛發生了的，但所有關於這些事件的證據都依然未亡佚麼？他們得有來自倖存目擊者的資料。修昔底德、傅華薩（Froissart） [1] 和別的許多人已經這樣去做了。當加利福尼亞的太平洋海岸史家H．H．班克羅夫特（H．H．Bancroft） [2] 決定搜集有關事件的素材——這些事件的當事人當時還健在——的時候，他動員了整批整批的記錄員，他指示記錄員們從這些當事人中找人來訪談。 (4) 但是，如果這些被述說的事件是古代發生的，而且沒有一個當時活著的人親眼目睹它們，也沒有任何關於它們的敘述經由口耳相傳下來，那該怎麼辦呢？沒有什麼好做的，除了去搜集每一種與要被研究的過去息息相關的文獻，而且原則上還得是書面的那種。在一個圖書館稀缺、檔案保密且文獻散落四方的時代，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1860年前後，班克羅夫特先生在加利福尼亞遇到的情況，類似於世界各地的那些早期研究者們所遇到的情況。班克羅夫特先生的解決計劃如下：由於他是富有的，那麼他可在文獻市場購齊各類印刷本或手寫本，並與財務上困難的家庭和公司洽談，購買他們的檔案，或者許可他付錢僱人抄錄它們。在這完成之後，他把他的搜集珍藏在他預先準備好的房子裡，並給它們分門別類。理論上，這並不是一種更為理性的程序。但是這很便捷。美國人的方法一旦被使用，唯有輔以充足的資源，並且堅持下去，方能確保其成功。在其他任何時代，在任何別的地方，這種方法都是不可能的。無論在別的什麼地方，都不會有很利於這種方法的環境。 在文藝復興時期，古代及現代歷史的文獻，散落於無數的私人圖書館和檔案保管處中。這些文獻幾乎全部都是難以接觸的，更別提那些埋藏在土中的了，而且土裡的那些文獻是否真的存在，迄今仍尚不得而知。在那個時代，想得到一張用以解決某個問題的全部文獻列表（例如，某一古代作品尚留存於世的全部手抄本的清單），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奇蹟發生，能弄到那麼一張列表，除非以無休止的旅行、開銷和交涉為代價，否則查考所有這些文獻也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很容易就想到接踵而至的種種後果。首先，窮究法的種種難點是難以克服的。初期的學者們和歷史學家們幾乎總是消息閉塞的。他們進行研究，不是使用所有的文獻，也不是最好的文獻，而是那些他們唾手可得的文獻。他們的作品現在嚼之無味，除非人們發現他們所徵引的文獻後來亡佚了。其次，相對來說，資料豐富的第一流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們，是那些藉助他們的職業而有機會進入到藏量豐富的文獻寶庫中的人。這些人包括了圖書館員、檔案保管人、僧侶、地方長官。這些人所從屬的階層或團體，擁有著數量眾多的圖書館或範圍相當廣泛的檔案。 (5) 確實，通過金錢償付，或者諸如盜竊這樣的頗成問題的權宜手法，文獻搜集者們不久就湧現出來了。文獻搜集者們多多少少考慮到了科學研究的興趣，創設了原始文獻及複製件的收藏品「陳列室（cabinets）」。在歐洲，自15世紀以來就保有著數不勝數的收藏品。但是這些歐洲的收藏家們，是與班克羅夫特先生有著顯著差別的。那位加利福尼亞人，事實上僅僅搜集與某個特定主題（太平洋沿岸某幾個州的歷史）相關的文獻。而大多數歐洲收藏家，得到的是各類查無頭緒的斷章殘篇。這些殘篇被成堆地聚攏在一起，但把它們與數量驚人的當代存留歷史文獻相比，卻顯得它們意義不大。此外，大體而言，像皮雷斯克（Peiresc）、吉納列（Gaignières）、克萊朗博（Clairambault）、柯爾伯（Colbert）這樣的收藏家們，並不打算讓那些有著亡佚危險的文獻流轉起來。他們沒有任何要使這些文獻能普遍為人們方便利用的想法。他們滿意地（而且多少有些隨意地）與他們的朋友們分享這些文獻。儘可能地多做這類事情，這也是值得稱許的。但是，收藏家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們）是反覆無常的人，有時候他們的想法是古怪的。當然，文獻保存在私人收藏中，要好過文獻完全不受保護且科學工作者絕對無法得到。但是為了窮究法真得更容易運用，首要的條件就是所有的文獻應該被公開。 (6) 如今，最好的私家文獻收藏——包括圖書館和博物館——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自然是帝王們所擁有的那些。當別的私家收藏品常常在它們的始創者們逝世之後就散佚四方時，這些帝王們的收藏相反絕不會停止增加。當然，帝王們的收藏不斷被充實，是因為所有別的收藏家罹難的緣故。例如，法蘭西手稿陳列室（Cabinet des manuscripts de france），由法國諸王創立，並且向公眾開放。在18世紀末葉，這一陳列室已經入藏了眾多堪稱精華的文獻藏品。這些收藏品是前兩個世紀的業餘愛好者們和學者們的私人物品。 (7) 別的國家亦是如此。大批歷史文獻集中於大型公眾（或半公開）機構中，是這場自發演進的幸運結果。 要確保歷史研究的素材情況有所改觀，大革命時期的各種專斷行動仍然是更有利且更有效的。1789年的法國革命，以及其他國家的類似運動，出於國家（換言之，每個人）利益考慮，把大批私家檔案和收藏品——王室的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修道院的文書和藏書，以及被鎮壓的社團等等——都暴力充公。在法國，歷史文獻保管處原先是分散的，並且多少帶點猜忌地警惕著學者們的好奇心。1790年，法國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決定由國家來主管數目眾多的歷史文獻保管處。此後，這些文獻珍寶被分藏於四個各不相同的國家機構中。同樣的現象在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也可看到，不過時間距現在要更近些，規模要更小些。 革命時代的充公，和革命前各時代的收藏一樣，也帶來了慘重的損失。收藏家一直是——更確切地說過去常常是——野蠻人。當收藏家看到有機會增加他的精品及稀見收藏品的時候，他就毫不猶豫地毀壞史跡，撕裂手稿，破碎整套檔案，就為了自己得到那些殘篇。因此，許多蓄意的破壞行徑在革命前就已經犯下了。革命的充公和轉讓活動，自然也會帶來讓人悲嘆的後果。這種破壞是漠視文獻的結果，源自於一種破壞帶來的純粹快感。而除了這種破壞之外，更產生了一種不幸的觀念，即認為收藏品也許應被系統地汰除，只有那些「令人感興趣的」或「有用的」文獻方能被保存下來，剩下的則被拋棄。這汰除的任務，被託付給了那些善良的但不勝任的，而且工作過了頭的人。從而，這些人給古代文獻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浩劫。今天，仍有人在幹這種事。昔時，這些熱心但卻輕率的歷史文獻整理者們，以十分粗魯的方式把所藏文獻割裂開來的，這造成了許多斷章殘篇。人們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以極大的耐心和細心來修復被割裂的收藏，並且復原那些殘篇。此外必須明白的是，這種歸之於革命活動的和革命前收藏家們的破壞行徑，與那些因偶然事件和隨時間變遷而產生的破壞活動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即使那些文獻被十倍地嚴重破壞了，它們仍可因兩個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有利條件而得到大大的補償。這兩個條件我們無須過多強調，此處略陳一二，即（1）從前散落於——或者可以說失落在——諸多不同地方的文獻，被集中於相對數量較少些的保管處內；（2）這些保管處向公眾開放。於是，那些從偶然事件和蓄意的破壞行徑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中倖存下來的歷史文獻殘本，現在至少是被安全地封藏、分類、變得便於利用了，並且被作為公有財產看待。 古代歷史文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在主要是被那些公立機構搜集並收藏。那些公立機構就是所謂的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當然，這並不適用於所有的現存文獻。儘管全世界的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每年都通過購買和捐贈，不斷地獲得文獻——這種行為很早就有了，並且持續了很長時間——但是依然有著私家收藏、代理文獻收藏的經紀人，以及流通中的文獻。當然，有著例外。然而縱使如此，這些例外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並不影響普遍原則。此外，所有的古代文獻（它們是數量有限、涵蓋面廣的），都註定了或遲或早會找到它們進入國立機構中的道路。這些機構的大門總是敞開允許進入的，但絕不允許出來。 (8) 可以預見，各種文獻保管處（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原則上不會太多。我們已經指出，比起100年前，它們在數量上是無可比擬地少。文獻的集中，證明有利於研究人員，但是文獻集中會被堅持進一步推行下去麼？有些文獻，難以決斷是否該分散存在，那麼它們不會一直被收藏起來吧？也許是這樣的。 (9) 不過，文獻集中的問題現在不再是急迫的，因為複製工藝已經完善了。同時，眾多保管處的種種不便之處，因為允許文獻短期傳遞（今天已被廣泛應用）而被解決了：研究者們現在有可能不費分文地就可在他們所居住城市的公立圖書館中查閱文獻，比如說屬於聖彼得堡、布魯塞爾和佛羅倫薩等處圖書館的文獻。