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的教訓 · 三 民族主義的傳播

1 民族情感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愛國主義情感也不是什麼新東西。但民族主義卻是新東西。只是自18世紀以後，才有人做出有意識、有目的的努力，試圖根據民族的分界線重畫世界政治地圖，在所有人的心靈和頭腦里灌輸對各自民族群體和各自民族國家的最高忠誠。 這一努力在如此短的時間裡便獲得了輝煌的成功，不僅要歸功於晚近這些時期某些十分有利的環境——工業革命和浪漫主義、民主信條的盛行——而且特別要歸功於傳播民族主義的巨大熱情，先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傳播，然後是在人民大眾當中傳播。18世紀的一些事件預先在某些國家給民族主義做好了準備。19世紀的宣傳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說到宣傳，儘管因為它和最近戰時政府為了把人民的愛國溫度提升到沸點而使用的一些頗成問題的花招脫不了干係，而在某些方面臭名昭著，但至少應當把它視為一個中性詞——即便不是一個十分正派體面的詞。既可以宣傳謊言，也可以宣傳真理；既有魔鬼的宣傳，也有福音的宣傳。毫無疑問，就民族主義宣傳而言，其開創者和推動者正是那些被最高尚、最利他的情懷所打動的學者和理想主義者；得知他們的傳道後來被派上了某些用場，他們一定會感到難以言表的痛苦。宣傳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但它始終涉及多少是有意識的努力，試圖影響夥伴們的思考和行動。這正是宣傳這個詞的真正意義，顯然適用於民族主義。因為，正如我們所定義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個自然的、本能的事物；它是人為的，它的發展和傳播可以追蹤到人為的刺激——一言以蔽之，就是宣傳。 在民族主義的宣傳中，有三個因素或三組因素必須考量。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一個因素是精心構建一套民族主義的學說，構建者是一幫深受尊敬的「知識分子」——語言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第二個、也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因素是一些公民群體對民族主義學說的擁護，他們從中得到了心靈的滿足和愉悅，有時候也會給他們的口袋帶來好處。第三，藉助新奇的、但逐漸變得普遍的大眾教育形式，這一學說被灌輸進了民眾的頭腦里。 2 知識分子的工作是基本的，各種各樣。它包含學術性的哲學論著、科學的民族史、帶有註解的政治和經濟學思考、對民族特性和民族差異的藝術描繪，同樣還有無數對這些博學而優雅的大部頭巨著所作的通俗化工作，其形式包括摘要、教科書、小冊子、雜誌文章和報紙消息。很多真正的博學之士都不是公開承認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們的著作，自然在主題中反映了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興趣和抱負，因而是這樣一種東西：他們的知識分子堂表親——通俗化寫作者——可以抓住並利用它們，服務於民族主義。 科學的比較語言學研究幾乎不早於法國大革命。正是在1786年，威廉·瓊斯爵士在他的《亞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中讓學者們注意到了梵語與希臘語、拉丁語及德語之間的相似性。打那以後，語言學進展神速。一些德國學者，例如J.C.阿德隆、A.L.馮·施勒策、格林兄弟和馬克斯·繆勒，發展出了原初雅利安語言的理論：不僅梵語、拉丁語、希臘語和德語源自它，而且波斯語、亞美尼亞語、凱爾特語和斯拉夫語也是如此。這一理論想當然地認為，這些雅利安語比其他任何語言都要好；而且，由於馬克斯·繆勒和他的某些同僚不辭煩勞地把語言與種族聯繫起來，這一理論很快便認為，雅利安民族優於其他所有民族。 但是，諸多現代雅利安民族當中，究竟哪一個民族在語言上最接近、因此在品德和勇氣上也最接近於原初的純種雅利安人呢？這裡面有一個絕好的機會，讓秘傳的哲學科學得以在民族主義宣傳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且，如果它的某個行過塗油禮的信徒太過謙遜或太過自尊，不願意親自上場，自然有大量的偽語言學家勇敢而自信地承擔這項工作，來證明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純粹、最勇敢的民族，或希臘人是最純粹、最勇敢的，或者，興許羅馬尼亞人或立陶宛人才是。與此同時，一些博學的語言學家和那些不是那麼有學問的語言學家同樣忙於研究他們各自民族語言的起源和發展。阿德隆和雅各布·格林的卷帙浩繁的德語詞典，就其民族影響而言，即便不是就其主體內容而言，可以與林德的波蘭語詞典、榮格曼的捷克語詞典、羅蒙諾索夫的俄語詞典、科拉伊斯的希臘語詞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相媲美。 為了給語言學家們幫忙，集結了一幫研究比較法和法理學的學者，其中既有人研究印度人與歐洲人之間法律和習俗的相似性，也有人詳盡追蹤民族典章制度的興起。一方面，習俗和法律相似性的研究看似支持下面這個論點：各雅利安民族彼此相關，都優於其他所有民族。另一方面，對制度生活中特性的研究為下面這個論點提供了很多強有力的支持：每個民族群體都有過漫長、有益而令人尊敬的存在，它的「靈魂」既可以在語言中找到，也可以在典章制度中找到。 在18世紀後期之前，似乎沒有一個人懷疑，就其可以被視為動物而言，人組成了一個不可分的單一物種。但隨著人類學的興起，有人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在19世紀剛開始的時候，傑出的法國博物學家維瑞認為[1]，人類種族彼此之間如此不同，以至於必定有著各自不同的起源。維瑞的多源發生說及時地得到了其同行當中一些頗有聲望的成員的認可，尤其是英國的勞倫斯，以及美國的諾特和格利登[2]，並十分奇怪地被德國浪漫主義者施勒格爾應用於新興的語言學。施勒格爾的名言是Quot linguae，tot gentes（拉丁語：有多少語言，就有多少民族）。儘管後來的人類學家指出，把語言與種族等同起來純屬謬論，但它長期以來主宰著歐洲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強化了民族情懷。每一個民族的「靈魂」都被發現或發明了完全不同的種族軀體。由於從多源發生說得出這樣的結論——種族是不平等的，於是有人同樣認為：民族靈魂也是不平等的，有些靈魂的種族化身比另一些靈魂的種族化身更優秀、更純潔、更健康。比方說，19世紀中期固執己見的偽人類學家和偽文學家戈賓諾伯爵就持這一論點；它基本上也是fin de siècle（法語：世紀末）極端狂熱的親德分子斯圖爾特·休斯頓·張伯倫的論點；它依然是——有些變化和即興的成分——兩位有趣的美國時評家麥迪遜·格蘭特先生和洛斯羅普·斯托達德先生的論點。 