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十一章 放棄：自由的吸引力259

第三種解決內心衝突的主要方法，本質上指的是神經症患者撤出內心戰場，並宣稱自己對此毫無興趣。如果他能鼓起勇氣並保持一種「不在乎」的態度，那麼，他就會較少受到內心衝突的干擾，並能獲得一種表面的內心平靜。因為只有放棄積極的生活，他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似乎可以用「放棄」（resignation）一詞對這種解決方法進行恰當命名。從某種程度上說，「放棄」是所有解決方法中最為徹底的一種，也正是因為如此，它在大多數情況下能比較順利地進行。而且，由於我們對「健康」的感覺通常都比較遲鈍，因此常常將放棄者誤認為是「正常的」而讓其矇混過關。 放棄或許具有一種建設性的意義。我們可以想到許多較為年長的人，他們認識到雄心和成功本質上是徒勞無用的，因此降低了期望和要求從而讓自己變得成熟了一些，他們還通過捨棄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從而讓自己變得更為明智。在許多形式的宗教或哲學中，「捨棄不太重要的東西」往往會得到大力擁護，它們認為這是獲得更大精神發展和成就的前提條件：為了更接近上帝而放棄表達個人的意志、260性慾，以及對世俗利益的渴求。為了讓生命永存，而放棄對稍縱即逝之事物的渴求。為了獲得人類身上潛在的精神力量，而放棄個人的努力和滿足。 不過，對於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神經症解決方法來說，放棄意味著滿足於一種僅僅只是沒有衝突的平靜。在宗教實踐中，追求平靜並不是要放棄奮鬥和努力，而是要將它們引向更高的目標。對神經症患者來說，追求平靜則意味著放棄奮鬥和努力，而滿足於更少的東西。因此，他的放棄是一個退縮、限制和削減生活與成長的過程。 正如我們後面將會看到的，「健康個體的放棄」與「神經症患者的放棄」之間的區別並不像我剛剛所說的那樣截然分明。即使是神經症患者的放棄，其中也包含了積極的價值。但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往往是因為這一過程而產生的某些消極品質。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另外兩種主要的解決方法，就會更清楚這一點。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混亂的畫面：急切地想得到什麼、追逐著什麼，並對某種追求充滿了熱情——而不管這種東西是與控制有關，還是與愛有關。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希望、憤怒和絕望。即使是自大—報復型的人，雖然他們抑制了自己的情感而變得冷酷，但也迫切渴望——或者因為受到驅使而渴望——成功、權力與勝利。放棄的情景則與之相反，如果放棄的傾向持續存在，那麼生活就會一直處於低潮——一種沒有痛苦、沒有摩擦但也沒有激情的生活。 因此，我們絲毫不奇怪，神經症放棄的基本特徵顯著地表現為一種受到限制、逃避某物、不需要或者不願做的感覺。每一個神經症患者身上都存在某種程度的放棄。我在這裡將要描述的是對那些將放棄視為主要解決方法的人來說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放棄。 神經症患者撤出內心戰場的直接表現是他成了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的旁觀者。我曾將這種態度描述為一種緩解內心緊張的一般方法。261因為超然度外（detachment）是他普遍而顯著的態度，因此他也是他人的旁觀者。他的生活就好像是坐在交響樂團中，觀看著舞台上的戲劇表演，而坐在那個位置看戲劇大多數時候不會令人激動。雖然他不一定是個好觀眾，但他可能非常敏銳。甚至在第一次諮詢中，在一些相關問題的幫助下，他或許就能了解自己，當然其中充滿了大量偷偷的觀察。但是，他通常會補充說：這些我都知道，但這並不能改變什麼。當然什麼都不會改變——因為他的發現中沒有哪一項是他自身的體驗。做自己的旁觀者僅僅意味著：不積極主動地參與生活，並在無意識之中拒絕這樣做。在分析中，他通常會盡力維持同樣的態度。他可能極為感興趣，但那種興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可能停留在著迷的消遣水平上——什麼都沒有發生改變。 不過，有一件事是他甚至在理智上也要迴避的，那就是：看到自身任何衝突的危險。如果他猝不及防地看到了衝突，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捲入了某次衝突，他可能就會極度恐慌。但大多數時候他過於警惕，不會讓任何事情觸動他。一旦接近某個衝突，他對於整件事情的興趣就會逐漸消失。或者，他可能會證明這個衝突根本就不是衝突，從而說服自己擺脫衝突。當分析學家察覺到患者的「迴避」策略，並告訴他「看，這就是你那岌岌可危的生活」時，患者往往不太明白分析學家說的是什麼。對他來說，這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一種他所觀察到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他並未起到任何積極的作用。 第二個特徵與「不參與」密切相關，那就是：缺乏對成就的任何嚴肅認真的追求以及對努力的厭惡。我之所以把這兩種態度放到一起，是因為在放棄者身上，這兩種態度的結合是一種典型的現象。許多神經症患者都熱衷於取得某種成就，一旦受到限制不能取得該成就，他們就會感到惱怒。他在無意識之中既排斥成就，也拒絕努力。他常常最小化或者乾脆否認自己的優點，並滿足於自己的平淡無奇。指出與之相反的證據並不會讓他有任何改變。他可能會非常惱怒。分析學家是想讓他產生某種野心嗎？262是想讓他成為美國總統嗎？最後，如果他不得不意識到某些天賦的存在，他可能就會感到害怕。 而且，他也許能夠譜寫出優美的音樂，能夠繪畫寫書——在他的想像當中。這是消除抱負和努力的另一種方法。他可能真的有關於某個主題的很好的獨到見解，但要想將一篇論文寫出來往往需要做一些創新的艱苦工作，需要仔細思考這些見解並將它們組織到一起。所以，論文一直沒有動筆。他可能會有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想寫一部小說或者一個劇本，但卻一直等著靈感的出現。到那時，情節就會非常清楚，一切就會從筆端傾瀉而出。 此外，他也很擅長為自己不做事情尋找各種各樣的理由：嘔心瀝血、千辛萬苦地寫一本書有什麼好！枯燥無味的書不是已經有太多的人寫了嗎？將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來追求一件事情會不會減少其他方面的興趣，並因此導致自己視野狹隘？進入政界或者任何競爭性領域難道不會玷污品性嗎？ 這種對努力的厭惡態度可能會擴展到所有活動上。然後，它就會引起一種完全的惰性，稍後我們還會講到這一點。之後，他在做一些簡單的事情（比如寫信、讀書、購物）時也會表現得拖拖拉拉。或者，他可能會抵制內心的抗拒，慢騰騰地、無精打采地、毫無效率地做這些事情。一想到自己不可避免要做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處理工作中堆積起來的任務），他可能還沒開始做就已經感到厭倦了。 與此同時，他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還往往缺乏目標定向和計劃性。他這一生到底想做些什麼？他從未想過這個問題，而是輕易地將其拋諸腦後，就好像這根本就不是他的事一樣。在這一點上，他與自大—報復型個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通常會精心地制訂長期計劃。 在分析中，他的目標看起來不僅有限，而且消極。他覺得分析應該消除他那些令人困擾的症狀，如與陌生人在一起時的尷尬困窘、害怕臉紅或者害怕在街上昏倒。或者，他覺得分析應該消除他這個或那個方面的惰性，如閱讀困難等。263他可能也有一個遠大的目標，用他典型的模糊術語來說，這個目標是「寧靜」（serenity）。不過，這對他來說僅僅意味著沒有任何麻煩，也沒有任何令人惱怒、不安的事。自然，他覺得，只要是他希望得到的，不管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輕易獲得，而不會有任何痛苦或壓力。他覺得分析學家應該做到這一點。畢竟他是專家，不是嗎？分析應該像牙醫拔牙或者醫生打針一樣：他願意耐心地等著分析學家呈現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線索。如果患者不用說那麼多，那就更好了。分析學家應該擁有某種類似X光那樣的東西，掃一下就可以看到患者的想法。