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遺產六講 · 談史學遺產

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以來，醫藥學遺產和戲曲遺產的整理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一個是蓬蓬勃勃，一個是萬紫千紅。歷史遺產的其他方面，如數學、天文曆法、農學、化學、建築、機械、音樂、舞蹈、雕塑、繪畫、文學、哲學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績。祖國史學有長期的歷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是豐富的。但我們史學工作者注意一般的歷史遺產比較多，注意史學遺產還很不夠。這篇小文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促請同志們多注意一下。 我認為，在努力開拓史學工作的新園地、提高不斷耕耘的質量的同時，適當地分出一些力量來研究史學遺產，對於發展我們的新史學是有意義的。我想，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幾種好處。 第一，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更具體更深刻地理解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現實鬥爭中的戰鬥作用。 自殷商「有冊有典」以後，國史的編修大權主要是掌握在奴隸主國家和封建主國家的手裡。在封建時代里，官史沒有不咒罵農民起義的，沒有不把對農民的鎮壓寫成神聖的「正義」行動的，而又往往把官兵對老百姓的殘殺擄掠寫在起義農民的賬上。改朝換代了，回護本朝的短和誇大前朝的罪惡和錯誤，這就成了新修史書的一個政治任務。如果在封建割據的時期，不同割據集團的史書就會互相對罵起來。 也有進步的或有進步傾向的史學家寫出了觸犯統治集團利益的東西，他這個人或他的這部書就要倒霉了。司馬遷揭了封建統治者的瘡疤，他的《史記》就不如班固的《漢書》在當時易於流傳。東晉的孫盛寫了一部《晉陽秋》，揭了桓溫的底，觸怒了這個當權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個副本寄存遼東以防書稿的毀滅。清初的莊廷鑨案是一個有名的歷史書獄。只因觸犯了清廷，莊氏的墓被發掘，他的屍骨被燒成灰，他的父親、兄弟和侄兒，編書、刻書、賣書和其他被牽連的，共有七十多個人被砍了頭。 一切歷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歷史觀的支配。不同的歷史觀，歸根到底，總可以從不同的階級利益上得到解釋。但歷史觀在反映階級利益的時候，往往是錯綜曲折，不一定明顯確切。再加上史學傳統的繼承性，就使我們對於史學遺產進行階級分析的工作更加複雜化了。但也正因為這樣，研究史學遺產才更有意義，才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史學在現實鬥爭中的具體特點。 第二，研究史學遺產可以逐步摸索出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 從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不同時期的歷史著作總有它的不同的特點。先秦的歷史著錄，如甲骨卜辭、鐘鼎文字、《尚書》、《春秋》、《竹書紀年》、《世本》等，表達的形式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只紀王公的活動，不是孤立的單篇，就是連續的片斷。魏晉南北朝時期，紀傳體的撰述較多，後漢史有十一家，晉史有十二家。而名人傳記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書有七八十種。唐中葉以後，大部頭的通史相繼出現。清代是考據多，地理書多，注釋輯補改作舊史的書多。為什麼在不同時期有這樣不同的特點？這一定有它們的規律。 中國史學史上還出現這樣一個傳統：在中國歷史遇到一定顯著變化以後，總有帶總結性的歷史名著出現。春秋戰國之際，《春秋》這部書寫成了，總結了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漢在武帝時完成了史無前例的統一，司馬遷寫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記》，總結了自傳說中的黃帝以至武帝時的歷史。唐代中葉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有了較多變動的時期，劉知幾寫了《史通》，總結了前人編寫歷史的經驗，而杜佑寫了《通典》，總結了唐中葉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結束了五代的紛爭，司馬光主編了到五代為止的《資治通鑑》。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都是中國政治史上很大的變局，馬端臨編撰了《文獻通考》，王夫之寫了《讀通鑑論》、《宋論》，顧炎武編撰了《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黃宗羲寫了《明夷待訪錄》。這樣的傳統也不能單從形式上來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相結合的具體規律。 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是從低級形態到高級形態，從最簡單的關係到比較複雜的關係。不同時期的史學一方面受所處時期歷史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傳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中國史學在悠久時期里又是獨立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它的發展規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點。研究史學遺產，摸索出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這是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論意義。 第三，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把歷史上提出來的一些史學問題作為當前歷史研究的資料，豐富我們研究的內容。我們可以專門研究一個史學家或一部史學著作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學家、不同的史學著作所提出來的同一問題和相關問題進行綜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較廣泛的範圍內，把已經提出的問題和有關的不同論點集中起來，排排隊，可能對於我們有不少的啟發。 例如《文獻通考》這部書，一向被認為是一部排比材料的書，不能跟杜佑《通典》之「剪裁鎔鑄、成一家言」者相提並論。