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四章 神經症自負86

儘管神經症患者都非常努力地追求完美，並完全相信自己能夠達到完美的狀態，但他卻往往得不到他最為需要的東西：自信（self-confidence）和自尊（self-respect）。即使在自己的想像中他像神一樣完美，但在現實世界裡，他卻連普通牧羊人那樣樸實的自信都沒有。他也許會獲得很高的地位、很好的名望，但這些只會讓他驕傲自大，並不會給他帶來內心的安全感。在內心深處，他依然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不被人需要的人，很容易受到傷害，而且需要不斷地證明自己的價值。只要擁有權力和影響力，並受到他人的讚揚和尊重的支持，他就可能會覺得自己很強大、很重要。但是，一旦處於一個陌生的環境之中，這種支持就會喪失，一旦失敗，或者一旦他一個人獨處，所有這些讓他得意揚揚的感覺就會很容易崩塌。天堂的國度並非來自外在的姿態。 下面，讓我們來探究一下在神經症發展的過程中自信往往出了什麼問題。很顯然，要想讓自信獲得發展，兒童通常需要外界的幫助。他需要溫暖，需要感覺到自己受人歡迎、被人關心和保護，需要一種信任的氛圍，在活動中他需要鼓勵，他還需要建設性的紀律。借用瑪麗·拉塞（Marie Rasey）[1]一個精心選擇的術語來說，有了這些因素，他才會發展出「基本信心」（basic confidence）。87「基本信心」既包括對他人的信心，也包括對自己的信心。 然而，一些有害的影響因素卻往往會阻礙兒童的健康成長。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討論過這些因素及其產生的一般影響。在此，我想再補充另外幾條，以說明對他來說要想進行恰當的自我評價特別困難的原因。盲目的崇拜可能會使他認為自己非常重要的感覺膨脹。他可能會覺得他人需要、喜歡、欣賞自己，並不是因為他自己，而僅僅是因為他滿足了他的父母對於崇拜、聲望或權力的需要。一種以完美主義為標準的僵化體制會使他因為沒有達到這些要求而產生自卑感。在學校里，如果他表現出不當行為或者考試成績很糟糕，就可能會受到嚴厲的譴責，而得體的舉止或優良的成績則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追求自主或獨立的行為會受到嘲笑。所有這些因素，再加上真正的溫暖與興趣的普遍缺乏，會讓他覺得沒人愛自己、自己沒有任何價值——或者，除非他不做自己，否則，他無論如何都一文不值。 此外，早期各種不利因素所引發的神經症的發展，往往會削弱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核心。他會逐漸地疏遠自己、分裂自我。他的自我理想化其實是為了彌補由於他在內心之中抬高自己，使自己超越了自己及他人的殘酷現實而造成的傷害。而且，就像魔鬼協定中的故事一樣，在想像中，有時候也在現實中，他獲得了所有的榮譽。但是，他得到的並不是堅實的自信，而是一份其價值最可疑的耀眼的禮物：神經症自負（neurotic pride）。自信和神經症自負感覺起來和看起來都非常相像，以至於大多數人在內心之中混淆了這二者之間的區別，這種混淆其實完全可以理解。例如，老版本的《韋氏詞典》中就是這樣定義的：自負就是自尊，其基礎要麼是現實的優點，要麼是想像出來的優點。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一個是現實的優點，另一個是想像出來的優點，但它們都可以被稱為「自尊」，這就好像是它們之間的區別無關緊要似的。 人們之所以將自信與自負相混淆，也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患者將自信看成一種神秘的東西，這種東西不知道從哪兒來，但患者卻非常渴望擁有。因此，88患者希望分析學家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將自信灌輸給自己是合乎邏輯的。這總是會讓我想起一部動畫片，片中一隻兔子和一隻老鼠都被注射了勇氣；後來，它們長到了其同類普通大小的五倍，勇敢無畏且充滿了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患者不知道的是——事實上，他們是因為太過焦慮而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個體身上所存在的優點與自信感之間有嚴密的因果關係。這種關係就像一個人的經濟地位取決於他的財產、積蓄或賺錢能力一樣明確。如果這些因素滿足了要求，一個人就會獲得經濟上的安全感。或者，另舉一例：漁夫的信心通常取決於以下這樣一些具體的因素，如船隻的狀況是否良好，漁網是否已修補完整，對天氣和水域狀況的了解，自身肌肉力量，等等。 哪些方面會被認為是個人的優點，在某種程度上因我們所生活之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西方文明中，個人的優點通常包括這樣一些品質或特徵，如：擁有自主的信念並依這種信念行事；能開發自身資源，自立；為自己承擔責任；對自身的優點、責任義務及局限性有現實的評估；有力量，情感率直；有能力建立和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如果這些因素的功能發揮良好，主觀上就會表現出一種自信的感覺。如果這些因素的功能受損，自信的感覺就會動搖。 同樣，健康的自負也以大量的特徵為基礎。這種特徵可能是對某些特殊成就的合理的高度評價，如因為做了一件需要道德勇氣的事情或者很好地完成了一項工作而感到自豪。或者，這種特徵也可能是一種對自身價值的比較綜合的感覺，一種沉靜的尊嚴感。 考慮到神經症自負對傷害極其敏感，因此，我們往往認為它是健康自負的一種過盛增長。不過，就像我們以前經常看到的那樣，這二者之間本質上是一種質的區別，而不是量的區別。相比之下，神經症自負是不堅實的，它的基礎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屬於或支持美化過的自我形象。89這些因素可能是外在的東西——威望值（prestige values）——或者，可能是個體所妄稱的特徵和能力。 神經症自負多種多樣，其中，對威望值的神經症自負看起來好像是最為正常的。在我們的文明中，因為擁有一個迷人的女友、出生於體面的家庭、土生土長、是南方人或新英格蘭人、是某個享有聲望的政治團體或專業團體的成員、會見過重要人物、受人歡迎、擁有好車或好的頭銜而感到自豪，是一種常見的反應。 這種自負是神經症中最不典型的。這些東西對於許多自身存在相當大神經症困難的人和相對健康的人而言，意義是一樣的。對許多其他人來說，它們即使真的有不同的意義，其區別也是很小的。但是，有一些人卻將大量的神經症自負投注在這些在他們看來非常重要的威望值上，以至於這些威望值成了他們生活的中心，而且，他們常常將主要的精力都投注在了追求這些威望值上。對這些人來說，參加某些享有聲望的團體、成為某著名機構的一員是絕對必須要做的事情。