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療的道路333

雖然神經症可能會引起嚴重的障礙，有時也可能相當平靜，但這兩種情形都不是它的本質所在。它是一個憑自身動力不斷發展的過程（process），在這個過程中，它以無情的邏輯影響越來越多的人格領域。它是一個會產生各種衝突，並需要找到解決這些衝突的方法的過程。但由於個體找到的解決方法都是人為的，因此新的衝突會產生，這些新的衝突又需要新的解決方法——這可能會讓這個人生活得相當順利。這個過程會驅使他越來越遠離真實自我，從而危及他的個人成長。 為了避免虛假的樂觀，誤認為可以找到快速而簡單的治癒方法，我們必須清楚這個複雜過程的嚴重性。事實上，只有當我們想到一些症狀（如恐懼、失眠等）的緩解時，「治癒」（cure）一詞才是適用的，而我們都知道，「治癒」可能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是，我們無法「治癒」一個人所走的錯誤發展道路。我們只能幫助他逐漸克服困難，使他走上更具建設性的發展道路。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確定精神分析治療目標的諸多方法。334自然，任何一位分析學家的目標都是根據他的信念、他對神經症之本質的認識提出的。例如，只要我們認為人際關係障礙是神經症中的一個關鍵因素，那我們的治療目標就是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認識到了內心過程的性質和重要性之後，現在，我們傾向於以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提出治療目標。我們希望幫助患者發現自我，使他有可能朝著自身的自我實現而努力。他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無疑是他自我實現的重要部分，但自我實現還涉及創造力和自我負責的能力。分析學家自始至終必須一直牢記自己的工作目標，因為這個目標決定著接下來要做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時所秉持的精神。 要想粗略估計治療過程中會出現哪些困難，我們必須思考一下患者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什麼。簡單說來，他必須克服所有阻礙其發展的需要、驅力或態度：只有當他開始捨棄對自己的錯覺及其虛幻的目標時，他才有機會發現自己的真正潛能並加以發展。只有當他放棄自己的虛假自負時，他對自己的敵意才會減少，他才能產生堅定的自信心。只有當他的「應該」失去其強制力時，他才能發現自己的真實情感、願望、信念以及理想。只有當他面對自己身上存在的衝突時，他才有機會獲得一種真正的統一——如此等等。 儘管在分析學家看來這是不可否認、清晰明了的事實，但患者並不這樣認為。他堅信，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正確的，而且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他才能找到安寧和滿足。他覺得自負給了他內在的堅忍與價值，如果沒有這些「應該」，他的生活將一團糟，等等。客觀的旁觀者很容易就可以說出所有這些價值都是虛假的。但只要患者覺得它們是他唯一擁有的價值，那他必定就會緊緊抓著它們不放。 此外，患者之所以必須堅持他的主觀價值，是因為不這樣做就會危及他的整個心理存在。他為解決自己的內心衝突而找到的解決方法，其特點可以簡單用「控制」「愛」或「自由」這樣幾個詞來表示，335他不僅認為這些方法正確、明智、可取，而且還認為這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它們給了他一種統一感。在他看來，直接面對自己的衝突就有可能出現被分裂的可怕前景。他的自負不僅給了他一種價值感或意義感，而且還保護他免於陷入自我憎恨和自我輕視這種同樣可怕的危險之中。 患者在分析中為避免認識到衝突或自我憎恨而採取的特殊方法，往往都是他根據自己整個結構選取的，這些方法對他來說是可以獲得的。擴張型個體通常避免認識到自己有任何的恐懼和無助感，避免任何對情感、關心、幫助或同情的需要。自謙型個體則極為迫切地避免看見其自身的自負以及對其個人利益的追求。放棄型個體為了防止其衝突被激發，可能會表現出一副禮貌但冷漠、缺乏活力的樣子。在所有患者身上，「迴避衝突」都具有雙重結構：他們一方面不讓衝突的傾向顯露出來，另一方面也不會試圖去了解這些衝突。有些患者會試圖通過理智化（intellectualizing）或區隔化（compartmentalizing）來逃避對衝突的了解。另一些患者的防禦甚至更為擴散，具體表現為在無意識之中對於認真思考任何事情的阻抗，或者在無意識里堅守一種犬儒主義（這是從否定價值的意義上說的）。在這些情況下，混亂思維與犬儒態度把衝突問題弄得非常模糊，以至於這些衝突竟然無法讓人看清。 在患者為了避免體驗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輕視而做的努力中，最為重要的問題是避免認識到任何尚未實現的「應該」。因此，在分析中，他必須竭力擺脫對那些缺點的真正洞察（根據他的內心指令，那些缺點都是不可寬恕的罪過）。所以，任何對這些缺點的暗示，在他聽來都是一種不公正的譴責，從而讓他採取防禦的姿態。不管他採取的是攻擊性的防禦姿態還是妥協性的防禦姿態，結果都一樣：都是為了阻止他清醒地審視真相。 患者所有這些保護其主觀價值、避免危險的迫切需要——或者避免焦慮、恐懼等主觀感覺的需要——說明：336儘管有良好的有意識意圖，但也會損害與分析學家合作的能力。這些需要也說明了患者採取防禦姿態的必要性。 迄今為止，患者的防禦姿態都旨在維持現狀。[1]在大部分的分析工作過程中，這是它的顯著特徵。例如，在分析工作的開始階段，放棄型的患者往往需要讓他的超然態度、他的「自由」，以及他無欲無求的政策絲毫無損，這些需要完全決定了他對分析的態度。但在擴張型個體和自謙型個體身上，還有另一種力量阻礙了分析過程，尤其是在分析工作剛開始的時候，更是如此。就像他們在生活中努力追求獲得絕對控制、勝利、愛等積極目標一樣，他們在整個分析的過程中也會力求實現這些目標。分析應該消除一切阻礙他們獲得徹底勝利或永不失敗，阻礙他們獲得神奇意志力、不可抵擋的吸引力和沉靜、聖潔等的因素。因此，這裡不僅僅是患者採取防禦姿態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且還有患者和分析學家積極地往相反方向努力的問題。儘管雙方都有可能談到演進、成長、發展，但他們所指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分析學家心裡所想的是真實自我的成長，而患者卻只想著如何讓他的理想化自我變得更加完美。 在患者尋求分析幫助的動機中，所有這些阻礙力量都已經發生作用。人們通常因為某種障礙而希望接受精神分析，如恐懼、抑鬱、頭痛、工作中的抑制現象、性方面的問題，以及某種反覆出現的失敗等。他們之所以前來接受分析，是因為他們無法應對某些令人苦惱的生活處境，如伴侶不忠或離家出走等。他們之所以前來接受分析，還可能因為他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自己的整個發展受到了阻礙。所有這些障礙似乎足以構成考慮接受精神分析的理由，而且似乎不需要做更進一步的檢查。但鑒於馬上就要提及的原因，我們最好還是問一句：誰有障礙？是患者本身——以及他對幸福和成長的真正渴求——還是他的自負？ 當然，我們不可能區分得非常清楚，337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自負在某種痛苦變得讓個體無法忍受的過程中所起的壓倒性作用。例如，某個人可能無法忍受街道恐懼症（street phobia），因為這傷害了他對於掌控一切環境的自負。如果一名神經症患者對於得到公正對待的要求沒有獲得滿足，那麼，被丈夫拋棄就是一個災難。（「我是一個這麼好的妻子，因此我有權利要求他永遠忠誠。」）一個並不會讓其他人感到不安的性問題，對於一個要求自己必須完全正常的人來說卻是難以忍受。個人的發展受阻可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為他對於無須努力便可以優越於他人的要求似乎失靈了。自負的作用還常常體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即一個人可能會因為一個傷害了他自負的小障礙——如臉紅、害怕當眾發言、手顫抖——而尋求幫助，但對嚴重得多的障礙卻輕易忽略。事實上，這些嚴重得多的障礙在他下定決心去接受分析的過程中也只起了模糊的作用。 與此同時，自負也可能阻止人們去求助分析學家——這些人通常需要幫助，而且分析學家也能夠幫到他們。他們對自足、「獨立」的自負可能會讓他們覺得考慮尋求幫助是一件丟臉的事情。這樣一來，他們便不會允許「縱容」自己，他們覺得自己應該能夠處理好自己的障礙。或者，他們對於自我控制的自負甚至可能不允許他們承認自己有任何的神經症問題。他們至多為了討論某個朋友或親屬的神經症問題才會前來諮詢。在這些情況下，分析學家必須留意這樣一種可能性：這是他們間接談論自身問題的唯一方式。