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自我 · 第一章 追求榮譽17

一個孩子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長大，只要沒有智力上的缺陷，他都將學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他人打交道，而且，他還很可能獲得某些技能。不過，他身上也有一些力量不是通過學習就可以獲得或發展的。你無須，事實上也不可能教一粒橡子長成一棵橡樹，但是，只要給橡子一個機會，其內在的潛能就會得到發展。同樣，只要給予人類個體一個機會，他就能發揮他所特有的人類潛能。這樣一來，他也就會發揮他的真實自我所具有的獨特活力：他自身情感、思想、願望和興趣的澄清和深入；開發自身資源的能力，自身意志力的加強；他可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或天賦；表達自己的能力，以及自然而然地與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這些遲早會讓他發現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目的。簡而言之，他會朝著自我實現的方向發展，而不會偏離太遠。而這就是我現在以及在整本書中屢次說到真實自我（real self）是內在力量之核心的原因，這種內在的核心力量是人人所共有，但在每一個人身上的表現又各不相同，它是人類成長的深刻根源。[1] 只有個體自己才能發展他既定的潛能。18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活著的有機體一樣，人類個體也需要有利的環境才能「從橡子成長為橡樹」。他需要一種溫暖的氛圍，這種氛圍能給予他內心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使他能夠擁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並能夠表達自己。他需要他人的善意，這種善意不僅有助於滿足他的多方面需求，而且能指導和激勵他成為一個成熟的、實現自我的人。他還需要與他人的願望和意志進行健康的摩擦。如果他能因此而在愛和摩擦中與他人一起成長，那麼，他也就能夠按照自己的真實自我來成長。 但是，由於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一個孩子有可能不被允許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潛能成長。這些不利因素太多了，不勝枚舉。但概括起來，所有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事實，即身處一定環境之中的人，由於過於沉溺於其自身的神經症，以至於沒有能力愛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把孩子看成一個獨特的個體。他們對待孩子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們的神經症需要和反應。[2]簡單說來，這些態度可能是支配性的、過分保護的、威脅性的、易怒的、過於苛刻的、溺愛的、反覆無常的、偏愛其他兄弟姐妹的、偽善的、漠不關心的等等。它絕不是某一個因素的問題，而是會對一個孩子的成長產生不利影響的所有因素的問題。 結果，這個孩子不能形成一種歸屬感，不能形成一種「我們」這樣的同在感；相反，他會產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恐懼感，在這裡，我稱之為基本焦慮（basic anxiety）。這是他生活在一個覺得充滿潛在敵意的世界裡所產生的疏離感和無助感。這種基本焦慮引發的緊張壓力使得這個孩子不能以其自發的真實情感與他人交往，並迫使他尋找其他方法與他人打交道。他必定（在無意識之中）以各種方法加以應對，這些方法不會喚起或增強焦慮，而是會緩解他的基本焦慮。這些特殊的態度產生於無意識的策略性需要，它們既取決於孩子先天的氣質，也取決於後天環境中的相倚聯繫。19簡言之，他可能會試圖依附於身邊最強大的那個人；他可能會試圖反抗和鬥爭；他還可能會試圖將他人摒棄在自己的內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與他們保持距離。總的來說，這意味著他可能會接近他人、反對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際關係中，也不排除彼此之間的接近、反對或逃避。索取和給予愛的能力、屈服的能力、鬥爭的能力、獨處的能力——這些是搞好人際關係所必需的補償性能力。但是，在那個由於其基本焦慮而感覺自己置身於危險環境之中的孩子身上，這些行為則往往會表現得非常極端和僵化。例如，愛往往會變成依附，順從會變成姑息。同樣，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他會被迫進行反抗或表現得冷漠無情，不考慮他自己的真實情感，也不管其態度是否恰當。其態度之盲目和僵化的程度與他內心基本焦慮的強度成正比。 由於在這些條件之下，兒童不是僅僅朝著某一個方向發展，而是朝著所有方向發展，因此，他會從根本上形成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於是，接近他人、反對他人和逃避他人這三種行為就構成了一種衝突（conflict），這是他與他人之間的基本衝突。當然，他遲早會試圖通過讓其中一種行為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來解決這種基本衝突——試圖讓順從、攻擊或冷漠這三種態度中的一種成為他的主要態度。 試圖解決神經症衝突的最初嘗試絕不是表面上的。相反，它會對個體神經症的進一步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它不只涉及對待他人的態度，它還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整個人格的某些改變。根據其主要的發展方向，兒童還會發展出某些恰當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力以及道德價值觀的雛形。例如，一個相當順從的兒童，不僅傾向於讓自己屈從於他人、依賴他人，而且還會力求善良和不自私。同樣，20一個具有攻擊態度的兒童會開始重視力量、忍耐力和戰鬥力。 不過，這第一種解決方法的整合效果不如我們後面將要討論的神經症解決方法那樣穩定、全面。例如，有一個女孩，她的順從態度已表現得相當突出。這種順從態度表現為：盲目地崇拜某些權威人物，具有取悅和滿足他人的傾向，怯於表達自己的願望，經常做出犧牲。8歲的時候，她將自己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讓那些更為貧困的兒童拿去玩，而且她沒有將此事告訴任何人。11歲的時候，她在禱告時以其孩子氣的方式，試圖尋求一種神秘的屈服。她幻想自己遭到了她所迷戀的那些老師們的懲罰。但到了19歲的時候，她還很容易接受他人設計的那些報復某些老師的計劃；儘管大多數時候，她就像一隻小綿羊，但偶爾她也會在學校裡帶頭造反。