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二章 神經症要求40

神經症患者在追求榮譽的過程中常常會迷失自己，進入一個虛幻、無限、充滿無儘可能性的領域。從所有的外在表現看，他可能像家人及社區的其他成員一樣過著「正常的」生活，參加工作，並參與各種娛樂活動。由於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者至少是認識不深，他往往會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是秘密的私人世界，另一個是公開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並不完全一致。重複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位患者所說的話：「生活太可怕了，竟然充滿了現實！」 無論神經症患者多麼不願意面對現實，現實都不可避免地以兩種方式強行出現在他面前。他或許具有極高的天賦，但他本質上依然同其他所有人一樣——具有人類所共有的局限性，有相當多的個人困難需要面對。他的真實存在與他神一樣的形象並不相符。而且，外在的現實也沒有將他當成神一樣來對待。對他來說，一個小時也是六十分鐘；他也必須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排隊等候；出租車司機或者他的老闆也都只是把他當成一個普通人來對待。 這個個體所感受到的被輕蔑感，很好地體現在了一位患者所回憶的小時候發生的一件小事中。三歲的時候，她夢想著成為一個像仙女一樣的女王，41而在那時有一次，一位叔叔抱起她並開玩笑說：「哎呀，你的臉真髒！」她永遠都忘不了當時她所感覺到的那種被輕蔑了卻又無能為力的憤怒。就這樣，這類人總是會不斷地面臨矛盾、困惑和痛苦。對此，他能做些什麼呢？他該怎樣解釋這些矛盾、困惑和痛苦？他該對它們做出怎樣的反應？或者他該怎樣擺脫它們？只要他的個人擴張（personal aggrandizement）難以避開因而難以觸及，那麼，他就只能得出結論說：是這個世界錯了。世界應該是另外一個樣子。因此，他會向外在世界提出要求，而不是處理他自己的幻想。他覺得他有權利要求他人、要求命運按照他那種浮誇的自我概念對待他。每一個人都應該迎合他的幻想。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他有權利享有更好的待遇。 神經症患者通常覺得自己有權利得到他人的特別關注、體諒和尊重。這些想要獲得尊重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有時相當明顯。但是，這些要求只不過是另一個更為廣泛的要求的一部分——這個更為廣泛的要求是：他所有因為他的禁忌、他的恐懼、他的衝突、他的解決方法而產生的需要，都應該得到滿足，或者說得到應有的尊重。此外，他的所感、所思、所做都不應該帶來任何不良的後果。事實上，這就意味著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即心理規律（psychic laws）不應該運用到他身上。這樣一來，他就不需要承認——或者無論如何都不需要改變——他的困境。於是，解決他的問題就不再是他的責任了，其他人應該明白不要去打擾他。 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哈羅德·舒爾茨—亨克[1]是現代分析學家中第一個發現神經症患者所擁有的這些要求的人。他稱這些要求為巨大的要求（Riessenansprueche），並認為它們在神經症的發展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儘管我也認為這些巨大的要求在神經症中極為重要，但我的概念在很多方面與他並不相同。我認為，「巨大的要求」這個術語並不恰當。它會讓人產生誤解，因為它表明這些要求在內容上是過分的。的確，在很多例子中，這些要求不僅過分，而且明顯是虛幻的。不過在另外一些例子中，這些要求則看起來相當合理。如果將關注的焦點放在這些要求中的過分內容上，就會更難看出自己及他人身上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了。 例如，42有位商人因為火車沒有在他方便的時候發車而感到非常惱火。他有一位朋友則認為，即使在生死攸關之際，對任何事情都也不必過於計較，他這位朋友可能會說他的要求實在太高了。聽到這位朋友的話，我們這位商人很可能會義憤填膺。這位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他是個大忙人，希望火車在他方便的時候發車是合情合理的。 的確，他的願望合情合理。誰不希望火車時刻表按照自己方便的時間來安排呢？但是——我們沒有權利這樣要求。這讓我們認識到了這個現象的本質：一種願望或需要本身雖然可以理解，但也會轉變成一種要求。如果這種要求不能滿足，他就會覺得這是一種不公平的挫折，是一種冒犯，因此他有權對此感到憤憤不平。 需要和要求之間的區別非常明顯。不過，如果內心的潛在情感將需要變成了要求，那麼，神經症患者就不僅意識不到這二者之間的差別，而且甚至不願意看到這種差別。他實際上要談論一種要求時，說的卻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或自然而然的願望。他覺得自己有權得到很多東西，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發現，那些東西顯然不是他的。例如，我想到有這樣一些患者，當他們在停車場想用前一次買的票來停車卻遭到拒絕時，他們會感到非常憤怒。同樣，這種想「矇混過關」的願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們沒有權利獲得豁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了解法律。而是他們認為（如果他們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的話）別人都矇混過關了，如果他們被逮到，那就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們簡要地來談一談這些不合理的或神經症的要求，似乎是明智的做法。這些要求往往是神經症需要，個體在無意識之中將其轉變成了要求。而且，這些要求往往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總是假定自己擁有某種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權利和資格。換句話說，由於他們事實上沒有僅僅將這些要求視作神經症需要，而是將它們看成要求，因此，這些要求是過分的。這些要求在細節上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因神經症之特定結構的不同而不同。不過，總的來說，神經症患者總是覺得自己有權利得到任何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東西——滿足其所有的特殊的神經症需要。 當說到一個要求高的人，我們通常會想到他加諸他人身上的各種要43求。事實上，人際關係是產生神經症要求的一個重要領域。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而將神經症要求局限於這一領域，那我們就會在很大程度上低估這些要求的範圍。它們不僅指向生活本身，而且還會在同樣程度上指向人為的制度，甚至在程度上超過前者。 就人際關係而言，一個外顯行為表現得相當怯懦、退縮的患者，內心可能會充分表達一種全面的要求。由於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遭受一種普遍惰性的困擾，無法開發自己的資源。