今天的人類學家一般不會操心多源發生說，他們對關於「種族」的籠統概括格外持批評態度；他們沒有給民族主義的事業提供多少幫助。不過，我們可以斗膽猜測，可能還要花很長時間，他們的懷疑和冷淡才會像他們前輩的荒謬信念一樣得到公眾的認可。無論如何，所有人類學家，既包括今天的人類學家，也包括昨天的人類學家，都可以放心，民族主義者的子孫後代一定會充滿感激地銘記他們把大量的學術注意力集中於民間生活方式和民間習俗上，這些正是民族群體的心跳。 比較法學和比較哲學——浪漫主義和18世紀末發生的一些激動人心的事件就更不用說了——都給歷史書寫帶來新的轉折。對克利俄（譯者註：希臘神話中司歷史的女神）的追求是一門非常古老的行當或業餘愛好；但是，在19世紀之前，很少生產出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性格的歷史。它一直是地方史、「世界」史或宗教史，是國王們的編年史，武士或聖徒的傳記，論述上帝與人交往過程的哲學論文，但幾乎從來都不是這種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史。然而，在19世紀，人們撰寫的歷史就範圍或意義而言很少有不是民族史的。其中，一部分是「科學的」，但大部分處理的是對民族主義有利的材料。民族史處理的是一個民族群體的過去，是民族政治、民族生活、民族英雄、民族戰爭和民族外交的過去。在德國，民族意識在世紀初的甦醒伴隨著《日耳曼歷史文獻》（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印行。這部卷帙浩繁的史料集收錄了德國歷史的所有原始材料；不久之後，出現了愛國主義歷史學家組成的普魯士學派中幾位巨匠級的人物：吉澤布雷希特、豪塞爾、德羅伊森、西貝爾和特賴奇克。 德國並沒有壟斷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在幾乎每一個國家，都為民族史的撰寫編纂了史料集，組建了民族史協會，創作了大部頭的民族史詩。如果我們要列出19世紀閱讀最廣泛、民眾最敬重的歷史學家，我們會到處記錄民族史家的名字——法國的馬丁、蒂埃里、米什萊、基佐、蒂耶爾、阿諾托和菲斯泰爾·德·古朗士，英國的麥考利、格林、斯塔布斯、弗里曼、弗魯德和希利，美國的喬治·班克羅夫特、莫特利、普雷斯科特、帕克曼、菲斯克和羅斯福，義大利的博塔，波希米亞的帕拉茨基，西班牙的拉夫恩特，葡萄牙的卡瓦略，羅馬尼亞的克塞諾波爾，荷蘭的布洛克，比利時的皮雷納[3]。這些只是最近歷史編纂中壓倒性的民族主義趨勢一個微不足道的跡象而已。 跟政治史家比起來，更加直接的民族主義者是民族文學的歷史學家。泰納那部論述英國文學的輝煌著作是19世紀許許多多這種書的典型和例證。他在英國散文和詩歌連綿不斷的特色中感受到了幾乎是神秘的某種東西，並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說：這個東西是凱爾特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混合的產物，而且是與生俱來的。從後來的人類學研究來看，這樣一個假說完全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泰納就像馬克斯·繆勒一樣，也把語言群體與生物種族混為一談。但是，一般來說，文學史家和文學家繼續欣喜若狂地對科學人類學視而不見，索然寡味地宣揚凱爾特人的神秘主義，斯拉夫人的憂鬱，蒙古人的狡猾，日耳曼人的兇猛，以及盎格魯-撒克遜的常識理性，仿佛這些品質是在既定種族的範圍內世襲似的。他們在民眾的認可上贏得了獎賞，因為，凡是有一個人閱讀論述種族問題的學術專著，就至少有一萬個人讀小說或看戲，而在這些作品中，民族品格被描繪為永恆不變的東西。 19世紀的文學家當中，詩人、戲劇家和小說家都是民族主義引人注目地成功的宣傳員。在他們手裡，民族特性和民族品格都刻板地套路化了，就像古希臘舞台上的合唱一樣。普通人對法國人、德國人、愛爾蘭人或猶太人的看法，不是得自廣泛的個人觀察，而是得自詩人、小說家和劇作家們所應用的原型。關於所有這一切，有某種傳染性的東西。它刺激著一個民族設法達到被歸到他們身上的那種品格；反過來，當他們表現出期望他們具有的那些特性時，他們的文學批評者和解釋者便更加痴迷於最初的套路，在表達這些套路上就更加雄辯。毫無疑問，在任何特定的時期，民族群體都彼此不同，但我們在這裡試圖闡明的是：文學家們往往過於強調這些差異，把它們簡單化和模式化，因此為下面這個流行的大眾信仰提供了文學的基礎——每個民族都有一個「靈魂」和一項「使命」。 民眾相信，每個民族群體都有權擁有主權和獨立國家的地位，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一信念自然源自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的訓誡及實踐；整個19世紀，一大群哲學家和法學家，用哲學、人類學與歷史學中的真理、片面的真理和猜測，編織出了政治民族主義的學術外衣。費希特雄辯地宣布了民族群體的語言基礎和真正國家的民族基礎。施萊爾馬赫熱情地主張，一個界定清晰的地理單位天生就是一個國家的居所。黑格爾神秘地把國家構想為本身就是目的，構想為一個神聖的人，一個包含了一個民族的有機體。薩維尼辛勤地研究了「族群」（他可能已經稱之為「民族群體」），並把它定義為個體的集合——這些個體過著一種帶有明確標誌的生活，浸淫著一種共同的精神，其最顯著的表現便是語言和法律；他補充道，一個族群總是不可抗拒地傾向於以外在的、看得見的形式，顯露出它內在的、看不見的精神——這一形式便是民族國家，一個族群藉助民族國家，獲得真實的個性和行動的力量。布倫奇利漂亮地總結了早期的德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他宣稱，一個民族國家就是人的集合，他們作為政府和臣民，生活在一塊明確的領土上，統一為一個社會-道德的、有機的、有力量的人；與此同時，一個民族群體是一群人的聯合，他們在一個有著共同的精神、感情和種族的世襲社會裡，有著不同的職業，處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尤其被一個共同文明中的語言和習俗凝聚在一起——這讓他們有了一種團結感，和一種區別於所有外族人的差別感，國家的紐帶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最基本的學說就在這裡——神聖的、排他性的民族群體，以特有的語言、種族、習俗和文明為標誌，註定要把主權供奉於一個神聖的民族國家。可以給這一學說添加一些註解。一方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追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足跡，指向了民族統一的經濟好處，並展示了一個民族國家如何可能通過追求經濟孤立和自給自足的政策來鞏固自己；在他看來，就像在很多政客看來一樣，關稅保護主義有點像民族主義的realpolitik（德語：現實政治）。另一方面，馬志尼熱情洋溢地理想化了民族群體，越來越多地談論民族群體的神聖使命和人道義務，談論它對人類的服務；這個義大利人樂觀主義的看法，受壓迫的臣服民族當中大量湧現出來的先知和預言家們也都有。