而且，當她對所在教堂的牧師感到失望時，她也會從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暫時轉變為一個玩世不恭者。 整合效果差——上面所引的例證相當典型——的原因有一部分在於成長中的個體還不成熟，還有一部分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早期的解決方法旨在取得與他人關係的一致性。因此，還存在一定的餘地來獲得更為穩定的整合。事實上，這是一種需要。 到目前為止所描述的發展，絕不是單一的。對每一個個體來說，發展的路線和結果都是不同的，同樣，不利環境條件的特殊性在每一種情況下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始終會削弱個體的內在力量和一致性，因此，它總會產生某些迫切的需要，以彌補由此產生的缺陷。儘管它們非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但我們還是可以區分以下這些方面： ·儘管個體早期試圖解決他與他人之間的衝突，但他依然是分離的，他需要一種更為穩定、更為全面的整合（integration）。 ·個體一直沒有機會形成真正自信的原因有很多：由於不得不進行的防禦，由於與他人的分離，21由於早期的「解決方法」所導致的片面發展方式，他內心的力量一直受到削弱，從而使得他大部分的人格不能發揮建設性的用途。因此，他迫切地需要自信，或者是自信的一種替代品。 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裡，他並不覺得軟弱，只是覺得與他人相比，自己不是特彆強大，而且也沒有做好充分的生活準備。如果他有歸屬感，那麼，他覺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覺就不會嚴重到成為一種障礙。但是，由於生活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裡，而且從內心深處感到——正如他所感覺到的那樣——孤立和敵意，他只能產生一種讓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的迫切需要。 與上面這些因素相比，甚至更為基礎的因素是：他開始疏離自我。不僅他的真實自我會阻止他順利成長，而且除此之外，他還需要發展一些人為的策略性方法來與他人打交道，這種需要也會迫使他無視自己真實的情感、願望和想法。從某種程度上說，當安全成了最為重要的事情，其內心最深處的情感和想法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事實上，內心最深處的這些情感和想法會不得不沉寂下來，從而變得不那麼清晰。（他感覺到的無論是什麼都沒有關係，只要安全就好。）這樣一來，他的情感和願望就不再是決定性的因素。可以說，他不再是一個主動的追求者，而是一個被驅使者。此外，他內心的分裂狀態不僅會在整體上削弱他，而且由於增加了一種混淆的因素，他與自我的疏離得到了加強。他再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或者自己是「誰」。 這種「開始與自我的疏離」之所以更為基礎，是因為這種傷害強度會導致其他方面受到損害。如果我們設想一下這種情況——要是一個人沒有疏離自己活生生的自我之中心，那可能就會有其他過程出現——那麼，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理解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可能會有內心的衝突，但他不會被這些衝突弄得輾轉不安；他的自信（self-confidence，就像這個詞所表明的，它需要有一個自我可以將信心置於其上）將會受損，但不會被連根拔起；他與他人的關係也會受到干擾，但其內心不會與他人脫離關係。因此，一個疏離了自我的個體，最為重要的是需要——若說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則未免荒唐，因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東西——某種東西能夠給予他一種支持、一種認同感（a feeling of identity）。這會讓他感覺到自己的意義，儘管他的人格結構仍有很多弱點，但還是會給他一種力量感和意義感。 如果他的內心狀況沒有（因為幸運的生活環境）改變，他因此而沒有22我在上文所列出的那些需要，那麼，可以滿足他的需要並且可以一下子滿足他所有需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有一種了，那就是：想像（imagination）。想像會慢慢地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發揮作用，並在他心中創造出一個自己的理想化意象（idealized image）。在這個過程中，他賦予了自己無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變成了一個英雄、一個天才、一個最高尚的愛人、一個聖徒、一個神。 自我理想化（self-idealization）總是包含一種普遍的自我美化，因此會給予個體迫切需要的意義感和凌駕於他人之上的優越感。但它絕不是一種盲目的自我誇大。每一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特殊經歷、早期的幻想、特殊的需要以及天生的才能等材料構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如果這種理想化意象不符合自己的個人性格特徵，他將不會獲得認同感和一致感。一開始，他會理想化自己解決基本衝突的特定「方法」：順從變成了善良，愛變成了神聖的東西，攻擊性變成了力量、領導力、英雄主義和全能感，冷漠變成了智慧、自我滿足和獨立性。按照他那種特定的解決方法，那些看起來是短處或缺點的東西總能變淡或被掩飾。 他可能會採取三種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些矛盾的傾向。首先，這些矛盾的傾向也可能會被美化，但仍在不為人知的暗處。例如，只有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看到一個具有攻擊性的個體，對他來說，愛情似乎是不應該有的溫柔，但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不僅是一個身穿閃亮盔甲的騎士，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愛人。 其次，除了被美化之外，這些矛盾的傾向還有可能被隔離在個體的內心之中，這樣它們就不再構成令人不安的衝突。一個患者在他的自我意象中，可能會把自己想像成人類的恩人，是一個處變不驚的智者，是一個勇往殺敵的人。這些方面——所有這些都是有意識的——對他來說，不僅不矛盾，甚至不會引起任何的衝突。在文學作品中，這種通過將矛盾傾向隔離起來從而消除衝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r.Hyde）中曾描述過。 