因此，自負可能會阻止他們對自身問題做現實的評估，也不允許他們尋求幫助。當然，阻止他們考慮接受分析的並不一定是某種特殊的自負。任何源自其解決內心衝突之方法的因素都有可能阻礙他們。例如，他們的放棄傾向可能非常強烈，以至於他們寧願與其障礙和平共處（「我就得這樣做」）。又或者，他們的自謙傾向可能會阻止他們「自私地」為自己做任何事情。 在患者對分析學家的私下期望中，阻礙力量也會發生作用——我在討論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難時已提到過這一點。再重複一遍：338他在某種程度上期望分析應該消除一些障礙因素而不會讓他的神經癥結構有任何改變，在某種程度上他又期望分析應該實現其理想化自我的無限權力。此外，這些期望不僅關係到分析目標，而且還關係到實現目標的方式。他很少（如果有的話）清醒地評價將要去完成的工作。這裡涉及幾個因素。如果一個人只通過閱讀，或者偶爾嘗試分析他人或自己來了解精神分析，那當然任何人都很難評價這項工作。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新工作一樣，患者總有一天會了解到如果沒有自負的干涉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擴張型個體往往會低估自己的問題，並高估自己克服這些問題的能力。他認為，憑藉他那聰明的頭腦或者無所不能的意志力，他應該馬上就能解決這些問題。而放棄型個體因囿於缺乏主動性和活力，往往期望分析學家能提供神奇的線索，而他自己則做一個興致勃勃的旁觀者耐心地等候一旁。在一名患者身上，自謙的成分越占上風，他就越期望分析學家會因為他所受的痛苦以及對幫助的乞求而揮舞魔杖。當然，所有這些信念和希望都隱藏在合理期望的外表之下。 這些期望的阻礙作用相當明顯。不管患者是期望分析學家還是他自己的神奇力量能夠帶來他所希望的結果，他自己積聚分析工作所需能量的動機都會被削弱，而分析會成為一個相當神秘的過程。毋庸置疑，合理化的解釋都是無效的，因為它們遠不能觸及那些決定「應該」及隱藏於「應該」背後之要求的內在需要。只要這些傾向發生作用，短期治療對他們來說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患者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有關這些療法的出版物所指的僅僅只是症狀的改變，而他們誤以為這些療法是獲得健康與完美的一蹴而就的方法，並因此深受其吸引。 在分析工作中，這些阻礙力量的表現形式千變萬化。雖然為了快速辨認出這些表現形式，分析學家對它們有所了解非常重要，但我在此只會提到其中幾種形式。而且，我也不打算詳加討論，339因為我們在此處關注的不是分析技巧，而是治療過程中的基本要素。 患者可能變得好爭論、愛嘲諷、喜歡動武；他可能表面上裝出禮貌順從的樣子，並以此來保護自己；他可能會逃避、偏離主題，或者忘掉某件事情；他可能會以一種毫無結果的智慧來談論某件事情，就好像這件事情與他毫無關係一樣；他可能交替出現自我憎恨或自我輕視的反應，以此警告分析學家不要再繼續下去了；等等。所有這些困難都有可能出現在直接處理患者問題的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在他與分析學家的關係中。與其他人際關係相比，分析關係從某個方面來講是患者覺得更為輕鬆的一種關係。因為分析學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理解患者的問題上，因此他對患者的反應相對較少。而在其他方面，分析關係則更加困難，因為它激起了患者的衝突和焦慮。無論如何，分析關係都是一種人際關係，患者在其他人際關係中遇到的所有困難，在分析關係中也會發生作用。我們在此僅提及幾個顯著的困難：他追求控制、愛或自由的強迫性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關係的進程，並使他對指導、拒絕或威脅極為敏感。因為他的自負在這個過程中必定會受到傷害，他常常很容易就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常常因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而感到受挫和受虐。或者，當受到一種自我破壞性憤怒的影響時，他馬上就會跳起來責罵、辱罵分析學家。 最後，患者常常會高估分析學家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分析學家不僅僅是一個憑藉其所接受的訓練和所擁有的知識幫助他們的人。無論患者是多麼精通世故，他們私下都會把分析學家視為一個具有超人的行善或作惡能力的術士。他們的恐懼與期望結合到一起，便產生了這種態度。分析學家有能力傷害他們，碾碎他們的自負，激發他們的自我輕視——但同時也能進行神奇的治療！簡言之，分析學家是一個能夠把他們打入地獄或升入天堂的魔術師。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評價這些防禦的意義。在對患者進行治療時，340這些防禦對分析過程產生的阻礙作用常常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它們使得患者很難——有時候是不可能——去審視自己、理解自己並做出改變。與此同時——就像弗洛伊德在談到「阻抗」（resistance）時所認識到的——它們也是指引我們的路標。當我們逐漸理解患者需要保護或加強的主觀價值，以及他所要避開的危險時，我們就能了解在他身上起作用的重要力量。 此外，雖然這些防禦造成了治療中的種種困惑，而且——天真地說——分析學家有時候希望防禦能少一些，但這些防禦也會使得治療過程比沒有防禦的情況下要穩定一些。分析學家通常極力避免不成熟的解釋，但因為他不像上帝那樣無所不知，所以他也無力避免這樣的事實，即患者身上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因素會被激起，而分析學家卻沒有能力處理。分析學家可能會發表某個他認為無害的評論，但患者卻驚慌地以另一種方式解釋。或者，即使沒有這樣的評論，患者通過自己的聯想或夢境也可能想到一些令人害怕但至今都沒有任何益處的東西。因此，無論這些防禦起了多大的阻礙作用，它們都包含了一些積極的因素，因為它們是直覺性自我保護過程的一種表現，而這一過程因為自負系統所產生的不穩定的內心情況而必須進行。 分析治療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焦慮通常都會讓患者感到害怕，因為他傾向於將其視為受損的跡象。但很多時候情況並非如此。只有把它放到它所出現的環境中，我們才能評價它的重要性。這可能意味著：患者已經比較接近他的衝突或自我憎恨了，而在某個既定時刻他是無法忍受這些的。在這種情況下，他用來緩解焦慮的慣用方法通常會幫助他應對這種狀況。似乎正要打通的道路又被堵上了，他未能從經驗中獲益。與此同時，突然產生的焦慮也具有不尋常的積極意義。因為它可能表明患者現在覺得自己足夠強大，可以冒險去直面自己的問題了。 分析治療之路是一條古老的道路，341在人類歷史上曾多次得到提倡。用蘇格拉底和印度哲學家的話來說，這是一條通過自我認識來進行重新定位的道路。其中具體的新東西是獲得自我認知的方法，這一點我們要歸功於弗洛伊德這位天才。分析學家通常會幫助患者意識到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包括阻礙性力量和建設性力量）。他會幫助患者戰勝那些阻礙性力量，並調動起建設性力量。雖然阻礙性力量的破壞作用與建設性力量的誘導作用同時發生，但我們還是要分別加以討論。 關於本書中所談到的這些主題，我曾做過一系列講座[2]，當講完第九講，有人問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談到治療。我的回答是：我所講的一切都與治療有關。精神方面可能涉及的一切信息都讓每個人有機會去發現自己的問題。同樣，當我們在此處詢問，患者必須意識到些什麼才能根除其自負系統及其後果時，我們也只能簡單地說他必須意識到本書所論及的每一個方面：他對榮譽的追求、他的要求、他的「應該」、他的自負、他的自我憎恨、他與自我的疏離、他的衝突、他特定的解決方法——以及所有這些因素對他的人際關係及創造力所產生的影響。 此外，患者不僅必須要意識到這些單個因素，而且還要意識到它們之間的聯繫和相互作用。這個方面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他要認識到自我憎恨與自負是不可分割的，他不可能只有其中一個而沒有另一個。每一個因素都必須放到整個結構的背景中加以審視。例如，他必須認識到他的「應該」往往取決於他的自負種類，而這些「應該」如果沒有實現，就會引起他的自責，而這些自責反過來又解釋了他想保護自己不受其攻擊的需要。 意識到這些所有因素並非僅僅指要知道它們，而是要了解它們。就像麥克默里所說： 「將注意力集中於事物而對有關的人漠不關心，342這是『知道』態度的特點，這種特點常常被稱為客觀性。它實際上與個體無關。……『知道』始終都是知道有關某物的信息，而不是對它的了解。科學不能教你去了解你的狗，它只能告訴你關於狗的一般情況。只有通過在它得大瘟熱的時候耐心地照顧它、教它在屋裡如何行動、同它一起玩球，你才能了解它。