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的教訓 · 五 民族主義與國際戰爭

1 戰爭是人類亘古不變的業餘愛好。就算在現代，戰爭被相對較長的和平時期所打斷，那也並非表示人類已經找到威廉·詹姆斯希望他們會找到的東西：戰爭的道德替代品；而只不過表明，人類近來如此全心全意地、如此狂暴猛烈地放縱他們的戰爭愛好，以至於在相對較長的時期里讓他們精疲力竭。我們19世紀和20世紀的戰爭可能比早期的戰爭更短暫，但規模更龐大，也更要命。最近的這場世界大戰，儘管只持續了四年，但人類生命和財產付出的代價更大，製造的毀滅更多，超過了拿破崙時代二十年的衝突，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英法兩國之間的百年戰爭，中世紀三百年的十字軍東征，一系列曠日持久的波斯戰爭和古希臘人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或原始人當中任何數量的部落衝突。 最近的這場世界大戰也並沒有證明自己是戰爭的決定性的、巨變意義上的終結。1926年的作戰人員比1901年還要多；毫無疑問，每一支龐大的軍隊都有一個能幹的總參謀部；很顯然，在飛機、潛艇和毒氣的完善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一些深受尊敬的權威人士稱之為「進步」）。正如最近這場大戰主要是對大炮的檢驗，下一場大戰很可能主要是化學武器的證明。正如過去一百五十年里歐洲的每一場大戰或遲或早都把美國捲入了進來，儘管有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儘管有門羅主義，儘管有參議院裡一大幫孤立主義者英雄般的慷慨陳詞，這個國家註定要或遲或早被下一場世界大戰的觸鬚給纏住。接下來，如果我們所說的現代文明和現代科學還留下了那麼一點點殘餘的話，它們也會在另一場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中被重新集合起來，加以利用。沒有人知道，這個過程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如果它不受約束地一直繼續下去，最終必定會毀滅一切科學和一切文明。 我們為什麼要打仗？為什麼，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時代，當我們大肆吹噓「進步」、「科學」和「人道」的時候？ 不久前我們為什麼打這場世界大戰，眼下我們為什麼看著各方在準備另一場世界大戰？作為回答，今天的心理學家向我們提到了人類的動物性思維，提到了人類掩蓋得並不好的洞穴習性，以及人類的好鬥本能。作為回答，今天的經濟學家向我們提到貿易競爭，提到煤、鐵和石油競爭性的搜尋，提到對落後地區貪婪而好鬥的開發；一言以蔽之，提到了經濟帝國主義。 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們無疑是對的——就他們各自的領域而言。經濟帝國主義肯定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為大多數戰爭鋪平了道路，而沒有參戰者的好鬥本能，戰爭就不可能發生。但是，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化——始終意味著對原始本能的抑制，而不是升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其公民被認為最有文化、最文明的國家都在不斷控制他們的好鬥本能，最和平、最友善地生活在一起。在我們這個國家之內，我們懲罰任何一個允許自己的好鬥本能在搶劫和謀殺中得到表現的人。我們的好鬥本能似乎在對付外國人這方面得到了充分表現。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在國內事務上控制我們的原始本性，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國際關係上也控制它呢？ 認為只有經濟帝國主義才是戰爭的原因是站不住腳的。毫無疑問，今天像過去一樣，也有一些貪吝之徒爭相壟斷全世界這種或那種必需品、這種或那種奢侈品的供應，還有貪吝之徒可能對全世界的福祉一概視而不見，以至於讓他們的追隨者為了他們自私的利益而打仗。但是，我們的經濟帝國主義者，儘管其中有些人愚蠢、短視，甚至頑固不化，但他們還不至於糊塗到拿經濟利益作為公開的開戰理由。普通百姓不會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放棄自己的生命，也肯定不會為了一些在外國有投資的匿名同胞的財務收益而犧牲生命；最高的犧牲只能奉獻給理想。美國在古巴的投資（事實上或預想中）跟西美戰爭有一定的關係，但美國的平民大眾之所以支持這場戰爭，並不是因為投資，而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理想主義。有相當數量的美國人在最近的這場世界大戰中有財務股份，或認為自己有股份，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人民之所以參戰，乃是因為他們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對於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場戰爭，莫不如此。經濟帝國主義可能造成走向戰爭的情勢。不受約束的好戰本能使得戰爭成為可能。但是，如果普通民眾的心裡沒有理想主義、嘴裡沒有口號，戰爭也打不起來。 2 有一個古怪的事實是，人身上最好的方面——他的理想主義，尤其是他的宗教理想主義——連續不斷地被他的同胞中一小撮唯利是圖的野心家所利用，並經常釋放出他身上最壞的方面：他的戰鬥激情，他對流血和榮譽的渴望。部落神和部落宗教激發了其信徒的好戰熱情和戰鬥技能。「我要歌頌上帝，因為他大顯神威，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1]「儘管他要殺我，但我依然信任他。」[2]偉大的世界宗教也為人類的殺戮提供了藉口，並喚起了人們的熱情。穆斯林的「依真主的意願」和基督教十字軍戰士的「以上帝之名」都是一種普遍的流行信仰的表達——這一信念依然是真誠的，因為它促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使得薩拉丁能夠重建一個強大的穆斯林帝國，並在基督教世界使得某些封建領主和有魄力的商人能夠為自己積累現世的財富。16世紀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之間及西班牙人與英國人之間的戰爭對幾個重要人物來說都產生了財務後果，但對平民大眾來說，它們根本沒有經濟意義：對一方來說，它們構成了一場高貴而英勇的、條件十分不利的鬥爭，為的是保護民族的自由和純粹的新教信仰，為了打破偏執而野蠻的西班牙強權；對另一方來說，它們代表了一場同樣高貴而英勇、條件同樣十分不利的鬥爭，為的是保衛基督教文明和天主教信仰，使之免遭狂熱叛亂者和無恥異端分子的攻擊。 在19世紀和20世紀，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沒有像更早時期那樣扮演激發戰爭的角色。無論是像巴力或耶和華那樣的部落神，還是像伊斯蘭教或基督教那樣偉大的世界性宗教，都沒有為近代戰爭提供——至少是沒有直接提供——口號。