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八章 擴張型解決方法：掌控一切的吸引力187

在所有的神經症發展中，與自我的疏離都是核心問題；而且在所有神經症的發展中，我們都發現了對榮譽的追求、應該、要求、自我憎恨以及各種用以緩解緊張的方法。但是，我們還不太清楚這些因素在特定的神經癥結構中究竟是怎樣起作用的。要想清楚了解這一點，有賴於個體找了哪種方法來解決他的內心衝突。不過，在對這些解決方法進行恰當描述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自負系統所產生的內在群體以及內在群體所引起的各種衝突。我們知道，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往往存在一種衝突。但就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自負系統本身內部也會出現一種主要的衝突。自我美化與自我輕視並不會構成衝突。事實上，只要我們僅僅根據這兩個關於我們自身的大相徑庭的形象來思考問題，我們就會認識到這兩種自我評價雖然彼此矛盾，但也相互補充——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衝突的驅力。如果從不同的視角出發，並將關注的焦點放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們是怎樣體驗自己的——那麼，我們所了解到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 內在群體常常會導致一種對於同一性的基本的不確定感。188我是誰？我是驕傲的超人——還是卑微、有罪且極其卑劣的東西？個體通常不會有意識地提出這樣的問題，除非他是一位詩人或哲學家。但這種困惑、迷惘依然會出現在他的夢境之中。這種身份的喪失在夢中可能會直接簡明地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做夢者可能會夢到自己丟了護照，或者當有人要求他證明自己的身份時，他卻無法證明自己是誰。或者，他可能會夢到一位老朋友，但對方的形象卻與他記憶中的樣子完全不同。或者，他可能會夢到自己在看一幅畫像，但畫框裡裝著的卻只是一張空白的油畫布。 更常見的情況是，做夢者不會明確地對自己的身份問題感到困惑，相反，他會用各種不同的象徵來表示自己：不同的人、動物、植物或者無生命的物體。在同一個夢中，他可能既是加拉哈德騎士（Sir Galahad），又是危險的怪獸；既是被綁架的受害者，又是綁匪歹徒；既是罪犯，又是獄警；既是法官，又是被告；既是拷問者，又是被拷問者；既是受驚嚇的孩子，又是響尾蛇。這種自我戲劇化（self-dramatization）表明，在一個人身上往往有多種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認識這些力量的過程中，解釋（interpretation）可能非常重要。例如，如果做夢者有順從的傾向，那麼，這種傾向可能就會通過夢中出現的一個順從者的角色表現出來；如果他有自我輕視的傾向，那麼，在夢中可能就會通過廚房地板上的蟑螂表現出來。但是，這並非自我戲劇化的全部意義所在。自我戲劇化會發生（在此提及的原因）這一事實也表明，我們有能力體驗自己的不同自我。一個人在白天的生活中以這種方式體驗自己，在夢裡又以那樣的方式體驗自己，在這兩種體驗自己的方式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能力的表現。在清醒的時候，他可能是智多星，是人類的拯救者，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但在夢裡，他又可能是變態的怪物、唾沫飛濺的白痴，或者是一個躺在陰溝里的被遺棄者。最後，即使一名神經症患者能以一種有意識的方式體驗自己，他也可能會一下子覺得自己擁有傲慢的全能感，一下子又會覺得自己是社會的渣滓。在酗酒者身上（但絕非僅限於酗酒者），這種情況尤為明顯：他們一會兒覺得自己身處雲端、189指點江山、大許其諾，但過一會兒又會覺得自己是卑賤潦倒、畏縮不前之人。 這些體驗自己的多種方式通常與既存的內在形態相一致。神經症患者一般不考慮更為複雜的可能性，他能夠感覺到自己美化過的自我、受鄙視的自我，有時候還可以感覺到自己真正的自我（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真正自我）。因此，他事實上必定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不確定。只要內在群體存在，「我是誰」這一問題便確實無法回答。而在這個節點上，讓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不同的自我體驗必定會產生衝突。更確切地說，由於神經症患者完全將自己等同於優越、驕傲的自我和受人蔑視的自我，因此，不可避免會產生衝突。如果他將自己體驗為一個優人一等的存在，那麼，他往往就會擴大自己的努力，過分相信自己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往往或多或少地公開表現他的驕傲自大、勃勃雄心、爭強好鬥和苛刻要求；他會自大自滿，蔑視他人；而且還會要求他人對他表示崇拜或盲目服從。相反，如果他在內心之中把自己視為順從的自我，那麼，他往往就會覺得無助，順從他人，取悅他人，依賴於他人，並且渴望得到他人的喜愛。換句話說，完全認同於一種或另一種自我，不僅會帶來兩種截然相反的自我評價，而且還會導致兩種截然相反的對待他人的態度、相反的行為方式、相反的價值標準、相反的驅力以及相反的滿足種類。 如果這兩種體驗自己的方式同時起作用，那麼，個體必定會覺得好像有兩個人正朝兩個相反的方向用力拉他。而這正是完全認同於兩個既存自我的意義所在。這不僅只是一種衝突，而且是一種具有足夠的力量能夠將他撕裂的衝突。如果他沒有成功地緩解因此而產生的緊張，那麼，焦慮必定會產生。之後，他可能就會借酒精來緩解焦慮（如果他在遇到其他問題時也是這樣處理的話）。 但通常來講，就像遇到任何劇烈衝突的情況一樣，尋求解決問題之方法的嘗試也會自動產生。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其中一種是《化身博士》的故事中所提出的。傑基爾博士（Dr.Jekyll）認識到，自己有正反兩面190（大致可將其描述為具有罪惡的一面和聖潔的一面，而這兩面都不是他本人），而且這兩面永無休止地不停交戰。「我告訴自己，如果雙方能各居其所，那麼，生活中便再也沒有那些讓人難以忍受的麻煩了。」於是，他合成了一種藥物，服下這種藥物，他便可以將這兩個自我分離開來。如果脫掉這個故事讓人覺得荒誕的外衣，那麼，它所表明的就是一種企圖用區隔化（compartmentalizing）來解決衝突的嘗試。許多患者在這個地方都會轉向。他們一會兒將自己體驗為極其自謙，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極其偉大，極具擴張性，但他們不會因為此種矛盾而感到困擾，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兩種自我是分離的。 但就像史蒂文森的故事所表明的，這種嘗試不可能成功。就像我們在上一章指出的，它只是極小部分的解決方法。一種更為激進的方法來源於流線（streamlining）模式，這是許多神經症患者都會採用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堅決、永久地壓抑其中一個自我，而僅表現另一個自我。第三種解決衝突的方法是不再對內心激戰感興趣，並退出積極的精神生活。 