「世界應該為我服務，」他說，「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困擾。」 一個骨子裡害怕懷疑自己的女人，內心也藏匿著一種同樣廣泛的要求。她覺得自己有權利讓自己的所有需要都獲得滿足。她說：「簡直不敢相信，一個我想與他談戀愛的男人居然不想跟我談戀愛！」她的要求最初以宗教的術語出現：「我所祈禱的每一樣東西都應該賜予我。」就她的情況而言，這個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如果一個願望沒有實現，她就會覺得是一次無法想像的失敗。因此，她會對自己的大多數需求進行檢查，為的是不冒「失敗」的風險。 那些認為自己的需要總是恰當的人，常常覺得自己有權利永遠都不會受到任何的批評、懷疑和質問。那些受權力支配的人則往往覺得自己有權利對他人盲目服從。而其他一些人——在這些人看來，生活就是一場博弈，在這場博弈中，一方面要利用技巧去控制其他人——則覺得自己有權利去愚弄任何人，而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則絕不會受到愚弄。那些害怕面對衝突的人覺得自己有權利「敷衍」「繞過」他們自己的問題。一個充滿攻擊性、喜歡剝削和威逼他人、將自己的想法強加在他人身上的人，如果他人堅持進行公平的交易，他就會感到憤怒，並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一個被迫去冒犯他人同時又需要得到他人諒解的驕傲自大、報復心強的人，覺得自己有權利獲得「赦免」。無論他對別人做了什麼，他都覺得自己有權利不讓任何人在意他的所作所為。要求獲得「赦免」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要求獲得「理解」。不管他是多麼陰鬱孤僻或暴躁易怒，他都有權利獲得理解。44一個把「愛」當成一種萬能解決方法的人，會將他的需要轉變一種對絕對的、無條件的奉獻的要求。一個超然的個體表面看起來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卻堅持這樣一個要求：不被打擾。他覺得他不想要他人做任何事情，因此，不管是否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他都有權利獨處。「不被打擾」通常意味著不做批評、不抱希望或不加努力——即使後者是為了他自己，也是如此。 這個例子足以很好地例證在人際關係中發揮作用的神經症要求。在更多與個人無關的情境或者與制度有關的情境中，含有消極內容的要求非常普遍。例如，從法律或規章中獲得好處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一旦結果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覺得不公平。 我至今依然感謝上次戰爭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因為它讓我看清了自己心中所藏匿的無意識要求，而且從這些無意識要求中，我還看到了他人的無意識要求。當時，我正從墨西哥訪問歸來，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機場，由於按順序排隊，我錯過了航班。儘管我一直以來都認為這條規定從原則上講完全合理，但我注意到，一旦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就變得無比憤怒。一想到要坐三天的火車到紐約，我就真的非常惱火，而且感到非常疲倦。不過，我在安慰自己時，我想到這可能是上蒼的一次特殊安排，因為沒準飛機會出什麼事，這樣一想，我整個不安的心情就慢慢平息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發現了自己的反應的荒謬性。在開始思考自己的反應時，我看到了自己的要求到底是什麼：首先，要求自己是個例外；其次，要求上蒼給予自己特殊的照顧。從那時起，我對於乘坐火車的整個態度就發生了變化。在擁擠的火車車廂里整天整夜地坐著依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不再感到疲倦，甚至開始享受起這樣的旅行。 我相信，通過觀察自己和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重複和擴展這種經驗。例如，許多人——不管是行人還是司機——在遵守交通規則方面之所以都存在困難，往往是因為他們對交通規則都有一種無意識的反抗心理。他們覺得自己不應該屈從於這些規則。有些人痛恨銀行的「傲慢態度」，因為銀行總是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他們已經透支了這樣一個事實。45此外，很多人害怕考試，或者說無力準備考試，也是因為他們要求自己是個例外的心理。同樣，人們在觀看一場糟糕的表演時之所以感到憤怒，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利欣賞一流的表演。 這種對於自己是個例外的要求，也涉及心理或生理方面的自然法則。令人感到吃驚的是，聰明的患者在看到心理問題的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必然性時，可能會變得相當遲鈍。我正在思考的是下面這樣一些不證自明的聯繫：如果想獲得某些東西，我們就必須付出努力；如果想變得獨立，我們就必須努力奮鬥，從而能夠為自己承擔起責任。或者，只要我們傲慢自大，我們就會容易受到攻擊。或者，只要我們做不到愛自己，我們就不可能相信他人會愛我們，也必然會懷疑任何有關愛的斷言。如果向患者呈現這些因果序列，那他們可能會開始爭論，並感到一頭霧水或避而不談。 導致這種特殊的愚鈍表現的因素有很多。[2]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掌握這些因果關係就意味著讓患者看到內在變化的必要性。當然，要改變任何的神經症因素都非常困難。而且，除此之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很多患者在無意識之中都存在一種強烈的厭惡感，不願意去認識他們應該屈從於任何的必然性。甚至僅僅是「規則」「必要性」或「制約因素」這些字眼都可能會讓他們顫抖不已——如果讓他們完全了解這些字眼的含義的話。在他們的私人世界裡，對他們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承認有哪種必然性適用於他們自身，事實上就會讓他們從高高在上的世界跌落到現實世界中，而在現實世界裡，他們將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屈從於同樣的自然規律。因此，他們需要將這種必然性排除在他們的生活之外，而這種必然性進而會轉變成一種要求。在精神分析中，這一點表現為：患者覺得自己有權利超越改變的必要性。因此，他們在無意識之中會拒絕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他們想變得獨立、不那麼容易受到傷害，或者想去相信自己能夠被人所愛，那他們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態度。 一般來說，46最令人震驚的是對生活的某些隱秘要求。任何對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徵的懷疑，都註定會從這個領域中消失。當然，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對他來說，生活也是有限的、危險的，可能會粉碎患者覺得自己像神一樣的感覺。任何時候，任何的偶然事故、壞運氣、疾病或死亡都會讓他想到自己的這種命運——並會摧毀他的全能感。因為（引用一句古話）我們對此幾乎無能為力。現在，我們可以避開某些死亡的危險，可以保護自己免遭與死亡相關的經濟損失。但是，我們無法避開死亡。