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也不過認為《通考》的資料豐富，便於擷取。其實《通考》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提出來許多問題，又提出來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前人提出過的，有些是馬端臨新提出來的，兩者匯合在一起，就有了很多的東西。拿開卷的二十七捲來說，都是關於食貨的文獻，其中分了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等八門，每門裡面又有子目。馬端臨對於這八門，都分別提出了一個因革變化的輪廓，對於有關的某些文獻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和看法。在科學地分析問題這一點上，馬端臨所能掌握的條件是無法跟我們這一時代的史學工作者相比擬的。但對於食貨的材料提出這樣多的方面並且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這其中還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值得學習和借鑑的。 又如《史通》和《文史通義》，都提出了不少歷史編纂學上的問題。《史通》的《序例》、《斷限》、《采撰》、《補註》等篇，《文史通義》的《史注》、《文理》、《釋通》、《申鄭》、《答問》等篇，其中有好多話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除了從遺產內豐富我們以外，我們還可以在遺產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地促使自己的頭腦清醒。思想意識的影響往往是長期的，自己受到了這種影響並不一定就能覺察。在研究遺產的時候，就可能發現自己的觀點上籠罩著舊有思想的陰影，它可是資產階級的，甚至是封建的。在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古舊的遺產會成為一面有用的鏡子。 對上面說的這三條，無論做好哪一條，都需要創造性的勞動，都可能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鍛煉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戰鬥力量，也都可能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要研究史學遺產，既不同於那些要把遺產一腳踢開的割斷歷史的簡單的想法，也跟那些頌古非今的死抱著遺產不放的國粹主義者毫無共同的地方。我們主張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改造我們的遺產，使它為社會主義史學服務。我們要繼承優良傳統，同時更要敢於打破傳統，創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學規模。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和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鑑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鑑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這段話是針對著文學藝術遺產說的。從對待遺產應有的正確態度來說，在文學藝術和史學之間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我們對於毛主席的這段論述，應該認真地學習、體會。 精華和糟粕 史學遺產有精華，有糟粕。從思想內容上說，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是精華，封建性的東西是糟粕，這就要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新民主主義論》）。在表達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學遺產中也有優良傳統和非優良傳統的區別。對於這些優良傳統，也要像對待過去文藝形式一樣，「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思想內容上，中國史學遺產中是貫串著擁護封建專制主義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的。儘管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史學家並不能全部反對封建主義，也不一定全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但專就反對專制主義或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某些方面來說，這跟擁護封建專制主義就有進步和落後、反動的區別，也就有精華和糟粕的區別。 司馬遷著《史記》，是善於揭露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黑暗的。他寫了《酷吏列傳》，把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時期酷吏代表人物集中在一起，就把漢家盛世在專制淫威下的殘酷面貌揭露出來了。他寫了《叔孫通傳》，把跟隨叔孫通的儒生們，在定朝儀前後思想變化的醜態刻畫出來，最後輕輕點了一句，說叔孫通因制朝儀「卒為漢家儒宗」，這就把漢代儒家的政治面貌揭露出來了。他又寫了《遊俠列傳》和《貨殖列傳》，去諷刺當時之以權力財貨代替是非善惡的標準，深深憤慨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班固作為在史書體制上的司馬遷的繼承人，卻恰好反對司馬遷反封建專制主義的觀點。他在《漢書》里，批評司馬遷是「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范曄著《後漢書》，又不同於班固的觀點。他的《黨錮列傳》，有類於司馬遷的《遊俠列傳》。他為王充、王符、仲長統作合傳，恰好這三個人都是唯物論者，或能「正時俗嫌疑」，或「耿介不同於俗」，或能昌言「時敝」，用班固的話說，都是在不同情況下「是非頗謬於聖人」的。他評騭司馬遷和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並不是對兩人文章特點的評論，而是對兩人史學高下的評論。雖寥寥兩語，卻自有千秋。他在班彪、班固父子傳後指出：「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這實際上就是反對班固站在專制主義的立場上對於遊俠的看法。從司馬遷到班固，又從班固到范曄，反對和擁護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是在一個回合又一個回合地進行的。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目的在於為封建統治集團提供進行統治的歷史經驗。