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論 · 致讀者

很高興向讀者們推薦這本用途廣泛而又文辭優美的小書。它不僅引人入勝，更兼開卷有益。比方說，這本書有些章節專注於證據問題，這對於每一位渴望獲得那與無論何種事實都絲絲相關的真理的人，且對於歷史專業的研究者而言，都會是有所裨益的。任何人讀了它就會發現，對於歷史學家而言，歷史並不只是文學的一個有趣的分支，毋寧說是文學的一個令人費解的分支。一本歷史書，文學批評家有可能認為它是「耐讀的且有趣的」，但它並不必然就是好的；它也不會因為它對文學批評家來說似乎是「難以卒讀的或讀來乏味的」，就必然是壞的。事實上，文學批評家已經開始發現他們自己讀一部歷史，就像讀一篇關於數學或語言學的專題論文一樣，其本人是要擔些風險的，而且他們還無法判斷那部歷史是否有價值。唯有專家方能評價那部歷史。我們的作者們與摩爾斯·史蒂芬斯先生（Mr．Morse Stephens），並與現今絕大多數的學者們是意見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倫理判斷的形成和表達——比如對蓋烏尤斯·尤利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æsar）或愷撒·波幾亞（Cæsar Borgia）的讚許或譴責——並不是一樁歷史學家研究領域內的事。 [1] 發現這種情況，將很有可能令某些人大吃一驚。歷史學家的工作，是要從那些他所關注的人物和情勢中找出所能知道的事實；並在他的讀者面前，以一種曉暢明白的形式陳述他所能確定的事實；最終，釐清並努力查明他所確定的那些事實能夠帶來何種科學的用途。倫理，就其道德訓誡層面而言，是完全外在於歷史學家的工作。事實上，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先生（Mr．Langlois and Seignobos）是為那些「打算以一種用某類科學方法來規劃或完成歷史著作的觀點來處理文獻（特別是書面文獻）的人」而寫作的。兩位先生勇敢地把歷史視為一項科學的追求，並竭力向那有意從事這一人類學科學分支的研究者，毫無保留地闡明這些最好的和最可靠的觀察方法。他們兩位謙遜地把他們的小書稱作「一篇討論歷史科學方法的文章」。今天，有些聰明人或誠實的人，正高興地浪費著他們自己和其他人非科學地觀察天空的時間，並且把他們自己那些未經核實的和隨機的觀察作為可確信的東西而記錄下來。對此，他們兩人十分大膽地展望在不久的某一天，聰明人或誠實的人將絕不敢非科學地撰述歷史。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歷史，歷史都必須被科學地研究，而且在研究者面前，這不是一個風格問題，而是一個精確性的問題、全面觀察的問題、正確推理的問題。赫胥黎（Huxley）、達爾文（Darwin）和克利福德（Clifford）已經指出一本書可以是好的科學而且還是好讀的。真理，有時候即使她沒有俗氣地用各種奢華的修辭飾品來裝扮，也被認為是可接納的。當然，她的真正追求，許久以來都被認為是艱巨的但卻是非常迷人的。全部的發現（Toute trouvaille），正如我們的作者們正確評述的，帶來一種享受（procure une jouissance）。 大量的垃圾已經阻礙了知識的進步，清理出道路來將是一種直接的受益。歷史必須以一種科學的精神來從事，就像從事生物學或化學研究那樣。正如瑟諾博司先生所言：「如今，人們不再局限於在神學模式下討論歷史中的神意理論。然而用超驗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實的傾向仍然存在於那些更為現代的理論中，在這些理論中形上學表現為科學的形式（On ne s'arrête plus guère aujourd'hui à discuter，sous sa forme théologique la théorie de la Providence dans l'Histoire．