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六章 與自我的疏離155

本書一開頭就有力地強調了真實自我的重要性。我們說，所謂真實自我，就是我們自己身上存在的、獨特的個人中心，是唯一能夠成長並想要成長的部分。我們以前就看到，不幸的狀況常常從一開始就會妨礙真實自我的順利發展。從那時起，我們的研究興趣就集中到了個體身上那些侵占了真實自我的精力並導致自負系統形成的力量之上，這個自負系統是自主的，它常常會發揮一種專制的破壞性作用。 在本書中，這種研究興趣從真實自我向理想化自我及其發展的轉變，其實同神經症患者的興趣從一個方面轉向另一個方面完全一樣。但與神經症患者不同的是，我們對真實自我的重要性依然有清晰的認識。因此，我們會將注意的焦點再次放到真實自我上，並以一種比以往更為系統的方式思考真實自我被捨棄的原因，以及這種情況對人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根據魔鬼協定，放棄自我就相當於是出賣自己的靈魂。用精神病學的術語，我們可以稱之為「與自我的疏離」（alienation from self）。「與自我的疏離」這個術語主要用於那些使人們喪失其同一感（feeling of identity）的極端情況，如健忘症、人格解體等。這些情況總是會引起人們普遍的好奇心。156一個沒有睡著且大腦也沒有任何器質性疾病的人卻不知道自己是誰、身在何處、經常做什麼事情或者一直在做什麼事情，確實會讓人感到奇怪，甚至會令人感到吃驚。 不過，如果我們不把它們看作孤立的事件，而是看到它們與一些不那麼明顯的自我疏離形式之間的關係，那我們對此就不會感到那麼困惑了。在這些不那麼明顯的自我疏離形式中，同一性和方向感總體上沒有受損，但意識經驗的一般能力卻有所削弱。例如，許多神經症患者就好像生活在雲裡霧裡一樣，對什麼事情都不清楚。他們不僅不清楚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對他人的想法、情感以及某種局勢的後果也往往搞不清楚。在不那麼極端的情況下，相關的還有這樣一種狀況，即這種搞不清楚事情的現象僅限於內心過程。此刻，我想到了一些人，他們能夠相當敏銳地觀察他人，能夠清楚地理清某種形勢或思路；但是，各種各樣（與他人、自然有關）的經驗卻不能滲透進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內在經驗也無法滲透進他們的意識。反過來，這些心理狀態與那些表面看似健康但偶爾會遭受某種程度的意識喪失的人，或者那些表面看似健康但卻對某些內在或外在經驗領域渾然不覺的人也不無關係。 所有這些疏離自我的形式可能也涉及「物質自我」[1]——身體與財產。一名神經症患者對於自己的身體可能幾乎沒有感覺，甚至他的軀體感覺都有可能是麻木的。例如，當有人問他的腳冷不冷時，他可能需要經過一番思考才能找到冷的感覺。當無意間從一面穿衣鏡里看到自己時，他也許會認不出自己。同樣，他也可能沒有「他家就是他自己的家」的感覺——家對他來說就像旅館的房間一樣，與他毫無關係。另外一些神經症患者則沒有「他們所擁有的錢就是屬於他們自己的錢」的感覺，儘管這些錢很可能是他們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 這些只是我們可以恰當地稱為「一種與現實自我的疏離」的少數幾種變體。疏離了現實自我，一個人的實際情況或者他所擁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聯繫，157以及他對這樣一種生活連續性的感覺，都可能會變得模糊不清。這個過程的某些部分是每一個神經症患者身上所固有的。患者有時候可能會意識到這個方面的障礙，比如有一名患者就曾把自己描述為一根頂上有個腦袋的路燈柱。更為常見的是，儘管這個過程相當廣泛，但他們卻往往絲毫都意識不到。只有在分析中，這一過程才會慢慢地展現出來。 在這種與現實自我的疏離中，核心部分是一種雖然關鍵但卻不那麼明顯的現象。這種現象就是：神經症患者會遠離自身的情感、願望、信念和精力。這是一種積極決定自己生活的力量的喪失，是把自己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感覺的喪失。這些反過來也表明我們疏離了自己最具活力的中心，也就是我所說的真實自我（real self）。用威廉·詹姆斯的話可以更為充分地闡明它的特性：真實自我往往會帶來「震顫的內心生活」，它會產生自發的情感（不管這些情感是喜悅、渴望、愛，還是憤怒、恐懼、絕望）。它也是自發興趣與精力的源泉，是「發出意志命令的努力與專注的源泉」；是擁有希望並用意志力去堅持的能力；它是我們自己身上想要擴展、想要成長、想要獲得自我實現的部分。它會讓我們對自己的情感或思想產生「自發的反應」，不管這種反應「是樂意接受還是反對，是侵吞盜用還是矢口否認，是奮力追求還是反對，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所有這些都表明，當我們的真實自我變得強烈而積極主動時，我們就會有能力做出決定，並為自己做出的決定負責。因此，它會帶來真正的整合以及一種合理的整體感和統一感。不僅身體和心理、行為和思想或情感協調一致，而且它們功能正常，沒有嚴重的內在衝突。與那些人為的使我們自身協調一致的方法（當真實自我被削弱時，這些方法就會體現出其重要性）不同，這很少或幾乎不伴隨任何的壓力。 哲學的歷史表明，我們可以從多個有益的角度來探討有關自我的問題。然而，每一個探討該主題的人卻好像都發現，很難超越這樣一種模式，即描述他自己的特殊經歷和興趣。從臨床效用的視角，158我一方面會把現實自我或經驗自我（empirical self）[2]與理想化自我區分開來，另一方面，我還會把現實自我或經驗自我與真實自我區分開來。現實自我是對一個人在某個既定時刻所擁有的一切的總稱：身體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健康的和神經症方面的。