由於不能像正常個體一樣面對生活中的風險，神經症患者常常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是被教皇施了塗油禮的，好運總是會伴隨他左右，他的生活總是輕鬆且沒有任何痛苦。 與那些在人際關係中發揮作用的要求相反，對生活的要求總的來說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有這些要求的神經症患者通常只能做兩件事情。他能夠否認，在內心告訴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在這種情況下，他往往會魯莽行事——在寒冷的天氣發燒後仍外出，絲毫不顧及有可能發生的傳染，或者進行性生活時不採取任何預防措施。他生活的方式就好像他永遠不會變老，或者永遠不會死亡一樣。因此，如果碰上了某種不利的情況，那麼，這對他來說自然就是一種毀滅性的經驗，而且有可能會讓他陷入恐慌。儘管這種經驗有可能無足輕重，但它粉碎了他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信念。他有可能會轉向另一個極端，開始變得對生活過於小心謹慎。如果他不能依賴於他的要求，即他的神聖不可侵犯應該受到尊重，那麼，任何事情都將有可能發生，而他也將無所依賴。這並非意味著他已經放棄了他的要求。相反，這意味著，他不想讓其他人認識到這些要求的無效性。 而對待生活和命運的其他態度，只要我們看不到其背後的要求，那它們看起來就更為合乎情理。許多患者都直接或間接地表達過這樣一種情感，即讓他們遭受一些特殊困境的折磨是不公平的。在談到他們的朋友時，他們會指出，儘管這些朋友也是神經症患者，但這個朋友在社交場合中更輕鬆自如，那個朋友更有女人緣，還有一個朋友更富有進取精神或者47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這樣的閒談雖然沒什麼用，但似乎可以理解。畢竟，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個人困難，因此都不希望有一些特殊的困難來折磨自己。但是，患者對於與那些「值得羨慕的」人在一起的反應，則表明了一個更為嚴重的過程。他可能會突然變得冷漠或沮喪。在對這些反應進行細細研究之後，我們發現，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這樣一種僵化的要求，即他根本不應該有任何的困難。他有權利獲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天賦。此外，他不僅有權利過上一種沒有任何個人問題的生活，而且他有權利擁有他所知道的，或者在銀幕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的所有優點：像查理·卓別林（Charles Chaplin）那樣謙卑又聰明，像斯賓塞·屈塞（Spencer Tracy）那樣仁慈又勇敢，像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那樣矯健又陽剛。「我不應該是我」這樣一個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患者不能直接提出這樣一個要求。它只能在患者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以怨恨、妒忌所有比他更有天賦、更為幸運的人的形式表現出來；表現為對他們的模仿和羨慕；表現為向精神分析學家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分析學家給他提供所有值得擁有但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優點。 被賦予最高級的品質這個要求的含義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後果。它不僅會導致一種長期鬱積的妒忌和不滿，而且會成為分析工作的一個真正障礙。首先，如果患者具有任何神經症困難都是不公平的話，那麼，期望他去解決自己的問題則無疑是雙倍的不公平。相反，他覺得自己有權利擺脫這些困難，而不用經歷艱苦的改變過程。 這裡對神經症要求的種類的調查並不全面。由於任何一種神經症需要都有可能轉變為一種要求，因此，我們必須討論每一種需要，這樣才能對要求有一個詳盡全面的認識。但是，即使是這樣一個並不全面的調查，也讓我們感覺到了神經症要求所具有的獨特性質。下面，我們將更為清楚地闡釋其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首先，神經症要求在兩個方面是不切實際的。患者確立了一種只存在於其內心之中的頭銜，而他很少（即使有的話）考慮實現這些要求的可能性。在他提出的顯然是幻想的要求，即免除疾病、年老、死亡的要求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是，這些對於他人來說確實是實實在在、不可免除的。一個覺得有權利讓自己發出的邀請都被人接受的48女人，一旦遇到有人拒絕她的邀請就會異常惱怒，而不管他人拒絕接受邀請的理由是如何急迫。一位堅持認為任何事情對他來說都應該易如反掌的學者，如果讓他寫論文或做實驗，不管這樣的工作是多麼必要，而且通常情況下，儘管他認識到了只有通過辛苦的勞動才能完成這樣的工作，他還是會感到很憤怒。一個覺得自己有權利在囊中羞澀時讓身邊所有人幫助他的酒鬼，如果這種幫助出現得不及時或者有些勉強，他就會覺得不公平，而不管別人是否樂意這樣做。 這些例子暗含了神經症要求的第二個特徵：他們的自我中心傾向（egocentricity）。通常情況下，這種自我中心傾向非常露骨，以至於給旁觀者「天真幼稚的」印象，讓他不由得聯想到被寵壞了的孩子的相似態度。這些印象有助於得出這樣一個理論方面的結論：所有這些要求都只不過是那些還沒有長大的人（至少在這一點上沒有長大）所具有的「孩子氣的」性格特徵。事實上，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小孩子確實也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但這僅僅是因為他還沒有形成與他人相聯繫的感覺。他根本不知道他人也有他人自己的需要，即使知道也是有限的——例如，媽媽需要睡覺，或者媽媽沒有錢買玩具。而神經症患者的自我中心傾向則建立在完全不同且複雜得多的基礎之上。他之所以只為自己著想，是因為他受到了自己的心理需要的驅使，備受內心衝突的折磨，被迫堅持自己特殊的解決方法。因此，在這裡，這兩種現象雖然看起來相似，實則完全不同。由此可見，告訴某位患者說他的要求很幼稚，其實完全無益於治療。對患者來說，這只能意味著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精神分析學家其實可以採取更好的方法讓他看到這樣一個事實），至多只能促使他進行思考。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治療工作，他的神經症症狀就不會有任何改變。 這中間的區別非常大。神經症要求的自我中心傾向可以用我給人以啟發的經驗來加以概括：在戰爭期間，優先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但我自己的需要應該具有絕對的優先權。如果神經症患者覺得不舒服或者想做某件事情，那麼，其他所有人都應該停下手頭的工作，衝過來幫助他。如果分析學家禮貌地說沒有時間對他進行諮詢，則常常會聽到他憤怒的或無禮的回答，49再者，他會對分析學家的話充耳不聞。只要患者需要，分析學家就應該有時間。神經症患者與周圍世界的聯繫越少，他就越不能意識到他人及他人的情感。就像一位有時會對現實表現出高傲的輕蔑態度的患者曾經說過的那樣：「我是一顆獨立的彗星，穿梭在太空中。這意味著我所需要的東西是真實的——他人的需要則是不真實的。」 神經症要求的第三個特徵是：他希望任何東西對他來說都能輕而易舉地獲得，而不需要付出足夠的努力。