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遺產六講 · 談史學遺產答客問

時間：1981年1月 地點：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來客：客甲、客乙 客甲：我讀過您的《談史學遺產》，感到中國的史學遺產很豐富，您是不是可以另外多談一點？ 答：那篇文章是1961年3月間寫的，到現在差不多二十年了。這些年，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也不斷想過，感到可談的問題很多，不過下工夫研究過的問題還是很少的，我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對。 史學在我國有長遠的歷史，我國最早的知識分子就是史學家。在殷商時代，那些管占卜的貞人就是最早的知識分子，也是最早的歷史家。我國最早的知識寶庫，包括宗教迷信的和科學的，都掌握在這些人手裡。我國有一個要求博學的史學傳統。《漢書·司馬遷傳》贊說：「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這就是說，有了文字就有史官，所有的記載都集中在他們那裡，他們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我國古籍流傳下來的，如《尚書》，如《詩經》，如《周易》，如《春秋》，都屬於史官的職掌。司馬遷論戰國和漢初的學術說：「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這些著作都包含了大量歷史，採取了歷史的資料，研究了歷史的問題，結合了當代情況而寫成的。司馬遷的八書，《漢書》的十志，還有一些列傳，論述了很多專門的學問，其中包含天文、地理、水利、社會經濟、軍事、法律、學術流派，以及醫藥、宗教迷信等。一個歷史家要具備淵博的知識，並且在這些知識領域裡有相當深度的理解，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近代科學分工分得細了，不能要求一個歷史家懂得很多學科，但是也絕不能說一個歷史家只有一點歷史知識就行了。現在，我們的高等學校歷史系，主要課程還只是中外歷史的八大塊，不要說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很缺乏，就是對於哲學、文學的接觸也很少，甚而至於一個教師只能教一段歷史，有的還只能教一章一節。我們是20世紀80年代的人，比起兩千年前的歷史家來，在知識淵博方面應該超過他們，不應該比起他們來還顯得抱殘守缺。我們過去的這樣一個優良傳統，我看今年還是要宣傳，要繼承，要發揚。 史學遺產可談的很多，有關於歷史觀點的，有關於歷史文獻學的，有關於歷史研究對象的，有關於歷史編纂學的，有關於歷史文學的，咱們一下也談不完，今天咱們先談哪些呢？ 客甲：先談談關於歷史觀點方面的問題好不好？ 答：關於這個問題，多年以來我們有個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以前，歷史觀點都是歷史唯心論，好像是一無可取。前幾年，我們在中華書局搞「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每一部史書在出版的時候，照例要寫一篇出版說明。在出版說明里，總要說說為什麼要出這部書，首先就要說說歷史觀點。這差不多都要指出來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觀，是以帝王將相為歷史的創造者，是誣衊農民起義和勞動人民，是歷史唯心論。這就是說，作者的歷史觀點是不足取的。但是，為什麼要出版這部書呢？出版說明的筆鋒一轉，接著就說，這部書在史料上如何有價值。這種寫法差不多成為出版說明的一般公式。按照這種寫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書，再沒有其他的價值了。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二十四史」，固然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還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資料，留下了觀察歷史的方法，留下了寫歷史的方法，留下了許多專門知識。從歷史觀點來說，在「二十四史」里，在別的很多史書里，在不少有關史事論述的書里，都還是有進步的觀點、正確的觀點，可以供我們參考、吸取和發揚的。 在關於歷史觀點方面，我想到的有關於歷史進程的看法，關於地理環境的看法，關於社會經濟的看法，關於得失成敗的看法，關於有民主思想內容的看法。另外，總還有一些問題，是我還沒有想到的。 客甲：是不是請您按次序給我們一個一個地說說？先談談關於歷史進程的看法好嗎？ 答：所謂歷史進程，按現在習慣的說法，是說歷史發展過程。因為有的人不承認歷史是發展的，所以用歷史進程的提法更好些。如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就是認為歷史是永恆不變的，不是發展的。有人承認歷史是在變，但還沒有進化的思想。也有人有進化的思想，但還沒有明確的質變的思想。這些我們都可以不必細談了。現在只想就「勢」和「理」的觀點談一談，這是關係到對歷史規律性的了解的。 按《韓非子·難勢》所說，勢的概念在慎到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慎到把賢智跟勢位對立起來，說「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韓非子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很重視勢的作用，他所謂「賢勢之不相容」，同上引慎到的話是一個意思。前些年，一些講儒法鬥爭的文章，把勢說成是必然性，這是把勢的原意誇大了。慎到、韓非所說的勢，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勢力，這裡是指權力。有的同志把它解釋為政權，我看是可以的。《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說：「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又說到「強本干弱枝葉之勢」。這裡所謂勢和形勢，也都指的是現實權力，是現實性的東西，不是必然性的。《後漢書》的《黨錮列傳·序》和《宦者列傳·序》是論當時形勢的名篇，其中又有提到「不得不」的地方，這也是講現實的情況，還提不到必然性上。但這裡提到了理的概念。如說：「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又說：「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以理，則強梁褫氣。」第一個「理」字有必然性的味道，但尚提不到歷史發展規律的高度。第二個「理」字，就是另外一個意思，指的是道德規範，不屬於我們討論的範圍。 