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前言

本書的標題簡潔明了。然而，有必要略述一下我們的目的有哪些，以及它不是什麼；因為在這同一個題目「史學原論」之下，許多大相迥異的書已經出版了。 我們的目的不同於W．B．博伊斯 (1) ，他是要給初學者和沒有多少閒暇時間的讀者們提供一份普通歷史綱要。 給浩如煙海的所謂的「歷史哲學」的文獻添加上某款新條目，那也不是我們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職業歷史學家，而是思想家們，把歷史變成了他們冥思苦想的主題。思想家們探索著歷史的「種種相似（analagies）」和它的「各條法則（laws）」。有些人認定他們自己已經發現了「支配著人類發展的法則」，並由之「把歷史抬升至實證科學的隊列」。 (2) 這些宏大的抽象建築物，不僅使得普通大眾，而且使得睿智之士都產生了一種無法克服的先天的（a priori ）猜疑。最新的弗斯泰爾·德·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 ） [1] 傳指出，古朗治對待歷史哲學是嚴格的。就像實證主義者看待形上學那樣，古朗治認為這些體系是令人討厭的。對也罷錯也罷（毫無疑問，是錯了），歷史哲學並沒有被博聞廣識、細心審慎的人們單獨呵護著得出生機勃勃、可靠健全的判斷，而是墮落到了聲名狼藉的地步。歷史哲學這一主題在本書中將毫無容身之所。明白了這一點，讀者們將恢覆信心——或者失望，視具體情況而定。 (3) 我們打算檢查歷史知識的條件和方法，闡明它的特點和限度。就過去本身而言，我們該怎樣確定哪一部分的過去是可知道的，哪一部分是該知道的呢？什麼是文獻（document）？以歷史工作為目的，該如何看待文獻？何謂歷史事實？為了書寫歷史，該怎麼羅列歷史事實？無論是誰，親身投入到歷史學中，多多少少都會無意識地做著紛繁複雜的批判及建構、分析和綜合的工作。初學者們以及從未反思過歷史方法論原則的絕大多數人，在具體從事那些工作的時候，都使用了各種出於直覺的方法。一般來說，這些方法不是理性的方法，通常並不能得出科學的真理。因而，闡明並在邏輯上驗證真正的理性方法的理論，這是大有益處的。這種理論，現在某些組成部分已經確定了，儘管在某些至關重要的點上還尚未完善。 因而，眼下的這本《史學原論》，並不希望被當做是對某些確定事實的一次總結或一種涉及普遍史的一般觀念體系，而是該被看做是一篇討論諸種歷史科學的方法的文章。 下文，我們將說明一下為什麼我們認為該有這麼一本書的理由，並且闡明由我們著手來寫這本書的旨趣。 Ⅰ 比起論述歷史哲學的書來，涉獵歷史科學方法的書不勝繁多，但同時卻不如歷史哲學的書受歡迎。專家們輕視這些歷史方法論著作。有一種觀點很普遍，用某位學者的話來說就是：「你想寫一本論語文學（philology）的書；你得更努力地用語文學中的某些優秀的語文學成果來創作這樣一本書。當我被要求界定語文學的時候，我總是答道它正是我所做的。」再而，根據J．G．德羅伊森（J．G．Droysen） [2] 的《歷史科學大綱》（Précis of the Science of History ）所述，某位批評家表述了一種該是且早就是老掉牙的觀點：「一般說來，這種專題的論文必然是晦澀的和無用的：晦澀，因為沒有什麼是比它們的對象更加模糊不定的了；無用，因為要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對於它們宣稱要闡發的歷史方法論，是無須庸人自擾的。」 (4) 那些蔑視方法論的人所使用的論據在各個層面上都是十分充分的。這些論據被歸納如下：從實際情況來看，顯然有些人遵循了好的方法，並且他們被普遍認可為第一流的學者或歷史學家，但他們從沒有研究過各種方法原則；反過來，從邏輯觀點出發來述及歷史方法的那些人，卻顯然沒有達到被認可為學者或歷史學家的地步，甚至有些人還因他們的能力不夠格或平庸低下而路人皆知。但這絲毫不令我們驚訝。誰會考慮先暫擱那些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即化學、數學的原創性研究——直到他研究了在那些科學中所使用的各種方法之後呢？歷史批判！沒錯，但學會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應用它；實踐教導著所有必須掌握的。 (5) 另外，以現存的論歷史方法的書為例——甚至它們中最新的，J．G．德羅伊森、E．A．弗里曼（E．A．Freeman）、A．塔狄夫（A．Tardif）、U．謝瓦利埃（U．Chevalier） [3] 和其他人的那些——廢寢忘食地閱讀它們，卻除了最顯白的、平淡無奇的自明之理之外得不到任何涉及明晰觀念的東西。 (6) 我們欣然承認上述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完全錯。探求歷史研究之道和歷史撰述之法的著作——即在德國和英國被稱為史學的（Historic ）著作——它們中絕大部分，都是膚淺、乏味、不堪卒讀的，有時是荒謬可笑的。 (7) P．C．F．多努（P．C．F．Daunou）在其《歷史研究講義》 (8) （Cours d'etudes historiqus ）的第七卷中，首次對19世紀之前的那些著作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那些著作，幾乎全都是關於修辭的長篇論文。在那些著作中，修辭都是過時的，所討論的問題可以想見是最古怪的了。 (9) 多努嘲笑它們，不過，雖然他自己看起來頗有眼光，但在他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卻並沒有什麼強過那些早期的論文。他的書在當時似乎還算是不錯的，但肯定用處和那些早期論文差不多。 (10) 這類型的著作暴露出兩種弱點：要麼是晦澀的，要麼或者可以說是老掉牙的。至於現代的那些作品，並不是所有的都真得能避開那兩種弱點。J．G．德羅伊森的《史學概論》（Grundriss der Historik ）厚重迂腐，雜亂無章，絕非我們所能想像到的。 (11) 弗里曼、塔狄夫和謝瓦利埃僅僅告訴我們一些基本的和顯而易見的事情。人們看到，他們的追隨者們仍舊在沒完沒了地討論著空洞的問題。例如：歷史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歷史的職責是什麼；何謂歷史的功用等等。另外，人們也留意到，現實情況是今日幾乎所有的專家和歷史學家，都是通過自修才掌握歷史方法的，都沒有受過任何訓練。那些方法，是他們通過實踐或者通過模仿並與掌握了這門技藝的老前輩們共事所獲得的。 許多方法論著作被普遍認為是不可信賴的。儘管那類著作證明了這種不信任是正當的，而且大多數職業歷史學家能夠略去對歷史方法的反思——顯然，這種略去沒有帶來任何不良後果——但在我看來，斷言專家和歷史學家們（特別是未來的那些）無須熟識史學工作的過程，這會是一個牽強的推論。事實上，關於方法論的著述並非沒有它們的價值。它們正逐漸成為藏有著細微觀察和精確規則的寶庫。根據經驗來看，這些觀察和規則是某些遠遠勝過純粹常識的東西。 (12) 當然，有些人從沒學過推理，但憑著某種天賦的才能，常能得出合理的推論。我們承認有這些人的存在，不過把這些特例與那些舉不勝舉的情況——忽視邏輯、使用非理性方法、沒有對歷史分析和綜合的種種條件進行反思——相比較，很容易看出後者已經劫掠去了專家們的和歷史學家們的著作中的絕大部分價值。 事實上，歷史毫無疑問是一門研究分支。對研究者來說，對他們自身所使用的各種方法有一個清楚的意識，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歷史中，直覺的方法（instinctive methods）是一種非理性的方法，這一點我們反覆說道。所以若要抵消掉這種原始的衝動，必須做些準備工作。此外，獲得歷史知識的那些理性方法，與其他科學的方法是大大不同的。其他科學已經體系化了它們的方法。認識到其他科學的方法的不同特徵，我們就肯定不會再上當受騙了，那些方法也就不會再應用於歷史中。其他科學已經體系化了它們的方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數學家們和化學家們，會比歷史學家們更容易略去關於他們主題的某篇「導論」。無需堅持四處宣揚歷史方法論是有效的，因為在對之進行的種種攻訐中，顯然沒有什麼是很嚴重的。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闡明當前工作何以如此的種種原因，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最近50年里，一大批聰明飽學而又思想開通的人，已經在沉思歷史科學的方法了。