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遺產六講 · 談歷史文獻學——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二

時間：1981年3月 地點：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來客：客甲、客乙 客甲：今天我們談談歷史文獻學的問題好不好？現在我們研究歷史文獻學，有什麼用處？ 答：我們所謂歷史，實際上包含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指客觀存在的歷史，這是歷史的本身。另外一個意思，是指人們寫出來的歷史，這是關於歷史本身的記錄，但不能說就是歷史的本身。我們平常總是把這兩個意思混淆起來。為什麼會把這兩個意思混淆起來呢？這是因為客觀歷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沒有辦法把它拉回來加以考察。我們研究客觀歷史，主要是依靠歷史記錄。正是因為這樣，人們就很容易地把這兩個意思混淆起來了。我們今天研究歷史，必須要研究歷史文獻。既然要研究文獻，就需要建立歷史文獻學這門學科。歷史文獻學可以幫助我們搜集、分析並正確地運用歷史文獻，使我們的歷史工作在文獻方面具有良好的條件，這就是歷史文獻學的主要用處。 客乙：那麼說，我們的歷史工作就應當重視歷史文獻學的研究。這是不是可以說歷史文獻學比歷史理論還更重要呢？ 答：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是指導我們研究歷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們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並且也不可能真正解決歷史上的具體問題。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研究問題要在理論的指導下，詳細地占有材料，從而引出新的結論。我們研究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正為的是要詳細地占有材料。我們研究歷史，必須按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跟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立起來，那是很不合適的。我們老一輩的歷史家，掌握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對歷史文獻學有一定的修養。但是，如果他不懂馬克思主義，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過來說，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簡單地理解，而不下工夫去掌握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歷史文獻學工作，建立起來科學的歷史文獻學，這是我們歷史工作者應該擔負的任務。 客甲：現在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還學習不好，是否有必要提出來要研究歷史文獻學呢？ 答：我看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需要的。我們學習理論是一輩子的事，是無止境的。我們不能想像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好了，再干旁的事情。我們應該是一邊學習理論，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旁的東西。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史學界出現好多流派。從李大釗同志開始，馬克思主義逐步在史學領域裡傳播開來。大釗同志的《史學要論》是第一部有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著作。這本書的分量不大，但它的出版在歷史意義上很重大。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社會史問題的論戰和中國農村性質問題的論戰，是當時學術界三個大論戰。這三個論戰，表面上是學術性的論戰，實際上是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重大論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這個時期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這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播，在中國大大地邁進，使大家更明白了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郭沫若同志在這個時期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中國整個歷史的發展及其偉大的前途。這是在《史學要論》以後又一部有重大意義的歷史著作。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同志，都運用馬克思主義寫出《中國通史》，而鄧初民同志寫出《社會進化史綱》、《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同志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中國思想通史》，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歷史的實際又進一步地結合。