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導論 · 考古學的新方法

今天（11月19日）所講的題目，諸位大概已經知道了。這個題目，雖然很平常，但是所講的事實，卻是很重要，尤其是研究歷史的人應當特別注意。 考古學是史學的一部分，這個部分與其他部分不同，因其與自然界有關；與地質學是不能分開的，如離開了地質學，考古學就失其效用，考古學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學在史學當中是一個獨異的部分。 所謂方法，無所謂新舊。所謂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務遠。假定這個方法，用來可以得到新的知識，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來得不到新知識，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變遷，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進步，在轉換的時候，常有新觀念新方法產生。以方法為抽象的東西去講，本無所謂新舊之分了。 講到考古學的本身，及考古學的事情，須注意下列各點：（一）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談。古來思想家無一定的目的，任憑他的理想成為一種思想的歷史——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為沒有事實做根據，所以和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二）古代歷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為除古物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作為可靠的史料。我國自宋以來，就有考古學的事情發生，但是沒有應用到歷史上去；蓋去古愈近，愈與自然界接近，故不得不靠古物去證明。 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屬於文化方面，不比現代材料，多可注意於人事方面，因為文化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意點，不是單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東西去研究，固然有相當的結果，所得究竟有限，況其物的本身，間有可懷疑之處，所以應當注重整個的觀念。譬如在兩千年後，在地下掘得現在所用的火柴，各處有各樣不同的見解，就是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在歐洲是表示文化的發明，在中國是表示文化的接觸，在南洋群島是表示文化的進步。同屬一物，在各處所表現的意義，就各不相同；如後來不以全體的觀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義，和普遍的知識。所以要用整個的文化觀念去看，才可以不致於誤解。 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歷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國古史時期，多相信《尚書》、《左傳》等書，但後來對於《尚書》、《左傳》，亦發生懷疑，不可信處很多很多，於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證。中國最早出土的東西，要算是鐘鼎彝器了。周朝鐘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糾正古史的錯誤，可以顯明在研究古代史，舍從考古學入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在光緒末年以前，尚無人注意到發掘古物；就是有的，亦無可考。在光緒末年河南安陽（彰德）西北，洹水以南的小屯，有甲骨發現，甲骨上刻有卜辭。最先得者為商人劉鐵雲(1)。他雖搜羅的不少，但是以龜甲為古董，所以沒有什麼貢獻。其次得者就算是孫詒讓了。他把甲骨文考訂出來，斷為商朝古物；他考訂的成績，足與鐘鼎相印證。再其次為羅振玉、王國維二人。羅振玉收有一萬多片，他的著作，有《殷虛書契考釋》等書。王國維更應用於歷史方畫，確有不少的貢獻，如對於帝系文字，有極大的幫助：如王恆、王亥，為《史記》上所無，現在已把他補正；又如商代世系表上外丙之外字系訛誤，又已把他修正了。所以我們研究古史，完全懷疑，固然是不對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對的。我們只要懷疑的有理，懷疑的有據，盡可以懷疑。相信的有理有據，也盡可以相信的。要是這樣，就不能不借重考古了。 我們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法整理，已有這樣發展和成績（所謂舊方法只限於陶器）。若用新方法去考察，所得當不止此。