當我們說我們想認識自己時，所指的就是現實自我。也就是說，我們想認識自己真實的樣子。理想化自我則是存在於不合理想像中的我們自己的樣子，或者是按照神經症自負的指令我們應該成為的樣子。真實自我的含義我已經界定了好幾次，它是一種朝向個人成長與實現的「原動力」，當我們擺脫神經症的沉重枷鎖時，有了這種原動力，我們就可以再一次獲得完整的同一性。因此，當我們說我們想尋找自我，其實指的就是真實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對於所有神經症患者來說）也是一種可能的自我（possible self）——這種自我與理想化自我不同，理想化自我是不可能實現的。從這個角度看，它似乎是所有自我中最具推理能力的。有的神經症患者能夠把小麥和穀殼區分開來，並說：這就是他的可能自我。但是，儘管神經症患者的真實自我或可能自我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抽象的，但它仍可以被感覺到，於是我們可以說，我們每看它一眼，就會覺得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為真實、更為確定、更為明確。在經過某種敏銳的洞察後，我們便可以擺脫某種強迫性需要的控制，此時，我們便可以在我們自己或者我們患者身上觀察到這種特性。 雖然一個人無法總能清晰地將與現實自我的疏離和與真實自我的疏離區分開來，但我們在後面討論的焦點主要是後者，即真實自我。克爾凱郭爾說過，自我的喪失是一種「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3]。它是一種絕望——因為意識不到自我的存在而絕望，或者因為不願意成為自己現在這個樣子而感到絕望。但它同時也是一種既不喧譁也不掙扎的絕望（這也是克爾凱郭爾的話）。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們繼續生活著，就好像他們還與這一生命中心保持著直接的接觸一樣。任何其他的喪失——比如失業，或者說，斷了一條腿——都不會引起更多的關注。克爾凱郭爾的觀點與臨床觀察一致。除了前面提到的明顯的病理症狀外，自我的喪失往往不能直接而有力地映入人們的眼帘。前來接受諮詢的患者常常會抱怨頭疼、性障礙、159工作中的抑制現象或者其他症狀；通常情況下，他們並不會抱怨說自己與其精神生活的核心失去了聯繫。 現在，我們粗略地來看一下導致自我疏離的各種因素的概況。首先，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整個神經症發展的結果，尤其是神經症患者身上所有具有強迫性的東西所導致的結果。所有這些具有強迫性的東西的潛台詞是「我是被驅使者，而不是駕馭者」。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有哪些特定的強迫性因素往往並不重要——不管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起作用的因素（如服從、報復、超脫等），還是在與自我的關係中起作用的因素（如自我理想化），都不重要。這些驅力所具有的強迫性必然會剝奪個體的充分自主性和自發性。例如，一旦他那種「想被所有人喜愛」的需要成為一種強迫性的需要，他的情感的真實性就會隨之減弱，他的分辨能力也會因此而減弱。一旦他為了榮譽而被迫去做一項工作，他對工作本身的自發興趣就會降低。此外，衝突性的強迫驅力也會破壞他的完整性、決策能力和駕馭能力。最後一點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神經症患者的假性解決辦法（pseudo-solutions）[4]雖然代表了整合的意圖，但同時也剝奪了個體的自主性，因為它們已經成了一種強迫性的生活方式。 其次，疏離是由於一些同樣具有強迫性的過程而加劇的，我們可以將這些過程描述為積極主動地遠離（active moves away from）真實自我。追求榮譽的整個驅力就屬於這樣一種遠離真實自我的過程，尤其是因為神經症患者決定將自己塑造成不是自己本來的樣子而導致的疏離。他只能感覺到他認為自己應該感覺到的東西，只能想要得到他認為自己應該想要得到的東西，只能喜歡他認為自己應該喜歡的東西。換句話說，「應該」之暴行驅使著他瘋狂地去追求不是他本來的或者可能成為的樣子。在他的想像中，他是不同的——事實上，他想像自己是如此不同，以至於他的真實自我甚至會變得更為平淡、蒼白。就自我而言，神經症要求意味著要放棄自發精力的儲藏庫。例如，在人際關係方面，神經症患者會堅持要求他人應該適應他，而不是他自己努力去適應其他人。160他常常覺得自己有權利讓他人為他做事，而不是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當中。他常常堅持他人應該對他負責，而他自己卻不做任何決定。因此，他的建設性能量閒置了下來，他實際上越來越不是自己生活中的決定因素了。 神經症自負通常會讓他更加遠離自己。此時，他因自己的實際樣子——他的情感、資源、行為等——而感到羞恥，因此，他不再主動地對自己產生興趣。整個外化的過程是另一種積極主動的自我遠離——遠離現實自我和真實自我。順便提一下，讓我們感到震驚的是，這個過程與克爾凱郭爾所說的「不想成為自己的絕望」竟然如此相似。 最後，還有一些積極行動起來反抗真實自我的現象（如自我憎恨中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打個比方說，當一個人的真實自我被放逐時，他就會變成一個受到譴責的罪犯，被人鄙視，並且面臨被毀滅的威脅。「成為自己」（being oneself）的念頭甚至會變得可憎可懼。這種恐慌的感覺有時候會不加掩飾地出現，就像有一名患者只要一想到「這就是我」就會感到恐慌一樣。當她對「我」與「我的神經症」所做的明確區分開始瓦解時，這種恐慌的感覺也會出現。為了保護自己免遭這種恐慌感覺的襲擊，神經症患者「常常會讓他自己消失」。他對於「不去清楚地認識自己」有一種無意識的興趣——就好像是把自己變成了聾人、啞巴和盲人。