Mais la tendence à expliquer les faits historiques par les causes transcendantes persiste dans des théories plus modernes où la metaphysique se déguise sous des formes scientifiques）。」我們一定要及時避開那各種古怪的黑格爾主義。黑格爾主義「在其世俗的偽裝下，潛藏著古老的神學終極因理論（theologic theory of final causes）」；或者偽愛國主義的假設，即「歷史的使命（天職［Beruf］）屬於特定的人或人群」。這類對歷史事實的探研，只是羅列出「各種部分的和間歇的進步，而且沒有給予我們任何理由可使我們把那些進步歸之於內在於共同人性中的某種永恆的原因，而非那一系列的局部偶發事件」。這類研究連對那報紙上關於人性必然會不斷進步的流行學說都不會有所裨益。歷史學家的道路像班揚（Bunyan） [2] 著作中主人公的天路一樣，仍然毗鄰著各種陷阱並有著各種妖怪的滋擾，儘管可確信他的大敵們是殘廢的而且有一兩個還被殺死了。不過，正如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先生不時暗示地，歷史學家也有他自己的弱點要去戰勝，或者至少要克制住。比方說，「幾乎所有的初學者都有著一種令人惱火的傾向，即突然出現許多離題萬里的段落，堆砌起與主題毫無瓜葛的反思和信息。如果他們認真思考一下，他們將認識到這種傾向的起因是低劣的品味，一種天真的自負，有時是一種胡思亂想」。再比如，「打算給大眾看的歷史著作有著種種缺憾……是普及者們糟糕的文學訓練準備不足的結果」。這是一條多麼令人欽佩的批判啊，它也針對著那種獨特的德國式缺陷（有一處並非如此，然而，別的地方不得而知），那種缺陷植根於「那些學識淵博的人中，他們為學者們所寫的專著是值得高調讚譽的，而當他們為公眾寫作的時候，卻表明他們本身有著嚴重違背科學方法的傾向」，正是這種傾向使得凡是在他們決心激發公眾強烈情感的地方，「當它是一個處理細節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是非常審慎的和詳盡的，而當他們到了要闡述一般問題的時候，像大多數人一樣，就沉湎於他們自己的天然傾向中了。他們偏袒，他們譴責，他們讚揚，他們粉飾，他們美化，他們允許自己把個人的愛國主義的、倫理的或形上學的意見納入考慮範圍。總而言之，他們以其天賦的才華，投身於創作一件藝術品的任務，如此行事，使得他們中那些才智平庸的人變得荒謬可笑，而那些天才人物的聰明才智也被他們那急於獲得效果的渴望損害了」。 另一方面，當學生們因對條頓入侵者（Teutonic offender）被給予了尖銳的責罵而歡喜不已的時候，學生們也被告誡不要犯那種錯誤，即認為「只要歷史學家能夠說清自己的意思，那麼他就有權採用一種有缺憾的、低級的、草率的、或者滯澀的風格。……有鑒於他必須盡力去描述的那種現象的極端複雜性，他沒有胡編亂造的特權。但是他總該寫好點，不要俗氣地每周一次的用特別華麗的飾語來裝點他的文章」。 誠然，本書中諸多言論已是耳熟能詳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有什麼書，歷史研究者們會從中發現那類編排有序更兼實際有用的指導匯編。有幾處，人們會自我感覺與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先生的意見不同，但這主要出現在他們論及理論的地方。就實際工作現狀而言，人們會發現自己幾乎與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不太了解歷史在英國、加拿大或美國被教授和研究的方式，這一點也並非是應用他們這本書的障礙。比照他們定下的規則，研究者也許可享受著從英語讀物中找到他自己的例證的快樂。研究者可把他們對錯誤推理和謬誤實例的告誡，與在邊沁（Bentham）那篇要而不繁的文章中所闡發的那些相比較。那篇文章顯然他們兩位不知道。研究者們肯定會明白，在英國，我們在歷史學中已經向法國人學了很多。法國的檔案不如我們的好，但是他們不但注重保存他們當地的和外省的文獻，而且注意保存他們民族的和中央的記錄。