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十二章 人際關係中的神經症障礙291

雖然本書著重強調各種內心過程，但我們在敘述過程中無法將它們與人際過程分離開來。我們之所以無法這樣做，是因為事實上，這二者之間會不斷地發生相互作用。甚至在一開始介紹對榮譽的追求時，我們也看到了這樣一些成分，如追求優越於他人或者戰勝他人的需要，而這些成分與人際關係直接相關。神經症要求雖然源自內心需要，但主要指向他人。如果不了解神經症自負的脆弱性對人際關係的影響，我們就無法討論神經症自負。我們已經看到，每一種內心因素都可以外化出來，而且這個過程會很徹底地改變我們對待他人的態度。最後，我們還討論了每一種解決內心衝突的主要方法中人際關係所表現出來的更為具體的形式。在本章，我想從具體回到一般，簡要但系統地探討一下自負系統大體上是怎樣對我們的人際關係產生影響的。 首先，自負系統使神經症患者變得以自我為中心（egocentric），從而遠離他人。為了避免誤解，我需要說明一下：我所說的「自我中心傾向」不是指只考慮自身利益的自私自利或自高自大。神經症患者可能冷酷自私，292也可能太過無私——在這個方面，所有神經症患者都沒什麼不同。但是，從他只顧自己這個意義上說，他一直都以自我為中心。這從表面上看並不一定很明顯——他可能是一匹孤獨的狼；他可能為了他人而活，或者靠他人而活。但不管怎樣，他都會在生活中信仰他自己的私人宗教（即他的理想化意象），遵守他自己的法則（即他的「應該」），並生活在自負這道帶刺的鐵絲網內，警惕地保護自己不受來自內外的威脅。結果，他不僅在情感上更為孤立，而且更加難以將他人視為擁有其自身權利且與他不同的個體。他認為，他們都從屬於他首要的關注之物：他自己。 到目前為止，他人的形象變得越來越模糊了，但還沒有被歪曲。不過，自負系統中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這些因素甚至會更為有力地阻止他看清他人的本來面目，並導致對他人形象的積極歪曲（distortions）。我們不能油嘴滑舌地說我們對他人的概念當然會同對自己的概念一樣模糊，從而解決這個問題。儘管大致如此，但這卻會讓人產生誤解，因為它提出對他人的扭曲看法與對自己的扭曲看法之間是一種簡單的平行關係。如果我們審視一下自負系統中導致這些歪曲產生的因素，那便能更為準確、更為全面地了解它們。 現實歪曲之所以產生，部分原因在於：神經症患者常常根據自負系統產生的需要來看待他人。這些需要可能直接指向他人，也可能間接地影響他對他人的態度。因此，他想要獲得他人崇拜的需要會將他人變成滿心崇拜的觀眾。他想要獲得神奇幫助的需要賦予了他神奇的魔力。他想讓自己一貫正確的需要會使他人犯下過失、容易犯錯。他追求勝利的需要使得他把他人分成了追隨者和詭計多端的敵人兩類。他想傷害他人但不用受罰的需要把他人都變成了「神經症患者」。他極力想貶低自己的需要會將他人變成巨人。 最後，他會根據自己的外化來看待其他人。他常常感覺不到自己的自我理想化；相反，他能感覺到他人的自我理想化。他體驗不到自己的專制，但卻認為他人都是暴君。293最為重要的外化是自我憎恨的外化。如果這主要是一種積極的傾向，那他往往就會認為他人都是可恥的，應該受到譴責。如果出了什麼事情，那都是他人的過錯。他認為，他人應該十全十美，他人是不可信的，應該要去改變和改造他們。因為他們都很可憐，因此，儘管他是一個會犯錯誤的凡人，但也要對他們負起像神一樣的責任。如果主要是被動外化的話，那他人就會坐在審判席上，隨時挑他的錯、譴責他。他們會壓制他、辱罵他、威脅他、恐嚇他。他們不喜歡他，他們不需要他。他必須取悅他們，符合他們的期望。 在歪曲神經症患者對他人之看法的所有因素中，外化作用的效果很可能位居第一。而且，它們是個體身上最難以辨認的因素。因為根據他自身的經驗，他覺得他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外化作用所看到的樣子，而且他也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對他們做出反應。他通常感覺不到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引起他反應的那些東西正是他自己強加到他人身上的。 外化作用常常與他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者這些需要的滿足與否而對他人做出的反應混在一起，因此就更加難以辨認了。例如，說對他人的一切惱怒實際上都是我們對自己的憤怒的外化，這種概括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只有對某一特定的情境進行仔細的分析，我們才能弄清楚一個人是真的對自己感到憤怒，還是生他人的氣（例如，因為他人沒有滿足他的要求，從而生他人的氣），以及這種憤怒的程度。