而在另外一些大概更幸運的民族當中，很多自由主義者也抱持同樣的看法，比如法國的歐內斯特·勒南、比利時的埃米爾·拉弗萊、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美國的弗朗西斯·利伯。 後來，幾個超前的自由主義者越來越懷疑新福音的實際效力，把他們的精力和熱情轉向了國際主義的福音，正如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們所做的那樣。但這樣做的作用只不過是更醒目地凸顯了極端民族主義學說，這樣的學說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盛行一時，不僅表現在莫拉斯和巴雷斯、特賴奇克和伯恩哈迪、荷馬李、J.A.克拉姆和西奧多·羅斯福的著作中，而且還表現在全世界激進愛國社團的活動中。這些學說源自哲學、比較法學、人類學、博物學、文學和社會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的思考，具體化為頗為連貫的政治哲學，就像兩面神一樣，對感傷主義者可能呈現出和平的、田園牧歌般的外表，而與此同時，卻對現實主義者呈現出兇猛狂暴的風采。 3 民族主義學說主要是知識分子的工作——學者和文人的工作。但它不只是知識分子私相授受的一套秘傳哲學。它既針對上層社會，也針對平民大眾。 上層社會最早接受它。特別是，它最忠實的信徒和傳道者都來自中上階層，這很自然。上層資產階級——銀行家、商人和專業人士——通常都是有錢和有頭腦的人。整個19世紀在歐洲，以及後來在美國，他們通常都在大學裡接受過訓練——在那裡，民族主義的教授們通過授課和私人接觸發揮了巨大的影響。此外，從他們所接受的訓練和他們的階級傳統中，他們很可能養成了追根究底的習性，並為自己「跟上時代」而自豪。如果新時代帶來了新學說，那麼，資產階級精英就必須對這些新鮮事物有所了解，至少要對它們在口頭上有所表示。中上階層的成員買得起新書，哪怕是昂貴的書——既有學術書，也有暢銷書；在大學講堂那陰鬱的高牆之內，一個人首先感覺到的興趣後來在優雅舒適的私人藏書室里會堅持下去。 正是中上層階級，受18世紀自然法、自然權利和人類自然完美性哲學影響最大——這套哲學在質疑超自然宗教和否定組織化基督教上走得最遠。同樣是這個階層，立即在民族主義學說中發現基督教的情感替代品，以及自然原則的合理延伸，這難道不是更自然麼？他們愛好科學，多半是更愛好「科學」這個詞，而不是現實；民族主義學說就是以「科學」的名義從「科學家們」那裡傳授給他們的。如果說他們有什麼情感弱點，那就是他們對他們很高興視為「人性」的那種東西的偏愛，而民族主義，尤其是馬志尼的那個版本，令人欣慰地暗示：民族性是通向人性的墊腳石。作為一個階層，上層資產階級都是自由主義者——其中有些人是民主主義者——而民族主義，這裡不妨重申一句，在歷史上與自由和人民主權的信條密切相關。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民族主義在19世紀任何歐洲國家的實際歷程，我們就會對教授、律師、醫生、商人和銀行家們早期的重要性留下深刻印象。在大革命和第二帝國期間，法國最引人注目的民族主義者都是這些職業；1848年法蘭克福的德國國民議會和同年布拉格的斯拉夫國民議會的大多數議員也是如此。同樣，在那些正在發展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和在最終產生了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中，中上層階級的成員都很活躍。在法國、西班牙和英國，還有在日耳曼人、義大利人、希臘人、波蘭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當中，故事也是一樣的。 職業民族主義者幾乎總是來自資產階級，這些人被徹底灌輸民族主義學說，以至於他們投入了相當多的時間和資源，致力於它的傳播。他們資助保持或復興民族語言的社團。他們創辦收集民族文物的博物館。他們支持民族運動協會：德國體育協會和索科爾體育協會。他們資助民族主義的報紙。他們給最佳民族歌曲和最佳民族舞蹈的表演頒獎。他們鼓勵穿民族服裝。他們為改進或創辦本土工業的每一次努力鼓掌喝彩。這些職業民族主義者的座右銘是「惟有我們自己」，或者，正如最近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復活的蓋爾語所表述的：「Sinn Fein！」（譯者註：蓋爾語的「惟有我們自己」，這個短語後來成為愛爾蘭新芬黨的名稱。） 資產階級在精神上信奉新興的民族主義學說，這裡面是不是有經濟因素呢？或許有吧，儘管在很多個例中很難察覺這樣的因素。誠然，絕大多數中產階級——都是有錢和有頭腦的人——出於完全正當的經濟理由，眾所周知對專制政府的許多特點很不耐煩，並自然而然地被經濟利益所驅動，要求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他們倒不是急於承擔稅收的整個重負，而是渴望在如何花掉他們繳納的稅賦上有一定的發言權。在舊政權的法國，他們開始憤恨把他們的口糧浪費在一群貴族和懶惰朝臣放蕩無度的生活上；他們相信，如果徵求他們自己的意願，聽從他們自己的建議，國家就可能得到拯救，免於淪入破產和毀滅。最後，他們開始支持人民主權的革命學說，以及統治依賴於被統治者同意的信條。在17世紀的英國革命中，更顯著的是在18世紀的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將削減經濟開支放在人民主權這塊磨刀石上。但是，人民主權有著民族主義的含義。 「人民」，不管他們在理論上是誰，在實際上卻是一個民族群體。訴諸一個民族群體的政治民主涉及代議制政府。每一個其政府建立在人民主權基礎上的國家，不管選舉權是不是受到限制，其當選的代表、議員或下院議員（你愛怎麼叫都行），都主要是中產階級愛國主義者，尤其是律師和商人。 中產階級一旦占據公職並負責領導公共事務，接下來就特別把國家——民族國家——看作是他們自己的，並熱愛這個民族，它此前從未被這樣熱愛過。不妨再次引用盧梭的話：「一個人熱愛屬於自己的東西，甚於熱愛屬於別人的東西。」不久之後，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中產階級發現，愛的回報並不只是愛。他們發現，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卓越地位，獲得有利於他們的經濟欲望的國家行為；與此同時，還可以利用他們的愛來保障他們的卓越地位。通過向人民大眾鼓吹民族主義，他們在顯著程度上獲得了尊敬和崇拜，而一些令人尊重的信徒並不會把這樣的尊敬和崇拜獻給精神領袖。通過獲得人民大眾的信賴和信任，他們更加能夠把民族的抱負混同於他們自己的利益。 在那些已經成為民族國家的地方，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傾向在對國家的頌揚中得到了表達；最後，隨著工業革命的向前推進，在一種新重商主義——政府支持民族工業、民族貿易和國家銀行——的發展中得到了表達。在19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時間裡，這種重商主義席捲了德國、法國、義大利、美國及很多其他民族國家；其中最有勢力並從中獲益的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者。