或者，分析學家可以採用催眠的方法，這樣就可以更快地解決問題——患者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當一個新的問題出現，想到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時，他的第一反應很可能是憤怒。就像我們在前面指出的，他可能並不介意觀察自己身上的東西。他一直介意的是改變的努力。 再深入一步，我們就可以看到放棄的本質了，那就是：對願望的限制（the restriction of wishes）。在其他類型的人身上，我們也能看到對願望的限制。但這種限制通常只針對某些方面的願望，如與人親近或者獲得勝利的願望。此外，我們還認識到了願望的不確定性，這主要是因為一個人的願望往往取決於他「應該」希望自己獲得的東西。所有這些傾向在這裡也都會起作用。在這裡，某個領域通常也會比另一個領域受到更大的影響。自發的願望在這裡也會因為內心指令而變得模糊不清。但除了這些以外，放棄者還會有意或無意地認為，最好不要有什麼願望或期待。有時候，這種觀念會伴隨一種有意識的悲觀人生觀，覺得不管怎樣人生都是徒勞，而且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為之努力。更多的時候，許多事情以一種模糊、懶散的方式看似乎很值得擁有，但卻引不起具體而鮮活的願望。即使有一種願望或興趣激起了他足夠多的熱情，穿透了「不在乎」的態度，它也會很快消失，並重新恢復為「一切都不重要」或者「沒有什麼東西應該重要」的平靜表象。這樣一種「不抱希望」可能涉及職業生活，也可能涉及個人生活——希望另找一份工作或升職、結婚、有房、有車或其他東西。這些願望的實現看上去主要還是一種負擔，264而且事實上會破壞他確實有的一個願望——不被打擾。「不抱希望」與前面提到的三個基本特徵密切相關。只有當他沒有任何強烈的願望時，他才能成為自己生活的旁觀者。而如果沒有追求願望的動力，他就很難有什麼抱負或者明確的目標。最後，沒有哪種願望強烈到足以證明需要為之努力。因此，這兩個明顯的神經症要求是：生活應該輕輕鬆鬆，沒有痛苦，無須努力；他應該不被打擾。 他特別迫切地表現出不依戀於任何事物，甚至到了完全不需要的程度。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東西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沒它不行的。喜歡某個女人，喜歡鄉下某個地方或者某些飲料，這都沒有問題，但不應該對此產生依賴。一旦他意識到一個地方、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失去這些，他就會很痛苦，那麼，他往往就會收回他的情感。誰都不應該覺得自己對他來說不可缺少，或者將他們之間的關係視為理所應當。如果他懷疑存在這樣的態度，通常就會退出。 就像他在成為自己生活的旁觀者和對一切都不抱希望的傾向中所表現出來的一樣，不參與的原則也會在他的人際關係中發生作用。他們的特點是超然度外，即在情感上與他人保持距離。他能享受疏遠的或者短暫的關係，但不應該投入感情。他不應該依戀於某個人，不應該需要他的陪伴、幫助或者與他發生性關係。這種超然度外的態度很容易維持，因為與其他類型的神經症個體相比，如果他對他人有期望的話，不管是好還是壞，他都不會期望太多。甚至在緊急關頭，他也可能想不起來向他人求助。與此同時，只要不讓他投入情感，他可能也很樂意幫助其他人。他不想得到甚至不期望他人的感激。[1] 性的作用存在很大差異。有時性對他來說是與他人建立聯繫的唯一橋樑。因此，他可能有許多短暫的性關係，但他早晚會退出這些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關係中不應該產生愛。265他可能完全清楚自己不想與他人發生牽連的需要。或者當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滿足時，他可能就會以此為理由來結束一段關係。因此，他會說，正是由於對某種新體驗的好奇心驅使著他靠近這個或那個女人，而現在他已經獲得了這種新體驗，那麼，這個女人對他來說就沒有吸引力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女人的反應可能與他對一處新風景或者新認識的一群人的反應完全一致。既然他已經了解了她們，她們便不再激起他的好奇心，因此他轉向了其他的東西。這不僅僅只是對他的超然態度的合理化。他比其他人更有意識，也更長久地將作為旁觀者的態度堅持下去，有時候，這可能會給人一種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假象。 與此同時，在有些情況下，他會將所有與性有關的東西從生活中剔除出去——甚至完全扼殺這方面的所有願望。因此，他可能甚至都沒有性幻想，或者，即使有這方面的幻想，一些未遂的幻想或許就是他全部的性生活了。所以，他與他人的實際接觸通常僅停留在保持距離的友善關心的水平上。 如果他確實擁有持久的關係，他當然也必須與對方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這個方面，他與自謙型個體截然相反，後者需要與伴侶融為一體。他保持距離的方式通常存在很大差異。他可能認為，性對於一種永久性的關係來說太過親密，因此這種關係中不應該有性；相反，他可能會與一個陌生人發生關係來滿足自己的性慾。與之相反，他可能會多多少少地將一種關係僅限於性接觸，而不與伴侶分享其他方面的經歷。[2]在婚姻中，他可能很關心對方，但從不親密地談論自己的事情。他可能堅持要求有一大段時間完全只屬於自己，或者獨自去旅行。他也可能會把一段關係限制在偶爾的周末或旅途中。 在這裡，我還想補充一句，這句話的重要性我們後面會理解。害怕對他人投入情感與缺乏積極情感並不是同一回事。266相反，如果他普遍抑制了自己的溫柔情感，那他就不必如此警惕了。他可能有屬於他自己的深刻情感，但他覺得這些情感應該停留在他內心的秘所。這是他的私事，與他人無關。在這個方面，他與自大—報復型個體不同，後者雖然也持超然的態度，但其在無意識之中卻把自己訓練成了不能有積極的情感。他與自大—報復型個體之間還有一點不同：他不想以任何形式與他人發生摩擦或者對他人動怒，而自負型個體卻很容易動怒，他往往能在衝突中找到自己的本性。 放棄者的另一個特徵是他對任何影響、壓力、威脅或束縛都高度敏感。這也是一個與他的超然態度相關的因素。甚至在他建立某種個人關係或者參與某種群體活動之前，他可能也會害怕持久的束縛。而有關他如何讓自己脫身這個問題可能從一開始就存在。在結婚前，這種恐懼可能會演變成恐慌。 實際上，被他視為威脅從而加以憎恨的東西是多樣的。它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合同，如簽訂租約或者任何一個長期合約；可能是身體受到的任何壓力，甚至是衣領、腰帶、鞋子；也可能是一種受阻的觀點。他可能憎恨他人期望或者可能期望從他身上得到的任何東西——比如聖誕禮物、信件，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時候讓他付錢等。這種憎恨可能會擴展到組織機構、交通規則、傳統習俗、政府干涉等。他之所以不公開反抗這一切，是因為他不是鬥士；但是，他通常會在內心反抗，並且可能會有意無意地以他自己的消極方式（不回應或者乾脆忘了）挫敗他人。 他對威脅的敏感與他的惰性以及「不抱任何希望」有關。由於他不想有任何改變，因此，不管他人期望他做什麼事情，他可能都會覺得是一種威脅，即使這件事情明顯是為他好，也是如此。與「不抱任何希望」的關係就更為複雜了。他害怕（而且他有理由害怕）任何人會將其更為強烈的願望強加到他身上，並用其更為堅定的決心把他捲入某件事情之中。但外化同時也在起作用。由於體驗不到自己的願望或偏好，當他實際上遵從自己的偏好時，他卻很容易覺得自己是在屈從於他人的願望。267我們舉日常生活中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一個人應邀參加一個晚會，而那天晚上他正好與女友有約，但當時他對這種狀況的體驗卻不是這樣的。他去見了女友，但同時又覺得他這樣做是「屈從於」她的願望，並憎恨她所施加的「威脅」。一個非常聰明的患者用寥寥數語概括了這整個過程的特徵：「人生來痛恨空虛。當你自己的願望沉寂時，他人的願望就會乘虛而入。」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句：他們現實的願望、所謂的願望或者他外化到他們身上的那些願望都會乘虛而入。 對威脅的敏感構成了分析中的一個真正困難——困難越大，患者就越消極、越抗拒。他可能會產生這樣一種持久的懷疑：分析學家想影響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種預定的模式。分析學家越不理解這種懷疑，那麼，當他不斷要求患者去嘗試時，患者的惰性就會越大，越不會去嘗試他所提出的任何建議。