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的教訓 · 二 民族主義的興起

1 民族主義興起於歐洲這個面積最小、而在現代卻最有影響力的大陸。它的興盛之路是在中世紀末通過歐洲各民族當中民族意識的活躍而鋪就的。十字軍東征尤其重要。總的來說，數量空前的歐洲人週遊天下，學會了克服他們早期的地方主義。他們獲得了更有把握的知識，不僅了解了大量說他們自己的語言或同源方言的人，而且還了解了大量用外國語言交談的人；他們發展出了對自己民族群體更大的自豪感和對其他民族群體更明顯的敵意。 特別是幾次重要的十字軍東征，在這些戰爭中，法國人是最主要的參與者，刺激了法國人的民族感情；所謂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尤其助長了拉丁基督教徒和希臘基督教徒之間充滿妒忌的競爭和民族敵意。阿爾比派教徒的十字軍東征提升了法國人的民族群體的地位，並在同等程度上降低了普羅旺斯人的民族群體的地位。從基督教徒與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衝突中，浮現出了卡斯蒂利亞人、葡萄牙人和加泰羅尼亞人強烈的民族意識。正是條頓騎士們對異教斯拉夫人的聖戰，結合漢薩同盟的商業活動和神聖羅馬帝國統治者們的政治努力，刺激了日耳曼人的Drang nach Osten（德語：向東進軍），並最終激發了捷克人和波蘭人的民族情感。世俗國王與羅馬教皇之間曠日持久的衝突以及英國人與法國人之間的百年戰爭所導致的那些聖戰，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民族意識在中世紀的活躍並沒有直接導致民族主義的產生。我們所知道的那種民族主義，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並不比在中國、印度和土耳其這些中世紀亞洲帝國或墨西哥和秘魯這樣的中世紀美洲帝國更加明顯。依然有太多的因素妨礙民族感情的最終表達：普遍缺乏安全而簡便的旅行和交流的手段；幾乎普遍存在文學語言與本土方言之間的分離；跨民族的「世界性」宗教有著幾乎普遍的影響；幾乎普遍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2 民族意識已經在中世紀的歐洲各民族中得以活躍，在現代的開端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如今，為民族主義準備的道路鋪得更寬更遠；因為，在15、16和17世紀，強化了民族群體之間某些關鍵性的差別。我們可以簡便地把這些差別分為幾組：（1）語言的和文學的；（2）政治的；（3）商業的和經濟的；（4）教會的、宗教的和文化的。 希臘文，尤其是拉丁文，長期以來是歐洲各民族占支配地位的文學語言。它們盛行於羅馬帝國之內，很早就分別成為東正教會和天主教會的官方語言，而且基督教神父和修道士們的大多數著述都是用拉丁文或希臘文撰寫的。當然，與跨民族的書面語言一起，延續或產生了口頭的民族語言——所謂的本地語（vernaculars）——其中的某些語言，比如巴斯克語、科普特語、亞美尼亞語、蓋爾語和布列塔尼語，早於拉丁文和希臘文，並倖存了下來；而另外一些語言，比如法語、義大利語、卡斯蒂利亞語、葡萄牙語、加泰羅尼亞語和羅馬尼亞語，則是從拉丁語方言中逐步發展出來的；還有一些語言，比如日耳曼語、斯拉夫語和芬蘭馬扎爾語，則源自「野蠻的」部落語言；最後是日耳曼語與法語的奇怪混合物，我們稱之為英語。但是，這些本地語的文學作品起初在數量上微不足道，在內容上更多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就連必不可少的字母表和字母的形態也是從希臘文和拉丁文借用和改編過來的。 在西歐和中歐——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區域——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在整個中世紀都通曉拉丁文和本地語。他們因此不僅屬於不同的民族群體，而且屬於一個跨民族的社會。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學傳統，擁有口頭和書面交流的單一媒介，以及超越民族差異的相互理解。例如，伊拉斯謨依照出身是荷蘭人，但他精通拉丁文，這使他成為一個跨民族的人物：他生活在受過教育的法國人、英國人、義大利人、日耳曼人和比利時人當中，他可以用拉丁文跟他們通信和交談；他一度用拉丁文在法蘭西學院授課；他寫拉丁文信件給教皇，給英格蘭、法國和西班牙的國王，給他在威尼斯的著名出版商，以及歐洲各地他的眾多批評者。 然而，在伊拉斯謨那個時代之前，受過教育的人就已經開始用本地語言著述，而且並不完全是宗教主題；不久之後，文學傑作既有用學者的古代語言寫成的，也有用老百姓的本地語言寫成的。在14世紀，但丁用義大利語寫作，而喬叟用英語寫作。打那以後，一種接一種的本地語成為精彩紛呈、各具特色的文學表達的工具。15世紀的兩件大事幫助了這個過程。一件是人文主義者試圖淨化拉丁文，汰除它在中世紀趨向更為簡單的發展，恢復古代的古典拉丁文，連同其複雜的句子結構和繁難的文法；這一努力極大地敗壞了拉丁文作為一門鮮活文學語言的名聲，使它的使用局限於教室、教會儀式和科學論文。另一件事是印刷術的發明，它有助於用鉛版印刷平常的口頭語言，固定文學用法的各個標準，使得民族文學在人民大眾當中的傳播成為可能。 本地語言學在15和16世紀的興起往往會強調民族性；這是因為，即便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別指望他通曉歐洲的所有語言，絕大多數歐洲人只熟悉他們自己的民族語言。英語寫作者自然開始強調英國特有的東西，法語寫作者對法國，義大利語寫作者對義大利，都會做同樣的事情。逐漸地，民族特徵被富於想像地描繪，民族抱負發出深刻動人的聲音。16世紀，馬基雅維利對義大利人發出了雄辯的民族訴求，卡蒙斯公開頌揚葡萄牙人的民族功績，路德向日耳曼人發表激發愛國情感的書信，塞萬提斯奇思妙想地捉弄了西班牙人的特性，莎士比亞書寫了對英格蘭的讚美： 這一個君王們的御座，這一個統於一尊的島嶼， 這一片莊嚴的大地，這一個戰神的別邸， 這一個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 這一個造化女神為了防禦毒害和戰禍的侵入 而為她自己造下的堡壘； 這一個英雄豪傑的誕生之地，這一個小小的世界， 這一個鑲嵌在銀色的海水之中的寶石[1]。 從莎士比亞到當今的民族文學，所強調的都是一個語言群體特有的東西，而不是基督教世界或全人類的典型特徵。「這一個小小的世界」反覆迴響在戲劇、史詩、頌歌、散文和小說中。就其很多形式而言，民族文學燦爛地照亮了人類的民族性，卻遮蔽和模糊了他們的共同遺產。 至少在西歐，民族群體的文學分化伴隨著政治分化，也就是說伴隨著主權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樣一群國家的創立很大程度上是英格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連串精明能幹而又野心勃勃的君主的功績。英格蘭的都鐸王朝，法國的瓦羅亞王朝和波旁王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葡萄牙的阿維斯王朝，瑞典的瓦薩王朝，其君主通常意志堅定，精力充沛。