最後，他的惱怒當然有可能源於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我們在分析自己或他人時，必須始終不偏不倚地關注這兩種可能性。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傾向於某一種解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逐漸看到它們影響我們與他人之間關係的方式及程度。 但是，即使我們意識到是我們把某種東西帶進了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之中，而這種東西通常並不屬於那裡，這樣一種意識也不會阻止外化作用的發生。我們只有「將它們拿回到」自己身上，並在自己身上體驗這一特定的過程，才能將它們拋棄。 我們可以將外化作用歪曲對他人之看法的方式大致分為三種。294歪曲之所以發生，可能是因為賦予了他人一些他們並不具備的特徵，或者即使有，也可以忽略不計的特徵。神經症患者可能會把他人視為完全理想的個體，像神一樣完美，擁有像神一樣的力量。他可能會認為他人可恥、有罪。他可能會把他們變成巨人或侏儒。 外化作用還可能會讓一個人對他人身上的優點或缺點視而不見。他會把自己（尚未察覺到的）對於剝削利用和撒謊的禁忌轉移到他人身上，並因此甚至有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那些非常明顯的剝削利用和欺騙的意圖。或者，由於扼殺了自己的積極情感，他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所存在的友善和忠誠。因此，他很容易就將他人視為偽君子，並讓自己提防不被這種「策略」所欺騙。 最後，外化作用也可能會讓他清楚看到他人身上真正具有的某些傾向。因此，如果一名患者認為自己具有一切基督徒美德，而且他看不到自己身上明顯的掠奪傾向，那他很快就能發現他人的偽善態度——特別是假裝善良、有愛心的態度。而另一名內心深處具有相當強烈的不忠、不義傾向的患者，則對他人身上的這種傾向保持高度警惕。這些情況看起來好像與我有關外化作用之歪曲力量的觀點相矛盾。如果說外化具有兩種作用——使個體變得特別盲目和使個體變得特別敏銳——是不是有可能更為正確呢？我認為並不是這樣。他在辨別某些品質的過程中獲得的敏銳性，常常因為這些外化作用對他個人的意義而有所損毀。這使得外化作用變得非常明顯，以至於有這些外化作用的個體幾乎無法作為個體存在，而成了某種特殊的外化傾向或某些外化傾向的象徵。這樣一來，對整個人格的看法就會變得非常片面，以致必定會受到歪曲。自然，最後這幾種外化非常難以辨認，因為患者總能躲到這樣一個「事實」中避難：畢竟他的觀察是正確的。 所有提到的這些因素——神經症患者的需要、他對他人的反應，以及他的外化——使得他人難以與他相處，295至少在任何親密關係中是如此。神經症患者本身卻不這樣看。因為在他眼中（如果有意識的話）他由此產生的需要或要求都是合理的，他對他人的反應同樣也是正當的，他的外化只是對他人身上某些態度的反應，所以，他通常覺察不到這種困難——事實上，他覺得自己很容易相處。但很好理解，這只是一種錯覺。 只要是在他們能夠承受的範圍之內，他人往往會盡力與家中神經症症狀最為明顯的成員和平相處。在這裡，他的外化又一次成了這些努力的最大障礙。因為外化就其本質而言與他人的實際行為沒什麼關聯，即使有的話，這種關聯也非常小，所以他會無助地攻擊他們。例如，他們會儘量對一個好鬥的正直者妥協，不駁斥他，不批評他，按照他所希望的樣子去照顧他的衣食住行，等等。但是，他們的行為也可能會引起他的自我譴責，為了抵制自己的罪惡感，他可能會開始痛恨他人（《送冰人來了》[The Iceman Cometh]中的希克斯先生[Mr.Hicks]則採用了打趣的方式）。 由於所有這些歪曲，神經症患者對他人的不安全感（insecurity）會大大增強。儘管在其內心，他或許堅信自己能夠敏銳地觀察他人，自己了解他們，而且他對他人的評價事實上都是對的，但所有這些至多只能算是部分正確。對於一個真實、客觀地了解自己及他人的人，一個不因各種強迫性需要而改變對他人之評價的人來說，觀察和批判性智力並不能代替他們對他人的內心肯定感。如果一名神經症患者受過訓練且能夠對他人進行敏銳的觀察，那麼，即使他對他人有一種普遍的不確定感，他也能夠相當準確地描述他人的行為，甚至是某些神經症機制。但是，如果他受到所有這些歪曲所引起的不安全感的支配，那麼，這種不安全感肯定會在他與他人的實際交往中表現出來。因此，他憑藉觀察、總結，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評價所得到的印象，似乎並不能持久存在。在這裡，有太多的主觀因素會發生作用，296並有可能迅速改變他的態度。