因此，概括說來，自負系統會產生兩大內心衝突：主要的內心衝突，以及驕傲自我與受鄙視自我之間的衝突。不過，在接受過分析的人和剛開始接受分析的患者身上，它們通常並不表現為兩種分離的衝突。究其原因，部分在於真實自我是一種潛在的力量，而並非一種現實的力量。不過，還有部分原因在於患者往往簡單化地輕視自己身上未被自負投注的一切——包括他的真實自我。由於這些原因，這兩種衝突似乎合二為一，變成了擴張傾向與自謙傾向之間的衝突。只有經過大量的分析工作，主要的內心衝突才會表現為一種分離的衝突。 就目前所掌握的知識而言，解決內心衝突的主要神經症方法似乎是確定神經症類型最為適當的基礎。但我們必須牢記，我們想做出齊整的分類，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我們對於規則和指導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展示人類生活的百態。談論人的類型——或者就像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神經症類型——191畢竟只不過是一種從某些特定視角來觀察人格的方法而已。而我們所使用的標準，將是某一特定心理學體系框架中的關鍵因素。從這一嚴格的意義上說，任何試圖建立類型的努力都必定有利有弊。在我的心理學理論框架中，神經症患者的性格結構是核心。因此，我的「分類」標準並非這種或那種症狀，也不是這種或那種個體傾向。我的分類標準只能是整個神經癥結構所具有的各種特徵。而這些特徵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一個人為緩解其內心衝突所找到的主要解決方法。 雖然這一標準比分類學中所使用的其他許多標準都更為綜合全面，但它的效用也很有限——因為我們必須做出許多的保留和限定。首先，儘管那些傾向於採用同一主要解決方法的人具有許多獨特的相似之處，但他們在人品、天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卻存在很大的差別。而且，我們所認為的「類型」實際上只是個性的橫切面，其中，神經症過程及其鮮明的特徵獲得了相當極端的發展。但是，總有一些中間結構所構成的不確定範疇無法進行任何精確的分類。而且，由於精神分裂過程的存在，有時候在一些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止一種主要解決方法，這一事實使得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了。「大多數病例是混合的，」[1]威廉·詹姆斯說，「我們不應該過分局限於自己的分類。」因此，只說發展的方向而不說發展的類型，可能更加準確。 記住這些限制之後，我們就可以從本書所闡述的問題中，區分出三種主要的解決方法：擴張型解決方法、自謙型解決方法和放棄型解決方法。在採用擴張型解決方法（expansive solutions）時，個體主要是將他自己等同於美化過的自我。當他談及「他自己」時，他所指的其實是他美化過的自我。或者，就像一名患者所說的那樣：「我僅作為一個優越者而存在。」伴隨這種解決方法而產生的優越感並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但是192——不論是否有意識——它們通常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個體的行為、努力以及對生活的態度。它主要會給予個體克服一切障礙（既包括他內在的障礙，也包括外在的障礙）的決心（這種決心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並讓他相信他應該能夠，並且事實上也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他應該能夠戰勝命運帶給他的各種逆境、某一處境的艱難、錯綜複雜的智力問題、他人的阻力以及自己內心的種種衝突等。「想要掌控一切」這種需要的反面是：他對一切意味著無助的事物都感到恐懼。這是他最為深切的恐懼。 當我們從表面上看擴張型解決方法時，我們看到的情形往往是這樣的：這些人以一種流線的方式，致力於自我美化、野心勃勃的追求和報復性的勝利，他們把智力和意志力作為實現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並以此來掌控生活。而且，除去前提、個別概念和術語的差異，這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看待這些人的方式（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受到了自戀式自我誇大或想凌駕於他人之上的需要的驅使）。不過，當我們對這些患者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之後，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所有人身上都存在自謙的傾向——這些自謙的傾向不僅受到了他們的壓制，而且還遭到了他們的憎恨和厭惡。我們先看到的情形只是他們的一個方面，他們為了創造出一種主觀的統一感，便假裝這就是他們的整個存在。他們之所以如此固執地堅持擴張傾向，不僅因為這些傾向具有強迫性[2]，而且還因為他們覺得必須除去意識中一切自謙傾向的痕跡，以及所有自我譴責、自我懷疑、自我輕視的痕跡。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維持主觀的優越感和控制感。 這方面的危險在於對那些「無法實現之應該」的認識，因為這會引起內疚感和無價值感。事實上，沒有哪個人能夠完全實現自己的各種「應該」，因此，這種人不可避免會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對自己否認自己的「失敗」。193不論是憑藉想像、突出「優點」、掩飾短處，還是通過行為的完美和外化作用，他都必須在他的內心之中維持一個能夠引以為傲的自我形象。可以說，他必須下意識地虛張聲勢，在生活中假裝無所不知、慷慨大方、剛正不阿等。在任何情況下，他都絕不能通過與美化過的自我相比較而意識到真實自我的不足。在與他人的關係中，這兩種感覺中的一種可能會占優勢。無論他是否意識到，他都可能會因為自己擁有愚弄他人的能力而感到極其驕傲——而且，由於他的驕傲自大以及他對他人的輕視，他往往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做到這一點。而與此同時，他又非常害怕自己受到愚弄，如果他被人愚弄，他就會覺得這是一種奇恥大辱。或者，他經常因為自己做了一個騙子而感覺到一種潛在的恐懼，而且，這種恐懼比其他神經症類型都更為強烈。例如，即使他通過誠實的勞動取得了一些成功和榮譽，他也仍然會覺得這些成功和榮譽是他通過把某事置於他人之上而取得的。這使得他對批評和失敗極為敏感，或者，他甚至對失敗的可能性以及他的「虛張聲勢」遭到他人批評的可能性都非常敏感。 這一群體進而包括許多不同的類型，就像一個簡單的調查所表明的那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患者、朋友或文學人物。在個體的種種差異中，最為關鍵的是一個人享受生活的能力，以及對他人產生積極情感的能力。例如，培爾·金特和海達·高布樂都是將自己誇大而成的形象——但是，他們在情感方面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其他相關的差異取決於各類型將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從意識中除去這種對「缺點」的認識。