最後，23這些矛盾的傾向還可能會升華為傑出的能力或成就，這樣，它們就成了豐富人格中與之相容的方面。我在其他地方[3]曾引用過一個例子：一個極具天賦的人將其順從的傾向轉變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將其攻擊的傾向轉變成了超絕的政治領導能力，將其超然態度轉變成了哲人的智慧。這樣，他的基本衝突的這三個方面立刻就得到了美化，而且彼此之間能和諧共處。在他自己的內心之中，他成了現代相當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萬能之人（l'uomo universale）那樣的全才。 個體最終可能會逐漸認同於這個理想化的完美意象。於是，這個意象不再是他暗自懷有的虛幻意象。他會在不知不覺之中變成這種意象——這種理想化意象往往會變成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這種理想化自我之所以比他的真實自我更為真實，不僅僅是因為理想化自我更具吸引力，而且還因為它能滿足他所有的迫切需要。這種重心的轉變完全是一種內在過程，在他身上沒有任何可觀察到的或明顯的外在變化。這種變化是其存在之核心的變化，是其自我感覺的變化。這是一個奇妙的、人類所特有的過程。一隻英國可卡犬幾乎不會想到，它「真的」是一隻愛爾蘭雪達犬。這種轉變之所以能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僅僅是因為他的真實自我在這之前一直模糊不清。雖然在這個發展階段——或者說在任何階段——健康的過程都是朝向真實自我的，但現在，他為了理想化自我卻開始明確地放棄真實自我。理想化自我開始向他呈現他「真正」的樣子，或者他有可能成為的樣子——他有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或者他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這成了他看待自己的視角和衡量自己的標杆。 從各個方面來講，自我理想化就是我所說的綜合的神經症解決方法（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也就是說，這不僅是一種解決某一特定衝突的方法，而且它以含蓄的方式承諾它能滿足個體在某一特定時間產生的所有內在需要。此外，它不僅允諾解決他那些痛苦的、難以忍受的情感（迷失感、焦慮感、自卑感和分離感），而且還允諾最終會實現他那神24秘的自我及其生活。因此，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這樣一種解決方法時，便會不顧一切地抓著它不放，也就不足為奇了。用一個很好的精神病學術語來說就是：難怪它會變成一種強迫性的（compulsive）[4]方法。在神經症患者身上，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經常出現，是因為一種易於引發神經症的環境所滋生的強迫性需要經常出現。 我們可以從自我理想化的兩大優勢來看待自我理想化：它是早期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而且，它也意味著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它必定會對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沒有比放棄真實自我更為重要的步驟了。但自我理想化之所以會產生革命性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於這個步驟的另外一種含義。追求自我實現的能量被轉化成了實現理想化自我這一目標。在個體整個生活和發展的過程中，這種轉化只不過是意味著一種變化。 在整本書中，我們都將看到，這種方向的轉變以多種方式對整個人格產生了定型的影響。它所產生的更為直接的影響是，使自我理想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內在過程，而是迫使其進入了個體生活的整個循環之中。個體想要——或者更確切地說，被迫——表達自己。而現在，這意味著他想要表達他的理想化自我，並在行動中加以證實。這種理想化自我通常會滲透進他的抱負、目標、日常生活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之中。因此，自我理想化必然會發展出一種更為廣泛的驅力，我給它起了一個比較符合其性質和範圍的名字：追求榮譽（the search for glory）。自我理想化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追求榮譽所包含的其他因素，儘管在每一個個體身上的強度和意識程度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會表現出來，這些因素就是：追求完美的需要、神經症野心以及對報復性勝利的需要。 在實現理想化自我的驅力中，追求完美的需要（the need for perfection）是一種最為基本的驅力。25它的目標是要將整個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就像蕭伯納（Bernard Shaw）作品中的賣花女（Pygmalion）一樣，神經症患者的目標不僅是修正自己，而且要將自己重新塑造成由其理想化意象的具體特徵所規定的特別的完美形象。他往往會試圖通過一種有關應該做什麼、禁止做什麼的複雜系統來達到這一目標。由於這個過程既關鍵又複雜，因此，我們打算用單獨的一章來專門討論。[5] 在追求榮譽的各種因素中，最為明顯且最為活躍的是神經症野心（neurotic ambition），這是一種追求外在成功的驅力。雖然這種追求卓越的驅力在現實中很普遍，且傾向於追求事事卓越，但通常情況下，它會最為強而有力地應用在某一個特定個體在某個特定時間裡最容易取得卓越成就的事情上。因此，野心的內容在一生中很可能會多次發生改變。上學時，一個人如果沒有取得班上最好的成績，他可能就會覺得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到後來，他可能同樣會以強迫性的方式驅使自己無數次地與那些最心儀的姑娘約會。再往後，他可能也會整天想著賺最多的錢，或者在政治上出人頭地。這樣的改變很容易引起某種自我欺騙。一個在某一時期曾像瘋了一樣決定成為最偉大的體育英雄或戰爭英雄的人，到了另一個時期，可能也會同樣熱衷於成為一個偉大的聖徒。然後，他可能會認為自己已經「喪失」了野心。或者，他可能會斷定，成為體育英雄或戰鬥英雄並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此，他可能會認識不到自己仍然航行在野心之船上，只不過是改變了航行路線而已。當然，我們也必須詳細地分析是什麼使得他在那個特定的時刻改變了航線。我之所以強調這些改變，是因為它們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那些受野心控制的人往往與他們所做事情的內容幾乎沒什麼關聯。