我們現在極少會遇到像巴黎的國家檔案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和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梅冉納圖書館（Méjanes Library）這樣的機構，它們的館規絕對禁止它們藏品的一切外借行為。 (10) Ⅱ．人們認為，大部分歷史文獻現在被保存在公立機構（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中，則只要滿足一些條件，窮舉法就可方便實行。這些條件包括：編排上佳的關於所有現存文獻藏品的目錄被列出來，給這些書目添加上索引，或者一般的各型書庫構成（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成系統的等等）是與這些書目相關聯的，最後還得有個地方可查閱與所有這些目錄及其索引相關的全部收藏。但是，窮究法仍是難以運用的。因為這些要求很不幸依然是遠未被充分實現。 首先，有許多文獻保管處（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其藏品甚至從未被部分地編目，自然也就沒有人知道在它們中有些什麼。我們擁有完整提要編目（descriptive catalogues）的保管處是稀少的。有許多保存在知名機構中的藏品，僅僅被部分地編目，這些機構中大半藏品依然留待著被分類編目。 (11) 其次，在現有編目中有著多麼大的變化啊！有一些舊的編目現今並不符合當前的文獻分類，而且沒有參照表就不能使用。新的編目，若是基於同樣過時的系統，則要麼太繁瑣，要麼太簡單。而且，有些編目被印在登記簿上或紙片上，另有些則是被寫在上面的。有些編目被認真編制、清楚明白，而許多則是草率製作的、不充分的和臨時的。僅就印刷目錄而言，它就迫使著研究者們用整個學徒期來學會在這種極度混亂的情況中分辨出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又不是。換言之，學習如何完完全全地充分使用它們。最後，現有編目在什麼地方可被查詢呢？絕大多數大型圖書館僅僅擁有不完備的現有編目匯編。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關於編目的一般指南。 情況正是如此，委實令人可嘆。事實上，在保管處中所收藏的文獻及收藏品，若未加編目，則對於沒有閒暇來親自為保管處的全部藏品編目的研究者而言，在實際工作中都是不存在的。前文中我們說過：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但是沒有關於文獻藏品的上佳提要編目，實際上就意味著，無法確定文獻的存在，除非是碰巧了。我們判斷歷史學的進步，大半要依賴於歷史文獻總目的進展，但許多歷史文獻現在仍然是碎片的和不完全的。這一點，人們是普遍認可的。貝爾納·德·蒙福孔神父（Père Bernard de Montfaucon）認為，他的《新編手稿圖書目錄》（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manuscriptarum nova ） [3] 作為一部圖書館目錄的集成，是「在其整個一生中，他所做出的最有用且最令人感興趣的工作」。 (12) 「就科學現狀來說」，勒南在1848年寫道 (13) ，「沒有什麼比對不同圖書館內的手稿進行批判性編目，要更為緊迫的了……這是一個表面上看來微賤的任務；然而學者們的研究是因此而受阻，無法完成下去，除非它被決定性地完成」。「我們可能早有了更好的論及我們古代著述的書」，P．梅耶爾先生（M．P．Meyer）說 (14) ，「如果德利勒先生（M．Delisle）［其作為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館長］的前任們，以同等的熱心和勤奮，身體力行地給託付於他們的那些珍寶編目了的話」。 有必要簡述下實際情況及其前因後果。學者們長久以來一直在哀嘆那種狀況，當然，那種狀況一直在改變著，儘管是很緩慢的。「我向你保證」，勒南說道， (15) 「數十萬法郎，教育部長若是用於［著手編目］的目的，也許要比現在把這筆錢的四分之三投到著述上，用起來要更好些」。在法國或其他地方，幾乎找不到一位確信這條真理並十分堅決地依之行事的部長。此外，人們認為要得到好的編目，花點錢就夠了。雖然花錢是必要的，但這種觀點並不總是正確的。只是在最近，描述文獻的最佳方法才被正式確定下來。而且在那個時代，合格的編目人員遠沒有現在從事編目工作的人多。今天，要招募到合格的編目人員，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但在那時，這項任務並不容易，而且也是令人頗為擔心的。