當然，如果用「真的感興趣」或「想要獲得成功的合理願望」來解釋，那他們所有狂熱的活動都是可以說得通的。任何事，只要能夠提高這種聲望，就可能真的會讓他們狂喜；而如果這個團體不能提高個體的聲望，或者團體本身的聲望有所下降，就會使他產生強烈的自負受傷（hurt-pride）反應，下面，我們就來討論這一點。例如，某人家中如果有一個人不「成器」或者智力上有缺陷，那麼，這對他的自負來說可能就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大多數時候，他會把這種沉重打擊隱藏在對這個親人的表面關心背後。再比如，有很多女性如果沒有男伴陪同，就會寧可待在家裡，而不去飯店吃飯或者去電影院看電影。 所有這些看起來與人類學家所說的某些所謂原始人的行為非常相似，在這些原始人中，個體從根本上說是團體的一員，而且他也自認為是團體的一分子。因此，他的自負不是投注在個人事情上，而是投注在機構和團體的活動上。但是，儘管這些過程看起來相似，本質卻不同。其主要的區別在於：90神經症患者說到底與團體沒有什麼關聯。他並不覺得自己是團體的一分子，沒有歸屬感，而是利用團體來求得個人的聲望。 儘管一個人可能會因為想著和追求聲望而筋疲力盡，儘管在其內心之中，他往往會隨著聲望的升降而起伏，但通常情況下，人們並不明確認為這是一個需要加以分析的神經症問題——其原因在於：要麼因為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現象，要麼因為它看起來像一種文化模式，要麼因為分析學家自身也沒有擺脫這一問題。我們之所以說它是一種疾病，而且是一種破壞性的疾病，是因為它會使人變得投機取巧，從而破壞人的完整性。這一問題絕非正常，相反，它表明存在一種嚴重的障礙。事實上，這種障礙只會出現在那些嚴重遠離自我，以至於其自負在很大程度上都投注於自身之外的人身上。 此外，神經症自負還取決於一個人在想像中妄稱自己擁有的特質，以及屬於其特定理想化意象的所有特質。在此，神經症自負的特性顯露無遺。神經症患者通常不是因為自己實際的樣子而感到驕傲。在了解了神經症患者有關自己的錯誤看法後，我們就不會因為他的自負掩蓋了他的困難和局限而感到吃驚了。但事實上，事情不限於此。他在大多數時候甚至並不為自己現有的優點而感到驕傲。他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識到這些優點，也可能真的否認這些優點的存在。但是，即使他認識到了自身的優點，這些優點在他看來也是沒什麼分量的。例如，如果分析學家讓患者注意到他自己卓越的工作能力，或者他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來的頑強意志，或者向他指出——儘管困難重重——他確實寫出了一本好書，該患者或許會一點都不誇張地或象徵性地聳聳肩，對這些表揚不屑一顧，表現得相當冷漠。他尤其不欣賞那些「僅僅只是」付出了努力但沒有取得任何成就的做法。例如，在一次又一次認真地嘗試接受分析或自我分析的過程中，他對於為找出其病根而付出的真真正正的努力表現得相當不屑一顧。 培爾·金特（Peer Gynt）或許是文學中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他不太重視自己現有的優勢、他的高超智慧、冒險精神以及頑強的生命力。但是，他卻為自己所沒有的一樣東西，91即「做真實的自己」而感到驕傲。事實上，在他心裡，他不是真實的自己，而是理想化的自我，擁有著無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權力。（他用自己的格言「做自己才真實」［To thyself be true］——正如易卜生［Ibsen］所指出的，「做自己才真實」實際上是「做自己才足夠」［To thyself be enough］的一種美化說法——把他那無限的自我中心傾向上升到了生活哲理的高度。） 在我們的患者當中，有很多像培爾·金特這樣的人，他們急切地想保留自己是一個聖人、才子、絕對自信之人等這樣的幻想。如果他們對自己的評價降低一厘米，就會覺得好像喪失了「個性」一樣。想像不管應用於何處，其本身都可能具有極高的價值，因為在想像中，想像者可以藐視那些關注真實情況的既無聊又平凡的人。當然，患者不會說起「真實情況」，他只會含糊地談到「現實」。例如，有一位患者要求非常高，竟然希望全世界都為他服務。一開始，他對這種要求有一個明確的立場，說這種要求很荒唐，甚至是卑鄙的。但到了第二天，他又找回了他的自負：現在，這些要求成了一種「偉大的智力創造產物」。這樣一來，不合理要求的真正含義就沉沒了，想像中的自負獲得勝利。 更為常見的是，自負並非僅與想像相關聯，而是與所有的心理過程都相關：智力、推理、意志力等。畢竟，神經症患者認為自己所擁有的無限力量，都只是心理的力量。因此，他為此痴迷、以此為傲也就不足為奇了。理想化意象是他想像的結果。但是，它不是一夜之間創造出來的。智力和想像不停地工作（其中，大多數工作是無意識的），通過合理化、辯解、外化來維持虛構的個人世界，並調和一些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簡而言之，就是通過找到各種方法來使得事物看起來不同於其實際的樣子。一個人越遠離自己，他的心理就越會成為至高無上的現實。（「一個人離開我的思想就不存在；離開我的思想，我也就不存在。」）就像夏洛特夫人（the Lady of Shalott）一樣，她不能直接看到現實，而只能透過鏡子來看。更確切地說：她在鏡子之中看到的只是她關於世界及自身的想法。這就是對智力的自負（或者更確切地說92，對於心智至上的自負）並非僅局限於那些從事智力工作的人，而是經常會發生在所有神經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自負也會投注在神經症患者覺得自己有權利擁有的能力和特權上。因此，他或許會為一種幻想出來的無堅不摧（invulnerability）而感到自豪。在生理方面，這種無堅不摧意味著永遠不會生病或永遠不會受傷；而在心理方面，這種無堅不摧意味著永遠不會感覺受傷。另一個神經症患者或許會為自己運氣好，或者自己是「眾神的寵兒」而感到自豪。因此，身處瘧疾流行地區而未染上疾病、賭博贏錢，或者遠足時天氣很好，都成了值得自負的事情。 事實上，對於所有神經症患者來說，能夠有效地堅持自己的要求都是一件值得自負的事情。那些覺得自己有權利不勞而獲的人，如果能夠慫恿他人借錢給他們、替他們跑腿、免費給他們治病，就會覺得非常自豪。而另一些認為自己有權利支配他人生活的人，如果他們保護的對象沒有立刻聽從他們的建議，或者如果他們保護的對象沒有先徵求他們的意見就自作主張行事，他們就會覺得自己的自負受到了打擊。還有一些人覺得，只要他們表明自己處於某種困境之中，那麼，他們就有權利免受罪責。因此，如果他們能夠引起他人同情和得到他人寬恕，他們就會感到自豪；而如果他人一直對他們吹毛求疵，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神經症患者常常會因為達到了其內心指令的要求而感到自負，這種自負表面上看起來基礎比較堅實，但事實上，它與其他種類的自負一樣不牢靠，因為它不可避免地與各種裝腔作勢（pretenses）交織在了一起。