真正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認識不到這種無關聯性，那我們就難以理解許多的改變。 為便於討論，我們幾乎不關注特定的野心所覬覦的特定活動領域。不管問題是成為群體中的領導者、成為最出色的健談者、成為最出名的音樂家或探險家，還是在「社會」中發揮一定作用、寫出最佳的圖書，或是成26為著裝最佳的人，其特徵都是一樣的。不過，因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質不同，其表現在很多方面也會有所不同。大致說來，它可能更多地屬於權力的範疇（直接權力、次於王權的權力、影響力、操縱力），或者更多地屬於聲望的範疇（名譽、稱讚、受歡迎、欽佩、特別的關注）。 相對而言，這些野心驅力是擴張性驅力中最為實在的。至少從人們為追求卓越的目的而實實在在地投入努力這個意義上講，這麼說是正確的。這些驅力之所以看起來也更為實在，是因為如果足夠幸運的話，擁有這些驅力的人可能真的會獲得所渴求的魅力、榮譽和影響。但與此同時，當他們確實獲得了更多的金錢、更多的榮譽、更大的權力時，他們也會逐漸感覺到這種徒勞追求的整個影響。他們通常無法獲得更多的思緒安寧、內心安全感，也享受不到生活的樂趣。為了補救他們所開始的對虛幻榮譽的追求，其內心的痛苦一點都沒有減少，依然一如往常。由於這些不是偶然的結果，只是碰巧對這個人或那個人如此，而是必然會出現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切追求成功的嘗試從本質上講都是不現實的。 由於我們生活在一種充滿競爭的文化中，因此，上面這些評論聽起來可能有些陌生或不諳世故。競爭的文化深深地紮根於我們所有人的內心之中，以至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以至於我們都覺得這些傾向是「正常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強迫性驅力只有在一種充滿競爭的文化中才會出現這一事實，並沒有減少他們的神經症症狀。即使在一種充滿競爭的文化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人：在他們看來，其他價值——例如，特別是那些作為一個人而成長的價值——比用競爭的方式出人頭地更為重要。 追求榮譽的最後一個因素是追求報復性勝利（toward a vindictive triumph）的驅力，與其他因素相比，這個因素更具破壞性。這種驅力可能與27追求實際成就與成功的驅力密切相關，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成功來侮辱他人或擊敗他人；或者是通過讓自己出人頭地從而獲得權力，並將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羞辱性的方式。與此同時，追求卓越的驅力可能會降低為幻想，而對報復性勝利的需要則往往會主要表現為不可抗拒的且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衝動，以便在人際關係中挫敗、智取或擊敗他人。我之所以稱這種驅力為「報復性的」驅力，是因為其往往來源於因童年期所遭受之屈辱而想要採取報復行動的衝動——而且，這些衝動在後來的神經症發展中又得到了強化。很可能就是後來這些衝動的增強，導致對報復性勝利的需要最終成了追求榮譽中的一個常規部分。追求報復性勝利這樣一種需要的強度以及每一個人對它的意識程度都大不相同。大多數的人要麼完全意識不到這樣一種需要的存在，要麼只是在稍縱即逝的瞬間有所察覺。然而，它有時候也會公然出現，然後幾乎毫不掩飾地成為生活的動力。在近代歷史人物中，希特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經歷過屈辱，他將其一生都投入一種瘋狂的欲望之上，即他企圖戰勝數量日益增加的人民大眾。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惡性循環（即需要不斷增加）清晰可辨。其中一個是從這樣一個事實發展而來：他只能根據勝利和失敗的範疇進行思考。因此，對失敗的恐懼便會進一步增強勝利的必要性。此外，他的偉大感會隨著每一次勝利而增強，這使得他越來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至任何一個國家不承認他的偉大。 歷史上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只是程度小一些而已。我們僅舉一個現代文學的例子《注視火車遠去的人》（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6]。作品中有一個認真負責的職員，整天忙於家庭生活和辦公事務，除了自己的職責，他從不考慮其他任何事情。後來他發現，他的老闆運用欺詐的手段，結果導致公司破產，於是，他的價值尺度完全崩潰。他對上等人和下等人所做的人為區分被擊得粉碎，28他原以為，上等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像他自己一樣的下等人只允許做很有限的正確行為。他認識到，他也可以是「偉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擁有一個情婦，甚至是他老闆的那個漂亮迷人的情婦。現在，他的自負感完全膨脹，以至於他真的去接近她，而當遭到她拒絕時，他竟勒死了她。被警方追擊時，他有時候也會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動機是勝利地擊敗警察。甚至當他企圖自殺時，這也是他的主要驅動力。 更常見的情況是，這種追求報復性勝利的驅力被隱藏了起來。事實上，由於這種驅力具有破壞性，它成了追求榮譽中最為隱秘的因素。可能只有瘋狂的野心才會顯露在外。只有在分析過程中，我們才能看到，隱藏在追求權力之驅力背後的就是這種想要通過凌駕於他人之上來擊敗他人、羞辱他人的需要。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追求優越的需要看起來對人的傷害越小，它所容納的破壞性衝動就越多。這就使得一個人可以將他的需要表現出來，並覺得這種需要是正當的。 當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個體在追求榮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傾向的具體特徵，因為它們始終是我們必須加以分析的具體特徵。但是，如果我們不把它們看成一個統一體的各個部分，那我們將既不能理解這些傾向的性質，也無法理解它們的影響。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第一位將它視為一種綜合現象的精神分析學家，而且，他還指出了它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意義。[7] 各種確鑿的證據都表明，追求榮譽是一個綜合的、連貫的統一體。首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這些個別傾向會經常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當然，某個因素可能會占據主導的地位，以至於我們可以粗略地說某人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某人是一個耽於夢想的人。