他不僅會把有關自己的真實情況弄得模糊不清，而且他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既得利益——這個過程會使他對於自身和外部世界中的是是非非的敏感性變得遲鈍起來。雖然他可能會因為這種模糊性而在意識層面遭受痛苦，但他對於維持這種模糊性很感興趣。例如，有一名患者在其聯想中，經常用《貝奧武夫》中的怪物來象徵他的自我憎恨，這個怪物一到晚上就會從湖中出來。有一次，他曾這樣說：「如果有霧，那怪物就看不到我了。」 所有這些行動都會導致一種與自我的疏離。當我們使用這一術語時，我們必須清楚，它所關注的焦點僅僅只是該現象的一個方面。它所精確表達的是神經症患者遠離自我時的主觀感覺。在分析中，他可能會認識到，他所說的所有有關他自己的明智的事情實際上與他及他的生活都不相關。這些事情涉及的是某個與他沒什麼關係的人，161有關這個人的發現很有趣，但卻無法應用到他的生活中。 事實上，這種分析經驗往往會讓我們直接深入問題的核心。因為我們必須牢記，患者通常不會談論天氣或電視，他談論的往往是他最為隱秘的個人生活經驗。然而，這些經驗卻已經失去了其個人意義。而且，就像他在談論自己時可能不讓自己「置身其中」一樣，他也可能會讓自己「置身事外」地工作、交友、散步或與女人睡覺。他與自己的關係已變得與個人無關，他與自己整個生活的關係也是這樣。如果「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這個詞語還不具有特殊的精神病學含義的話，那麼，它將是一個很好的用來表示自我疏離之本質的術語：與自我的疏離是一個去人格化的過程，因此也是一個使精力不斷衰竭的過程。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僅就神經症而言）除了在處於去人格化狀態、產生非現實感或處於健忘狀態中，與自我的疏離並不像其意義所表明的那樣直接而明顯。雖然這些狀況都是暫時性的，但它們也只可能發生在那些在某種程度上疏遠自我的人身上。導致非現實感的因素通常是對自負的嚴重傷害，再加上自卑感的急劇增加，遠遠超出了這個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反之，不管個體是否接受治療，當這些嚴重的狀況得到了緩解時，他與自我的疏離並不會因此而發生本質的改變。它只是再一次被限制在了一定的範圍之內，這樣個體便能夠正常地發揮功能，而不會出現明顯的定向障礙。不然的話，一個接受過訓練的觀察者將能察覺到自我疏離的一些一般性症狀，如目光呆滯、非個人化的先兆、機械化的行為等。像加繆（Camus）、馬昆德、薩特（Sartre）等作家就曾很好地描述過這些症狀。對於分析學家來說，當看到一個人置身其外地把功能發揮得相當不錯時，他始終會感到吃驚。 那麼，疏離自我到底會對一個人的人格以及他的生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為了清楚而全面地闡述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將依次討論疏離自我對個人的情感生活、162精力、駕馭自己生活的能力、對自己負責的能力以及他的整合力量所產生的影響。 如果沒有事先準備，要說一些對所有神經症患者都適用的有關感覺能力（capacity to feel）或情感意識（awareness of feelings）的內容似乎並不容易。有些人在快樂、熱情或痛苦方面過於情緒化；另一些人看起來比較冷淡，或者總是躲在冷漠的面紗背後；還有一些人在情感方面則比較冷漠，反應比較遲鈍、平淡。不過，雖然存在無數種變化形式，但有一種特徵似乎與任何嚴重程度的神經症都有關係。即情感意識、情感強度、情感種類通常主要取決於自負系統。這樣一來，對自我的真正情感便會受到抑制或削弱，有時候這種情感甚至會消失殆盡。簡而言之，自負支配著情感。 神經症患者易於輕描淡寫那些與他的特殊自負背道而馳的情感，而過於強調那些增強其自負的情感。如果他驕傲自大地以為自己高高地凌駕於他人之上，那麼，他就不可能允許自己對他人產生嫉妒感。他在禁慾方面的自負可能會掩蓋他的快樂情感。如果他以自己強烈的報復心為傲，那他可能就會敏銳地感受到自己想要報復的憤怒。不過，如果他的報復心披上了「正義」的外衣，從而變成一種合理的榮譽，那他往往就體驗不到這種想要報復的憤怒本身，雖然這種憤怒經常隨意地表現出來，以致其他任何人都不會對此產生任何的懷疑。對於絕對耐力（absolute endurance）的自負可能會抑制所有痛苦的感覺。但是，如果痛苦在自負系統中占據重要位置的話——成為表達憤怒的媒介和神經症要求的基礎——那麼，患者就不僅會在他人面前強調這種痛苦，而且事實上，他自己也會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這種痛苦。如果同情感被視為一種軟弱，那麼，這種情感可能就會受到抑制；但如果被視為一種神聖的品德，那個體就可能充分地體驗到這種情感。如果自負主要集中於自我滿足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說不需要任何事或任何人，那麼承認任何情感或需要就會像是「必須彎腰才能通過一扇狹窄的門，而這是個體無法忍受的。……如果我喜歡某個人，他就有可能會控制我。……如果我喜歡某物，那我就有可能依賴於它」。 有時候在分析中，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自負是怎樣干擾真正的情感的。X雖然經常對Z不滿（主要是因為自負受到了傷害），但他可能還是會以一種自然而友善的方式回應Z的友善接近。163然後過了一會兒，他內心就會有個聲音說：「你是一個被友善愚弄了的傻瓜。」於是，友善的感覺被丟棄到了一邊。或者，某種景象可能會喚醒他內心溫暖而熱烈的感覺。但是，當他想到「沒有人會像你一樣欣賞這些景象」時，他的自負就會毀了這種感覺。 到目前為止，自負通常發揮了一種審查的作用，它會促進或禁止一些情感進入意識的層面。