朱熹用《通鑑》的材料，節縮成《通鑑綱目》，不只要提供統治經驗，並且要通過史書去宣揚封建專制主義。這書講究「因年以著統」，說：「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這個「統」，就是所謂「正統」。《通鑑綱目》強調正統，就是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專擁護某一皇朝的統治，而對於反對這種統治的政治力量一概稱做「僭偽」。這書的凡例，有系統、歲年、名位、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賊、行幸、恩澤等，這也都跟正統觀點相一致，都是為宣揚專制主義服務的。在元明清三代，這書實際上成為封建統治集團最賞識和推崇的史書。有人為這書作續補，有人為這書作《發明》、《書法》、《集覽》、《考證》等解說性質的書。康熙皇帝又對這書作了「御批」，企圖通過「御批」的形式擴大它的影響。 在《通鑑綱目》流行的時期，史學思想的領域裡不斷發出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抗議。晚明的李贄著《藏書》，這是一部有豐富的戰鬥性格的史書。他自稱「讀史時，真如與百千萬人作對敵，一經對壘，自然獻俘授首，殊有絕致，未易告語」。他不是以直接反對專制主義出現，而是以反對封建主義教條、反對封建傳統的成見出現的。清初，在先進思想家、史學家的社會歷史思想中，反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表現得更為集中，也更為普遍一些。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尖銳地抨擊封建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取少數人的產業和淫樂。唐甄著《潛書》，斥言「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奪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王夫之在《讀通鑑論》里把反封建專制的意思說得婉轉些，也明白指出專制主義是「為天子防其篡奪」。《黃書》里更譴責某些皇帝平日作福作威、魚肉人民，但不能在必要的時候搞好國防，連跟玄駒保衛自己的巢穴都不能比。顧炎武的《日知錄》，把改朝換代叫做「亡國」，民族屈辱叫做「亡天下」，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就連專制主義的基本教條所謂「君臣之義」，都拋開了。 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和擁護封建專制主義是史學遺產中精華和糟粕相區別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此外，在歷史思想上還表現為：① 人定勝天說跟命定說間的鬥爭。如班固宣揚董仲舒和劉向劉歆父子以陰陽五行解釋歷史的神秘的命定論，在《漢書》中寫出《五行志》的專篇。而劉知幾著《史通》，主張「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他寫出了《漢書五行志錯誤》和《五行志雜駁》兩篇，用文獻學的方法指出《五行志》對災祥征應的牽強附會，指出《五行志》所持的論點跟所用以說明的史事間存在著互相矛盾。揭露了命定論的虛妄，實際上也就是揭穿了封建皇權的神秘的外衣。② 時勢創造歷史說跟英雄創造歷史說的鬥爭。如《漢書》在《地理志》中說黃帝劃野分州，建立萬國，而秦「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這是把封建諸侯和設立郡縣這樣的大事，都取決於英雄人物（包含了聖王和暴君）的主觀願望。而朱敬則的《五等論》、杜佑的《通典》（卷三十一）、柳宗元的《封建論》以至顧炎武的《郡縣論》，都是把封建諸侯和郡縣設置歸之於時勢的可不可，而反對把它們說成是決定於英雄人物的願不願。英雄創造歷史的說法有助於長封建統治者的威風，時勢創造歷史的觀點有助於挫封建統治者的銳氣。在時勢創造說內，也有注意到政治上人心的向背的，也有根本看不到這一點的，雖都還說得很籠統，不能作具體的分析，已是歷史上進步的東西了。③ 歷史進化說跟是古非今和歷史循環說的鬥爭。後兩種觀點是在正統史學家和一部分進步史學家中存在的。是古非今，一般尊崇二帝三王如聖如神，把他們的時代描繪成理想的黃金時代，這跟英雄創造歷史，特別是聖王創造歷史的觀點相密切聯繫的。歷史循環說，如三統說，五德終始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一治一亂說，若干年一大變、若干年一小變說，有很多的說法，這跟命定說也是有密切聯繫的。主張歷史進化說者，如劉知幾《史通》，有《疑古》篇，揭破古史所頌揚二帝三王之虛妄，認為是把他們的醜惡美化了。杜佑在《通典》（卷三十一）里宣稱「欲行古道，勢莫能遵」，並說「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特別是在食貨各門裡，注意社會歷史的變革，劃出變革的階段並舉出劃分階段的標誌。後來，王夫之和章學誠也都有歷史進化的觀點而各有其具體的內容。歷史進化說跟時勢創造歷史說，有時是密切聯繫的，它們有尋找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但還不能科學地發現規律。 在歷史編纂學上，精華和糟粕的區別，有時表現在客觀的求實態度跟主觀主義的褒貶的做法間的鬥爭。正統史學家一貫主張，歷史書要寓褒貶、別善惡，而把封建倫理的教條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劉知幾在《史通》里，反覆駁斥「褒貶任情」的做法。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把這種托始於《春秋》的一字褒貶的做法，稱做「欺人之學」，以與五行迷信之為「欺天之學」相對待。他說這無益於真實的歷史工作，「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 劉知幾有《直書》和《曲筆》的專篇，申論了直書的主張，揭露了曲筆的醜惡，並敘述了前者對後者的鬥爭。曲筆有類於任情褒貶，而跟褒貶說還不相同。褒貶是在歷史記載中強調封建倫理觀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主觀的抑揚，還不一定就要捏造歷史。曲筆，有時也為了要符合一般倫理觀念的要求，而更多的時候只是為了迎合當時權貴的好惡，於是就不惜混淆是非，捏造歷史。當然，直書是優良傳統，曲筆只能說是醜惡了。 歷史編纂史上還有一家獨斷之學跟史局監修間的鬥爭。這本質上是中世紀的私學跟官學、著述自由跟學術壟斷之間的鬥爭。史局監修，也有可以肯定的一面。它跟一家獨斷之學的矛盾，是在權貴壟斷史局、包而不辦的情況下展開的。劉知幾《忤時》一篇，論史局監修有五不可，就說的是這種情況下的矛盾。 以上所說精華、糟粕和它們之間的鬥爭，只是就我所想到的列舉出來。也許還有更重要的，因為我不知道，沒有能夠舉出來。列舉現象畢竟是一件比較簡單、比較初步的工作。不只發現這些現象的發展規律是一系列的複雜的工作，而研究一個史學家的思想和著作，具體地分析其精華和糟粕，也要遇到複雜得多的情況。 