而他們所提出之要求的性質、他們的理由以及他們主張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我們必須至少考慮「擴張型解決方法」三種更細的分類：自戀型、完美主義型和自大—報復型。由於前兩種在精神病學文獻中已有詳細的描述，因此，我在此僅做簡單的討論，而對最後一種，我將做詳細的闡述。 在使用自戀（narcissism）這個詞時，我有些猶豫，因為在弗洛伊德的經典著作中，這個詞包括一切難以區分的自我膨脹、自我中心、對個人利益的掛慮，194以及不再與他人交往的現象等。[3]我在此採用的是其基本的描述性含義：「愛上自己的理想化意象」。[4]更確切地說：一個人就是他的理想化自我，並且他對這種理想化自我似乎十分崇拜。這一基本態度給了他恢復正常的能力或反彈力，而這種能力是其他群體中的人完全缺乏的。它給了他相當充分的自信，對於所有正在遭受自我懷疑折磨的人來說，這一點正是他們所羨慕的。他（在意識水平上）沒有什麼疑慮，他是救世主、真命天子、先知、偉大的施捨者、人類的恩人。所有這一切都含有少許的真實性。他往往具有超常的天賦，在年幼時就能輕而易舉地脫穎而出，有時候還是備受寵愛、讓人羨慕的孩子。 這種對於他自身之偉大、獨特的堅定信念，是了解他的關鍵。他恢復正常的能力和常駐的青春都來源於此。他那迷人的魅力也是如此。但很顯然，儘管他具有天賦，但根基卻不穩定。他會滔滔不絕地談論自己的功績或美好品質，需要以崇拜和愛慕等形式不斷肯定對自我的評價。他的控制感主要表現在：他堅信自己無所不能、無人不勝。他往往確實具有迷人的魅力，尤其是當有新人進入他的生活軌跡時。不管他們實際上對他重要與否，他都必須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別人，他通常都會留下這樣的印象：他「愛」人們。他可能會表現得慷慨大方、真情流露、奉承他人、給他人支持和幫助——以期望得到他人的崇拜，或者期望他人回報所得到的愛。他常常熱情地幫助家人朋友，也會熱情地投入他的工作和計劃。他可能會表現得非常寬容，195不求他人完美無缺，甚至能夠容忍別人拿自己開玩笑（只要這些玩笑僅僅突出他可愛可親的特點即可）。但是，他決不允許別人嚴肅地質疑他。 就像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相比於其他形式的神經症，他的「應該」同樣不可動搖。但他的特點是運用「魔杖」去對付它們。他似乎擁有無限的忽視缺點或者將缺點轉化為美德的能力。一個頭腦清醒的旁觀者常常會說他是無恥之徒，或者至少是不可靠之人。他看起來好像絲毫不在意違背諾言、不忠不義、負債纍纍、欺詐騙取等行為。（可以思考一下約翰·加布里埃爾·博克曼。）不過，他不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剝削者。相反，他覺得他的需要或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他應該享有一切特權。他從不懷疑自己的權利，而且，不管他實際上如何踐踏了他人的權利，他都期望別人能夠「無條件」地「愛」他。 在人際關係與工作方面，他也會陷入這樣的困難境地。他絲毫不關心他人的本質必定會在親密關係中表現出來。其他人有他們自己的願望或觀點，他們會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或者指出他的缺點，他們會對他抱有期望——所有這些簡單的事實，都會讓他覺得是奇恥大辱，會讓他感到鬱悶憤恨。於是，他可能會大發雷霆，然後去找那些更能「理解」他的人。而且，由於他在大多數人際交往中會出現這一過程，因此他常常會覺得很孤單。 他在工作中的困難往往有多種。他的計劃往往過於寬泛，他往往不考慮各種局限性，他會高估自己的能力，他的追求過多，因此很容易導致失敗。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反彈力給予了他一種回彈的能力，但與此同時，事業或人際關係中不斷遭遇的失敗——排斥——也可能會完全壓垮他。於是，本來已被成功擱置一旁的自我憎恨和自我輕視，此時便有可能充分發揮效力。而他則可能會陷入抑鬱狀態，精神病發作，甚至會自殺，或者通過自我毀滅的衝動，招致一場意外事故或者得病而死（這是更為常見的情況）。[5] 最後要說的一點是他對生活的整體感覺。表面上，196他相當樂觀，關注外部生活，希望獲得快樂和幸福，但內心之中卻隱藏著失望與悲觀的情緒。他以無限之物和獲得虛幻的幸福為衡量的尺度，因此難免會感覺到生活中令人痛苦的矛盾。只要他沒有遭遇失敗，他就不可能承認自己哪兒失敗了，尤其是在掌控生活方面。矛盾並不在他，而在於生活本身。於是，他可能會看到生活的悲劇性，不過這種悲劇性本身並不存在，而是他賦予了生活這樣一種悲劇性。 細分的第二種類型是追求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的類型，這種類型的人常常將他自己等同於他的標準。這種類型的人之所以有一種優越感，是因為他在道德和智力上的高標準，並因此看不起其他人。不過，他這種傲慢地輕視他人的態度是隱藏起來的，隱藏於優雅的友善背後——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是因為他的種種標準不允許這些「不正常」的感覺的存在。 他掩飾那些無法實現之「應該」的方式具有雙重性。與自戀型的人相比，他會通過履行職責和義務、禮貌有序的舉止、不明顯撒謊等行為，努力實現自己的「應該」。一說到完美主義者，我們往往只會想起這樣的人：他們墨守成規、一絲不苟、認真守時，總是要找適當的話說，或者必須戴適宜的領帶或帽子。但這些只不過是他們想達到最高卓越境界這一需要的表面現象而已。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細枝末節，而是生活中全部行為的完美無瑕和出類拔萃。但是，由於他所能獲得的只是行為上的完美，因此，他需要另一種策略：在內心之中將標準與事實相等同——將「知道道德標準」等同於「做一個好人」。其間所涉及的自我欺騙，他往往更不清楚，因為對於他人，他可能會堅持要求他們真正地達到他的完美標準，如果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就會鄙視他們。這樣一來，他自身的自我譴責也就外化了。 為了進一步證實他對自己的看法，他需要他人的尊重，而不是熱烈的讚美（對於這種熱烈的讚美，他往往是嗤之以鼻的）。197因此，他的要求更多的是基於他與生活秘密達成的「協議」，而較少基於他對自己偉大之處的「天真」信念（這在第二章「神經症要求」中已做過描述）。因為他公平、公正、負責，因此，他有權利要求他人和生活整體上給他公平的對待。他堅信生活中有一種絕對可靠的公正，這種信念給了他一種控制感。因此，他自身的完美不僅僅是獲得優越地位的手段，而且也是控制生活的手段。無論好壞，他的腦子裡都絕不會有不勞而獲的想法。所以，他自身所擁有的成功、財富或健康都不是用來享受的東西，而更多的是對他的優勢的一種證明。相反，任何降臨到他頭上的不幸——如失去孩子、發生意外、妻子出軌、丟掉工作等——都可能會使這個表面看起來完全正常的人陷入崩潰的邊緣。他不僅會怨恨命運的不公，而且，這種不幸甚至還會動搖他精神生活的基礎。這種不幸會使他整個思考系統失靈，並讓他想到孤立無助的前景。 在討論「應該」之暴行時，我們還提到了他其他的崩潰點：認識到自己造成的某個錯誤或失敗，發現自己陷入了相互矛盾的「應該」之中。就像不幸能摧毀他的立足之地一樣，「認識到他自己易犯錯誤」也是如此。在此之前成功將其遏制的自謙傾向和難以釋懷的自我憎恨，此時可能會湧現出來。 第三類朝著自大報復（arrogant vindictiveness）的方向發展，這一類就相當於他的自負。