由於他認為分析學家是在對他施加不適當的影響，因此，他可能會駁斥任何或明或暗地攻擊他的某種神經症處境的疑問、陳述或闡釋。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導致這個方面更加難以取得進展，那就是：因為他討厭摩擦，所以長期以來都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懷疑。他或許只會覺得，這是分析學家的個人偏見或嗜好。因此，他沒有必要因此而感到困擾，而只需將其視為可以忽略之物而置之不理就可以了。例如，分析學家可能會建議患者應該審視一下他與其他人的關係。患者立馬便會警惕起來，並私下裡認為分析學家是想讓他合群。 最後，對變化的厭惡（對任何新事物的厭惡）也往往伴隨放棄。這在強度和形式上也存在很大差異。惰性越明顯，他就越害怕任何變化所帶來的風險以及為變化而做的努力。他寧願忍受現狀——不管是工作、生活環境的現狀，還是職員、配偶的現狀——而不願做出任何改變。他也從未想過自己也許能夠改善這種處境。例如，他可以重新擺放家具，安排更多的空閒時間，在妻子遇到困難時給予更多的幫助。當有人給他提出這樣的建議時，他通常會表現出有禮貌的淡漠態度。268他之所以表現出這種態度，除了惰性以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由於他對任何處境都不抱太多期望，因此改變的動機很小。而且，他往往認為事情是不可改變的。人就是這樣：這是他們的性格。生活就是這樣——這就是命。雖然他並不抱怨那些對大多數人來說難以忍受的處境，但他對事物的忍受看上去卻常常像自謙型個體那樣犧牲。但這種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它們來自不同的根源。 到目前為止，我所提到的這些有關厭惡變化的例子都僅涉及外部事件。不過，這並不是我把它列為放棄的一種基本特徵的原因。在有些例子中，放棄者很明顯地表現出了在改變環境事物方面的猶豫不決，但其他放棄者卻常常給人相反的印象——他們常常焦躁不安，無法安寧。但在所有例子中，都明顯存在一種對內心變化的厭惡。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適用於所有神經症患者[3]，但厭惡通常是需要處理和改變的特殊因素之一——大多數是那些與某種主要解決方法有關的因素。放棄者也是如此，但是，因為他靜止的自我概念深深地植根於他解決方法的本質之中，因此，他只要一想起變化這個詞本身便會感到厭惡。這種解決方法的本質是：退出積極的生活，退出積極的願望、努力和計劃，退出努力與行動。他常常把對自己的看法投射到他人身上，認為他人也不會變化，而不管他可能會如何大談特談發展變化——或者甚至理智上還欣賞這種想法。在他看來，分析應該是一種一次性的揭露（one-time revelation），一旦進行，便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一開始，他還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以新的視角解決問題，看到不斷變化的聯繫，並發現不斷更新的意義，直到找到問題的根源，並從內部改變某些東西）。 整個放棄態度可能是有意識的。在這種情況下，個體視之為更高超的智慧。依據我的經驗，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個體意識不到自己的放棄態度，但知道我們在這裡提及的一些方面——雖然就像我們馬上要看到的， 他可能會因為看待的視角不同而從其他方面來思考這些方面。269最為常見的是，他只能意識到自己的超然態度以及對威脅的敏感。但是，由於一直涉及神經症需要，因此，通過觀察當他遇到挫折時的反應，或者變得倦怠、疲憊、憤怒、恐慌、憤恨時的表現，我們便能認識放棄者之需要的本質。 對分析學家來說，了解這些基本特徵對於迅速把握整個情況非常有幫助。當其中某個特徵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就必須尋找其他的特徵，而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能找到它們。就像我在前面曾謹慎提出的，它們不是一系列毫無關聯的特徵，而是一個緊密交織在一起的結構。至少從其基本構成來講，它是一幅非常和諧統一的畫面，看上去就好像是被塗上了同一種色彩。 下面，我們將嘗試理解這幅畫面的動力及其意義和發展過程。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指出，放棄是一種通過退出內心衝突來解決這些衝突的主要方法。乍看之下，我們會得到這樣一種印象：放棄者基本上放棄了他的雄心壯志。這是放棄者自己經常強調的方面，他還常常將此視為整個發展過程的線索。從雄心壯志方面來看，他可能會發生很大改變，就此而言，他的成長經歷有時候似乎也能證實這種印象。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前後，他常常會做一些顯示其充沛精力和過人天賦的事情。他可能足智多謀，能夠克服經濟障礙，並為自己謀得了一席之地。他在學校里可能雄心勃勃，在班級名列前茅，在辯論賽或某次進步的政治運動中脫穎而出。至少在某一段時期，他常常表現得相對活躍，對許多事情都充滿了興趣，在這段時期中，他會反抗自己生活中的傳統，並想將來要有所成就。 接下來通常是一段痛苦的時期：焦慮、抑鬱，並因為某次失敗或者因為自己的叛逆個性從而捲入的不幸生活處境而感到絕望。在此之後，他生活的曲線似乎就慢慢變直了。人們說他已經「適應」了，並且安定了下來。他們評論說他年輕時心比天高，270但現在慢慢回歸了現實。他們說這是「正常的」歷程。但其他更富有思想的人卻為他擔憂。因為他好像同時也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對許多事情不再感興趣，而且似乎滿足於比他的天賦和機遇所能保證的少得多的東西。他怎麼啦？顯然，一個人的翅膀會因為一系列的災難或剝奪而折斷。但在我們所記得的例子中，環境並非完全不利，以至於要讓環境因素來承擔一切責任。因此，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必定是某種內心的痛苦。不過，這個答案也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我們記得有些人也經歷了同樣的內心混亂狀態，但擺脫的方式卻完全不同。實際上，這種變化並不是存在衝突而導致的結果，也不是衝突強度太大的結果，而是他為了與自己和諧相處而採取的方式所導致的結果。其中所發生的是：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內心衝突，然後採取了退卻的方式來解決這些衝突。為什麼他會用這種方式解決衝突，他為什麼能夠這樣做，這只是一個與他的過往經歷有關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後面會有更多論述。我們首先需要更加清晰地了解這種退卻的本質。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擴張性驅力和自謙性驅力之間主要的內心衝突。在之前三章我們所討論的這兩種類型的個體身上，這兩種驅力中有一種較為明顯，而另一種則受到了抑制。但如果放棄占據上風的話，那麼，我們所得到的有關這種衝突的印象就會與典型情況不同。擴張趨勢和自謙趨勢似乎都沒有受到抑制。只要我們熟悉它們的表現和含義，那就不難觀察到它們，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不難意識到它們。事實上，如果我們堅持將所有神經症分為兩類，即擴張型神經症和自謙型神經症，那麼，我們就會感到困惑，無法決定該把放棄型歸入哪一類。我們只能說，通常情況下，某種傾向會占據上風，因為它更接近意識或者更為強大。整個神經症患者群體的個體差異部分取決於哪種傾向處於上風。不過，有時候，這兩種傾向卻似乎處於一個相當平衡的狀態。 擴張傾向可能會表現在個體的誇張幻想中：在其想像中，他幻想自己能夠成就一番大事業，271或者是幻想自己具有某些優秀品質。而且，他常常有意識地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優越，並有可能在他的行為中表現出來，過分誇大自己的尊嚴。在他對自己的感覺中，他往往覺得自己是他那個驕傲的自我。但是，他所引以為傲的品質是為放棄服務的——這與擴張型個體截然不同。他常常驕傲於自己的超然態度、「堅忍」、自足、獨立、對威脅的厭惡，以及對競爭的不屑。他也可能完全意識到了自己的要求，並能有效地堅持這些要求。不過，它們的內容卻不同，因為它們源自他想要保護他的象牙塔的需要。他覺得自己有權利不讓其他人侵犯自己的隱私，不讓他們對自己有任何期望或者打擾自己，並且覺得自己有權利不用為生活奔波，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義務。