一個自認為是一個完美媽媽並因此而感到自豪的母親，通常只有在想像中她才是完美的。一個為自己所獨有的誠實而感到自豪的人，也許不會明顯撒謊，但他的無意識或半意識之中卻常常瀰漫著不誠實的想法。那些為自己的無私感到自豪的人，可能不會公然提什麼要求，但他們會把自己在正常的自作主張方面的禁忌誤認為是謙遜的美德，除此之外，他們還會通過表現出自己的無助、痛苦，從而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他人身上。此外，「應該」本身可能僅僅具有一種主觀的價值，因為它們服務於神經症的目的，而並不具有客觀的價值。因此，舉例來說，神經症患者可能會因為不求任何人幫助、不接受任何幫助（儘管求人幫助、接受他人幫助是更為明智的選擇）而感到自豪——這是社會工作中眾所周知的一個問題。有些人可能會為自己很會討價還價而感到自豪，而另一些人則可能會為自己從不93討價還價而感到自豪——這取決於他們必須總是讓自己成為贏家，還是從不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 最後，它或許是唯一被投注了自負的高尚且嚴肅的強制性標準。能辨「善」與「惡」讓他們覺得自己就像上帝一樣，就像蛇向亞當和夏娃許諾將要發生的一樣。一個神經症患者的標準如果很高，就會讓他覺得自己是道德上的一個奇蹟，並引以為豪，而不管他真實的狀態和行為表現是什麼樣子。在分析的過程中，他或許會認識到自己極度渴望獲得聲望，缺乏真實感，而且報復心很強；但所有這些都不能讓他表現得更為謙遜一點，也不能使他自認為是一個優秀道德人物的感覺減弱一些。在他看來，這些實際存在的缺點並不重要。他之所以自負，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有道德的人，而是因為他知道了自己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即使他暫時可能認識到了自責並沒有什麼用，或者有時候他甚至會因為這些自責的害處而感到恐懼，他對自己的要求依然並不寬容。畢竟，如果他受苦，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的痛苦不就是證明他具有良好道德感的另一項證據嗎？因此，為維持這種自負而付出代價，看起來是值得的。 當我們從這些帶有普遍性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探討單個神經症患者的特性時，乍看之下，情況有些混亂。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投注了自負。一個人眼裡的閃光點，在另一個人看來卻是可恥的缺點。一個人以粗暴待人為傲；另一個人卻以粗暴無禮為恥，而以在意他人為傲。一個人以矇混過日子為傲，也有人對於任何故弄玄虛的跡象都感到羞恥。有人以信任他人為傲，同樣，也有人以不信任他人為傲——如此等等。 但是，只要我們脫離整個人格的背景來看待這些特定種類的自負，這種多樣性就會讓我們感到困惑。一旦我們從個體整個性格結構的視角來看待每一種自負，就會出現一條定序原則（ordering principle）：他需要以己為傲，這種需要非常迫切，以至於只要一想到被一些不太重要的需要所控制，他就無法忍受。於是，他用自己的想像把這些需要變成了優勢，94即把它們轉變成了他引以為傲的優點。不過，只有那些有助於他實現理想化自我的強迫性需要，才會經歷這種轉變。反之，他就會壓制、否認、鄙視那些阻礙其實現理想化自我的需要。 他能夠在無意識之中進行價值觀的顛倒，這樣一種能力令人非常吃驚。最能表現這種能力的媒介物是動畫片。動畫片可以非常形象生動地讓我們看到一個因為某種不受歡迎的特徵而苦惱的人是怎樣拿起一把刷子，給那種特徵刷上漂亮的顏色，然後，無比驕傲地把這種美化過的特徵展示給別人看的。這樣一來，前後的不一致就變成了無限的自由，盲目反抗現存道德規範變成了超越世俗的偏見，禁止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禁忌變成了聖人般的無私，一種姑息他人的需要變成了純粹的善，依賴變成了愛，剝削利用他人變成了精明有謀略的表現。一種能夠堅持以自我為中心之要求的能力看起來好像成了一種力量，強烈的報復心變成了正義感，挫敗他人的技巧變成了一種最為聰明的武器，厭惡工作變成了「成功地抵制僵化的工作習慣」，如此等等。 這些無意識過程常常會讓我想起易卜生的《培爾·金特》（Peer Gynt）中的山妖們（Trolls），在他們看來，「黑就是白，丑就是美，大就是小，骯髒就是乾淨」。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一種與我們相似的方式，解釋了這種顛倒價值觀的現象。易卜生說，只要你像培爾·金特一樣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夢幻世界裡，你就不能做真實的自己。夢幻與真實之間沒有橋樑。從原則上說，夢幻與真實完全不同，不可能找到任何折中的辦法。如果你不能做真實的自己，而是生活在一個自己想像出來的宏偉壯觀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裡，那麼，你的價值觀也將會打水漂。而你的價值尺度也將會像那些山妖一樣顛三倒四。事實上，這正是我們在這一章討論的要旨。一旦我們開始走上追求榮譽的道路，我們就不再關注真實自我。神經症自負，無論以什麼樣的形式表現出來，都是錯誤的自負。 分析學家一旦掌握這樣一條原理，即只有那些被投注了自負的傾向才有助於實現理想化自我，他就會保持警惕，找出那種在某個地方隱藏著的自負。一種特質所具有的主觀價值與隱藏於其中的神經症自負之間的關聯看起來很有規律。95分析學家只要認出了這兩種因素中的任何一種，便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斷出另一種十之八九也存在於此處。分析學家先注意到的有時候是這種因素，有時候是那種因素。因此，在分析工作剛開始時，患者可能會通過他玩世不恭的態度或者挫敗他人的能力來表現他的自負。雖然分析學家此時往往並不清楚這一特定因素對於患者而言的意義，但他完全可以確定，這種因素在該患者所患的特定神經症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治療過程中，分析學家有必要逐漸弄清楚，在每一個患者身上那種特定的自負是怎樣起作用的。當然，只要患者無意識或有意識地為某種驅力、態度或反應而感到自豪，他就不可能將之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一名患者或許已經意識到，他有一種想要憑機智勝過他人的需要。分析學家可能會覺得，不言而喻，這是一種有問題的傾向，需要加以解決，並最終將其克服，因為他考慮的是患者的真實自我的利益。他認識到了這種傾向所具有的強迫性特徵、它所導致的人際關係障礙，以及能量的浪費（這些能量本可以用於建設性的目的）。