在中世紀每一個史學家的歷史思想上，總是有精華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司馬遷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這是精華的一面。但他相信循環說，這是糟粕的一面。因為他反封建專制主義是主要的方面、是突出的方面，他相信的循環說在《史記》里並不占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是一位進步的史學家，但因此我們也不應該看不見他的糟粕的方面。劉知幾反對陰陽五行的神秘的迷信，但有時又不敢徹底否定，反表示一種存而不論的闕疑態度。他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普遍存在的殘酷鬥爭，但又眷戀於士族的社會榮譽。劉知幾思想中的精華和糟粕，又不同於司馬遷，而是在同一問題上有這一個方面，又有那一個方面。但也因為積極方面是主要的，他同樣是一個進步的史學家。 史學史上也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者在歷史思想上是不可取的，而在歷史編纂學上和史料學上有他的長處。司馬光的政治歷史和歷史觀點代表當時反動大地主的立場，《資治通鑑》是貫徹了這樣的立場和觀點的。但司馬光為了提供有用的「資治」的材料，他的編纂工作是進行得認真的。他作了滿兩個屋子的長編，又作了說明材料取捨的《考異》，又作了詳略不同的提挈綱領的《通鑑舉要歷》、《通鑑目錄》和《歷年圖》。他又能集劉恕、范祖禹等人的專長，在他的主持下，修成一部首尾貫通的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他的編纂方法和經驗，仍然是值得我們借鑑的。閻若璩、毛大可之流曲學媚世，這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但他們的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如果有可以吸取的地方，我們也可以在某一點上加以肯定。例如《古文尚書疏證》這部書，在解決《尚書》古文真偽的問題上，也還是對於我們有用的書。 史學遺產中的精華和糟粕，經常是糅雜在一起的。在很多的情況下，這種糅雜是涇渭分明，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很多別的情況下，或是紅紫亂朱，或是沙里藏金，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應該說，史學遺產中的糟粕，是很多的。我們說棄其糟粕，是說在遺產的繼承上要丟掉糟粕，也並不排斥對於糟粕的利用。章學誠說：「古之糟粕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粕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這句話說得有道理。精華和糟粕是相對的。把兩者對比，就可以看出精華和糟粕來了。沒有糟粕，也就無所謂精華了。同時，糟粕和精華，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在研究中國史學發展過程的工作中，善於分析糟粕和精華在各方面的關係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和現實意義。 要百花齊放 解放以來，我們史學領域裡開了不少的花，也有不少是含苞待放，不少是蓓蕾初成。如何東風齊著力，使史苑裡萬紫千紅，這是我們史學工作者必須堅決在黨的領導下早日實現的責任和光榮。我們要在整個史學領域內百花齊放，也要在這一領域的不同園地里百花齊放。對於史學遺產的研究工作，同樣需要百花齊放。 對史學基本觀點遺產的研究應該是第一個花圃，這裡可以有三種花。第一種花是對歷史觀的研究。上文所說的思想內容，無論哪一家哪一派都屬於歷史觀本身的範疇，這裡不再多說了。分析批判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這是我們研究史學遺產時首先要擔當起來的重要的工作。當然，過去無論哪一種歷史觀都不可能跟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相比。但分析批判這形形色色的歷史觀，對於掌握歷史理論的發展規律，鍛煉我們的識別能力，豐富我們的理論，提高我們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 第二種花是對於歷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的研究。對於歷史觀點的注意，在中國史學史上是有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孟子·離婁篇》：「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義，就是觀點。范曄自序，強調觀點對史文的作用，說：「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他感慨於因識見之不同，而論議不能相投，說：「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劉知幾以才學識為史家必具的三長，有類似於今人所說的文史哲的關係，而特別注意於「通識」的重要。章學誠繼承劉知幾而加以發展，在《文史通義·說林》篇中申論「志識」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如說：「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疚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跡者矣。」又說：「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爐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這對於觀點駕馭史料的作用，說得是很中肯的。其他史學家有不少談到這類問題的，在他們中間也有不同的意見。這是可以一一分析，給以批判的總結的。 第三種花是對史學工作的作用的研究。《易·大畜象辭》：「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這是一種看法。所謂「德」，當然有它的具體內容。《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稱……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荀悅《漢紀》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袁宏《後漢紀》，要「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一直到後來，朱熹編《通鑑綱目》，是要以史書作為封建倫理教科書。像這一類的看法，都可說是跟《易·大畜象辭》的看法是基本一致，而又各不相同、各有其特點的。 舊史家艷稱春秋時期晉董狐和齊太史的直筆，不顧性命的危險，要按照史法辦事。這實際上也反映對歷史書的一種看法。