在那些人中間，我們當然會看到有許多歷史學家、大學教授，他們因其地位而能比旁人更好地理解年青人的思想需求。但同時，我們也能看到在那些人中還有著職業邏輯學家，甚至小說家們。弗斯泰爾·德·古朗治在其死後，給巴黎大學留下了一項傳統。「他努力」，我們被告知 (13) ，「把諸條方法原則簡化為很精確的公式……依其所見，沒有任何差事比教導學生們如何獲得真理是要更為緊迫的了」。勒南 (14) 等人願意在他們的一般著作或他們的散篇文章中，添加些零星材料； (15) 其他人，像弗斯泰爾·德·古朗治、弗里曼、德羅伊森、勞倫斯、斯塔布斯、德·斯曼特（De Smedt）、馮·普弗琉克·哈東（Von Pflugk-Harttung）等 [4] ，則在他們的專論中想方設法地陳述他們關於這門學科的想法。在世界各國，特別是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和義大利，出版的就職演說、學術演講等諸多書刊和評論文章中，都包含有關於方法論總論及其不同方面的論述。在這浩如煙海的著作和二手文章中，相關材料散落於其間，人們甚至可以說失落於其中。把這些資料搜集起來並歸類，讀者們會認為這絕非是無用之功。但是，著手進行這項令人愉快的工作，是太遲了；它近來方才被以最無微不至的方式完成。恩斯特·伯倫漢，這位格拉夫瓦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Greifswald）的教授，已經搜集整理了現代幾乎所有論歷史方法的著作。他努力的結果就是在正確的標題之下——絕大多數這些標題都是他擬定的——來編排厘定這些著作，並加以諸多反思和精選書目。他的《歷史方法教程》 (16) （萊比錫，1894年，8卷本），是以德國人教材（Lehrbücher ）的方式，濃縮了其所論主題的專門著作。重複做那已經做得很好的事情，並不是我們的目的。但是，我們的看法是即使在這份辛勤的和精心計劃的編纂工作之後，仍然有些事情是值得說一說的。首先，伯倫漢教授主要討論了形上學問題，而我們對之毫無興趣；相反，有些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我們來說，這些問題顯然是值得思考一番，但伯倫漢教授當時完全忽視了。其次，《教程》的學說十分合理，但缺少生氣和原創性。最後，《教程》並不是專門為普通大眾寫作的；它撰述所用的語言和它的編排形式，使得它對絕大多數法國讀者來說，是難以明白的。這足以判定我們撰述一本我們自己的書的計劃是正確的。這項計劃並非僅是引薦伯倫漢教授的著作。 (17) Ⅱ 《史學原論》從未自稱是像《歷史方法教程》那樣的一篇關於歷史方法論的專論。 (18) 它只是一篇綱要性的著作。在1896—1897學年一開始，我們就著手寫作它。我們希望可以告誡索邦（Sorbonne） [5] 的新生們：歷史研究是且應該是什麼。 長期的經驗教導我們，那些告誡是必要的。事實上，那些進入到歷史研究這一行當的絕大多數人，雖然在研究歷史，但卻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研究歷史，也從未問過自己他們是否適合歷史研究，更沒有思考過他們常常略而不視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本質。一般來說，他們選擇以歷史為業的種種動機，有著最微不足道的原因。有的人是因在學院裡歷史成績最佳。 (19) 奧古斯丁·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我們知道他是因為過去那羅曼蒂克的吸引力而決定了職業的。有些人覺得自己也是被這同樣的吸引力拖向過去的。還有些人是被歷史是一門比較容易的科目這種幻想所誤導了的。這些非理性的信徒們應該被啟蒙並儘可能地受到考驗，這項工作毫無疑問是重要的。 我們已經開講了一系列面向新生的「史學原論」講演。我們認為，對這些講演加以小小的修訂，也許對別的沒聽過講演的新生們會有些幫助。無疑，學者們和職業歷史學家們從這本書中學不到什麼東西；但是如果他們在其中發現了能激發起某種個人反思——個人對他們中的某些人以機械的方式踐履著的技藝所進行的反思——的東西，那就是有所收穫了。