他可能輕易就會反對一個他曾經極為尊敬的人，或者不再對他感興趣，而對另一個人的評價則可能會突然好了起來。 這種內心的不確定感有多種表現方式，其中有兩種似乎很常見，而且與特定的神經癥結構沒有多大關係。個體往往不知道他自己對他人的立場，也不知道他人對自己的立場。他或許會稱他人為朋友，但「朋友」這個詞已經失去了它的深刻含義。朋友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所疏忽的東西一旦產生任何爭議、謠言和誤解，可能不僅會讓他暫時感到懷疑，而且會動搖他們之間關係的基礎。 對他人的第二種相當普遍的不確定感是一種對信心或信任的不確定。這不僅表現為過度信任或極不信任，而且表現為不知道哪種人值得信任，以及自己的局限在哪裡。倘若這種不確定感極為強烈，那麼，即使他與某個人有數年的密切交往，他也不了解這個人會做正派之事還是卑劣之事，或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由於他對他人有一種基本的不確定感，因此，他通常會期待最壞的結果——這種期待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因為自負系統也會增加他對他人的恐懼。他的不確定感與恐懼感常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這是因為：即使他人對他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但如果他對他人的印象沒有歪曲的話，他的恐懼感也不會輕易地突然上升。一般說來，我們對他人的恐懼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他人傷害我們的能力，二是我們自身的無助狀態。這兩個因素都會受到自負系統的極大加強。不管表面上是多麼狂傲自信，這個系統都會在本質上削弱一個人。它在削弱個體時主要採取了讓個體與自我疏離的方式，同時也利用了它所引起的自我輕視和內心衝突（它們使得個體出現分裂並反對自己）。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他變得越來越脆弱了。而他之所以變得更加脆弱，原因有很多。他的自負很容易受到傷害，或者他很容易就會產生內疚感或自我輕視感。他的各種要求因其性質也必定會受到挫折。他的內心平衡極不穩定，297很容易被攪亂。最後，他的外化以及他自身對他人的敵意（這種敵意是由外化以及其他許多因素引起的）會讓他人顯得比實際更為可怕。所有這些恐懼說明了他對他人主要採取了一種防禦的態度，而不管這種態度是較具攻擊性的防禦，還是較為緩和的防禦。 在回顧我們迄今所提到的所有因素時，我們會驚訝於它們與基本焦慮之組成成分之間的相似性，再重複一次，基本焦慮是個體在一個潛藏著敵意的世界裡所產生的疏離感和無助感。事實上，這主要是自負系統對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它往往會強化基本焦慮。在成年的神經症患者身上，我們所認為的基本焦慮並不是原先形式的基本焦慮，而是因為內心過程中多年所增加的東西而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它成了一種混合的待人態度，與最初的基本焦慮相比，它取決於更為複雜的因素。由於他身上所存在的基本焦慮，成年神經症患者像兒童必須找到與人相處的方式一樣，也必須找到這樣的方式。他在我們前面描述的主要解決方法中找到了這些方式。雖然這些方式同樣與早期接近、反抗、逃避他人的解決方法存在相似之處——而且，部分源自早期的解決方法——但實際上，新的自謙型、擴張型、放棄型解決方法在結構上不同於早期的解決方法。雖然它們也決定人際關係的形式，但它們主要是解決內心衝突的方法。 整個情況是這樣的：雖然自負系統強化了基本焦慮，但與此同時，它也因為它所產生的需要而賦予了他人一種過分的重要性。對於神經症患者來說，他人往往通過以下方式變得過於重要，或者事實上變得不可或缺：他需要他們直接肯定他妄稱自己具有的虛假價值（崇拜、贊同、愛）。他的神經症內疚感及其自我輕視使得他迫切需要為自己辯護。但是，他那產生這些需要的自我憎恨卻使得他幾乎不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這種辯護。他只能通過他人來找。298他必須向他們證明：不管他有什麼樣的特殊價值，這些價值對他來說都非常重要。他必須向他們表明：他是多麼善良、多麼幸運、多麼成功、多麼能幹、多麼聰明、多麼強大，以及他能為他們或者對他們做些什麼。 此外，不管為了他對榮譽的積極追求，還是為了他的辯護，他都需要而且確實能從他人那裡得到許多促成其活動的動力。這一點在自謙型個體身上最為顯著，這種人幾乎不能獨自做任何事情，也不能為自己做任何事情。