在中世紀末和現代之初，他們都忙著擴大個人權力，建立獨裁統治。一方面，他們試圖縮小天主教會的權力，後者保存了古代羅馬帝國很多共同的傳統；另一方面，他們極力壓制自己的封建諸侯——公爵、伯爵和男爵——後者把年代更晚近的地方主義人格化了。他們的這些努力得到戰爭方法之改變的幫助——涉及火器的使用：這使他們能夠把有效率的軍隊投入到戰場上，對付國內和國外的敵人。羅馬民法的復興，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格言，以及這些君主的很多臣民帶有私心的合作，同樣幫了他們的大忙。整個運動的結果，就是一些相當龐大、相當類似、絕對獨立的國家在西歐的建立和鞏固——英格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丹麥。在東歐，俄羅斯以同樣的方式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脫穎而出。 這些國家都是民族國家——這更多地歸於機緣湊巧，而不是出於主持其事的獨裁君主的設計。正是戰爭的運氣，迫使15世紀的英格蘭君主放棄他們在法國的領地，把他們的活力全部奉獻給了不列顛。正是聯姻，使得西班牙統一在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治下。16、17和18世紀的國王們由於家庭原因而發動了多次戰爭，要麼是為了把一個特定王室的成員推上其他國家的王座，要麼是為了他們的妻兒獲得更豐厚的遺產。此外，這些國王都不是謹小慎微之輩，根本不會把他們的野心局限於說他們自己的語言、屬於他們自己的民族的那些人。他們經常征服「外國人」居住的領土，把老百姓像牛羊一樣換來換去。然而，在所有這樣的王室衝突和家族交易中，每一個君主國的核心都繼續是一個說著共同語言、有著共同傳統、被灌輸了共同的愛國主義的民族群體。在對個人和家庭利益的追求中，獨裁君主可以依靠其大多數臣民的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多少有些無條件地支持他。那個時代的很多軍人，被對國王和國家的忠誠所激勵，效命前線，捐軀沙場，而戰爭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決定王位的繼承，或者把某個省份納入獨裁君主的版圖。 君主制在提升民族意識、激發民族感情上扮演了一個主導角色。君主是民族統一和獨立的象徵，而且國家的主權也歸於君主。實際上，「君主」和「主權」是可以互換的兩個術語。正是君主，鑄造貨幣，徵收稅賦，維持軍隊，宣戰與媾和。正是國民，出於愛國而默許君主的這些行動。正是圍繞君主制，民族傳統得以形成。正是在君主個人的資助下，大量的民族文學得以生產出來。有一點倒是真的：在17世紀，英國否定或壓縮了其君主的主權權利，但憲政的精心設計並沒有減弱英國人的民族愛國主義。它只是轉變了愛國主義的對象。獨裁君主制在英國已經完成了它的民族主義功能。對國王的忠誠轉變為對國王所頒布法律的忠誠，如今由此轉變為對民族國家的忠誠。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歐洲在中世紀末、現代之初的經濟和商業大擴張，與民族國家的興起密切相關。正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和英國的統治者或公民，資助了探險和發現的新奇航行，殖民了遙遠的地方，通過海外的貿易和開發獲取了最大的利益。而且，在民族群體經濟分化和民族意識提升上的效果，十分顯著。 早先，歐洲人的經濟事業，理論上服從於跨民族天主教會的道德神學和教會法，實際上被（市政的或行會的）地方權威所管理和控制。經濟生活的單位不是國家，而是城市——威尼斯、熱那亞、布魯日、安特衛普、呂貝克，等等。但隨著這次商業和殖民的大擴張，無論是地方主義還是普世主義，無論是城鎮還是教會，都從屬於民族商業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每一個民族國家的政府都試圖讓它變成一個自足的經濟實體；在這個實體中，整個民族的財富和權力將得到保障，並且為了這個目的而制定了很多法律，頒布了很多法令。外國的進口品被禁止，或者被課以保護性的關稅。國內產品在各方面受到鼓勵，尤其是藉助於貿易補貼。殖民地被捲入母國的壟斷性商業體系。國家海軍建立起來，被用於民族貿易的保護和強力擴張。民族重商主義，儘管是從民族理想主義的角度來表達的，還是自然會導致國際戰爭。正如17世紀一位牧師十分有趣地供認的那樣：「在最近這些年降臨世界角落的所有奮鬥和紛爭中，我發現，儘管其藉口是美好的和高尚的，但其最終目的和真實意圖是黃金、權勢和俗世的榮耀。」[2] 在歐洲那個時期的擴張中，對黃金的尋求，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民族商業主義，肯定對民族群體的偉大和榮耀做出了貢獻。當歐洲平淡無奇的王朝戰爭結合了公海上和海外神奇國度里更加豐富多彩的戰爭時，民族愛國主義便回應了一種新的強烈刺激。那些通過操縱民族商業主義而發家致富的人，十分恰當地領導了這場民族讚頌和感恩的大合唱，但他們有一群真正的民族主義追隨者。對每一個民族國家的平民大眾來說，一大批新的民族英雄出現了——吃苦耐勞的水手和英勇無畏的發現者，征服者和隨軍牧師，走私者、海盜和大膽的海上冒險家。即便是個人所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也被描述為整個民族的資產；下面的做法似乎只能是恰當的和正確的：一個歐洲人任何遙遠的經濟事業都應當受到同胞們的歡呼喝彩，並得到本國政府的保護。 很多歐洲民族群體教會的分化與經濟、政治和文學的分化同步。組織化的基督教世界已經沿著東西之間語言差異的分界線而分裂成兩半。在東歐，從很早的年代起，基督教會便落入了世俗統治者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連同信仰和儀式的變化，以及禮拜儀式語言的差異。因此出現了亞美尼亞人的、科普特人的、希臘人的和俄羅斯人的教會，每個教會都使用它自己的民族語言，要么正如俄羅斯的情況那樣，在勝利和成功中對一個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特色做出貢獻，要麼就像亞美尼亞人和科普特人的教會所證明的那樣，在戰敗和臣服中鞏固並保存一個民族群體。另一方面，在西歐和中歐，天主教會幾百年來一直是跨民族的，而不是民族的；它的禮拜儀式和官方文學一律使用拉丁文，它的教義在每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它的組織集中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宗教制度：羅馬教皇的職位，它一直保持著明顯不同於、在某種意義上也高於世俗國家和民族抱負。教皇和天主教主教們一直承認民族群體的原則，並對之作出較小的讓步，但總的來說，他們嚴厲地頂住了任何帶有民族主義味道的東西。他們和他們的教會構建了一種跨民族的——即便不是世界性的——文化和文明。 中世紀晚期，幾次異教運動威脅到了這一文明的跨民族品格；這些運動受到了不斷甦醒的民族意識的影響，帶有民族的特徵，比如普羅旺斯人當中的阿爾比派異端，英格蘭的羅拉德派，波希米亞的胡斯派，它們差不多全都被16世紀宗教和教會的大動盪給摧毀了。