如果說，英國並沒有像其他民族國家那樣過分，給予其公民以補貼和貿易保護，那並不是因為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英國不如在別的地方勢力大，而是因為英國在工業上依然領先於其他國家，英國中產階級認為，維護貿易自由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他們的經濟利益。 在所謂的臣服民族或受壓迫民族當中，資產階級往往會猛烈抨擊其帝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理由是：這一政策約束了他們，妨礙了有利於本國的銀行、貿易和工業體系的興起。在義大利人爭取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的鬥爭中，以及在日耳曼人、馬扎爾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波蘭人、芬蘭人、挪威人、愛爾蘭人等民族同樣的鬥爭中，情況始終是一樣的。在每一個實例中，鼓動對抗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瑞典帝國或大英帝國的中產階級煽動家都是民族主義的宣傳員；而且，他們宣傳的民族主義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管他們是不是這樣說了。 關於民族主義現象，資產階級的有些人，尤其是資產階級政治家，得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現。他們發現，當人民大眾被民族主義的魔咒所控制時，不僅不大傾向於批評他們的領導人，而且更傾向於接受經濟事務中的現狀。對於人民大眾，可以利用民族主義，讓它充當一種麻醉劑。如果能誘使一個勞工深深吸一口這種麻醉劑，他就會感到十分興奮，至少暫時會忘記工廠、農田和礦井裡時間過長且報酬過低的辛苦勞作，讓他自己骯髒住所的現實迷失在民族偉大的美夢中。持續不斷地吸入民族主義的麻醉劑，正如在國家大選或國際戰爭時期那樣，甚至會減弱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社會革命或經濟動盪的傳道者們喧囂吵鬧的聲音。 我們不應該得出結論，資產階級愛國主義者始終意識到了民族主義宣傳對他們自己的經濟好處。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去理解每一個人類行為壓倒一切的直接動機，是一種太粗糙、太扭曲的觀點；在這方面，中產階級與其他階級並無不同。大多數支持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是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這樣做，其中主要是情感上的和利他主義的理由。有些資產階級可能發現，這一學說可以服務於經濟的目的，但是，這樣一個發現，通常是後來才推斷出來的他們支持民族主義的一個理由，而不是有意識的初始意圖。 4 中產階級並非出產新興民族主義得力宣傳員的惟一階層。在英國，土地貴族——世襲貴族和鄉紳——都狂熱地愛國。他們覺得，正是他們這個群體，使得英國成為現在的英國；事實上，英國貴族具有一個優良傳統：連續不斷地在軍隊、教會和政府中提供公共服務。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他們提供了很多民族主義的英雄和典範。在德國，普魯士貴族也是這樣長期而忠實地在軍隊、行政部門和教會中為國王效力；他們發現，很容易把他們無條件的、堅定不移的忠誠擴大到已經統一的王國，它的皇帝就是他們原先的國王。出於同樣的理由，俄羅斯和西班牙的很多貴族也都是民族主義者。馬扎爾貴族和波蘭貴族也是如此。在法國，大革命剝奪了貴族的財產和特權，但似乎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剝奪他們的民族愛國主義。事實上，隨著19世紀的前進，看來舊法國貴族的後代也在試圖從民族主義的宣傳中恢復他們從前的聲望。19世紀80年代圍繞布朗熱將軍的旗幟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運動」和20世紀興旺起來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法蘭西行動」，都指控第三共和國政府在民族問題上無能、在愛國主義方面懦弱；它們都得到了貴族的資助。 在很多臣服民族中，土地貴族不那麼愛國，不那麼民族主義。但不管在哪裡，都存在這樣的情況，這個不難解釋，只要提到下面這個事實就行：在那些地方，貴族在社會關係上（即便不是在血統上）屬於征服民族，而不屬於被征服民族。波希米亞的很多貴族在感情上傾向於日耳曼人，而不是捷克人。特蘭西瓦尼亞的羅馬尼亞人當中的貴族，或者，達爾馬提亞的南斯拉夫人當中的貴族，在感情上和社會紐帶上都是日耳曼人或馬扎爾人。立陶宛貴族大多是波蘭人，愛爾蘭貴族和英格蘭人的共同之處多於他們和愛爾蘭人的共同之處。在這些臣服民族當中，「異族」貴族通常是帝國主義的支持者，是「外國」貴族的朋友，以及他們的莊園所在地的民族主義的死敵。在這樣的地區，民族主義煽動既針對遠方的「異族」帝國政府，也幾乎同樣針對家鄉的「異族」貴族。 教士們也參與了民族主義的宣傳，其程度則大不相同。那些已經民族化的教會，其教士很可能是新學說的狂熱鼓吹者。俄羅斯教會，英國聖公會，希臘教會，荷蘭與蘇格蘭的歸正教會，普魯士與斯堪的納維亞的福音教會，它們的教士作為一個階層在新的傳道事業上十分突出。天主教牧師作為一個階層則不那麼突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嚴重懷疑新信仰的教義；庇護九世教皇及其繼任者們對義大利民族主義的實際運作頗多親身體驗，這足以讓他們意識到，比起16世紀民族意識的甦醒，極端民族主義對20世紀的教會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麻煩和危險。然而，在「受壓迫」民族當中，在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和愛爾蘭人當中，民族主義肯定受到了天主教神父們、甚至是天主教主教們的教唆。在一些早就擁有民族國家的傳統天主教國家，比如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教士們發現，很難挺身抵抗民族主義的洶湧浪潮，並經常認為，隨波逐流方為審慎之策。在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徒構成少數派、少數派又主要由相對較晚的移民所組成的國家，教會經常被瘋狂攻擊為外國的和不愛國的，以至於很多教士（多半是無意識地）採用了一種防禦機制，著手鼓吹一種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 每個地方的神職人員，不管是天主教、新教，還是東正教，可以說，某種程度的容易動感情往往與他們的使命感和職務有關，而民族主義學說最初披上的利他主義外衣就引發了他們許多人情感上的回應。毫無疑問，那些接受了民族主義的神職人員都是其極富感情的宣傳員，因此對平民大眾有很大影響。