當然，你可以利用科學提供的關於狗的一般信息去更好地了解你的狗，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科學關注的是一般性，關注的是事物一般情況下或多或少的普遍特徵，而不是特定的事物。任何真實的事物始終都是特定的事物。至於以某種奇特方式來了解事物，則往往取決於我們對它們的個人興趣。」[3] 但是，這樣一種對自我的了解意味著兩件事。患者大致知道自己有許多虛假的自負，知道自己對批評和失敗極為敏感，知道自己有自我譴責傾向，或者知道自己有一些衝突，但這毫無幫助。重要的是他開始意識到這些因素作用於他的具體方式，以及它們如何在他過去與現在的獨特生活中具體且詳細地表現出來的。例如，了解一般性的「應該」，或者甚至知道這樣一個一般性的事實，即這些「應該」會作用於他，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幫助。這一點似乎不言而喻。相反，他必須認識到這些「應該」的特定內容，認識到他身上那些使它們成為必要的特定因素，以及它們對他的個人生活所產生的特定影響。但是，對具體事物和特定事物的強調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為患者出於許多不同的原因（與自我的疏離、想掩飾無意識中的託詞的需要）傾向於要麼態度模稜兩可，要麼不牽涉個人感情。 而且，患者對自己的了解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智力了解的水平上，儘管它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但它必定會成為一種情感體驗（emotional experience）。這兩種因素通常緊密地相互交織在一起，因為舉例來說，沒有人能體驗到一般的自負：343隻有在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他才能體驗到他特定的自負。[4] 那麼，為什麼說患者不僅要考慮自身的力量，而且還要感覺到它們這一點非常重要呢？因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僅僅只是智力上的實現其實就是根本沒有「實現」（realization）[5]：這種實現對他來說並不真實，它沒有成為他的個人財產，也沒有在他身上紮根。他用智力看到的特定東西可能正確；但是，就像鏡子不能吸收光線而只能反射光線一樣，他也可能只把這種「洞見」應用於別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他對智力的自負可能會在某些方面以閃電般的速度接管一切：他自豪於自己發現了他人所躲避的東西，於是開始操縱某一特定的問題，並加以改變和歪曲，這樣一來，他的報復心理或者他的受辱感便立刻成了一種完全合理的反應。或者，到了最後，在他看來，僅僅用他的智力似乎就足以消除問題：看見就是解決。 此外，只有體驗到了無意識或半意識中一種迄今不合理的感覺或者驅力的全部影響，我們才能逐漸了解在我們自己身上起作用的無意識力量的強度及強迫性。對患者來說，僅僅只是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是遠遠不夠的，即他對單戀的絕望實際上可能是一種羞辱感，因為他對於自己讓人無法抗拒之魅力或者占有對方身心的自負受到了傷害。他必定會感到羞辱，而且，到後來還必定會感覺到自負對他的控制。344模糊地意識到自己的憤怒或自責對於當時的情況而言可能有些過分是不夠的。他必須感覺到自己的憤怒的全部影響，或者自責的深度。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某個無意識過程的力量（及其不合理性）才會清晰地展現在他面前。只有到了那時，他才會有動力去發現越來越多有關自我的東西。 另外，在適當的情境中去感覺情感，並盡力去體驗那些還只是看到但並未感覺到的情感或驅力，也非常重要。例如，我們可以回頭看一下這個例子：一位女士在沒能夠爬到山頂時，一條狗讓她感覺到了恐懼——她所感覺到的這種恐懼本身非常強烈。幫助她克服這種特定恐懼的，是她認識到了這種恐懼是因自卑而產生的。儘管後者幾乎不會被體驗到，但她的發現仍然意味著她在適當的情境中感覺到了恐懼。但是，只要她沒有感覺到其自卑的深度，其他類型的恐懼就會不斷出現。只有當她在自己對自己有控制一切困難的不合理要求這種情境中感覺到自卑時，自卑的體驗才會有所幫助。 對迄今為止的某種無意識的情感或驅力的體驗可能會突然出現，然後會給我們留下天啟般的深刻印象。但更多的時候，這種體驗是在認真解決某一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出現的。例如，患者可能先認識到一種含有報復成分的惱怒。他可能會看出這種情況與受傷的自負之間的聯繫。但在某個時刻，他必定會體驗到他受傷之情感的全部強度以及報復心理的情感影響。同樣，他也可能先認識到自己的憤怒感或受虐感的強烈程度超出了當時的情況。他會認識到，這些情感是他因某個期望未能實現而產生的反應。他會認識到，分析學家是在暗示這些情感可能沒有道理，但他自己卻認為其完全正當。慢慢地，他會注意到那些甚至連他自己也覺得無理的期望。隨後，他會認識到，這些不是無害的願望，而是苛刻的要求。一段時間之後，他會發現這些情感的範疇及其幻想性。然後，他將體驗到，345當這些情感遭受挫折時，他就會被完全壓垮或者狂怒不已。最後，他開始明白這些情感所固有的力量。但是，所有這一切與他寧死也不願放棄這些情感的感覺仍有很大的差別。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他可能知道自己認為「得過且過」最為可取，或者知道自己有時候喜歡愚弄或欺騙他人。當他在這一點上有了更為廣泛的覺察時，他可能會意識到自己是多麼妒忌那些比他更好地「混過」一些事情的人，或者當受到愚弄或欺騙的那個人是他自己時，他會怎樣暴跳如雷。他會逐漸地認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多麼驕傲於自己的欺騙或詐騙能力。他也必定在某個時刻從骨子裡覺得這實際上是一種吸引人的激情。 不過，如果患者就是感覺不到某些情感、衝動、渴望——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那又會怎樣呢？畢竟，我們無法人為地引出情感。不過，如果患者和分析學家都堅信讓情感發泄出來——不管是涉及什麼的情感——並讓它們以其既定的強度發泄是可取的，那就會有所幫助了。這會讓患者與分析學家雙方都注意到純粹的腦力勞動與情感參與之間的差異。此外，這還會激起他們的興趣去分析那些干擾情感體驗的因素。這些因素在程度、強度以及種類上可能會有所不同。對分析學家來說，重要的是要確定這些因素是阻礙了對所有情感的體驗還是只阻礙了對某些特定情感的體驗。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是：患者沒有能力或只有極小的能力去體驗任何事情，且只能得出懸而未決的判斷（suspended judgment）。如果一名相信自己最為體貼周到的患者逐漸認識到自己也會專橫跋扈、令人生厭，那麼，他很快就會產生一種價值判斷，認為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必須立刻停止。 這樣一種反應看起來像是立場鮮明地反對神經症傾向，並且想要改變這一傾向。但實際上，在這樣的例子中，患者是卡在了自負和對自責的恐懼這兩個車輪之間，因此在還沒有時間去認識並體驗這些傾向的強度時，他們便匆匆忙忙地試圖要抹去這些特定的傾向。還有一名患者對於接受他人幫助或者占他人便宜有禁忌。他發現，在自己的過度謙遜之下隱藏的是一種尋求私利的需要；他發現，事實上，如果自己沒有從某一環境中得到什麼東西便會暴怒不已，而且，346每一次當自己與那些在某些他認為很重要的方面比他強的人在一起時便會感到不舒服。於是，他會又一次以閃電般的速度妄下結論，認為自己令人討厭至極——從而把可能產生的體驗以及對於各種被抑制之攻擊性傾向的理解都扼殺在了萌芽狀態。此外，通往認識一種強迫性「無私」與一種具有同樣強迫性的貪慾之間衝突的大門也關閉了。 那些思考過自己並覺察到了相當多內心衝突與問題的人經常會說：「我對自己相當（或者甚至完全）了解，這幫我更好地控制了自己；但實際上，我還是覺得很不安或痛苦。」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往往證明是他們的認識太過片面或者太過膚淺。也就是說，這並不是一種像剛才所說的那樣深刻而全面的意識。但是，假定有人真的體驗到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某些重要力量，並且看到了這些力量對其生活的影響，那麼，這些認識本身又會以何種方式並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他解放自己呢？當然，這些認識有時候可能會讓他心煩意亂，有時候又會讓他感到寬慰，但它們到底讓人格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如果不做深思熟慮，這個問題可能就會顯得太過寬泛而不會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是，我懷疑我們所有人都會傾向於高估這些認識的治療效果。