他不承認他在覺得孤獨時會給其他人打電話，他覺得應該是其他人給他打電話。如果他想減肥，他就必須少吃，但這個簡單的推理卻常常會遭到他內心的強烈反對，以至於他總是不停地吃，同時又依然認為他不像別人看起來那麼苗條是不公平的事情。有的神經症患者可能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即他應該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應該擁有較高的地位，應該升職加薪，而不需要付出特別的努力——而且——不需要提出要求。甚至他自己內心之中都不清楚他想要的東西是什麼也是應該的事情。他覺得他應該處於一種既能拒絕任何東西又能得到任何東西的位置。 通常情況下，一個人能夠用最為合理又最為動人的話語來表達他是多麼想要得到幸福。但不久之後，他的家人或朋友就會發現，想要讓他幸福是多麼困難的事情。於是，他們可能就會跟他說，肯定是他內心之中的某種不滿使得他無法獲得幸福。然後，他可能就會去看精神分析學家。 分析學家很可能會評價說，患者想要獲得幸福的願望是促使其前來接受分析的良好動機。但他也可能會自問：為什麼一個如此想要得到幸福的患者卻感覺不到幸福呢？他擁有的很多東西都是大多數人想要擁有的：一個快樂的家、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一份有保障的經濟收入。但是，他不想做任何事情，對任何事情也都沒有強烈的興趣。他的身上表現出了很多消極被動和自我放縱。在第一次面談中，分析學家印象最深的是：該患者沒有談及他的困境，而是恰恰相反，他有點任性地羅列了一大堆願望。接下來的一小時面詢證實了分析學家的最初印象。事實證明，患者在分析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惰性是首要的障礙。於是，畫面變得越來越清晰了。患者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手腳受到了束縛，50無力開發自己的資源，而且內心充滿了固執的要求。他要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心靈的滿足，都應該賦予他。 另一個例子論證了神經症患者要求得到幫助卻不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現，這個例子進一步說明了神經症要求的性質。有一名患者，距離上次分析已經有一個星期，此時又受到了上一次分析面詢過程中出現的某個問題的困擾。離開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這個困難——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願望。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想找到這一特殊問題的根源。但不久之後，我卻注意到，他並不怎麼合作，就好像是我在拖著他走一樣。隨著約定的這一個小時的不斷流逝，我感覺到他越來越不耐煩。當我直接問他時，他承認了這一點，說他的確很不耐煩。他說他不希望自己再有一整個星期的時間陷入這個困境中，而對此，我沒有說任何話來緩解他的情緒。我指出，他的願望當然是合理的，但是很明顯，這個願望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要求，那這樣就沒有道理了。我們是否能夠更進一步地解決這個特殊問題，取決於該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的可接近性，以及他和我可以取得什麼樣的成效。而且，就他而言，必定存在某些東西使得他不能朝著所希望的目標努力。在經過大量的來回反覆（在此我做了省略）之後，他終於明白了我所說的話的真實性。他的不耐煩情緒消失了，他的非理性要求和緊迫感也消失了。此外，他還補充了一個給人以啟發的因素：他曾覺得是我引起的問題，因此應該由我來解決。在他心裡，我應該怎樣對他的問題負責呢？他並不是說我犯了一個錯誤；簡單地說就是，在前一次分析面詢中，他就已經認識到他還沒有克服他的報復心理——這一點他剛剛才開始察覺到。事實上，在那個時候，他甚至不想擺脫它，而只是想擺脫一些與它相伴隨的困擾。由於我沒有滿足他馬上擺脫這些困擾的要求，因此，他覺得他有權利提出懲罰我的報復性要求。經過這番解釋，他找到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內心拒絕為自己承擔責任，並且缺乏建設性的利己主義。這使他變得麻痹，使他不能為自己做任何事情，從而產生了一種需要，即需要其他人——這裡指的是分析學家——承51擔起所有的責任，並為他解決所有的問題。而這種需要也變成了一種要求。 這個例子表明了神經症要求的第四個特徵：它們本質上可能是報復性的（vindictive）。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因此他堅持要報復。發生這種情況，從本質上說並不是新知識。這在創傷性神經症患者和某些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文學作品中有很多關於這種特徵的描述，其中包括《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Shylock）堅持從安東尼奧（Antonio）身上割下一磅肉，《海達·高布樂》中的海達·高布樂（Hedda Gabler）得知她的丈夫不能獲得他們想要的教授資格後，轉而要求得到豪華的奢侈品。 我在這裡想要提出的問題是：報復性需求如果不是有規律地出現在神經症要求中的話，那還是不是神經症要求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因素呢？當然，個體對這些報復性需求的認識各不相同。就夏洛克而言，他對這些報復性需求是有意識的；而在我剛才提到的患者對我發怒的例子中，患者可能剛剛意識到這些需求；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意識不到的。根據我的經驗，我懷疑報復性需求的普遍性。但我也發現，這些報復性需求如此頻繁地出現，以至於我定下常規：必須常常留意這種需求。就像我在討論追求報復性勝利之需要時所提到的那樣，我們發現，大多數神經症患者的內心深處隱藏著大量的報復性。當神經症患者提出的要求與過去的挫折或痛苦有關時，當患者以一種好鬥的方式提出神經症要求時，當患者將神經症要求的實現視為勝利，而將沒有實現這些要求視為失敗時，報復性因素無疑就會發生作用。 人們是如何認識自己的要求的呢？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越多，就越會用自己的想像力來決定自己周圍的世界，那麼，他和他的生活總體來說就越有可能僅僅只是他需要看到的樣子。他沒有多餘的心思來省察自己具有何種需要或要求，而且，只要他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某些要求時，他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人們完全不應該讓他等。他完全不應該遇到任何的意外事件，他甚至不應該變老。當他外出旅行時，天氣應該晴好。萬事都能進展順利，事事都能讓他順心。 有些神經症患者看起來意識到了自己的要求，因為他們明確、公開地要求獲得一些特權。52但是，在旁觀者看來一目了然的事情，患者本人卻不一定能明顯地意識到。旁觀者看到的東西與患者感受到的東西是兩碼事，這二者截然不同。一個以富有攻擊性的方式堅持自己要求的人，可能至多會意識到其要求的某些表現或含義，如沒有耐心，或者忍受不了反對意見。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歡請求他人幫忙，也不願意向他人表達謝意。不過，這種意識不同於知道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他人做他希望的事情。