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特殊的宣傳員從一個特殊的群體脫穎而出，可以稱之為——我們並無惡意——民族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有些人希望在一個民族國家從政，希望把軍需品、制服和補給賣給民族軍隊，希望管理民族學校，希望倒賣國旗、彩旗和鞭炮，以及新近時興的各種行頭和徽章——所有這些人全都投身於民族主義，就像鴨子入水一樣自然。 在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就像在任何教義的宣傳中一樣，對於那些喜歡站在聚光燈下、覺得自己是個重要人物的人來說，始終有機會。尤其是像19世紀和20世紀的民族主義這樣能連續而迅速地產生效果的教義，則更是如此。主持一個愛國協會，在民族英雄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上發表一通演說，佩戴綬帶和勳章走在愛國遊行隊伍的前頭，都很適合滿足一個人的虛榮心，同時增強一個人對這一教義的尊敬，正是這一尊敬使他能夠變得如此引人注目，顯得如此重要。虛榮可能是個缺點，但即便如此，它大抵上也是人性的缺點。牧師、貴族、商人和教授的身上，莫不顯露出這樣的缺點。它近來帶給我們很多引人注目的民族主義宣傳員，來自各個不同的階層。 5 作為一種學說，民族主義在很多國家都是由「知識分子」群體來發展和宣布的。作為一種信仰和作為一種嚮導，民族主義被很多個人、尤其是中上層人士所接受和鼓吹。但是，要不是今天的大眾教育工具得到了完善並被用於大眾宣傳，民族主義也幾乎不可能成為平民大眾生活中的驅動力。民族主義是一個文化現象，不是「世代遺傳的」；它不可能在生物學上從一個人向另一個人傳播；它是一個「獲得性特徵」，就像任何文化產品一樣，它的獲取方法是教育。 教育本身經常被認為完全是正規的學校教育。事實上，一代人有意識地影響下一代人所使用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教育性的。家庭是首要的教育機構，它的教育影響往往特彆強大。家庭圈子之外，個人交往的影響也可能很強大，既有個人的影響，也有社會群體的影響——一個「英雄」，一個街頭幫派，一家俱樂部，一位德育教師。關於這種類型的教育，沒有任何東西是最近或現代所特有的。公元1926年的人與公元前6291年的人並無二致，都是作為一個有肌肉運動感覺的動物開始他的生涯，對於民主、社會主義或藝術中的浪漫主義沒有任何概念，當他達到二十二歲之前也沒有宣傳在他的心裡灌輸任何信念；他將會經歷一個教育過程，不管你是不是看到他坐在教室之內。 千百年來，大眾教育是從個人交談、政治家的演說、牧師的教誨和藝術家的朗誦中獲得的，是從論壇、競技場、劇院和教堂獲得的；對那些識文斷字的人來說，是從手抄本和圖書中獲得的。藉助諸如此類的手段，觀念得以傳播，文化得以代代相傳。此外，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時期，所有這些手段都被調動起來，以支持某個特定的組織或一套特定的哲學。中世紀便是這樣的情形——當時，很多代人的時間裡，大多數歐洲人都接受天主教的教誨。19世紀，當「知識分子」和「上層階級」為了支持民族主義而對平民大眾施加影響的時候，古老而熟悉的大眾宣傳機構全都是這樣的情形。 除了久已確立的、傳統的宣傳和教育機構之外，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還增加了一些新奇的手段和側重點。直至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之後，打仗才不再是規模相對較小的職業化軍隊的明確職責，而成為整個民族的本分和責任；打那以後，在大多數國家，強制性的陸軍或海軍訓練成為一個理想，通常也是一項功績。在民眾當中，普遍的軍事訓練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宣傳和教育的手段。 直至工業革命，報紙才能夠迅速而廉價地印刷出來，並被廣泛地發行；自從倫敦《泰晤士報》（Times）在1814年裝配機械驅動的印刷機之後，新聞業在範圍和影響力上便成幾何級數增長，直至當代報紙被用於聳人聽聞的大字標題、有人情味的小故事、卡通漫畫、「畫報」和商業廣告，正如普魯東所暗示的那樣，可能導致未來的地質學家把我們的時代定為地球形成的「紙草」時代。新興的新聞業顯然是宣傳和教育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發動機。 新的新聞媒體和新的軍國主義都是在民族主義學說被知識分子闡述並被「上層階級」所接受的那個世紀裡發展出來的。因此，一點也不奇怪，民族主義者抓住了這些強有力的宣傳工具，而反過來，新的軍國主義，尤其是新的新聞媒體則在民族主義的大眾教育上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此外，從新的軍國主義中，還湧現出了一大批愛國主義社團[4]，其成員越來越多地提醒平民大眾：應當為他們獨特的民族群體的光榮過去和昭昭天命感到自豪。這些社團尤其積極的行動是讓這片風景布滿了紀念標、紀念碑、紀念塔和紀念雕像，主要是紀念民族的戰鬥。然而，平民大眾只是偶爾想到這些源自民族軍國主義的愛國社團的存在，而且，少數對裝飾物頗為挑剔的平民依然可以走在文明城鎮的那些僻靜小巷，而毋需遭遇紀念某位民族勇士的騎馬雕像或還願匾額。但現如今，平民百姓跑到哪裡才能逃離這些持續不斷、堅持不懈地宣傳民族主義的報紙呢？在墳墓里，在搖籃里，或者，如果我得到的信息可靠的話，在某些新近創辦的醫院裡，那裡的看護試圖提供一種安寧平靜的氛圍！在其他所有地方，報紙無處不在，無所不能，而且，據它自己供認，通常也無所不知。報紙可能是保守主義的或自由主義的，共和主義的或民主主義的，大都會的或外省的，城市的或鄉村的，農場勞工的或資本家的，但在19和20世紀，除了少數例外，它在每一個地方都成了民族主義的[5]。 6 新聞媒體和軍國主義都是新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眾宣傳手段，但是，還有另一個手段同樣新奇，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這就是新的正式教育，亦即正在興起的國家指導和國家控制的強制國民教育體系。我們很難認識到這一體系究竟有多新。千百年來，遲至18世紀，人們普遍相信，學校教育是且應當是少數人的特權，而不是多數人的權利；教育的管理實施，不在國家的權限之內，而被交給教會或其他志願機構；它所宣稱的目標主要是「宗教和學問可以手把手地傳授，而品格隨著知識的增長而發展」。就算它是為了培養公民，表面上也是為了來世、而不是為了今生培養公民。最重要的是，它不是強制性的義務教育，也不是全國性的教育。 然而，到了18世紀，學校呈現出新的重要性，其特徵也有所改變。在很多善於思考的人看來，讓平民大眾識文斷字並忠心耿耿是可欲的，而為了這個目的，國家應當建立並維持面向其所有公民的學校。因此，1780年批准的《馬薩諸塞憲法》包含了下面這項規定：「通常在全體人民中傳播的智慧、知識以及美德，對於權利和自由的保護是必不可少的；由於這些依賴於教育之機會與利益惠及全國各個不同地區和不同階層的人群，因此，在本州未來的所有時期，重視文學和科學，及其所有的學校，都應當是立法機關和行政長官的責任，尤其是坎布里奇的大學，以及各城鎮的公立學校和小學……」[6]在法國，1791年的憲法包含下面這項規定：「應當創立和組織一切公民所共有的公共教育體系，而且在傳授那些對所有人來說都必不可少的學科上應當是免費的。