而且，因為我們想確切地弄清楚治療的動因到底是什麼，因此，接下來我們將試圖分析一下這些認識——其可能性和局限性——所帶來的變化。 如果不對他內心所發生的一切進行某種重新定位，那麼，任何人都無法了解他的自負系統及解決方法。他開始認識到，他對自己的某些想法其實是幻想。他開始懷疑，他對自己的要求對任何人來說是否都有可能實現，他對他人的要求（除了基於不穩定根基的之外）是否可以實現。 他開始看到，他過去會因為自己並不具備的某些品質——或者至少沒有到他自己相信的程度——而感到非常驕傲。例如，他曾以自己的獨立為傲，但這種獨立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內心自由，而只是對高壓威脅的敏感而已；他看到，自己實際上並沒有自認為的那樣誠實、完美，347因為他內心充滿了各種無意識的偽裝；他看到，儘管他自負於自己的支配地位，但實際上，他甚至都不能不受他人干涉地處理自己的事情；他還看到，自己對他人的大量的愛（這讓他感覺良好）其實源自一種想要被人喜愛或被人崇拜的強迫性需要。 最後，他開始質疑自己的價值體系及目標的正確性。難道說他的自責很可能不僅僅是其道德敏感性的一個標誌？難道說他的憤世嫉俗很可能並不表明他超越了一般的成見，而只是一種避免直面其信念的權宜之計？難道把其他人都視為騙子很可能並不是一種純粹的世俗智慧？難道他很可能因為所持的超然態度而失去了很多？難道控制或愛很可能並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終答案？ 我們可以將所有這些變化都描述為一項循序漸進的現實檢驗（reality-testing）和價值檢驗（value-testing）的工作。通過這些步驟，自負系統日益瓦解。而且，這些步驟是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是治療的目標）的必要條件。但到目前為止，它們都只是打破幻想的過程（disillusioning processes）。如果不同時做出富有建設性的舉動，那麼，單靠這些步驟是不可能也不會產生徹底而持久的解放性作用的。 在精神分析史的早期，當精神病學家開始把分析視為一種可能的心理治療形式時，有人提倡這樣一種觀點，即分析之後應該進行綜合。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認為有必要對某些東西加以剖析。但是，在這之後，治療者必須給予患者某種積極的東西——患者可以憑之生活，信仰它，或者為之努力。雖然這些建議很可能產生於對分析的誤解，並且有許多錯誤之處，但它們都是由良好的直覺情感而引起的。事實上，相比於弗洛伊德的流派，這些建議對我們這一派的分析思考來說更為中肯，因為他們並未像我們一樣看待治療過程：將治療過程視為為了給予某種建設性事物發展的可能而必須將其捨棄的阻礙性事物。以前的建議中，主要的錯誤在於它們賦予治療者的作用。348他們不信任患者自身的建設性力量，而是覺得治療者應該像解圍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樣，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提供更為積極的生活方式。 我們已經回到了古代醫學的智慧，它認為，治癒力不僅是肉體所固有，而且也為心靈所固有，如果肉體或心靈出現障礙，醫生只需伸出支援之手，消除損害力，支持治癒力即可。打破幻想的過程的治療價值在於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隨著各種阻礙力量的削弱，真實自我的建設性力量便有了發展的機會。 在支持這一過程時，分析學家的工作與分析自負系統完全不同。除了專門的技術訓練之外，後者還要求對無意識中可能存在的複雜事物有廣泛的了解，以及個體在發現、理解、聯繫方面具有獨創性。為了幫助患者發現自我，分析學家還需要從經驗中獲得有關真實自我出現方式的了解——通過夢境以及其他渠道。這種了解之所以極為可取，是因為這些方式根本就不明顯。他還必須知道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爭取患者有意識地參與這一過程。但是，比這些因素都更為重要的是，分析學家本人必須是一個建設性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最終目標是幫助患者發現自我。 患者身上的治癒力從一開始就發生了作用。但在分析之初，這些力量往往缺乏活力，必須將其調動起來，它們才能在反抗自負系統的鬥爭中提供真正的幫助。因此，在分析開始的時候，分析學家必須帶著最大可能的善意或者對分析的積極興趣去工作。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患者都會對消除某些障礙感興趣。通常情況下（同樣也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他都確實想改善這個或改善那個：婚姻、與孩子的關係、性功能、閱讀、集中精神的能力、社交時的無拘無束、掙錢能力等等。他可能對分析或者甚至對他自己都有一種智力上的好奇心，他可能想用自己心理的創造性或者獲得洞察力的快速性給分析學家留下深刻的印象，349他可能想去取悅他人或者做個完美的患者。此外，患者可能一開始就願意甚至迫切地希望在分析工作中進行合作，因為他期望自己或分析學家能夠神奇地治癒他。例如，他可能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太過順從了，或者太過感激他人給予他的關注——然後，這個毛病馬上便「治癒」了。這些動機雖然不能幫助他度過分析過程中那些令人心煩意亂的階段，但卻足以讓他應付初期的分析工作（不管怎麼說，初期的分析工作大多不太困難）。在此期間，他對自己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更為堅實的基礎上產生了興趣。分析學家不僅有必要運用這些動機，而且還要清楚其本質——還有必要決定在適當的時候把這些不可靠的動機本身作為分析的對象。 在分析工作之初便開始動員真實自我，這好像是最為可取的。但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樣，這樣的嘗試是否可行、是否有意義，也依賴於患者的興趣。只要患者把精力集中於鞏固其自我理想化，並因此而壓制其真實自我，那麼，這些嘗試便很可能會毫無效果。不過，因為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很少，因此可能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想到的可行之路。在分析開始時（在後面的分析中也一樣），最大的幫助往往來自患者的夢境。在此，我無法展開討論我們有關夢的理論。簡單提一下基本信條便足夠了：我們在夢中往往更接近自己的真實情況；夢境代表了各種以神經症方式或健康方式努力解決衝突的嘗試；在夢中，建設性力量可能會起作用，甚至當它們在其他情況下幾乎無法發覺時也會起作用。 即使在分析的初始階段，患者從具有建設性因素的夢中，也能捕捉到一個在他內心之中起作用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他個人所獨有的，而且比他的幻想世界更符合其真實情感。在有些夢中，患者用象徵的形式表達了他對自己的同情（因為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些夢顯示出了一種深深的悲傷、懷舊之情及渴望；在有的夢中，患者努力讓自己振作起來；在有的夢中，他意識到自己被囚禁了，想逃出去；而在有的夢中，他精心培育了一株正在茁壯成長的植物，350或者在屋裡發現了一間他以前不知道的房間。當然，分析學家將幫助他理解這些象徵語言所表達的意義。但除此之外，他可能還會強調患者在夢中表達出來但在清醒時不敢去感覺的情感或渴望的重要性。而且，他還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如：就像患者有意識地表現出來的樂觀並不真實一樣，這種悲傷感是否也有可能不是患者對自己的真實情感呢？ 一段時間之後，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了。患者自己可能會開始納悶他對自己的情感、願望或信念的了解竟是如此之少。於是，分析學家會鼓勵、支持這樣的困惑感。無論他採用什麼樣的方式，「自然而然」（natural）這個被濫用的詞似乎最為恰當。因為人確實會自然而然地——這是其本性——去感受其情感，去了解其願望或信念。當這些自然能力不發生作用時，我們便有理由感到納悶了。如果這種納悶不是主動自願的，分析學家就會在適當的時候提出這樣的疑問。 所有這一切看起來似乎都毫不重要。但在此，不僅「納悶是智慧的開始」這一普遍真理仍然通行，而且更確切地說，患者意識到他已遠離了自己，而不是忽略了這一事實，這一點也十分重要。其效果可與這樣的時刻相比：一個在專制氛圍中長大的年輕人突然間了解到了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信息可能在立刻之間就會滲透，或者他也可能本著懷疑的態度去接受，因為他本來就不相信什麼民主。