他生活中的主要動力就是他想要獲得報復性勝利的需要。就像哈羅德·凱爾曼[6]在提到創傷性神經症時所說的那樣，報復在此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在任何追求榮譽的過程中，對報復性勝利的需要都是一個常見的部分。因此，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這種需要是否存在，而是它那壓倒一切的強度。想要獲得勝利的念頭是如何牢牢地控制個體，以至於他會窮盡一生不懈追求它呢？顯然，這是由多種有力因素促成的。但是，198僅僅知道這些因素還不足以解釋它那可怕的力量。為了獲得更充分的理解，我們必須從另一個視角來探討這個問題。雖然在其他人身上，這種對報復和勝利的需要所產生的影響也很深刻，但它通常會受限於三個因素：愛、恐懼和自我保護。只有當這些抑制性因素暫時或永久地失去作用時，報復心理才有可能涉及整個人格——因此才能成為一種整合力量，就像在美狄亞（Medea）身上所發生的一樣——並朝著報復和勝利的方向發展。在我們接下來將要討論的這種人身上，正是這兩個過程——強有力的衝動和不充分的抑制——的結合，解釋了報復心理的強度。一些偉大的作家憑直覺捕捉到了這種結合，並以一種讓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將其表述了出來，這些方式比精神病學家所能希望的還要讓人印象深刻。此刻我想到的就有：《白鯨》（Moby Dick）里的亞哈船長（Captain Ahab）、《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里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紅與黑》中的於連（Julien）。 下面，我們先來描述一下報復心理學在人際關係中是怎樣體現的。一種想要獲得勝利的迫切需要通常會使這種人極具競爭性。事實上，他無法忍受任何人的知識和成就超過他、權力比他大，也無法忍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質疑他的優越性。他會強迫性地把他的對手拉下水或者擊敗他。即使他有時為了事業而讓自己屈服，但他也還是會謀劃最終的勝利。由於他不受忠誠感的約束，因此很容易做出背信棄義的舉動。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工作，但他實際上所取得的成就卻往往依賴於他的天賦。雖然他總是不停地謀劃，但往往還是一事無成，其原因不僅在於他沒有效率，而且還在於他具有太過強烈的自毀傾向（這一點我們接下來將會看到）。 這種人的報復心理最為明顯的表現是暴怒（violent rages）。報復性暴怒的發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時連他自己都會害怕失控時自己會做出什麼無法彌補的事情來。例如，如果患者酒後殺了人，事後他實際上也會十分害怕。也就是說，在當時，他平常的控制力不起作用了。想要採取報復性行為的衝動可能非常強烈，199足以碾壓平常支配其行為的謹慎心理。一旦受制於報復性的暴怒，這種暴怒就真的會危及他們的生命、安全、工作及社會地位。文學上的一個例子是司湯達的《紅與黑》，於連在讀完毀謗他的信件之後，一槍射死了德·雷納爾夫人（Madame de Renal）。稍後我們便可理解這種行為的魯莽性。 報復性情感很少爆發，比這些報復性情感更為重要的是永久性報復（permanent vindictiveness），它滲透於這種類型的人對待他人的態度之中。他堅信，任何人說到底都是險惡、扭曲的，友善只是一種偽裝，對於任何人，我們都要選擇不信任，這才是明智之舉，除非這個人已被證實誠實可靠。但即使已經得到證實，只要有一絲刺激，便馬上會引起他的懷疑。在對待他人的行為方面，儘管有時候他會用薄薄一層文明禮貌的外表來掩蓋自己的行為，但他明顯狂妄自負，並且常常表現得粗暴無禮。他常常以微妙或粗劣的方式有意或無意地羞辱他人、利用他人。他可能會利用女人來滿足自己的性需要，而全然不顧她們的情感。他有一種表面上看似「天真的」自我中心心理，會利用別人，把別人當成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常常與人結交，並保持聯繫，但出發點只有一個，那就是，這些人有利於他實現追求勝利的需要。例如，那些可作為他事業上的墊腳石的人，那些他能征服的頗具影響力的女人，還有那些盲目推崇他、增強其權力的追隨者，等等。 他在挫敗他人方面是一個老手——挫敗他人大大小小的希望，以及他們渴望得到關注、安慰、時間、朋友、享樂的需要。[7]當他人抗議他這種待人方式時，他會覺得他們的這種反應是一種神經過敏。 在分析過程中，當這些傾向明顯減弱後，他有可能會將其視為合理的200武器，用其來對抗一切。如果不保持警惕，不聚集全部精力進行防衛，那麼，他將是一個大笨蛋。他必須時刻準備反擊。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他都必須是情境中不可戰勝的主宰。 報復他人的心理最為重要的表現在於他提出的要求的類型，以及他堅持實現這些要求的方式。他可能不會公開提出要求，也絲毫意識不到自己有這樣的要求或者正在提出這樣的要求，但實際上，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他人不容置疑地尊重自己的神經症需要，且有權利完全無視他人的需要或願望。例如，他覺得自己有權利暢談、批評自己不喜歡的現象，但同時，他又覺得自己有權利不受到任何的批評。他覺得自己有權決定是經常還是很少去看望某個朋友，有權決定如何度過在一起的時間。另外，與之相反，他還覺得自己有權利不讓其他人表達對這個方面的希望或異議。 不管如何解釋這些要求的內在必要性，它們肯定都會表現為一種對他人的蔑視。當他人達不到這些要求時，它們隨之就會導致一種懲罰性的報復心理，這種報復心理的範圍很廣，從煩躁、慍怒到使他人產生負罪感，再到公開暴怒，程度不等。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報復心理是他因受挫而產生的憤慨反應。但是，這些並未沖淡的情感表現還會被用來威脅他人，使其進入一種順從的緩和狀態，從而堅持他的要求。相反，當他沒有堅持自己的「權利」，或者當他沒有懲罰他人時，他便會對自己大為光火，並斥責自己「太過軟弱」。在分析的過程中，他往往會抱怨自己的抑制狀態或「順從」，他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要（無意識地）傳達他對於這些技術的不足之處的不滿。提高、改善這些技術，是他私下裡希望分析能產生的結果之一。換句話說，他並不想克服自己的敵意，而只想在表達敵意的時候受到的抑制更少或更有技巧。這樣一來，他就會變得令人畏懼，以至於所有人都會忙不迭地來滿足他的要求。這兩個因素增加了他的不滿。而他確實是一個長期心懷不滿的人。在他心裡，他有理由這樣做，而且他肯定也樂於讓人知曉——201所有這一切（包括他的不滿）都可能是無意識的。 他在一定程度上會用他的優越品質來為自己的要求辯護，在他心裡，這些優越品質指的是他的淵博知識、「智慧」和遠見。更確切地說，他是因為所受的傷害才提出了這些要求，以作為補償。為了鞏固提出這些要求的基礎，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珍藏所受到的這些傷害，並讓這些傷害一直存在，而不論這些傷害是很久以前受到的還是最近受到的。他可能會將自己比作永遠不會忘記的大象。他沒有認識到的是，他的主要興趣在於不忘記各種怠慢輕視，因為在他的想像中，這便是這個世界所要支付的賬單。