但這並不是說，某一個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就意味著沒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了。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也有關於他自己的誇大的形象；一個耽於夢想的人也想獲得現實的至高權力，儘管後一種因素只有在他人的成功侵犯了他的自負時才有可能表現出來。29[8] 此外，所有這些個別的傾向都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至於主導的傾向在一個特定個體的一生中可能發生改變。他可能會從一個愛做白日夢的人轉變為一個完美的父親和老闆，然後又轉變為一位史上最偉大的愛人。 最後，所有這些個別傾向都具有兩種共同的一般特徵，從整個現象的起源和功能來看，這兩個一般特徵都是可以理解的：即它們的強迫性和想像性。這兩個特徵在上文中都提到過，但我們還是應該對它們的意義做一個更為完整但又簡潔的描述。 它們的強迫性（compulsive nature）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我理想化（以及隨後對榮譽的全面追求）是一種神經症的解決方法。當我們說一種驅力是強迫性的，其實是說它是一種與自發的願望或驅力相反的驅力。自發的願望或驅力是真實自我的一種表達，而強迫性驅力則是由神經癥結構的內在必然性決定的。個體必須遵從於這些強迫性驅力，而不顧自己的真實願望、情感或興趣，以免感到焦慮、因內心衝突而感到左右為難、被內疚感壓得喘不過氣來、感覺被他人拒絕等等。換句話說，自發性與強迫性之間的區別就是「我想這樣做」與「我必須這樣做以避開某種危險」之間的區別。儘管個體可能會意識到他的野心或他的完美標準就是他想要獲得的東西，但實際上，他是被逼著去獲得這種東西的。想要獲得榮譽的需要控制了他。由於他本人意識不到「想要」與「被迫」之間的區別，因此我們必須建立標準將這二者區分開來。最具決定性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他被迫走上了追求榮譽的道路，全然不顧自己，不顧他的最大利益是什麼。（例如，我記得有一個野心勃勃的女孩，只有10歲，她認為，如果她拿不到班上的第一名，那她寧願自己變成一個瞎子。）我們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人的生命——不管是從字面意思還是象徵意義上講都是如此30——犧牲在了榮譽的祭壇上，而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而犧牲。當約翰·加布里埃爾·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開始懷疑實現其偉大使命的合理性與可能性時，他就去世了。在這裡，我們看到畫面中出現了一種真正的悲劇元素。如果我們為了一項事業犧牲了，而這項事業是我們以及大多數健康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根據其對人類而言的價值都覺得具有建設性，那麼，這種犧牲無疑就是悲劇性的，但它也有意義。如果我們因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而受到虛幻榮譽的奴役、浪費自己的生命，那麼，這就更是悲劇性的浪費——越是這樣，這些生命的潛在價值就越高。 追求榮譽驅力之強迫性的另一個標準——就像其他任何強迫性驅力一樣——是它的不加選擇性（indiscriminateness）。既然個體在追求某種東西的過程中其真正的興趣並不重要，那麼，那他就必須成為注意的中心，必須成為最有吸引力、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人——不管形勢是否要求他這樣做，也不論他是否具有這樣的天賦，他都要爭第一。在任何爭論中，不敢事實的真相如何，他都必須要獲得勝利。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與蘇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完全想反，蘇格拉底認為：「……無疑，我們現在不是為了分出你我觀點的高低而進行簡單的爭論，但我認為，我們倆都應該為了真理而鬥爭。」[9]神經症患者常常會不加選擇地追求至高的權力，這種需要所具有的強迫性使得他漠視真相，不管這真相是關於他自己、其他人，還是關於事實，都是如此。 此外，同其他任何強迫性驅力一樣，追求榮譽也具有永不滿足（insatiability）的性質。只要（對他自己而言）有未知的力量驅使著他，這種永不滿足性就會發揮作用。當所完成的工作得到了他人的認可，當贏得了一次勝利，或者當贏得了某種得到他人認可或欽佩的跡象時，他會高興一陣子——但這種高興不會持續太久。首先，他很難體驗到成功本身，或者至少他會為隨後的失望或恐懼留有餘地。無論如何，他都會無休止地追求更多的聲譽、更多的金錢、更多的女人、更多的勝利和征服，而且，這種追求很難讓他獲得任何滿足，他也不會停止追求。 最後，一種驅力的強迫性會表現在對挫折的反應上。其主觀的重要性31越大，達到目標的需要就越迫切，對挫折的反應因此也就越強烈。這些構成了一種我們可以用來測量驅力之強度的方法。儘管追求榮譽的驅力並非一直都清晰可見，但它是一種非常強大的驅力。它有可能像一種魔鬼附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像是一頭吞噬掉了那個把它創造出來的人的怪物。因此，對挫折的反應必定非常強烈。它們會表現為對厄運和受辱的恐懼，而對很多人而言，這種恐懼則意味著是一種失敗。恐慌、抑鬱、絕望、對自己和他人的惱怒等反應常常被他們看成「失敗」的表現，而且，他們常常會表現出與其實際重要性完全不相符的態度。恐高症其實就是常常害怕從幻想的高處墜落下來的一種表現。我們可以仔細分析一下一位恐高症患者所做的夢。每當他開始懷疑自己已確立的有關無可置疑之優越感的信念時，他就會做這個夢。在夢中，他站在高山之巔，但也面臨著會摔下去的危險，於是他死命地抓著山脊不放。「我無法讓自己比現在更高了，」他說，「因此，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就是緊緊地抓住現在不放。」「我無法讓自己比現在更高了」這句話在意識層面指的是他的社會地位，但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這句話同樣也適合於他有關自己的幻想。他無法超越（他心中）一種上帝般的全能感和宇宙般的意義感！ 追求榮譽的所有因素中固有的第二個特徵是想像（imagination）在其中所發揮的重大而特殊的作用。想像在自我理想化的過程中通常會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不過，在追求榮譽的整個過程中，想像都是非常關鍵的因素，以至於各種各樣的幻想因素必定會滲透進來。