不過，他還是會逐漸認識到自己正在失去一些可取的東西。 有時，這些偶爾的評論可能就是所需要的東西。只有當患者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感興趣時，分析學家才會更加積極主動地試圖讓患者知道他對自己的真實情感、願望或信念的了解是多麼少，或者是多麼不關心。舉一個例子：有一位患者，當他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衝突時，即使是極小的衝突時，他也會感到害怕。他害怕自己會分裂，害怕自己會發瘋。分析學家從幾個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處理，比如，只有當一切都處於理性的控制之中時，他才會有安全感；或者，351他害怕任何小的衝突都會削弱他的力量，從而使他無法與外在世界對抗（在他看來，這個外在世界充滿了敵意）。通過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真實自我上，分析學家便可以指出，衝突之所以讓他感到害怕，要麼是因為衝突的強度太大，要麼是因為在患者身上發生作用的真實自我太少，以致極小的衝突也不能應對。 又或者，我們說有這麼一個患者，他在兩個女人之間舉棋不定。隨著分析的深入，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他在任何情境下都難以承擔起責任，而不論這個情境是關係到女人、想法、工作還是生活區，都是如此。同樣，分析學家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處理這一問題。首先，只要一般性的困難不明顯，他就必須找出某個特定的決定中所涉及的東西。當「猶豫不決」的狀況變得很明顯時，他可能就會揭露患者對於力求擁有一切的自負——得到蛋糕並吃掉它——從而揭露出他覺得必須進行選擇是一種可恥的墮落。與此同時，從真實自我的角度出發，分析學家會提出，患者之所以不能負起責任，是因為他太遠離自我，以至於不知道他自己的愛好和方向是什麼。 再舉一個患者抱怨自己太過順從的例子。他之所以日復一日地答應或者去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只是因為他人希望或期望他去做這些事。在這裡，我們同樣也可以根據某個既定時刻的背景，從多個有利的視角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必須迴避衝突，他認為自己的時間毫無價值，他自負於自己的無所不能。不過，分析學家也可能只是簡單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就從未想過要問問自己想要什麼，或者認為什麼是對的嗎？」除了以這樣的間接方式調動真實自我之外，分析學家還會不失時機地明確鼓勵患者表現出的這樣一些跡象：患者的思想或情感更加獨立了，患者能為自己負起責任了，患者對自己的真實樣子更感興趣了，患者自己弄明白了自己的託詞、「應該」以及外化過程。這包括鼓勵患者在兩次分析面詢的中間進行自我分析。另外，分析學家還要指出或強調這些步驟對患者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具體影響：352不那麼害怕他人了，不那麼依賴於他人了，因此更能對他們產生友好或同情的感覺了。 有時候，患者幾乎不需要任何的鼓勵，因為他不管怎樣都覺得自己更加自由，也更有活力了。有時候，他會貶低所採取之步驟的重要性。分析學家必須對患者這種輕視這些步驟的傾向加以分析，因為這可能表明患者因為真實自我的出現而產生了恐懼感。此外，分析學家還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此刻是什麼使得患者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變得更具自發性、更為積極或者做出某個決定？因為這個問題可能有助於我們了解與患者勇於做自我相關的因素。 當患者逐漸有了一些堅實的立足之地之後，他就變得更有能力來應對自己的衝突了。這並不是說他直到此時才看到衝突。分析學家很早就看到了這些衝突，甚至患者也察覺到了一些衝突的跡象。對於其他任何神經症問題來說也是如此：意識到衝突及其所包括的一切步驟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整個分析始終都將致力於這個過程。但是，如果不減少與自己的疏離程度，患者就無法體驗到這些衝突是他自己的衝突，並與之對抗。就像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樣，許多因素會導致這種對衝突的意識成為一種破壞性的經歷。但是，在這些因素中，與自我的疏離是最為顯著的。要想了解這一聯繫，最簡單的方式是從人際關係的角度來想像衝突。我們可以假設，有一個人，他跟兩個人的關係都非常密切——父親和母親，或者兩個女人——但這兩個人卻試圖將他朝相反的方向拉。在這種情況下，他對自己的情感與信念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搖擺不定，而且，他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崩潰。相反，他對自己越堅定，那麼，他在受到兩種相反力量影響時遭受的痛苦就越少。 患者逐漸意識到自己衝突的方式往往存在很大差異。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他們會意識到分裂的情感——如對父母或婚姻伴侶的矛盾情感——或者，353對性行為或學術流派的矛盾態度。例如，有一名患者意識到自己對母親是又恨又愛。這看起來好像是他意識到了一種衝突，即使這種衝突僅僅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個體。但實際上，這其實是他想像衝突的一種方式：一方面，他同情母親，因為她是一個犧牲型的人，從來都沒有快樂過；但另一方面，他又對她非常憤怒，因為她強求他只能對她一個人忠誠，而這讓他感到窒息。對於他這種類型的人來說，這兩種反應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接著，他所認為的愛與同情變得越來越清晰了。他覺得他應該是一個理想的兒子，應該能夠讓母親感到歡樂和滿足。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會覺得「愧疚」，並對母親加倍關注以作為補償。這種「應該」（與接下來所發生的情況一樣）並不僅僅局限於這種情境，無論在何種生活情境中，他都覺得自己應該絕對完美。於是，其衝突的另一種成分便出現了。他同時也是一個相當超然度外的人，心懷這樣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打擾他，不能對他有所期望；如果有誰這樣做，他就會恨他。這裡的發展過程是這樣的：從將他的矛盾情感歸咎於外在環境（母親這個角色），發展到認識到自己在某一特定關係中的衝突，最後發展到認識到自身的主要衝突，因為這是他內心的衝突，因此在他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揮作用。 其他患者一開始可能僅僅只是看到了其主要人生觀中的一些矛盾之處。例如，一個自謙型個體可能突然意識到自己對他人相當蔑視，或者常常反抗「自己必須對他人友好」的想法。或者，他可能突然認識到自己過分地要求獲得某些特權，但這種認識稍縱即逝。雖然一開始他並不認為這些是矛盾（更不要說是衝突了），但慢慢地，他逐漸認識到，這與他的過分謙遜和喜歡每個人的態度確實是相矛盾的。因此，他可能會短暫地體驗到某種衝突，如當他強迫性地幫助他人的舉動沒有得到「愛」的回報時，他就會因為自己「受了騙」而盲目大怒。他完全驚呆了——這種體驗也隨之被淹沒。接著，他對自負和利益的禁忌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清晰，這種禁忌非常刻板、無理，以至於他開始對其感到納悶。354由於他對於善良和神聖的自負受到了削弱，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對他人的嫉妒，開始看到自己對於私利的斤斤計較與貪婪，或者開始看到自己的吝嗇。他身上發生的這個過程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被描述為對其自身矛盾傾向日益了解的過程。僅僅這一過程，便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因看到這些矛盾傾向而產生的震驚逐漸得以緩和的方式。更為重要的動力是，通過整個分析，他會變得堅強得多，因而能夠逐漸面對這些傾向，而不會受到根本的動搖——因此能夠解決這些矛盾的傾向。 同樣，有些患者可能會意識到自身的某個衝突，但是其輪廓仍很模糊，其意義也不確定，因此在一開始仍無法理解。他們可能會談到理智與情感或者愛情與事業之間的衝突。這種形式的衝突很難理解，因為愛情與事業之間並非水火不相容，理智與情感之間也是如此。分析學家以任何方式都無法直接處理這種衝突。他往往只能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這些領域中肯定存在某種衝突。