民族群體的提升部分程度上是新教革命的原因；反過來，新教革命和天主教改革也是民族愛國主義發展的里程碑。除非你閱讀了路德對日耳曼人、加爾文對法國人、諾克斯對蘇格蘭人發出的民族訴求，否則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宗教改革家們為什麼獲得了那樣龐大而廣泛的大眾追隨者。除非你研究了教皇給予民族君主——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君主——以更多的偏袒，並以他的名義發出民族主義的訴求，否則就不可能認識到這種交換如何設法保住了對數量龐大的基督教徒的控制。 民族主義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新教革命通過瓦解天主教會，並讓基督教共同體服從於各種不同形式和實質的民族，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知識和道德的黏合劑——長期以來，正是這樣的黏合劑把歐洲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同時給予每個民族中已經潛在的這樣一個觀念以宗教的認可：本民族且只有本民族擁有純潔的信仰和神聖的使命。16和17世紀所謂的宗教戰爭，儘管其起源和結果絕不完全是宗教的——事實上，它們主要是經濟戰爭和王朝戰爭——但都是民眾性的，因為，這些戰爭都是以宗教的名義打起來的，而且據說是為了民族的宗教理想而戰；它們肯定激發了更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對改革主義信仰的忠誠把尼德蘭北部地區統一在對抗西班牙天主教國王的反叛中；這些地區對他發動的長期戰爭不僅使它們得以獨立，而且在居民當中激發了堅定的荷蘭愛國主義。與此同時，對天主教的忠誠導致尼德蘭南部地區與它們的北方鄰居分離開來，停止了它們自己對西班牙君主的反叛，並發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比利時愛國主義。斯堪的納維亞人對路德教的普遍接受激發了丹麥和瑞典這兩個民族君主國，使得瑞典人成了歐洲大陸的新教聖戰分子。對長老派的忠誠喚起了蘇格蘭人的民族熱情。在英格蘭，新教從一開始就採取了民族主義的形式：民族君主建立了聖公會，民族愛國主義維護了它。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政治的、經濟的和宗教的——當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在1588年把他的無敵艦隊派去征伐英格蘭時，英國人全心全意地聚集起來，支持「英明女王」；無敵艦隊的覆滅被歡呼為一次光榮的勝利，既是英國新教的勝利，同樣也是英格蘭民族的勝利；打那以後，這場勝利本身在愛國主義詩篇和宗教傳說中得到頌揚。 在新教國家，天主教徒長期以來被懷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並不重視大多數同胞的宗教習俗和傳統。這無疑是天主教徒為什麼在新教徒手上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而天主教徒對新教徒的迫害也可以歸為類似的原因。天主教在西班牙和法國是民族愛國主義的象徵，正如新教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一樣。正當英格蘭人成為新教徒的同時，愛爾蘭人保留了天主教信仰，這有助於延續並強調兩個民族群體的差異，而英語的傳播和蓋爾語的衰落原本有希望架設它們之間的橋樑。英格蘭君主越是嚴厲地試圖通過把新教強加給愛爾蘭人，從而使他們英國化，愛爾蘭人就越是固執地堅持把天主教作為一個不同民族群體繼續存在的象徵符號。 3 從中世紀起，歐洲各民族便有了已經甦醒和正在甦醒的民族意識。16和17世紀，在歐洲的很多地區，宗教、政治和文學都民族化了。到17世紀，西歐的瑞典、丹麥、荷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蘭這些國家都是真正的民族國家了。其中每個國家都組成了一個明確的地理區域，居住在這一區域的人口都通過語言的差異而和他們的鄰居區分開來；各國都有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追求獨立的經濟政策；而且，各國公民都珍視他們特有的習俗和傳統。民族主義進程——把地方的、封建的和帝制的國家轉變為民族國家——已經開始。 但民族主義進程究竟是會前進，還是會倒退，依然是不確定的。地方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依然體現在德國和義大利的政治制度中；跨民族的帝國主義在奧地利、俄羅斯和土耳其實際上取代了民族主義。天主教會並不完全認可西歐的新秩序，耶穌會士們正在為進入中歐而英勇戰鬥。即便在西歐，由於缺乏國民教育、普遍的軍事訓練和廉價而有影響力的媒體，阻止了已經激發出來的民族意識修成正果，民族愛國主義繼續主要與對君主主權的忠誠聯繫在一起。 然而，17和18世紀知識領域的某些發展加強和鞏固了西歐的民族主義進程，尤其是在法國和英國。其中一個發展是從哲學上探討了民眾對英國獨裁政府的顛覆，探討了為法國政府提供更多民眾基礎的手段。另一個發展是民族主義的時代精神，在自然科學與自然宗教、自然法與自然權利中尋求超自然宗教的替代物，並且，至少是間接地和暫時地削弱了跨民族的基督教。但是，即便是18世紀的理性主義者，也不能完全廢除人的情緒和人的情感，而且，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始於對基督教迷信的攻擊，卻以對國家制度幾乎是迷信般的尊重和對愛國主義情感的頂禮膜拜而告終。 第三個發展是古典主義的流行，閱讀古希臘和拉丁作者的著作（常常是譯文）風行一時；除了別的東西之外，人們從這些著作中得出了這樣的觀念：愛國主義是一種高尚的美德，它真正的對象是非人格的國家，而不是個人君主；它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暴政的痛恨。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以希臘原文印行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以本地語譯文印行了更多的版本，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愛國主義情感的需要，而斯多葛學派哲學的應用使得愛國主義情感變得更加堅定。獻身公益是奉上帝之命，並得到上帝的賜福，這一觀念得自西塞羅在《西比奧之夢》（Dream of Scipio）的公民論；忠誠於國家和自由本身就是獎賞，而無需世俗的成功或公眾的認可，這一觀念則是從盧坎和塔西陀那裡學來的[3]。 誠然，羅馬人和希臘人所論述的愛國主義，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並不是民族愛國主義，但17和18世紀的古典學者都毫不猶豫地把它拿來，使之適合於他們自己所幻想的需要：更龐大、更人為的國家。在一本出版於1664年的「摘自普魯塔克等人」的奇特的格言集中，佩羅·德·阿伯蘭庫描述了斯巴達人的愛國主義頌歌，其方式暗示了後來的《馬賽曲》，至少就其韻文的氣質而言是這樣。