柳宗元的《封建論》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這個「勢」字，差不多跟我們今天所說「形勢大好」之「勢」，意思相同，是說事態發展的情況。柳宗元把勢跟「欲」對立，是說在「封建」這個問題上，客觀的形勢是不能以主觀的意願去改變的。顧炎武在《郡縣論》中說：「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顧炎武的看法比柳宗元更進一步，認為客觀形勢固然重要，但在形勢要起變化的時候，還有待於人力的促成，而人不能安坐以待其變。這種看法，就比柳宗元的看法要周到一些。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的開卷，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在對郡縣的看法上，王夫之認為二千年弗能改，而不重視郡縣之弊，這不如顧炎武高明。但他在這裡提出了「勢」和「理」的關係，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他這裡是把形勢的發展，看做是受理的支配。他雖然還遠遠談不到對歷史規律的具體分析，但已看到歷史進程是有必然性的規律的。他在《讀四書大全說》卷九，說：「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說：「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這段話把「理」和「勢」的關係，就說得更清楚。他以理勢跟理氣相比，這個理是唯物的，不是程朱學派的理。侯外廬同志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二章第八節對王夫之的歷史觀點分析得很好，可以參考。 自慎到、韓非以後，說勢，說理，不盡相同，但對於社會現象、歷史現象的觀察，都是從客觀的現實出發，是有唯物主義因素的。我想，這可以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研究這種萌芽的思想，對於史學遺產的理解，有重大的意義。這種萌芽的思想有這樣悠久的歷史，為什麼不能發展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一個很有理論意義的問題。 客乙：形勢，是否還有別的意義，如說「地理形勢」之類？ 答：顧炎武有《形勢論》，就是專從地理上講的。《漢書·藝文志》於兵家著錄「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並說：「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這些話不好懂，似是說利用地理形勢以制敵取勝。所著錄的圖，可能就是地理形勢圖。這只是我的猜想，不敢說是否符合《漢書·藝文志》的原意。但從傳說的歷史觀點說，中國有不少史家是注重地理條件的。現在我們的談話，是否就可以轉到地理環境方面去談談。 客甲：這些年，我國史學界不大談地理環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錯誤。實際上，這是由於對史達林著作的誤解。 客乙：對了。史達林在《聯共黨史》四章二節說地理環境絕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但是同時又說「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的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無疑是能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的進程」。應當全面理解史達林的意思，您看對不對？ 答：我同意您的意見。史達林認為地理環境不能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是正確的。他認為，地理環境是必要條件之一，這也是正確的。而且史達林認為地理環境還是「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說「必要」，還說「經常」，可見他對地理環境的重視。這些年，不少人因誤解史達林的話，反而不敢談地理環境，這是在學習和研究工作上很不應該有的錯誤。 近來讀到史念海同志《河山集》二集排版的清樣，這本書用大量的材料論述了黃河因中下游的侵蝕、下切和淤積而引起的各種地理條件的變化。作者認為不了解這種變化就不好談有關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本書深深地打動了我，使我考慮歷史進程中地理環境的問題。 黑格爾有關於地理環境的詳細論述。他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這個概念。他按著地理特徵，把世界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乾燥的高地同廣闊的草原和平原；第二種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過的地方；第三種是跟海相連的海岸區域。跟這三種不同的地理特點相適應，居住著不同文化情況的人民。他說：「在寒帶和熱帶上，找不到世界歷史民族的地盤。」他認為，在極熱和極寒的地帶，人們不能做自由的運動，人們時時刻刻被迫著當心自然，當心著炎日和冰雪，沒有力量向更高的方面發展。他關於水的論述，是很有趣的。他說：「結合一切的，再也沒有比水更為重要的了，因為國家不過是河川流注的區域。」他又說：「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裡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這些話很可以給我們啟發，使我們對於中國歷史和西歐歷史之不同特點的理解有所幫助。我們在大陸上居住的人，很難對水有這樣的看法。我們的《周易》總是要說「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對於水懷一種害怕的心情。黑格爾的這些論述都見於他的《歷史哲學》。他是一個歷史唯心論者，但他關於地理環境的論述還是好的。他也並不想把地理環境的作用抬得過高，他曾說：「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絕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並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了。」 馬克思在講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的時候，以勞動對象為簡單要素之一。勞動對象，主要是自然條件。馬克思對自然條件和勞動生產是辯證地看的。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裡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榮的秘密。」