這三十年的史學，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歷史研究工作有特別的重要性。這些同志，同時對歷史文獻又是有研究的。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五四以後，還有一些歷史學家，不是學習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的，但在史學工作上，也取得了成就，他們也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史學遺產。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陳垣先生、顧頡剛先生等的成績都很多，對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還是有益的。他們的成就，主要是在歷史文獻方面，而他們的學風又各不相同。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陳垣先生做出了一些示範的工作，在目錄學方面，在校勘學、在避諱學、在輯佚學、在年代學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績。顧頡剛先生在古書、古史的辨偽上，陳寅恪先生在中外史料的綜合利用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績。當時，還有一些學者，在政治方面很不好，但在文獻考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我們也不必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有問題，對他們的學術工作完全加以摒棄。 解放後，我們歷史學界，同全國人民一起，普遍地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這三十年通過不斷學習，通過聯繫實際，可以說，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原來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現在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懂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也有一些同志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運用在歷史的研究上。過去對理論就有修養的一些老同志，這三十年來的成就就更大了。這是解放以來三十年，在史學領域裡最大的事情。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情況，重視這種成就。這是有利於史學發展的最根本的建設。我們絕不可以因為這些年寫的書不多，就低估了這種成就。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在解放初期，高等學校的不少教師，只要能在課堂上引用幾句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就很受學生的歡迎。現在是什麼情景呢？比當年是大大的不同了。只要把現在的情景和解放初期的情景對比起來，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水平是提高了。當然，我們理論水平的提高還很有限，我們還應下刻苦鑽研的工夫，還應該不斷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年，在學習理論的同時，對歷史文獻也進行了一些工作，但重視的程度是很不夠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在我們高等學校歷史系裡，大量地搬用了蘇聯的課程計劃，根本不引導學生們去接觸歷史文獻，因而，一直到今天，我們歷史系的大學生，很缺乏搜集、利用文獻的能力，因而也限制了他們獨立研究的能力，妨礙了他們繼續提高，也妨礙了史學工作的順利開展。我認為，我們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必須改革。一方面，更要抓緊理論的學習，又一方面，還要抓起歷史文獻的學習。這樣，才能提高我們的教學、科研水平，才能促進我們歷史科學隊伍的迅速成長。 客乙：請問歷史文獻學是最近才提出的一門學問，還是以前就有呢？ 答：你問的是關於歷史文獻的歷史。這方面的歷史還有待於研究。簡單一點說，對於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們可以說，就在這個時候，歷史文獻學就開始出現了。但如果作為一個學科體系來要求，現在還正在建設中。 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獻，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詩經》和《書經》算是最古老的了。後來，據說孔子修《詩》、《書》，他做的就是文獻的整理工作。詩，原來篇數很多，但孔子教他的學生學習的只有三百篇。書，原來也很多，但孔子教他學生的不過百篇。孔子可以說是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歷史文獻學家。「文獻」這兩個字，以我們所見，也是孔子最初提出來的。