路易十四去世的時候（1715年），德·阿居瑟在巴黎最高法院的面前發表了一篇頌詞，充滿了古典隱喻，帶有強烈的古代愛國主義的氣味。18世紀義大利最著名的文人阿爾菲耶里對希臘和羅馬民眾武裝對抗暴君的自由頂禮膜拜。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屈尊撰寫了「關於愛國主義的通信」（儘管是用法語）——其風格和精神，他認為是雅典人的，或者說尤其是斯巴達人的。在美國獨立之父們的嘴裡，古典愛國主義短語信手拈來，脫口而出；派屈克·亨利過分戲劇化的「不自由，毋寧死」，讓人不由得想起「Sic semper tyrannis（拉丁文：這就是暴君的下場）」。至於法國大革命領導人的古典主義背景，那就用不著多費口舌了；一種英雄主義的、加圖式的愛國主義，在韋尼奧、羅蘭夫人和卡米爾·德穆蘭等人的言行中十分明顯。 有一段時間，在某種程度上，愛國古典主義的流行與同時代的理性主義背道而馳。18世紀的很多知識分子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理性主義所通向的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普世主義；就涉及的古代理想而言，他們所效法的不是加圖，而是馬可·奧勒留；他們期望在不遠的將來（他們都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民族差異的陰影將消失在清晰理性之光中，民族的公民身份將讓位於世界公民的身份。盧梭武斷地宣稱：「不再有法國人、西班牙人、德國人，甚或英國人；只有歐洲人。他們全都有相同的品味，相同的激情，相同的習俗。」戈德史密斯承認：「整個世界只是一座城市，我並不在意我碰巧居住在它的哪條街道上。」萊辛宣布：「對國家的愛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英勇的邪惡，而沒有這種邪惡，我十分滿足。」托馬斯·潘恩自豪地補充道：「世界是我的國家，人類是我的弟兄。」 不過，這些都是普世主義的電閃雷鳴，並沒有什麼損害，所起的作用不過是預報一場民族主義的瓢潑大雨即將來臨。因為，普世主義和超民族人道主義的理論，很快就被政治與社會、工業與商業中的一場狂風暴雨澆得透濕，就此熄滅——這場暴雨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橫掃了西歐和中歐。在法國大革命中，在工業革命中，同樣在繼理性主義之後的浪漫主義運動中，有一些明顯的因素，最終消除了關於民族國家的未來以及時代趨勢的所有懷疑——這一趨勢最終將把每一個地方的民族意識轉變成我們所知道的那種民族主義。接下來，為了充分認識這些趨勢和因素，我們將指出文學和哲學浪漫主義的某些特徵，以及工業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故事中的某些事實。 4 法國大革命先是向歐洲、然後向全世界傳播了民族民主制的信條。它宣稱，個人的權利不僅是要決定他們的統治形式，而且還要選擇他們將屬於的國家。換言之，它宣布了人民主權的學說和民族自決的學說。人民主權的理論基礎已經由洛克、盧梭、傑斐遜甚至一些更早的政治哲學家給準備好了。此外，類似於民族自決權的某種東西，早就已經被某些民族群體所援引，在14和15世紀是法國人和波蘭人，在16世紀是荷蘭人，在17世紀是捷克人，在1776年是美國人。但正是法國大革命，第一次大規模地把這些學說付諸實施。政治民主在法國取代了君主專制，政治特權被砸碎了，地方和行省的差別被掃除了，歐洲所有說法語的人都被納入了民族國家，並被灌輸了民族精神。所有法國人都成了兄弟，他們一起體現了「la belle France（法語：美麗法蘭西）」的民族主權。 法國大革命還宣布了新興民族主義的利他主義和救世主般的品格。可以援引的恰當文獻有很多，下面這段引自革命的和愛國的「勝利組織者」拉扎爾·卡諾的一份正式報告，特別能透露內情[4]： 讓我們遵循寫在所有人心上的法律，讓我們不要試圖去濫用它；只讓民族的榮耀和法國的慷慨成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可靠擔保，這樣的正義是你們欠他們的，應當歸還給他們；在砸碎受壓迫民族的鎖鏈時，讓這樣崇高的情感超越於他們的希冀與他們的渴望。……法蘭西自古以來的自然邊界是萊茵河、阿爾卑斯山脈和庇里牛斯山脈；割裂這些邊界的各方只是通過侵占才實現了這樣的割裂；因此，遵循正常的法則，收復這些邊界並不存在不公正，恢復我們從前的兄弟關係，或者重建只是由於野心而破裂的關係，也算不上野心。 但是，這些建立在古代屬地基礎上的外交要求，在我們的眼裡就像在理性的眼裡一樣是無效的。每個民族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獨自生活，或者為了共同的利益而與其他民族統一起來，只要它們願意。我們法國人不承認君主，只承認人民；我們的制度根本不是統治的制度，而是博愛的制度。 法國人如此確信新興的民族主義對他們自己來說是天賜之福，以至於他們無法設想，它怎麼可能不賜福於其他所有民族呢。他們相信，傳播這個新的福音——必要時甚至可以藉助刀劍來傳播——正是法國人的使命。他們將著手進行一場現代聖戰，一場為了民主的民族主義而戰鬥的聖戰。1792年12月，國民會議宣布：「法蘭西民族……將把每一個拒絕或放棄自由和平等，希望維持、召回國王和特權階層或與之談判的民族，都當作敵人來對待。另一方面，在［法蘭西］軍隊進入的領土上人民的主權和獨立得以確立之前，在那裡的人民接受了平等的原則並創立了一個自由而民主的政府之前，我們不會簽署任何條約，也不會放下我們手裡的武器。」[5]其他民族並沒有立即聽從這些新救世主的召喚。其中很多民族——日耳曼人、英格蘭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實際上支持各自的君主武裝鎮壓他們所說的法國大革命的「過激行為」。大概，正如傳教事業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這些在聖戰者看來似乎是利他主義的、救世主般的行動，在它們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看來卻是自私自利和徹頭徹尾魔鬼般的行為。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促成了一連串的國際戰爭；在曠日持久的戰爭過程中，法國人自己倒是讓政治民主和個人自由從屬於（以拿破崙·波拿巴為代表的）軍事獨裁，為自己贏得了光榮，而不是為別人贏得了自由，並聽任新興的民族主義變得等同於自私和軍國主義，完全像之前等同於和平與利他主義一樣。無論是在革命早期，還是在後來的拿破崙階段，這些戰爭極大地刺激了法國人的民族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最後，它們也在歐洲其他民族當中激發了民族主義的精神，但並不是直接通過作為民族自決權的福音傳道者的法國人，而是間接地通過抵抗作為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之敵的法國人。從長遠來看，法國大革命證明，民族主義與君主制的關聯可能幾乎就像它與政治民主制度的關聯一樣緊密。 法國大革命對後來幾乎是普遍性的民族主義實踐做出了許多確切而顯著的貢獻。