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這兩篇名文中，還特別提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對東方國家農業生產上的重要作用，對這些國家執行社會職能的重要意義。按照馬克思的論述，土壤、氣候、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都屬於自然富源。當它們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會形成不同程度的生產力。我們的史學工作者，對於這些方面是注意得很不夠的。 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個著名的科學論斷，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這句話的上面，恩格斯還說了兩句話。他說：「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成財富。」我們對這兩句話也是不應該忘記的。 客乙：前些天，我在去年十月號的《哲學研究》上看了一篇普列漢諾夫地理環境學說的文章，覺得普列漢諾夫的說法有很豐富的內容。 答：過去，有人指責普列漢諾夫對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有某種誇張，指責他曾經說過生產力的發展決定於地理環境的特性。但是，他關於地理環境的論述確實有很精闢的地方。他認為，地理環境是通過生產力的發展而給社會帶來了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發展的階段中，地理環境起了不同的作用；社會越向高級發展，地理環境的作用就越減少。他在《唯物主義史論叢》中說：「社會人和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出乎尋常的變化多端的。人的生產力在它的發展中每進一步，這個關係就變化一次。因此，地理環境對社會人的影響在不同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中產生著不同的結果。但是人與人的居所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並不是偶然的。這些關係在他們所產生的後果中構成一個有規律性的過程。要辨明這個過程，必須首先考慮到，自然環境之成為人類歷史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因子，並不是由於它對人性的影響，而是由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這一段話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國歷史家、思想家關於地理環境的論述比較缺乏，但並不是不注意這個問題。《史記·貨殖列傳》按照各地物產的特點，區分為山西、山東、江南和北方四個地區，並指出：「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司馬遷是既注意了各地天然財富的差異，又注意到人對地理環境的利用和改造以及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產生的影響。在同一篇文章里，司馬遷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區在地理環境上的特點以及它們對當地人民經濟生活和風俗上的影響。司馬遷還寫了《河渠書》專篇，論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以及興水利、防河患對封建統治者的重要意義。他說到戰國末年秦國開渠的故事，說到一個大渠的完成，改善了關中的土壤，提高了單位面積的農業產量，因而秦國得以富強，並導致合併六國的效果。班固修《漢書》，繼承了司馬遷在這方面的工作，在《地理志》和《溝洫志》里作了更為完整的記錄。後來的史家，對於地理環境不斷有所論述，但沒有多大的發展。明清之際，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主要是從政治、軍事方面論述地理形勢的專書。顧炎武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用以觀察各地區的情況。這部書並沒有正式完成，只留下了大量的稿本。中國歷史家對於地理環境雖缺乏系統的論述，但在思想上，是注意到了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是有影響的。這也是我們史學的寶貴遺產，還有待於我們好好地挖掘。上引黑格爾的有關論述，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漢諾夫的論述，都可以幫助我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客甲：關於社會經濟條件的作用，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似乎都很注意，包括唯心主義者在內，也是這樣的。《論語》上記：「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記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可見，孔子以富庶為先，跟上來的才是教。說民無信不立，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去食、去兵，這好像是以信為最重要。但是，如果沒有一個足食、足兵的過程，老百姓如何信得過。看來，孔子也還是以足食、足兵為先。老子說：「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這也是要甘食、美服、安俗、樂業才達到至治。 客乙：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跟孔子、老子的意思差不多，但這都是從經濟政策方面說的。一個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唯心，總也知道老百姓要吃飯穿衣。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他的政權就不會穩定下來。當然，也有一些統治者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終於喪失了政權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就另當別論了。現在的問題是，要從社會歷史的思想上去看中國的歷史家如何對待社會經濟問題。您看，是不是還要說到司馬遷，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是比較突出的。 答：司馬遷在這方面確實是突出的。他認為經濟利益是人們普遍的基本要求。