首用新方法的人，為瑞典人安特生（Anderson），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在奉天發現史前時代的人跡；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石器銅器；在甘肅洮縣也發現了不少的古物，這個地方所發現的，較其他地方更為重要。安氏說其所發現的遺物，最早時代在七千多年以前，最晚也有三千多年，多是些新石器時代的東西，銅器也有少許。在河南方面，所發現的銅器是很進步的。此外法國的教師，在河套地方，也發現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中國人考古的舊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國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最近外國人在亞洲新發現的古物有幾處，如印度西北部和小亞細亞，都有發現。最重要的，要算是在裏海與黑海之間安奴（Auau）地方所發現的六七層的陶器了。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為這些古物，能表示各時代的文化。不過他們所研究的觀點，在普遍的方面，所以對西洋文化無關的東西，他就不注意。在中國的外國考古學家，對於純粹代表中國文化的，他們不注意，他所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接觸的產品。這是他們特別的地方，也是他們遠大的地方。 陶器是最容易流傳下來的，所以被發掘的陶器居多，我們就可以用掘出的去參訂歷史。用陶器考訂歷史，有三種便利的地方。 1. 易於保存——陶器不容易破壞，所以能在上古遺傳下來。 2. 時代易分——陶器有時代性，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陶器，我們可以因陶器的區分而為時代的區分，這是最容易最妥當的辦法。 3. 變化很快——陶器是因時因地而變的，並且因日常所用，變化很快。 我們從陶器的變化就可以知道古代文化的變遷，所以沙鍋陶器等等，是研究古史唯一好史料。安奴地方的開掘物中有帶彩色的陶器，花紋很大，不外紅黑白三種，為中國所無；在中國河南奉天甘肅各處，也有帶彩色的陶器。日本人在朝鮮也發現相同的東西，但是花樣不同，因此可以證明史前安奴、朝鮮、中國各民族的生活及其變化。 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確實是比中國人有進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為不少；但是他的實際工作甚多可議之點：（一）不能利用中國的材料；（二）走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驗；（三）粗心挖掘，隨便毀壞；（四）如掘不得，即隨便購買。關於購買一層，最不可靠，因為不知道他的來源，不如親自掘出來的較為確實可信。把掘出來的考訂完竣，再把買來器物做個比較，是不能把買來的當作材料的。安特生對於考古的功勞，著實不小，但是他對於甘肅一帶的古物，因發掘時的不細心而毀壞去的，卻也是不少。 我（傅先生自稱，以下皆仿此）在前兩年，同幾個同伴的到河南殷墟去了一次，想切實的研究一下，但有幾種困難：一、前人已掘出不少，所剩的都是零碎不全；二、不是在短時間內所能辦到的，因此沒有得到什麼大的效果。 我想考古學與人類學有關，所以於古器之外，應特別注意人骨之測量，再根據比較法來推測當時人類之形狀與其變化。所以研究年代學（chronology）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比較的（relative）；一種是絕對的（absolute）。先用直覺的，絕對的，定個標準時期，然後依照這個時期的東西，去推定其他地方的所發現的古物，是在這個時期以後，或在以前，因此年代的前後，也就弄清楚了。 考古學上最難定的是絕對的時期。而殷墟是考古學上最好的標準時期，便於研究的人去比較：因為這個時期，是史前的一個最後時期，以這個時期的人骨做標準，去比較其他地方所發現的人骨，來定他們的時代先後，可以知道人類的演進是怎樣；同時漢殷墟發掘的陶器做標準，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變更情形，及其時代關係，可以斷定其時文化是怎麼樣。又用比較的方法，並可以證明安特生所考據的，是否有誤；中國向來所傳說的，何處是誤。這種工作，是最切要而最不容易的工作，總希望在二年以內，可以成功，用具體的著述報告出來。 最近發現唐宋時代及唐宋以前的房屋，直隸各處，都有發現。房屋的發現，卻是為安特生所未曾注意，未曾做到。安氏以為古代人類在山洞中居住，或在森林裡憩息，是沒有房屋的；因為當時發現古代石器時，並沒有屋子這樣東西。後來無意中發現一個商朝的屋子，確是冶金的地方，地為長方形，屋子裡面比外面要低一米突，一層一層的向下，在地上仍可以找到未熔化的銅條、碎金、有花紋的鑲金和極薄的金葉等等。以鑲金來說，可以證明商鼎是鑲金，確實是不錯的。商朝是銅器全盛時代，所以兵器也很有進步。刀箭都是用銅製成的，我們現在尚可以發現商朝骨制的箭頭，是平時用作練習的，比歐洲古代所用箭頭，要利害多了。因為箭頭下部兩旁，制有倒齒，射進人的身體的時候，是拔不出的。若是箭頭配有毒藥，射到人的身上，立刻可以致人死命。