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可見，孔子就懂得研究歷史需要研究歷史文獻。這裡所說的「文」，指的是由書面記載的東西；所說的「獻」，傳統的解釋說是「賢人」，大概指的是流傳下來的言論。今天我們就襲用了「文獻」這兩個字。今天我們所說的「文獻」，主要是指有歷史意義的比較重要的書面材料。 司馬遷作《史記》，對他所接觸到的文獻，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東漢末年，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奉命整理皇家圖書。那時候，皇家收藏的書籍很零亂，不少的書都有好幾種本子，各種本子之間又是差別很大。劉向要從各書的不同本子裡整理出一個定本，並把每一本書的內容和整理經過，寫成一篇文章，向皇帝上奏，被稱為《別錄》，這是書目解題的開始。現在，《戰國策》、《山海經》、《說苑》、《管子》、《晏子》、《列子》、《鄧析子》、《荀卿子》等書，都還附有劉向寫的這種文章。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還對書籍進行了分類，還對各個流派作了說明。對於書籍的校勘，劉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提出來讎校的概念。他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劉向和劉歆，關於整理文獻的著作，基本上都失傳了。《漢書·藝文志》主要是根據他兩人的著作寫成的，我們從《漢書·藝文志》還可以略略看到他們在文獻工作上的成就。劉向可以說是第一個大目錄學家、大校勘學家。要講歷史文獻學，首先是應該研究劉氏父子的成績的。 隨著歷史的發展，歷史文獻的研究也相應地有所發展。《隋書·經籍志》是歷史文獻研究發展中的又一個標誌。《漢書·藝文志》只有《春秋》類。在這一類裡面，除了《春秋》經傳以外，只著錄很少的歷史書。《隋書·經籍志》把圖書分為四大類，史類是四者之一。《隋書·經籍志》在史部裡邊，又分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十三個分類，並對每一個分類都有說明。這是歷史目錄學方面的重要著作。對於後來史部目錄學的分類，起了很重大的影響。 唐代的大史學家劉知幾，所著《史通》一書，是很負盛名的，被認為是理論性的史學著作。實際上，這書主要講的是史書編纂體例，但也有兩篇跟歷史文獻學有關的。一篇是《雜述》，它在「正史」以外，列出來十類的歷史書，其中有偏紀、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和都邑簿。劉知幾從史料價值的觀點指出來，這十類書各有短長，應該善於選擇。另外的一篇是《采撰》，它指出，著史好像是「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要「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劉知幾認為，各種記載有真偽，有得失，有誣謬，對於「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他說的話不多，但已涉及到歷史文獻學的考證方面了。 到了宋代，歷史文獻學有了顯著的發展。司馬光、歐陽修、吳縝、沈括、鄭樵、朱熹、洪邁、王應麟都有所貢獻。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做了大量的文獻研究工作。他對於歷史記載有互相差異的地方，一定要進行研究，把他認為可靠的材料，寫在《資治通鑑》裡面。另外，又把他對史料去取的原因，寫成《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這是一部系統地考察歷史文獻的書，在歷史考據學方面有著重要的地位。 歐陽修著《易童子問》，認為《易經》里的《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等篇不是孔子作的。這在當時是很大膽的看法，這對於實事求是地考訂史料的價值，是很有意義的。實際上這是開創了後來辨證古書真偽的風氣。他收集了古代的金石文字，加上自己的解說，成《集古錄》一書。他這個工作是把金石文字當做歷史文獻來看，擴大了歷史文獻的範圍。但他和宋祁合編的《新唐書》，還有他自己編的《五代史記》都有不少錯誤。吳縝著《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就歐陽修的這兩部書內部自相矛盾的地方指出來。吳縝的這兩部書，對於歷史編纂學，對於歷史文獻學裡的校勘學，都是有一定貢獻的。 朱熹是有名的理學家，是一個客觀主義唯心論者。但他對歷史文獻的整理上是有見解的。《詩經》原是儒家尊崇的一部經典。朱熹認為《詩經》里的《國風》大部分是男女的情詩。對於《易經》，他認為這是一部經歷時期很長，陸續寫成的書。他認為《易經》裡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讀易的時候應該把這三人的易，分別看待，不能混為一談。這可見他對古書的看法是持有一定的歷史態度的。他又有辨別偽書的本領。他辨別出來的偽書，數量相當的多。他對古書的註解，如《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這是通過註解，闡述他的哲學思想，這跟對歷史文獻的一般解釋有所不同。但他著的《韓文考異》、《楚辭集注》都是關於文獻考訂的正式著作。他晚年，又跟幾個學生一起編了《儀禮經傳通解》。這部書沒有編成，他就死了。學生們問他，這書里的古禮現在是不是都可以實行。朱熹表示，這主要是把古禮的材料匯集在一起，很多是不能在後世里實行的。這也表示他對歷史文獻的一種看法。 北宋的沈括，是一個大科學家。他著有《夢溪筆談》。南宋的洪邁也是一個很博學的人，著有《容齋隨筆》。後來王應麟著《困學紀聞》。他們都有很精闢的關於歷史文獻的考證，對於後來清人的歷史考據都是有影響的。 