例如，在最近這場世界大戰中，數百萬人戰鬥並死去，並不是「依真主的意願」，也不是因為要捍衛基督教正統免遭異端侵犯。然而，儘管驅使更早幾代人參與致命戰鬥的那種類型的理想主義影響越來越小，但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是：跟之前任何一個世紀的戰爭比起來，上個世紀的戰爭更具群眾性，也就是說，全世界很大比例的人口都參與其中，對生命和財產更具毀滅性。 我們的論點是：在晚近時期，民族主義已經取代其他宗教，成了那種使戰爭變得更具群眾性的理想主義的強有力的來源和對象。任何試圖解釋現代戰爭強度的努力，都必須考量這一取代。當然，有人可能認為，近來的戰爭之所以比古代或中世紀的戰爭更加血腥，代價更大，乃是因為工業技術的顯著進步。比方說，假如中世紀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有普遍強制性軍事訓練，也裝備了機關槍、手榴彈、大炮、汽油發動機和氯氣，也有鐵路、蒸汽船、冷藏設備和「黃色」小報給他們效力，那麼，12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也會像20世紀的民族主義世界大戰一樣具有毀滅性。或許會這樣吧。這樣的「假如」從來是時評家們的消遣，卻讓歷史學家感到絕望。我樂於承認，在中世紀，人們偶爾打著真主及其先知或基督的旗號犯下了當時人類所能犯下的最殘忍的暴行。此外，我也願意承認，自18世紀和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已經能夠在更大規模上，更精細、更科學、更巧妙地實施殘忍的暴行。但我的個人看法是，不管有沒有機器的幫助，對於喚起和維持人類的戰鬥精神，對於鼓勵他們在理想主義的狂歡中，放開手腳，去實施他們在任何特定時代有能力犯下的最殘忍的暴行，現代民族主義都是一個遠比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更加有效的工具。 伊斯蘭教很大程度上是靠刀劍來傳播的，但是，一旦它成了地球上一些大地區的主流宗教，它就在五花八門的部落和民族當中充當一根聯合的紐帶，並在其邊界內部長期促進比之前更堅固、更持久的和平。即使是持不同信仰的少數派，比如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以及亞美尼亞人、科普特人和近東的東正教基督徒，也得到了勝利的伊斯蘭教的寬容，並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給予了相當程度的政治自治；這些異議者，在他們採用現代民族主義之前，只要他們的大領主主要是穆斯林，而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並沒有遭受過大規模的屠殺。 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和平與友愛的福音而宣講的，它對古代羅馬帝國的征服幾乎完全是「和平滲透」的功勞；後來，在一些野蠻國王——克洛維或查理曼之流——的手上，它抓起了刀劍，殺戮了撒克遜人和撒拉遜人。但是，基督教一旦被確立為歐洲人的最高宗教（不管用什麼手段），其所作所為無疑就像異教的羅馬皇帝們一樣，要保證給「文明世界」一個Pax Romana（羅馬帝國的太平盛世），而中世紀基督徒的文明世界比古代羅馬人的文明世界在範圍上更大，在民族性上更迥然不同。而且，不管個體基督徒有什麼實際缺點，或者不管那些僅僅在名義上是基督徒的自私而傲慢的人對基督教教義有什麼樣的曲解和濫用，基督教會本身都始終如一地指引著平民大眾，走向上帝的父性和人類友愛的理想，走向正義、博愛、人道與和平的美德。它做出過一些實際的正式努力，直接藉助於「上帝的休戰」和「上帝的和平」，間接地通過仲裁手段，力圖減少戰爭和戰爭威脅。個體基督徒也不可能完全而持續地不在乎愛人如己的職責、寬恕敵人的職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職責。基督教的聖徒通常都不是用塵世的武器戰鬥的勇士。亞西西的聖方濟各、聖沙勿略、錫耶納的聖凱瑟琳、帕多瓦的聖安東尼都到基督教理想主義中去尋找一個合乎道德的戰爭替代品。 現如今，人們普遍沒有把任何合乎道德的戰爭替代品與任何一個民族主義聖徒聯繫在一起。正相反，民族主義聖徒幾乎總是戰鬥英雄。對今天的平民大眾來說，現代民族主義的情感和宗教信仰在他們身上人格化了，理想化了，而正是這種情感和信仰，已經導致了世界大戰，而且，如果不加遏制和控制的話，肯定還會導致更多的世界大戰。考慮到不同國家的資本家和商人之間的經濟競爭，目前的總體形勢十分有利於戰爭。再考慮到海陸大規模的軍備競賽，打一場最具毀滅性的戰爭的工具如今觸手可及。但是，如果各個國家的人民完全沒有受到民族主義情感和信條的影響，並確信自己是一種崇高而卓越的理想主義的捍衛者，那麼，槍炮就不會響起，有利害關係的金融家就不能促成戰爭（即便他們想要這樣做）。平民百姓必定是一如既往地充當炮灰，如果僅僅以經濟理由為號召，任何國家的平民百姓都一如既往地不可能被說服去和另外一個國家的平民百姓打仗。讓我們再說一遍，一如既往，普通公民不可能為了直接的經濟利益而慷慨捐軀；他們只會為了一個理想而付出最高的犧牲。民族主義以最新的、最可怕的形式，提出了這樣一個理想。 最近，民族主義在地球上每個所謂文明國家的普通公民面前樹立起了這樣一個理想：要為了獲得本民族曾擁有任何權利的或者本國國旗曾升起過的任何一片領土而戰鬥，要對任何一個曾經讓本民族同胞遭受過人身或財產損失的國家實施報復——這一理想希望極端延伸一個民族的「使命」，而以損害任何其他民族的使命為代價。民族主義，儘管有著已被證明的現代性，有著公認的理想主義，但除非讓它從愚昧無知轉向批評反思，從驕傲自大轉向謙虛低調，否則的話，它不可能促進任何真正的人類進步。它所預示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它不是保護和創造文明，而是摧毀文明。 3 現代民族主義通過人們試圖實現民族自決理想的普遍努力，開始了它與國際戰爭的聯繫。我們應該還記得，在18世紀，當我們所了解的那種民族主義已經興起時，歐洲的政治版圖——就這個問題而言，包括全世界的政治版圖——並不是按照民族的分界線畫出來的。在那個時候，奧地利大公、奧斯曼蘇丹和俄國沙皇的多語言領地，以及中國、印度、不列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四處蔓延的帝國，在地圖上顯得烏泱泱一大片，模糊了民族的邊界。義大利和德意志純粹是「地理概念」，波蘭在18世紀被滅掉了。只有西歐才存在民族國家；即便在那裡，民族主義也幾乎沒有安全而穩固的立足點：西班牙包含兩個民族群體（卡斯蒂利亞人和加泰羅尼亞人）和另外兩個民族群體的殘餘（巴斯克人和加泰羅尼亞葡萄牙人）。法國包括阿爾薩斯相當數量的說德語的人口、布列塔尼說凱爾特語的人口，以及南方加泰羅尼亞普羅旺斯人的殘餘和巴斯克人的民族群體。英國有三四個歷史上的民族群體（英格蘭人、威爾斯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挪威人和冰島人，連同斯堪的納維亞同胞和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日耳曼人，聯合在丹麥國王的統治之下。瑞典依然保留了她曾經龐大的波羅的海帝國當中芬蘭的大部分和德國的一小塊土地。荷蘭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被迫放棄了尼德蘭南部，也就是比利時（部分法國人，部分佛蘭芒荷蘭人），先是交給了西班牙，後來又交給了奧地利。 