這跟孟子所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同樣的觀點，是以史筆作維護既有統治秩序的工具，而跟實事求是的直書有所不同。後來統治集團對於某些個忠臣孝子，動不動要宣付國史館立傳，更是從政治上去鼓勵這種看法。 杜佑對史學的作用，另有一種看法。他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他注意的是歷史變革對於封建政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在倫理道德上的作用。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以「資治」的方法，是跟《通典》相接近的。後來馬端臨作《文獻通考》，這也是一部政書，但強調「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跟《通典》之強調「將施有政」，又有所不同。 研究這一個問題，對於理解史學跟政治的關係，有更直接的意義。 史料學遺產的研究和歷史編纂學遺產的研究，是緊緊靠近第一個花圃的兩個近鄰花圃。這裡的灌溉用水總是要取源於第一個花圃的。資產階級學者總要把史料學說成是技術性的學問。誠然，這裡有許多技術性的東西。但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的史料，而不要那樣的史料，為什麼要這樣解釋史料，而不要那樣解釋史料，歸根到底，總還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儘管不同範圍內的史料處理需要相應的專門知識，而這些專門知識在運用到史料學上的時候，總也是要跟實際工作者的歷史觀密切聯繫的。 我們的史料學遺產是豐富的。從司馬遷起，就創造了某些優良的傳統。在史料搜集上，他一方面整理了文獻資料，「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又一方面也注意了史跡和個人的訪問。他曾在大梁訪問魏國史跡，在曲阜訪問孔子廟堂，在薛訪問當地風俗，在楚訪問屈原和春申君遺蹟，在北邊觀察蒙恬所築長城，在淮陰訪問韓信逸事，在豐沛訪問蕭、曹逸事，在公孫季功處訪問荊軻、夏無且逸事，並聽取各地長老關於黃帝、堯、舜的傳說。在史料的處理上，他常以來歷明確的材料去反駁來歷不明的材料。有時，他對不能明確的材料，採取保留的態度。有時，他也分析史料分歧的原因，又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史料學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史料的範圍擴大了，處理史料的方法改進了，同時也有史料學的分支學科或姐妹學科先後出現。習慣上所謂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輯佚學、辨偽學、古文字學、古音韻學、古器物學、年代學、沿革地理、史源學以及甲骨學、金石學、敦煌學等，或是直接屬於史料學範圍，或是跟史料有密切關係，儘管這些名堂不一定各有自己可以獨立的科學體系，它們的名稱也不一定恰當，但已可反映我們史料學所接觸到的方面之廣了。 史料學工作，在表現形式上也是各色各樣的。從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校訂到史料的考釋，都各有其不同的形式。同是對史料的校訂，吳縝的《新唐書糾謬》、《五代史記纂誤》是專就一部史書所記史事錯誤進行校訂的；劉攽的《西漢刊誤》、《東漢刊誤》是專就一部史書刊本上的偽誤而進行校訂的；裴松之注《三國志》是以對一部史書的正紕繆、辨當否，作為他的工作的一個構成部分來進行的；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是對於多種史書，既校勘了文字、糾正了記事的誤謬，還另外解釋了訓詁名物的；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是要證古文《尚書》之偽；崔述的《考信錄》還要考出古史料之信。研究史料學在各方面的成果和各種不同的表達形式而給以總結，這對於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史料學是必要的。 歷史編纂學的遺產，也是同樣豐富的。單就歷史書的體裁來說，就很多。最古的史書流傳下來的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國策》、《世本》、《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一種書就代表一種體裁。《詩》中的《生民》等篇，可說是史詩。《莊子·天下篇》和《韓非子·顯學篇》，可說是學術史。司馬遷寫《史記》，實綜合已有的各種體裁而成。就《史記》之總的體裁說，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就《史記》里的每一種體裁來說，又都是繼承前人的。後來，著錄家就史書分類，如《隋書·經籍志》史部分為十三類，《四庫全書》史部分為十五類。章學誠《史考釋例》和《史籍考總目》，分史籍為十二綱五十七目，其所據畢沅稿本的子目是一百一十二。著錄家的分類，不是專就體裁分類的，但主要是按著體裁來分。儘管分類的標準也有不少可以商酌的地方，而我國史書可以分成好幾十類是沒有問題的。至少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來史書體裁的豐富了。 我們研究史書體裁，跟著錄家不同，不能專從分類上著眼，更應該看到一種體裁的發展。比如就編年體來說，《春秋》只記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傳》就不只記事，還要記言，不只記當年的事，還要於必要的時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終。荀悅撰《漢紀》，提出「通此其事，例系年月」，這是對編年體的一個重要發展。這八個字的內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地安排起來，還包容有類比的辦法。《漢紀》有時因記一個人而連類記載跟這人有關的人或同類的人，有時因記一件事而連類記載跟這事有關的事或同類的事，有時因記一個人的事而連類記載這人的其他的事。這樣的做法，就大大地減少了編年體以年月局限記載範圍的困難了。袁宏撰《後漢紀》，是編年史，同時也吸收了紀傳史的長處，如記兩漢之際豪傑並起和東漢末年的朋黨，都是能不為年月的框子所局限住的。我們所熟悉的編年史巨著《資治通鑑》，這書同它的姐妹篇之間就有體裁上的發展。由《通鑑》到《通鑑目錄》是一種發展，由《通鑑》到《通鑑考異》也是一種發展。由《通鑑》到《通鑑紀事本末》，是發展出來另外一種史書體裁了，由《通鑑》到《通鑑綱目》是在編年體內部也發展出來一種新的體裁。而由《通鑑綱目》到《綱鑑易知錄》，也未嘗不是在體裁上有所發展。研究史書體裁方面的遺產，批判地繼承，對於我們寫史書，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齊放，是有好處的。 在歷史編纂學上，《史通》於史書體裁以外，曾提出斷限、編次、題目、稱謂、載文、載事、言語、敘事、品藻、鑑識等問題。像這一類的問題，或是就歷史評論家已有的論述，或是就歷史作家的著作，都可以進行研究。甚至於對過去史館的組織、他們的工作經驗，也可以研究。比如司馬光修《通鑑》，以書局自隨，以眾手而成一部首尾貫通的巨著，他們的編寫過程是可以研究的。