有時，他或許能意識到自己有些魯莽，但通常情況下，他會把這種魯莽裝飾成自信或勇氣。例如，他可能會在對另一份工作沒有任何具體了解的情況下放棄一份相當好的工作，而且還可能認為這樣一種做法是他自信的表現。事實可能就是這樣，但這種魯莽也可能來源於這樣一種感覺，即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好的運氣和命運都圍繞在他身邊。他可能知道，在他靈魂深處的某個隱秘角落，他暗自相信，作為一個人，他永遠都不會死。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那種覺得自己有權利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感覺。 在其他一些情況下，患者和沒有經過訓練的觀察者都覺察不到這些要求。於是，這些觀察者會認為患者提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通常情況下，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他自身的神經症原因，而不是因為心理上的無知。例如，他有時候可能覺得他妻子或情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很過分，占據了他的時間，給他帶來了不便，但這同時也會大大滿足他的虛榮心，讓他覺得自己對她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或者，一個女人可能會因為感到無助和痛苦而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她自己僅僅只能感覺到自己的需要。她甚至可能會有意識地過於小心謹慎，不將自己的需要強加到他人身上。而周圍的那些其他人，儘管有可能喜歡充當保護者和幫助者的角色，但如果滿足這個女人的期望，他們就會感到深深的「內疚」（或者，他們可能因為自己內心深處的某些準則而感到內疚）。 然而，即使患者意識到自己具有某些要求，他也從來都意識不到自己的這些要求是沒有根據或不合理的。事實上，任何對這些要求之合理性的懷疑都意味著削弱了這些要求。因此，只要神經症患者覺得這些要求對他而言極為重要，他就必定會在自己內心建立起一座嚴密的堡壘，從而使得這些要求完全合理。對於這些要求的公平、公正性，他也必定深信不疑。在分析過程中，患者常常會想盡一切辦法證明，他只53期望獲得那些他應該得到的東西。相反，出於治療的目的，認識到某種具體要求的存在以及患者合理化這種要求的性質，非常重要。因為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腳，完全取決於它們所置放的基礎，因此，這個基礎本身就處在了一個戰略性的地位上。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所取得的功勞而覺得自己有權利享受各種各樣的服務，那麼，他必定會無意識地誇大這些功勞，以至於如果這些服務不到位，他就會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受到了虐待。 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礎上合理化的。因為我是一個女人——因為我是一個男人——因為我是你的母親——因為我是你的老闆。……既然這些證明神經症要求之合理性或正當性的理由中，事實上沒有哪一個賦予了個體提出這些要求的權利，那麼，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過分強調了。例如，在美國，沒有嚴格的文化規定認為洗盤子有損男性的尊嚴。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男性做這樣卑賤的工作，那麼，他必定會誇大作為一個男人或者養家餬口者的尊嚴。 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基礎是優越性。這個方面的共同要素是：因為我在某個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因此我有權利……這是一種生搬硬套的形式，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不過，個體可能會強調他的時間、他的工作、他的計劃、他永遠都對的特殊重要性。 因此，那些相信「愛」能解決一切事情、「愛」能賦予人們一切的人，必定是誇大了愛的深度或價值——不是通過有意識的偽裝表現出來，而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比實際存在的更多的愛。這種誇大的必然性常常會導致惡性循環的後果。尤其是那些基於無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更是如此。例如，很多人都很膽怯，以至於都不敢用電話諮詢問題。如果有人要求其他人幫他諮詢，那麼，為了證實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這個人所感覺到的抑制作用就會比實際上還要大。如果一個女人非常沮喪或無助，以至於做不了家務，那麼，她就會讓她自己感到比實際上還要更為無助、更為沮喪——從而事實上將遭受更多的痛苦。 不過，54我們不應該草率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他人來說，最理想的環境是不遷就神經症患者的要求。遷就和拒絕神經症患者的要求都有可能會導致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這兩種情況下，神經症要求都有可能會變得更為強烈。通常情況下，只有當神經症患者已經開始或者正在開始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起責任時，拒絕其要求才會有所幫助。 神經症要求最令人感興趣的基礎很可能是「公正」（justice）。因為我信仰上帝，因為我一直在工作，或者因為我一直是一個好公民——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應該發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應該朝著對我有利的方式發展，這樣才公正。善應該有善報，惡應該有惡報。與之相反的證據（證明善行並不必然會獲得獎賞的證據）都應該拋棄。如果這種傾向出現在某位患者身上，那麼，他通常就會指出，他的公正感也會延伸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也同樣會感到非常憤怒。從某種程度上說，情況確實如此，但這僅僅意味著他需要在公正的基礎之上提出他的要求，而這種需要已經泛化成了一種「處世哲學」。 此外，對公正的強調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讓他人為所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遭遇負責。一個人是否會將這相反的一面運用到自己身上，通常取決於他對公正的意識程度。如果他對公正的意識很刻板，那麼，他就會——至少在意識層面——認為，他的每一次不幸遭遇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往往更易於將「報應性公正」（retributive justice）的規則運用到他人身上：一個失業的人很可能並不是「真的」想要一份工作；或許從某個方面來說，猶太人應該為其所遭受的迫害負責。 在更為個人化的事情上，這種人覺得自己有權利接受既定的價值為其價值觀。如果這兩個因素沒有引起他的注意，那麼，這個觀點或許恰當。