應當在整個王國依據需要提供不同等級的學校。應當設立國家假日，旨在保存對法國革命的記憶，在所有公民當中發展博愛的精神，並讓他們忠於憲法、國家和法律。」[7]在普魯士，腓特烈·威廉二世國王在1794年頒布法令：「中小學和大學都是國立機構，負責向年輕人傳授有用信息和科學知識；此類機構只有經國家的知曉並同意才可以創立；……所有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都應當置於國家的監管之下，並始終服從於考核和檢查。」[8] 從此之後，迄至今天，在所有受到民主主義或民族主義影響的國家，新式學校教育都紮下了根，並枝繁葉茂。在普魯士，1807年創立了一個公共教育的政府部門；1825年，初級和中級教育受一個政府官僚機構的集中管理，並規定了強制入學[9]；學費的取消開始於1833年，完成於1888年；1872年精心設計了統一的、民族主義的課程。其他德意志國家都仿效普魯士的榜樣。在法國，初等學校全民體系的真正基礎是拿破崙一世奠定的；強制入學的原則在1833年得以採用；根據1881～1886年的《費里法》，免費、強制、世俗的教育體系的整個上層建築被培育出來了。在英國，政府在1870年擔負起了初等教育的責任，1880年使初等教育成為強制性的，1891年使之免費，並在1899年設立了全國性的教育委員會。荷蘭1806年開始建立正式教育的全民體系，希臘始於1823年，比利時始於1842年，葡萄牙始於1844年，阿根廷始於1853年，巴西始於1854年，西班牙始於1857年，義大利和羅馬尼亞始於1859年，芬蘭始於1866年，匈牙利始於1868年，日本始於1872年，秘魯始於1876年，保加利亞始於1881年，暹羅始於1891年。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在1840年代染上了這個傳染病；在地球的另一端，澳大利亞各殖民地在1870年代染上了。如果我從這份冗長得令人痛苦的清單中漏掉了哪個國家，我願意向這個國家的愛國者們道歉，因為可以有把握地認為，每一個自詡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民主或民族自覺性的國家，這年頭都擁有一套國家支持和國家指導的全民學校體系。 美國也不例外。事實上，美國人的頭腦早就被灌輸了這樣的信念——免費的公立學校應當由公共稅收來養活，受公共官員的控制，不涉及任何宗教教義——以至於普通美國公民都想當然地認為，整個體系一直是美國所特有的，只是對它的來源抱有一點點懷疑：它究竟是源自朝聖者先賢們用魔法觸碰過的普利茅斯岩，還是從神秘的前禁酒地區「葡萄之地」的萊夫·埃里克松那顆北歐頭腦里突然蹦出來的。事情的真相是，深受崇敬的美國自由之父們都不是在世俗的公立學校接受訓練的，全民學校教育在美國的建立既不快於也不慢於很多外國在全民教育上的精心設計。很難確定這個過程在美國的確切日期，因為，美國的憲法環境決定了這一發展並沒有被聯邦政府的具體行動所記錄，而是被四十八個州散亂無章的活動所記載。在確立國家監管所有初等學校上，紐約州1812年領頭，伊利諾伊州1825年緊隨其後。為支持公立學校而徵收普通稅的做法，在新英格蘭地區開始得相對較早，直至1824年才廣泛傳播開來。學費在1834至1870年間被逐步取消。1825至1855年間，在巨大的爭論中，很多州都完成了公立學校的世俗化，亦即，脫離與教會的聯繫，並確立這樣一項原則：任何公共經費都不得用於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直至1840年之後，中學才和小學關聯起來，被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直至南北戰爭時期，而且當時只在北方，那套今天被稱作美國公立學校體系的完整輪廓才清楚地顯露出來。它的填補充實是最近六十年的工作。儘管技術上分別由美國聯邦四十八個組成部分在運作，但美國的中小學體系在範圍和效果上如今幾乎像——並不完全像——法國和英國的集中化體系一樣是全民性的。 政治民主的福音所到之處，不管是在美國、法國、英國，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都會促進這一新的教育體系。教育與民主之間的關係是明顯的和自然的。未來的一代人，不僅要教會他們尊重和珍視民主的原則，而且還要教會他們參與民主的實踐——這需要全體公民具有最低限度的識字能力。但在19世紀，在像普魯士這樣的獨裁國家，興旺的新式教育體系完全就像在法國和美國一樣顯著，因此，一個合理的懷疑是：政府支持、政府指導的強制教育體系的存在，民主並不是其惟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理由。實際上，一個人越是思考這個問題，他就越發清楚地認識到：無所不在的新式教育的興起更貼近於民族主義的傳播，而不是民主的傳播。 普魯士在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對拿破崙一世的反擊中，朝著國家控制的義務教育的創立邁出了最重要的幾步，德國的歷史中十分恰當把這段時期稱作「民族再生的時代」；德國中小學統一的民族主義課程是1866至1871年間民族統一戰爭的產物。在法國，正是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革命者，勾勒出了全民學校教育計劃的輪廓，但正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拿破崙開始實現它，也正是1870至1871年間法德戰爭中更加喧囂的民族主義的受害人把它帶向了成熟。加富爾伯爵更多地是義大利民族主義、而不是義大利民主的捍衛者；加富爾伯爵是義大利民族教育的資助人。儘管民主精神在英國逐步發展，但直至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直至新興民族主義的帝國時代——也就是迪斯雷利、索爾茲伯里、羅斯伯里、約瑟夫·張伯倫、塞西爾·羅茲和魯德亞德·吉卜林的時代——英國的中小學才被國家接管並全民化。 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19世紀和20世紀一切所謂臣服的或受壓迫的民族當中，有影響的民族主義煽動者總是十分關注學校。捷克民族主義最早的倡導者對奧地利政府的最強烈要求是代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民族學校提出來的，他們的要求是：應當在這些學校講授捷克的語言和歷史，捷克民族主義者應當主持這些學校。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爭相懇求匈牙利政府給予他們單獨創辦民族學校的權利。德國波蘭人懇求在柏林的教育部成立一個單獨的波蘭局，藉此讓他們本地的義務國立學校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管理機構。愛爾蘭新芬運動的創立者們起初更加強調民族學校體系的必要，而不是政治上與英格蘭分離。愛爾蘭國立大學恰好早於1916年的都柏林起義和對愛爾蘭自由邦的承認。 