為自己的要求做辯護的需要，以及因為要求受挫而做出的反應，這二者就像是一種惡性循環，源源不斷地為他的報復心理提供燃料。 因此，如此普遍的報復心理自然也會滲入分析關係之中，並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負性治療反應（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8]的一部分，我們所說的負性治療反應，指的是發生在建設性進展之後的急性損傷狀況。任何對人或生活做出的行動，事實上都會危及他的要求，以及他的報復心理所涉及的一切。只要個體主觀上覺得這些東西不可或缺，他在分析中就必定會為之辯護。這種變化只有極小部分是明確而直接的。此時，患者或許會坦率承認自己絕不放棄報復的決心。「你休想從我這兒奪走它，你想讓我成為一個好好先生，報復讓我心情激動，報復讓我覺得自己還活著，它就是力量」，等等。但他大部分的辯護以微妙、間接的形式隱藏了起來。對於分析學家來說，必須弄清辯護所採取的形式，這在臨床上極為重要，因為這種辯護不僅有可能會延長分析過程，而且還可能會完全破壞這個過程。 它可以通過兩種主要方式達到上述結果。它即使不能控制分析關係，也會對分析關係產生極大影響。因此，「挫敗分析學家」看起來可能比「取得進展」更為重要。而且（這一點鮮為人知），它還能決定個體有興趣去解決的是哪些問題。202我們再來看一些極端的例子，患者對於任何最終有助於形成一種更大更好的報復心理的事物都感興趣——這種報復心理不僅一經產生便更為有效，而且執行起來不會讓他有任何損傷，他能夠更為鎮定平靜地對待這種報復。這個選擇過程並非通過有意識的推理完成的，而是憑藉一種確定無疑絕不會犯錯的直覺方向感完成的。例如，他非常感興趣於克服自己的順從傾向，或者克服那種覺得自己沒有權利的感覺。他對於克服自己的自我憎恨也很感興趣，因為在反抗世界的鬥爭中，自我憎恨削弱了他的力量。但與此同時，他對於減少自己的自大要求，或者消除覺得自己受他人虐待的感覺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可能會出奇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外化。事實上，他可能完全不願意分析自己的人際關係，強調他自己在這個方面想得到的一切都不用費心。除非分析學家領會到了這一選擇過程的可怕邏輯，否則，很容易就會被整個分析過程弄得暈頭轉向。 這種報復心理源於何處？它的強度由何產生？同其他神經症的發展一樣，這種報復心理也開始於童年期——尤其是在童年期有不好的生活經歷，且即使有補償性因素，這種因素也很少的情況。粗暴的行為、羞辱、嘲笑、忽視以及公然的虛偽，所有這些都會對孩子，尤其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孩子造成極大打擊。在集中營待過多年的人告訴我們，他們之所以能夠存活下來，完全是因為他們扼殺了自己的溫暖情感，特別是對他人以及對自己的同情心。在我看來，一個長期處於我們所描述的那些狀況之下的兒童，往往也會經歷這樣一個內心變硬的過程才能存活下來。他可能也曾可憐兮兮地試圖博取他人的同情、關注或喜愛，但沒有成功，最後便抑制了所有對溫情的需要。他逐漸「斷定」，對他來說，真正的愛不僅無法獲得，而且根本就不存在。最終，他不再渴望得到愛，甚至還會嗤之以鼻。不過，這一步卻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因為對愛、溫暖、親密感的需要是使我們那些討人喜愛的品質得以發展的一種強有力的誘因。被愛的感覺——甚至是覺得自己可愛的感覺——很可能是生活中最大的價值之一。相反，覺得自己不可愛的感覺有可能會導致深切的痛苦，這一點我們將會在後面章節加以討論。203報復型的人常常試圖用一種簡單而徹底的方式消除這種痛苦，他讓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個不可愛的人，而且他堅信自己對此毫不在意。這樣一來，他便不再急著去取悅他人，而是至少在他自己看來，他可以隨意有滿腔的憤恨。 我們到後面將會看到，這只是整個發展過程的開始：報復心理的表現可能會因為謹慎或權宜的考慮而受到抑制，但它們很少會因同情、喜愛或感激之類的情感而得以抵消。為了理解這個摧毀積極情感的過程到後來當人們渴求友誼或愛情時仍然存在的原因，我們必須看一下他的第二種生存方式：他對未來的想像和幻想。他將肯定比現在的「他們」強。他將變得很出色，讓他們蒙受羞辱。他將會讓他們看到，他們對他的判斷錯得有多離譜。他將成為永垂不朽的偉大英雄（在於連的例子中，這個偉大的英雄是拿破崙）、迫害者、領袖、科學家。這樣一種對於辯護、報復、勝利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在這種需要的驅使下，這些想像和幻想都並非胡思亂想。它們決定了他的生活歷程。不論大事小事，他總是逼著自己要取得勝利，因此，他活著就是為了等待「最後審判日」的到來。 追求勝利的需要和否認積極情感的需要都來源於不幸的童年生活環境，因此，它們從一開始就緊密地相互聯繫在了一起。而它們之所以一直保持密切聯繫，是因為它們會強化彼此。情感的硬化最初是出於生存的需要，但也讓這種想成功主宰生活的驅力不受阻礙地發展了起來。但是，這種驅力往往伴隨著無法滿足的自負，它最終會變成一個怪獸，慢慢地吞噬掉所有的情感。在通往一種險惡榮耀的道路上，愛、同情、體諒——所有的人類聯繫——都會被視為阻礙。這種類型的人應該保持冷漠、超然。 在西蒙·費尼莫爾（Simon Fennimore）[9]這個人物角色身上，毛姆將這種故意壓制人類欲望的行為描述為一個有意識的過程。204為了在一個極權政體中成為一個獨裁的「公正」領袖，西蒙強迫自己拋棄並摧毀了愛情、友情以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任何人身上（不管是他自己，還是他人身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觸動他。為了獲得一種報復性勝利，他犧牲了自己的真實自我。這是一位藝術家對自大—報復型個體身上逐漸而無意識地發生的事情的精闢見解。在這類人看來，承認自己有人性的需要是一種可恥、軟弱的象徵。在進行大量的分析工作後，情感會流露出來，但這些情感會讓他感到厭惡和害怕。他覺得自己「內心變柔軟了」，然後，他要麼會進一步增強自己的虐待狂態度，要麼就會以強烈的自殺衝動來反抗自我。 到目前為止，我們主要追蹤了他的人際關係的發展。通過這種方法，我們理解了他的大部分報復心理和冷漠態度。但我們還是有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如有關報復心理的主觀價值和強度的問題，有關其要求之殘忍性的問題，等等。如果我們現在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內心因素上，並思考它們對人際關係特點的影響，那我們就可以獲得更為全面的了解。 這個方面的主要動力是他對於辯護的需要。由於覺得自己像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因此，他必須向自己證明自己的價值。只有通過妄稱自己具有超凡的品質（這些超凡品質的具體性質是由其特定需要決定的），他才能滿意地證明這一點。對於一個像他這樣孤立而敵意的個體來說，不需要他人這一點當然很重要。因此，他會發展出一種像神一樣獨立自足的明顯的自負。他會變得過於驕傲，以至於不會提出任何要求，也不能大方地接受任何東西。在他看來，處於接受者的位置是一種恥辱，因此會抑制他所有的感激之情。在抑制了所有的積極情感之後，他便只能用他的智力來主宰生活。於是，他對自己智力的自負便會達到不同尋常的程度：自負於自己的警覺、以智取勝的能力、具有遠見和善於計劃。