它以犧牲教會的權益為代價，鞏固了世俗國家；而且，在允許個人有加入教會的極大自由的同時，它還反覆灌輸這樣一個學說：所有公民應當把他們最初和最後的忠誠奉獻給民族國家，並規定了准宗教的儀式——在la patrie（祖國）祭壇前舉行，面對「pour la patrie（為了祖國）」而犧牲的死者遺體。它開創了諸如國旗、國歌和國家節日這樣的民族主義形式。它堅持要求語言的統一。 關於最後一點，有幾點思考可能富有啟發意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曾作出努力，試圖迫使本國公民或臣民使用一門特定的民族語言。無論是法國或英國的國王，還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從來都不認為，堅持要求語言統一是必要的或可欲的。伊麗莎白女王的宮廷里說法語，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的宮廷里說義大利語，就連斯洛維尼亞語都是維也納宮廷認可和使用的語言之一。拉丁文長期以來一直是匈牙利的官方語言；當立陶宛的親王們成了白俄羅斯的主人時，他們採用了後者的語言，以至於損害了他們自己的語言。誠然，西班牙的君主頒布了一些法令，反對使用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但這些法令的意義更多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然而，法國革命者認識到了民族群體的語言基礎，決心要把民族忠誠提升至高於其他一切忠誠之上，還以一種明確的方式，警惕很多布列塔尼人的反叛行為，認為有必要把「核心的或民族的語言」強加給所有法國公民。有一項榮譽要歸於巴雷爾和格萊戈瓦神父：他們是最早暗示為了一個主權民族國家的利益而推行語言壓迫和迫害政策的政治理論家[6]。 此外，正是法國大革命，制定了最早的全民初等教育計劃。它將得到國家的支持，由國家指導，是強制的和普遍的。根據這一計劃，將講授民族愛國主義和民族義務，與三R（譯者註：即讀、寫、算）教育同等。也正是法國大革命，採用並實施了「武裝民族」的原則：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都應當接受作戰訓練，能夠應徵入伍，在陸軍或海軍中服役。最後，正是法國大革命，賦予民族主義新聞媒體以推動力和品格，推動了如此廉價且如此有煽動性的報紙、小冊子和雜誌的出版，以至於它們吸引了全民族的主體民眾，對半文盲的吸引力甚至比對受過良好教育者的吸引力還要大。 從法國大革命迄至今日，民主信條被證明是民族主義最得力的幫手[7]。個人對一個民族群體的忠誠感，當他們是臣民時和當他們是公民時不可能完全一樣，正如盧梭一個半世紀前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熱愛屬於自己的東西甚於熱愛屬於別人的東西。當然，盧梭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說過人民主權只適用於一個民族群體。他以最含糊的方式談到了「人民」；但後來的事件很快證明：政治民主，在一個語言統一或者至少絕大多數人民使用相同語言的國家，遠比它在一個多語言帝國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統治自己，他們就必須互相理解，能夠說和讀一門共同的語言。民族群體因此提供了民主統治的實踐基礎，而民主統治，或者說爭取民主統治的鬥爭，反過來促進了民族主義。 民主信條所到之處，都會帶來一些多少有些明顯的推論。一個推論是要求：凡希望自治的人都必須識文斷字，因此應當強迫他們到民主的學校里去學習讀寫民族的語言。另一個推論是確信：凡是希望塑造他們自己的政治和命運的人，都必須持續不斷地得到相關信息——涉及對本國有影響的國內和國外問題，必須熟悉他們推選出來的代表們解決這些問題的計劃，因此應當經常而迅速地為他們提供國家的新聞。第三個推論是義務：凡享有自治的權利和特權的人，同樣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因此應當準備並樂意為他們的國家而戰，付出最高的犧牲。實際上，政治民主總是創造出對國家指導的民眾初等教育體系的需求，對普遍軍事訓練體系的需求，以及對增加公共雜誌和報紙的需求。但這些機構也正是那些在19和20世紀極力宣傳民族主義的機構。 很難想像，民主政府會在一個沒有民族學校、民族媒體和民族武裝的國家運轉；但不難想像，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民族武裝、民族媒體和民族學校在沒有政治民主的國家裡存在。看來，法國大革命所接受的民主信條直接得到了一些工具的增強，而這些工具被證明是民族主義的工具；然後，這些工具又被其他有或沒有原創政治信條的民族據為己有。在19世紀，民主傳播得很快，但民族主義傳播得更快。 5 與法國的政治革命同步，英國開始把機械推動的機器應用於製造業和商業。這個過程持續了整個19世紀，直至我們自己的時代，遍及所有的文明國家，在工業和社會領域，在生活、工作和旅行的習慣上，帶來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革命。這場工業革命完全就像民主政治一樣，也是當今時代的標誌。 乍一想，工業革命和民族群體或民族主義似乎沒多大關係；相反，它倒是為國際主義和普世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很顯然，它讓地球變得更小了，並用鋼鐵繩索把各種各樣的人捆綁在一起。藉助汽船和機車，電報和電話，汽車和飛機，電影和電台，它讓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緊密相連，比一個半世紀前13個說英語的美洲殖民地之間的聯繫還要緊密。它清楚地建立了一個資本、原材料、製成品、勞動力和觀念的供需國際市場。它難道沒有推倒地方隔離和自給自足最後的壁壘嗎？ 是的，就地方隔離而言是這樣。但它並沒有戰勝民族的隔離。仔細觀察工業革命將會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它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可能很重要，但在民族國家疆域之內的影響則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一個民族國家，工業革命有了它的開端；在19世紀，工業革命也主要是向民族國家蔓延；而且，在幾乎每一個實例中，這些國家都已經浸淫了重商主義的傳統。藉助新式機器，商品生產有了極大的增長，但生產組織依然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之上。不管是民族內的交流，還是跨民族的交流，改進後的主要交流工具，有時候被民族國家的政府所擁有，並始終被它們所控制。外國的商品消費有所增長，但國內消費增長得更快。跨國貿易增長了，但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國內貿易增長得更快。貨幣、信貸和銀行業，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命脈，固然有其跨民族的方面，但它們也依賴於民族國家的基礎，並主要在一個國家的內部被使用。