他將這一點牢記在心，並盡力逐漸地了解這個患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同樣，患者一開始可能也沒有覺得這是一種個人衝突，而是將它與當前的現實聯繫了起來。例如，女性可能會把愛情與事業之間的衝突歸因於社會文化環境。她們會指出，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既想擁有事業，又想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其實是很困難的。慢慢地，她們了解到自己在這方面存在個人衝突，而且，這個衝突比現存的外在困難更為重要。簡而言之，在愛情生活中，她們可能具有病態依賴的傾向，而在事業上，她們又會表現出神經症野心的所有特徵，以及一種對勝利的需要。後面這些傾嚮往往會受到抑制，但仍相當活躍，足以作為衡量效率的標準——或者，至少是成功的標準。從理論上講，她們已盡力把其自謙傾向傾注於愛情生活中，而將其擴張驅力集中到了工作上。而事實上，這種截然分明的劃分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追求控制的驅力大體上也會在她們的愛情關係中發生作用，而自謙傾向也會作用於其事業——結果，她們變得越來越不快樂。 在其生活方式或價值系統中，355患者也會公開地表現出一些在分析學家看來非常明顯的矛盾。一開始，他們可能會表現出自己的某個方面：甜美可愛、過分順從，甚至是卑微下賤。接著，一種追求權力與聲望的驅力開始顯現（例如，追求社會聲望或者征服女人的驅力），這種驅力帶有明顯的虐待性與冷酷性。有時候，他們會表達這樣一種信念，即他們無法保持一種怨恨的態度，而在其他時候——此時，他們並沒有因為矛盾而感到困擾——他們會爆發出相當野蠻的報復性憤怒。或者，他們一方面想通過分析獲得一種不受任何情感干擾的報復能力，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想像隱士那般神聖與超然脫俗。但是，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態度、驅力或信念構成了各種衝突。與那些遵從「美德的狹窄途徑」的人相比，他們常常因為自己能夠擁有更為廣泛的情感或信念而感到自豪。區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達到了極點。但對此，分析學家無法直接地加以處理，因為維持這種分裂的需要要求在不同尋常的程度上去麻痹對真理和價值的感覺，去拋棄現實的證據，並逃避為自己承擔任何的責任。在這裡，擴張性驅力與自謙性驅力的意義與力量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但是，只有對他的躲避心理與無意識的欺騙行為進行大量的研究，這些才會有所幫助。通常情況下，這包括研究它們廣泛而持久的外化作用，研究他們只能在想像中實現其「應該」的現象，研究他們在發現並相信一些站不住腳的藉口以防禦自責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足智多謀（「我已經盡力了，我生病了，那麼多的麻煩快把我煩死了，我不知道，我無能為力，這已經好多了」，如此等等）。所有這些措施讓他們獲得了一種內心的平靜，但隨著生活的繼續，這些措施往往也會削弱他們的道德品質，從而導致他們更加不能面對自己的自我憎恨與衝突。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付出長期的努力，但患者也會因此而逐漸變得堅強起來，從而敢於去體驗自己的衝突，並與之對抗。 總而言之，由於衝突本身具有破壞性，因此在分析之初，它們往往顯得很模糊。356如果有人看到了這些衝突，那也只能是在具體的情境之中看的——或者只是想像它們模糊、大致的樣子。它們也許會如火花閃現，但由於太過短暫而不會獲得什麼新的意義。它們也會被區隔化。這個方面會朝以下這些方向發生變化：患者更為清晰地意識到這是衝突，而且是他們自己的特定衝突；然後，他們看到了本質，即患者開始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衝突，而不是僅僅看到一些模糊的現象。 雖然這項分析工作很困難，而且讓人心煩，但它同時也具有解放性。現在，分析工作中出現了許多衝突，無法用一種僵化的方法來解決。特定的主要解決方法（其價值在分析過程中逐漸減弱）最後瓦解了。而且，個性中某些不熟悉或者發展不良的方面會被揭示出來，並獲得發展的機會。誠然，最早出現的仍是較為嚴重的神經症驅力。但這也是有用的，因為自謙型個體在有機會堅持自己的正常利益之前，必須先看到他自己追逐私利的自我中心傾向；他必須先體驗自己的神經症自負，才能接近真正的自尊。相反，擴張型個體只有先體驗到自己的卑微以及對他人的需要，才能產生真正的謙遜與溫情。 這項工作的進展相當順利，患者現在可以更為直接地處理這種最為廣泛的衝突了——他的自負系統與其真實自我之間的衝突、使其理想化自我變得完美的驅力與發展他作為一個人的潛能的欲求之間的衝突。慢慢地，各種力量出現了，主要的內心衝突也凸顯了出來。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分析學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確保這一衝突處於關注的焦點，因為患者自己很容易忽視這種衝突。隨著這些力量的出現，一個非常有利但也極為混亂的分析時期開始了（這個時期在程度和持續時間上有所不同）。混亂是內心激戰的直接表現。其強度與關鍵問題的根本重要性相一致。這歸根結底是這樣一個問題：患者是想保留其錯覺、要求及虛假自負中那些被誇大、美化的東西，還是能夠接受自己是一個常人，具有常人的一切局限，357有其特殊的困難，但同時也有發展的可能性？我想，這可能是我們的生活中最難以選擇的十字路口。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反反覆覆，而且往往接連不斷。有時，患者會向前發展，這可以從多個方面體現出來。他的情感更為活躍了；他能夠更具自發性、更為直接了；他能夠想到去做一些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他覺得自己對他人更為友善，也更同情他人了。他對自我疏離的許多方面更為警惕了，並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理解這些疏離。例如，他可以很快認出什麼時候他沒有「置身於」某種情境，或者什麼時候他沒有面對自身的問題，而是責怪他人。他可能會認識到他為自己所做的事實際上是多麼少。他可能會想起自己過去所做的一些不誠實或殘忍的事件，雖然這個判斷更讓人感到抑鬱和遺憾，但卻沒有壓垮人的罪惡感。他開始看到自己有一些好的地方，開始意識到自己具備某些優點。他會因為自己的頑強奮鬥而給予自己應有的認可。 這種對自己的更為實際的評價也會出現在夢裡。有一次，有一個患者在夢中以避暑別墅的象徵形式出現，因為長期沒有人居住，這些別墅已經破舊不堪，但質地依然完好。另一個夢表明，患者試圖逃避為自己承擔責任，但最終卻坦然承認了這一點：患者把自己視為一個大男孩，只是覺得好玩而將另一個男孩關在了一隻箱子裡。他並不是有意要傷害他，對他也沒有任何敵意，他只是把他給忘了，結果導致那個男孩死亡。做夢的這個人有點兒想逃跑，但後來有個官員找他談話，以一種非常人性的方式告訴了他這些簡單的事實和後果。 緊接這些建設性時期之後的便是反彈期（repercussions），反彈期的基本因素是，自我憎恨與自我輕視再一次奔涌而出。這些自毀性的情感本身可能會被體驗到，也可能通過變得具有報復性而被外化出來——受辱感、虐待或受虐的幻想。或者，患者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識到其自我憎恨，但卻敏銳地感覺到了他對自毀衝動的焦慮反應。或者，最後，即使焦慮本身不出現，358他抵制焦慮的慣用方法——例如，酗酒、性行為、對同伴的強迫性需要、誇大或自大——也會變得活躍起來。 所有這些煩擾都會引向真正的好轉，但為了準確地評價它們，我們必須考慮一下這些改善的可靠性，以及導致「復發」的因素。 患者可能會高估自己所取得的進展。他似乎忘了：羅馬非一日建成。他繼續以我所戲稱的「健康狂歡」（binge of health）的方式生活。既然他現在能做許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了，那麼，他就覺得應該是——在他的想像中是——適應完美的榜樣、完全健康的榜樣。雖然他一方面更願意做他自己，但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完全健康這一榮譽的吸引，他也會抓住這種進展作為實現其理想化自我的最後機會。這一目標的吸引力依然很大，足以讓他暫時地失去理智。一種輕度的興奮感就會讓他暫時忘了存在的困難，而且也會讓他更加確定現在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但是，由於他總體上認為自己現在比以前優秀多了，因此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很久。