從物質條件上講，障礙就是這些，即金錢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不過，另有一種因素並非無其影響。擔任文獻保管處管理職務的公務人員，現在熱衷於通過精確編目以使他們的收藏便於使用，但那時並不總是表現出這份熱忱。按照現今被運用的那種精確且同時是概要性的形式，著手編一份目錄是一樁勞心費力的差使，一項沒有歡樂、沒有酬勞的任務。經常出現的是有那麼一位公務人員，他的職務要求他時時刻刻與文獻打交道，因此他可以在任何時間自由地查閱文獻，無須目錄的幫助就可使用收藏。比起一般公眾來，他處在一種更有利的位置上。他更樂於為自己而不是為別人工作，而且與他的個人研究相比，編制目錄對他而言是一件次要的事。 在我們自己的時代，誰是發現、出版並評註浩如煙海的文獻的人呢？是就職於文獻保管處的官員們。毫無疑問，最不需要編目的人，恰恰是這些擔負有編目職責的人。這種情況已經妨害了歷史文獻總目編纂的進展。 提要編目不完善，帶來了很多值得我們注意的後果。一方面，我們完全不能保證我們已經窮盡了所有的資料源泉。誰知道什麼會是留存下來而未被編目的收藏呢？ (16) 另一方面，為了得到最多的資料，有必要徹底地了解現有的窮究法著作所能提供的資料源泉，而這得把大量的時間用在初步的調查研究上。事實上，每一個希望論述某點歷史的人，其計劃搜集一些文獻，都是從查閱各種各樣的索引和目錄開始的。 (17) 新手們十分緩慢地開始著這項重要的工作。新手們沒有多少技巧，卻付出了很多努力。對於新手們的檢索結果，經驗豐富的研究者們會認為不錯或遺憾。新手們在編目的迷宮中跌跌撞撞地前行著，他們高度緊張，空費著他們的時間，完全勘探著無用的那些東西，卻忽視了那些有價值的東西。看到新手們這樣，有些有經驗的人會覺得很有趣。這些有經驗的人記起了他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體驗。他們覺得這得讓每個人都輪到。另有些人，看到這種浪費時間和氣力的行為，認為這是令人惋惜的。這些人認為這種事總會到頭的，但它無益於任何好的目的。這些人問道，若要減輕些窮究法學徒期的嚴苛程度，是否有些事情可以不用去做？這種嚴苛曾經使我們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但在當前的檢索條件下，無論研究者具有多少經驗，進行檢索都應該不是十分困難的吧？許多學者和歷史學家把他們絕大部分精力都耗費在了材料檢索上。就古代史而言，它的文獻較少，研究較多，編目比其他領域的歷史研究要好些。但在中世紀及現代史等特定歷史研究領域中，不僅要求人們花大力氣編目，而且也要求個人對所有收藏進行核查。即便不是所有編目都提供索引，即便所有收藏都是編目糟糕的或者根本沒有編目，這些事情也得去做。毫無疑問，經驗證明這些長期的檢索工作，必須在更具思想性的那部分研究開始前完成。這些檢索工作未完成現在可能已經阻礙了，並將繼續阻礙著，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去從事歷史研究。事實上，那些具有卓越能力的人面臨著一個難題，他們要麼得在一批肯定是不完全的文獻基礎上進行研究，要麼得把精力耗費在無限的檢索上。而這樣一來，所進行的研究常常是徒勞的，所得結果也沒有多少是值得他們花時間做的。資料（正面的或負面的），只要入藏被編目且編有索引，也許就是唾手可得的。但編目若沒有索引，所編條目就逐漸成了雜錄（miscellanea）。人們要找到資料，卻把絕大部分時間耗費在翻閱或核實那些沒有索引的編目上，這肯定是不利於出研究成果的。當前，窮究法的物質手段不完善的地方正是那種缺憾，它肯定被許多有識之士感覺到了。這些有識之士知道這些手段的價值，而且認識到了付出才有回報。 (18) 如果那種缺憾依然存在，那麼在公立保管處，檢索歷史文獻依舊是要勞心費力的。如果這是理所當然地，那麼我們也許就得聽之任之。如果檢索無可避免地要耗費時間和勞力——就像考古學勘察所要求的那樣——那麼無論考證出什麼，都不會有人對此種耗費感到惋惜。但是，現代窮究法手段的不完善性並非完全必然的。這種勞心費力的情況，存在了幾個世紀，現在已經被悄無聲息地改善了。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肯定說明為什麼將來某一天它不會被完全改變。因而，在談完前因後果之後，我們得就解決方法說幾句。 在我看來，窮究法諸手段在兩條路徑上正被不斷完善著。每年，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的提要編目的數目都在增長，這些提要編目是這些機構所屬的職員們編寫的。除此之外，有實力的學術團體僱傭專家們，派這些專家們遊走於各家保管處，編寫各處的文獻目錄，從而得以選錄出某一特殊類別的所有文獻或某一特定主題的全部文獻。於是，博蘭德會（society of Bollandists） [4] 依據它的使者們的編目，出版了聖徒行傳文獻的總書目，而維也納帝國學會（Imperial Academy of Vienna）以類似的方式，也為不朽豐碑般的教父們的（patristic）著述編好了目。