但它可能會以一種更為基本的方式來控制情感。自負越占上風，一個人就越可能僅僅憑其自負以情緒化的方式對生活做出反應。這就好像是他已把自己的真實自我關進了一間隔音的房子裡，他只能聽見自負的聲音。因此，他滿意或不滿意、沮喪或得意、喜歡或不喜歡人們的感覺主要都是自負反應。同樣，他意識層面所感覺到的痛苦也主要是他的自負所遭受的痛苦。這一點從表面上看並不明顯，但他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他正因為失敗、內疚、孤獨、單相思而痛苦萬分。事實上，他確實有這樣的感覺。但問題是：是誰在受苦？在分析中，我們發現，受苦的主要是他自負的自我。他之所以受苦，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無法取得最大的成功，無法將事情做到至善至美，不具有無法抵制的魅力從而總能讓人一眼就認出，無法讓所有人都喜愛他。或者說，他之所以受苦，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有權利獲得成功、名望等，但卻無法如願以償。 只有當自負系統受到極大的破壞時，他才會開始感覺到真正的痛苦。只有到那個時候，他才有可能對自己這個受苦的自我感到同情，這種同情會促使他去做一些對他自己而言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他以前所感受到的那種自憐，確切地說是一種因為覺得自負的自我受到了虐待而表現出來的傷感痛苦。一個從未體驗過此種差異的人可能會聳聳肩，並認為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痛苦就是痛苦，與自我毫不相干。但是，只有真正的痛苦，才有力量拓寬和加深我們的情感範圍，才能打開我們的心扉去體驗他人的痛苦。在《自深深處》（De Profundis）中，奧斯卡·王爾德曾對這種解放（liberation）做過描述：當他開始體驗到真正的痛苦，而不是因為虛榮心受傷而感到痛苦時，他感覺自己獲得了解放。 有時候，神經症患者甚至只能通過他人才可以體驗到他自己的自負反應。他可能不會因為某位朋友的驕傲自大或忽視而感到恥辱，但他只要一想到他的兄弟或同事將會視此為恥辱，就會感164到羞愧。 當然，自負支配情感的程度是不同的。即使是一個情感上受到嚴重傷害的神經症患者，也可能會具有某些強烈而真誠的情感，如對大自然或音樂的情感。所以說，他的神經症並沒有觸及這些情感。有人可能會說，他的真實自我被允許有這麼大的自由。或者說，即使是他的好惡，也主要取決於他的自負，其中可能也存在真實的成分。但是，這些傾向所導致的結果是，神經症患者的情感生活普遍貧乏，表現為情感之真誠性、自發性和深度的不斷減少，或者至少表現為有可能產生的情感被局限在了一定的範圍內。 一個人對於這種障礙的意識態度是不同的。他也許根本就沒有把他的情感匱乏當成一種障礙，反而以此為榮。他也可能非常關注這樣一種與日俱增的情感枯竭狀況。例如，他可能會認識到，他的情感慢慢具有了一種純粹的被動反應特性。當他對友善或敵意沒有了反應時，他的情感就會保持遲鈍、靜止的狀態。他的心不再主動地去感受一棵樹或一幅畫的美麗，因此，這些東西對他來說毫無意義可言。他可能會在一位朋友向他抱怨某個困境時有所反應，但他通常不會主動去設想這位朋友的生活狀況。或者，他可能會驚愕地意識到，甚至是這些反應性情感也變得遲鈍了。讓—保羅·薩特在《理性年代》（The Age of Reason）中描述其中一個人物時寫道：「如果他至少能夠在自己身上發現一種微不足道的情感，那麼這種情感雖然樸實無華，但卻真實地存在……」最後，還有一些人甚至可能意識不到任何的貧乏。因此，只有在夢中，他才會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傀儡、一座大理石雕像、一幅二維紙板圖或者是一個咧著嘴唇看起來好像是在笑的殭屍。在後面列舉的這些例子中，自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表面上看，現存的貧乏可能會以下面三種方式中的一種被掩飾了起來。 有些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表現出一種才華橫溢的活潑和一種虛假的自發性。他們可能很容易就會表現出狂熱或沮喪，很容易就被激發出喜愛或憤怒之情。但是，這些情感並非來自內心深處，165他們內心根本沒有這些情感。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中，對於所有能引起他們興趣或者傷害其自負的事情都只能做出表面上的反應。通常情況下，最為突出的是那種想給他人留下印象的需要。對他們來說，與自我的疏離使得他們可以根據形勢的需要改變自己的人格。他們像變色龍一樣，總是在生活中扮演著某個角色卻不知道自己是在演戲；他們也像出色的演員，醞釀著與角色相匹配的情感。因此，不管他們扮演的是塵世中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一個對音樂或政治有著濃厚興趣的人，還是一個樂於幫助朋友的人，他們似乎都可以演得惟妙惟肖，像真的一樣。這對分析學家來說也具有欺騙性，因為在分析中，這樣的人往往會很得體地扮演著患者的角色，表現出很迫切地想了解自己、想改變自己現狀的樣子。這裡要解決的問題是角色變化的容易性，他們很容易就能進入某個角色，然後又能輕易地轉換為另一個角色——就像一個人穿了一套衣服，又換成另一套衣服那麼容易。 另一些人不顧一切地追求並興奮地參與像野蠻駕駛、私通或者性發泄這樣的活動，他們誤以為這就是情感的力量。但事實恰恰相反，這種追求刺激與興奮的需要正是其內心痛苦空虛的真實表現。只有這樣一些不同尋常的強烈刺激才能引起這種人遲鈍的情緒反應。 最後，還有一些人似乎具有一種相當確切的感覺。他們似乎知道自己感覺到的是什麼，而且他們的情感反應對於情境而言往往是合適的。但是，這些情感的範圍不僅同樣也受到了限制，而且常常表現得十分低沉，就好像它們整個音調都被降下來了一樣。