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就是在這樣一個政治世界和政治地理中，人民主權學說及其推論民族自決學說闖了進來，並在一個接一個國家，先是被知識分子所接受，然後被人民大眾所接受。很顯然，世界地理的舊現實並不符合民族主義的新抱負和新目標。如果民族自決盛行，政治版圖就必須徹底重畫。但對於在現有秩序中有既得利益的個人和民族來說，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一個民族群體越是大聲地要求民族自決、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非民族國家的皇帝和統治者們就越是努力地維持現狀。革命派越是爭取改變版圖，保守派就越是努力地維護它。雙方都大量談到了文明，甚至是人性。但從一開始就很明顯，只有訴諸武力，訴諸戰爭，問題才會得到解決。 最早的幾場民族自決戰爭都是民眾反抗所謂暴君——「外族」國王——的起義。本質上，早在16世紀和17世紀，荷蘭人反抗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成功起義和捷克人反抗奧地利國王斐迪南二世的失敗起義都是如此。在18世紀，說英語的美國人反抗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成功起義也是如此。然而，從法國大革命起，出現了一連串幾乎不間斷的臣服民族反抗「外國」統治者、爭取民族自決權的戰爭。這些為數眾多的戰爭，以及較早的相同性質的戰爭，經常超出了純粹的國內叛亂的範圍，常常引發了巨大的國際衝突——人們發現，民族理想主義在其信徒身上喚起的熱情和戰鬥力可以用於另外一些較少民族主義的、更加世俗的目的。因此，荷蘭獨立戰爭混合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與法國波旁王朝之間的衝突，混合了西歐各民族之間共同的重商主義鬥爭；捷克獨立戰爭被證明只不過是大規模的、國際的「三十年戰爭」的序幕；美國獨立戰爭是曠日持久的爭奪殖民霸權和海上霸權的鬥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方是英國，另一方是法國和西班牙。法國革命者不僅熱衷於把所有法國居民「法蘭西化」，而且還熱衷於把所有說法語的地方都併入他們的民族國家，包括比利時——這大概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使得法國與英國之間的國際大衝突重新開始，並因此讓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變得曠日持久，充滿敵意。 就算只是列出現代民族自決戰爭的清單，也是一件有點費勁的差事，既枯燥乏味，也沒什麼意義，其拼裝起來的結果並不能令人信服地展示19世紀和20世紀民族主義的力量，而且肯定帶有火藥味。這裡有一份不完全清單：1798年的愛爾蘭叛亂；1804年的海地叛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英國人的幫助下抵抗法國人的半島戰爭（1808～1814）；德國人反抗法國人的解放戰爭（1813～1814）；希臘獨立戰爭（1821～1829），在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干涉中達到高潮（1827）；1828～1829年間的俄土戰爭；塞爾維亞獨立戰爭（1804～1930）；南美、中美和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成功叛亂（1810～1830）；比利時人反抗荷蘭國王的叛亂（1830），以及隨之而來的法國和英國對荷蘭的脅迫；義大利人反抗奧地利、波蘭人反抗俄羅斯的失敗叛亂（1831）；1837年的加拿大叛亂；德克薩斯反叛墨西哥的起義（1835～1836），以及隨後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戰爭（1846～1848）；1848～1849年間歐洲的一波民族主義戰爭浪潮——義大利人反抗奧地利，捷克人反抗奧地利，馬扎爾人反抗奧地利，斯拉夫人反抗匈牙利，日耳曼人反抗丹麥；俄羅斯對土耳其、法國和英國發動的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最後建立了一個統一而自治的羅馬尼亞（1862）；法國對墨西哥的軍事占領和墨西哥解放戰爭（1862～1867）；1863年波蘭人反抗俄國的起義；義大利統一戰爭——連同法國對抗奧地利（1859）、普魯士對抗奧地利（1866）和對抗波蘭（1870）；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德國統一戰爭——對抗丹麥（1864）、對抗奧地利（1866）和對抗法國（1870～1871）；古巴叛亂（1868～1878）；波士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反抗土耳其的起義（1875～1876），隨後導致了1877～1878年間的俄土戰爭；智利與秘魯戰爭（1879～1883）；布爾人反抗英國的起義（1881）；1885～1886年間的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戰爭；爭奪朝鮮控制權的中日戰爭（1894～1895）；克里特島反抗土耳其的起義（1895～1897），並導致了1897年的希臘與土耳其戰爭；古巴人反抗西班牙的叛亂（1895～1898），以西美戰爭（1898～1899）而告終；菲律賓人反抗美國的起義（1898～1901）；南非的詹姆森暴動（1895），隨後引發了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保護朝鮮免遭俄國入侵和日俄戰爭（1904～1905）；阿爾巴尼亞人反抗土耳其的叛亂（1911～1912）；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希臘人、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亞人武裝起來抵抗土耳其（1912～1913）；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希臘人、南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土耳其人聯合對抗保加利亞（1913）；整個一連串錯綜複雜的鬥爭，為的是爭取民族自決，確保或完成民族的統一與獨立，它們構成了1914～1918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引人注目的成就——最後的南斯拉夫統一戰爭，最後的義大利統一戰爭，最後的羅馬尼亞統一戰爭，捷克斯洛伐克解放戰爭，波蘭收復戰爭，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擺脫俄國統治的戰爭，阿拉伯人擺脫土耳其統治的戰爭，把阿爾薩斯-洛林歸還給法國的戰爭，把丹麥的什勒斯維希地區歸還給丹麥的戰爭，把奧地利、匈牙利、日耳曼、俄羅斯和土耳其縮小為真正民族國家的戰爭。與此同時，出於同樣的精神，還可以補充1916～1922年間的愛爾蘭起義，以及1920～1923年間的希土戰爭。 