他們還對他們的檔案保管員進行正規培訓，根據日曆來編制索引，這樣做使得所有未遭破壞的革命前文獻中的時間和事件唾手可得。儘管我們後來在牛津、劍橋和倫敦確立起了古文書學、古抄本學和文獻學的規程——這些規程構成了檔案學家和歷史研究者的初級訓練——但我們也只是有一所好一點的中央檔案館。而且，該館根據日曆來編制大宗早已入藏的和逐月增加的文獻的索引，但所用的各種方法卻是很不充分的。我們需要的更多：我們必須有受過訓練的檔案學家來保管的郡檔案。在我們能被高興地認為對於歷史做得和背負重稅的法蘭西民族一樣多了，而且對於在科學上合理有效地花錢——更確切地說是在省錢這一點上——有著充分的信心之前，為了能有專業的、詳盡的調查及發現的完整報告，簡明參考目錄等等，我們必須有更多受過訓練的檔案學家。這些檔案學家要能夠自主配備卷宗副保管員（the Deputy Keeper of the Rolls）。我們也必須有諸如文獻學校圖書館（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之類的工具。 對於那些感興趣於歷史教學的人，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所出現的最發人深思的一個幫手。有一塊黑板、一份原文（比如現在便宜的那種），或者一本教科書（例如斯塔布斯［Stubbs］、普羅瑟羅［Prothero］或加第納［Gardiner］的） [3] 、一本地圖冊，以及到一所像模像樣的公立圖書館和一間具有平均水準的地方博物館的出入證，那已經諳熟了歷史教學意圖的教師，對於任何一次引人關注的問答式講座，或者面向成人或年輕人的博覽會，都決不該是茫然無知的了。 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先生這本書的實踐部分，絕非不重要。實踐部分是他們對教師不斷籲求去面對的那些日常問題所給出的思考結果。大學應該培養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的絕大部分——儘管這一點並非必然——但歷史仍不能心安理得地在中小學中被忽視。在大學裡，對歷史進行嚴肅研究是可能做到的，但這很有可能是導致歷史系盛行開來的較小的外在誘因。不過，恰恰在這種流行中，對於各種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事情，有著一個巨大的機遇。這個機遇不僅會使得研究進程更完善，而且還會清償掉巨額欠債，即那由我們來安排對這個國家的錯誤史料進行分類和查驗的巨額欠債。 歷史學家（正如我們的作者暗示的）與政治家結盟太深了。歷史學家把他的知識用作鼓吹美國民主制、普魯士絕對主義、法國奧爾良派反動立場等的素材（英國的讀者們將很容易地回想起在他們自己的同胞們的著作中的各種例證）。在即將到來的世紀裡，歷史學家將不得不親自與物理科學的研究者們結盟。歷史學家所擁有的方法，和物理科學研究者們的各種方法相比，是共性多多的。歷史不是愛國主義，不是宗教，不是藝術，而是真理的獲得，獲得真理是且必須是歷史學家的唯一目的。 但也要銘記在心的是，歷史是文化的一件絕妙工具。因為正如我們的作者所指出的，「歷史調查的實踐和方法是一項極其有益心靈健康的追求，這種追求把心靈從輕信的弊病中解救出來」，並且在其他方面，把歷史強化為了一門學科。儘管嚴格說來為此目的，如何最佳程度地運用歷史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未知的。畢竟，這是一樁更多涉及教育（Pædagogic）和倫理（Ethic），而非歷史研究的事情。儘管很清楚地，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先生沒有忘記思考這一問題。 在學校和年輕人接受培訓的地方，通過把諸如普魯塔克（Plutarch）的《名人傳》（Lives ）這樣的書不當做歷史（它們從來沒有被這樣打算過），而是當做倫理教科書，作為公開的或私下的行為的範例，人們也許會想當然地認為這樣做可能會得到某些東西。 [4] 儘管指望通過歷史學家的事實得出倫理研究者的判斷是不正確的，但歷史學家恰恰是在給倫理研究者提供了素材。