至於那些讀著歷史學家們的作品的公眾，為了能夠更好地裁斷那些作品，搞清楚那些作品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這本書難道不是正合心意的麼？ 因而，我們不像伯倫漢教授那樣專門為現今的和未來的專家們寫作，而是為對歷史感興趣的大眾而撰述。由之，我們自己承擔了一項義務，即儘可能的精確、清楚，少些專業技術。但是在這類著作的各項主題上做到精確、清楚，常常意味著看起來顯得膚淺。不是陳詞濫調，就是晦澀不明。我們明白，這些都是麻煩。但很遺憾，我們只有在這些麻煩中挑來揀去的權利。我們承認這是件難事。但是我們不認為這是無法克服的，我們努力以最有可能的清晰形式，說出我們所要說出的。 本書前半部分由朗格諾瓦先生撰述，後半部分由瑟諾博司先生撰寫；但是兩位合作者常常彼此施以援手，相互之間商榷切磋，並且核查校對。 (20) 巴黎，1897年8月 （PARIS，August 1897） 注釋 (1) W．B．Boyc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Civil，Ecclesiastical，and Literary」，London，1894，8vo． (2) 例如，畢舍（P．J．B．Buchez），載於他的Introduction à la science de phistoire ，Paris，1842，2vols．8vo。 (3) 人們已經多次嘗試著去理解並從哲學上解釋人類的歷史。關於這些嘗試的歷史，眾所周知已由羅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梳理了。弗林特先生已經理清了法語國家歷史哲學史，「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France and French Belgium and Switzerland」，Edinburgh and London，1893，8vo．這本書是他的「《歐洲歷史哲學史》（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第一卷的新編增訂本，原第一卷是20年前出版的。可參較N．馬爾塞利（N．Marselli）著作中的回溯性（或歷史性）部分，La scienza della storia ，i.，Torino，1873。 自從R．弗林特的那部寶庫般的分析性巨著問世以來，在法國出版的最重要的原創性著作是P．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er comme science ，Paris，1894，8vo．參見Revue Critique，1985，i．p．132。 (4) 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1888，ii，p．295．參閱Le Moyen Age ，x．（1897），p．91：「對於那些把他們的閒暇時間都奉獻給了歷史研究的業餘愛好者們，這些書（關於歷史方法的專題論著）是很少被他們閱讀，即使這些書有可能對他們是有用的；至於職業學者們，從他們老師的課程中，他們已經學會了並運用他們的各種行業工具，他們根本沒考慮過那一事實，即歷史方法是與其他觀察科學的方法一樣的。其他觀察科學的方法要點幾句話就講完了。」 (5) 依照歷史方法只能通過實例來教導這條原則，L．馬利亞尼（L．Mariani）已經把Corso pratico di metodologia della storia 這一幽默的標題，賦予了一篇論及費爾莫城（Fermo）歷史中某處細節的學位論文。參見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xiii．（1890），p．211。 (6) 參閱關於弗里曼的著作「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的一段論述，載Revue Critique ，1887，i．p．376．評論家認為，弗里曼的書是空洞無物、言辭陳腐的。從這本書中，我們認識到「歷史並不是像許多人天真地想像得那麼簡單，相反它與各門科學絲絲相關，真正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應該知道每一件事；歷史的真實是難以觸及的，若要最大程度地逼近它，就有必要始終如一地求助於原始資料；有必要知道並遵循最好的現代歷史學家，但是絕不要把他們的話當做福音。