而且，對他來說，生活從一開始便是一場反抗一切的無情鬥爭。因此，擁有不可戰勝的力量和變得不可侵犯不僅是他所渴望的，而且也是絕對必要的。事實上，當他的自負變得非常強烈時，205他的脆弱性也會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但是，他絕不允許自己感覺到任何傷痛，因為他的驕傲不允許他有這種感覺。因此，這種原本是為了保護真實情感而必需的硬化過程，現在則必須積聚起所有的力量來保護他的自負。於是，他的自負超越了他受傷、痛苦的感覺。從蚊子到意外事件，再到人，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傷害到他。不過，這種方法是一把雙刃劍。由於不能有意識地感覺到傷痛，因此，他在生活中不會經常感覺到劇烈的疼痛。除此之外，削弱了對傷痛的意識，是否真的不會同時削弱他的報復衝動？這一點依然令人懷疑。換句話說，要是這種意識沒有削弱，他是否就不會變得更為暴力、更具破壞性？當然，對報復心理的意識本身也會減弱。在其心中，這轉化成了對所犯之錯的合理憤怒，以及對犯錯者的懲罰權利。不過，如果某種傷害確實穿透了「不易受傷害」這個保護層，那麼，這種傷害就會變得無法忍受。除了他的自負會受到傷害之外——例如，得不到認可——他還會遭受恥辱的打擊，因為他竟然「允許」某事或某人傷害自己。即使是一個平時高度自制的人，遇到這樣一種情況，也會迸發出一場情感危機。 他深信自己不可侵犯或不易受傷，並以此為傲。與此關係非常密切，且事實上與此相補充的一點是，他深信自己擁有豁免權和不受懲罰的權利。這種信念完全是無意識的，通常產生於他的這樣一種要求：他要求自己有權利隨心所欲地對待他人，而且有權利要求他人不介意他的做法或者對他實施報復。換句話說，他深信：「沒有人能夠傷害我而不受懲罰，但我可以傷害任何人而不受懲罰。」要理解這種要求的必要性，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一下他對待他人的態度。我們已經看到，他很容易因為他好戰的心理、自大的懲罰，以及他公然利用它們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冒犯他人。但是，他並不會明顯表現出所有的敵意。事實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自己的敵意。就像司湯達在《紅與黑》中所描述的那樣，於連如果不是因為難以控制的報復性憤怒而失去理智的話，他是一個極其自製、相當謹慎和警覺的人。因此，我們對這種類型的人會產生一種奇怪的印象：他在與人打交道時，既魯莽又謹慎。206這種印象精確地反映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各種力量。事實上，在讓他人感覺到他的憤怒和抑制這種憤怒之間，他必須保持一種平衡。驅使他將其表現出來的，不僅是他的報復衝動的強度，而且還有他想要威懾他人、使他人敬畏自己的威力的需要。由於他覺得自己不可能與他人友好相處，由於這是他堅持自己要求的一種方式，而且——更為普遍的是——由於在一場對抗一切的鬥爭中，進攻是最佳的防禦方式，所以，這反過來也是必需的。 與此同時，他之所以需要抑制自己的攻擊衝動，是因為恐懼。儘管他非常自大，認為沒有人能夠以任何方式威懾他或者影響他，但事實上，他還是害怕他人。這種恐懼是許多因素結合到一起所導致的。他害怕他人可能會因為遭到他的攻擊而報復他。他害怕，如果自己「太過分」，他人就可能會幹涉他所制訂的任何與他們有關的計劃。他之所以害怕他們，是因為他們確實有能力傷害他的自負。他之所以害怕他們，是因為他為了使自己的敵意顯得正當合理，必須在頭腦中誇大他人的敵意。不過，自我否認這些恐懼的存在並不足以將其消除，他需要某種更為有力的保證。要想應對這種恐懼，他必須表達自己的報復性敵意——而且，在表達這種敵意時還不能意識到恐懼。於是，「獲得豁免」這一要求就變成了一種對於獲得豁免的虛幻信念，這種要求似乎可以解決該困境。 最後要提及的一種自負是對他的誠實、公平、公正的自負。不用說，他既不誠實，也不公平，而且也不可能如此。相反，倘若有人決定——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決定——不顧事實真相而一輩子虛張聲勢，那麼，這個人就是他。但是，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他的前提，我們就能理解他為什麼深信自己具有這些超人的品質。在他看來，反擊或者——更為可取的做法是——先發制人（這在他看來更符合邏輯）是反抗他所在的這個充滿欺騙和敵意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武器。這只不過是明智而合法的利己行為而已。而且，他絲毫不懷疑自己的要求、憤怒以及對這些要求和憤怒的表達是否合理，在他看來，這些「顯然」是完全合理的。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堅信自己是一個特別誠實的人207，這一點對於其他原因來說也非常重要。他看到周圍有許多人裝得比他們的本來面目更有愛心、更富同情心、更為慷慨。在這一點上，他確實更加誠實一些。他不會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友善的人，事實上，他也鄙視這種做法。如果他停留在一個「至少我不偽裝……」的層面上，那麼，他的處境還算安全。但是，他需要為自己的冷漠辯護，這就使他走得更遠了。他常常否認幫助他人的願望或者友善的行為的存在。他不會抽象地爭辯說友善行為不會發生，但只要某個人表現出友善行為，他就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視之為偽善。這種舉動再一次將他推向了頂峰，讓他覺得自己並非一般的偽善之流。 相比於他自我辯護的需要，這種「對於偽裝愛心的不能容忍」具有更為深刻的根源。只有在接受了大量的分析之後，他才會像其他擴張型個體一樣，出現自謙的傾向。他把自己當成了實現最終勝利的工具，因此，掩飾這種傾向的需要比其他擴張型個體更為強烈。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他常常覺得自己既可恥又無助，總是為了被愛而讓自己屈服。現在，我們明白了：對於他人，他不僅鄙視他們偽裝出來的愛心，而且還鄙視他們的順從、自我墮落以及對愛的無助渴求。簡言之，他對他們的鄙視，其實表明了他對自己身上這些自謙傾向的憎恨和鄙視。 現在，自我憎恨和自我輕視看起來似乎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自我憎恨總是殘忍無情。但是，它的強度或者說效力往往取決於兩種因素：一種是個體受其自負支配的程度；另一種是建設性力量抵消自我憎恨的程度——這些建設性力量包括對於生活中存在積極價值的信念、生活中建設性目標的存在，以及對自己的某種溫情或欣賞之情。由於所有這些因素對於攻擊—報復型個體來說都是不利的，208因此，他的自我憎恨比一般病例更具傷害性。即使在分析情境之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他在很大程度上會無情地監督自己、挫敗自己——他將這種自我挫敗美化為克己自律。 這種自我憎恨需要嚴格的自我保護措施。它的外化似乎完全是一種自我防衛。就像所有擴張型解決方法一樣，它也主要是一種積極的方法。他憎恨並鄙視他人身上所具備的這些東西：他們的順從、他們的偽善以及他們的「愚蠢」。而這些也正是他自己身上具備且力圖去壓制和憎恨的東西。他把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他人，當他人不能達到這些標準時，他便要進行懲罰。