在美國，被大肆吹噓的免費公立學校並非直接產生於傑斐遜先生的《獨立宣言》[10]，也不是產生於制憲會議的紳士們、華盛頓將軍的告別演說或門羅主義。它的發展奇怪地平行於美國人民後來的向西擴張，以及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開始有力衝擊東海岸的外國移民潮。儘管是無意識的，但正是這些目的——為了確保東部與西部之間的民族團結，為了保護民族的習俗和理想免遭外國人的污染——而不是關於政治民主的演繹推理，成為美國全民教育體系的有效動機。到了參加那場維護聯邦統一的民族主義戰爭的那一代，這一體系已經清晰成型，它後來的次要修正更多地是被「新民族主義」、而不是被「新自由」所決定。 7 每一個地方的民族主義者都要求並得到了國立學校的建立和擴張。反過來，國立學校是在平民大眾當中宣傳民族主義最基本的和最可靠的機構。這樣的學校有時候可能沒能實現一些職業教育工作者的既定目標——他們在一些傲慢自負的場合告訴我們，他們的目標是要從學生身上「引出」什麼東西——但事實證明，這些學校倒是十分成功地在學生們身上「注入」了一種最誇張的對民族群體和民族國家的崇拜。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這些學校存在，幾乎都是一樣的；現在，還有什麼地方沒有這些學校？在法國，它們反覆灌輸法蘭西民族主義。在德國，它們反覆灌輸德意志民族主義。在日本，它們反覆灌輸日本民族主義。在馬薩諸塞、紐約、弗吉尼亞、伊利諾伊和加利福尼亞，它們反覆灌輸美國民族主義。同樣，在美國和日本，在德國和法國，整體進程大抵是一樣的，儘管細節上有很多變化。 在每個地方，民族主義者都影響了新式教育的內容：國立學校的課程。一門如此重要的必修課程當然被賦予了最重要的位置，常常是以民主的名義（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而且，它極好地服務於民族主義宣傳的目的。如今各民族群體爭相自誇，不僅吹噓自己的物質財富和實力、美德和英勇，而且還吹噓它們普遍的識字率；比方說，有人援引西班牙和普魯士識字率的比較統計數據作為證據，以證明普魯士人的文化遠遠高於西班牙人。然而，純粹的識字並不會讓人變得具有人道情懷或批評精神，甚或也不能變得聰明；在識文斷字的民族中，大多數男孩和女孩的文化程度不超過小學低年級，他們所獲得的閱讀能力，只夠讓他們易於受騙，成為下列文字產品的受害人：廉價驚險小說、畫報、聳人聽聞的報紙新聞、廣告招貼、電影字幕，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更廉價的報刊文章——它們往往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少數男孩和女孩從中學畢業了，他們有能力閱讀更多、更好的東西；但是，由於他們更長時間地暴露於學校里民族主義的影響之下，他們的頭腦可能被塑造，從而落入窠臼，更加容易終身反感任何可能削弱民族主義的發展。 最近，達特茅斯學院的梅克林教授指出，俄勒岡州的文盲率不到百分之二，中學畢業生的比例相對較高，然而該州卻是一個極端組織的大本營，這個組織以打著宗教和愛國主義旗號的無知盲信而臭名昭著。「在一個如此輕易淪為三K黨受害者的社群中，必定顯著缺乏具有獨立批評精神的輿情民意。你會覺得，儘管[11]只有百分之一點五的文盲，俄勒岡州的教育體系歸根結底是一件非常機械的東西。她的兒女們，就像在她的姐妹州一樣，踏著整齊的步伐走過了公立小學、中學和大學，吸收著外在的文化符號，然而，這些符號依舊是純粹的符號而已——傳統的、教育的和文化的陳規舊習。學校里沒有教這些未來的公民們要批評性地分析他們的知識遺產。一個人只要足夠聰明到能夠給他的宣傳披上這些陳規舊習那熟悉的外衣，他就會得到欣然的、不加批評的接受。」難怪民族主義者歡呼並慫恿一個為民族主義宣傳提供了巨大批發市場的機構。難怪民族主義新聞媒體的出版者、民族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愛國協會的官員都是全民識字的真誠倡導者。 普遍識字是新式教育的一個基本目的；而且，在目前情況下，它間接地促進了民族主義。但是，老實承認，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一個同樣基本的目的是民族主義的直接灌輸。小學生的頭腦里擠滿了民族主義的詩歌、極端愛國的傳說、神話故事，而且總是還有英雄祖先的模範事跡。地理學通常強調一個人自己的國家在經濟和領土上幸運的首要地位；學生們從地理學習中了解到，他們的民族是或者說應該是上帝的一切造物中最受人青睞的，它擁有或者說應該擁有「自然的邊界」、巨大的「自然資源」和巨大的財富。同樣是這些學生，通過對公民學的學習，從而開始相信，他們的國家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最熱愛自由的，最進步的，治理得最好的，也是最幸福的。通過對歷史（通常是多麼令人驚嘆的歷史啊）的學習，他們對自己同胞的勇敢和價值有了一種言過其實的觀念，而對外國人的邪惡和怯懦也有了一種同樣言過其實的觀念。正是從學校里，尤其是從學校里所講授的民族主義歷史中，正在成長的一代帶來了民族主義的流行語和口頭禪，比如「民族尊嚴」、「民族權利」、「國家利益」、「民族精神」、「民族使命」。 國立學校里富有穿透力的、振奮人心的全部課程——歷史、公民學、地理、閱讀和寫作——是民族主義慣有的日常訓練：吟唱民族主義的頌歌，一大堆與國旗或者與民族英雄和民族節日相關的典禮，與「備戰周」或「愛國周」有關的莊嚴儀式，以及偶爾來訪的愛國主義者對民族習俗、民族制度和民族英雄發表的特殊頌詞。 在當代國立學校民族主義課程的背後，是今天社會生活中有意或無意慫恿民族主義的所有勢力。政治家們把信念和理想的缺乏藏在國旗那寬闊的褶皺里，演員們通過在關鍵時刻展示國旗來彌補拙劣的表演，僱主們意識到愛國熱情對股票債券市場的擾亂比經濟批評更小，還有一些個人靠激發民眾的情緒和偏見為生——所有這些人，都可以靠他們來支撐和加強學校里的民族主義宣傳。 不過，對民族主義宣傳的主要刺激是新興的新聞媒體。當今時代更廉價的報紙迎合了大量已經在國立學校里接受過民族主義教育的人的需要；編輯們深知，如果他們讓人民大眾的注意力聚焦於中小學裡對民族主義的緊迫需要，以及想像出來的任何不足，他們就能夠贏得公眾的讚揚（還有個人的好處）。新聞條目，重磅頭條，社論，「公民」來信，卡通漫畫，全都以不斷增強的效果列隊而行。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大量的例證，我們這裡僅舉一例。它是一幅漫畫，是從《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發表的許許多多同類作品中隨機選擇的[12]。它描繪了一個嚴肅、世故而莊重的山姆大叔，兩腿叉開，巋然而立，一條手臂張開，伸向背景上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前景上，另一隻手牢牢地抓住並無情地搖晃著一個可憐、卑微、戴著眼鏡的小人，身上的標籤寫著「和平主義教育工作者」，從他癱瘓的雙手中掉下了一堆紙條，上面寫著「學校和平主義」、「反民族主義」、「利他主義」和「理想主義」。 任何時候，如果新聞媒體對國立學校更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刺激有過一次暫停，則可以依靠職業民族主義社團同時給學校和媒體煽風點火。