與此同時，患者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可能就會認為，正是這種憑機智勝過他人的能力使他成了一個優秀的人；而且，他暗自為此而感到驕傲。因此，患者對於分析這種想要憑機智勝過他人的傾向並不感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是那些使得他不能完美地憑機智勝過他人的因素。只要分析學家和患者沒有意識到這種評價上的差異，他們就會在不同的層面上努力，分析的目的也會不一樣。 神經症自負所依賴的基礎就像紙牌屋一樣不結實，輕輕的一陣風就會把它吹倒。就主觀體驗而言，神經症自負會讓人脆弱不堪。當患者痴迷於獲得自負時，情況尤其如此。無論是內在還是外在，它都極易受到傷害。自負受傷後，個體通常會有兩種典型的反應：羞愧（shame）和恥辱（humiliation）。如果我們所做、所思考或者所感覺到的事情違背了我們的自負，我們就會覺得羞愧。而如果他人做了一些傷害我們自負的事情，或者沒有做到我們的自負要求他們做到的事情，我們就會覺得恥辱。如果出現任何不得其所或者與實際情況不成比例的羞愧或恥辱的反應，96我們就必須回答下面兩個問題：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是什麼引起了這種反應？它所傷害的是哪種潛藏的特定自負？這兩個問題緊密相關，哪一個都不能快速地給出答案。例如，分析學家或許知道，一個人雖然對手淫問題持理性、明智的態度，且並不反對他人手淫，但如果他自己手淫，便會覺得極其羞恥。至少，在這裡，引發羞恥的因素似乎很清楚。但真的是這樣嗎？手淫的意義對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分析學家不可能馬上知道在有可能與手淫相關的諸多因素中，是哪種因素引發了羞恥感。因為手淫與愛情無關，所以在某個特定的患者看來，它是否就意味著是一種墮落的性行為呢？因為從手淫中所獲得的滿足比從性交中所得到的滿足還要大，因此，它是否會因此而破壞這樣一種觀念，即性滿足只能因為愛情而獲得？它是一個伴隨幻想而產生的問題嗎？它是否意味著承認自己有需要？對於一個恬淡寡慾的人來說，它是否太過自我放縱了？它是否意味著失去了自控能力？分析學家只有掌握了這些與患者相關的因素，他才能提出第二個問題，即哪一種自負因為手淫而受到了傷害。 我還有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精確了解引起羞愧和恥辱之因素的必要性。許多未婚女性常常因為有了戀人而深感羞愧，儘管在其有意識的思維中，她們並不是十分因循守舊的人。如果遇到這樣一名女性患者，首先要弄清楚她的自負是否曾被某個戀人傷害過，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是，那麼，她的羞愧感是否與他魅力不夠或者用情不專有關？是否與她允許他待她不好有關？是否與她依賴於他有關？或者，她的羞愧感是不是只與她有戀人這一事實有關，而不管他的地位和個性如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結婚對她來說是不是成了一件關乎聲望的事情？有戀人但卻不結婚這樣一種情形是不是就證明了自己不配結婚、沒有魅力？或者，她是否覺得自己應該超越性方面的欲望，就像貞潔的處女一樣？ 通常情況下，同樣的事件可能會引起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羞愧，一種是恥辱——要麼是羞愧處於主導地位，要麼是恥辱處於優勢地位。例如，當一個男人遭到一個女孩子拒絕時，他可能會覺得很恥辱，並做出這樣的反應：「她以為她是誰？」或者，他也97可能會因為自己的魅力或男子氣概似乎不足以讓她動心而感到羞愧。在討論中，如果他的評論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他可能會感到恥辱，因為「那些該死的笨蛋根本聽不懂我說的是什麼意思」，或者，他也可能會因為自己所面臨的尷尬處境而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利用他，他可能會因為被人利用而感到恥辱，也可能會因為自己沒有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感到羞愧。一個人如果他的孩子不聰明或者不招人喜歡，他可能會因此而感到恥辱，並拿孩子們出氣，或者他也可能會因為自己在這個或那個方面辜負了他們而感到羞愧。 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表明，我們有必要重新調整思考的方向。我們往往過於強調現實的情況，認為是現實情況決定了我們的反應。例如，如果一個人說謊被發現了，那我們往往就會認為這個人因此而感到很羞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也有的人一點都不覺得羞愧；相反，他往往會因為有人發現了他說謊並反對他而覺得恥辱。因此，我們的反應不僅僅由現實情況決定，而更常見的是由我們自身的神經症需要決定。 更確切地說，羞愧或恥辱反應產生的原理與價值觀轉變的原理相同。在富有攻擊性的擴張型患者身上，我們極少看到羞愧的反應。在分析工作剛開始時，即使是細緻的排查可能也難以發現任何的蛛絲馬跡。這種人要麼過分生活在自己的想像之中，以至於他在內心中認為自己十分完美，沒有任何的瑕疵，要麼用好鬥的正當性（rightness）作為保護層，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隱藏起來，以至於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本來（eo ipso）就是對的。任何對其自負的傷害都只能來自外界。任何人對他們的動機提出任何的質疑，暴露他們的任何不足，都會被他們視為侮辱。他們懷疑，任何質疑其動機、暴露其不足的人都心存惡意。 在自謙型患者身上，恥辱反應遠遠不如羞愧感那麼明顯。從表面上看，他們總是沉溺、專注於焦慮地擔心著是否能達到他們的「應該」的要求。但是，因為一些後面將要討論到的原因，所以更確切地說，他們關注的焦點主要在於自己未能達到至善至美的方面，從而很容易感到羞愧。因此，分析學家能夠根據是這種反應還是那種反應占優勢，98從而就患者基本結構中的相關傾向得出暫時的結論。 到目前為止，自負與自負受傷後所引起的反應這二者之間的聯繫簡單又直接。而且，由於這些聯繫比較典型，因此，分析學家或者對自己進行分析的人很容易就可以從這二者中的一個推斷出另一個。辨認出神經症自負的特定類型後，他就可以警惕那些容易引起羞愧或恥辱的刺激因素。反之亦然，這些反應的出現也會促使他去發現潛在的自負，並考察其特有的性質。但事實上，這些反應可能會因為某些因素的存在而變得模糊不清，從而使事情變得複雜起來。一個人的自負或許極其容易受到傷害，但他通常不會有意識地表現出任何受傷的感覺。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那樣，自以為是（self-righteousness）能夠阻止羞愧感的出現。