歐洲所發現的古箭頭如形，殷墟所發現的商代的古箭頭如形，所以我說商代的兵器，要比歐洲進步（記者按甲骨文矢字作，像鏃，亦可為商朝箭頭像形之一證）。 這個時候的陶器極多，但是沒有帶彩色的，多屬於純紋的陶器，足以代表商代文化的特點。陶器之外，有不少的獸骨，獸骨的種類，有野馬、野鹿、牛羊等等，豬骨很少，可以證明當年此地尚屬遊牧民族的地方，是毫無疑義。因為農業發達的地方，家畜也必繁盛。豬是家畜中的重要部分，如果當時是農業社會，當然豬骨存留下來的一定很多。所以斷定此地與曾經發現過多量的豬骨的地方的民族情形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了。這個時候已有交易，我們曾經發現過當時所用的貝，每隻上有小孔，可以用繩線穿起來的樣子。此外又發現商代的衣冠形式，以及發鎮（為壓頭髮用的）等項，可以證明當時「衣裳之治」。當時的民族，決非斷髮民族，是毫無疑義的。種種發現的中間，尚有可以使我們注意的地方有兩種： 一、銅器模型——在古代的墳墓中，掘出許許多多的銅器，製造亦很進步。銅器模型，是占這些銅器中間一大部分。 二、安葬方法——古代葬事，是不用棺槨的；安放的部位，有伏有立，有側有僂，卻是沒有仰的。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足以耐人研究的地方。 殷墟所發現的東西，尚不敢斷定完全是商代的，或許也有些周代的在裡面，所謂之商，是商朝的末年。因紂與文王是同時的人，紂都彰德（即今安陽），文王是常去朝拜的；因為他們同時，所以分定商周是最難的一件事，只有待將來遇有機會再去考證（記者以個人的推測，在殷墟發現周的東西，也有可能的事實。不外下列三種原因：一、據地質學家說，地層也時有錯亂的，如果殷墟地層是錯亂的，在殷墟發現周朝古物，是可能的事。二、是周所貢的方物，因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於此已可見周之文化所及，範圍廣大。況商朝把周所貢的東西，混在自己的東西以內，也是可能的事。三、紂囚文王於羑里，羑里是在彰德［今安陽］與朝歌［今淇縣］之間，是包括在商都以內的地方。自從文王囚於羑里，他的臣子家人，常去探望他，因此把周的東西帶到商都去，也是可能的事）。 殷墟的地層，最深的殷，在第四層；第三層是隋，第二層是唐，第一層是明。中間有斷了不少朝代，這不過是一種顯著的提示，並不是說絲毫不爽的分期。殷代文字的寄託，多在甲骨文之上，已是毫無疑義的。所刻的甲骨，只有兩種：一種是牛的肩胛骨，一種是龜的腹甲。龜甲多刻卜字形（記者按：龜甲用火灼所得的裂紋，名之曰兆，兆有多種；如、、、、、等等，可以證明龜甲所刻，不一定卜字形），凡是君主有疑惑，或是國家有大事不易決定的時候，將龜甲用火燒之，那末沒有著火的一面，必定因刻痕而拆裂，由裂痕向上向下，以決定凶吉。同事董君，專門研究龜甲，考訂文字，用新龜甲去試驗，是否照所說的一樣：不久當有報告出世的，無須我細說。 有人說龜甲上所刻的文字，行列是顛倒錯亂，其實他沒有懂得原來用意，就以偏蓋全。這是不對的，文字的方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是看刻在什麼部位而定，並不是隨意亂刻的；不能以片面的認識，就說對象錯了。我們要從全部的考古學研究起來，不能抱殘守缺，否則就犯以上所說的毛病；我們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觀察，以整個的文化為對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陳規專門考訂文字要多的多。所謂新方法，不過如是而已。今天所講的，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見地，不過把經過的事實略略的敘述了一遍。因為來去匆匆，缺乏時間去預備點材料，只就憶想所及，為諸君道之：掛漏之處，尚請聽講諸君原諒。對於考古學的討論，不久當用文字發表。 這篇演講稿子，沒有經過傅先生修改，凡有漏誤的地方，概由記者負責。再者傅先生講演的時候，並畫了許多古物圖與地圖，不能一一把它繪在記錄當中，使講演更加明顯，應向傅先生道歉，更應向讀者申明的，記者附識。 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記於致知堂 （原載1930年12月《史學》第一期） * * * (1) 記者按：劉鐵雲名鶚，鎮江人，天資聰穎，雖好學而不就範。精疇人術，尤長於治河。《老殘遊記》，就是他在治黃河的時候做的。其品行惡劣，人多不願與之交接；他所交遊的，都是一班浮蕩的少年。後來以岐黃術游上海，但是無人過問，乃丟去醫生不做，去做生意，把資本蝕完了回家。後投效到吳恆軒面前治河，頗有效驗。後又到北京計劃建築津鎮鐵路未成；又謀開山西鐵礦，同外國人訂約，與外國人往來，用外國人款項，所以當時人都稱他為漢奸，幾乎被捕正法。在聯軍入都的時候，米糧缺乏，他從俄人占據的太倉地方，用賤價把米買回來賣給老百姓吃。後來國事平定，有個大臣控告他私售倉粟，判他從軍到新疆去的罪，他也就在新疆死了。他家中所藏的甲骨，多半為濰縣范姓估人買去，羅振玉又在范姓買得甲骨不少。劉鐵雲的事實，《雪堂叢刻》內有一卷名《五十日夢痕錄》，寫的很詳細。傅先生說劉鐵雲是商人，大概是指他在上海失意的一段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