在做更進一步的了解後，我們發現，這些人常常根據自己的內心指令機械地去感覺他們認為自己應該感覺的東西。或者說，他們只會做出他人期望的情感反應。當個人的「應該」與文化的「應該」相一致時，這種觀察更具欺騙性。無論如何，只要我們能全盤考慮情感狀況，就能避免得出錯誤的結論。發自我們內心的情感具有自發性。深刻性和真誠性。如果這些特性中缺失了哪一種，那麼，我們最好檢查一下其潛在的動力。 在神經症患者身上，精力的可獲得性（availability of energies）程度不一，從一種普遍的惰性，166到零星的斷斷續續的努力，再到一貫的，甚至是誇大的精力發揮，不一而足。我們不能說，神經症本身會使神經症患者比健康個體更具活力或更不具活力。但是，當我們撇開動機和目標，僅僅以一種量的方式來思考精力時，這種結論還是站得住腳的。神經症的主要特徵之一——能量的轉移，即將能量從發展真實自我的既定潛能轉移到發展理想化自我的虛構潛能上，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籠統地討論過，也做過詳細的闡釋。我們對這一過程的意義了解得越充分，就越不會因為看到精力輸出的不一致而感到迷惑。在這裡，我只提兩種含義。 自負系統消耗的精力越多，用於驅向自我實現的建設性驅力的精力就越少。下面我們用一個常見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可能會展現出驚人的精力，以求獲得卓越的地位、權力或魅力；但與此同時，他卻沒有時間、精力用於自己的個人生活和個人發展，對自己的個人生活和個人發展也沒有興趣。事實上，這不僅僅是一個「沒有多餘的精力」用於個人生活和個人成長的問題。即使他有多餘的精力，他也會無意識地拒絕將它們用於真實自我的發展。因為這樣做會違背自我憎恨的意圖——壓制他的真實自我。 另一層含義則是這樣一個事實，即神經症患者通常並不擁有自己的精力（他只是覺得他的精力是他自己的）。他感覺不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存在這樣一種動力。在不同種類的神經症人格中，導致這種缺陷的因素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當一個人覺得他必須去做他人期望他做的一切時，他實際上是在他人的推拉之下才這樣做的，或者他會做這樣的解釋——如果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他可能就會像一輛電已耗盡的汽車一樣待在原地一動也不能動。或者，如果某人很害怕他自己的自負，並在雄心方面產生了禁忌，那麼，他肯定會否認——對自己否認——他曾積極主動地參與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即使他已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謀得了一席之地，他也不會覺得自己做過這樣的事情。他常常感覺到的是「曾經發生過」。但是，除了這些促進因素外，「感覺不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存在這樣一種動力」167從更為深層的意義上說是真實的。因為他確實不會受到他自身的願望、理想的驅動，驅使他的主要是從其自負系統演變而來的需要。 誠然，我們的生活進程有一部分是由我們左右不了的因素決定的。但我們可以擁有一種方向感。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的生活追求。我們可以有理想，朝著理想而努力，並以理想為基礎做出道德決策。而在許多神經症患者身上，這種方向感明顯缺乏，他們指引能力（directive powers）的削弱與其疏離自我的程度是成正比的。這些人往往跟著自己的想像走，變化無常，沒有計劃，也沒有目的。無用的白日夢會取代有目的的活動，純粹的機會主義會取代誠實的努力，憤世嫉俗可能會扼殺遠大理想。他們可能會非常優柔寡斷、猶豫不決，以至於無法進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動。 這種潛藏的（hidden）障礙甚至更為普遍，也更加難以辨認。一個人的行事方式可能看起來井井有條，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卓有成效，這是因為他正被驅使著去實現諸如完美、勝利這樣的神經症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引導性控制被強迫性標準所接管。只有當他發現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應該」之間時，這種指示的人為性才會顯露出來。在這種情境之下，個體會產生嚴重的焦慮，因為他沒有其他的指令可以遵循。他的真實自我好像被關進了一個地牢之中，他無法與它相商。正因為如此，他成了這些矛盾的「應該」的無助犧牲品。其他神經症衝突也是這樣。對於衝突的無助程度和面對衝突的恐懼程度，不僅表明了衝突的大小，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他與自我的疏離。 內在方向感的缺乏也可能不以此種方式表現出來，因為一個人的生活已經進入了傳統的軌道，因此他有可能迴避個人的計劃與決定。拖延可能會掩蓋優柔寡斷。人們只有在必須獨自一人做決定時，才可能會意識到自己的優柔寡斷。所以說，這種情況可能是對最糟糕狀況的一種考驗。但即便如此，他們通常也認識不到這種障礙的一般性質，168而是將其歸咎於「這個特殊的決定本來就很難做」。 最後，順從的態度背後也許隱藏著一種不充分的方向感。因此，人們常常會去做一些他們認為別人期望他們去做的事情，成為他們認為別人希望他們成為的那種人。他們對於他人的需要或期望可能會表現得相當敏感。通常情況下，他們會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把這種技巧美化成敏感或體貼。