但要是沒有這種給他人留下印象、反抗他人或擊敗他人的動力，一個攻擊性較強的人會有多積極主動和精力旺盛呢？即使是一個反叛型的人，為了釋放自己的能量，他也需要有其他人來讓他反叛。 最後一點也很重要，神經症患者需要他人來保護他，使他免於自我憎恨。事實上，他從他人那裡獲得的對他的理想化意象的肯定，以及他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也會使他更為堅定地對抗自己的自我憎恨。除此之外，他還會通過各種或明顯或微妙的方式，表現出他需要他人來緩解因自我憎恨或自我輕視的突然湧現而產生的焦慮。而且，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沒有其他人，他就無法利用他那最為強大的自我保護手段：外化。 這樣，自負系統便碰巧將一種基本的不協調帶進了他的人際關係之中：他覺得自己與他人很疏遠，對他們極不確定，害怕他們，對他們心懷敵意，但在許多重要方面卻又需要他們。 一般而言，所有這些干擾人際關係的因素在戀愛關係中也不可避免會發生作用，只要這種關係維持時間稍長一點，作用就會顯現。在我們看來，這種觀點不言而喻，但還是需要說一下，因為許多人都有這樣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只要戀愛雙方對性關係感到滿意，這種愛情關係便很好。性關係確實有助於暫時緩解緊張，或者如果它本質上是以神經症為基礎的話，它甚至可以長久維持一段關係，但它並不能使這種關係更為健康。因此，討論婚姻關係或類似關係中可能產生的神經症問題，299並不能豐富我們迄今為止所提到的原則。但是，對於愛和性對神經症患者而言的意義和功能，內心過程也會產生一種特定的影響。在結束本章之前，我想就這種影響的本質提一些一般的觀點。 由於神經症患者所採用的解決方法不同，愛對他的意義和重要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難以歸納。但往往都存在一種干擾性因素：他在內心深處覺得自己不可愛。我在這裡指的不是他覺得自己不被某個特定的人所愛，而是指他堅信沒有人愛他，也不可能有人愛上他（這或許就相當於是一種無意識的信念）。或者，他可能會認為，他人之所以愛上他，是因為他的外表、聲音，他所給予的幫助，或者他給他們的性滿足。但是他們不會愛上他本人，因為他根本不可愛。如果有證據看上去與這種信念相矛盾，他往往會以各種理由置之不理：很可能是因為那個人很孤獨、需要某個人來依靠，或者是出於憐憫，等等。 但是，他不會採取具體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他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話——而是採取兩種模糊的方式加以處理，且注意不到這兩種方式其實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即使他並不特別在意愛情，但也往往會抱著這樣一種錯覺不放：在某時某地，他將邂逅那個會愛上他的「對的」人。另一方面，他所採取的態度往往同他對自信的態度一樣：他將「可愛」視為一種與實際存在的可愛品質毫不相干的特性。而且，由於他把「可愛」與個人品質分割了開來，因此，他看不到這種品質會隨著他的未來發展而發生改變的可能性。所以，他往往會採取一種宿命的態度，認為自己的「不可愛」是一個神秘但不可改變的事實。 自謙型個體最容易察覺到他對自己不可愛的懷疑，而且就像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這種類型的人往往非常努力地培養自己身上的可愛品質，或者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但即使是他這種對愛充滿強烈興趣的人，也不會自發地尋找這一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麼使得他堅信自己不可愛的呢？ 這個問題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神經症患者自身愛的能力受損。300這種能力必定會受損，其原因在於我們在本章所討論的所有因素：過於自我封閉、太過脆弱、太害怕他人等等。「覺得可愛」與「我們能夠去愛」這二者之間的聯繫，雖然在智力上通常可以被充分認識到，但它只對我們當中極少數人才具有深刻且重要的意義。但事實上，如果我們愛他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發展，我們就不會因為「我們是否可愛」這個問題而感到困擾。因此，「他人是否真的愛我們」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神經症患者覺得自己不可愛的第二個原因是他的自我憎恨及其外化。