在所有民族國家，都活躍著大量職業愛國者的社團——陸軍聯盟，海軍聯盟，為了讓某些人民族化而成立的協會，某場戰爭的退伍老兵或退伍老兵的後代——這些特殊的、自命的現代民族主義守護人永不停息地工作，甚至別人都睡覺的時候，他們還在工作。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點也不奇怪，國立學校變得越來越民族主義。教育專員、督導、校長等等——新式教育的官僚——發現，從本質上說，他們必須過一種雙重生活：他們必須是導師，不斷提高學校的水平，激發學生們的雄心壯志，為教師們樹立最高理想主義的榜樣；他們還必須是多少有點僕人性質的政府代表，要約束他們手下的教師，保護他們的學生免遭激進主義和新奇事物的影響，整體上維持學校的水平，使之能夠忠實地反映納稅人的集體精神。這些行政管理者當中，有的人更多地是吉基爾博士，更少地是海德先生，而有些人更多地是海德先生，更少地是吉基爾博士（譯者註：史蒂文森小說《化身博士》中的人物），但是，每一個吉基爾博士，如果渴望有一段很長的任期、薪水不斷增長的話，他身上就應當有足夠多的海德先生，以確保公共媒體和職業愛國者所宣揚的民族主義在學校里被講授，確保那些被相當數量的納稅人指控缺乏民族主義——儘管其他方面無疑都很傑出——的教師或教科書被取消資格並被逐出學校。在這樣的環境下，國立小學的教學似乎不大可能在品格或質量提升至高出全體公民的偏見的平均水平。在這些偏見當中，民族主義如今在每一個地方都占據著顯著的地位。 不應該從前面幾頁內容推斷出我被任何這樣的誤解所蒙蔽：公立學校如今是惟一存在的學校，或者說只有公立學校才灌輸民族主義。新式教育並沒有完全抹除舊式教育；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依然有大量的私立學校，其中很多學校是在教會的控制之下。在某些情況下，比方說在英國，這些學校得到了來自公共財政的補貼；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是半公立的。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尤其是在法國和美國，它們不得不依靠學費和自願捐款。它們的生存主要是靠容忍，它們經常受到為幫助公立學校而設立的這樣或那樣的保護性關稅的妨礙。無論如何，它們如今傾向於從國立學校那裡拿來它們的格調、方法和課程。在所有重要的民族國家，公立學校的上學人數都遠遠大於私立學校，前者在資源和人數上的優勢有助於在民眾的頭腦里灌輸這樣一個信念：公立學校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民族主義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畢竟，私立學校很大程度上像公立學校一樣容易受到民眾的影響；很少甚或沒有證據表明，新教、天主教和不屬於任何教派的私立學校不是一樣孜孜不倦地講授民族愛國主義。相反，有很多跡象表明，私立教會學校敏銳地意識到了對它們的偏見，並因此不得不加倍努力，以證明他們多麼愛國；毫無疑問，那些帶有軍事院校性質的私立學校甚至比公立學校更熱衷於專業化地傳播民族主義。 國民義務教育——新式教育——是在平民大眾當中宣傳民族主義的基本手段。它驚人地有效。它在年輕一代的頭腦中給19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們播撒的種子施肥，從此之後，得到了大量中上階層的民族主義園丁們的辛勤灌溉和照料，被現代新聞媒體的暖風吹拂，被現代軍國主義的雨水澆灌，被職業民族主義者的汁液餵養，從而開花結果。事實上，民族主義的傳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項偉大成就。它先是讓空想家們渾身發熱，然後在上層階級那裡發展得更加強大，最後控制了平民大眾。從一個無意識的過程，民族主義「變成了觀念，再從觀念變成了抽象的原則；接下來成了熾熱的痴迷；最後，到今天，它成了一種教條，不管你是欣然接受，還是避之唯恐不及」[13]。作為一種教條，同時也作為一種狂熱的崇拜，我們必須稍加詳細地處理當代民族主義。 * * * [1] 朱爾斯·約瑟夫·維瑞：《人類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u genre humaine），兩卷本（1801）；第二版三卷本（1824）。 [2] 參見威廉·勞倫斯爵士：《生理學、動物學及人類自然史講稿》（Lectures on the Physiology，Zoology，and Natural History of Man，1817）；J.C.諾特和G.R.格利登：《人類的類型》（Types of Mankind，1854）；以及J.L.邁爾斯：《人類學對政治科學進程的影響》（Influence of Anthropology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Science，1916），第68～73頁。 [3] 參見莫爾斯·史蒂芬斯：「民族群體與歷史」，載《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二十一卷，第225～236頁（1916年1月）。已故的史蒂芬斯教授說：「歷史學家受盛行的時代精神的影響，他為今天的民族不寬容精神提供糧食，就像他的前輩們給過去時代宗教不寬容的火焰添柴加炭一樣。」（第236頁） [4] 關於軍國主義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民族主義方面，將在下文的第6章中提出。 [5] 參見沃爾特·李普曼的《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1922），以及露西·M.薩蒙的《報紙與權威》（The Newspaper and Authority，1923）和《報紙與歷史學家》（The Newspaper and the Historian，1913）。 [6] 1780年的《憲法》，第五章，第二節。 [7] 1791年的《憲法》，第一條。 [8] 《普魯士普通邦法》，第二部分，第十二條，第1、2、9節；（舍林編）第四卷（1876），第140～141頁。 [9] 腓特烈大帝1763年便頒布法令，規定了強制上學，但在1825年之前，違背規定一直比遵守規定更受敬重。 [10] 有人回憶，傑斐遜先生本人就是國家指導的全民教育體系的一個早期支持者；早在1779年——《獨立宣言》發表僅僅三年之後——他就向弗吉尼亞立法機關提交了一份全民教育計劃。傑斐遜先生壽命很長，但還是沒有長到讓他看到自己的計劃被採用。 [11] 我希望梅克林教授寫的是「僅僅因為」，而不是「儘管」。我懷疑那樣更準確一些。 [12] 1924年3月25日的那一期。《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在每一期都謙遜地承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報紙」。 [13] 莫萊子爵：《政治與歷史》（Politics and History），《文集》（Works），第四卷（1921），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