而且，一種脆弱的自負也可能會阻止他承認自己感覺受到了傷害。上帝也可能會對人類的不完美表現出憤怒，但他不會受到某個老闆或出租車司機的傷害。他應該大到足以忽視這種傷害，強到足以從容應對一切事情。因此，「侮辱」往往會對他造成雙重的傷害：一是因為被他人侮辱而產生了恥辱感，二是因為自己受到了傷害這一事實而感到羞愧。這種人幾乎總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他脆弱得有些荒唐，但他的自負卻完全不容許他脆弱。這種矛盾的內在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他經常脾氣暴躁。 由於自負受傷而引發的直接反應能自動轉化為羞愧或恥辱以外的其他感覺，因此，這個問題也會變得模糊不清。如果丈夫或戀人對另一個女人產生了興趣、忘記了我們希望去做的事情，或者一心想著他的工作或業餘愛好，那麼，從本質上說，就會傷害我們的自負。但是，我們在意識層面所感覺到的卻可能是因為付出了愛而沒有得到回應，所以感到悲傷。她可能會將被輕視的感覺僅僅體驗為是一種失望。在我們的意識中，羞愧感或許會表現為一種莫名的不安、尷尬，或者更確切地說，表現為一種內疚感。最後這種轉化尤其重要，因為它讓我們能夠很快了解某些內疚感。例如，如果一個無意識之中充滿各種託詞謊言的人，因為一個相對無害而又不重要的謊言而感到內疚，且煩躁不安，99那我們便可以相當有把握地斷定，他更關注的是外表的誠實，而非內心的誠實。他的自負之所以受到傷害，是因為他沒能維持住那種絕對誠實的假象。或者，如果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因為某次沒有顧及他人而深感內疚，那麼，我們必須問清楚他之所以產生這種內疚感，是因為玷污了善良的光環而感到羞愧，還是因為他沒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關心體貼他人而真誠地表現出後悔。 而且，意識層面所感覺到的也可能不是這些反應中的任何一種（無論是直接的反應，還是轉化過的反應），我們或許僅僅只是意識到了我們對這些反應的反應。在這些「二級」反應中，最為突出的是憤怒和恐懼。眾所周知，任何對我們自負的傷害都可能會激起報復性的敵意。這種報復性敵意有程度不一的表現形式：從不喜歡到憎恨，從易怒到憤怒，再到盲目的暴怒。憤怒與自負之間的關聯有時候很容易確定——在觀察者看來是這樣。例如，一個人因為覺得老闆對待他的態度很傲慢而感到非常憤怒，或者因為出租車司機欺騙了他而感到憤怒——而這些充其量只不過是會讓人煩惱的小事而已。這個人自己只能意識到一種對他人不良行為的合理的憤怒。而觀察者（比如分析學家）卻可以看到，他的自負因為這些事件而受到了傷害，他感覺到了恥辱，並做出了憤怒的反應。患者或許會承認，這種解釋最有可能說明他會反應過度的原因，或者，他也可能會堅持認為自己的反應一點也不過分，他的憤怒是對他人的邪惡或愚蠢的合理反應。 當然，並非所有不合理的敵意反應都是因為自負受傷而引起的，但受傷的自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確實比人們一般認為的還要大一些。分析學家應該一直都要警惕這樣一種可能性，尤其是要關注患者對他（即分析學家）、對解釋以及對整個分析情境的反應。如果敵意中有詆毀貶損、輕視污衊或故意羞辱的成分，那麼，分析學家就能更容易看出它與受傷的自負之間的關聯。在這裡，起作用的是直接的復仇法則（law of retaliation）。患者由於不了解這一法則，往往就會覺得受到了羞辱，從而以牙還牙。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後，再去談論患者的敵意純粹就是浪費時間。分析學家必須直奔主題，直截了當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患者的內心深處，有哪些東西被他視為恥辱？100有時候，在分析剛剛開始，分析學家還沒有觸及患者的痛處之時，患者想要讓分析學家丟臉的衝動，或者認為分析不會有任何效果的想法看起來好像是對的。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在無意識之中可能會因為接受分析這一事實而感到恥辱，而分析學家的任務就是要讓患者清楚地意識到敵意與受傷的自負之間的聯繫。 當然，分析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也會發生在分析過程之外。如果更常想到的是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無禮的行為可能是因為自負受到了傷害而產生，那我們就能省去很多的痛苦，甚至是讓人心碎的麻煩。因此，當我們慷慨大方地幫助了一個朋友或親戚，而對方卻表現出令人厭惡的行為舉止時，我們不應該因為他的忘恩負義而難過，而應考慮到他的自負因為接受我們的幫助而受到了多麼大的傷害。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我們要麼同他談一談這件事情，要麼儘量以顧全其面子的方式給予他幫助。同樣，如果有一個人總是用輕蔑的態度對待他人，那我們光對他的傲慢自大表示不滿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把他看成一個因為自負而相當脆弱以致在生活中渾身傷痕累累的人。 還有一點不太為人所知，那就是：如果我們覺得自己冒犯了自己的自負，那麼，這種敵意、憎恨或蔑視也同樣會針對我們自己。強烈的自責並不是這種針對自我的憤怒所能表現的唯一形式。事實上，報復性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具有許多深遠的意義，如果我們現在把它放到眾多因自負受傷而產生的反應中一起談論，就會找不到頭緒。因此，我們把它放到下一章來討論。 預期會出現的恥辱和已經發生的恥辱可能都會引發恐懼、焦慮、恐慌的反應。預期會出現的恐懼可能與考試、公開表演、社交聚會或約會有關。在這樣的情況下，預期會出現的恐懼通常被描述為是「怯場」（stage fright）。如果我們用「怯場」來比喻在任何公開表演或私下表演之前所出現的不合理的恐懼，那麼，它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描述性術語。它所涵蓋的場合有很多，包括：我們想給他人留下一個好印象的場合——這個「他人」可能是新親戚、某個知名人士，也可能是飯店的領班；或者我們開始從事新活動的場合，101比如開始一份新的工作，開始繪畫，或者去上公開演講課。那些備受此種恐懼折磨的人常常會稱它們是對失敗、丟臉、被嘲笑的恐懼。這些看起來好像就是他們所害怕的事情。但實際上，這種說法會讓人誤解，因為這樣說就意味著對現實失敗的恐懼是合理的。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對一個特定的個體來說，「什麼樣的事情算失敗」是主觀的。