不管一個人多麼為自己的現狀感到驕傲，也不管他對成功、勝利和完美的追求與現實多麼相符，他的想像都會一直伴隨著他，使他將幻景誤認為是真實的。人們完全無法真實地評估自己，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倒是可以進行完全真實的評估。當一個人行走在沙漠中，又累又渴，這時他看到了一個海市蜃樓，他可能真的32會努力走向它，但看似應該可以讓他不再痛苦的海市蜃樓——榮譽——本身卻是想像的產物。 事實上，想像也會滲透進健康個體所有的精神功能和心理功能之中。當我們感受到朋友的悲傷或喜悅時，其實就是想像給予了我們這樣做的能力。當我們表示祝願、提出希望、感到恐懼、相信某事、制訂計劃時，是想像讓我們看到了各種可能性。但是，想像可能富有成效，也有可能沒有成效：它可能會讓我們更接近有關我們自己的真相——就像夢中經常出現的那樣——也可能讓我們遠離真相。它可能會讓我們的實際經驗更為豐富，也可能會讓我們的經驗更為貧乏。而這些不同正是神經症想像與健康想像之間的大致差異。 當我們想到眾多神經症患者所提出的宏偉計劃，或者他們的自我美化與要求所具有的怪誕性時，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們具有比其他人更為豐富的想像力——而且，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想像才更容易迷失方向。這種觀點並沒有在我們的經驗中得到證實。就像健康個體的想像力各不相同一樣，神經症患者的想像天賦也因人而異。但我還沒有找到證據證明神經症患者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富於想像力。 但根據精確的觀察，這種觀點是一個錯誤的結論。事實上，想像在神經症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確實更大。不過，導致這種現象的不是想像的結構性因素，而是其功能性因素。在神經症患者身上，想像會起到與在健康個體身上同樣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它還會發揮正常人身上所沒有的功能。它會被用來滿足患者的神經症需要。在追求榮譽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明顯，就像我們所知道的，強大需要所產生的影響會推進對榮譽的追求。在精神病學文獻中，對現實的想像性歪曲通常被稱為「願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直到現在，它都依然是一個為大家所接受的術語，但它並不是一個確切的術語。它的含義太過狹窄：一個精確的術語不僅應該包括思維，而且還應該包括「表達願望的」觀察、確信，尤其是情感。此外，它是一種思維——或情感——決定這種思維或情感的往往不是我們的願望，而是我們的需要。正是這些需要所產生的影響，使得想像一直存在於神經症患者身上，並發揮一定的影響力；正是這些需要所產生的影響，使得想像豐富多彩——但卻毫無建設性的作用。 想像在追求榮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白日夢中準確無誤且直接地表33現了出來。在十來歲的青少年身上，白日夢可能具有一種明顯的誇張特徵。例如，有一位大學男生，雖然膽小畏縮，但也經常做白日夢，幻想自己成了最偉大的運動員、天才或風流才子。在隨後的歲月里，也有一些人像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那樣，整天夢想著自己邂逅了一次浪漫的經歷，夢想自己變得不可思議的完美或者神秘的聖潔。有時候，這些白日夢會以想像性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他會在這些對話中令他人印象深刻或相形見絀。而其他時候，白日夢的結構要更為複雜一些，他會通過將他人置於殘酷、墮落的情境之中，從而應對那些可恥或高尚的痛苦。通常情況下，白日夢不是精心編造的故事，而是與日常事務相伴隨的幻想故事。例如，一個女人在照看孩子、彈鋼琴或梳理頭髮時，可能同時會將自己想像成一位溫柔的母親、處於狂喜狀態的鋼琴家，或者是一位出現在銀幕上的充滿魅力的美女。在有些情況下，這樣的白日夢清楚地表明，有些人可能像沃爾特·米蒂（Walter Mitty）一樣，總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雖然同樣是追求榮譽，但白日夢卻非常罕見、失敗，以至於這些追求榮譽者會主觀上非常誠實地說，他們沒有幻想的生活。不用說，他們是錯誤的。儘管他們只是擔心可能會降臨到他們頭上的災禍，但畢竟是他們的想像召喚出了這些偶然事件。 白日夢的出現雖然重要，且具有啟示作用，但它們不是想像中最為有害的部分。因為人們通常能夠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他正在做白日夢，也就是說，他正在想像一些不曾發生過或者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幻想中經歷這些事情。至少對他來說，要意識到白日夢的存在以及白日夢所具有的不切實際性，並不困難。想像中較為有害的部分是對現實的微妙而又廣泛的歪曲，而他自己對這種歪曲卻毫無覺察。理想化自我並不是在某一次創造性活動中實現的：理想化自我一旦形成，就需要不斷地加以注意。一個人要想實現理想化自我，他必須不斷地努力偽造現實。他必須將自己的需要轉變成美德，或者轉變成更為合理的期望。他必須將自己想變得誠實或體貼的意圖轉變成已然誠實或體貼的事實。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高見，使他成了偉大的學者。他的潛能變成了現實的成就。對「正確」道德34價值觀的認識使他成了一個有道德的人——事實上，他通常會成為一個道德方面的天才。當然，他的想像必須超時工作，才能摒棄所有與之相反的令人不安的證據。[10] 想像在改變神經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發揮一定的作用。他需要相信，他人是完美的或邪惡的——瞧！他們正與善良的或危險的人為伍。想像還會改變神經症患者的情感。他需要感到自己不會受到傷害——看！他的想像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可以洗刷掉他的痛苦和苦難。他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信心、同情心、愛、痛苦：他的同情感、苦難感都被放大了。 想像在服務於追求榮譽的過程中可能會歪曲內在現實和外在現實，認識到這一點，往往會給我們留下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神經症患者的想像飛到何處才會終止呢？畢竟他也不會完全失去他的現實感。那麼，將他與精神病患者區別開來的界線在哪裡？如果想像的作用存在界線的話，那肯定也是模糊的。我們只能說，精神病患者往往更為武斷地將他的心理過程視為唯一的重要現實，而神經症患者——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依然相當關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在外界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他在外在世界中對自己依然有粗略的定位。