他想挫敗他人的傾向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自我挫敗衝動的一種外化。因此，他對待他人的懲罰態度看起來似乎完全出於報復，但實際上卻是一種混合現象。對待他人的懲罰態度有一部分是報復心理的表現；同時，它也是他對待自己的譴責性懲罰傾向的外化；最後，它還是一種為了堅持其要求而威懾他人的手段。在分析中，這三個方面都必須依次加以解決。 同其他地方一樣，這裡，在為了保護自己而對抗自我憎恨的過程中，最為突出的一點也是防止這樣一種意識：自己不能按照內心自負的指令成為他應該成為的那種人。除了外化以外，他在這個方面採取的主要防禦措施是披上一層厚厚的難以穿破的自以為是的盔甲，而這往往會導致他不近情理。在任何可能產生的爭論中，他似乎都絲毫不在意事情真相如何，而常常把許多話都理解為敵意的攻擊，並機械地予以反擊——就像一隻被碰觸的豪豬一樣。而對於那些有可能導致對其做法的正確性產生懷疑的東西，他是連考慮都不會考慮一下的。 他用來保護自己，以免認識到自身任何缺點的第三種方法是他對他人的要求。在討論這些方法時，我們已強調過在他妄稱自己擁有一切權利而否認他人擁有任何權利的心理中所涉及的報復性元素。但是，如果他不是迫切地需要保護自己，以免受到他自身的自我憎恨的攻擊，那麼，就算他有強烈的報復心理，他對他人的要求也會更為理智。從這個角度看，他的要求是：他人的行為方式不應該使他產生任何的內疚感或自我懷疑。如果他深信自己有權利利用、挫敗他人，他人也不會209因此而抱怨、批評或憎恨他，那麼，他就不會意識到自己具有利用或挫敗他人的傾向。如果他有權讓他人不期望他表現出溫柔、感激或體諒，那麼，他們的失望就只能歸於他們的運氣不好，而不能怪他沒有公平地對待他們。只要他有一絲絲懷疑自己在人際關係中的失敗，以及他人有理由厭惡自己的態度，很快這種懷疑就會有如大堤決口，而自責的洪流也會隨之奔涌而來，衝垮並捲走他所有假裝的自信。 當我們認識到自負和自我憎恨在這種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之後，我們不僅能更為準確地理解那些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力量，而且還可能會改變對他的整個看法。只要我們將關注的焦點主要放在他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上，我們就會將他描述為一個狂妄自大、冷酷無情、自私自利的虐待狂——或者，我們可能就會用我們所能想到的任何表示敵對性攻擊的詞語來描述他。所有這些詞語都很正確。但是，當我們認識到他已處於自負系統的牢牢控制之中，認識到他必須竭盡全力才能不被自我憎恨壓垮時，我們就會把他看成一個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的疲憊不堪的人。這幅畫面與前面描述的畫面一樣精確。 從兩個不同的視角看到的兩個不同方面中，是不是有一個方面更為基本、更加重要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而且很可能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正是在其處於內心鬥爭之中，不願審視自己在與人相處方面的困難，而且這些困難也確實沒有被清楚認識到時，我們才能對其進行分析。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的這個方面相對比較容易理解，因為他的人際關係非常不穩定，以至於他相當迫切地想避免觸及這些關係。但是，我們在治療中首先處理內心因素，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內心因素以多種方式導致他產生了這樣一種顯著的傾向：自大的報復心理。事實上，如果不考慮他的自負及其脆弱性，我們就不能理解他的自大程度——或者說，如果看不到他想保護自己免遭自我憎恨的需要，我們就無法理解其報復心理的強度。210但是更進一步說，這些內心因素不僅具有強化作用，而且它們還會使他的敵意—攻擊傾向具有強迫性。直接處理敵意之所以往往無效，且必定無效，甚至徒勞，其決定性原因便在於此。只要這些導致其具有強迫性的因素依舊存在（簡單地說，只要他對此無能為力），患者就不可能有任何興趣去注意到他自己的敵意—攻擊傾向，更不會去審視它。 例如，他追求報復性勝利的需要無疑是一種敵意—攻擊傾向。但是，它之所以具有強迫性，就是因為他需要用他自己的觀點來證明自己。這種願望一開始甚至都算不上是神經症。在人類價值的階梯上，他的起點非常低，以至於他必須為自己的存在辯護，並證明自己的價值。但緊接著，那種想要恢復自負、保護自己免於潛在自我輕視的需要往往又會使得這種願望變得非常迫切。同樣，他對於「正確」的需要以及隨之而來的自大的需求雖然激進且富於攻擊性，但也由於必須防止任何自我懷疑和自責的出現而變得具有強迫性。最後，他對於他人的大部分挑剔、懲罰、譴責的態度——或者，任何使得這些態度具有強迫性的東西——都來自他想要外化其自我憎恨的極端需要。 而且，就像我們一開始指出的那樣，如果那些通常用來抵制報復心理的力量不起作用的話，那麼，這種報復心理就會大為增長。在此，這些抑制力量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同樣也是內心因素。對溫柔情感的抑制（這種抑制通常開始於兒童期，有研究者將之描述為內心硬化過程）由於他人的行為及態度而成為必要的過程，意在保護自己、對抗他人。他的自負極為脆弱，這大大增強了他不想讓自己感覺到痛苦的需要，同時，這種需要又因為他對於自身不會受到傷害的自負而達到頂點。他對於人間溫暖和情愛（包括付出愛和接受愛）的渴望，一開始會受到環境的阻撓，然後因為追求勝利的需要而被捨棄，最後又因自我憎恨並給自己貼上了「不可愛」的標籤而被凍結了起來。這樣一來，在反對他人的過程中，他便沒有什麼珍貴的東西可以失去的了。他在無意之中採納了一位古羅馬皇帝的箴言：讓他們又怕又恨吧（oderint dum metuant）。換句話說：「他們不可能愛我，他們不管怎樣都會恨我，211因此，他們至少應當怕我。」而且，健康的利己心理（這種利己心理原本可以用來抑制報復性衝動）也由於他對自身個人幸福的毫不在意而保持在了最低限度。甚至是對他人的一定程度的害怕，也由於他那「不會受到傷害」和「免疫」的自負而受到了抑制。 在這種缺乏抑制力量的情況下，有一個因素特別值得一提。他對他人沒有什麼同情之心，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同情心之所以缺乏，原因有很多種，主要在於他對他人的敵意，以及他對自己缺乏同情之心。但是，他之所以對他人冷酷無情，很可能主要是因為他嫉妒他人。這是一種痛苦的嫉妒——這種嫉妒並不是為了這種或那種東西，而是一種瀰漫性的感覺——因為覺得自己被摒棄在了整個生活之外而產生。[10]誠然，因為身處困境之中，他確實被排除在了一切令生活有價值的事物之外——喜悅、幸福、愛、創造性、成長。如果沿著這種簡單的思路思考，我們此時可能就會說：難道不是他自己背棄生活的嗎？難道他不是以自己不想要、不需要任何東西的克己寡慾為傲嗎？他不是一直抵制各種積極情感嗎？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嫉妒他人呢？但事實上，他確實嫉妒他人。不用說，如果不接受分析，他的自負是不會允許他坦白承認這一點的。但是，隨著分析的深入，他可能會說一些他人當然比他更好之類的話。或者，他可能會認識到，自己之所以對某個人發火，只不過是因為那個人總是很高興，或者那個人總是對某些東西充滿濃厚的興趣。他自己間接地給出了一種解釋。他覺得，這種人當著他的面炫耀自己的幸福，是不懷好意地想羞辱他。