只要他不接受自己——不接受自己真的可恨或可恥——他就不可能相信他人會愛上他。 這兩個因素在神經症患者身上既明顯又普遍，它們解釋了「覺得自己不可愛」在治療中不容易消除的原因。我們可以在某個患者身上看到這種「覺得自己不可愛」的存在，而且可以審視它對於其愛情生活的影響。但是，只有當這兩個因素的強度減弱時，這種感覺才有可能減輕。 第三個因素的作用沒那麼直接，但由於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必須提一下。這個因素就是：神經症患者期望從愛中得到的東西超出了愛所能給予的（「完美的愛」），或者他所期望得到的東西是愛不能給予的（比如，愛不能消除他的自我憎恨）。由於他所得到的愛都不能滿足他的期望，因此他常常覺得自己沒有「真正地」被愛。 對愛的期望，種類繁多，各不相同。一般情況下，它指的是對許多神經症需要的滿足（這些神經症需要本身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就自謙型個體而言——是指對其所有神經症需要的滿足。「愛被用來服務於神經症需要」這一事實不僅使患者想要得到它，而且也迫切地需要它。因此，我們在愛情生活中也發現了一般人際關係中所存在的不協調：需要日益增強，而滿足需要的能力卻降低了。 我們不可能精確、密切地把愛和性結合到一起，同樣，我們也不可能把它們準確、清楚地區分開來（弗洛伊德）。不過，由於在神經症中性興奮或性慾望與愛的感覺往往是相分離的，所以，301我想專門探討一下性（sexuality）在神經症中所發揮的作用。性在神經症中仍然保留了它的本來功能：滿足生理需要，滿足與他人進行親密接觸的需要。此外，性功能良好也在許多方面增強了一個人的自信感。但是在神經症中，所有這些功能都被放大了，並且呈現出一種不同的色彩。性行為不僅被用來緩解性緊張，而且還被用來緩解多種與性無關的心理緊張。性行為可能被當成一種排除自我輕視的手段（性受虐行為），或者被當成一種通過對他人的性貶低或性折磨來進行自我折磨的手段（性虐待行為）。它們成了最常用來緩解焦慮的方式之一。這些人自身往往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聯繫。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處於某種緊張狀態之中或者有某種焦慮，他們僅僅只是感覺到了性興奮或性慾望的高漲。但是在分析中，我們可以準確地觀察到這些聯繫。例如，一名患者在快要體驗到自己的自我憎恨時，可能會突然產生要與某個姑娘睡覺的計劃或幻想。或者，他可能會談到自己身上某個讓他極度鄙視的弱點，並會產生折磨某個比他更弱的人的性虐待幻想。 此外，建立親密人際關係這種自然的性功能也會被放大。眾所周知，對於超然孤僻者，性可能是他與他人接觸的唯一橋樑，但這並不僅僅限於成為親密人際關係的明顯替代品。它還表現為：人們可能會輕率地與他人發生性關係，而不讓自己有機會找出他們之間是否有共同點，或者是否可以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理解。當然，後來也有可能逐漸產生情感上的聯繫。但更為常見的是不會產生情感聯繫，因為通常情況下，開始的衝動本身就表明了他們受到過多的抑制，從而不能發展出良好的人際關係。 最後，性與自信之間的正常關係常常會轉變為性與自負之間的關係。性功能（迷人或性感）、性伴侶的選擇、性體驗的數量或多樣化——所有這些都成了自負的事，而與願望和享受無關。愛情關係中個人因素越消減，302純粹與性有關的因素就越會上升，對可愛的無意識關注就越會轉變為一種對吸引力的有意識關注。[1] 性在神經症中有所增強的功能並不一定會導致其患者比相對健康的人有更為廣泛的性行為。它們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結果，但它們也可能會帶來更大的抑制。我們很難將神經症患者與健康個體進行比較，因為在性興奮、性慾強度、性慾出現的頻率以及性表達的形式上，即使同屬「正常」範圍的個體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不過，他們之間有一個顯著的差異。在神經症患者那裡，性常常被用來服務於神經症需要，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前面討論過的想像一樣[2]。正因為如此，性常常顯得過於重要，其重要性往往源於某些與性無關的因素。而且，由於同樣的原因，性功能可能很容易出現障礙。例如恐懼、大量的抑制、同性戀的複雜問題，以及性變態等。最後，由於性行為（包括手淫和幻想）及其特定形式往往取決於——或者至少部分取決於——神經症需要或禁忌，因此它們本質上都具有強迫性。