他自己的積極價值觀在其內心之中往往會占據過大的比例（例如，善意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卻常常忽視他給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困難。除此之外，這些價值觀的尺度也常常不一致。例如，一個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可能會將自己的尺度確定為：他自己有合作的意圖，他希望能擺脫困擾他的症狀，他會按時前來接受分析和支付費用。而分析學家的尺度是，他有義務讓患者康復。55遺憾的是，雙方的尺度並不平衡。只有患者自己願意且能夠致力於做出改變，他才能夠康復。因此，如果患者的良好願望沒有與其有效努力結合起來，那麼，患者康復的希望就不大。由於讓他感到困擾的症狀一再出現，因此，患者會越來越惱怒，覺得自己被騙了。於是，他在支付給分析學家報酬時就充滿了指責或抱怨，而且，他覺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愈加地不信任分析學家。 這種對公正的過分強調可能是報復性的一種偽裝，不過也不一定必然如此。如果這些神經症要求主要是基於「應付」生活而提出的，那麼，患者通常就會強調他自身的功勞。這些要求的報復性越大，患者就越會強調他所受到的傷害。在這裡，他所受到的傷害也被過分誇大了，這種被傷害的感覺與日俱增，最後這種感覺會發展到非常強烈，以至於「受害者」覺得自己有權利要求他人做出任何的犧牲，或者對他人施加任何的懲罰。 由於這些要求對於神經症的維持來說非常關鍵，因此，堅持這些要求當然就顯得至關重要了。這一點只是針對人們的要求而言，因為不用說我們都知道，命運和生活總是有辦法去無情地嘲弄任何堅持這些要求的行為。在下文有好幾處，我們還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在這裡，我們只要讓讀者大體上了解神經症患者試圖讓他人遷就其要求的做法與這些要求產生的基礎緊密相關這一點就夠了。簡而言之，他可能會試圖用自己獨一無二的重要性給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可能會取悅、誘惑或許諾他人；他可能會通過喚起他人的公平感或內疚感，從而迫使他人為他效勞，並從中得到好處；他可能會通過強調對他人的愛，從而喚起他們對愛的渴望和虛榮心；他還可能會用易怒和慍怒來威脅他人。這種報復心強的人可能會用永不滿足的要求來摧毀他人，試圖通過嚴厲的指責迫使他人順從。 考慮到神經症患者為合理化其要求和堅持這些要求所投入的所有精力，我們完全可以預期當這些要求受挫時他們會做出怎樣的強烈反應。雖然恐懼暗涌，但他們主要的反應是生氣，或者甚至是憤怒。生氣是一種特殊的反應。由於神經症患者主觀上覺得這些要求是公平、公正的，因此，當這些要求受挫時，他們就會覺得不公平、不公正。56於是，隨之產生的生氣便具有了一種義憤填膺的性質。換句話說，患者不僅生氣，而且他覺得自己有生氣的權利——這種感覺是患者在分析過程中竭力維護的。 在更為深入地探討這種憤怒情緒的不同表現之前，我想先簡要地介紹一些理論——尤其是約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及其他人提出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我們對遇到的任何挫折都會做出敵意反應。也就是說，事實上，敵意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對挫折的反應。[3]事實上，只要簡單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相反，人類所遭受的但沒有做出敵意反應的挫折的數量是驚人的。只有當個體覺得挫折是不公平的，或者挫折是在神經症要求的基礎之上產生，而個體覺得這種挫折不公平時，敵意才會產生。所以說，它具有一種特殊的憤怒或感覺受到了虐待的特徵。這種所遭受的不幸或傷害有時會被誇大到可笑的程度。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受到了另一個人的虐待，那麼在這個人眼裡，對方就會突然變成一個不值得信任、下流、殘忍、卑鄙的人。也就是說，這種憤怒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對他人的判斷。這就是神經症懷疑（neurotic suspiciousness）的根源之一。這也是很多神經症患者對於自己對他人的評價很沒有把握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很容易從一種積極友好的態度轉變為完全譴責的態度的原因之一，而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簡單說來，對生氣或者甚至是憤怒的強烈反應可能會經歷以下三個不同過程中的一個。首先，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對生氣或憤怒的強烈反應可能會被壓抑下去，然後可能——像所有被壓抑的敵意一樣——以心身症狀的形式表現出來：疲勞、偏頭痛、腸胃不適等。其次，對生氣或憤怒的強烈反應可能會自由地表現出來，或者至少能夠充分感受到。在這種情況下，生氣越被看成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患者就越會誇大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然後，患者會在無意間建立起一種看似邏輯嚴密的狀況來反對冒犯者。患者的報復性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只要越公開，他就越傾向於採取報復行動。他越是公開地表現出他的驕傲自大，他就越確信他所採取的報復行動是出於正當的理由。57第三種反應則是將自己置於悲慘、自憐的境地。然後，患者就會感覺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或虐待，並且可能會變得意志消沉。「他們怎麼能夠這樣對我！」他常常這樣覺得。在這種情形下，受苦成了表達責難的媒介。 這些反應之所以更容易在他人身上看到，而不容易在自己身上看到，是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是對的這一信念抑制了我們的自我反省。然而，當我們一心想著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時，或者當我們開始思考某個人所具有的可憎品性時，又或者當我們感覺到想報復他人的衝動時，其實，好好地審視一下自己的反應才符合我們的真正利益。然後，我們必須仔細地審視一下，我們的反應與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是否成比例。如果通過誠實的審視，我們發現這二者之間是不成比例的，那我們就一定要去尋找一下其背後隱藏的要求。只要我們願意且能夠放棄一些想要獲得特權的需要，只要我們熟悉自己那些被壓抑的敵意可能會採取哪些形式表現出來，就不難看出對某個挫折所做出的強烈反應，也不難發現這種反應背後的特殊要求。不過，在一兩種情況下看出這些神經症要求，並不意味著我們完全擺脫了所有的神經症要求。通常情況下，我們只能克服那些特別明顯和荒謬的要求。這個過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絛蟲的治療。這種治療雖然會清除絛蟲的一部分，但它會再生，還會不斷消耗人的體力，只有將它的頭取下才能徹底清除。這就意味著我們在放棄要求時只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即我們能克服所有追求榮譽及其所包含的東西的要求。不過，與絛蟲治療不同的是，在回歸自我的過程中，每一步都很重要。 普遍性要求對一個人的人格及其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們可能會讓他內心之中瀰漫著的挫折感和不滿感變得無處不在，以至於人們可以粗略地稱其為他的一種性格特徵。