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學會長期以來主持著同類文獻的大規模檢索工作。而通過對全歐洲的博物館和圖書館進行同樣的勘查，稍後的《拉丁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方才可能編成。 [5] 最近，好幾國的政府倡議派遣專職人員出國，從本國利益出發，給該國所感興趣的文獻編目。英國、荷蘭、瑞士、美國和別的國家政府，都同意支付定期津貼給本國的代理人。這些人在歐洲大多數保管處，給與英國、荷蘭、瑞士、美國和其他國家相關的文獻編目並抄錄。 (19) 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配備有一批稱職的工作人員，指揮得當，勞有所值。《法蘭西公立圖書館手稿總目》（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France ），及時充分地體現了這些工作。這份一流的提要編目，於1885年始編，迄至1897年，它已經擴充到差不多50卷了，不久就將大功告成。《拉丁銘文集成》編成不會超過50年。博蘭德會和維也納帝國學會所獲得的成果也並非微不足道的。肯定地，要確保歷史研究儘早具備那些必不可少的檢索工具，現今是萬事俱備，只欠資金。在鍛造這些工具中所用到的方法，今天被永久地固定下來了。因此，現在要招募一批受過訓練的專職人員是很容易的事。那類人員，絕大部分當然是檔案保管員和專業的圖書館員們，但也會包含一些堅定地以編目和索引工作為使命的獨立工作人士。那些工作人員比人們起初想當然認為的，在數量上要更為龐大。編目亦非易事，它要求耐心、最嚴謹的注意力、最豐富的學識。有很多聰明人被那些倚馬可待、完成有期、並且成效顯見的類似任務吸引走了。努力推動歷史研究進步的人，人數是眾多的，但類別是各異的。在那些人中，編寫提要目錄和索引的人們單獨成為一類。編目這門學科，是編目人員們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他們全都獻身於這門學科。正如人們所預料到的，這門學科有著高度的技巧。 當前，在每一個國家，大力推動歷史文獻總目的編制正是時候。在等待著這一事實被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之前，我們也許可以先指出一招緩痛之法：即學者們和歷史學家們，特別是新手們，應該清楚地了解各種檢索工具的情況，並定期了解有哪些改進。這項工作是很重要的，因為那些工具是要給他們用的，人們會不時地做些改進。雖然經驗和偶然事件長期以來被確信是可以提供這類信息，但我們早就指出了，經驗性知識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幾乎總是不完全的。總目錄是現存所有目錄的各種批判性、體系化的列表。編制總目錄的任務，近來已經被著手進行了。毫無疑問，沒有什麼文獻學巨著能具有總目錄的那種一般功能。 但是，有些學者們和歷史學家們時常需要了解的文獻信息，各種提要編目通常並不能提供。例如，他們希望知道是否那類或那種文獻為人所知，是否它已經被批判地論述、註解或使用了。 (20) 這類信息只能在前輩學者和歷史學家們的著作中發現。要熟識這些著作，必須求助於那些已經出版的所謂「書目提要總目（bibliographical repertories）」。嚴格地說，這些總目分屬於不同領域，它們是從各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出發編纂而成的。因而，在窮究法的各種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必須考慮到歷史著作的各類書目提要總目，以及原始文獻的各類目錄總目。 為了把研究者們從各種錯誤和時間的浪費中拯救出來，我們希望能給出一份所有那些總目的分類列表（嚴格地說，即所謂的編目總目、書目提要總目）以及其他相關信息。我們可以隨意地稱呼這項工作為「目錄學（science of repertories）」或「歷史文獻學（historical bibliography）」。伯倫漢教授已經出版了一本關於目錄學的初級概要 (21) ，我們大大擴充了那本概要。 (22) 新擴充的概要，誕生於1896年4月，它有著難以計數的增補。在當時，歷史科學的文獻學工具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更新著，因而這些增補是必要的，修訂就更不必說了。通常，一本供學者們和歷史學家們使用的目錄著作，在其完成之日，就是過時的了。 Ⅲ．目錄學知識對所有領域都是有用的，但文獻的初步檢索在每個領域裡都是要勞心費力的，只不過程度不一。