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戰爭放到一起，試著評估它們的整體意義，我們無疑會對下面這個事實留下深刻印象：它們在主要目的上都成功了。也就是說，在一個半世紀之內，它們很大程度上根據民族邊界重塑了政治地理。但我們也會對這種成功的可怕代價感到震驚。我們將會發現，為了在全世界建立和維護一套民族國家的體系，千百萬人被殺戮，另有千百萬人終身致殘或淪為赤貧，數十億財產被消耗，並造成了不可勝數的大破壞。如果我們確信下面這個結論，我們可能會對這些巨大損失聽之任之：它們是一個多少有些不可避免的過渡時期里一個悲哀的、卻是完全暫時性的事件——在這一時期，人類社會從不公正的、好戰的階段，過渡到一個基本上和平、公正和人道的階段。但是，仔細審視19世紀和20世紀的民族主義戰爭卻很難讓我們安心，倒是更有可能在我們心裡引發嚴重的懷疑：建立在民族邊界基礎上的政治地理究竟是不是促進了人道或正義，民族主義究竟是不是一個可靠的預兆——預示不遠的將來將會出現一個更和平、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現代民族主義戰爭僅僅是民族自決的戰爭，如果每個民族群體都在它占壓倒性多數的國家獲得了主權統一之後便立即把它的刀劍鍛打成犁鏵，如果從此之後它便在民族國家的互助和諧中和平地生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疑問或許更少一些。我們已經指出，民族主義戰爭都是作為民族自決戰爭而開始的。在半島戰爭中戰鬥的西班牙人和在解放戰爭中戰鬥的日耳曼人，在玻利瓦爾領導下鬥爭的西班牙裔美國人和在卡拉喬爾傑領導下鬥爭的塞爾維亞人，19世紀20年代拿起武器的希臘人，19世紀30年代的比利時人和波蘭人，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的義大利人，在每一種情況下都不是為了反對國外的征服或統治，而是為了反抗國內的外族暴政。他們的鬥爭既是為了人的自由，通常也為了政治民主，同時也是為了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他們的戰鬥，儘管在某些實例中是粗魯的，甚至是野蠻的，卻促進了最英勇的行為，而且總是在各個地方喚起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強烈同情。他們的領導人異常雄辯地談到「置暴君於死地，予人民以和平」。據稱，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贏得民族自決的權利；據說，一旦獲得了這一權利，人類的手足情誼就會從民族的手足情誼中發展出來。關於民族主義戰爭的性質和後果，馬志尼的深情流露和狂熱想像達到了樂觀的頂點；馬志尼生活在19世紀早期，那個年代如今已經過去。 4 事實上，民族自決戰爭發動之後沒過多久，按民族重塑政治地理的進程沒走多遠，併發症就出現了。這些併發症至今依然存在，而且可能無限期地繼續存在下去；它們逐步改變了民族主義戰爭的性質，即便沒有改變它的名聲。有一種這樣的併發症，人們通常用「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這個單詞來描述它。這個單詞源於義大利語，最早在1870年代被用來指稱一場為了「尚未收復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而發起的民族主義煽動：這場運動的明確目標是擴張統一而獨立的義大利王國，以便把一切居住著一定數量的說義大利語的人的土地納入其中。下列因素使得這場義大利領土收復運動區別於民族自決的早期形式：首先，在1870年統一後的義大利，實際上幾乎每個人在語言和感情上都是義大利的，他們即便不是渴望、至少也是樂意成為義大利公民，而在尚未收復的義大利，亦即在的里雅斯特、阜姆、伊斯的利亞和達爾馬提亞，有很多南斯拉夫人和一些日耳曼人，與義大利人混居在一起，堅決不放棄他們的民族身份；其次，義大利本部之所以擺脫了外族統治，組成了一個主權民族國家，是一場滿腔熱情的民眾起義和真正的民族自決戰爭的結果，而解放尚未收復的義大利，及其與義大利民族國家的合併，並沒有涉及一場民眾起義，而是涉及一場征服之戰，必須給新義大利添加一些並不完全是義大利人的地區。 這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標和結果。尚未收復的義大利最終在1919年併入了義大利，但它是通過征服而被吞併的，一起被併入的，既有義大利人，也有南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因此，在伊斯的利亞、達爾馬提亞和蒂羅爾，曾經的「尚未收復的義大利」，如今成了「尚未收復的南斯拉夫」，或「尚未收復的奧地利」（日耳曼尼亞）。義大利證明其征服和吞併合理的主要理由是：她是老威尼斯帝國的繼承者，新的邊界對於她的軍事防禦來說必不可少。但南斯拉夫人完全可以同樣正當地主張：他們是中世紀的斯特凡·杜尚的塞爾維亞帝國的繼承者；或者，日耳曼人同樣有權主張：他們是中世紀哈布斯堡帝國的繼承人——而且，擁有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對於軍事保護來說必不可少，這個理由對日耳曼人和南斯拉夫人來說大概就像對義大利人一樣正當。要是到了下一代，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領土收復主義者沒有在南斯拉夫和德國提高他們的嗓門，要求「收復」他們「丟失的行省」，煽動報復性的征服之戰，那才怪呢。這樣一場戰爭如果爆發，將會是一場民族主義戰爭，一場領土收復主義戰爭，但嚴格說來，它將不會是一場民族自決戰爭。 「領土收復主義」這個單詞源於義大利，但它所描述的事物並不局限於義大利。它幾乎普遍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建立，產生了可以稱之為二度民族主義戰爭的後果。也就是說，民族主義者首先打的是民族自決之戰，並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其公民屬於同一個民族群體；他們接下來打的是領土收復之戰，征服鄰近的領土，其居民只有部分人屬於共同的民族群體。換句話說，在地球表面的某些地區，居住著大抵同質的民族群體，他們的政治自由和統一就經由第一種情況下的民族自決戰爭建立起來；而在另一些地區，生活著民族身份有異或未定的人，他們成了第二種情況下相鄰民族國家爭奪的骨頭、領土收復主義煽動競爭的目標，以及國際領土收復主義戰爭的根源。因此，民族主義戰爭最開始是爭取人類自由的鬥爭，可能很快就引發征服和控制異質民族群體的鬥爭。這樣的控制總是以下面這些理由為藉口：被征服地區曾經全部居住著與征服者相同的民族群體；或者，征服者代表了更高級的文明；或者，這些地區對征服國的軍事安全或經濟安全來說必不可少。如果民族群體只是固定不變的實體，始終占據著邊界清晰的相同領土，並且任何時候都沒有經受過外族統治或外族移民，那麼，很容易按照民族界線畫出這個世界的政治版圖，而毋需訴諸領土收復主義。然而，照現在的情況，必定不僅有民族自決戰爭，而且顯然還有民族領土收復主義戰爭。 例如，不妨考量一下阿爾薩斯和洛林。在中世紀，這兩個地區講日耳曼語，是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接下來，在16世紀和17世紀，它們被法蘭西國王占領，後者並不十分在乎這樣一個事實：羅馬法蘭西——高盧——的古代北部和東部邊界是萊茵河。