所有這些因素可能會導致這樣的後果：神經症患者之所以與他人發生性關係，不是出於需要，而是因為他覺得他應該取悅他的伴侶，因為他必須表明自己是被人需要、被人愛的,因為他必須緩解某種焦慮,因為他必須證明自己的控制力和性能力，等等。換句話說，性關係的發生更多的是為了滿足某些強迫性需要，而較少取決於他自己的真實願望與情感。即使沒有任何貶低對方的意圖，對方也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成了一種性「工具」（弗洛伊德）。[3] 神經症患者具體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範圍極廣，在這裡，我甚至無法列出各種可能性。303畢竟，愛和性方面存在的特殊問題也只不過是他的整個神經症障礙的一種表現而已。此外，其變化形式也多種多樣，因為其種類不僅取決於個體的神經症性格結構，而且也取決於他以前或現在的那個特定伴侶。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不必要的限制條件，因為我們在分析中已經了解到，伴侶的選擇並不是我們以前所認為的那樣，而是無意識的。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事實上可以被無數次地證明。但我們往往會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每一個伴侶都是個體自己的選擇。然而，這種概括並不正確。它需要兩個方面的限定。我們必須先問這樣一個問題：是誰在「選擇」？確切地說，「選擇」（choice）這個詞就假定了有選擇的能力，以及了解所選擇伴侶的能力。但在神經症患者身上，這兩種能力都減弱了。只有當他對他人的印象沒有因為我們所討論過的許多因素而歪曲時，他才能夠進行選擇。從這一嚴格的意義上說，他其實不會進行什麼名副其實的選擇，或者說選擇非常有限。「選擇伴侶」一詞在這裡的意思是：個體因其顯著的神經症需要（他的自負、他想要支配或剝削他人的需要、他想讓自己屈服的需要等等）而感覺受到了吸引。 但是，即使是在這種限定的意義上，神經症患者也沒有多少「選擇」伴侶的機會。他可能會結婚，因為這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他可能與自己非常疏遠，同時又遠離他人，以至於他會與一個碰巧了解稍微多一點的人，或者一個碰巧想與他結婚的人結婚。他常常因為自卑而對自己的評價極低，以至於他完全無法接近那些吸引他的異性——僅僅因為神經症原因而受其吸引。他本來就不認識幾個合適的對象，再加上這些心理限制，我們便知道偶然的情況有多少了。 我不會詳盡介紹這多種因素造成的千變萬化的性經驗，而只想指出某些會對神經症患者對愛和性的態度產生影響的一般傾向。304他可能傾向於把愛從生活中排除出去。他可能最小化或否認愛的重要性，甚至否認愛的存在。這樣一來，愛對他來說便不再具有吸引力，相反，他還會逃避愛，或者鄙視愛，將愛視為一種欺騙自己的弱點。 在放棄型、超然型個體身上，這種將愛排除出去的傾嚮往往以一種平靜但又堅決的方式發生作用。這種人的個體差異主要體現在他對性的態度上。他在現實生活中不僅可能會排除愛的可能性，而且還可能會將性方面的可能性排除出他的個人生活，就好像這些並不存在，或者對他個人來說毫無意義一樣。對於他人的性經驗，他既不妒忌，也不反對，但當他們陷入某種麻煩時，他可能會非常理解他們。 還有一些人在年輕時可能有過一些性關係。但是，這些並不能穿透他們超脫的盔甲，沒有太多意義，並且會逐漸消退，不會讓他們產生還需要這種經驗的欲望。 對於另一種超脫的人來說，性經驗很重要，而且是令人愉悅的。他可能會與許多人發生性關係，但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讓自己保持警惕，不產生任何依戀。這種短暫性接觸的性質取決於許多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擴張傾向或自謙傾向占據上風。他對自己的評價越低，這些性接觸就越會局限於一些低於他的社會層次或文化層次的人，比如妓女。 同樣，還有些人可能碰巧結婚了，而且，如果其伴侶也超脫的話，他們甚至還可以維持一種雖然疏遠但仍體面的關係。如果這種人跟一個與自己沒有多少共同之處的人結婚，他通常可以忍受這種處境，並履行自己作為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職責。只有當對方攻擊性太強、過於暴力或虐待成性，以至於不允許這個超脫者往內退縮時，後者才會竭盡全力脫離這種關係，或者在這種關係中崩潰。 自大—報復型個體常常以一種更為激烈、更具破壞性的方式把愛排除在生活之外。他對愛通常採取一種詆毀、揭穿的一般態度。他的性生活主要會出現兩種可能的情況。