[11]不過，雖然他完全可以待在地上，以明顯不受干擾的方式行使職責，但他的想像卻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翱翔。事實上，追求榮譽最為顯著的特徵是：它可以進入幻想，可以進入具有無限可能性的領域。 追求榮譽的所有驅力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追求比人類天生具有的更多的知識、智慧、美德或權力。它們的目標都指向了絕對、無限和沒有止境的事物。35對於一門心思追求榮譽的神經症患者來說，除了絕對的無畏、絕對的控制或絕對的神聖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沒有吸引力。因此，他站在了那些真正篤信宗教之人的對立面。在那些真正篤信宗教的人看來，只有上帝才是萬能的；而神經症患者則認為，我才是萬能的。他的意志力應該具有神秘的魔力，他的推理應該絕對可靠，他的預見應該完美無缺，他的知識應該包羅萬象。於是，貫穿本書的魔鬼協定開始出現了。神經症患者就是浮士德（Faust），雖然知識廣博，但他並不滿足，他要求自己必須知曉一切。 想像之所以能夠翱翔於無邊無際的領域，是由追求榮譽的驅力背後的需要的力量決定的。追求絕對和極限的需要非常迫切，以至於它們會凌駕於那些通常阻止我們的想像脫離現實的禁錮之上。為了發揮良好的功能，一個人不僅需要擁有對各種可能性的幻想和無限的視野，而且，他還需要認識到各種局限性、必要性以及各種具體的事實。如果一個人的思維和情感主要集中在無限的視野和對各種可能性的幻想上，那他就會失去有關各種具體事實和此時此地的感覺。他就會失去活在當下的能力。他再也不能給自己提供各種必需品，再也看不到「人們所說的一個人的局限性」。他看不到要想有所成就，他在現實中必須具備哪些東西。「每一個小小的可能性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變成現實。」他的思維可能會變得過於抽象。他的知識可能會變成「一種無人性的知識，因為它是人的自我被揮霍的產物，與揮霍人力去建造金字塔極為相似」。他對他人的情感也可能會蒸發成一種「對人類的抽象情感」。與此同時，如果一個人無法超越具體的、必需的、有限的狹窄視野，那他就會變得「心胸狹隘、小氣自私」。因此，對於個體的成長來說，它不是一個「二者選一」的問題，而是一個二者都要兼顧的問題。對局限性、法則和必要性的認識，往往可以作為一種審核，以免被帶進無限以及「掙扎於各種可能性」之中。[12] 在追求榮譽的過程中，對想像的控制常常會出現故障。這並不意味著通常情況下看不到這些必要性並遵循這36些必要性。在神經症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一個特定的發展方向可能會讓很多人覺得限制自己的生活是更為安全的做法，因此，他們可能傾向於將幻想中出現的各種可能性視為必須避開的危險。他們可能完全不理會任何看似虛幻的東西，可能會討厭抽象的思維，可能會過於急切地依附於那些可見、可感、具體或者能立即使用的東西。但是，雖然對這些東西有意識態度各不相同，但每一個神經症患者說到底都不願意承認他預期自己會具有且相信自己有可能獲得的局限性。他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化意象，這種需要非常迫切，以至於他必須將那些控制拋置一邊，將其視為無關緊要或不存在的東西。 他的非理性想像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他越有可能對那些真實的、有限的、具體的或最終的東西驚恐不已。他之所以往往痛恨時間，是因為時間是有限的；他痛恨金錢，因為金錢是具體的；他痛恨死亡，因為死亡是終結。但是，他也有可能憎恨擁有一個明確的願望或觀點，因此，他會避免做出明確的承諾或決定。例如，有一位患者渴望自己像鬼火一樣在月光下跳舞：當她照鏡子時，她可能會感到害怕——不是因為她看到了可能存在的不完美，而是因為這讓她認識到，她有明確的輪廓，她是一個實體，她「受到了一個具體的身體形態的牽制」。這讓她覺得自己就像是一隻翅膀被釘在了木板上的小鳥。於是，每一次當她意識到這些情感時，她就有一種想要打碎鏡子的衝動。 誠然，神經症的發展並不總是如此極端。但是，每一個神經症患者，即使他可能表面上看似健康，但當他產生關於自己的特定錯覺時，他就會討厭用證據來進行檢查。而他之所以必須討厭這麼做，是因為如果他這麼做了，他就會崩潰。神經症患者對外在的法律和法規的態度也各不相同，但他總是傾向於否認法律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拒絕看到心理問題的原因與結果的必然性、一個因素在另一個因素後出現的必然性，或者一個因素會強化另一個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無數的方式去無視那些他選擇不去看的證據：他忘記了；這個證據不重要；37它是偶然的；它是環境造成的，或者因為它是其他人導致的結果；他無能為力，因為它是「自然的」。就像一個不誠實的簿記員，竭盡全力地保持兩份賬目；不過，與那位簿記員不一樣的是，他只相信那份對他有利的賬目，而忽視另一份賬目。到目前為止，我還從未見過哪位患者像《哈維》（Harvey）中所表述的那樣（「二十年來，我一直與現實做著鬥爭，並最終戰勝它」）公開地反抗現實，這並未引起他們的共鳴。或者，我們再引用一位患者的經典表達：「要不是因為現實，我所有的一切都將是完美無缺的。」 追求榮譽與正常人的努力之間一直都存在更為明顯的差異。表面上，它們看起來具有迷惑人的相似性，甚至會讓人覺得它們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與正常人相比，神經症患者看起來只不過更有雄心，更關心權力、聲望、成功；只不過他們的道德標準更高一些，或者說更為嚴格一些而已；只不過他們比一般人所表現的更為自負、更看重自己一些而已。但事實上，有誰敢冒險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說：「這裡就是正常人的終點，同時也是神經症患者的起點呢？」 正常的努力與神經症患者的驅力之間之所以存在相似之處，是因為它們都植根於特殊的人類潛能。人類的心理能力使得他具有了超越自己的能力。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能夠想像和制訂計劃。人類能夠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逐漸增強自己的能力，而且就像歷史所表明的，人類實際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對於個體的生活而言，情況也是如此。個體創造的生活、他所能發展的品質或能力、他所創造的東西，通常都沒有嚴格固定的限制。考慮到這些事實，人似乎不可避免地會不確定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很容易將自己的目標定得過低或過高。