它可能包括所有沒能構成榮譽或沒有達到完美的一切，確切地說，對這種可能性的預期就是適度「怯場」的本質所在。一個人害怕自己無法表現得像他那些嚴苛的「應該」所要求的那樣優秀，所以害怕自己的自負將會受到傷害。我們後面還會了解到一種更加有害的「怯場」，一旦處於這種「怯場」狀態，個體身上的無意識力量便會起作用，從而使他的表現能力無法正常發揮出來。這樣一來，「怯場」便成了一種恐懼：因為他自身的自我破壞傾向，他將陷於可笑的尷尬之中，忘記台詞，「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因而讓自己丟臉，而不是給自己帶來榮譽和勝利。 另一類預期會出現的恐懼往往與一個人的表現的質量無關，而與他不得不做一些將傷害其某種自負之事的前景有關——比如要求加薪、請人幫忙、提出申請、與女人親近等等——因為這些事情包含了被拒絕的可能性。如果與女人親近對一個人來說意味著是一種恥辱，那麼，這個人在性行為發生之前就可能會出現此種預期會出現的恐懼。 「侮辱」也可能會引起恐懼反應。對於他人對自己的不尊重態度或傲慢舉動，許多人的反應是發抖、戰慄、出汗或者其他某種恐懼的表現。這些反應是憤怒和恐懼的混合體，這種恐懼有一部分是對自身暴力的恐懼。另外，羞愧感也可能會引起同樣的恐懼反應，而個體本身沒有意識到這種羞愧感。一個人如果一直以來都表現得相當笨拙、膽小或無禮，那麼，他可能就會因為一種不確定感而突然感到不知所措，或者甚至是感到恐慌。例如，有一個個案是這樣的：一個女人開車沿著山路上山，路的盡頭有一條小徑通往山頂。這條小徑雖然相當陡峭，但只要不泥濘濕滑，還是不難走的。此外，她的衣著不太合適：她穿著新套裝、高跟鞋，且沒有帶手杖。儘管如此，她還是盡力往上走；102但滑倒幾次之後，她放棄了。休息的時候，她看到遠處的山下有一隻狗正對著行人狂叫，她開始害怕起這隻狗來。這種恐懼讓她大吃一驚，因為她平常並不怕狗，而且她還意識到，狗的旁邊有人，顯然是狗的主人，因此她根本沒有理由害怕。於是，她開始思考這件事，她突然想到，青少年時期曾發生過一件讓她感到非常羞愧的事情。於是，她意識到自己此時就像當時一樣，實際上是因為自己「不能」到達山頂而感到羞愧。「但是，」她自言自語道，「強迫做這件事情事實上並不是明智的選擇。」緊接著，她又想：「但是，我應該能夠做成這件事。」這樣，她就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正如她自己所說，她認識到，正是因為這樣一種「愚蠢的自負」受到了傷害，所以她在面對可能受到的攻擊時感到非常無助。就像我們後面將要了解到的，她在無助的狀態之下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自己，並將危險外化了。這部分自我分析雖然不全面，但很有效：她的恐懼消失了。 相比於對恐懼的反應，我們對憤怒的反應有更為直接的了解。但歸根結底，它們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不理解其中的一種反應，我們就無法理解另一種。這兩種反應之所以出現，都是因為一種對我們自負的傷害成了一個可怕的危險。其部分原因在於自負取代了自信，這一點我們在前面曾討論過。不過，這個答案並不全面。正如我們後面將會看到的，神經症患者一會兒生活在自負中，一會兒生活在自卑中，因此，受傷的自負往往就會將他逼進自卑的深淵之中。要想理解焦慮的一次又一次發作，我們必須將這一最為重要的聯繫謹記於心。 儘管在我們自己的腦海之中，對憤怒的反應、對恐懼的反應可能與自負都沒什麼關係，但這兩種反應或許會起著路標的作用，指向自負的方向。即使這些二級反應本身不出現，整個問題也會變得混亂得多，因為它們可能會因為某個原因而受到壓制——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可能會導致或引發某些症狀，如精神病發作、抑鬱、酗酒、身心障礙等。或者，103堅持憤怒、恐懼這兩種情緒的需要可能會變成有助於情緒平息的因素之一。不僅憤怒和恐懼會平息，所有的情感也都會變得不那麼豐富，其強度也會有所下降。 神經症自負的有害性在於它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一方面，它對個體而言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它又會使個體極其脆弱。這種狀況往往會導致緊張，由於緊張的情緒經常出現，且非常強烈，個體通常無法忍受，因此需要治療：當自負受傷時，個體會自動努力地恢復自負；當自負面臨危險時，個體會自動努力地避開危險，以免自負受到傷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往往很迫切，而且，不止一種方法可以滿足這種需要。事實上，方法非常多，粗劣的也有，巧妙的也有，因此，我必須將我的陳述局限於較為常見、較為重要的方法上。一種最為有效且看起來幾乎無所不在的方法，通常與因為感覺受到了羞辱而產生的報復衝動相關聯。在前面，我們曾把它當成一種對受傷的自負中所涉及之痛苦和危險的敵意反應來討論過。不過，報復除此之外可能也是一種自我辯護的手段。它包含這樣一種信念，即通過報復那個冒犯我們的人，我們的自負便可得以恢復。而此種信念產生的基礎是這樣一種感覺，即冒犯者用他傷害我們自負的力量凌駕於我們之上，並打敗了我們。我們只有採取報復行動，把冒犯者傷害得更深，形勢才會扭轉。神經症患者採取報復行動的目的不是「和對方打成平手」，而是用更為猛烈的還擊以期取得勝利。只有取得勝利，才能恢復想像中的偉大，而這種想像的偉大中，滿滿的都是自負。正是這種恢復自負的能力，使得神經症報復（neurotic vindictiveness）具有了一種讓人難以置信的頑固性，並解釋了神經症報復的強迫性特徵。 由於後面還會更加詳細地討論報復[2]，因此，在這裡，我僅簡要概括幾個基本因素。由於報復力（power to retaliate）對於自負的恢復來說非常重要，因此，報復力本身可能也具有自負的性質。在某些類型的神經症患者看來，報復力就是力量，104而且常常是他們所知道的唯一一種力量。相反，無論是外在因素還是內在因素阻止了他採取報復行動，無力反擊通常都意味著軟弱。因此，當這種人感覺到了恥辱，而形勢或者他內心的某些東西又不允許他採取報復行動時，他就會受到雙重的傷害：原先受到的「侮辱」，以及與報復性勝利相反的「挫敗感」。 如前所述，在追求榮譽的過程中，對報復性勝利的需要經常出現。如果這種需要成為生活中的主要動力，那麼，它就會形成最難以解決的惡性循環。這樣一來，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決心就非常堅定，以至於它會強化整個對榮譽的需要，進而強化神經症自負。而膨脹的自負反過來又會增強報復性，從而使想要獲得勝利的需要變得更為強烈。 在各種恢復自負的方法中，第二重要的方法是對所有以某種方式傷害過其自負的事或人失去興趣。許多人之所以不再對運動、政治、知識性追求等感興趣，是因為他們迫切需要勝過他人或者做一件完美的工作，但這種需要卻得不到滿足。這樣一來，形勢對他們來說就變得難以忍受了，因此，他們常常會選擇放棄。