勞動力，儘管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及其他國際主義者認為是非民族的，但往往沿著民族間的分界線具體成形，並證明了：至少在緊張時期，民族的愛國主義就像銀行家和製造商們的愛國主義一樣充滿活力，感情強烈。 重商主義的傳統並不是工業革命被用於民族主義目的的惟一原因。一個人與那些說著和讀著己方語言的人做生意，比與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更容易，更自然。即便是工業革命使之成為可能的觀念和新聞的大規模傳輸，也由於語言的原因，帶有顯著的民族特色。搜集新聞的機構是在民族的基礎上組織的，新聞的發表必然是以讀者能看懂的語言。任何觀念，不管多麼具有世界性，都有可能被表述觀念的語言媒介染上不同的色彩，並因此被每個民族群體的成員作為他們自己特有的觀念而接受。 再者，工業革命還使得民族民主制的永久建立和迅速擴展變得切實可行。法國大革命表明，這樣的民主制在理想上是可欲的。政治民主的形式很久之前就實現了，遠早於18世紀，例如在古代雅典，或者在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當中，但人們從未把它們與今天的投票選舉及代議制責任政府的制度聯繫起來，也不認為它們適用於一個龐大的民族國家。只有運輸和交流手段的根本改進和民眾社會生活的革命性改變，才有可能引入那種培育民族主義的政治民主。可以說，作為一種世界現象的民族主義，只有藉助機器才有可能出現；實際上，它就是藉助工業革命的機器而出現的。 在某個特殊的意義上，工業革命對最有效的民族主義宣傳工具的打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不管是在民主制國家，還是在君主制國家。隨著動力機器的出現，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長；而且，我們現代城市的龐大規模——這是工廠生產和批發貿易的一個自然伴隨物，為大眾教育提供了成果豐碩的用武之地。時間和空間被鐵路和汽車大幅壓縮了，差不多被電報、電話和電台給消滅了，以至於鄉村社會被納入了都市的教育軌道。像教育一樣，新聞業和戰爭都被機器的發展和增長的人口數量給徹底改變了。由於工業革命，快速而廉價地印刷報紙和大範圍地銷售報紙成為可能。由於工業革命，武裝整個民族對抗另外的民族和用科學方法大規模殺人變得切實可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及一戰期間，軍事裝備、新聞媒體和國民教育在所有民族國家都十分顯著地繁榮興旺——如果沒有工業革命，這是不可想像的。 6 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多少是無意識的過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但作為一種有目的的學說，民族主義所獲得的主要推動力，則來自19世紀頭幾個十年哲學和文學的「Zeitgeist（德語：時代思潮）」——浪漫主義時代。浪漫主義，正如它偉大的傳道者——德國的赫爾德和施勒格爾，法國的夏多布里昂，英國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所證明的那樣，代表了一次知識上和審美上的反動，針對的是17和18世紀「啟蒙運動」：既是針對它的偽普世主義，也是針對它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是對下面這句格言的一次抗議：人僅靠理性而活著。它也是一次富有想像力的逃離，為的是逃離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可怕現實。它重視情感，讚美平常的事物和平常的人；並且，為了一個自由與和平的光榮未來，在理想化的過去中——更多地是在中世紀的歷史中，而不是在古代時期的歷史中——尋找最崇高的理想。 浪漫主義有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它對平常人和平常事物的興趣，刺激了民間習俗、民間傳說和民間音樂的研究和復興。它的訴諸歷史，指的是訴諸民間史，是要裝飾幻想出來的民族獨立和民族完整的「過去美好時光」的故事。作為一場文學運動，浪漫主義頌揚民間語言、民間文學和民間文化；作為一場哲學運動，它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靈魂，以及內在的精神品質和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作為一場情感運動，它往往把民族生活的特色奉為神聖，鼓勵民眾的民族崇拜。 在對約瑟夫二世（18世紀晚期傑出而又威嚴的普世主義者）的批評中，赫爾德寫道：「一個民族還有什麼比祖先的語言更寶貴的嗎？在民族的語言中，居住著它的整個思想王國，它的傳統、歷史、宗教和生活根基，它的全部心靈和魂魄。剝奪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剝奪它永恆的善。……正如上帝容忍了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語言，一個統治者也應當不僅容忍、而且還要尊重其人民各種不同的語言。……一個民族最優秀的文化不可能用外族語言來表達；它在本民族的土地上生長得最茂盛，而且，我可以說，只有藉助本民族繼承來的、並可以傳承下去的方言，它才得以茂盛生長。隨著語言一起被創造出來的，是一個民族的心靈；那麼多的民族——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等等——難道不都高度關切為遙遠的未來播撒幸福的種子，其方式正是他們最鍾愛也最適合他們的嗎？」[8]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在1812年講課時宣稱：「每一個重要而獨立的民族都有權——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擁有自己所特有的文學；最卑劣的野蠻行徑是壓制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語言，或者把它排除在一切高等教育之外。是純粹的偏見，導致我們認為那些被人忽視的、或者我們不了解的語言不可能被帶到更高的完美。」[9]斯洛伐克愛國詩人楊·科拉爾在1824年說：「用祖國這個神聖的名字來稱呼我們所居住的這片國土是一個錯誤；真正不朽的祖國是習俗、言語與和諧，強權和欺騙都不可能壓倒。」[10] 藉助浪漫主義運動，學術本身被推進了新的通道。浪漫主義者們所喚起的對民間語言的興趣導致了民族哲學的顯著發展。他們對民間歷史的訴求促使了盛行於整個19世紀的民族史的產生。他們對民間習俗的強調，給人類學、比較法學和比較宗教學帶來了強大的推動力。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開始致力於以這樣那樣的形式解釋民族差異。通過突出民族性並為它提供「科學的」基礎和「學術的」理由，他們正在償還他們對浪漫主義欠下的債；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給民族主義雄偉的現代神廟添磚加瓦。 