305其一，他的性生活非常貧乏——他可能只是為了釋放身心壓力而偶爾發生性接觸。其二，性關係對他極為重要，只要可以，他便會自由釋放他的性虐待衝動。在這種情況下，他要麼可能熱衷於施虐的性行為（這可能會令他非常興奮，並讓他獲得滿足），要麼可能在性關係方面過於矜持和節制，但仍會以一種一般的虐待方式對待伴侶。 對愛和性的另一種一般傾向，也是把愛——有時候還有性——從現實生活中排除出去，但在想像中卻賦予愛顯著的地位。於是，愛便成了一種高貴神聖的感覺，任何現實中的愛與它相比都顯得膚淺可鄙。霍夫曼（E.T.A.Hoffman）在《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中精彩地描述了這種現象，他說，愛就是「渴望無限，讓我們與上帝同在」。它是一種「通過作為人類宿敵的狡猾」而植根於我們靈魂之中的幻覺，「……通過愛，通過肉體的愉悅，存在於我們內心之中的神聖承諾在人間也能實現」。因此，愛只能在幻想中實現。根據他的解釋，唐璜對女人而言是具有破壞性的，因為「深愛的姑娘的每一次背叛、每一次因猛烈打擊愛人而遭破壞的歡樂……都代表了一次勝過心懷敵意之惡魔的崇高勝利，而且把那個引誘者永遠地排除在了我們狹窄的生活、自然界以及造物主之外」。 這裡要提到的第三個可能性也是最後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現實生活中過於強調愛和性。這樣一來，愛和性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價值所在，並因此而得到了美化。在這裡，我們可以將愛大致分為征服的愛（conquering love）與屈服的愛（surrendering love）。從邏輯上看，後者往往源於自謙型解決方法，這在有關自謙型解決方法的章節中已有過描述。前者主要出現在自戀型個體身上，如果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控制驅力主要集中在愛情上的話。這樣一來，他的自負就會投注在成為理想的、讓人不可抗拒的愛人之上。那些容易得到的女人對他來說沒有吸引力。他必須通過征服那些由於各種原因而難以得到的女人，來證明自己的控制地位。征服可能表現為要求性行為的完美，306也可能表現為他旨在成為情感上完全屈服的人。一旦這些目標得以實現，他的興趣就會減退。 我不確定這濃縮成寥寥數頁的簡要陳述是否說清了內心過程對人際關係之影響的程度和強度。認識到了它的全部影響之後，我們就必須修正人們心中通常懷有的某些期望，即認為良好的人際關係能對神經症患者產生有利的影響——或者，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能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有利的影響。這些期望包括：預期環境、婚姻、性生活的改變或者參加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社區活動、宗教活動、職業團體活動）能夠幫助個體克服其神經症問題。在分析治療中，此種期望往往表現為這樣一種信念：認為治療的主要因素在於患者能否與分析學家建立一種良好關係，即在這種關係中，不存在那些在他童年時期傷害過他的因素。[4]這種信念源於某些分析學家所持的前提假設，即認為神經症主要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人際關係方面的障礙，因此可以通過建立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來治癒。所提到的其他期望並不完全基於這個前提假設，而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其本身是正確的——人際關係是我們所有人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所有這些期望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都是合理的。即使他可能會表現出浮誇自大、要求獲得特權、容易產生受辱感等明顯跡象，他也能極其靈活地對有利的人際環境做出反應。這種環境可能會緩解他的焦慮和敵意，會讓他更信任他人，甚至可以扭轉那些使他在神經症中越陷越深的惡性循環。307當然，根據個體所患障礙的程度以及良好人際關係影響的持續時間、性質、強度，我們必須加上「或多或少」的限制。 只要自負系統及其後果不那麼根深蒂固，或者——用積極的話來說——只要自我實現的想法（不管個體稱之為何）依然具有某種意義和效力，那種有利於個體內心成長的影響就也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例如，我們經常看到，夫妻中如果有一方接受了分析而且日益好轉，那麼，另一方也會大步向前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有好幾個因素在發生作用。