最後，擴張傾向可能會表現在從基本放棄演化而來的一些次級發展中，比如他對於聲譽的珍視或者公開反抗等。 但是，這些擴張傾向不再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因為從他不再積極主動追求任何雄心勃勃的目標並為實現這些目標而積極努力這個意義上說，他已經放棄了自己的雄心。他決定不再需要它們，甚至不再試圖獲得它們。即使他有能力從事某種富有成就的工作，他在做這項工作時也會極其鄙視或無視周圍人的需要和評價。這是反叛者的特徵。他也不想為了報復或報復性勝利而做出何積極的或攻擊性的舉動，他已經放棄了追求實際掌控的驅力。事實上，只要一想到成為領導者、影響或操控他人，他就會感到非常不愉快，這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的超然態度相一致。 與此同時，如果自謙傾向很明顯，放棄者往往就會對自己評價過低。他們可能膽小怕羞，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他們還可能會表現出某些態度，要不是因為我們了解完整的自謙型解決方法，可能很難看出這些態度具有自謙的傾向。他們通常對他人的需要極為敏感，而且事實上可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幫助其他人，或者服務於某項事業。他們常常會對強加之物或攻擊毫無防備，寧願責怪自己也不願指責他人。272他們可能過分焦慮，絕不會讓自己傷害其他人的情感。他們還常常會表現得很順從。不過，對於自謙型個體來說，這後一種傾向的出現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情感的需要，而是因為他們需要避免摩擦。此外，他們身上還潛藏著恐懼，這表明他們害怕自謙傾向的潛在力量。例如，他們可能會表達這樣一種令人吃驚的信念：要不是因為他們冷漠，別人早就把他們碾碎了。 同我們在擴張傾向中所看到的一樣，自謙傾向更是態度，而不僅僅是積極、強大的驅力。賦予這些驅力一種狂熱特徵的愛的吸引力之所以缺乏，是因為放棄型個體通常已下定決心不需要他人，也不對他人有任何期望，他還決定不與他人發生任何情感上的糾葛。 現在，我們弄清了從擴張性驅力和自謙性驅力之間的衝突中退出的意義。當這兩種驅力中的積極因素被消除，它們便不再是相互對抗的力量，因此也就不再構成一種衝突。比較這三種主要的嘗試後，個體往往希望通過盡力排除這些相互對抗之力量中的一種來達到統一；而採取放棄型解決方法的個體則試圖將這兩種力量都凍結起來。而他之所以能夠這麼做，是因為他已經放棄了對榮譽的積極追求。他依然必須是他的理想化自我，也就是說，他那內含各種「應該」的自負系統一直在起作用，但是，他已經放棄了實現理想化自我的積極驅力——他已經放棄以行動來實現其理想化自我。 一種相似的凍結傾向也會對他的真實自我產生作用。雖然他依然想做自己，但由於他抑制了自己的主動性、努力、鮮活的願望以及奮鬥，所以他也抑制了追求自我實現的自然驅力。就其理想化自我和真實自我而言，他強調的都是現存的狀態（being），而不是獲得或者發展。但他仍想做他自己，這一事實使他得以在情感生活中保留某種自發性，與其他類型的神經症患者相比，他可能較少疏遠自己。他能夠對宗教、藝術、大自然——一些非個人的事物——產生強烈的個人情感。儘管他不允許自己在情感上與他人有任何牽連，但他通常情況下能夠對他人及他人的特殊需要產生情感體驗。273當我們將他與自謙型個體相比較時，保留下來的這種能力就更加明顯了。自謙型個體同樣不扼殺積極的情感，相反，他會培養積極的情感。但這些積極的情感會被誇大、歪曲，因為它們都服務於愛——服務於屈服。他想讓自己連同自己的情感一起消失，最終在與他人的融合中找到統一。而放棄型個體想把情感嚴格地控制在自己內心的私密處。與他人融為一體的想法，只是想想都會讓他覺得厭惡。雖然他並不清楚「做自己」這一概念的確切意義是什麼，而且事實上他也因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對此感到迷惑不解，但他還是想做他「自己」。 正是凍結（immobilization）這個過程使放棄具有了一種消極或靜止的特性。但在這裡，我們必須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給人的這樣一種靜止狀態的印象（靜止狀態是消極特性的特點）會不斷地受到新觀察的強化。但這種說法是否適合整個現象呢？畢竟，沒有人能夠僅憑消極特性活著。難道我們對放棄之意義的理解漏掉了什麼東西嗎？難道放棄型個體不會追求積極的東西嗎？他會為了獲得安寧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也仍然存在一種消極的特性。在採取其他兩種解決方法的個體中，除了這種想要獲得完整的需要外，還存在一種動力——某些賦予生活以意義的積極事物的強大吸引力：一種是掌控一切的吸引力，另一種是愛的吸引力。難道在放棄型解決方法中就沒有某個更為積極的目標所產生的同等吸引力嗎？ 當分析過程中出現這類問題時，仔細聽聽患者自己對此有什麼說法通常很有幫助。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患者告訴了我們一些東西，但我們沒有把這些東西太當回事。現在，讓我們再來聽聽患者告訴我們的東西，並更為仔細地審視一下患者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我們已經看到，他像其他所有人一樣，為了使自己的需要看起來更為高尚，也會裝飾自己的需要並使之合理化。但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的情況。有時候，他顯然把某種需要變成了美德，例如，把缺乏對奮鬥的渴求說成不屑於競爭，或者把自己的惰性說成不屑於做汗流浹背的繁重工作。隨著分析的深入，這些美化通常會慢慢消失，274他不再過多談及。但還有一些美化不那麼容易拋棄，因為它們顯然對他具有真正的意義。這些美化通常涉及他對獨立和自由的看法。事實上，那些我們從放棄的角度來看待的大部分基本特徵，如果從自由的角度看也說得通。任何較為強烈的依戀都會減少他的自由。需要也是如此。他會依賴這些需要，而這些需要很容易就會讓他同時也依賴於其他人。如果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對某一事物的追求中，那麼他就不能自由地去做其他有可能讓他感興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似乎能夠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對威脅的敏感性。他想自由自在，因此不能忍受壓力。 因此，如果分析過程中討論到這一問題，患者往往會做出一種積極防禦的姿態。人想要獲得自由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任何人在壓力下做事不是都會容易倦怠嗎？他的阿姨或者朋友不就是因為總是做他人期望他們做的事情而變得了無興趣或死氣沉沉的嗎？分析學家是不是想馴服他，強迫他遵循某種模式，從而讓他像一排一模一樣的安置房當中的一棟一樣，很難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他之所以從來都不去動物園，是因為他根本無法忍受看到動物被關在籠子裡。他只想在他高興時做他高興做的事。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部分觀點，其他的留到後面再討論。從他的這些觀點中，我們了解到：自由在他看來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這裡，分析學家觀察到了一個明顯的缺陷。既然患者已經竭盡全力凍結了自己的願望，那麼，他應當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因此，他往往什麼都不做，或者覺得什麼事情都不重要。不過，這並不會干擾到他，因為在他看來，自由主要就是不受他人干涉——不管這個「他人」是人還是機構，都是如此。不管是什麼使得這樣一種態度變得如此重要，他都打算捍衛到底。假如他對自由的看法看起來又是消極的——從什麼當中獲得自由，而不是為了什麼而爭取自由——那麼，它確實會對他產生吸引，而這種吸引力（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其他解決方法所沒有的。自謙型個體之所以相當害怕自由，是因為他需要依戀和依賴他人。275而擴張型個體渴望獲得這樣或那樣的掌控地位，因此常常會鄙視自由這種想法。 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這種自由的吸引力呢？它產生於哪些內心需要？