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被占領土的征服發生在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前，因此並沒有在這兩個行省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在整個德國也沒有；當時沒有人談論「尚未收復的日耳曼尼亞」。隨著時間的流逝，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居民除會德語之外，也學會了法語；而且，儘管會兩種語言，但他們發展出了一種對法國的歸屬感，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極大地強化了這種歸屬感。然而，最後，德意志的日耳曼人成了民族主義者，並通過民族自決戰爭——1813～1814、1848～1849、1864和1866年的戰爭——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 接下來，正是日耳曼民族主義與法蘭西民族主義發生了衝突；在日益尖銳的民族主義時代，德國在1870～1870年的戰爭中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征服產生了一些後果，完全不同於早年法國征服這兩個行省所帶來的後果。愛國的德國人（如今所有德國人都是愛國的）堅稱合法占有阿爾薩斯-洛林，因為這塊領土在中世紀是日耳曼人的，因為日耳曼文明優於法蘭西文明（他們說，法蘭西文明可怕地墮落），因為他們的總參謀部讓他們相信：抵抗法國人未來的侵略，孚日山脈是一道比萊茵河更好的防禦。另一方面，愛國的法國人（如今所有法國人也都是愛國的）都渴望有一次有利的機會，收復這兩個「丟失的行省」，並為此而努力，因為那裡的居民在1871年抗議併入德意志帝國，因為德意志文明殘忍而野蠻，因為德國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軍備對法國的安全和保障是一個持續的威脅。法國的領土收復主義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現了有利的時機，到1919年，阿爾薩斯和洛林再次被征服，歸還給了法國。無論對1914年的法國人方面，還是1870年的德國人方面而言，這不是一場民族自決的戰爭；無論1871年的德國人，還是1919年的法國人，他們都沒有冒險通過一次充分而自由的全民公決，徵詢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的意願。1870～1871年間的法德戰爭和1914～1918年間的法德戰爭都是領土收復主義戰爭。 最糟糕的領土收復主義出現在前奧斯曼帝國的邊界之內。在這裡，幾百年的帝國統治（先是羅馬人，然後是希臘人，最後是土耳其人），幾百年的宗教衝突（先是基督教正統派與基督教異端之間，後來是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教之間），共同創造了民族群體的大雜燴；很多不同民族群體的成員就像百衲被上的布片一樣，分布四處，參差散亂。在某些受到限制的地區，生活著大抵同質的人口——羅馬尼亞人在北方緊挨著多瑙河口，塞爾維亞人在貝爾格勒及其周圍，希臘人在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保加利亞人在多瑙河以南和塞爾維亞人的東邊。但在別的地方，混居更亂。在馬其頓和色雷斯，塞爾維亞人的村莊點綴於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的村莊之間，偶爾可以找到一個羅馬尼亞人的聚居區，一些更大的城鎮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既有巴勒斯坦猶太人，也有西班牙猶太人）、土耳其人和吉普賽人的混居區。希臘人在小亞細亞的許多海港城鎮占主導地位，但一到腹地，就大部分是土耳其人的地盤了。在小亞細亞某些行省的部分地區（僅僅在部分地區），亞美尼亞人構成了多數；而在其他地區，他們則是少數民族，多數民族要麼是土耳其人，要麼是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但那裡還有猶太人社群和幾個基督徒社群，到處都有土耳其官員以及亞美尼亞、希臘商人。 19世紀的民族自決戰爭，有助於在奧斯曼帝國那些被大抵同質的人口所占據的地區產生出萌芽期的民族國家，因此誕生了一個很小的希臘，一個很小的塞爾維亞，一個很小的羅馬尼亞，以及一個很小的保加利亞。但是，這些小國中的每一個國家從誕生時起就被這樣一個遠大抱負所激勵：要儘快變得更大，要儘快把其真實的或假想的民族同胞所居住的一切土地納入其中。這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抱負，因為，根據完全一樣的原則，馬其頓和色雷斯必定是保加利亞人的，必定是塞爾維亞人的，必定是希臘人的，必定是土耳其人的；如果它們是保加利亞人的，那麼，就必須擺脫掉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如果它們是塞爾維亞人的，那麼，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就必須被驅逐或殺戮；如果它們是希臘人的，那麼，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土耳其人就必須被除掉；在一個尖銳的民族主義時代，如果它們是土耳其人的，那麼，土耳其人就必須「土耳其化（Turkify）」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要麼把他們消滅；而且，即便這樣，還是要容忍猶太人、亞美尼亞人、羅馬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吉普賽人等異質群體所帶來的次要問題。但是，現代民族主義從沒有被這點問題和困難所嚇倒。 嘗試解決巴爾幹人的這個問題激發了一些最為有趣的權宜之計。起初嘗試了多少還算和平的勸誘辦法。並非所有馬其頓和色雷斯居民都對自己的民族身份很有把握；例如，有些人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塞爾維亞人，還是保加利亞人，他們孩子氣地只是稱自己為「基督徒」或「農夫」，天真地說著自己的方言——保加利亞學者宣稱那是保加利亞語，而塞爾維亞學者則宣布它是純正的塞爾維亞語：這樣一來，很快就有人向他們宣講民族主義的福音，塞爾維亞人想方設法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費盡口舌讓他們相信自己一直都是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則機智地向他們指出：由於他們究竟是塞爾維亞人還是保加利亞人極其可疑，因此他們必定是希臘人（他們難道不是希臘正教會基督徒麼？）。 很自然，最近出現了另外一些令人感興趣的理想主義的領土收復主義的方法，在通俗說法中被稱作恐怖主義和大屠殺。不僅在小亞細亞，穆斯林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屠殺亞美尼亞基督徒，而且在歐洲，土耳其塞爾維亞人屠殺保加利亞人，保加利亞人屠殺塞爾維亞人；並且，在這兩個民族群體互相屠殺的同時，他們反過來又被希臘基督徒群體屠殺。