又比如以前的史館，如宋代史館，設有監修、修撰、檢討、校勘、檢閱、校正、編校等職。姑不問在實際工作上史館可出現何種腐敗情況，而這種制度上的分工也並不是不可以經過研究，取得有助於我們的借鑑的。《文史通義》外篇有一篇《唐書糾謬書後》，提到歐陽修如果在修《唐書》的時候，邀吳縝（《新唐書糾謬》的作者）「而付以檢討之職，責其複審之功，自能經紀裕如，必有出於當日史局諸人之上」。如果檢討是一個要作《糾謬》那樣工作的職務，這在當前某些工程較大的集體編纂工作中，也還是必不可少的一種專職呢。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講究歷史編纂學，就不能不講究歷史文學。但歷史文學不是歷史編纂學所能包括得了的。歷史文學遺產的研究，可以另闢一個花圃了。 自《左傳》作者以下，大史學家往往就是大文學家。《左傳》、《史記》和《通鑑》對於戰爭的記載，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傳》記長勺之戰、城濮之戰、崤之戰、鞌之戰、鄢陵之戰，《史記》記楚漢間的戰爭，《通鑑》記赤壁之戰、淝水之戰、李愬入蔡州之役，都寫得栩栩如生，使讀者如置身於行伍沙場上。更重要的，不只是對於情況的記述寫得生動，而是大史學家能在情況記述中有意識地但又自然地表達出來他的思想傾向性，不一定在此以外再加上些什麼評論。《日知錄》卷二十六：「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從大史學家的作品中直接研究這樣的優良傳統，這是研究歷史文學遺產的一個方面。我們還可以從史學評論著作，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書中研究關於歷史文學的理論和經驗，也可以從史學家對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的評述，如各史文學家傳所表達的，研究史學家對文學的觀點。還可以從文學評論家，如劉勰《文心雕龍》等書，研究他們對寫歷史的看法。這是關於研究歷史文學遺產的另外的三個方面。 史學遺產的研究還可以開闢第五和第六花圃。第五個花圃是關於各個歷史問題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如關於歷史階段的研究、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水利史的研究、鄉黨版籍史的研究、國家起源的研究、政權機構史的研究、學校制度史的研究、史學史的研究等等。資產階級的學者把過去的一切歷史著作都叫做史料，說我國過去只有史料而沒有歷史，這是很片面的看法。當我們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時，這些成果都可成為我們進行研究的史料。但就過去某些史學著作跟原始史料的關係來說，他們有的是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作出了有系統有體系的歷史著作，有的也進行了對歷史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專題的研究。他們是怎樣進行研究的，他們曾經達到了怎樣的結論，這是我們應該關心並進行研究的，這對於我們今天進行同一問題或有關問題的研究是有幫助的。我們不應該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簡單地看做史料，而應該看做值得研究的觀點或意見。 第六個花圃是對於史學家和史學著作的研究，這個花圃里的花，在品種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幾個花圃中的品種選擇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經營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因此，我就不想在這裡多說了。由於近年有了古籍整理出版的專設機構，史學名著的整理工作正在逐步開展。整理史學名著，總也多半離不開對史學家的研究，因而後一工作也可能相應地有所開展。今年是劉知幾誕生一千三百周年，鄭樵逝世八百周年。通過紀念這兩位史學家的活動來推動對史學家研究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裡，我還想提一提歷史啟蒙書的遺產。章學誠的《史籍考總目》里列有史學部，其中分為考訂、義例、評論、蒙求四類，而蒙求也跟以上三類一樣，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啟蒙書的遺產，我們知道的還不多。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童年讀《三字經》，其中對於歷史的簡單口訣，迄今記憶猶新。如何對幼年一代進行歷史知識的教育，有什麼行之有效的方式，還是不妨在遺產中看看有無可借鑑之處的。 最後，史學遺產的研究不只在內容上要分門別類，百花齊放，在表達形式上也要像我們的繁富的史書體裁，各式各樣，百花齊放。寫論文、寫系統的專門論著當然很好，寫札記，寫隨筆，寫舉例體、書翰體、問答體、序跋體的東西也很好。編集原始資料成為一書是可以的，剪裁原始資料如袁樞之編《通鑑紀事本末》的辦法也未嘗不可。注，可以用腳註，有文後附註，也可以有文內夾注、行間旁註、另行單注等。評，可以有對某書的總評，有對一文一節的分評，有文上眉批，有行間旁批等。圖、表、譜、錄、書目、索引、歌訣，也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形式多了，不是為形式而形式，不是貪圖表面的熱鬧，而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內容，為了針對研究對象的不同情況和讀者的不同要求而把內容表達得更充分些、更活潑些，同時也為了作者和研究工作者能更方便地發揮他們在學風、文風上的某些特點和專長。這樣，形式上的百花齊放跟內容上的百花齊放緊密地聯繫起來，就更能促進史學遺產研究領域裡的萬紫千紅。 要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跟百花齊放也是緊密地聯繫的。花開得越多，就越便於更多的爭鳴。鳴得越好，花也就開得越好。在史學遺產的研究工作上，既可以開大量的花，也必然有不少問題是值得爭鳴的。我們可以提出新問題來爭鳴，也可以把久已提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來爭鳴。 從比較具體的問題來說，對現已逝世八百周年的史學家鄭樵[1]的評價就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宋史·儒林傳》首先譏鄭樵「博學而寡要」。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對鄭樵的《通志略》有較詳的著錄。他在「會通」這一觀點上，實際也繼承了鄭樵的優良傳統。但在評論這書的時候，只稱許「《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而對於全書則送了「疏略」和「不堪檢點」等六個字的考語，內容包含了記載簡略、天寶以後南宋以前史事的缺如和對舊史史文的因襲等三點。