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要論 · 一　什麼是歷史[1]

吾人自束髮受書，一聽見「歷史」這個名辭，便聯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記》、《紫陽綱目》、《資治通鑑》，乃至Herodotus、Grote諸人作的《希臘史》等等。以為這些便是中國人的歷史，希臘人的歷史。我們如欲研究中國史、希臘史，便要在這些東西上去研究；這些東西以外，更沒有中國史、希臘史了。但是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紙堆里去尋。 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歷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鑑》咧，乃至其他種種歷史的紀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只能說是歷史的紀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這活的歷史，固屹然存在於這些故紙陳編的堆積以外，而有他的永續的生命。譬如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或是日本，固然要儘量搜集許多關於中國或日本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現代中國，說這就是中國；指某人所作的現代日本，說這就是日本。我們要想研究列寧，或是羅素，固然要儘量搜集許多關於列寧或羅素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資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寧傳》，說這就是列寧；某人所作的《羅素傳》，說這就是羅素。那紀載中國或日本的事物的編冊以外，儼然有個活的中國、活的日本在；那列寧或是羅素的傳記以外，儼然有個活的列寧、活的羅素在。准此以推，許多死的紀錄、典籍、表冊、檔案以外，亦儼然有個活的歷史在。從前許多人為歷史下定義，都是為歷史的紀錄下定義，不是為歷史下定義；這種定義，只能告我們以什麼構成歷史的紀錄，歷史的典籍；不能告我們以什麼是歷史。我們當於此類紀錄以外，另找真實的歷史，生活的歷史。 什麼是活的歷史，真的歷史呢？簡明一句話，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因為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是進步的，發展的，常常變動的；所以換一句話，亦可以說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這樣說來，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歷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歷史與社會，同其內容，同其實質，只是觀察的方面不同罷了。今欲把歷史與社會的概念弄得明明白白，最好把馬克思（Karl Marx）的歷史觀略述一述。馬克思述他的歷史觀，常把歷史和社會關聯在一起；縱著看人間的變遷，便是歷史；橫著看人間的現在，便是社會。馬克思的歷史觀，普通稱為唯物史觀，又稱為經濟的歷史觀。唯物史觀的名稱，乃是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Engles）在一八七七年開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里，都含著唯物史觀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發表出來，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經濟學批評〉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馬克思似把歷史和社會對照著想。他固然未用歷史這個名辭，但他所用社會一語，似欲以表示二種概念：按他的意思，社會的變革便是歷史。換言之，把人類橫著看就是社會，縱著看就是歷史。譬之建築，社會亦有基址與上層：社會的基址，便是經濟的構造（即是經濟關係），馬克思稱之為物質的，或人類的社會的存在；社會的上層，便是法制，政治，宗教，倫理，哲學，藝術等，馬克思稱之為觀念的形態，或人類的意識。基址有了變動，上層亦跟著變動，去適應他們的基址。從來的史學家，欲單從社會的上層說明社會的變革（歷史），而不顧社會的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歷史。社會上層，全隨經濟的基址的變動而變動，故歷史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這是馬克思的歷史觀的大體。他認橫著去看人類，便是社會；縱著去看人類，便是歷史。歷史就是社會的變動。以經濟為中心縱著考察社會變革的，為歷史學；對於歷史學，橫著考察社會的，推馬克思的意思，那便是經濟學，同時亦是社會學。 依上所述，歷史既是整個的人類生活，既是整個的社會的變革；那麼凡是社會生活所表現的各體相，均為歷史的內容所涵括。因為文化是一個整個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體態、各方面，都有相互結附的關係；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著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為歷史內容的全體。普通一說歷史，便令人想是說社會上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其實道德、學術、宗教、倫理等等，所謂文化的理想，亦莫不應包含在歷史以內。說歷史只是政治、法律和經濟，已經算是狹隘了。還有一派史學家，只認政治的歷史為歷史，此外的東西似乎都不包括於歷史以內。他們認以政治為中心縱著考察社會變遷的，是歷史學。像那福利曼（Freeman）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就是這種觀念。以政治為中心，即是以國家為中心；國家的行動，每依主權者的行動而表現；故結局他們認以主權者或關係主權者的行動為中心以考察社會的變遷的，為歷史學。中國舊史，其中所載，大抵不外帝王爵貴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譜系；而於社會文化方面，則屏之弗錄。這樣的史書，就是本於歷史只是政治，政治只是主權者的行動的見解而成的。馬克思認以經濟為中心縱著考察社會變革的，為歷史學；則對於歷史學橫著考察社會的，乃為經濟學，同時亦是社會學。由此類推，這一派的歷史家，既認以政治為中心縱著考察社會變革的，為歷史學；則對於歷史學橫著考察社會的，亦應該為政治學，同時亦是社會學。但在事實上，他們並未想到此點。他們並不注意政治學、社會學，在學問上的性質如何。這一派的歷史觀與馬克思的歷史觀相同的點有二：① 同認歷史為社會的變革；② 同認歷史學的目的，在與自然科學相等，發見因果律。政治史觀派雖有此與馬克思相同的二點，其說亦終是站不住。因為政治是次級的，是結果不是原因，不能依此求得歷史上的因果律。馬克思所以主張以經濟為中心考察社會的變革的原故，因為經濟關係能如自然科學發見因果律。