浪漫主義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文學的慷慨陳詞或學術的批註詮釋。一些浪漫主義歌曲——德國人當中有阿爾恩特和科內爾的，斯拉夫人當中有科拉爾的——義大利人中有馬志尼不相上下的浪漫主義散文詩，都有效地刺激了民眾為了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而行動起來。拜倫勳爵，弗朗西斯·利伯，以及很多支持希臘獨立運動的其他人，都積極參加了希臘獨立戰爭——這是浪漫主義對新興民族主義海誓山盟的神聖象徵。 7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16世紀和17世紀文學、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分化如何在歐洲——至少是在西歐——極大地激發了民族群體的自覺意識，以及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和浪漫主義的流行如何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開始把這種意識轉變為民族主義。整個19世紀，迄至20世紀，民族主義的進程呈現出三個方面：首先，多虧了工業革命，它不再局限於西歐；它最終影響了歐洲的每一個民族群體和其他所有大陸的大多數民族群體。其次，它在一些多少算是偶然地已經成為民族國家的地方進展神速，比如在英國和法國。第三，多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它侵入了一些非民族國家，比如哈布斯堡、俄羅斯和土耳其的帝國，把它們分裂成了民族的碎片。 法國人在他們18世紀末那場巨大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期間成為民族主義者；他們不久之後得到的、源自工業革命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完善他們的政治民主，隨之而來的是民主主義的那些工具，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它們同樣也是民族主義的工具——國民教育、民族媒體和民族武裝。由此，法國人不僅保留、而且強化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繼卡諾、丹東和拿破崙一世之後，出現了蒂耶爾、拿破崙三世、甘必大、龐加萊和福煦。 在18世紀，英國人——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有著比法國人更加活躍的民族意識，但英國人強烈的民族偏見在一段時間裡阻止了他們採用政治民主，認為那是法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同盟者和教唆者。然而，英國人把他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觀念融入了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的熔爐里；最終，從工業革命中收穫的豐碩成果確保他們得到了他們曾經拒絕直接從法國大革命獲取的東西。逐漸地，軍事裝備、新聞媒體和公立學校，還有民族民主制所帶來的民族化的影響在大英帝國變得十分明顯。緊接著柏克、皮特、納爾遜和威靈頓之後，出現了坎寧、帕默斯頓、迪斯雷利、索爾茲伯里、張伯倫和基奇納。 就在法國大革命開始的那一年，美洲說英語的人民自己建立了強大的民族政府。他們當中有些人鍾情於英國早先的自由主義傳統；另一些人則對當代法國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原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經歷的共同苦難以及反抗英王「暴政」的勝利所留下的共同記憶讓所有人團結在一起。這個利益共同體，不僅立即因一個共同政府的創立得到鞏固，而且後來隨著鐵路線的修建和電報線的延伸，以及印刷報紙的使用和無所不在的「小小的紅色校舍」的創設，得到加強。由此，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徹底的政治民主；而且，儘管一場可怕的內戰接踵而來，也同樣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美利堅合眾國可能並沒有組成一個完全不同於其他每個民族的單一民族群體，但是，就其公民對民族主義的熱情而言——不管這樣的民族主義可能多麼不自然——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政治民主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在整個歐洲和美洲被那些有浪漫主義傾向的民族領導人所援引。一些古老的民族群體，長期以來臣服於外來民族的統治，在這樣的感召下，它們開始為爭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獨立而鬥爭。一些長期以來被分裂成政治碎片的民族群體則被打動了，開始尋求民族統一和民族民主。而那些背負著君主專制重負的民族群體也被說服了，開始揭竿造反，要建立一個有著更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民主政府。19世紀20年代，歐洲出現了希臘和塞爾維亞（南斯拉夫）這樣的民族國家雛形，拉丁美洲則出現了一大群說西班牙語的共和國。19世紀30年代，比利時人成功地擺脫了荷蘭人的統治；與此同時，波蘭人反抗俄羅斯和義大利人反抗奧地利的造反則以失敗而告終。在19世紀50年代和19世紀60年代，義大利人和羅馬尼亞人同樣確立了他們的民族獨立。在所有這些實例中，民族群體的復興部分程度上都是對過去的浪漫援引；從歷史上講，它是一場向後倒退的運動。但實際的驅動力是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革命情懷，以及民眾的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每個民族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理自己的事務[11]。在每一個實例中，結果都是助長了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興起通常伴隨著一場爭取民族民主的鬥爭；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通常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驅。但並非始終如此。在某些情況下，尤其是在德國的實例中，民族統一的最終實現，不是通過一個有民主思想的議會，而是通過一個軍國主義的國王和一個貴族政治家。