清代漢學家大抵接受馬端臨的見解，而連馬端臨所稱許的《六書》、《七音》等略也並不恭維。 跟上述的意見不同，章學誠很推重鄭樵，在《文史通義》中專為鄭樵寫了一篇《申鄭》和三篇《答客問》，並在《釋通》篇列《通志》為通史的冠冕，說：「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孔逭）蕭（蕭統），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為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他認為《通志》的精要在於有自成一家言的義例，而考據的疏略並不能算鄭樵的什麼毛病，因襲史書舊文也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他說：「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採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巨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挈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韓信）彭（彭越）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伏生）孔（孔安國）巨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很顯然，章學誠跟馬端臨等在意見上的分歧，主要是由於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章學誠並沒有否認考據家所指的鄭樵的缺點，但他認為這樣的缺點對鄭樵說來是不必加以指摘的。章學誠在所著《校讎通義》中，有《補鄭》及《鄭樵誤校漢志》兩篇，他在這裡發展了鄭樵《校讎略》中的論點，但同時也指出了「疏漏」的地方。 近人對鄭樵的看法也有兩派不同的意見。章炳麟《史學略說》譏鄭樵抄襲史傳，且不知反切之學和三十六字母本末之序。金毓黼先生《中國史學史》說鄭樵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語多襲舊，跡不可掩。他們的意見基本上還是清代考據家的意見，這是一派。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說：「吾儕固深贊鄭章之論，認通史之修為不可以已；其於樵之別裁精鑒，亦所心折。雖然，吾儕讀《通志》一書，除二十略外，竟不能發見其有何等價值。……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魏應麒先生《中國史學史》，列鄭樵為專章，稱許他「著述既富，識見又卓」，說「鄭樵於史學之貢獻最大者為主張通史之體」，說他「以詳文該事為自見褒貶美刺之法，可謂千古特識」。他們的意見有接近章學誠的地方，而跟章學誠的見解又不完全一樣。這可以說，又是一派。顧頡剛先生的《鄭樵傳》（《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說鄭樵「做學問要像持軍一般有部伍的法子，要像治獄一般有核實的法子，這就是極明白的科學觀念」，「鄭樵的真學問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乃在『部伍』『核實』的兩個方法上」。這也是推許鄭樵，但另是一種看法。 鄭樵是一個大著作家、大史學家，他的二百卷《通志》是有名的史書。這都是值得評價的。但究竟應該怎樣具體地評價他在史學史上的地位、怎樣具體評價《通志》這部書，是需要通過爭鳴來逐步解決的。過去對鄭樵評價的分歧，正好是我們爭鳴的資料。我們決不要局限在過去的爭論中，但可以過去的爭論作我們爭鳴的開端。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些爭論的資料來開展我們的工作，將來也可因追究這些分歧意見的來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辨認出來某些有關的史學流派的面貌。 現在，從基本的理論問題來說，如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是否有唯物主義歷史觀，就是一個曾經爭鳴過、現在還可以繼續爭鳴的問題。 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是唯心主義的，在歷史觀方面只有進步思想和保守思想的鬥爭，革命思想和反動思想的鬥爭，而沒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也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也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但都是片面性的、機械的或者庸俗的，而在歷史觀方面也存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還有人認為，司馬遷已「樹立起素樸的唯物論基礎」，並且他根據「這種進步的和科學的觀點，與當時統治階級的麻痹人民的唯心論思想從各方面展開有力的鬥爭」。 跟上述這幾種意見不同，有人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歷史觀方面是唯心主義占統治地位，這時並沒有作為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但也並不排斥有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素；這時在社會領域內沒有作為路線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但存在著某些問題上的唯物思想和唯心思想的鬥爭。 在關於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歷史觀方面所存在的唯物主義或唯物主義因素的具體內容，有人認為，地理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也是從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說明歷史的變化，雖然是不正確的，但可以說是片面的，是機械唯物主義或庸俗唯物主義。跟這種意見相反，有人認為，地理環境和人口只有當它們是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才能作為社會存在的一個構成因素。當它們被單獨地抽出來，而離開了生產方式，就根本不是什麼社會存在，不是什麼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了。地理決定和人口決定的觀點根本沒有對社會本身作唯物主義的解釋。這些同志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因素跟歷史主義的不同，是因素和體系的差別，它也要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問題，但只是發現了或者猜測到了某些屬於唯物主義的東西，而在整個歷史觀體系上，歸根到底還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2]馬克思「在整個世界史觀上實現了變革」[3]，是這樣完備這樣徹底的唯物主義。