歷史的某些領域，已經被耕耘了很久，這些領域的全部文獻都已經被編寫好了提要，搜集起來，並在大型專業出版物中分門別類地登載了。這些領域現在研究條件頗佳，因而在論及相關主題時，歷史學家能在他的書桌旁做所有要做的。地方史研究通常不需要超出本地檢索範圍。某些重要的專著能夠以少量文獻為依據，則是因為所有這些文獻都被收藏在同一處，並且在別的地方搜尋其他材料都會是多此一舉。另外，檢索工作還會遇到一些小麻煩。比如編一份關於古代抄本的中等輯本，儘管那些抄本並非罕見的，而且人們知道它們散藏於歐洲的幾家圖書館中，但這項工作也許會牽扯到無休止的查詢、商借和登門查閱。由於中世紀史和現代史的大部分文獻要麼仍未被編輯，要麼編輯得很糟糕，人們也許會得出條定律：即要撰述一頁關於中世紀和近代史的真正全新的篇章，人們有必要長期出入於各家大型原始文獻保管處，而且必然會被這些保管處的各種編目弄得憂煩不已（倘若我們可以使用這類措辭的話）。 因而，每個人都有責任，以其最慎重的態度，挑選出他所要研究的主題，而不是把它留待純粹的偶然性來決定。從檢索手段現狀來看，有一些主題是無法處理的，除非以龐大的搜檢為代價。但在這種搜檢中，生命和智識會被白白耗費了。那些主題並不一定就比別的更令人感興趣。總有一天，也許到了明天，各種檢索輔助手段得到改善，那些主題就會變得更容易處理。研究者必須有意識地、審慎地在不同的歷史主題間進行選擇。這種選擇，有時要看是否有關於文獻及書目提要總目的各類特殊編目；有時要依據他的案頭工作偏好，或者對各家保管處的考察情況；甚至有時候，取決於他有哪些能利用那些特殊藏品的設備。「有可能要在外省進行工作麼？」在1889年巴黎大學的學術團體大會（congress of learned societies）上，勒南問道。對他自己的這個問題，他給了一個絕妙的回答：「至少，一個人科學工作的一半，能在他自己的書桌上完成……比方說，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如果有好幾千法郎的啟動經費，訂閱上3或4種專業刊物，一個研究者將能操控所有他的行業工具……這同樣適用於普遍哲學……因而，眾多研究分支能夠被私人化研究，而且還可是一種最封閉的隱居狀態。」 (23) 但是，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是「稀見的、特殊的。進行檢索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機器輔助」。歷史工作的那一半，現今也許可以由資源有限的私人來做，但僅此一半而已。另一半工作仍要用到總目和文獻，而這些資源只能在大型研究中心中才可找到。所以，人們經常有必要連續地拜訪幾家這樣的中心。簡單地說，歷史的這種情況，與地理學研究幾乎完全一樣。以地球上的某塊地方為例，若是我們擁有的文獻十分完善、而且分類上佳，那麼當文獻以實用便利的形式出版後，我們就可以卓有成效地推論該地情況，而無須離開我們的圍爐。但是，若該地區尚未勘察或勘察不善，那最糟糕的專著都得耗費可觀的時間和精力。選擇某一研究主題，卻不先考慮它所要求的基本檢索的類別和範圍，這是很危險的。但許多人正是這樣做的，而且這樣的人有很多。許多人多年來一直在苦苦地檢索著，他們若是從事別的工作，也許收益更大。新手們更難對付這種危險，儘管他們更積極、更有熱情。為了防範這種危險，我們鼎力贊同對窮究法的一般現狀和歷史文獻學的各種實用概念來一次總核查。 注釋 (1) 實際上，對於某點歷史，人們在不清楚是否有可利用的文獻之前，通常都不會輕易動筆。若是偶然發現一份文獻，這倒會讓人有詳述相關歷史的想法。就為了那點想法，人們會轉而搜集其他同類文獻。 (2) 早期優秀的學者們，勇敢地試圖解決問題，但卻是徒勞無功。看著他們的所作所為，委實讓人可嘆。如果他們材料搜集完備，那這些問題對他們來說就是不存在的。缺少素材是件憾事，最有創造力的天才也無法彌補它。 (3) 「要得到我們憑之可登臨源泉處的方法，那是多麼的難啊！」（Goethe，Faust， Ⅰ．3） (4) 參見C．V．Langlois，H．H．Bancroft et Cie． ，載Revue universitaire ，1894，Ⅰ．p．233。 (5) 早先的學者們意識到了他們工作時的種種不利條件。他們痛苦地忍受著檢索工具和比較手段的匱乏。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得竭盡全力地找尋資料。因而，那些卷軼浩繁的前幾個世紀學者們的通信，和那些關於科學調查的論文，那以Iter（Iter Italicum，Iter Germanicum ，&c．）為名的各種旅行記，從前都是很流行的。我們的各家圖書館保存了非常多的寶貴的信函殘件。當時那些旅行都擔負有找尋歷史文獻的任務。 (6) 順便提一下，人們會有一種錯覺，即他們往往喜歡誇大他們所擁有的文獻的內在價值。這種錯覺，雖然十分孩子氣但卻是很自然的，而且在收藏家們中是很普遍的。