它的意義何在？要想獲得一定程度的理解，我們必須回顧一下那些後來採取放棄方式解決其問題之人的早期經歷。這樣的兒童往往會遇到一些他無法公然反抗的限制性影響因素，因為這些影響因素要麼太過強大，要麼太不確定。他可能身處一種非常緊繃的家庭氛圍之中，可能在情感交流上極為封閉，以至於他無法施展個性，並有壓垮他的危險。與此同時，他可能得到喜愛，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喜愛讓他感到厭惡，而不是覺得溫暖。例如，有的家長太過以自我為中心，不理解孩子的需要，卻嚴格要求自己去理解孩子或者給予他情感支持。或者，有的家長情緒變化無常，一會兒對孩子熱情洋溢，充滿了溫情，一會兒又大發脾氣，無緣無故地罵他打他。簡而言之，他所處的環境會或明或暗地要求他這樣或那樣做，沒有充分考慮到他的個性，讓他面臨被吞沒的威脅，更不要說什麼鼓勵他的個人成長了。 所以，這個孩子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備受折磨：一方面試圖獲得情感和關心但卻徒勞無獲，另一方面又憎恨加在他身上的束縛。他解決這種早期衝突的方式通常是：退出與他人的關係。通常讓自己在情感上與他人拉開距離，他讓自己的衝突不再產生作用。[4]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喜愛，也不想反抗他們。這樣一來，他就不再因為對他人的矛盾情感而備受折磨，並與他們相處得相當和諧。此外，由於他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挽救了自己的個性，使之不至於被完全限制和吞沒。所以說，他早期的超然態度不僅是為了自身的完整統一，而且也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保持內心生活的完整。沒有了束縛，276他才有可能保持內心的獨立。但他必須要做的不僅僅是抑制自己的情感或反抗他人。他還必須收回所有那些需要他人去實現的願望和需要：他對於理解、分享經驗、情感、同情、保護的自然需要。不過，這有著非常深遠的含義。這意味著他必須獨自感受自己的快樂、痛苦、悲傷與恐懼。例如，他常常可憐但又拚命地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懼——對黑暗、狗等的恐懼——但不讓其他任何人知道。他訓練自己（自動地）不僅不表現出痛苦，而且不去感覺這種痛苦。他之所以不需要他人的同情或幫助，不僅是因為他有理由懷疑他們的真誠，而且還因為即使他人只是暫時性地給予他同情或幫助，它們也將成為他將受到危險束縛的警報信號。除了遏制這些需要之外，他還覺得不讓他人知道他看重些什麼更為安全，否則，他怕自己的願望會遭遇挫折，或者被當成一種讓他依賴於其他人的手段。於是，放棄過程的顯著特徵——收回所有的願望——開始出現。他依然知道自己喜歡某件衣服、某隻小貓或者某個玩具，但他通常不會再說出來。但慢慢地，就像他處理自身恐懼的方式一樣，他在這個問題上同樣也會覺得根本就不要有任何願望更為安全些。他實際的願望越少，他在收回這些願望時就越安全，他人就越難控制他。 到目前為止，因此而產生的現象還不是放棄，但它通常蘊含了放棄得以發展的萌芽狀態。即使情況一直保持不變，它也會嚴重危及未來的發展。我們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長，不與他人親近、發生摩擦。情況很難保持靜止不變。除非有利的環境使它好轉，否則，這個過程就會憑其自身動力而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就像我們在其他神經症發展中所看到的一樣。我們在前面曾提到過一種這樣的循環。一個人為了保持其超然態度，必須抑制其願望和追求。不過，「收回願望」的影響具有兩面性。它確實會讓他更獨立於其他人，但同時也會削弱他。它往往會削弱他的活力，並損害他的方向感。這樣一來，他用來對抗他人之願望和期望的東西就更少了。他必須加倍警惕任何的影響或干涉。277引用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一句妙語，他必須「精心打造自己的距離機器」。 對早期發展的主要強化通常來自內心過程。那種驅使其他人追求榮譽的需要在此也起了作用。如果他能一直堅持，那麼，他早期的超然態度就能消除他與其他人的衝突。但這種解決方法的可靠性往往取決於「願望的收回」，而且在早期階段，這個過程是波動起伏的，它還沒有發展為一種成熟的堅決態度。他仍然需要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東西，而不僅僅是滿足他內心的安寧。例如，當受到強烈的誘惑時，他可能就會捲入一種親密的關係之中。這樣一來，他的衝突就很容易被激發，而且他需要更多的完整性。但是，早期的發展不僅讓他出現了分裂，而且也使他疏離了自我，使他缺乏自信並覺得自己無法適應現實生活。只有保持一個安全的情感距離，他才能與他人交往；如果身處更為親密的關係之中，他就會由於不再反抗而遇到阻礙，而且還會受到抑制。因此，他同樣也會受到驅使，要從自我理想化中找到這些需要的答案。他可能也會嘗試在現實中實現其雄心壯志，但由於他自身的諸多原因，一遇到困難，他往往就會放棄追求。他的理想化意象主要是對這些已經得到發展的需要的美化。它由自信、獨立、安寧、沒有欲望和情感、堅忍、公正組合而成。在他看來，公正更是一種對「不做任何承諾」「不侵犯任何人之權利」的理想化，而不是對報復的美化（就像攻擊型個體的「正義」一樣）。 與這樣一種意象相對應的「應該」讓他陷入了新的危險之中。起初，他必須反抗外在世界以保護自己的內在自我，但現在，他要想保護自己的內在自我，就必須反抗這種可怕得多的內心暴行。其結果取決於他迄今為止所保護的內心活力的程度。如果內心活力強大，而且他似乎在無意識中已經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維持它，那麼，他依然能夠維持部分活力，只是他必須要付出代價：被迫接受我們在開始時討論過的那些限制——只能以退出積極生活、抑制自我實現的驅力為代價。 沒有臨床證據表明此處的內心指令比其他類型神經症的更加嚴格。278確切地說，其間的區別在於：由於他需要自由，因此這些內心指令讓他更加惱怒。為了應對這些指令，他採取的部分方式是將它們外化出去。由於他對攻擊有禁忌，所以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只能採取一種被動的方式——這意味著他人的期望（或者他自己的感覺）往往具有一種命令的性質，必須絕對服從。而且，他深信，如果他不順從他人的期望，他們就會冷漠無情地跟他對著幹。從本質上說，這意味著他不僅外化了自己的「應該」，而且將其自我憎恨也外化了出去。如果他不符合自己的「應該」，他人就會像他自己一樣嚴厲地與他對抗。而且，由於這種對敵意的預期是一種外化，因此無法用相反的經歷來補救。例如，一名患者長期以來感受到的都是分析學家的耐心和理解，但一旦受到脅迫，他可能就會覺得如果公開反抗的話，分析學家立刻就會拋棄他。 因此，他對外界壓力的原有敏感性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強化。現在，我們明白了為什麼他會不斷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脅，儘管後來的環境可能僅施加了極小的壓力。此外，他的「應該」的外化，雖然緩解了內心的緊張，但同時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一種新的衝突：他應該順從他人的期望；他不應該傷害他人的情感；他必須緩和他們對他的意料之中的敵意——但與此同時，他還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種衝突常常體現在他對他人的矛盾反應中。它有許多變體，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將順從與反抗混合到了一起。例如，他可能有禮貌地遵從某個要求，但卻又會忘掉或者推遲去做。這種遺忘現象可能會達到一種令人不安的程度，以至於他只能靠一本記事本，記下各種約會或者要做的事情，才能維持有條理的生活。或者，他會敷衍地順從他人的願望，但卻又在心裡毫無意識地破壞這些願望。例如，在分析中，他可能遵從某些明顯的規則（比如準時、說出內心的真實想法等），但對所討論的東西卻不加理解，以致分析工作毫無成效。 這些衝突不可避免會給他的人際關係造成一種壓力。279有時候他自己也可以意識到這種壓力。但是，不論他自己是否意識到這種壓力，它都確實會強化他從與他人的關係中退出來的傾向。 在那些沒有被外化的「應該」方面，他用來反抗他人之期望的消極抵制也會起作用。只要想到他應該做什麼事情，通常就足以讓他無精打采。如果「應該」只是局限於他心底所厭惡的一些活動，如參加社交聚會、給某些人寫信、讓他付錢等，那麼，這種無意識的靜坐抗議就沒有那麼重要。