他們往往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僅僅只是失去了興趣，轉而從事一種實際上低於其自身潛力的活動。一個人本可以成為一名好教師，但由於被分配去做一項他不能立即掌握的工作，或者他認為這項工作有損於他的身份地位，結果，他對教書的興趣大大降低。這種態度上的轉變也和學習過程有關。一個極具天賦的人或許會滿懷熱情地開始學習戲劇或繪畫。他的老師或朋友發現他很有前途，於是經常鼓勵他。但是，儘管他極具天賦，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為巴里莫爾（Barrymore）或雷諾阿（Renoir）。他還認識到，自己並非班上唯一一個具有天賦的人。自然，他會因為自己最初的努力而感到尷尬。所有這一切都會傷害他的自負，而且，他可能會「突然」認識到繪畫或戲劇並不是他的專長，他從未「真正」對它們產生過興趣。於是，他失去了興趣，開始逃課，很快就完全放棄了。他轉而開始追求其他的東西，但結果只是進入相同的循環。通常情況下，由於經濟方面的原因，或者因為他自己的惰性，他可能會堅持從事某項活動，但他在從事這項活動時總是無精打采，105以至於從來都不考慮如果不從事這項活動的話可能會發生什麼。 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可能也會出現同樣的過程。當然，我們或許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喜歡某個人：我們可能一開始對他的評價過高，或者我們的發展方向出現了分歧。但無論如何，為什麼我們的喜歡會變成冷漠這個問題都是值得考察的。我們不應僅僅把它歸咎為沒有時間，或者說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錯誤。很可能在跟他交往的過程中確實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傷害到了我們的自負。也許是在跟另一個人相比較時，他更占優勢。也許是他不再像之前那樣尊重我們。我們認識到，是我們辜負了他，因此他會讓我們感到羞愧。所有這些在婚姻或戀愛關係中可能都會起著深遠的作用，於是，我們往往會把這當成「我不再愛他了」。 所有這些退縮浪費了我們相當多的精力，而且常常會讓我們感到很痛苦。但其最具破壞性的一面是我們對自己的真實自我失去了興趣，因為我們不再為自己的真實自我而感到自豪——這個主題我們到後面再做討論。 恢復自負的方法還有很多種，雖然這些方法很出名，但在此上下文中，卻很難讓人理解。例如，我們可能說過一些話，後來又覺得這些話很愚蠢——不切要領、考慮不周、太過傲慢或者表達的歉意太過——我們就會忘掉這些話，否認自己曾經說過這些話，或者辯解說當時說的那些話完全不是這個意思。與這種否認（denials）相類似的是對事件的歪曲（distortions）——最小化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忽略某些因素，強調另一些因素，並從對我們有利的方面來解釋這些因素——這樣，我們的過錯最終就得到了掩飾，而我們的自負也不會受到傷害。令人尷尬的事件可能也會原封不動地保留在我們心裡，但被我們用藉口和託詞抹掉了。某個人承認自己大吵大鬧了一場，但那是因為他已經有三個晚上沒有好好睡覺了，或者是因為別人惹惱了他。他承認他確實傷害了某人的感情，很魯莽，也沒有替他人著想，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承認他辜負了一個需要他的朋友，但這是因為他沒有時間。所有這些藉口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也可能全部都真實，但在這個人心裡，這些藉口的作用並不是讓人覺得他所犯的某個失誤其實情有可原，而是要把這個失誤完全抹掉。同樣，很多人都覺得，如果做錯了事情，只要說一聲抱歉，就可以讓一切恢復正常。 所有這些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106即拒絕為自我承擔責任。無論是忘記我們不引以為豪的事情，還是美化我們不引以為豪的事情，或是譴責其他人，我們都是希望通過不承認自己的缺點來保全自己的面子。拒絕為自我承擔責任也可能隱藏在一種虛假的客觀性背後。一名患者可能會對自己進行相當敏銳的觀察，並相當精確地說出對自身的不滿意之處。從表面上看，他好像頗具洞察力，而且對自己很坦誠。但是，「他」或許只是一個聰明的觀察者，觀察到了一個被抑制、很害怕或者傲慢無禮地提出過高要求的傢伙。因此，既然他不需要為他所觀察到的那個傢伙負責，他的自負所受到的傷害就會減輕——再加上他的自負的閃光燈主要聚焦於他那敏銳且客觀的觀察力上，因此他的自負就更不會受到傷害了。 也有一些人並不喜歡客觀地看待自己，或者甚至不喜歡真實地看待自己。但是，當這樣一名患者意識到自己的某種神經症傾向時——儘管這種態度會引起普遍的逃避行為——他或許可以清楚地區分開「他」和他的「神經症」或者他的「無意識」。他的「神經症」是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無論如何都與「他」沒有關聯。這聽起來讓人覺得非常吃驚。事實上，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件保全面子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保全性命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種能夠讓他保全神智正常的方法。他的自負極其脆弱，如果他承認自己遭受困擾，就等於是把他撕成了兩半。 在這裡，要提到的最後一種保全面子的方法是利用幽默（humor）。如果一名患者能夠坦率地認識到自己的困難，並用些許幽默來面對這些困難，那麼，這自然就是內心解放的一個標誌。但是，有一些患者在分析剛開始的時候不停地拿自己開玩笑，或者戲劇性地誇大自己的困難，以至於看起來顯得有些滑稽可笑，而與此同時，他們對任何的批評又都敏感到了讓人覺得荒唐的地步。在這些情況下，患者都是用幽默來緩解羞愧所帶來的痛苦，否則，他們便無法忍受。 自負受傷後，恢復自負的方法有很多。但是，自負不僅非常脆弱，而且非常珍貴，以至於到了以後也必須要好好保護。神經症患者可能會建立一個精巧的迴避系統（system of avoidances），希望在以後能夠避免受到傷害。107這也是一個自動化的過程。他沒有意識到他之所以想迴避一項活動，是因為這項活動有可能會傷害他的自負。他只是這樣迴避了，通常情況下，他自己甚至都沒有意識到他是在迴避。這個過程與各種活動及人際關係有關，它可能會妨礙現實的奮鬥和努力。如果這一過程普遍存在，那它真的就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活。他通常不從事與自身能力相稱的任何重要的事業，生怕自己不能取得顯赫的成功。他想寫作或繪畫，但卻不敢著手去做。他不敢接近女孩子，生怕遭到她們的拒絕。他甚至不敢出門旅行，生怕自己在旅店經理或列車服務員面前笨手笨腳。