此外，有些人，若是偶然得到些文獻，則會給它們詳加評註後出版，不過要是在公開收藏品中遇到它們，他們會十分正確地認為它們毫無重要性。我們認為，這也是一種普遍的錯誤傾向，雖然其表現多少有些粗野。一個人很容易誇大他所擁有的文獻、他所發現的文獻、他所編輯的文本，以及他所研究的人物和問題的重要性。這樣的一種錯誤傾向，我們必須時刻提防著。 (7) 參見L．Delisle，Le Cabinet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1868-1881，3vols．4to。關於古代的文獻保管處的研究，近來已經有許多著作出版，它們全都模仿了這部令人稱羨的著作。 (8) 仍在流通中的諸多古代文獻，是古人偷盜國立機構的結果。今天，防範那種掠奪行徑的措施，是嚴格的。而且這些措施，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和人們所希望的一樣有效。至於現代（印刷）文獻，法定保管處的規章（強制性贈送複本給特定圖書館）現在已經被幾乎所有的文明國家採納。這確保了那些文獻能被保存在公立機構中。 (9) 眾所周知，拿破崙一世（Napoleon I）對於把全歐洲的檔案集中到巴黎來這一荒誕不經的想法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作為一個開頭，他向巴黎轉運了梵蒂岡（Vatican）、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卡斯提爾王國（crown of Castile）等處的檔案。後來，法國不得不歸還了這些檔案。沒收充公現在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古代關於公證人的檔案，無論在什麼地方，也許都應被集中到公立機構。像某些國家，已經把那些檔案集中好了。不清楚為什麼巴黎的外交部、陸軍部和海軍部要保存一些古代文件，而它們本應保存在國家檔案館中。所提及的這種異常情況，繁多複雜，很難一次性解決。有時候，它們會妨礙到檢索工作。因為保存這少量藏品的單位，恰恰是那些規章制度最嚴苛的單位。即使是少量的藏品，也不應有這類異常情況。 (10) 文獻的國際性交換，在歐洲（向公眾免費），是通過各色外事機構進行的。此外，絕大多數大型機構都達成了協議，它們彼此可以相互借閱。它們的這套系統與外務系統相比，一樣有效，有時候在操作上甚至更便捷。原始文獻保存單位把原始文獻出借給外單位使用，這個問題近年來已經在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學家的會議上，被頻繁討論了。截止目前，有關結果都是令人相當滿意的。 (11) 有時候，許多藏品是體積龐大的。很自然地，人們會轉向給小型藏品編目，而這個任務是低勞動量的。因此，許多無關緊要但篇幅短小的契據登記簿被出版了。但同時，好幾種具有極高重要性的契據登記簿，由於卷軼浩繁而依舊未被編輯。 (12) 參見他的自編書目，E．德·布羅伊（E．de Broglie）出版，Bernard de Montfaucon et les Bernardins ，ii．（Paris， 1891，8vo），p．323． (13) E．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p．217． (14) Romania，xii．（1892），p．625． (15) 載上頁引文。 (16) H．H．班克羅夫特，在其名為「文藝諸業（Literary Industries）」的《回憶錄》（Memoirs）（New York，1891，16mo）中，詳盡地分析了研究方法不完善的若干實際後果。他以一位打算撰寫加利福尼亞史的勤勉作家為例來展開論述。這位作家先是毫不費力地得到了幾本書，然後他讀了它們，並箋注。靠著這些書的指引，他又閱讀了其所居城市的公立圖書館中所能查閱到的書。就這樣，一晃數年，到頭來，他才明白他手邊連十分之一的原始資料都沒有。於是，他開始四處旅行，堅持通信。但最終，他對窮盡這一主題絕望了。他覺得他已經做了很多，也看了很多著作，而很多他沒見到的著作也許沒多少歷史價值。他只能這樣來告慰他的良知和自尊了。對於報紙和形形色色的美國政府公報，雖然它們全都含有涉及加利福尼亞史的事實，但他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卻從沒有想過從頭到尾地徹查它們。他翻閱過一些報紙和公報，但僅此而已。因為他知道，這些研究領域中每一個都要花上好幾年的辛勤勞動，它們會讓他下半輩子成個苦工。而就口頭證詞和手稿而言，他會在偶然的會談中搜集一些秘聞軼事，他也會想辦法搞一點家庭文書。所有這些都會在他的書中作為注釋和典據出現。他有時也會在州檔案中找到些珍奇文獻，但是由於要花費15年方能諳熟全部文獻，他自然會覺得有點小發現就夠了。於是乎，他就開始寫作了。