他必定會認識到：儘管他確實能夠更好地應對許多狀況，但大量的老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正因為他相信自己已處於巔峰狀態，所以，他對自己的反抗也會更為猛烈。 有些患者在向自己和分析學家承認自己已經好轉時似乎非常冷靜、謹慎。確切地說，他們往往以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貶低自己的進展。儘管如此，當他們遇到自己身上或者外部環境中某個無法應對的問題時，類似的「復發」也會發生。這裡也會發生同第一類人身上所發生的同樣的過程，但沒有想像中的美化工作。這兩種類型的人都不願意接受這一點，即自己是一個有困難、有局限，或者沒有異常優點的人。他們這種「不願意」的態度可能會被外化（我準備好了要接受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他人就會厭惡我。只有在我最為慷慨大方、最有效率時，他們才會喜歡我。） 迄今為止，導致急性損傷的因素是一種患者還無法應對的困難。在最後一種反彈中，359導致反彈的因素並不是還沒有克服的困難，而是相反，是一種明確的朝向建設性方向前進的趨勢。這不一定是引人注意的壯觀舉動。患者可能僅僅只是對自己產生了同情，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既不是特別出色，也不可恥，而是一個不斷地努力掙扎並經常遭受煩擾的人。他已經認識到，「這種自我憎惡是自負的人為產物」，或者，他並不一定要為了贏得自尊而去做一個獨一無二的英雄或天才。而且，在夢中，態度也可能會發生同樣的變化。有一名患者夢到了一匹純種賽馬，但現在它的腿瘸了，看上去狼狽不堪。但是，患者想：「就算是這樣，我也能愛它。」但在這種經歷之後，患者開始變得意志消沉，無法工作，整個人感覺無精打采的。結果證明，他的自負進行了反抗，並占據了上風。他因強烈的自我輕視而感到痛苦，並對此產生了憎恨，認為「把自己的目標定得太低」，沉溺於「自我憐憫」之中是可恥的。 這樣的反彈常常出現在患者做了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和為自己做了某件建設性的事情之後。例如，對某個患者來說，能拒絕他人對他時間的要求而不會產生惱怒感或罪惡感是一種進步，因為他認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加重要。另一名患者之所以能結束一段戀愛關係，是因為她已經正確地認識到，這種關係的基礎主要是自己和戀人的神經症需要，而且，這段關係對她而言已經失去了意義，她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她堅決地做出了這一決定，並盡其所能地減少對對方的傷害。在這兩個例子中，患者一開始對自己處理特殊情況的能力都感覺良好，但不久之後便恐慌起來。他們害怕自己的獨立，害怕自己變得不可愛和「具有攻擊性」，他們稱自己為「自私的人」，而且——在一段時間內——他們會退縮到一種自暴自棄的過度謙遜的安全範圍內中尋求庇護。 最後這個例子需要更為全面的治療，因為它涉及一個比其他例子更進一步的積極步驟。在這個例子中，患者與比他年長許多的哥哥一起工作，360經營一項從他們父親那裡接管過來的事業，且經營得相當成功。哥哥很能幹，是一個富有正義感、愛支配他人的人，而且具有許多典型的自大—報復性傾向。我的這名患者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陰影之下，受他脅迫，盲目地崇拜他，並無意識地去討好他。在分析中，其衝突的相反面湧現了出來。他對哥哥開始變得吹毛求疵，公開與之競爭，有時甚至表現得相當好鬥。哥哥以同樣的方式做出了回應。一種反應強化了另一種反應，很快，兩人就幾乎無法交談了。辦公室的氣氛緊張了起來，同事和員工有了各自支持的一方。我的患者一開始很高興，他終於能夠通過「堅持」自己的權利來反抗他的哥哥了，但慢慢地，他認識到，自己是在報復哥哥，想讓他放下架子。在對他自己的衝突進行了數月富有成效的分析之後，他最終對整個情況有了更為廣泛的了解，並認識到還有一些比個人爭鬥和個人恩怨更為重要的事情正處於危險之中。他不僅看到這種緊張氛圍部分是自己造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願意主動地承擔責任。他決定與哥哥談一談，儘管他知道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隨後的談話中，他既不接受威脅，也不懷報復之心，而是堅持他自己的意見。因此，他贏得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比以前更為健康的基礎上進行未來的合作。 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並因此而感到很高興。但就在當天下午，他突然變得恐慌起來，覺得噁心頭暈，以至於不得不回家躺下。雖然他並沒有真的自殺，但自殺的念頭卻不斷在他腦海中閃現，他甚至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自殺了。他試圖弄清楚這一狀況，於是重新審視了自己的談話動機以及在談話時的行為舉止，但沒有找到任何可以反對的東西。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不過，他還是能夠睡著覺，而且第二天早晨醒來感覺平靜多了。但醒來後，他又想起了哥哥對他的各種侮辱，於是再一次對他產生了怨恨。在分析這種混亂狀態時，我們看到，他在兩個方面受到了打擊。 他要求與哥哥談話以及與哥哥談話的勇氣，361與他迄今為止所遵循的所有（無意識的）價值觀截然相反。從他的擴張性驅力這個角度來說，他應該心懷報復，並獲得一種報復性的勝利。在這個方面，他曾言辭激烈地責罵自己是一個姑息者，遇事就躺倒認輸。與此同時，從他依然存在的自謙傾向來看，他應該溫順，自甘居下。因此，在這個方面，他以諷刺的口吻攻擊自己：「小弟弟竟然想超過大哥哥！」如果他此時的真實表現不是自大就是姑息，那麼他在之後也可能會感到不安（儘管這種不安的程度要輕一些），而且這一點也不讓人感到困惑。因為任何一個人在努力擺脫這種衝突的過程中，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殘留下來的報復傾向或自謙傾向非常敏感。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感覺到了這些傾向，就會感到自責。 在這裡，毫無疑問的一點是，這些自我譴責發生了作用，而他並沒有去報復，也沒有姑息，而是採取了不同於這兩種傾向的果斷而積極的步驟。他不僅採取了現實的、富有建設性的行動，而且對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背景」有了真實的了解。也就是說，他終於看到並感覺到自己在這種困難情境中應承擔的責任，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擔或者壓力，而是其個人生活模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是這個樣子，情況也就是這個樣子——對此，他誠實地加以對待。他接受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因這種接受而應該承擔的責任。 此時，他已經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可以為自我實現而採取實際的措施了，但是，他卻還沒有開始擺好架勢去面對真實自我與自負系統之間的衝突，而這是一個不可避免會出現的步驟。正是他突然陷入的這種衝突的嚴重性，充分說明了之前所發生的強烈反彈。 當患者被一種反彈控制時，他自然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只是覺得自己的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他可能會感到絕望：自己的改善或許是一種幻覺？或許自己已經無藥可救？他可能會產生退出分析的衝動（當然，這些衝動都是一閃而過）——362這些想法他以前從未有過，即使在煩擾不安的時候也不曾有過。他感到困惑、失望、沮喪。 實際上，在所有例子中，這些都是患者在自我理想化與自我實現之間進行艱苦抉擇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具有建設性的跡象。最能清楚地表明這兩種驅力不能相容的，很可能是反彈期間的內心掙扎，以及促成這些反彈的建設性行動的精神。反彈之所以出現，不是因為他能更現實地看待自己，而是因為他願意接受自己是一個有局限的人；不是因為他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某個決策並做出某件事情，而是因為他願意去關注自己的真正利益，願意為自己承擔責任；不是因為他能實事求是地堅持自己，而是因為他願意接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簡而言之：它們是成長中的痛苦。 