並且他不停留在這裡，「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革命的力量」[4]。我們說，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沒有歷史唯物主義，是否從這樣具體內容上去理解會更全面些呢？在人類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歷史觀能具有這樣的性質、這樣的面貌呢？ 歷史唯物主義的發現也有自己的歷史過程。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自採用大工業以來，就是說，至少從1815年簽訂歐洲和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landedaristoracy）和資產階級（middle class）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隨著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復辟時期的歷史的，從梯葉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一事實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5]恩格斯在1894年致施塔爾根堡的信里，也說道：「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學家，就證明已經有許多人都力求做到這一點。」[6]這些歷史家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知道了階級，知道了階級鬥爭，是否可以說他們的歷史觀在這一點上已有了唯物主義因素呢？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有三處說到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中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或「歷史唯物主義的胚芽」。其中有一處，是因為費爾巴哈這樣說的：「歷史上的新時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到處是在被壓迫群眾或大多數人提出自己完全合理的利己主義去反對民族或等級的極端的利己主義的時候開始的，是在各階級或全民族戰勝了少數統治者的狂妄自大，擺脫了無產階級悲慘的、受壓迫的狀況而進入具有歷史意義的光輝活動的領域的時候開始的。」列寧在同一書中有兩處提到黑格爾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其中有一處是因為黑格爾說了這樣的話：「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來說，他卻是服從自然界的。」列寧在另外一處說黑格爾「這裡有一個非常深刻、正確、實質上是唯物主義的思想」，他並且在括號內註明「現實的歷史是意識所追隨的基礎、根據、存在」[7]。列寧提出「萌芽」、「胚芽」和「實質」來，是否比我們所謂「因素」要更合適些呢？按照他所說的「萌芽」等的具體內容，是否可以把我們提出的問題解決得更確切些呢？您看，他說的是什麼呢？他說的難道不是革命的階級鬥爭，不是主觀世界服從客觀世界而又支配客觀世界，不是意識以現實歷史為基礎嗎？他不是沒有談到地理環境和人口多少等嗎？ 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有沒有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搞得很清楚。經典作家所指出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都是採用大工業生產以後的歷史現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會或更早的奴隸社會，是否也可以有這樣的萌芽呢？如果中國封建社會已有了這樣的萌芽，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之下產生的呢？這些問題都不是一下子說得清楚，需要從長討論的。 在具體問題上和在基本理論問題上，隨著百花的齊放，當不斷地有新的東西被發現出來，需要爭鳴，進行解決的。這裡我只提出來兩個問題，作為史學遺產工作方面爭鳴的引子吧。 因為史學遺產工作，需要經常地跟大量古籍接觸，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還很難說已建立到什麼程度，隨時可能滋長舊的思想或重新又受到古籍中的某些不良影響。我們必須警惕，要在這種工作中鍛煉自己，而不是要讓這種工作吞沒自己。 在史學遺產工作的爭鳴中也必然有兩種世界觀的鬥爭。這是客觀存在的反映，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正確的態度，不是要避免這種鬥爭，而是要堅持這種鬥爭，既要通過論爭改造自己的錯誤觀點，也要通過論爭幫助別人改造我們的錯誤觀點。目的只有一個：繁榮馬克思主義史學，為社會服務。當然，學術論爭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允許簡單粗暴，亂扣帽子，這都是不必顧慮的。 本文的題目，範圍大，問題多。我只能把粗淺的感想談談而已，希望能起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1961年3月5日夜 （原載《學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文中所引馬克思、恩格斯的話，按新譯本作了訂正） * * * [1]. 按鄭樵《夾漈遺稿》有投宇文樞密書，稱樵生二十有四年。時為靖康元年（1126年），宇文虛中於是年簽樞密院事，僅一個月左右，見《宋史·欽宗本紀》。而樵年五十九，見《宋史》本傳。張須《通志總序箋》，依此推定樵生於崇寧二年（1103年），卒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可信。或作樵卒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或作卒於隆興元年（1163年），均誤。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頁。 [3]. 同上書，第40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246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頁。 [7]. 以上見《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53、174~175、242、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