或者他可能只去人們都認識他的地方，因為當身邊都是陌生人時，他會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通常不參與社交活動，以免自己感覺不自在。於是，他會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要麼做一些沒有什麼價值的事情，要麼固守一份普通的工作，並嚴格限制自己的開銷。在不止一個方面，他都過著與自己的收入不相稱的生活。從長遠來看，這必將使他遠離他人，因為他無法面對自己落後於同齡人這樣一個事實，因此他會避免同其他人比較，或者避免被他人問到任何與工作有關的事情。為了讓生活繼續下去，他必須更堅定地守住他那個秘密的幻想世界。但是，所有這些措施對於他的自負而言，與其說是一種治療手段，不如說是掩飾手段。因此，他可能會開始培養他的神經症，因為帶有一個大寫字母N的神經症（neurosis）成了他缺乏成就的寶貴託詞。 這些都是極端的發展，不用說，自負雖然在其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並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更為常見的情況是，迴避僅局限於某些方面。一個人在那些受到壓抑最少且能幫助他獲得榮譽的工作中可能會表現得相當積極，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他可能會努力工作，並在這個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卻迴避社交生活。相反，他可能會覺得在社交活動中，或者扮演像唐璜（Don Juan）那樣的角色時比較安全，但卻不敢冒險去從事任何會考驗其潛能的重要工作。他或許覺得做一個組織者很安全，但卻迴避與任何人有私人交往，因為他覺得自己在人際關係中很容易受到傷害。在諸多因害怕與他人有情感糾葛而產生的恐懼（神經症分離）中，108害怕自負受傷的恐懼通常起著重要的作用。此外，出於許多不同的原因，一個人可能特別害怕不能成功地與異性相處。如果這個人是男性的話，他會無意識地預期這樣的結果：如果和女人親近，或者與她們發生性關係，那麼，他的自負就會受到傷害。因此，女人對他（以及他的自負）來說，是一種潛在的威脅。這種恐懼可能非常強烈，足以抑制或者甚至粉碎女人對他的吸引力，從而使他避免與異性接觸。這樣產生的抑制並不是他轉為同性戀的唯一原因，但它確實是他偏愛同性的原因之一。以多種不同形式出現的自負是愛情的敵人。 這種迴避可能與許多不同的具體事情有關。因此，一個人可能會迴避在公眾場合講話、參加體育活動或者打電話。如果他身邊有某個人願意打電話、做決定或者與房東打交道，那麼，他就會把這件事情丟給他去做。在這些具體的活動中，他很可能意識到自己在迴避某事，但在更多場合下，這個問題卻常常被一種「我不能」或者「我不在乎」的態度給掩蓋了。 在分析完這些迴避現象後，我們發現，有兩條原則在其中起了作用，這兩條原則決定了這些迴避的性質。簡單說來，一條原則是通過限制個人生活以確保安全。放棄、退縮或屈從，比冒險讓自己的自負暴露於傷害之下更為安全一些。在許多情況下，個體心甘情願地將自己的生活限制到受束縛的程度，很可能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印象深刻，更能說明自負有多重要了。另一條原則是：不去嘗試比嘗試後卻失敗了更為安全。這第二條原則給迴避打上了最後的烙印，因為它剝奪了個體逐漸去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難的機會。以神經症患者的前提為基礎，這條原則甚至可以說是不現實的，因為他不僅要為過分限制自己的生活付出代價，而且從長遠來看，他的退縮也會讓他的自負受到更深的傷害。當然，他並不會用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問題。他只關心眼前的嘗試和錯誤所帶來的危險。如果他根本不去嘗試，他的自負就不會受到傷害。他能找到某種藉口。至少在他自己的心裡，他可能會產生一種自我安慰的想法：109要是他之前嘗試過，他可能已經通過了考試、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贏得了某個女人的青睞。他常常還會有更為荒唐的想法：「如果我專注於作曲或寫作，那麼我將會比蕭邦（Chopin）或巴爾扎克（Balzac）更為偉大。」 在很多情況下，迴避延伸到了我們對待所渴求之物的情感上。簡而言之，迴避可能會涉及我們的願望。我曾提到過，有一些人認為得不到自己想要擁有的東西是一種可恥的失敗。因此，僅僅是希望（wishing）就包含了太大的風險。而這樣一種壓抑願望的做法卻意味著我們的活力受到了束縛。有時候，人們還不得不迴避任何會傷害其自負的想法。在這一點上，意義最為重大的迴避是不去想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情，因為只要一想到自己會像其他人一樣變老、死去，就會讓他們覺得無法承認。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畫像》（Dorian Gray）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了一種對於永恆青春的自負。 自負的發展是合乎邏輯的結果，是這個從追求榮譽開始的過程的高潮以及對這個過程的鞏固。一開始，個體可能只是擁有一些相對無害的幻想，在這些幻想中，他把自己刻畫為某個富有魅力的人物。接著，他在自己內心之中創造出一個有關自己「實際上是」「可能是」以及「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理想化意象。然後是最具決定性的一步：他的真實自我逐漸消失，而那些本可以用於自我實現的能量卻被轉移去實現其理想化自我了。這種要求正是他為了維持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而做出的努力，而他所要維持的這個位置適合於理想化自我的重要性，同時它也支持這種理想化自我。他用他的各種「應該」，驅使自己去實現這種完美的自我。最後，他必須建立個人價值體系，這個體系就像《一九八四》（喬治·奧威爾著）中的「真理部」一樣，決定著他喜歡和接受自己身上的什麼、以什麼為榮、以什麼為傲。不過，這個價值體系也必須決定他要拒絕什麼、厭惡什麼、以什麼為恥、鄙視什麼、憎恨什麼。對於該價值體系來說，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自負與自我憎恨密不可分，它們是同一個過程的兩種表現。 * * * 注釋： [1]參見瑪麗·拉塞於1946年在精神分析促進會上宣讀的論文《精神分析與教育》（Psychoanalysis and Education）。 [2]參見第八章——擴張型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