他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他列舉朝廷的賢達，隱居的高士，英勇作戰的壯士，盜竊殺人的少年，裝扮歌舞的美女以及農、牧、工、商各種技藝人等，還有偽造文書、貪污犯法的官吏，都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他挖苦那些沒有什麼本領，長期窮困卻老把仁義掛在嘴上的人，說是「亦足羞也」。 司馬遷指出，在老百姓中間，財富的多少可以形成不同的社會地位。「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他又把沒有爵位的富人跟有爵位的貴人相比，指出前者的收入和物質享受可以跟千戶侯相等。他還指出，甚而至於有爵位的人還要要求富商大賈給予他們在經濟上的幫助。他又指出，在秦始皇的時候，大牧主烏氏倮和丹穴主寡婦清都以富於資財得到相當高的政治地位。 司馬遷認為，道德的標準是因人們的經濟利益不同而不同的。同樣的事情，在這個人身上是好事，在那個人身上會成為壞事。有權力的人所辦的事情，總被認為是好事。他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還有，一件事情，對於有共同利益的人是好事，而對於沒有共同利益的人，就不一定是好事了。他說：「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暴戾，其徒誦義無窮。」 司馬遷是以貧富、小富和大富來區別人們的經濟地位，還不能從生產過程中來區別人們的經濟地位，沒有從個人的經濟地位上看出他的社會屬性。他還不懂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對立，但我們不應該拿我們今天的階級分析觀點去要求兩千年前的歷史家。司馬遷在那個時候，有那樣的思想，可以說已經夠偉大了。在司馬遷以後，還有誰能繼承發揚這樣的思想，還有待於探索。對司馬遷本人在這方面的思想，一般只是就《貨殖列傳》、《遊俠列傳》和《平準書》里的記載來研究，這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就《史記》的全書來研究他的這種思想。 客甲：現在我們談談關於得失成敗和民主思想的問題吧。 答：從歷史上看，過去的得失成敗作為當前做人、處世、搞社會政治活動等的借鑑，這在我國有古老的傳統。《詩經》說：「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這裡提出來的「殷鑑」二字，成為兩三千年來在政治上重視歷史經驗、歷史教訓的重要觀念。今天我們說「借鑑」就是從「殷鑑」這兩個字來的。鑒的意思是鏡子。「殷鑑」就是用殷代得失成敗經驗教訓的這面鏡子，來照照我們現在。近些年，在國內發生的一些事情，對我們歷史工作者來說，很感覺到深刻，感覺到借鑑歷史教訓非常重要。《周易》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這也是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的意思。德，不僅是個人的品德，而且包含個人的才能。 在歷史上，每一次大變亂之後，地主階級的歷史家、政治家總是要考慮前一個歷史時期的得失成敗，作為新皇朝建立的借鑑。秦始皇滅掉六國，建立了空前規模的秦皇朝。但是，過不了幾年，農民起義爆發了，秦皇朝像一個紙糊的房子一樣，一下子都颳倒了。劉邦和他的一夥，沒有尺寸的土地，也沒有世襲的名位，出兵不到幾年，就打下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於是，漢初的人就納悶，這是為什麼？這就是要問秦為什麼滅亡了，漢為什麼能興起。這是當時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司馬遷提出了「通古今之變」，要「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要「承敝通變」。隋唐之際的形勢跟秦漢之際的形勢有些類似。唐初的政治家、歷史家也面對著類似的問題，即隋何以亡，唐何以興。唐太宗曾經多次對朝臣談論隋亡的原因。主編《隋書》的魏徵也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鑑，則存亡治亂可得而言之。」《隋書》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編纂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書名上已經標得很清楚是要「資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書就是要「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杜佑的《通典》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兩部論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這兩部書記載了歷代典章的沿革，還評議了歷代典章制度的得失。其中，有許多議論是很精彩的，在今天也還有參考的價值。 我個人的意見，研究歷史當然要研究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研究中國史，要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發展規律。同時，我們也還是要接受我們史學的優良傳統，也要研究歷史上的得失成敗。過去的史學家研究歷史上的得失成敗，不少人是使用封建道德的標準去論述的，我們當然不能這樣做。近些年，對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論，也有很多不是從歷史影響、歷史作用上去分析，而是簡單地採用了「戴帽子」的辦法。我們應該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要對歷史作具體的分析。 關於民主思想，近代是比較發展的。在明清之際，民主思想也是顯著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指責封建社會「以君為主，天下為客」，指責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著《潛書》說：「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他斷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像這樣的議論都是很明顯的，我就不多說了。 以上我談的幾個觀點，只是把問題提出來，希望共同研究，提高我們對史學遺產的認識，區別精華和糟粕，批判地繼承對於我們史學工作是會有好處的。我們今天的講話是否就到這裡了？ 客甲、客乙：我們還希望另外再找個時間，談談關於歷史文獻學方面的問題。再見。 答：再見。 （原載《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