有一次，絕無僅有的一次，所有這幾個所謂基督教民族能夠取得一致，並一致同意（1912）隨心所欲地分配馬其頓和色雷斯的戰利品，然後一起進攻土耳其人，並決定性地打敗了他們。但和平並沒有隨著土耳其人的失敗而到來，當基督教民族重新開始彼此之間的領土收復之爭時，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夥同羅馬尼亞人和土耳其人（1913）強行搶走了保加利亞分到的大部分贓物。保加利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1915～1918）打了一場復仇之戰，一場領土收復之戰——而且失敗了。馬其頓和色雷斯很大一部分地區的居民必定要麼是塞爾維亞人，要麼是希臘人；他們不可能是保加利亞人。至少，在保加利亞領土收復主義抓住一次有利時機發動另一場領土收復戰爭之前，他們不可能是保加利亞人。 從近東地區最後一場領土收復主義衝突，即1920～1923年間的希土戰爭中，產生了一次既新奇又令人驚訝的試驗。人們還記得，這場戰爭主要是為了爭奪小亞細亞的控制權而打起來的。出於情緒化的民族主義理由，希臘希望吞併士麥那及另外一些沿海城鎮，從遠古時代起，希臘人就在這些地方構成了一個很大的、有影響力的成分；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威望的理由，他們希望吞併一塊內陸地區，那裡希臘人甚少，土耳其人很多。另一方面，土耳其最近成了一個以安卡拉、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為重心的民族國家，它決心不僅要防止丟失任何一塊土耳其人占優勢的領土，而且要防止丟失任何一個這樣的地區：土耳其民族國家的經濟繁榮和軍事安全直接依賴於它。這場戰爭是報復性的，十分恐怖，也只有近東地區的一場領土收復戰爭才有可能如此。雙方都有組織化的大屠殺、縱火、劫掠、強姦、破壞和毀滅。土耳其人贏了，希臘人被打敗了。接下來，一份嚴肅的正式條約規定了一項革命性的安排：所有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臘人都必須放棄他們的幾乎所有財產，遷到希臘去；而且，所有居住在希臘的土耳其人同樣都必須離開他們的家園和土地，到土耳其去尋找新的家園和生計。條約簽訂之後的兩年時間裡，大規模的驅逐出境一直在進行。數十萬人被連根拔起，離開了他們的祖先生活了若干世紀的土地，重新紮根於陌生的環境或荒蕪之地；瘟疫和饑荒緊隨著難民接踵而至。愛國主義——對故土家園的愛——就這樣祭獻於民族主義的祭壇上。或許，長遠來看，希土戰爭的實驗是領土收復主義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或許，為了民族理想而犧牲原先意義的愛國主義是最明智的，但迄今為止，這一療法似乎像那個疾病一樣令人痛苦。 5 絲毫不能令人欣慰的是，隨著民族國家在近代的普遍興起，領土收復主義的問題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從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戰直接或間接地使很多新的民族國家得以形成；與此同時，也在政治地理學中創造了許許多多的「痛點」，它們已經成了今天的領土收復主義狂熱病、或許還有明天的領土收復戰爭的滋生地。在1919～1920年間口授《巴黎和議》的先生們真心誠意地試圖承認民族群體的原則並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但他們所代表的，當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他們自然而然地傾向於獎賞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懲罰被征服的國家。如果有一個邊境地區，在那裡居住的人，部分是敵對民族群體，部分是友好民族群體，由主張擁有這一地區的戰勝國所提供的人口統計數據，比起由曾經擁有該地區的戰敗國所提供的競爭性數字，通常更容易被接受，並因此被引為證據，來證明它的割讓是合理的。又如果，某個地區——一個山口、煤田或港口——被認為對一個友好的同盟國的軍事安全或經濟繁榮絕對至關重要，便從敵國手裡把它沒收過來了，即便其人口全部或大部分屬於該敵國的民族群體。換句話說，只要協約國能夠滿足他們，戰勝國——法國、義大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和希臘——主要的領土收復主張都得到了滿足，而付出代價的，卻是戰敗的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 由此給戰敗國的領土收復主義以強有力的刺激。法國人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收復，法國人對薩爾河谷的軍事和經濟占領，以及比利時人對奧伊彭和馬爾默迪的吞併，讓德國人感到憤憤不平；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三百萬德意志同胞的併入，義大利對博爾扎諾的占有，德意志奧地利與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法定分離，讓他們滿腹悲傷；而且，失去上西里西亞地區寶貴的礦產資源（還有一些德意志人），失去歷史上屬於德國的港口但澤，失去精耕農業地區波茲南（德國的很多地主居住在那裡），尤其是失去波茲南到波羅的海的「走廊」（這條「走廊」的居民主要是德國人，它的割讓把德國劈成了兩半），莫不讓德國人怒火中燒，悲憤莫名——獲得這些地方的竟然是波蘭民族群體，而愛國主義教育早已讓德國人習慣性地認為，波蘭人在文化和能力上遠遠低於他們自己，因此，這些損失也就倍加令人憤慨。馬扎爾人已經習慣於一項自以為是的任務：在那些長期臣服於他們統治的「劣等」民族當中傳播他們的「高等」文明。他們如今卻不得不放棄令人愉快的勞作，停下來休息，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所鄙視的南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對馬扎爾民族的人大逞威風。但這些馬扎爾人不會只是眼睜睜地看著，只要領土收復主義能夠一直在他們心裡熊熊燃燒，他們就不會袖手旁觀；有朝一日他們將會努力收回「尚未收復的匈牙利」，而讓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付出代價。 其他的「痛點」還有很多。保加利亞在馬其頓、色雷斯和多布羅加有尚未收復的領土。希臘在賽普勒斯和多德卡尼斯群島有尚未收復的領土，而且毫無疑問，她在君士坦丁堡一直就有最重要的尚未收復的領土。南斯拉夫在薩洛尼卡以及在阜姆、伊斯的利亞和達爾馬提亞有尚未收復的領土。立陶宛和波蘭沿著它們可疑的分界線有尚存爭議的未收復領土。烏克蘭在波蘭的加利西亞以及在羅馬尼亞的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有尚未收復的領土。愛爾蘭自由邦在阿爾斯特的六個東北郡有尚未收復的領土。秘魯在塔克納和阿里卡有尚未收復的領土。阿拉伯人在猶太復國主義的英屬巴勒斯坦和法屬敘利亞有尚未收復的領土。等到民族主義造成在整個亞洲和非洲確立民族自決權、按照民族界線重塑這兩大洲的政治地理所需要的戰爭達到一定數目的時候，我們這個小小地球上尚未收復領土的數量就相當眾多了。