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也會導致這種長期的不滿。但是，在這些導致長期不滿的根源中，普遍性要求是最為重要的根源。這種不滿常常會表現為這樣一種傾向，即在任何生活情境中，都傾向於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所缺乏的事物或者困難的事情上，從而對整個情境都感到不滿意。例如有這樣一個人，58他有一份極為滿意的工作，家庭生活也很和諧，但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彈鋼琴，而這對他來說非常重要；或者他有一個女兒可能一直身體不好。這些因素占據了他的整個心靈，以至於他不能欣賞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美好。或者，試想一下，有一個人一整天的好心情卻因為一件訂購的商品沒有準時送過來而被破壞了——或者，一個人正在體驗一次美好的遠足或旅行，卻因為遇上交通不便而心情不爽。這些態度非常普遍，幾乎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曾遇到過。擁有這種態度的人有時候自己都覺得奇怪，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總是看到事物的陰暗面。或者，他們稱自己是「悲觀主義者」，從而對整個事情都置之不理。這種態度除了沒法解釋之外，還在偽哲學的基礎之上提出個人完全無力忍受不利的處境。 由於這種態度的存在，人們使自己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變得更加艱難了。如果我們將一種艱難的困境看成是不公平的，那麼，這種困境的艱難程度就會增加十倍。我自己在火車上的經歷便可以很好地證明這一點。只要我覺得自己正處於一種不公平的境地，那我就會更加難以忍受這種處境。因此，在我發現隱匿於其背後的要求後——儘管座位還是那麼硬，乘坐的時間還是那麼長——同樣的情境卻讓人心情愉悅起來。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工作。不管從事任何工作，如果我們懷著不公平的破壞性心情，或者在內心要求這項工作應該簡單易做，那我們必定會感到費力和疲勞。換句話說，這些神經症要求使得我們喪失了部分生活藝術，而生活藝術包括從容地處理生活中的事件。當然，生活中也存在嚴重到將人壓倒的經驗。但是，這種經驗畢竟極少。對於神經症患者來說，很小的事情往往會變成重大的事故，生活也變成了一系列令其沮喪的事件。與此相反，神經症患者可能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他人生活的光明面：這個人獲得了成功，那個人有好幾個孩子，還有個人有更多的閒暇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別人家的房子更好，別人家的草坪更綠。 這種態度描述起來很簡單，但要認出它卻非常困難，尤其是要認出自己身上的這種態度時就更加困難了。它看起來非常真實、非常符合實際情況，這種至關重要的東西是我們所缺乏，而他人所具有的。所以，我們內心的簿記會出現兩個方面的歪曲：一個關於自己，另一個關於他人。很多人都被告知過，不要將自己的生活與他人生活的閃光點相比較，而要與他的整個生活相比較。59但是，儘管他們認識到了這一忠告的合理性，但卻不能遵循，因為他們扭曲的觀點不是疏忽，也不是智力上的無知，而是一種情感上的盲目。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由於內心的無意識需求而產生的盲目。 結果，對他人的妒忌和漠不關心混合到了一起。這種妒忌具有尼采（Nietzsche）所說的「生活在嫉妒之中」（Lebensneid）的性質，「生活在嫉妒之中」不是針對這點或那點生活細節，而是與整個生活有關。它常常伴隨著這樣一種感覺：自己是唯一一個被排除在外的人，是唯一一個焦慮、孤獨、恐慌、受束縛的人。而這種漠不關心也並不一定意味著他是一個完全麻木不仁的人。它產生於普遍的神經症要求，然後獲得了它自身的功能，從而證明患者的自我中心傾向是合理的。為什麼那些一切都比他好的人還想得到他的東西呢？他的需要比周圍任何人都多——他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多的忽視和冷遇——為什麼他就不應該有權利獨自尋求自我！於是，這些要求就變得越來越根深蒂固了。 另一個結果是一種對權利的普遍的不確定感。這是一種複雜的現象，這些普遍的要求只不過是決定性因素之一。在私人的世界裡，神經症患者覺得自己有權利得到一切，這個世界非常不現實，以至於他對現實世界中的權利產生了困惑。一方面，他內心充滿了各種非分的要求，但另一方面，當他實際上能夠或者應該這麼做時，他卻有可能過於膽怯，以至於不能感受到或堅持自己的權利。例如有一位患者，他一方面覺得整個世界都應該為他服務，但另一方面，他卻不敢要求我改變一下精神分析的時間，或者向我借一支鉛筆寫點東西。還有一位患者，他需要獲得他人尊重的神經症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時，就會變得高度敏感，但他卻能忍受某些朋友的公然欺騙。因此，這種覺得自己沒有權利的感覺，可能是患者受苦的一個方面，當他的無理要求沒有受到關注時，這可能將成為他抱怨的焦點，而這些無理的要求是問題的根源，或者說「至少是導致問題出現的一個相關因素」。[4] 最後，心懷這些廣泛的要求是導致惰性（inertia）的相關因素之一。惰性有時候以公開的形式表現出來，有時候以隱蔽的形成60表現出來，它很可能是最為常見的神經症障礙。與閒散（idleness）相比，惰性是一種心理能量癱瘓的狀態，而閒散可能是主動的、令人愉悅的。惰性不僅會擴展到行為上，而且還會擴展至思維和情感方面。從定義上看，所有神經症要求都會取代患者積極解決自身問題的努力，從而使得他不能正常地成長。很多例子都表明，神經症要求會導致更為廣泛的厭惡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現。所以說，這種無意識要求的目的很純粹，就是為了獲得足夠多的成就，有一份工作，生活幸福，並能克服困難。他有權利獲得所有這一切，而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有時候，這意味著應該由他人來做實際的工作——讓張三李四做。如果他人不做，那他就有理由感到不滿。因此，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僅僅只是想到要多做一點額外的事情，如搬點東西或看電影等，他就會感到疲憊不堪。有時候，在分析的過程中，患者的疲勞感可以很快消失。例如，有一位患者，在出去旅行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甚至在開始做這些事情之前就感覺到了疲憊。於是，我建議他把如何做好每一件事當成對他智力的一次挑戰。我的建議讓他產生了興趣，他的疲憊感立刻就消失了，他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而沒有感覺匆忙或疲倦。但是，儘管他因此而體驗到自己有能力積極愉悅地做這些事情，但這種自身努力的衝動很快就會消失，因為他的無意識要求依然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內心之中。 神經症要求的報復性越強，患者惰性的程度就越大。他在無意識之中通常是這樣辯論的：他人應該為他所遇到的麻煩負責——所以，我有權利得到補償。如果我付出一切努力，那還算什麼補償！當然，只有那些對生活喪失了建設性興趣的人才會這麼說。他再也不用為自己的生活做點什麼了，而應該由「他人」或命運來對他的生活負責。 