這樣子遂把歷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一方面把歷史與社會打成一氣，看作一個整個的；一方面把人類的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亦看作一個整個的；不容以一部分遺其全體或散其全體。與吾人以一個整個的活潑潑的歷史的觀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謝馬克思的。 這樣講來，我們所謂活的歷史，不是些寫的紀的東西，乃是些進展的行動的東西。寫的紀的，可以任意始終於一定的範圍內；而歷史的事實的本身，則永遠生動無已。不但這整個的歷史是活的東西，就是這些寫入紀錄的歷史的事實，亦是生動的，進步的，與時俱變的。只有紀錄的卷帙冊籍，是印版的，定規的。紀錄可以終結的，紀入紀錄的歷史事實則沒有終結；紀錄是可以完全的（在理論上是可以完全的，在事實上則完全的亦極少），紀入紀錄的歷史事實，則沒有完全。不但那全個的歷史正在那裡生動，就是一個一個的歷史的事實亦天天在那裡翻新。有實在的事實，有歷史的事實：實在的事實，雖是一趟過去，不可復返的；但是吾人對於那個事實的解喻，是生動無已的，隨時變遷的，這樣子成了歷史的事實。所謂歷史的事實，便是解喻中的事實。解喻是活的，是含有進步性的；所以歷史的事實，亦是活的，含有進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紀錄，不算歷史的真實；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歷史的真實。歷史的真實，亦只是暫時的，要時時定的，要時時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的真實有二意義：一是說曾經遭遇過的事的紀錄是正確的，一是說關於曾經遭遇過的事的解喻是正確的。前者比較的變動少，後者則時時變動。解喻是對於事實的知識，知識是天天增長的，天天擴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變動的。有實在的過去，有歷史的過去：實在的過去，是死了，去了；過去的事，是做了，完了；過去的人，是一瞑長逝，萬劫不返了；在他們有何變動，是永不可能了；可以增長擴大的，不是過去的本身，乃是吾人關於過去的知識。過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們的歷史的存在；自從他們消亡的那一俄頃，吾人便已發見之於吾人想像中，保藏之於吾人記憶中；他們便已生存於吾人的記憶中、想像中了。吾人保藏之愈益恆久，即發見之愈益完全，即解喻之愈益真切。實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復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為，絲毫不能變動了；可是那歷史的孔子，自從實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現於吾人的想像中，潛藏於吾人記憶中，今尚生存於人類歷史中，將經萬劫而不滅。漢唐時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與宋明時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時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與現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與今日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亦不同了。所以《孔子傳》，《基督傳》，《釋迦牟尼傳》，《穆罕默德傳》，不能說不要重作。沒有一個歷史事實，能有他的完滿的歷史；即沒有一個歷史事實，不要不斷的改作。這不是因為缺乏充分的材料與特殊的天才，乃是因為歷史的事實本身，便是一個新史產生者。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歷史觀，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知識；史觀與知識不斷的進步，人們對於歷史事實的解喻自然要不斷的變動。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為真理了。同一歷史事實，昔人的解釋與今人的解釋不同；同一人也，對於同一的史實，昔年的解釋與今年的解釋亦異。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對於史實的知識與解喻，日在發展中，日在進步中故。進化論的歷史觀，修正了退落說的歷史觀；社會的歷史觀，修正了英雄的歷史觀；經濟的歷史觀，修正了政治的歷史觀；科學的歷史觀，修正了神學的歷史觀。從前的史書，都認天變地異與神意有關，與君德有關；現在科學昌明，知道日食一類的事，是天體運行中自然的現象，既不是什麼災異，亦不關什麼神意，更不關什麼君德了。從前的史書，都認火的發見，農業及農器的發明，衣服的製作，為半神的聖人，如燧人氏、神農氏等的功德；都認黃虞時代，為黃金時代；而由進化論及進步論的史觀以為考察，此等重大的發見，實為人類生活一點一點的進步的結果；在原人時代，不知幾經世紀，幾經社會上的多數人有意無意中積累的發見與應用的結果，始能獲享用此文明利器。舊史以之歸於幾個半神的聖人的功德，寧能認為合理？前人為孔子作傳，必說孔子生時有若何奇異祥瑞的徵兆，把西狩獲麟一類的神話，說得天花燦爛；我們若在現今為孔子作傳，必要注重產生他這思想的社會背景，而把那些荒正不經的神話一概刪除。本著這一副眼光去考察舊史，必定忍不住要動手改作。一切的歷史，不但不怕隨時改作，並且都要隨時改作。改作的歷史，比以前的必較近真。Grote作的《希臘史》，比Herodotus的《希臘史》真確的多，就是這個原故。這不是Grote的天才，比Herodotus的天才高；亦不是Herodotus比Grote愛說謊；時代所限，無可如何。Herodotus在他的時代，他只能作到那個地步，再不能更進了；Grote在他自己的時代，固然算是盡其最善，但亦不能說是作到完全。我們固然不能輕於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輕於嘲笑古人。歷史要隨著他的延長，發展，不斷的修補，不斷的重作。他同他的前途發展的愈長，他的過去的真實為人們所認識的，愈益明確。中國古人有句話，叫做「溫故知新」。普通的解釋，就是一面來溫故，一面去知新。溫故是一事，知新又是一事。但這句話要應用在史學上，便是一件事。溫故是知新的手段，知新是溫故的目的。改作歷史，重新整理歷史的材料，都是溫故的工夫。在這溫的工作中，自然可以得到許多的新知。我們還可以把這句倒裝過來說，「知新溫故」。這就是說拿我們日新月異所進步的知識，去重作歷史。「故」的是事實，「新」的是知識。人們對於實在的事實的認識，終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斷的溫；人們對於事實的認識，是一天一天的進步，所以以此去不斷的溫故的事實，亦必不斷的有些新見解湧現出來。這樣子我們認識了這永續生存的歷史，我們可以用幾句最明了的話，說出什麼是歷史： 「歷史不是只紀過去事實的紀錄，亦不是只紀過去的政治事實的紀錄。歷史是亘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換句話說，歷史是社會的變革。再換句話說，歷史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那些只紀過去事實的紀錄，必欲稱之為歷史，只能稱為記述歷史，決不是那生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