但是，他的個人願望消除得越徹底，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壞的還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就越可能被當成他應該做的事情：刷牙、讀報、散步、工作、吃飯或者與女人發生性關係等。於是，所有事情都會遭到無聲的抵制，從而導致一種普遍的惰性。因此，活動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或者更常見的情況是在壓力之下進行。所以，他毫無成效，容易疲憊或者遭受長期疲勞的困擾。 在分析中，當這一內心過程變得清晰可見時，我們便可以看到，有兩個因素使得該過程永久存在。只要患者不求助於自己的自發能量，他就有可能充分認識到這種生活方式碌碌無為，且令人不滿，但他看不到改變的可能性，因為——就像他感覺到的那樣——如果不是他自己鞭策自己，他根本什麼都不會去做。另一個因素是他的惰性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在他看來，他的「心理癱瘓」已經變成了一種無法改變的痛苦，他利用它來迴避自我譴責和自我輕視。 因此而產生的對「不活動」的重視，也會受到另一來源的強化。就像他解決衝突的方法是將其凍結一樣，他也會盡力使其「應該」失去作用。他常常通過迴避那些困擾他的環境，從而使「應該」失去作用。因此，這也是他迴避與他人接觸、迴避認真追求某物的另一個原因。他遵從了無意識中的這個座右銘：只要什麼事情都不做，他就不會違背任何「應該」和禁忌。280有時候，他認為自己的任何追求都會侵犯他人的權利，這樣一來，他便將這些迴避行為合理化了。 內心過程通過這許許多多的方式不斷強化最初那種超然的解決方法，而且逐漸產生了各種複雜的混亂現象，並最終導致「放棄」的出現。這種狀況無法治療——因為改變的動機很小——如果不是因為自由的吸引力中存在積極因素的話。與其他人相比，這些積極因素在其身上占據上風的患者往往對內心指令的有害性有更為直接的了解。如果條件有利的話，他們可能很快就會因為自己實際所受的束縛而認出這些指令，並有可能立場鮮明地做出反抗。[5]當然，這樣一種有意識的態度本身並不能消除它們，但對於逐漸克服它們卻有很大的幫助。 現在，如果從保持完整的角度回顧「放棄」的整個結構，我們便可以觀察到一些一致的現象，這些現象頗具意義。首先，真正超然之人所具有的完整性總是會引起一位警惕的觀察者的注意。我本人作為這樣一位觀察者一直以來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我以前沒有認識到它是這個結構固有的核心部分。持超然態度的放棄者由於對影響和親密關係的蔑視和警惕，因此可能會表現得不切實際、遲鈍懶散、毫無效率、難以相處，但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思想與情感——在某種程度上——往往仍具有一種基本的真誠和天真，它們不會因為權力、成功、奉承或「愛」的引誘而被誘惑或腐化。 而且，我們在保持內在完整性的需要中，還看到了這些基本特徵的另一個決定因素。一開始，我們看到，這些迴避和限制都是為了獲得完整性。接著，我們看到，它們也取決於一種對自由的需要（雖然我們還不知道它的意義所在）。現在，我們明白了，他們為了保持其內心生活不被破壞、不被玷污，他們需要沒有糾葛，不被影響，沒有壓力，也沒有雄心和競爭的束縛。 患者通常不會談論這一關鍵問題，對此我們可能會迷惑不解。281事實上，他會以許多間接的方式表明，他想保持「自己」，害怕分析會使他「失去個性」，害怕分析會使他同其他任何人沒有區別，害怕分析學家一不小心會按照他自己（即分析學家）的模式來塑造他，等等。但分析學家常常領會不到這些話的全部含義。這些話的語境表明，患者想要保持的要麼是他神經症的現實自我，要麼是他誇大的理想化自我。而且，患者實際上是想捍衛自己的現狀。但是，「他堅持成為自己」也表明他迫切地關注保持真實自我的完整性，儘管他還不能對此加以界定。只有通過分析工作，他才能明白這樣一個古老的真理：一個人必須先失去自己（神經症的美化自我），才能找到自己（真實自我）。 這個基本過程產生了三類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第一類是一貫放棄（persistent resignation），即相當一致地選擇放棄及其結果。第二類是反抗（rebellious group），自由的吸引力把消極抵制變成了一種更為積極主動的反抗。第三類是膚淺生活（shallow living），惡化過程占據上風，並導致膚淺的生活。 第一類的個體差異與擴張傾向或自謙傾向的普遍程度，以及從活動中退出的程度有關。雖然已經刻意把自己訓練得在情感上與他人拉開距離，但有些人還是能夠為他的家人、朋友或者工作上接觸到的人做一些事情。而且，很可能正是因為其公正無私，他們往往能夠提供有效的幫助。與擴張型個體和自謙型個體都不同，他們並不期望得到他人太多的回報。與後者相反，如果他人將他們的樂於助人誤解為是個人情感，而且，除了提供幫助之外還向他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們就會非常生氣。 儘管對活動有所限制，許多這樣的人還是能夠做日常工作的。但他們常常會覺得這是一種壓力，因為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違背了內心的惰性。一旦工作越積越多，需要他積極主動，或者關係到為某事或者為反抗某事而鬥爭，這種惰性就會變得更加顯著。282做日常工作的動機通常很複雜。除了經濟上的需要和傳統的「應該」之外，往往還存在一種幫助他人的需要，儘管他們自己是放棄者。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種消除他們獨處時產生的無用感的手段。他們常常不知道如何打發自己的空餘時間。對他們來說，與他人接觸壓力太大，因此沒什麼樂趣可言。他們喜歡獨處，但沒有效率。甚至是讀本書，也會遭到內心的抵抗。因此，如果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話，他們就會做夢、思考、聽音樂或欣賞大自然。他們大多數情況下意識不到內心潛藏的對無用的恐懼，但會不由自主地以某種方式安排自己的工作，使自己幾乎沒有空餘的時間。 最後，惰性及與之相伴隨的對日常工作的厭惡可能普遍存在。如果沒有經濟來源，他們可能會做一些臨時的工作，要不然便淪落到過寄生生活的地步。或者，如果有適當的經濟收入，他們就會極力限制自己的需要，這樣便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了。不過，他們所做的事情通常具有興趣愛好的性質。或者，他們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屈從於一種完整的惰性。這一結果在岡察洛夫（Goncharov）筆下令人難忘的奧勃洛莫夫（Oblomov）身上得到了精彩的體現，他甚至對穿鞋都恨之入骨。他的朋友邀請他去其他幾個國家旅遊，並為他做好了一切細緻的準備。奧勃洛莫夫想像自己到了巴黎，到了瑞士的高山上，而我們一直有這樣一個懸念：他到底去還是不去？當然，他沒有去。只要一想到要面臨各種吵鬧的到處走動和各種不斷變化的景象，他就覺得難以忍受。 即使沒有到如此極端的地步，一種普遍存在的惰性中往往也存在惡化的危險，這一點也體現在了奧勃洛莫夫及其僕人後來的命運中。（因此，從這裡將過渡到第三類，即膚淺生活。）之所以說它也很危險，是因為它不僅會產生對行動的阻抗，而且還會擴展到對思想和情感的阻抗。因此，思想和情感都有可能會變得完全被動。某次談話或者分析學家的某些評論可能會讓患者產生某些想法，但由於它調動不了精力，因此很快就會消失。某次拜訪或者某封信件也許會激發某種積極或消極的情感，283但同樣不久之後便會消失。一封來信或許會激發回信的衝動，但如果不馬上行動，便很快就會忘記這件事。在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思維的惰性，這種思維惰性對分析工作來說往往是一個極大的障礙。簡單的心理操作也變得極為困難。因此，不管一小時面詢中討論了什麼，患者都有可能會統統忘掉——這不是因為任何具體的「阻抗」，而是因為患者將討論的內容視為異物存儲在了大腦中。有時候，他在分析中會覺得無助、混亂，在閱讀和討論某些困難問題時也是如此，這是因為把各種信息聯繫起來所帶來的壓力太大了。有名患者在夢中表達了這種漫無目標的混亂狀態：他夢到自己到了世界各地。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打算去這些地方；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到達那兒的，也不知道自己從那兒到哪兒去。 惰性越普遍，個體情感受它影響的程度就越大。他需要更為強烈的刺激才能引起他的反應。