當他們意識到這種「順從」所具有的強迫特徵，並試圖對之進行分析時，他們通常都會將關注的焦點放在與個人關係有關的因素上，如取悅他人的需要、抵擋他人敵意的需要等。不過，在沒有這些因素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表現出順從，例如在分析情境中。他們把主動權交給了分析學家，然後想弄清楚或猜測分析學家期望他們去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他們這樣做其實違背了分析學家明確鼓勵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的初衷。在這裡，「順從」的背景變得很清楚。由於對此沒有絲毫的察覺，他們被迫把生活的方向盤交到他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當讓他們自己來支配自己的資源時，他們就會迷失方向。於是，在他們的夢中就會出現這樣一些象徵，如坐在一條沒有船舵的小船上，丟失了指南針,身處陌生而危險的境地卻沒有嚮導，等等。這種內部引導力的缺乏是「順從」的主要元素，到後來當他開始努力追求內心自主性時，這種現象也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焦慮與他們在不敢相信自己的情況下放棄習以為常的幫助有關。 雖然引導力的削弱或喪失也許是隱藏的，但另一種不足（insufficiency）卻始終清晰可辨（至少對訓練有素的觀察者來說是這樣）：對自我負責的能力（faculty of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self）。「責任」這個詞可能包含了三種不同的含義。在這裡，我所指的不是履行職責或信守承諾意義上的可靠性，也不是指對別人所負的責任。人們對這些方面的態度千差萬別，因此很難挑出適合所有神經症的恆定特徵。神經症患者可能完全可靠，169也可能對他人承擔了過多或過少的責任。 我們在這裡也不打算著眼於有關道德責任的哲學紛爭。神經症患者身上的強迫性因素非常普遍，以至於選擇的自由都被忽略了。事實上，我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患者總體上不能像過去那樣發展；尤其是他會情不自禁地去做、感覺、思考他過去曾做過、感覺過、思考過的事情。不過，患者並不認同這個觀點。他高傲地蔑視一切意味著規則和必要性的東西，而且這種態度也會延伸到他自己身上。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他只能朝著特定的方向發展，但這一事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某種驅力或態度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並不重要。不論他必須奮起抵抗的逆境是多麼難以克服，他都應該用自己無窮的力量、勇氣、鎮定去加以應對。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證明他沒用。相反，為了自我保護，他或許會矢口否認一切過失，標榜自己絕不會犯錯，並把一切困難（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當前的）都歸咎到他人身上。 而且，就像在其他功能中一樣，自負也會接管責任。當個體沒有做到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時，譴責性的指控就會纏著他不放。於是，這就使得他越來越不可能承擔起唯一的重大責任。說到底，這就是他對自己以及自己生活所表現出來的樸實無華的誠實。它以三種形式表現出來：公正地認識自己，既不小看也不誇大自己；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決定等承擔後果，既不設法「逃避」，也不把責任推給其他人；認識到應該由他自己來解決所面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堅持讓他人、命運或時間來為他解決這些難題。這並不是說不要接受幫助，相反，這意味著要盡他所能地尋求幫助。如果他本人不朝著建設性改變的方向努力，那麼，即使外界給他最有力的幫助也將無濟於事。 舉個例子來加以說明（這個例子實際上是由許多類似案例組合而成）：有一位已婚的年輕男子，雖然他父親經常給他經濟上的幫助，但他花錢總是入不敷出。170他給了自己及其他人很多種解釋：這是他父母的錯，他們從未訓練他如何理財；這是他父親的錯，他給他的補貼太少了。反過來說，這種狀況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為他太膽小，不敢多要；他之所以需要錢，是因為他妻子花錢大手大腳，或者是因為他孩子需要一個玩具；此外，還有稅款要繳，還有醫藥費得付——況且每個人不是都有權利偶爾享享樂嗎？ 對於分析學家來說，所有這些理由都是有重要意義的資料。它們表明了患者的要求以及他感覺自己受到了虐待的傾向。對患者來說，這些理由不但充分地、令人滿意地解釋了他的困境，而且直指要點。他把這些理由當成了一根魔杖，以驅走這樣一個事實，即不管原因是什麼，他都確實花掉了太多的錢。這種直言不諱的事實陳述，對於那些受自負和自責支配的神經症患者來說通常是不可能做到的。當然，結果肯定是這樣的：他的銀行賬戶透支，他負債纍纍。當銀行工作人員禮貌地通知他在銀行的賬目情況時，他會大發雷霆；當朋友不願意借錢給他時，他也會暴怒不已。當這種困境變得非常嚴重時，他就會把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告知他的父親或某位朋友，並在某種程度上強迫他們援助自己。他往往不去面對這樣一種簡單的聯繫：這些困境其實是他自己無節制地花錢所導致的。