但是，即便是在德國，要不是手邊有現成的強制義務教育、愛國主義新聞媒體和相當於民族軍隊的東西，俾斯麥和威廉一世也幾乎不可能在法蘭克福議會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此外，幾乎是同時，日本的貴族政治家們正是借用了德國人的（也是歐洲人的）這些民族主義機構，並利用它們，聯合日本的民族宗教，取代了政治民主，成為日本民族主義的促進力量。在專制的俄羅斯，也出現了民族主義；那裡沒有來自民族民主的幫助，來自民族教育的幫助也很少，但是，俄羅斯東正教會被證明是民族主義的一個特別有效的工具。 許多年來，在俄羅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帝國之內，對「受壓迫」民族的煽動一直在進行。德國人越是竭力把他們的帝國德意志化，波蘭人、丹麥人和阿爾薩斯人這些臣服民族就越是試圖保持他們的民族個性。俄羅斯人越是試圖把他們的領土俄國化，臣服的民族——波蘭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等等——就越是努力爭取民族的解放。在奧匈帝國，占據統治地位的日耳曼人和馬扎爾人在數量上實際少於臣服民族——捷克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等等；當這些人成為民族主義者的時候，他們就讓帝國成了一個極其不合時宜的、搖搖欲墜的結構——1914年的世界大戰最終把它推倒，成為一堆可憐的廢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如人人都知道的那樣，土耳其帝國就是「歐洲病夫」。它的病主要是流行的民族主義傳染病：不僅它的基督教臣民——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而且還有「受壓迫的」穆斯林群體，比如阿拉伯人，都因為民族主義的狂熱而陷入了譫妄；與此同時，帝國本身，曾經相當理智而寬容，如今也發瘋似的致力於把這片多語言的領土簡化為土耳其統一體。 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狂熱民族主義者看來，他的民族群體沒有必要人數眾多。實際上，在他看來，小有一種情感和浪漫的價值，而純粹的大，缺乏的正是這個。就算他小小的民族已經精通「外族的」語言，很久之前就不再使用祖先的獨特語言，那也只是暫時的不方便而已。他們應當且能夠有他們自己的語言，哪怕是人為地使之復活，而且這件事很快就做成了。18世紀，大多數愛爾蘭人只懂英語，但到了20世紀，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他們已經學會了——仿佛是學一門外語——他們本土的蓋爾語。不自然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必須藉助不自然的呼吸使之變得自然。後來，挪威民族主義者也強調他們的方言與其他斯堪的納維亞語言的差異，實現了與瑞典的政治分離，並把他們首都已經拉丁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尼亞改為古挪威語的奧斯陸。冰島人的行事方式也是一樣。一些嶄露頭角的小民族莫不如此：加泰羅尼亞人、普羅旺斯人、巴斯克人、溫德人、佛蘭芒人、白俄羅斯人、馬恩島人和馬耳他人。 在19世紀，民族主義的潮水穩步上漲，大概在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達到了最高峰。不過誰知道呢？民族主義宣傳的滔滔洪流至今依然在洶湧澎湃。 浪漫主義、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共同使得普遍的民族主義進程成為可能——而且，也許使之不可避免；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里程碑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了。但是，有一些專門的宣傳工具，主要由那些教條主義者打造出來，並對人民大眾產生了非常有效的影響；如果沒有這些宣傳工具的幫助，這個歷史進程所採取的形式不可能和現在完全一樣，當下全世界如此普遍的民族主義精神狀態也不可能完全是現在這個樣子。對於這些宣傳工具，對於它們的構造和功能，必須給予直接的關注，這一點很重要。 * * * [1] 莎士比亞：《理查二世》第二幕第1場。譯者註：這裡引用的是朱生豪先生的譯文。 [2]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羅夫特以W.布盧瓦為假名撰寫的《現代政治：摘自馬基雅維利、博爾吉亞及其他精英作者》（Modern Policies taken from Machiavel，Borgia，and other Choice Authors，1690），第1頁。 [3] 斯圖爾特和德雅爾丹：《十九世紀的法蘭西愛國主義》（French Patriot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23），第19頁。 [4] 「1793 年2月13日給外交委員會的報告」，載《卡諾通信集》（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de Carnot），埃蒂耶納·沙拉韋編（1892），第一卷，第363頁。 [5] J.B.迪韋吉耶（編）《法律、法令、條例、行政法院公報匯編》（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etc.），第五卷，第84頁。 [6] 參見A.范亨訥普：「方言的消失與持續」，載《宗教、道德與傳說》（Religions，Moeurs et Légendes），第四卷（1911），第241～268頁。 [7] 威廉·T.拉普拉德教授不贊成下面這個論點：「民主制帶來了民族主義。」（《美國歷史學會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15年，第226～227頁）而且，如果我們同意他把民族主義定義為「現代民族感情」的話，那麼我們就很難不贊同他的結論。但上文所定義的那種民族主義肯定是緊隨著人民主權學說而最早出現；它得到了政治民主普遍而有力的鼓動。成為民族群體的大多數國家，至少渴求政治民主。在某些情況下，民族主義領先於民主制，但這兩種現象之間存在一種密切的關係，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 [8] 《關於人類進步的通信》（Briefe zu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第一卷（里加，1793），第146～148。 [9] 《舊文學與新文學的歷史：1817年維也納講稿》（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17），《全集》（Sämmtliche Werke）第二卷（1846），第24頁。這些講稿中，第一篇和第十篇尤其有啟發性。 [10] 關於科拉爾，可參看阿爾弗雷德·費舍爾的《世界大戰之前的泛斯拉夫主義》（Der Panslawismus bis zum Weltkrieg，1919）。 [11] 參見伯特蘭·奧爾巴赫：《奧匈帝國的種族和民族》（Les Races et les Nationalités en Autriche-Hongrie），第二版（1917），第16頁。