公園裡一片美麗的樹林已經不再能夠引起他任何的感受，他需要的是一種繽紛的日落情景。這樣一種對情感的惰性中往往包含悲劇的成分。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那樣，放棄型個體為了保持其情感的真實與完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擴張傾向。但如果走向極端，這一過程就會抑制他想要保持的那種活力。因此，當他的情感生活變得麻木時，他的情感就會枯竭，而他因此要比其他患者承受更大的痛苦，這可能是他確實想要改變的一件事情。隨著分析的深入，一旦他總體上變得更為積極主動，他有時可能就會感覺到自己的情感更有活力了。但即便如此，他也不願承認自己的情感枯竭其實只不過是自己身上普遍存在之惰性的一種表現，因此也不願意承認只有減少惰性才能改變情感枯竭的狀況。 如果某種活動得以維持，生活條件也相當合適，那麼，「一貫放棄」就可能會給人一種靜止不變的印象。放棄型個體的許多特點結合到一起，就導致它讓人產生了此種印象：他在奮鬥追求及期望方面的抑制、他對於改變及內心鬥爭的厭惡，以及他容忍事物的能力等。不過，有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自由對他的吸引力——影響了這一切。事實上，放棄者是一個被制服的反抗者。到目前為止，我們在研究中已經看到，284這種品質表現在一種對內外壓力的消極抵制中。但它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轉變成一種積極的反抗（active rebelliousness）。至於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則往往取決於擴張傾向和自謙傾向的相對力量，也取決於個體盡力挽救其內心活力的程度。他的擴張傾向越強烈，越有活力，他就越容易對生活中的限制感到不滿。如果對外在環境的不滿占據上風，那麼它主要就是一種「對抗性的反抗」。或者，如果他對自己的不滿占據上風，那麼，它就主要是一種「為爭取什麼而做出的反抗」。 環境情況——家庭、工作——可能會變得令人極其不滿，以至於個體最終再也無法忍受，並以某種形式公然反抗。他可能會離開家庭或者放棄工作，對周圍與他有關聯的任何人以及傳統習俗、機構等都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攻擊性。他的態度是：「不管你對我有什麼樣的期望，也不管你怎麼看我，我根本都不在乎。」這可能會以多少有些文雅的方式表現出來——或者以多少有些無禮的形式表現出來。從社會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極為自私的發展。如果這種反抗主要指向外部，那它本身就不是具有建設性的一步，而且，儘管它釋放了個體的精力，但也會驅使他更加遠離自我。 不過，這種反抗更可能是一種內在過程，主要對抗內心的暴行。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它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往往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而不是狂暴的反抗；是一種演變，而不是變革。因此，個體在自身的束縛之下，痛苦日益加深。他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有多困難，他是多麼不喜歡自己的生活方式，多麼不願意遵守規則，而且事實上多麼不在意周圍的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標準或道德標準。他越來越熱衷於「成為自己」，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成為自己」是一種將抗議、自負以及真實成分混到一起的奇怪混合物。他的能量得到了釋放，而且他能採用自己擅長的方式讓自己富有成效。在《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毛姆通過畫家斯特里克蘭德（Strickland）這個人物描寫了這樣一個過程。高更（Gauguin，斯特里克蘭德這個人物基本上是以高更為原型刻畫的）以及其他一些藝術家似乎都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285創造物的價值自然往往取決於所擁有的天賦和技巧。不用說，這不是變得富有成效的唯一方式。這是以前受到遏制的創造力得以自由發揮的一種方式。 儘管如此，在這些情況下，解放的程度也是有限的。獲得這種解放的人依然具有放棄者的許多特徵。他們依然必須小心地守護著自己的超然態度。他們對世界的整個態度還是防禦性或攻擊性的。他們對待自己個人生活的主要態度依然是漠不關心，只有一些與其成效有關的問題，才會令他們興奮。所有這些都表明，他們其實並沒有解決自己的衝突，而只是找到了一種可行的妥協方法。 這個過程在分析中也可能會出現。因為它畢竟產生了一種明顯的解放，所以，一些分析學家[6]認為這是一種極為理想的結果。不過，我們必須記住：這只是部分的解決方法。深入研究「放棄」的整個結構，不僅會釋放創造性能量，而且還會使個體總體上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與自己以及他人保持聯繫。 從理論上看，積極反抗的結果表明了自由的吸引力在「放棄」結構中至關重要的意義，也表明了它與維持自主內心生活之間的關係。與此相反，現在我們將會看到，一個人越疏離自我——他與自我的疏離程度越大——自由就越沒有意義。個體由於退出了自己的內心衝突，遠離了積極的生活，對自身的成長也不再產生積極的興趣，因此，他也將面臨脫離其深刻情感的危險。於是，在「一貫放棄」中已經成為一個問題的無用感（feeling of futility）往往就會導致對空虛的恐懼，不斷地對個體產生干擾。對奮鬥追求和有目標定向之活動的抑制往往會導致個體失去方向，結果就會隨波逐流。他堅持認為生活應該是輕鬆的，應該沒有痛苦、摩擦，這種堅持可能會成為一種腐化因素，286特別是當他屈服於金錢、成功及聲譽的誘惑時，更是如此。一貫放棄意味著生活將受到限制，但並不是毫無希望，人們還是有賴以生存的東西。但當他們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深度與自主權時，放棄的消極特性便會保留下來，而其積極價值會逐漸消失。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才會覺得毫無希望。他們往往會走到生活的邊緣。這就是最後一類（即膚淺生活）的特徵。 所以說，一個以離心的方式遠離自己的人，往往會失去其情感的深度和強度。他對他人的態度會變得毫無區別。任何人都可以是「非常好的朋友」「這樣的一個好人」「這樣一個漂亮的姑娘」。但眼不見，心不想。如果他人激怒了他，哪怕是最輕微的挑釁，他也可能甚至懶得去審視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便對他們失去了興趣。超然度外的態度會不斷惡化，最終發展成為一種毫不相干的態度。 同樣，他的樂趣也開始變得膚淺起來。性交、吃飯、喝酒、聊八卦、遊戲或政治構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喪失了理解本質的能力。興趣變得越來越膚淺。他不再有自己的判斷或信念，而是一味地人云亦云。他常常被「人們」的想法嚇到。除此之外，他還失去了對自己、他人以及任何價值觀的信任。他開始變得憤世嫉俗起來。 我們可以區分「膚淺生活」的三種形式，它們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對某些方面的強調不同。一種是強調樂趣（fun），強調玩得開心。這種形式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對生活充滿了熱情，它完全不同於「放棄」的基本特徵——不需要。但這種情況下的動力不是迫切追求享樂，而是需要通過一些快樂的事情讓自己轉移注意力，從而壓住一種令人痛苦的無用感。我在《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上看到了下面這首題為《棕櫚泉》（Palm Springs）的小詩[7]，它描繪了有閒階層對樂趣的追求： 啊，給我一個家， 那裡有百萬富翁在閒逛， 還有可愛迷人的小姑娘在玩耍。287 沒有妙語珠璣， 我們每天都在聚攏金錢。 不過，這絕不僅限於有閒階層，而且也包括收入有限的社會階層。畢竟，是在昂貴的夜總會、雞尾酒會和劇院找「樂趣」，還是在家中喝酒、打牌、聊天找「樂趣」，這僅僅只是一個金錢的問題。此外，這還有可能更局限於集郵、當美食家或看電影上。只要它們不是生活的唯一真實內容，所有這一切都不成問題。