或許，民族群體大規模的互相放逐和轉移，正如希臘和土耳其最近所試驗的那樣，未來將會越來越多地被使用；長期來看，也會對領土收復主義發揮有效的抑制作用。或許會這樣，儘管可以肯定，這個進程將會很漫長，很要命。就希臘和土耳其的情況而言，只是在兩個國家激烈地、幾乎是連續不斷地打了十年仗之後，只是把它作為最後的手段，雙方才同意那樣的試驗。 民族自決的戰爭不可能結束，領土收復戰爭就更不用說了。或許，它們才剛剛開始。誠然，帝國統治權在歐洲和美洲已經被民族主權所取代，但在其他大陸則沒有；很顯然，亞洲人和非洲人能夠主張和維護民族主權的惟一途徑，與歐洲人和美洲人獲得它的途徑完全一樣——民族自決的戰爭途徑。正如歐洲的臣服民族在19世紀和20世紀拿起武器，反抗奧斯曼、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的王朝帝國一樣，未來亦復如是，臣服的民族群體如果忠實於民族主義，就必須在一個範圍遠為廣泛的區域揭竿而起，反抗英國、法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和美國的殖民帝國。就後面這幾個國家而言，國內的民族主義就很激烈，它們完全像過去君權神授的王朝統治者一樣固執，抵制國外的那些據說是劣等的臣服民族的民族自決。在任何政治地理的民族主義調整中，帝國主義一直是一個複雜化因素，大概今後還會一直如此。現如今，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相互關係如何使得併發症更加嚴重，我們稍後將著手討論。[3] 6 在此期間，我們不妨簡短地考量一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民族自決戰爭和領土收復戰爭中的另一個複雜化成分——泛斯拉夫主義，泛日耳曼主義，泛拉丁主義，泛撒克遜主義，等等。幾乎沒有必要詳細描述任何一場這樣的「泛」運動。它們全都是19世紀的產物，全都是語言學和人類學早期幻想的魯莽所結出的果實。由於幾個民族群體說著同源的語言，人們便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屬於相同的種族，他們是「兄弟」，他們註定要組成一個特別神聖的超級民族群體。這樣一個假說可能純屬幻想，但在很短一段時間內，有一些著名學者從背後給予支持，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有大量時評家在前台予以宣揚；它在大多數歐洲人和美洲人的頭腦和心靈里找到了安身之處，被證明有時候對政治家、偶爾對鬥士們很有用。「泛民族主義」從未取代其構成民族中更強烈、更基本的民族主義，但它依然足夠強大，足以影響國際政治，並使民族主義戰爭複雜化。 例如，拿破崙三世很喜歡提到「拉丁民族精神」；他想像，這一精神是沿著從未間斷的種族血脈，從古羅馬人一直傳承下來的，構成了所有說拉丁系語言的民族不可磨滅的共同品格。這個法蘭西皇帝，喜歡做夢的神秘主義者，實際上是個傑出的政治家，因此他是在迎合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羅馬尼亞、拉丁美洲和他自己的國家許許多多民族主義者——尤其是文學領域的民族主義者——已經共同擁有的一種情緒。作為最重要的拉丁民族群體，法國人尤其熱衷於無私地促進和自私地利用「泛拉丁主義」。正是有了法國泛拉丁主義者（並且為了法國的國家利益）所提供的熱心支持，法國才在1859年為了解放義大利人而與奧地利刀兵相見，法國才在1862年確保了羅馬尼亞各公國的統一，法國才在1863年入侵了墨西哥，法國政府才在1867年為了把比利時併入法國而和俾斯麥進行談判，並在1870年反對日耳曼的霍亨索倫王室繼承西班牙的拉丁王位。泛拉丁主義還為加里波第參與拉丁美洲的解放戰爭（1836～1846）和法德戰爭（1870～1871）提供了一個情感背景。它在拉丁貨幣同盟（1865）的組成上是決定性的。它對義大利和羅馬尼亞與德國和奧地利的同盟後來的弱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拉丁語系各民族群體與法國的最終接合，都是有貢獻的。對在整個南美、中美和墨西哥喚起民眾的感情，抵抗北美「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任何文化、經濟或政治侵略，它有一定的情感意義。 由於有很多分離的民族說「斯拉夫」語，某些文學家和偽科學家，尤其是在奧匈帝國的斯拉夫民族群體當中，在19世紀上半葉開始主張：所有這些民族在血緣上關係密切，應當融合為一個文化的和政治的單位。由於俄羅斯人迄今為止是所有斯拉夫民族當中人數最多的，也由於俄羅斯是惟一的斯拉夫強國，奧匈帝國——還有巴爾幹半島——的泛斯拉夫主義鼓吹者們自然而然地轉向俄羅斯，尋求鼓勵和領導，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也很高興——純粹是為了他們自己帝國的目的而利用泛斯拉夫主義。在巴爾幹半島，俄羅斯的泛斯拉夫主義藉助於一個宗教信仰和宗教儀式的共同體而增強，俄羅斯則挺身而出，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堅定敵人和反叛民族的可靠朋友；在每一場擾亂歐洲部分地區的戰爭中，都有俄國軍隊或俄國陰謀在場。即便是在奧匈帝國的斯拉夫人當中——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蘭人，他們在宗教上以及文化的很多外在方面都不同於俄羅斯人——俄羅斯人的影響也滲透了進來，打著泛斯拉夫主義的幌子，目標在於培養斯拉夫人的共同意識，讓所有斯拉夫人習慣於把俄羅斯看作是他們的保護人和老大哥。以這種方式，泛斯拉夫主義結合了幾個斯拉夫民族更狹隘、更強烈的民族主義，威脅並最終摧毀了奧斯曼帝國和奧地利帝國。 一場泛日耳曼主義運動與泛斯拉夫主義同時出現，因為德國的語言學家是全世界最具原創性的語言學家，在論證日耳曼語言的本質統一性，並因此論證德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丹麥人、佛蘭芒人和英國人的種族一致性上，他們不可能落在後面。隨著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的出現，泛德意志主義成了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德國帝國主義者）的一個很方便的把手，就像泛斯拉夫主義對於俄國狂熱分子或泛拉丁主義對於法國愛國者一樣。為了保護奧地利帝國的日耳曼少數民族對抗泛斯拉夫主義的陰謀和恐慌，德國人必須以最極端、最冒險的方式，動員他們的一切物力和人員，支撐哈布斯堡王朝，阻止奧匈帝國的民族自決。此外，為了預先阻止泛斯拉夫主義任何可能的鞏固，泛日耳曼主義者必須心甘情願地為捍衛奧斯曼帝國而慷慨赴死，就像俄羅斯人心甘情願地在進攻奧斯曼帝國的戰鬥中而死一樣。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面對泛日耳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不斷上漲的洶湧浪潮，普魯士君主與俄國君主之間曾經擁有的真摯友誼逐漸讓位於日耳曼民族與俄羅斯民族之間報復性的競爭；這場競爭的賭注，首先是奧地利帝國的保全或毀滅，其次是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對東南歐的控制權。