他不覺得應告知公眾，他沒有閱畢全部文獻。相反，在其25年的勤勉研究中，他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著他所能得到的東西。 (17) 有些人得到了那些職掌文獻保管部門的官員們的幫助，這些人是不需要個人進行檢索工作的。但在這些情況下，必不可少的檢索工作是官員們而非公眾們主導著的。參見Bouvard et Pécuchet ，p．158。當布瓦爾和佩居謝（Bouvard and Pécuchet ）決心撰述昂古萊姆公爵（Duke of Angoulême）生平的時候，「他們決定花上幾天時間在卡昂（Caen）的市立圖書館做調查。圖書館員把一些普通史書和小冊子借給他們隨意翻閱……」 (18) 這些待考慮事項已經被提出並做了起來，載the Revue universitaire ，1894，i．p．321以下。 (19) 眾所周知，自從教廷檔案館（Papal Archives）開放以來，好幾國的政府和若干學術團體已經在羅馬設立了機構。這些機構的成員與梵蒂岡（Vatican）的官員們大力合作，給檔案館的文獻編目並予以發表。法蘭西羅馬學院（French School at Rome）、奧地利學會（Austrian Institute）、普魯士學會（Prussian Institute）、波蘭使團（Polish Mission）、「戈勒斯學會」（Institute of the「Goerresgesellschaft」）、比利時人、丹麥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俄國人以及別的學者，已經完成並將要完成梵蒂岡檔案館中各類文獻的編目工作。 (20) 文獻編目有時（並非經常地）會遇到如下情況，即那類或那種文獻已經被編輯、批判性研究和利用了。普遍認可的規則是：當編輯者知道有此文獻的時候，他只須提及此事，不必勇挑重擔。這裡說的重擔指得是對於先前他不知道該文獻時的所有情況，逐一從頭核查，搞清楚真相。 (21) 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2nd ed.，pp．196-202． (22) C．V．Langlois，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I．Instruments bibliographiques ，Paris，1896，16mo． (23) E．Renan，Feuilles détachées （Paris，1892，8vo），pp．96以下。 ———————————————————— [1] 傅華薩（1337—1405），法國中世紀著名編年史家，神父，著有《編年史》，其著作有別於當時盛行的基督教史學，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生動的筆觸記述了1326—1400年間騎士時代的西歐社會風情和騎士們行俠仗義、英勇無畏的事跡，以及百年戰爭的場面。 [2] H．H．班克羅夫特（1832—1918），美國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著有《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等。 [3] 貝爾納·德·蒙福孔神父（1655—1741），法國本尼迪克特派修士，古文字、古文書學大師，聖摩爾派代表。《新編手稿圖書目錄》（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manuscriptarum nova ）（1739年）兩卷本是蒙福孔歷時40年編纂而成的，幾乎收錄了歐洲所有圖書館的藏書目錄，極受學者們歡迎。 [4] 博蘭德會，比利時天主教耶穌會士小團體，致力於編纂出版按聖徒瞻禮日順序編排的《聖徒行傳》。 [5] 自19世紀20年代起，德國的歷史學家開始大規模地整理史料，編纂並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ta Germaniae Histoica ）。該書包括了公元6世紀至15世紀這一千年間所有一切關於德意志的重要文獻資料，按類分編，每類均由專門學者負責編纂。其編纂和出版，先後由著名歷史學家佩爾茲（Georg Heinrich Pertz，1795—1876）、威茨（Georg Waitz，1813—1886）主持，總共出版120卷，直到1925年才最後完成。《拉丁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共15卷，36冊，蒙森於1863年主持編纂。其生前出版了20冊。該書一半以上是他親自編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