這些事實在任何意義上都是被當做歷史的。比方說，不管拿破崙在雅法（Jaffa）的行動或者納爾遜（Nelson）在那不勒斯的行為是對還是錯，這都不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問題；那是一個由倫理研究者或宗教的教義學者（dogmatist）來決定的問題。歷史學家所不得不去做的全部，就是要從證據的矛盾中得出他所能得出的結論，並且確定是否拿破崙或納爾遜做了他們的敵人所譴責他們的那些事。如果歷史學家不能得出事實，那麼他要做的就是陳述可能性，以及使他傾向於肯定或否定偏好的原因。 至於一種「歷史哲學」的可能性——一種真正的歷史哲學，而非長久以來已經被科學的研究者們所質疑的各種笑柄——讀者將在本書的結尾及其之前的若干章節中發現一些意味深長的評論。依照我們的作者們的觀點，本書沒有那種不合理的樂觀主義。「很有可能，遺傳性的差異已經為判定事件出了把力；以至於部分地，歷史的演化是由生理學的和人類學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歷史沒有提供任何值得確信的進程，而通過這種過程，也許有可能確定那些人與人之間的遺傳性差異的行為」。換言之，歷史始於諸多種族，每一族都被「賦予」了許多特性，這些特性使得他們「傾向於行動」，即那在相似的壓力下多少有些差異的行動。「歷史只能掌握他們生存的條件」。瑟諾博司先生所謂的終極問題——演化僅僅是由變化的條件產生的嗎？（Is evolution produced merely by changed conditions？）——根據他所言，必定依舊無法被歷史的合法進程所解決。研究者也許把這種見解作為他的那種促使他如此寫作的證據觀而加以接受或抵制。無論如何，瑟諾博司先生已經通過各種十分明晰的術語放棄了討論的基礎。 對於這部聯手之作的構成，我們被告知，瑟諾博司先生特別關注涉及到理論的章節，而朗格諾瓦先生則特別關心那些論及實踐的部分。兩位作者已經證明了他們的能力——瑟諾博司先生在現代史領域內的辛勤勞作已經獲得了廣泛讚譽，而朗格諾瓦先生的《歷史文獻學手冊》（Hand-book of Historic Bibliography ）已是一部標準教材，並且有望傳世。我們感謝他們兩位，因為他們努力做到清楚確鑿，而且他們堅決地不迴避他們遇到的任何困難。他們合寫了一部研究者們將用得著的，並且要依據研究者們對其的應用來進行評價的手冊，一部將挽救諸多混亂思想並節約大量損耗時間的書，一部以嚴正的態度寫就的賦予了其讀者靈感的書。我們肯定會贊同瑟諾博司先生的全部教義，但卻幾乎不能接受朗格諾瓦先生的辯護，例如他為論戰的各種粗暴方法的辯護。那些粗暴方法是神學家和文法學家傳下來的惡的遺產；而且，那些粗暴方法往往抹黑真理並削弱那些專注真理的人的力量。儘管有可能在阻止冒牌貨們「從事（taking up）」歷史學上，這些野蠻混戰的間接作用有時會有點兒用，但是我沒有注意到任何可以證明這種觀點正確的正面例證。可以說，朗格諾瓦先生和他那傑出的合作者正是充分意識到了他們自身易犯錯誤，所以已經對他們的批判準則和座右銘有所增補，最大程度地糾正了他們會順道陷進去的某些錯誤。詩人告訴我們，聲譽之堂（House of Fame）不是一處比代達羅斯迷宮（Domus Dedali）本身更加令人驚奇且古雅別致的房子嗎？ [5] 倘若他們兩位不時地要被那永無休止的喧囂聲和那極具欺騙性的絕妙動議弄得犯好一陣子傻，且被那對據以提出論點的史料所進行的連續不斷的校驗和核查搞得疲憊不堪，他們這兩位誠實的歷史學家難道不可被原諒嗎？至少，從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先生那裡，研究者將學會在對一個精心選擇的重要歷史問題進行探研的時候，絕不應憐憫他自己的短處，毫不分讓出任何痛苦，也不應吝惜任何時間和精力上的耗費，並且學會盯著做手頭的小事情，要做得十分徹底以至於不需要再做一次。 此處，略而不提伯倫漢博士（Dr．Bernheim） [6] 的《史學方法論》（Exposition of Historic Method ）或者《歷史方法教程》（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這會是不公道的。