「享樂」不一定要參加社交，它也可以是看神秘小說、聽收音機、看電視或者做白日夢等。如果樂趣就是參加社交活動的話，那就必須嚴格避免兩件事情：一是任何時間的獨處，二是嚴肅的交談。後者常常被視為極不禮貌的行為。憤世嫉俗被披上了一層「寬容」「豁達」的薄外衣。 第二類強調的是聲望或投機的成功。對奮鬥和努力的抑制（這是放棄者的特徵）在此沒有任何消減。其動機很複雜。一部分是希望有了錢，生活便可以容易一些；一部分是需要人為地提高自尊，因為這類膚淺生活的人已沒有了自尊。不過，由於他們已經喪失了內心的自主，因此只能通過抬高他人眼中的自己來提高自己的自尊。有人寫書，是因為這本書可能暢銷；有人結婚是為了錢；有人加入某個政黨，是因為這個政黨可以提供某些有利條件。他們的社交生活很少強調樂趣，而更多強調隸屬於某些圈子或去過某些地方的聲譽。唯一的道德準則是聰明地矇混過關而不被發現。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羅慕拉》（Romola）一書中精彩地刻畫了蒂托（Tito）這樣一個機會主義者。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對衝突的逃避、對舒適生活的堅持、不做任何承諾的狀態，以及道德的逐漸墮落。隨著道德品質的日益敗壞，道德墮落並非偶然，而是必定會發生。 第三種形式是「適應良好的」自動化機器（「well-adapted」automation）。在這裡，由於喪失了真實的思想與情感，因此往往會導致個性的普遍消退，288這在馬昆德的許多人物形象中已經得到充分的描述。因此，這樣的人會與他人相處得很好，並遵從他人的規則與傳統習俗。他的所感、所想、所做、所信正是他人希望他去感、想、做、信的，或者是周圍環境認為對的事情。這種人的情感麻木並不比其他兩類更為強烈，但更為明顯。 埃里希·弗洛姆[8]詳細描述了這種過度適應，並看到了它的社會意義。如果我們將膚淺生活的另兩種形式也包括進來（我們也必須這樣做），那麼這種意義就更大了，因為這種生活方式出現的頻率極高。弗洛姆清楚地看到這種人與一般的神經症患者不同。這種類型的個體不像一般的神經症患者那樣容易受到驅使，他們也不會明顯受到衝突的干擾。此外，他們通常也不會表現出像焦慮、抑鬱這樣的特殊「症狀」。簡言之，他們給人的印象是：沒有因為某些障礙而感到痛苦，但他們往往缺了些什麼。弗洛姆斷定，這些是小毛病，而不是神經症。他認為，這些小毛病並非生來就有，而是早期生活中受到了權威人物的壓制所致。他所說的小毛病與我所說的膚淺生活，似乎只是說法不同而已。但就像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說法的不同往往源於對某一現象之意義的理解的顯著差異。事實上，弗洛姆的觀點提出了兩個有趣的問題：膚淺生活是一種與神經症毫不相關的狀況，還是我在此所提出的神經症過程的結果？沉溺於膚淺生活的人真的沒有深度、道德品質和自主性嗎？ 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我們來看看分析觀察的結果如何。因為這種類型的人可能會前來求助於分析，因此我們可以對他們進行觀察。如果膚淺生活的過程已得到充分發展時，那當然就不存在治療的動機。但是，當這個過程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時，他們還是有可能想接受分析的，因為一些身心障礙、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工作中的抑制現象，以及與日俱增的無用感會讓他們感到困擾。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的狀況越來越糟糕，並因此而感到焦慮不安。289在分析中，我們對他們的最初印象已經從一般好奇心的視角做過描述。他們總是停留在表面，似乎缺乏好奇心理，經常油嘴滑舌，只對與金錢或聲望有關的外部事務感興趣。所有這些都讓我們認為，他們的經歷遠不止我們眼中所看到的這些。就像前面就趨向放棄的一般行動所描述的一樣，在以前的某一段時期（青春期或青春期前後），他們曾有過積極的對奮鬥之追求，而且情感上經歷了一些痛苦。這不僅表明這些狀況開始出現的時間比弗洛姆所假定的要晚一些，而且還表明它是神經症所導致的結果（這種神經症在某個階段非常明顯）。 隨著分析的深入，在他們的清醒生活與夢境之間常常會出現一種令人不解的矛盾。他們的夢清楚表明了其情感的深度和混亂。這些夢（而且常常也只有這些夢）會揭示一種深藏心底的悲傷、自我憎恨、對他人的憎恨、自憐、絕望、焦慮等。換句話說，在平靜的表面之下，隱藏著一個充滿了衝突和激情的世界。我們試圖喚醒他們在夢中表現出來的興趣，但他們往往將其拋置一邊，不予理睬。他們好像生活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世界裡。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並非生來膚淺，而是迫切地想避開自己的深度。他們匆匆瞥一眼便緊緊地閉起雙眼，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之後不久，各種情感可能會突然從被拋棄的深淵中奔涌而出，出現在他們清醒的生活中：某個記憶可能會讓他們大哭一場，某種懷舊感或宗教情感可能會出現——然後消失。後來的分析工作證實了這些觀察結果，這不僅與弗洛姆提出的「小毛病」概念相矛盾，而且還表明了一種要逃避其內在個人生活的決心。 如果把膚淺的生活視為神經症過程的一個不幸結果，那麼，無論在預防方面還是治療方面，都會讓我們更為樂觀一些。目前膚淺生活出現的頻率極高，因此，最為可取的做法是：將其視為一種障礙並進而阻止其發展。膚淺生活的預防與神經症的一般預防措施相一致。在這方面人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且很明顯這些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學校里。 對放棄型患者的任何治療，首先要做到的是：290將這種狀況視為一種神經症障礙，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種體質特徵或文化特徵從而置之不理。後一種觀點意味著它是不可改變的，或者它不屬於精神病學家要解決的問題範疇。不過，與其他神經症問題相比，它較不為人所知。它之所以較少引起人們的興趣，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這個過程中出現的許多障礙雖然可能會限制一個人的生活，但這種限制並不十分明顯，因此並不急於治療。另一方面，這一背景下可能產生的障礙總體上與基本過程沒有關聯。其中，精神病學家完全熟悉的唯一因素是超然態度。但放棄是一個包含更廣的過程，在治療中，它會呈現出具體的問題和具體的困難。只有充分了解放棄的動力和意義，這些問題才能被成功地解決。 * * * 注釋： [1]更多關於這種超然態度之本質的內容，可參見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2]弗洛伊德觀察到了這種特殊現象；他認為這種現象只出現在男性身上，是其戀愛生活中發生的奇怪現象。弗洛伊德試圖根據他們對母親的一種分裂態度來解釋這種現象。Sigmund Freud,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Collected Papers, Ⅳ. [3] Karen Horney, Self-Analysis.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42. [4]參見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5]參見「Finding the Real Self：A Letter with a Forewo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Ⅸ, 1949。 [6]參見丹尼爾·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於1943年在紐約醫學院上朗讀的論文《神經症模式的運行，以及它對創造性掌控、性能力的歪曲》（The Motion of the Neurotic Pattern; Its Distortion of Creative Mastery and Sexual Power）。 [7]引自「Palm Springs: Wind, Sand and Stars,」by Cleveland Amory。 [8]Erich Fromm,「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 of Neuro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