接受分析的一方通常會談論自己所獲得的洞見，另一方則可能會吸取其中某些對他自己有價值的信息。當親眼看到自己確實有可能改變時，他就會受到鼓勵去做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且，當看到有可能建立更加良好的關係時，他就有了克服自身問題的動力。當神經症患者與相對健康的個體保持親密且持久的關係時，即使不接受分析，他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改變。在這裡，同樣有多種因素可能會促進他的成長：其價值觀的重新調整，歸屬感與被接受感，因外化減少而有可能面對他自身的問題，接受嚴肅而富有建設性的批評並有可能從中獲益，等等。 但是，這些可能性比我們通常所認為的要小得多。假定一位分析學家的經驗僅限於他所看到的病例，而在這些病例中，這樣的希望並沒有實現，那麼，依據理論，我敢說，這樣的機會太有限，不能盲目相信他們身上存在這種可能性。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個固定採用某種特定方法解決其內心衝突的人，在與他人建立某種關係時往往帶有他僵化的要求和「應該」、他特有的自以為是和脆弱、他的自我憎恨和外化，以及他想要獲得控制、屈服或自由的需要。因此，這種關係不是雙方能夠彼此愉悅、共同成長的媒介，而成了一種滿足其自身神經症需要的手段。308這樣一種關係對神經症患者的影響主要是減輕或增加其內心緊張，這取決於這種關係是滿足還是沒有滿足他的需要。例如，一個擴張型個體在處於支配地位或被一群崇拜者包圍時，可能感覺會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而自謙型個體則在不那麼孤立且覺得自己被他人所需要時，可能會繁榮發展。任何了解神經症痛苦的人肯定都清楚這種改善所具有的主觀價值。但是，這些改善並不一定就表明個體獲得了內心成長。通常情況下，它們僅僅表明：在合適的人際環境中，即使個體的神經症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他也會覺得相對輕鬆。 這種觀點也適用於基於機構、經濟狀況及政體形式的變化而產生的期望（這是一種與個人關聯不大的期望）。當然，一種極權政體能夠成功地阻止個體的成長，而且就其本質而言，它必定旨在阻止個體的成長。而且毫無疑問，只有那種能夠給予眾多個體儘可能多的自由去追求其自我實現的政體，才值得為之奮鬥。但是，即使外部環境發生了最為理想的改變，它們本身也不能讓個體獲得成長。它們只能給個體提供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所有這些期望中所涉及的錯誤並不在於高估了人際關係的重要性，而在於低估了內心因素的力量。人際關係雖然很重要，但它也無力根除一個泯滅了其真實自我的人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負系統。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自負系統再一次被證明是我們成長的敵人。 自我實現並不只是（或者甚至並不主要是）旨在發展一個人的特殊天賦。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一個個體作為人的潛能的逐漸發展。因此，它涉及——在其中心位置——個體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的發展。 * * * 注釋： [1]參見本書第五章有關自我輕視的討論。 [2]參見本書第一章。 [3]英國哲學家約翰·麥克默里（John Macmurray）在他的《理智與情感》（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一書中，從性道德的視角出發探討了這個問題，他提出，情感的忠誠是衡量性關係價值的標準。 [4]Janet M.Rioch, The Transferenc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sychiatry, 1945.「在治療過程中，患者會發現以前受到壓抑的那部分自我，這對於治療極有幫助。患者只有通過與分析學家建立起一種適於這種重新發現的關係，才能發現這部分自我。……在分析學家與患者之間的個人關係中，現實慢慢地『不再被歪曲』，自我也重新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