但是，只有當患者意識到自己的建設性行動的重要意義時，這些反彈的裨益才會充分地發揮出來。因此，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分析學家不要因為表面上的復發感到困惑，而要認識到這種搖擺不定的情況，並幫助患者認識到這一點。由於這些反彈的發生常常具有一定的可以預測的規律性，因此，在它們發生幾次之後，如果患者正在好轉，那麼分析學家預先告知一下患者似乎是明智之舉。這可能無法阻止即將發生的反彈，但如果患者也知道在某個既定時刻起作用的力量所具有的可預測性，那麼，他在面對這些反彈時就不會那麼無助了。這有助於他更為客觀地看待這些反彈。當患者的自我處於危險之中時，分析學家必須成為患者堅定的同盟者——這一點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如果分析學家觀點明確，立場堅定，那麼，他就能在這些艱難的時期給予患者急需的支持。這種支持通常情況下並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向患者傳達這一事實，即他正處於決戰之中，而且還要向他說明所存在的困難以及他的戰鬥目標。 每一次，患者理解了反彈的意義之後，他都會變得比以前更為強大。慢慢地，反彈的時間會變得越來越短，強度也變得越來越小。相反，好的時期也無疑會變得更富有建設性。363變化與成長對他來說顯然是有可能實現的，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 但不管是什麼工作，患者都還是可以做的——而且，這樣的工作通常有很多——於是，這一時刻就來臨了，患者終於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了。就像那些惡性循環使他在神經症中越陷越深一樣，現在的循環則朝著相反的方向發生作用。例如，如果患者降低了他那些絕對完美的標準，那他的自責也會降低。這樣一來，他就能更真實地對待自己了。他在審視自己的時候也不再那麼害怕。而這反過來又會讓他不再那麼依賴於分析學家，對自己的優點也有了信心。與此同時，他試圖外化其自責的需要也降低了。因此，他覺得他人對他的威脅減少了，或者他對他人的敵意減輕了，於是開始友好地對待他人。 此外，患者也越來越有勇氣和信心覺得自己能夠為自身的發展負責。在討論反彈時，我們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因內心衝突而產生的恐懼上。當患者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向時，這種恐懼就會逐漸減弱。僅憑這種方向感，他就會覺得自己更完整、更強大了。不過，他在向前發展時，還存在另一種恐懼，而對於這種恐懼，我們至今還沒有充分的認識。這是一種現實的恐懼，害怕沒有神經症的支持自己就無法應對生活。畢竟，神經症患者是依靠其魔力為生的魔術師。朝著自我實現前進的每一步都意味著要捨棄這些力量，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生活。但是，當他認識到，事實上，沒有這些幻覺自己也能生活，甚至沒有它們反而會生活得更好時，他就會對自己有了信心。 而且，朝著「成為自己」前進的每一步都會讓他產生一種成就感，這種感覺與他以前所知道的感覺都不同。雖然一開始，這種體驗很短暫，但一段時間之後，它重複出現的頻率會越來越多，而且，持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即使是在一開始，相比於他自己所想到的任何東西或者分析學家所說的任何話語，這種體驗也更讓他堅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確的。因為這種體驗讓他看到了與自己和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364對他來說，這很可能是促使他致力於自身成長，以及為更大程度的自我實現而努力的最大動力。 治療過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以至於患者可能達不到上面所描述的階段。如果進展順利，這當然可以明顯改善他與自己、他人或工作的關係。不過，這些改善並不是結束常規分析工作的標準，因為它們只是更深層次改變的明顯表現。而且，只有分析學家和患者自己意識到了這樣一種改變：這是價值、方向、目標發生改變的開始。患者的神經症自負以及有關控制、臣服、自由之幻想的虛假價值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吸引力，而且，患者實現其既定潛能的決心也更為堅定了。他還要做大量的工作來解決各種隱藏的自負、要求、藉口以及外化作用等。不過，由於他能夠更為堅定地相信自己，所以他能認識到這些東西是什麼：它們是他發展中的障礙。因此，他願意去發現它們，並遲早要克服它們。現在，這種「願意」不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狂躁地、急切地想通過魔力來消除不完美。因為他已開始接受自己的本來樣子，開始接受自己的困難，因此，他也接受了對自己的分析，認為這是生活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積極的態度完成分析工作，往往涉及自我實現的所有方面。就患者自身來說，這意味著要努力對自己的情感、願望和信念有更為清晰、更為深刻的體驗；努力去提高開發自身資源的能力，並用於建設性的目的；努力對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更為清楚的了解，為自己以及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就他人而言，這意味著他要努力做到真誠地與他人相處；努力做到尊重他人，將他人視為擁有其自身權利、特點的個體；努力發展互助精神（而不是把他人當成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就工作而言，這意味著對患者來說，工作本身比「滿足他的自負和虛榮心」更為重要，而且，他將致力於實現和發展自身的特殊才能，並讓自己變得更富有成效。 雖然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進展，365但他遲早會超越純屬個人的利益。在克服了其神經症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後，他將更多地認識到自己的個人生活以及整個世界所涉及的更為廣泛的事情。他曾經認為自己是一個獨一無二、極其重要的例外，現在他逐漸體驗到自己只是某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而且，他願意並能夠承擔自己在其中的責任，並竭盡所能為之做出積極的貢獻。這可能涉及——就像上文提到的年輕商人的例子那樣——對其工作群體中的一般問題的意識。這也可能關係到他在家庭、社會以及政治環境中的位置。這一步之所以很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擴大了他的視野，而且還因為他發現或接受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而這讓他獲得了一種內心的確定感，這種感覺通常來自因積極參與而產生的歸屬感。 * * * 注釋： [1]這就是我在《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39）中提出的「阻抗」的定義。 [2]1947年和1948年在新社會研究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3] John Macmurray，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 p.151 ff. [4]在精神分析史上，智力了解一開始被視為治療手段。在當時，它指的是童年記憶的浮現。而且，在當時，對智力控制的過高評價還表現在人們的這樣一種期望上：他們期望只要認識到某種傾向的不合理性，就能讓事情恢復正常。後來又發展到了另一個極端：對某個因素的情感體驗成為至關重要的了，而且從那以後，還用各種方式對此進行了強調。事實上，強調重點的這種轉變是大多數分析學家經歷的過程所特有的。每一位分析學家似乎都需要親自去重新發現情感體驗的重要性。參見Otto Rank and Sandor Ferenczi,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No.40, Washington, 1925; Theodore Reik,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Kegan Paul, London, 1936; J.G.Auerbach，「Change of Values through Psychotherapy,」Personality.Vol.Ⅰ, 1950。 [5]根據《韋氏詞典》的解釋，「實現是逐漸成為事實的行動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