以這樣一種方式體驗事物，不僅會喚起他想要扼殺快樂這樣的報復性衝動，而且會由於遏制了對他人痛苦的同情之心而產生一種奇怪的冷酷無情。（易卜生筆下的海達·高布樂就是這種報復性冷酷無情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到目前為止，他的嫉妒讓我們想起了那種「自己得不到，別人也別想得到」（dog-in-the-manger）的態度。任何東西，不管他想不想要，只要別人擁有而他得不到，這種東西就會傷害他的自負。 但是，這種解釋還不夠深入。在分析過程中，212有一點會慢慢顯示出來，那就是：雖然他已聲稱「生活中的葡萄」是酸的，但他還是想要得到。我們必須記住，他背棄生活並非有意，而且，他用來與生活交換的是一種差勁的替代品。換句話說，他對生活的熱情雖然受到了抑制，但並未完全熄滅。在剛開始分析的時候，這還只是一種給人以希望的信念，但在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還要多得多的案例中，卻往往被證明是合理的。治療成功的關鍵在於其有效性。如果他內心沒有想要生活得更為充實的願望，那我們怎麼能幫助他呢？ 這種認識與分析學家對這樣一個患者的態度也有關係。大多數人對這種類型患者的反應不是被嚇得服服帖帖，就是完全拒絕他。這兩種態度對於分析學家來說都不合適。如果分析學家接受他為患者，那麼自然是想幫助他。但如果分析學家被嚇到，他將不敢有效地去處理患者的問題。如果分析學家從內心拒絕患者，那他的分析工作將不能有效進行。不過，當分析學家認識到，這名患者雖然矢口否認，但他實際上就是一個在痛苦中掙扎的人時，那麼，分析學家就會產生必要的同情、尊重和理解。 回顧這三種擴張型的解決方法，我們看到，其一切目的都在於掌控生活。這是其戰勝恐懼和焦慮的方式。這賦予了患者生活的意義和一定程度的生活熱情。他們總是竭力以不同的方式來掌控生活：運用自我欣賞和魅力；用其高標準強制命運的發展；讓自己變得不可戰勝，並本著報復性勝利的精神征服生活。 相應地，其情感氛圍也存在顯著差異——從偶爾洋溢出來的生活熱情與喜悅，到冷漠，最後到心寒。這種特殊的氛圍主要取決於其對自身積極情感的態度。自戀型的人在某些情況下，如情感豐富時，可能會顯得友好大方（儘管這種友好大方有一部分具有欺騙性）。完美主義類型的人也可能會表現得很友善，因為他覺得他應該友善。自大—報復型的人往往會壓制友善的情感，並對其嗤之以鼻。這三種類型的人都懷有強烈的敵意，213但自戀型的人可以用慷慨大方來壓制敵意；完美主義者也能夠克制敵意，因為他覺得他不應該充滿敵意；而在自大—報復型的人身上，敵意表現得更為公開，而且，由於我們在前面討論過的一些原因，這種人身上的敵意更具潛在的破壞性。他對他人的期望的範圍也不等：從一種追求他人忠誠和讚美的需要，到追求獲得他人尊重的需要，再到追求他人順從的需要。他在無意識之中對生活提出的要求所依據的基礎也不同：從一種對偉大的「天真」信仰，到謹小慎微地「對付」生活，再到感覺自己有權利因為所受到的傷害而得到補償。 我們可以預期，治療的成功率會隨著這種程度的不同而遞減。但在這裡，我們同樣必須記住，這些分類僅僅表明了神經症發展的方向。事實上，成功的機率取決於多種因素。這個方面最為相關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傾向有多根深蒂固？想要制服這些傾向的動機或潛在動機有多強烈？ * * * 注釋： [1]參見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148, Longmans, Green and Co.，1902。 [2]如本書第一章所述。 [3]參見《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中關於這個概念的討論。這裡的概念與《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中所提出的概念有如下區別：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中，我強調的是自我膨脹，我把這種自我膨脹歸因於與他人的疏離、自我的喪失以及自信心的受損。這種觀點依然正確，但我現在認為，導致自戀的過程更為複雜。現在，我個人傾向於把自我理想化與自戀區分開來，將自戀定義為「一個人將自己等同於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理想化在所有神經症中都會出現，它代表了一種想要解決早期內心衝突的嘗試。而自戀則是解決擴張性驅力與自謙性驅力之間衝突的幾種方式之一。 [4]Sigmund Freud, 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 Coll.Papers Ⅳ.也可參見Bernard Glueck, 「The God Man or Jehovah Complex, 」Medical Journal, New York, 1915。 [5]詹姆斯·M.巴里（James M.Barrie）在他的《湯米與格里澤爾》（Tommy and Grizel,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中描述了這樣一種結果。也可參見Arthur Miller, The Death of a Salesman, Random House, 1949。 [6] Harold Kelman，「The Traumatic Syndrome,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Ⅵ, 1946. [7]像施虐傾向一樣，我跟其他人都曾描述過報復心理的大多數表現。「施虐」（sadistic）一詞關注的焦點是通過讓他人蒙受痛苦或羞辱而獲得滿足。滿足——興奮、刺激、欣喜——毫無疑問在與性有關和無關的情境中都會產生，在這些情況下，「施虐」這個詞的意義似乎很充分。我之所以建議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用「報復」來替代「施虐」一詞，是基於這樣一個理由：對一切所謂的施虐傾向而言，報復的需要都是最為關鍵的動機。參見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12, Sadistic Trends。 [8]Sigmund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and Hogarth Press, London, 1927; Karen Horney，「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Psychoanalysis Quarterly，1936; Muriel Ivimey,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Ⅷ，1948. [9] W.Somerset Maugham，Christmas Holiday, Doran and Co., 1939. [10]參見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用語「生活在嫉妒當中」（Lebensneid）和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道德建構中的怨恨》（Das Re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der Neue Geist Verlag, Leipzig, 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