這本書被我們的作者們十分公正地予以了讚揚並援用，但我相信，《史學原論》這本小書作為一本針對本學科並打算供英國或北美的研究者們所使用的導論，它將被發現是一部更方便、更實用的著作。根據經驗，我敢放言它對英國的歷史研究者們的價值，而且我知道對許多教師來說，以它當前的形式它會是受歡迎的。 假如為了一群想像中的公眾們的方便，通過變換本書的例證，修改本書的卓越謀篇，此處或彼處的刪削雕飾，「改編（adapt）」這本書將會是很容易的。但是為了給英國的讀者們提供這部就和它以法語面世時一模一樣的手冊，精華部分已是圈定不變的了。當然，人們更願意去讀朗格諾瓦先生，一位有經驗的教師和一位可信賴的學者，在尚無定論的某一點上的所思所想，而非某些讀畢其書的英國「改編者」出於各種目的而提出的觀點，更別提假設他是一位面向英國的研究者們講演的英國人，他可能會說到的東西了。當前的譯者希望為本書贏得比其法文原版要更廣泛些的公眾，我贊同這樁好事情。而且我知道（儘管我沒有把英譯本和法文本從頭到尾逐頁比較），譯者竭心盡力忠實地介紹他的作者，所以我向讀者推薦他這部忠實之作。 F．約克·鮑威爾 [7] 奧利爾學院，牛津，1898年7月 ———————————————————— [1] 摩爾斯·史蒂芬斯（Mr．Morse Stephens，即Henry Morse Stephens，1857—1919），美國歷史學家；蓋烏尤斯·尤利烏斯·愷撒（Caius Julius Cæ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羅馬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愷撒·波幾亞（Cæsar Borgia，1475—1570），義大利軍人和政客，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之子，曾出征北部義大利各城邦，以兇狠殘暴為人所痛恨。另，本書腳註皆為中譯者所加。——中譯者注 [2] 班揚（John Bunyan，1628—1688），是和莎士比亞齊名的、同屬英國文藝復興後期的著名作家，著有《天路歷程》等。 [3] 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英國歷史學家，牛津主教，著有《英國憲政史》等；普羅 瑟羅（George Walter Prothero，1848—1922），英國歷史學家，曾任《評論季刊》主編，參編《劍橋近代史》等；加第納（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1902），英國歷史學家，其首次根據大量公私檔案寫成一系列英國革命史著作。 [4] 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120），羅馬帝國早期的希臘歷史學家和倫理學家，著有《希臘羅馬名人傳》和《道德論集》等。《名人傳》（Lives ），即《希臘羅馬名人傳》，現存50篇，其中46篇以類相從，是名符其實的對傳。用一個希臘名人搭配一個羅馬名人，共23組，每一組後面都有一個合論。其餘四篇則為單獨的傳記，不作對比，也沒有合論。 [5] 此處典故出自英國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約1343—1400）的長詩《聲譽之堂》（The House of Fame ）；聲譽之堂（House of Fame）為聲譽女神居所，是各種消息雲集的地方；代達羅斯迷宮（Domus Dedali）指傳說中雅典的代達羅斯為克里特島的米諾斯國王所建迷宮。喬叟在長詩中說代達羅斯的所謂迷宮連聲譽之堂的一半奧妙也比不上。 [6] 伯倫漢博士（Dr．Bernheim，即Ernest Bernheim，1850—1922），德國著名歷史學家。 [7] F．約克·鮑威爾（Frederick York Powell，1850—1904），英國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