說到泛民族主義複雜化的、悖論性的特徵，有一個跡象是：在這場競爭中，俄羅斯帝國——嚴格說來，它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將提倡民族自決權，而通過民族自決戰爭獲得統一的德國將捍衛這個非民族帝國的完整性。 泛日耳曼主義也和泛拉丁主義發生了衝突，並加劇了德國和法國互相競爭的民族主義。德國民族主義者談到了斯堪的納維亞人與德國緊密結合的必要性，談到了荷蘭與德國合併是可欲的，談到了佛蘭芒人渴望從法國-比利時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痛苦呼喊。法國民族主義者則強調比利時語言以及盧森堡和萊茵蘭文化中的拉丁成分，為阿爾薩斯-洛林的悲慘奴役而傷心哭泣。歐洲已經為1914年的世界大戰搭好了舞台，舞台道具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泛拉丁主義、泛日耳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泛日耳曼主義的風采和服飾是如此醜陋、如此險惡，以至於在接下來四年那場悲劇期間，泛拉丁主義在一項宏大計劃中與泛斯拉夫主義攜手並肩，這項計劃的目標是：讓世界變得更安全——為了民族主義。 英語是一門雜交語言——一半是日耳曼語，一半是拉丁語；這門語言不僅在大英帝國和它的自治領使用，而且還在整個美國被使用。對於泛民族主義的漁夫們來說，它是一個頗為誘人——儘管有些令人不安——的誘餌。泛日耳曼主義者對英國示愛，泛拉丁主義者和她打情罵俏。19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當英法關係斷斷續續地出現緊張時，尤其是法國慘敗於德國之後，很多有影響力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讚美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中的日耳曼成分，並自鳴得意地說，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是泛日耳曼主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20世紀，當英德關係接近斷裂點時，另外一些同樣有影響力的英國人則得意於其拉丁成分，並自吹法國人和英國人有著共同的「凱爾特」血統（和靈魂）。我們不妨承認，這種起伏是暫時的和局部的；而更持久、更普遍的，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當中一種獨立的信念：他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截然不同於日耳曼人，截然不同於拉丁人，在種族、語言和民族精神上始終是同一的，他們「跨海牽手」，他們「血濃於水」；尤其是，他們有著共同擔負起「白人責任」的「昭昭天命」，要統治那些「沒有法律的弱小種族」。一點也不奇怪，當人們開始確信英國人和美國人抵抗德國闖入者的公海自由、擔保遙遠大英帝國的領土完整（和擴大）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泛拉丁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並肩攜手，對抗泛日耳曼主義，捍衛民族自決的權利——為了比利時人及歐洲的其他弱小民族。 其他一些「泛」運動有時候也被人們提及，比如泛美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泛烏拉阿爾泰主義，等等；但是，除了泛烏拉阿爾泰主義之外——它代表了一次最書生氣的、最微不足道的努力，試圖為馬扎爾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和土耳其人提供一條感情紐帶——它們幾乎不能歸類為我們這裡所使用的那種意義上的泛民族主義。泛美主義是一場運動，主要是在美國培養起來的，也主要是促進美國的利益，為了把兩個美洲大陸所有的民族——那些說英語的民族，以及那些說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法語的民族——統一在和平合作的紐帶中，並因此抵消泛拉丁主義的反撒克遜趨勢。泛伊斯蘭主義根本不是語言學上的；這個單詞被基督教世界一些大驚小怪的作家所使用，以指稱所有伊斯蘭民族感情和行動上假想的團結，而這種團結，實際上就跟神經緊張的西方人所說的另一個妖怪——泛蒙古主義——一樣，根本不存在。 當然，任何或所有更實際、更真實的泛民族主義，其重要性可能都被極大地高估了。它們並沒有直接引發過去的任何一場國際戰爭，哪怕是最近的這場世界大戰；在不遠的將來，它們也不大可能給戰爭提供直接的刺激，儘管一個臨時性的社會學家懇求歐洲人和美國人應當結束他們之間同室操戈、兩敗俱傷的民族主義戰爭，在泛高加索人的戰爭中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泛蒙古人和泛黑人[4]。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主義本身是一股遠比任何泛民族主義更加勢不可擋的力量；任何時候，都可以相信民族主義者會在必要的時候為了本國的利益而犧牲任何更大群體的利益。此外，當代事件的趨勢似乎是沿著更小的、而不是更大的民族單位的方向發展；不是語系群體，而是方言群體，不是屬（genus），而是種（species），正在成為民族群體的目標和民族主義的sanctum sanctorum（拉丁文：至聖所）。另一方面，泛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也不應當低估。像領土收復主義一樣，它也使過去的很多民族自決戰爭複雜化了，並且有能力繼續發揮它的複雜化作用，直至遙遠的未來。列強可以用它來對付小國。在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它可以令人讚嘆地服務於帝國主義的目的。 泛民族主義和它那位更強壯的兄弟——領土收復主義——都是掌管民族自決戰爭的戰神所生，並被那個現代復仇女神——她的另一個名字叫民族主義——所養育。戰神依然帶著不變的熱情掌管一切，他的兒子們依然擁有無邊的活力，自娛自樂；無論是他的任期，還是他那窩小崽子們的嬉戲玩樂，都不大可能在不遠的將來結束於莊嚴的退休或昏然欲睡的安眠。因為復仇女神是他最新的女僕和他的野孩子們的母親，她可不是一個靦腆而安靜的傢伙；她也在喋喋不休地催促他和孩子們。這些嘮叨大多數時候可能是戰鬥，不過她自始至終一直威脅要戰鬥。因為，關於現代民族主義，有某種東西不僅把它的信徒帶向頻繁的戰爭，而且還讓他們一直樂意戰鬥，並為戰爭做準備。軍國主義——持續不斷的戰爭威脅，現如今與民族主義密不可分。它還和現代帝國主義密不可分。軍國主義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值得我們展開來論述，就像我們前面論述實際的民族主義戰爭一樣。 * * * [1] 希伯來婦女所唱的歌，唱的時候「拿鼓跳舞」。《舊約·出埃及記》15:21。 [2] 《舊約·約伯記》13:15。譯者註：這句經文我們沒有引用和合本的譯文。 [3] 參見下一章「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尤其是第206～215頁。 [4] C.C.約西：《種族與民族團結》（Race and National Solidarity，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