客甲：鄭樵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是否也有貢獻？ 答：對於鄭樵的評論，向來有兩種說法。一種看法認為，他寫的《通志》是抄撮成書，紕漏很多。又一種說法認為，他在歷史編纂上有很多創見。我看這兩種說法，都帶有片面性，現在我們暫且不必深究。現在我只想談談他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這大概有兩點。第一點，是他寫了《圖譜略》和《金石略》，擴大了歷史資料的範圍，把圖譜和金石文字提到重要的地位，這在以前是沒有的。第二點，他著的《校讎略》，是一篇有創見性的著作，在歷史文獻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這裡提出了類例的概念。他說：「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他把古今的書分成十二類，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他這種分法，不管是否合適，但類例的概念對於編修書目，整理資料，都是很重要的。《校讎略》還闡述了求書的方法，編輯書目應該注意的問題，都是很有見解的。他還提出來「闕書備於後世」、「亡書出於後世」、「亡書出於民間」，這都是有利於搜集歷史文獻的觀點。 宋代在歷史文獻學方面的成就，是應該下點工夫去研究的。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學問有漢學和宋學之分，認為宋學是講義理的，不講究史料的考訂、文獻的研究，而認為清人的考據是漢學。這種看法不一定對。清人所謂漢學，實際上是從宋人的歷史文獻學發展而來的。宋人固然是以義理出名，但是他們在歷史學上是有成就的，在歷史文獻學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漢學，在一些領域裡都是宋人所創始的。 客乙：說了半天，我們對於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都包括什麼東西，還不清楚。您是不是再跟我們說說？ 答：歷史文獻指的是歷史文獻的本身，歷史文獻學是指關於歷史文獻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歷史文獻的方法。 歷史文獻指的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書面材料，剛才已說過了。最近，張舜徽先生在《歷史文獻集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把「文獻」和「文物」分開。我同意這一意見。這是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都不相同的兩門學科，是應該分開來的。但是，什麼是重要的歷史材料呢？這由於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不同。我們一般的習慣，常說政治文獻、經濟文獻，而沒有聽說思想文獻。但是我們又常說馬克思主義文獻，難道馬克思主義文獻里不包括思想文獻嗎？應該說其中一大部分是屬於思想文獻，或者說思想史的文獻。像歷代的詩詞、散文，我們不習慣說它們是文獻，但對文學史工作來說，它們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說是文獻。我們古代的農書，像《齊民要術》，科技書像《天工開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來，不能算是什麼文獻，但對於科學史工作者來說，卻是重要的文獻。又如《顏氏家訓》、《世說新語》等書，還沒有聽說它們是歷史文獻。但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也應該說是文獻。所以，歷史文獻的內容，不能說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此外，我們也可以從史料的價值上來談談歷史文獻的內容。從史料的價值上說，可以借用章學誠對史書性質的分類，分為「記注」和「撰述」兩類。記注，是當時的歷史記錄，可以說這是比較原始的史料。撰述，是後人對歷史的寫作和議論，一般地說，這在史料價值上要差一點。當然，有些撰述因為見解上的高明，而有較高的價值，但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歷史文獻學，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人給它規定個範圍。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來，還是不久以前的事。我個人的意見，可以包含這樣的幾個內容，一、目錄學，二、版本學，三、校勘學，四、輯佚學，五、辨偽學，另外，還包含有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 目錄學是掌握歷史文獻的入門學問。我們研究哪一方面的歷史問題，必須知道有哪些文獻應該進行研究。從最簡單工作來說，也必須有一個書名的單子，這也就屬於目錄學的性質。但目錄學要求，比這個要多得多。作為一個學科體系來看，目錄學要求掌握古今圖書的分類和收藏流傳的情況。圖書分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懂得各門學科的不同性質和各種學術的不同流派及其發展狀況。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目錄學上都作出了不少貢獻。一個研究工作者，必須懂得他這一門學科的目錄學。一個歷史工作者必須懂得史籍的目錄學。為了指導學生掌握學習文獻的途徑，也應該在目錄學上給他們以指導。