他常常會做一些有關未來的計劃，但這些計劃都不可能起到什麼作用，因為他太急於為自己辯護而將責任推到他人身上，以致無法執行自己的計劃。他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缺乏節制是他自己的問題，這確實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此，應該由他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固執地對自己的問題或行為所引發的結果視而不見的：一個人如果無意識里確信自己對一般的因果關係具有免疫力，那麼，他可能就會察覺到自己的驕傲自大和報復心理。但他卻全然意識不到他人對此感到憤怒的後果。如果別人以敵對的態度對待他，他就會覺得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打擊。他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且通常還會相當敏銳地指出導致他人對他的行為感到憤怒的神經症因素（他人身上的神經症因素）。171他會輕率地拋棄所有提供給他的證據。他認為，這只不過是那些人試圖為他們自己的罪責或責任找個合理的藉口而已。 這些例子雖然很典型，但並沒有包括逃避對自我負責的所有方式。我們在前面說到為抵禦自我憎恨的攻擊而採用保全面子的手段及保護措施時，已經討論過其中的大部分方式。我們已經看到，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將責任推給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他是如何把自己變成一個與自己分離的自我觀察者的，以及他是如何將他自己與他的神經症清楚地區別開來的。結果，他的真實自我變得越來越微弱，或者說越來越遙遠。例如，如果他否認無意識力量是他整個人格的一部分，那麼，這些力量就會變成一種神秘的力量，將他嚇得不知所措。由於這些無意識的迴避，他與真實自我的接觸越來越弱，他越來越可能變成他無意識力量的無助犧牲品，而且他事實上也有越來越多的理由懼怕它們。與此同時，他為了對這個複雜難懂的機體（即他自己）的一切負責而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會讓他變得明顯堅強。 而且，對任何患者來說，「逃避對自我負責」都會讓他更加難以面對和克服自身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分析一開始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那麼，分析工作的時間和難度就都會大大減少。不過，只要患者依然沉溺於他的理想化意象，他就不會懷疑自己的真實性。而如果自責的壓力很明顯，他對於「對自我負責」的想法可能就會產生強烈的恐懼感，並無法從中獲得任何收益。此外，我們還必須牢記，無法為自我承擔任何責任只不過是整個自我疏離的一種表現。因此，在患者獲得某種有關自己的感覺和為了自己的感覺之前，任何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將徒勞無功。 最後，當真實自我「被關在了外面」或者遭到了放逐時，個體的整合力量（integrating power）也將處於低潮。健康的整合是個體「成為自己」的結果，而且，個體只有在「成為自己」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整合。如果我們讓自己充分地成為自己，足以使自己擁有自發的情感，172做出自己的決定，並為這些決定承擔責任，那麼，我們就會擁有一種基礎牢固的整體感。一位詩人曾用她的筆觸寫到了她發現自我時的感覺，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此時一切融合，匯於一處， 從願望到行動，從語言到沉默， 我的工作，我的愛情，我的時間，我的面孔， 聚成一種強烈的姿態， 一如幼苗在發育成長。[5] 我們通常把自發整合的缺乏看成神經症衝突的直接結果。這種觀點固然正確，但我們如果不考慮到它所造成的惡性循環的話，就無法充分理解分裂力量的威力。如果我們因為許多因素而喪失了自我，那麼，我們就會失去我們賴以解決內心衝突的牢固基礎。於是，我們便會受到這種衝突的擺布，成為其分裂力量的無助犧牲品，因此，我們必定會利用任何可獲得的手段去解決這些衝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想要找到解決方法的神經症嘗試（neurotic attempts）——從這個視角看，神經症就是一系列這樣的嘗試。但是，在這些嘗試中，我們越來越失去自我，而衝突所產生的分裂性影響卻越來越大。因此，我們需要人為的方法使自己獲得整合。於是，作為自負和自我憎恨之工具的「應該」便獲得了一種新的功能：保護自己免於陷入混亂。它們用鐵拳支配一個人，但它們又像一種政治暴行，確實也創造並維持了某種表面的秩序。對意志力和推理能力的嚴格控制，是另一種試圖把支離破碎的人格捆綁在一起的費力的手段。下一章，我們將對此連同緩解內心緊張的其他方法一起進行討論。 這些障礙對於患者生活的普遍影響相當明顯。不管他如何用強迫性的僵化表現來掩蓋這一切，「他無法成為自己生活中一個積極的決定性因素」都會使他產生一種深深的不確定感。不管他表面上是如何充滿活力，「他無法感覺到自己的情感」都會使他死氣沉沉。他無法為自己承擔起責任，173因此也就被剝奪了真正的內在獨立性。此外，真實自我的沉寂對神經症的發展過程有重大的影響。正是這一事實讓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自我疏離所造成的「惡性循環」。它本身就是神經症過程的結果，同時也是神經症過程進一步發展的原因。因為與自我的疏離越嚴重，神經症患者就越會成為自負系統之陰謀詭計的無助的受害者。而他用以抵制與自我之疏離的活力也會變得越來越少。 