如此而已」。這位評論家斷言，弗里曼「成功地言傳了歷史方法，但是毫無疑問，教導起歷史方法來，他身教更比言傳好」。 比較一下G．福樓拜（G．laubert）的《布瓦爾和佩居謝》（Bouvard ed Pécuchet ）。在該書中，我們有兩個笨蛋，他們打算撰述歷史，還有些別的計劃。為了幫助他們，他們的某位朋友給他們寄去了（p．156）「從多努的《講義》中摘錄的批判原則」，例如：「沒有任何證明（proof）應訴之於謠言和俗見；證詞（witnesses）不能出現。要抵制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帕薩尼亞斯看到了薩杜恩吞咽的石頭。牢牢記住贗造者們的手法、辯護士們和誹謗者們的癖好。」多努的書包含著大量的顯而易見的自明之理，比上文還要滑稽。 (7) 弗林特（同上，p．15）慶幸自己沒有去研究史學的［Historic ］著作，因為「史學的著作其很大一部分是瑣碎的和膚淺的，即使有著最謙遜胸懷的人們也幾乎不可能用到它們，而且毫無疑問，它們被束之高閣得太久了，人們現在都差不多把它們給忘了」。然而，弗林特在他的書中，卻給出了一張自遠古時代以來法語國家出版的此類主要著作的一覽表。對所有國家關於這一主題的著作的更普遍、更完整的記述（儘管仍是一覽表那種）是E．伯倫漢在《歷史方法教程》（Leipzig，1894，8vo．）中提供的，pp．143以下。弗林特（他熟知好幾部伯倫漢不知道的書）的書截至1893年，伯倫漢的止於1894年。自1889年以來，《史學年報》（Jahresber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 aft ）定期刊文概述關於歷史方法論的近時著作。 (8) 第七卷出版於1844年。但是多努的名著《講義》在1819—1830年間，就已在法蘭西學院（Collèdede France ）發表過了。 (9) 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的義大利人（米拉斯［Mylæus］、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齊［Francesco Patrizzi］等），以及他們身後兩個世紀裡的作者們，問道：歷史與辯證法、修辭的關係是什麼；文學的歷史分支屈從於多少種法則；一個歷史學家是否有權敘述謀叛、懦弱行徑、犯罪和騷亂；是否歷史有資格使用除崇高（sublime）之外的任何風格等等。朗格萊·德·弗雷努瓦（Lenglet de Fresnoy）（Méthode pour étudier l'histoire ，Paris，1713）和J．M．克拉頓尼烏斯（Johann．Martin．Chladenius）（Allgemeine Geschichtswisscnschaft ，Leipzig，1752）的那些書，是19世紀前出版的唯一論述史學的［historic ］著作，有證明表明他們兩位的著作試圖攻克那些真正的難點。他們的工作是原創性的。克拉頓尼烏斯的著作已經被伯倫漢注意到了（同上，p．166）。 (10) 德羅伊森並不總是一貫好眼力的。在其《歷史方法教程》（vii．p．105）中，他提到了一本書，即勒穆瓦納（Le Moyne）神父於1670年出版的De l'histoire 。然而，穆瓦納神父的書是一個廢品，退一步說，有著顯而易見的老氣。德羅伊森自己說：「我不能接納包含在這篇專論中的所有的箴言和戒律；但是我相信，在琉善的那些格言之後，這篇專論中的箴言和戒律是我們迄今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我很懷疑是否有那麼一些箴言和戒律已經上升到了哲學和天才的同等高度，但我們依然不得不去熟悉它們。」H．謝羅（H．Chérot）神父已經對De l'histoire 這篇專論給出了一個較為公允的評價，載於他的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æuvres du P．Le Moyne （Paris，1887，8vo），pp．406以下。 (11) 然而，伯倫漢宣稱（同上，p．117）在他看來，這本小書是唯一一本達到當今科學水準的著作。 (12) 弗林特說得好（同上，p．