現在，有些高等學校，內部印行了古代史參考書目，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還應該繼續發展下去，把這些目錄收錄進去的書，都加以解說，使讀者知道大概內容，這是教學上很需要的事情。《辭海》里，有許多關於書名的詞條，雖嫌簡單了一點，也還是有用，最近在編寫中的《歷史百科辭典》和《大百科全書·歷史卷》可能在這方面多起些作用。 版本學本來也可以算做目錄學的一部分，但因為版本研究的本身還需要有專門的知識，這是可以獨立成為一種學科的。目錄學家可以在書目上註明有什麼版本。但對於版本本身的研究，一般的目錄學家是不能勝任的。版本學內容應該包含刻書的歷史、版本流傳的歷史、版本的鑑定、刻書家的歷史等。 目錄學和版本學，都是在清代發展起來的。校勘學也在清代有了很好的成績。如全祖望校《水經注》，畢沅、孫詒讓校《墨子》，都有很好的成績。有些古書，過去念不通的，現在可以念通了。俞曲園著《古書疑義舉例》七卷，最後三卷有三十七例，基本上都屬於校勘的義例，這是在校勘學範圍內整理出來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陳垣先生用了很大工夫校《元典章》，又作了《元典章校補釋例》。這是通過《元典章》這部書的校勘工作舉出了校勘的五十例，比俞氏大有發展。他還概括出校勘的四種方法。第一種是對校法。劉向校書，主要用的是這種方法。第二種是本校法，用本書前後對證，發現錯誤。吳縝《新唐書糾謬》，主要是用的這種方法。第三種是他校法，是用他書校本書，最近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裡邊，有一些校勘記，就用的是這種方法。第四種是理校法。這是在前三種方法走不通的時候，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陳先生提的這些方法，為校勘方法指示了門徑。 輯佚學，是把遺失的古書，根據他書引用而集中起來，讓我們知道一些遺書的部分情況。唐宋時期的類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以及諸經註疏等，都引用不少佚書。清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里輯出大量的佚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佚書有五百八十餘種之多，是私人輯佚工作中成績最顯著的。現在這種工作還可以做。《永樂大典》還有些佚書可以輯出來。《古今圖書集成》成書的時期比較晚，但裡邊引用的一些書，有些現在已經見不到了，還是可以做些輯佚工作的。 辨偽學，是辨別歷史文獻真偽的學問，包含辨偽書、辨偽事兩種內容。這是歷史很悠久的一門學問。《論語》：「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可見，孔子孟子時期都已經開始疑惑相傳的古書、古事之真偽了。韓非子也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與定儒墨之誠乎。」 司馬遷對於古書、古事的辨偽，是十分重視的。他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後來，劉向整理古書，也很注意辨偽問題。他寫的《晏子別錄》說《晏子》里有一篇文章「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班固根據劉向父子的著作寫《漢書·藝文志》，指出來有好多種書是「依託」，有的書「似依託」。 宋代以後，辨偽工作比較發展。如歐陽修、朱熹等人的工作，我們已經說到了。明代宋濂著《諸子辨》，胡應麟著《四部正偽》，清代萬斯同著《群書疑辨》，姚際恆著《古今偽書考》，他們所辨的偽書種類很多，成績很大。清代的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胡渭著《易圖明辨》是兩部很著名的辨偽的書。這兩部書把古文《尚書》和《河圖》、《洛書》的真偽，做了富有說服力的論定。 五四以後，疑古的風氣，相當盛。顧頡剛先生提出來關於古史真偽的問題，對於長期流傳的古代傳說，有所否定。他編出了有名的《古史辨》一書，還編輯出版了《辨偽叢刊》。梁啓超在燕京大學講授「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提出了辨偽書的重要性、偽書的種類和來歷、辨偽學的歷史，還提出了辨別偽書的方法十三項，在一定的程度上對以前的辨偽學作了總結。 一般所謂偽書，情況是相當複雜的。有的是後人有意識的假造。有的書只是因為不是出於一個時期，成於一人之手，而被稱為偽書。像這樣的書，我們應該分辨哪幾篇寫得比較早，哪幾篇是後來寫的，從而分別對待，不應該把這類書說成是偽書。有的書是依託古人講自己的思想。儘管他說的古人和古事不真實，但這樣的書不能算是偽書。所以我們對待所謂偽書，也要具體分析。至於真正假造的書，裡邊也包含真實的材料，我們也要善於利用。不要因為潑髒水，把孩子也潑掉了。 我國長期以來有避諱的習慣。子女不能稱呼父母的名字，臣不能稱呼君王的名字，下級不能稱呼上級的名字，年輕人不能稱呼年長人的名字。特別君父的名字，在書面上是不能照直寫出來的。有的時候是用改字的辦法來表示。比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因為要避諱「民」字，在書面上就把「民」字改寫成「人」字。有一本書叫《四民月令》，因避諱「民」字，就改成《四人月令》。有的時候，把應該避諱的字少寫一筆。這是用缺筆的方法來表示。還有的時候，遇見應該避諱的地方不寫字，而空一兩個格。因為有這種避諱的習慣，在我們看古書的時候就增加了一些困難。但是，如果我們掌握避諱的知識，就可以幫助讀者解釋古書中的疑難，辨別古文書中的真偽和時代，辨別刊本的時代。因為皇帝們所避諱的字不一樣，我們正可利用這一點作為辨別時代的標誌。宋代的學者，對避諱的問題已經注意到了。