這種最為活躍的精力源泉是會全部枯竭，還是會恆定不變？在有些情況下，人們可能會對此產生嚴重的懷疑。以我的經驗看，暫時不要做出判斷才是明智之舉。如果分析學家有足夠的耐心和技巧，那麼，真實自我往往能夠從放逐狀態中返回或者能夠「起死回生」。例如，儘管患者無法將精力投入他自己的個人生活中，但如果他能夠把精力投入為他人所做的建設性努力上，那麼，這就是一種讓人心生希望的跡象。不用說，完整的人通常能夠而且也確實會做出這樣的努力。但在此讓我們感興趣的是這樣一些明顯自相矛盾的人：他們一方面在為他人服務時似乎精力無限，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自己的個人生活卻缺乏建設性的興趣與關注。甚至在他們接受分析的過程中，他們的親人、朋友或學生從分析工作中所獲得的好處常常比他們自己獲得的好處還要多。但是，作為治療師，我們仍然堅持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對於成長的興趣雖然以僵硬的方式被外化了，但這種興趣仍存在。不過，要想讓他們重新對自己產生興趣，可能並不容易。在他們身上，不僅存在可怕的力量阻止建設性變化的發生，而且，他們本人也不太熱衷於考慮這樣的變化，因為他們指向外部的努力造就了一種平衡，而且給予了他們一種價值感。 當我們把真實自我與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相比較時，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真實自我的作用。我與弗洛伊德的研究前提完全不同，走的也是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徑，但我得出的結果好像與弗洛伊德的是一樣的，他假定「自我」是虛弱的。誠然，我們在理論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弗洛伊德看來，「自我」就像一個雇員，具有各種功能，但沒有主動權，也沒有執行權。而我認為，真實自我是情感力量、建設性精力、指引權和審判權的源泉。174但是，就算真實自我具有所有這些潛能，而這些潛能也確實會在健康個體身上發揮作用，那麼，就神經症而言，我的觀點與弗洛伊德的觀點有什麼大的差異呢？一方面，自我（self）因為神經症過程而受到削弱、麻痹或「驅逐」；或者另一方面，自我天生就不是一種建設性力量。這二者實際上是否完全一樣呢？ 當審視大多數分析的初始階段時，我們不得不肯定地回答這一問題。在那個時候，真實自我幾乎不會明顯地發揮作用。我們看到，某些情感或信念有可能是真實可靠的。我們可能會猜測，除了一些更為明顯的宏大元素外，患者發展自我的驅力還包含一些真正的元素。此外，他還對有關自身的真實情況感興趣，且這種興趣遠遠超過了他的求知需要。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這依然也只是猜測而已。 不過，在分析過程中，這種情況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由於自負系統受到削弱，患者不再自動地進行防禦，而是開始對有關自己的真實情況產生了興趣。從下面所描述的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開始對自己負起了責任：自己做決定，感覺自己的情感，並形成自己的信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自負系統所接管的所有功能逐漸重新獲得了自發性，重新歸於真實自我力量的掌控之中。許多因素重新分配。在這個過程中，真實自我及其所具有的建設性力量被證明是更強大的一方。 我們在後面將會討論這個治療過程所需的各個步驟。在此，我僅指出真實自我會出現這樣一個事實。否則，這種有關自我疏離的討論將會給我們留下一種真實自我過於消極的印象，它會讓我們覺得真實自我就像是幻影，值得重新獲取，但卻永遠難以捉摸。只有在熟悉了分析的後期階段後，我們才能認識到，真實自我具有潛在力量的論斷並不是僅憑推斷而來。在有利的條件下（如建設性的分析工作），它能再度成為一種活力。 正是因為存在這樣一種現實的可能性，175我們的治療工作才能在緩解症狀之外，還有希望幫助個體實現個人的成長。也只有看到這種現實的可能性，我們才能理解真實自我與虛假自我之間的關係，就像我們在上一章提到的那樣，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是兩種敵對力量之間的衝突。只有當真實自我再次變得積極主動，足以讓個體敢於為此冒險時，這種衝突才有可能轉化為一場公開的戰爭。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個體才只能做一件事：通過尋找虛假的解決辦法來保護自己免遭衝突所具有之破壞力量的襲擊。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討論這些方法。 * * * 注釋： [1]同其他許多注釋一樣，在這裡，我也大致引用了威廉·詹姆斯的原話，見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 New York, the chapter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本段中的引用正是引自這一章。 [2] 「經驗自我」這個詞是威廉·詹姆斯使用的。 [3] Sören Kierkegaard, 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4]參見《我們的內心衝突》以及本書後面章節的內容。 [5]引自「Now I Become Myself,」 by May Sarton,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