在分析中，患者會固執地堅持其神經症要求並為其辯護，這種固執（tenacity）表明，這些神經症要求必定對患者來說具有相當大的主觀價值。他不止有一條防線，而是有很多條防線，而且他會不斷地轉換其防線。首先，他會說他沒有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知道分析學家說的是什麼。然後，61他會說他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再然後，他會進一步捍衛使得這些要求看似合理的主觀基礎。最後，當他認識到他確實具有這些要求，而且這些要求事實上是不合理的時，他似乎就會失去對這些要求的興趣：這些要求毫無重要性可言，或者至少可以說是無害的。但是，他早晚都將看到這在以後對他自己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嚴重的。例如，這些要求使得他容易發怒和不滿。如果他自己更為積極主動，而不是一直坐在那裡等著好事落在他頭上，他的狀況可能會好很多。事實上，他的神經症要求使得他的心理能量處於癱瘓狀態。此外，他還必須敞開心扉面對這樣的事實，即他從自己的神經症要求中得到的實際收益微乎其微。誠然，通過向他人施壓，他有時候能夠使得他人迎合他那些表達出來或沒有表達出來的需求。但即便如此，誰能從中獲得更大的快樂呢？就他對生活的普遍要求而言，這些要求無論如何都將徒勞無獲。不管他是否覺得自己有權利成為例外，心理法則和生物法則都始終適用於他。他要求他人的一切長處都能夠在他身上得到綜合體現，但這個神經症要求並不會讓他發生一點點的變化。 認識到神經症要求的不利後果及其所固有的無用性，並不會對患者產生真正的打擊。患者並不相信這一點。分析學家希望這些洞察能夠根除患者的神經症要求，但他的希望常常不能如願。通常情況下，通過分析治療，神經症要求的強度會降低，但它們並沒有被根除，而是被隱藏了起來。如果再往前推進一步，我們就會看到，在患者的無意識深處存在著不合理的想像。儘管神經症患者理智上認識到了其要求的無用性，但他在無意識之中依然堅持相信，沒有什麼事情是他那神奇的意志力做不到的。如果他的願望足夠強烈，他的願望就會成真。如果他堅定地堅持，事情就會朝著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如果他的要求沒有實現，那並不是因為這種要求不可能實現——就像分析學家想讓他相信的那樣——而是因為他沒有足夠強烈地希望實現這個要求。 這種信念使得整個現象呈現出一種稍有不同的面貌。我們已經看到，從患者妄稱他自己擁有一種具有一切特權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權利這個意義上說，他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此外，我們也已經看到，有些要求坦率地說是荒誕的。現在，我們又認識到，62所有神經症要求都充滿了神奇的期望。到現在，我們才了解神經症要求的全貌，而神經症要求是患者實現其理想化自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從人們常常通過成就或成功來證明其優秀這個意義上說，神經症要求並不能代表一種實現，而是給患者提供了必要的證據和託詞。他必須證明，他超越於心理法則和自然法則之上。如果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人並沒有滿足他的要求，心理法則和自然法則同樣適用於他，他超越不了常見的麻煩和失敗——所有這些都不能作為反對他具有無限可能性的證據。這些只能證明，到目前為止，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只要他堅持他的要求，總有一天，這些要求會變成現實。這些要求是他追求未來榮譽的保證。 現在，我們理解了患者在看到自己的要求會對其實際生活產生破壞作用後還是依然只做出不冷不熱的反應的原因。他並不否認破壞作用，但卻由於其前景光明的榮耀未來而忽視了現在。他就像一個相信自己有資格要求獲得遺產的人一樣，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更為有效地堅持其要求上，而不在實際的生活中做出建設性的努力。與此同時，他對實際生活失去了興趣，他的生活開始變得貧乏不堪，他忽視了一切能夠使生活變得富有價值的東西。於是，對於未來各種可能性的希望越來越成為他生活中的唯一目的。 事實上，神經症患者的情況比那個假想自己對遺產具有繼承權的人的情況更為糟糕。因為他有一種潛在的感覺，即如果他對自己及自己的成長感興趣，他就會喪失實現未來各種可能性的權利。以他的前提為基礎，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其理想化自我的實現事實上將變得毫無意義。只要他受到這種目的的吸引，另一個方面就會主動跑出來阻止。這意味著他把自己看成一個與其他人一樣的凡人，會受到各種困難的困擾；這也意味著他要為自己負責，要認識到應該由他自己來承擔起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和挖掘他所擁有的所有潛能的責任。另一個方面之所以會跑出來阻止，是因為這會讓他覺得他好像正在喪失一切。只有當他變得足夠強大，63不用在自我理想化中尋找解決辦法時，他才有可能考慮這條不同的道路——通向健康的道路。 只要我們將神經症患者自我美化的形象以及他覺得他所要求的一切都會自動落到他身上的想法僅僅看成一種「天真的」表現，或者將他要求他人來實現他的很多強迫性願望的做法視為可以理解的欲望，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神經症要求的固執性。神經症患者堅持任何態度的固執性都明確地表明，這種態度實現了其神經症框架中所不可或缺的功能。我們已經看到，神經症要求似乎可以解決患者的許多問題。其全部的功能是使患者有關自身的幻想永久存在，並把責任轉移到那些與自己無關的因素上。通過把需要提升到要求的高度，他否認了自己的困擾，並把自己的責任推給了他人、環境或命運。首先，他覺得自己遇到任何的麻煩都是不公平的，他覺得自己有權利這樣安排生活：生活不應該給他帶來任何的麻煩。例如，向他貸款或募捐。他會覺得不耐煩，而且會在心裡痛罵那個向他提出請求的人。事實上，他之所以會感到很憤怒，是因為他有這樣一個要求，即不被他人打擾。是什麼使得他必須有這樣的要求呢？這個要求實際上會讓他面臨一種內心的衝突，大體上說，這是他的順從需要與使他人受挫的需要之間的衝突。但是，只要他太過恐懼或太過勉強而不願意面對他的衝突——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他必定就會堅持他的要求。他通常這樣來表達自己的要求，即不希望被他人打擾，但更為精確地說，他的要求是：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不應該引發（且讓他意識到）他的衝突。到後面，我們將會了解到為什麼擺脫責任對他來說如此重要。但是，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事實上，神經症要求使得他不用去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困難，從而使得他的神經症症狀長久存在。 * * * 注釋： [1]Harald Schultz-Hencke，Einfuehrung zur psychoanalyse. [2]參見第七章有關精神分裂過程的論述和第十一章有關放棄者對任何變化之厭惡的論述。 [3]該假設是在弗洛伊德的本能論基礎上提出的，它認為，每一種敵意都是對受到挫折的本能驅力或其衍生物的反應。在那些接受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論的分析學家看來，除此之外，敵意也從一種破壞性本能需要中獲取其能量。 [4]參見第九章——自謙型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