15），「大體上，史學的進程（The　course　of　Historic）是一種進步，即從對歷史的老掉牙的反思進步到對歷史科學賴以形成的那些條件和工藝的哲學性理解」。 (13) 據P．吉羅（P．Guiraud）所言，載Revue des Deux Mondes，March 1896，p．75。 (14) 此前論及歷史科學的言論中，勒南（Renan）講得是最正確、最好的。載1848年撰述的L'Avenir de la science（Paris，1890，8vo）。 (15) 有些討論歷史科學方法的最具獨創性、最具邏輯性且應用最廣泛的材料，目前已經出現了。但是，這些材料不是出現在方法論著作中，而是在那類專門評判新歷史著作及研究成果的評論中。《文史評論》（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堪稱此類評論的典型。瀏覽一遍《文史評論》的合訂本，將是很有益處的一次訓練。《文史評論》雜誌於1867年在巴黎創刊，「鼓吹信守方法，評判劣質圖書，鞭撻方向錯誤、冗餘無用的工作」。 (16) 《教程》的第一版標明日期為1889年。 (17) 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在法國）論述歷史方法的最佳著作是一本小冊子，by Mr．Ch and V．Mortet，La Science de l'histoire （Paris，1894，8vo），88pp.，摘自《大百科全書》（Grande Encyclopédie ）第20卷。 (18) 如果有那麼些人想讀這類著作的話，我們中的一位（瑟諾博司先生）打算遲些時候刊行一篇全面論述歷史方法論的專論。 (19) 中學裡所教授的歷史研究，和在大學裡及其後歲月中所踐行的那種研究是不一樣的，二者導向不同。這一點無論說多少遍都不為過。朱利安·哈維特（Julien Havet）覺得在中學裡歷史讓人乏味，此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批判的）歷史研究。「我相信，」L．哈維特（L．Havet）先生說，「［在中學裡］歷史教學沒有被好好組織起來，現有的教學方式並不能給科學精神提供充足的養分……在我們的中學教程所涵蓋的全部科目中，歷史是唯一的一門學生不必去反覆核實某些東西的課程。當學生在學習拉丁語或德語時，每翻譯一個句子都要求他去核實一打不同的規則。在數學的各種不同分支中，任何結論都絕不會沒有證明；各種數學問題（problems ）迫使著學生去獨立、全面地思考。在歷史中問題（problems ）在哪裡？只有獨立探究方能洞察到事件間的相互聯繫，那麼學童們被那般訓練，為的是得到什麼呢？」（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896，p．84） (20) 朗格諾瓦先生撰寫了第一卷，第二卷從開篇至第6章，附錄二和前言；瑟諾博司先生撰寫了第二卷的結尾、第三卷和附錄一。第二卷第1章、第三卷第5章和結論是共同撰寫的。 ———————————————————— [1] 弗斯泰爾·德·古朗治（1830—1889），法國歷史學家，著重研究古代的社會制度，著有《古代城市》、《法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等。 [2] J．G．德羅伊森（1808—1884），德國歷史學家，普魯士歷史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強調歷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的主觀參與。 [3] E．A．弗里曼（1823—1892），英國歷史學家，自由黨人，牛津大學教授，著有《比較政治學》、《諾曼征服史》等；A．塔狄夫（1824—1890），法國歷史學家，保羅·瑪麗·維奧累的老師；U．謝瓦利埃（1841—1923），法國文獻學家和中世紀史家，著有《中古時代史料索引》等。 [4] 德·斯曼特（1831—1911），比利時博蘭德會成員，耶穌會聖徒傳作者之一，其把批判歷史方法引入到聖徒傳寫作中；馮·普弗琉克·哈東（1848—1919），德國中世紀研究者。 [5] 當時巴黎大學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