這種現存的不確定性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追求榮譽就不可能獲得發展。 正常人的努力與神經症患者追求榮譽的驅力之間存在的基本差異在於，驅動它們的力量不同。正常人的努力來自人類所固有的發展既定潛能的傾向。38我們相信人生來就有一種成長的動力，這種信念一直是我們的理論和治療方法所依賴的基本原則。[13]而且，這種信念會隨著新經驗的獲得而不斷地增強。唯一的變化是進行了更為精確的詳細闡述。現在，我可以說（就像我在本書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真實自我的活力會驅使個體走向自我實現。 與此同時，追求榮譽則來自實現理想化自我的需要。我們之所以說這種差異是基本的差異，是因為其他所有的差異都來源於此。由於自我理想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神經症的解決方法，而且它本身還具有強迫性的特徵，因此，所有來自理想化自我的驅力也都必定具有強迫性。由於神經症患者只要必須依附於他對自己的幻想，他就認識不到各種局限性，因此，追求榮譽就會變得永無止境。由於其主要的目的是獲得榮譽，因此，他對於循序漸進地學習、工作、收穫的過程絲毫不感興趣——事實上，他往往對這個過程不屑一顧。他不想攀登高山，但他卻想站在高山之巔。因此，儘管他可能會侃侃而談，但他通常並不理解進化和成長的含義。最後，由於理想化自我的創造只有在犧牲真實自我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所以，要想實現理想化自我，則需要進一步扭曲真實自我，而想像成了實現這一目的的心甘情願的奴僕。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他會在某種程度上喪失對真實自我的興趣，喪失對真假是非的判別——這種喪失與其他喪失一起，導致他很難區分什麼是自己及他人的真實情感、信念、努力，什麼又是虛假的情感、信念、努力（無意識的偽裝）。強調的重點從「是什麼」轉向了「看起來像什麼」。 所以說，正常人為追求榮譽而付出的努力與神經症患者追求榮譽的驅力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是自發性的，後者是強迫性的；前者承認各種局限性的存在，後者則否認這些局限性的存在；前者關注努力過程中的不同感受，後者關注的則是有關最終獲得輝煌榮譽的幻想；39它們之間是表象與事實、幻想與真實之間的區別。因此，這裡所說的區別並不等同於相對健康的人與神經症患者之間的差異。前者可能不會全身心地去實現他的真實自我，而後者也不會全身心地致力於實現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實現的傾向在神經症患者身上也會起作用。如果神經症患者身上不存在這種為自我實現而努力的傾向，那麼，我們在治療中就無法幫助他成長。但是，儘管健康個體與神經症患者在這個方面的區別只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真正的努力與強迫性驅力之間存在的卻是質而不是量的差別，雖然它們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處。[14] 在我看來，最適合那種由追求榮譽而引發的神經症過程的象徵是：有關魔鬼協定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概念化內容。魔鬼或邪惡的某個其他化身，往往會用提供無限的權力來引誘那些精神上或物質上遇到了麻煩的人。但是，只有以出賣靈魂或下地獄為條件，他才能得到這些權力。這種誘惑對任何人（既包括精神富有的人，也包括精神貧乏的人）來說都具有吸引力，因為它表明了兩種強烈的欲望：對無限的渴望，以及想要獲得捷徑的願望。按照宗教傳統，人類最偉大的精神領袖佛陀和耶穌都曾經歷過這種誘惑。但是，因為他們立場堅定，因此，他們認出了誘惑，並成功地抵制了這種誘惑。此外，魔鬼協定中規定的條件恰當地表明了神經症發展中所要付出的代價。用象徵性的詞語來說就是，通往無限榮譽的捷徑必然也是一條走向自卑和自我折磨的內在地獄的道路。走上這條路，個體事實上也就喪失了他的靈魂——他的真實自我。 * * * 注釋： [1]後面提到的「成長」，都是指此處所呈現的這種意義上的成長——與個人的一般潛能和特有潛能相一致的自由、健康的發展。 [2]本書第十二章所總結的人際關係中的所有神經症障礙都可能會起作用。也可參見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Chapter 6, The Idealized Image。 [3]《我們的內心衝突》（Our Inner Conflicts）。 [4]待我們更為全面地了解這種解決方法所包括的其他步驟後，我們再來討論強迫性（compulsiveness）這個詞的確切含義。 [5]參見第三章——「應該」之暴行。 [6]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 Reynal and Hitchcock, New York）著。 [7]參見本書第十五章所講到的與阿德勒的概念、弗洛伊德的概念的比較。 [8]人格因其主導傾向的不同而往往看起來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很容易將這些傾向視為獨立的實體。弗洛伊德認為，與這些傾向大致相同的現象是獨立的本能驅力，它們具有獨立的來源和屬性。當我第一次試圖列舉神經症患者身上的各種強迫性驅力時，它們在我看來也是獨立的「神經症傾向」。 [9]引自Philebus，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Jowett, M.A.，Random House, New York。 [10]參見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真理部」的工作。 [11]導致這種區別的原因很複雜。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更為徹底地放棄了其真實自我（並更為徹底地轉向了理想化自我），這一點值得研究。 [12]在這裡的哲學討論中，我基本上遵循了索倫·克爾凱郭爾（Sören Kierkegaard）於1844年所寫的《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本段的引文引自此書。 [13]這裡所說的「我們的」方法，指的是精神分析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所使用的方法。在《我們的內心衝突》一書的引言中，我曾說：「我個人相信，人類有能力也渴望發展自己的潛能……」也可參見Dr.Kurt Goldstein，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不過，戈德斯坦（Goldstein）並沒有對自我實現與實現理想化自我進行區分——這種區分對人類來說非常關鍵。 [14]我在本書中所說的「神經症患者」，指的是神經症驅力超過了健康努力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