清代的學者，如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對避諱都有專論。陳垣先生總結了前人在這方面的成就並加以發展，寫成了《史諱舉例》一書，是系統地論述了避諱學的一部專著。 年代的記載是歷史記載的一個基本條件。年代不明，就弄不清歷史發展的進程。年代錯亂，就會造成歷史研究上的混亂。秦以前，各國實行的曆法並不統一，紀年的方法也不一致。漢以後，一個皇帝可以有好幾個年號。在封建割據時期，同時存在著好幾種年號。弄清紀年，還是比較複雜的事情。司馬遷作《史記》要寫年表、月表。杜預注《春秋》，要整理出來《春秋長曆》。宋以後，研究紀年的多起來了。清人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李兆洛的《紀元編》是這方面很重要的著作。近幾十年，我們習慣於用西元同中國紀元對換。但是中西曆的紀年方法很不相同。中歷的一年並不就等於西曆的某一年。中西曆對換，一年之間的差別，可以多到五十幾天。如果簡單地以中西曆對換，就會出現差誤。還有希吉拉歷，即所謂回曆，是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年，又沒有閏月。每經三十年，中回曆要相差一年之多，一千年要差三十幾年。另外還有藏曆、傣歷，紀年的方法各不相同。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年代學是一門很重要的、相當複雜的學問。陳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曆》，在年代學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成績，一直還是重要的工具書。 地理環境是歷史活動的舞台。我們要具體地了解每一個歷史事件，必須了解它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在什麼地方發展起來的，在什麼地方結束的。歷史記載如果缺乏這方面的記載，就不是一個完整的記載。但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行政區域的建置有不斷的變化，一個地名所代表地區的大小也不斷有變化，同一個地方而有不同的名稱，不同的地方又有同樣的名稱。因此，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於歷史文獻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二十四史》裡邊，有一些史是有地理志的。在地理志裡邊，總要講到地理沿革，這就是歷史地理學的範圍。還有一些歷史書的註解要注出古今地名的異同。在地方志裡邊，在個人的遊記裡邊，都常常有關於歷史地理的記載。清代的歷史地理學是比較發展的。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是歷史地理學方面的傑作，一直到現在還是一部很有用的書。清代學者考證先秦地理的書比較多。通考歷代地理的，有陳芳績的《歷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的《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楊守敬的《歷代地理沿革圖》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清中葉以後，研究西北邊疆歷史地理的人，比較地多了起來。關於西藏、青海、新疆、內蒙古的歷史地理，都有著作。中國歷史文獻里還有關於外國的記載。對於這些記載里地名的考訂，也還需要有關於外國歷史地理方面的知識，但這就不一定屬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範圍了。年代學和歷史地理學，都不限於歷史文獻學的範圍，但大部分是屬於歷史文獻學的。最近，我國歷史地理學的專家，編制了《中國歷史地圖集》，還把歷史地理的研究，推廣到自然地理的歷史變化。這都是新的突破，而後者更超出了歷史文獻學的範圍。關於歷史文獻學的內容，我說得很雜亂。我在這方面並沒有研究，只是提出來一些問題，希望引起同志們的注意，進行認真的研究。這是我們史學工作不可缺少的一個部門。 客甲：您不是說歷史文獻學還包括有古漢語、古民族語文嗎？ 答：文獻總是用文字寫出來的。我們要研究文獻，總要先掌握文字這個工具。文字學和語言學不能包括在歷史文獻學之內，但是古漢語和古民族語文以及甲骨文、金文等等，主要是用於研究歷史文獻的，我想這些學科也是可以包含在歷史文獻學之內的。像這一些學科，都需要專門的研究。還有屬於以上所說的關於考據方法的研究，也是屬於歷史文獻學的，也可以進行一些研究。另外，歷史學還應該包括歷史檔案學和方誌學，這還是歷史文獻學裡的兩個大宗。關於方誌學，《史學史資料》和別的刊物已發表了一些論文。關於歷史檔案學，現在已有《歷史檔案》專門刊物的出版。這些對於我們的研究，都是可以參考的。還有北京圖書館編的《文獻》，說是叢刊，其實也是一個雜誌，對研究歷史文獻也是一個專業性的雜誌。 客乙：現在是不是有一本書能把歷史文獻學系統地講一講呢？ 答：以前有過這樣的書，寫得很簡單，還不成體統。現在我們應該提倡這門學問，請一些同志寫出來這樣的書。一開始，不必要求太高，以後可以逐步改進。各高校的歷史系應該儘早開出這門課程。也可以建議有關單位，開設這方面的短期講習會，培養這方面的師資。 客甲：還有關於類書的研究，是否也可算做歷史文獻學的一部分？ 答：關於歷代的類書，應該進行系統的研究。是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來研究呢，還是作為目錄學的一部分來研究，我還想不好，大家來考慮考慮吧。今天就說到這裡好不好？謝謝你們耐心聽我這些粗淺的意見。 客甲、客乙：謝謝，謝謝！ （原載《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